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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性
从2008年秋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及通信枢纽,研究金融危机对成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及其对策对我们全面认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全域成都理念下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的差异
(一)全域成都理念及成都三圈层划分
随着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2007年7月成都市首次提出了“全域成都”的概念。所谓“全域成都”,就是要着眼于1.24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都市区,推动市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体发展,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把成都建设成为服务全省、影响全国、走向世界而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
而以“一区两带三圈四基地”为主要思路的全域成都规划构架中提出“三圈”,即把成都所有区(市)县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圈层。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的圈层结构理论.
按照全域成都的规划构架,并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将成都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第二圈层:龙泉驿区、温江区、郫县、双流县、新都区、青白江区;第三圈层:彭州市、都江堰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蒲江县、新津县、金堂县.
(二)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1.经济总量存在差异。2007年①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324.4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分圈层来看,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一圈层②经济总量最大,占到全市GDP的一半以上;第二圈层次之;第三圈③层所占比重还不到全市的1/5。可见,成都三个圈层的经济总量存在明显差别.
2.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到2007年底,成都市基本完成了工业企业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的迁移。调整之后,成都市三个圈层各自的产业结构特征显现出来:第一圈层第一产业已经全面萎缩,第三产业最为发达,产业结构类型属于321型,与发达地区较为一致;第二圈层发展则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类型属于231型,应该说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圈层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比较均衡,产业结构类型也属于231型,但是第一产业比重超过20%,第二、三产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3.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2007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17元,比上年增加2379元,增长21.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2元,比上年增加736元,增长15.00%;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8元。分圈层来看(见表1),第一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而第三圈层最低,仅为第一圈层的四分之一左右;第二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则介于一、三圈层之间,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第一圈层比较接近,相差不过824.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与第三圈层比较接近,只高出678.29元.
4.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差异。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本文所指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成都市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就第一圈层而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接近,“三驾马车”的发展较为协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较为合理。其中,出口总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是三个圈层中最高的,这说明第一圈层的对外依存度高于二、三圈层.
再看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的出口、消费、投资比,二、三圈层投资所占比重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动力结构明显失衡,尤其是第二圈层。第二圈层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8111107万元,与第一圈层相差不大,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36674元,却只相当于第一圈层的22%,因此,第二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75%都来自于投资.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域成都各圈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
(一)金融危机相对缩小了全域成都的区内差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成都市经济发展也遇到诸多问题,但由于地处内陆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东部沿海省份小,且受到汶川地震因素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没有给成都带来太多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的冲击仍是严峻的.
为了得出金融危机对成都各区域间差异的影响情况,笔者在173个行政区划间就2007年和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做一个比较,通过统计软件求得相关数据标准差、均值和变异系数(见表3).
由于两组数据均值不等,无法直接通过比较标准差来判断其各自的相对离散程度,也就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差异化程度的改变,因此采用变异系数来进行比较分析。首先,2007年、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3和0.59,均超过了0.30,说明两个年度各区(市)县之间经济运行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次,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显著的比2007年缩小了近4个百分点,说明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区(市)县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的缩小了.
(二)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差异分析
前面的分析指出,成都市三个圈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各不相同.。
从经济总量的差异来看,经济总量越大的区域越是相对发达的区域,一般来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化程度越高,经济受全球产业链条中上下游环节的影响就越大;对外依存度越高,国际市场上商品和资源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就能够越快地通过传导引起本区域生产、消费、投资等的变动。因此,经济总量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产业结构的差异来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导致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应该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事实上,成都市房地产业确实遭到了沉重的打击,2008年仅实现商品房销售额626.7亿元,比2007年下降34.5%。但是,金融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增幅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放开所导致的。同时,由于家具制造、建筑等行业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这些行业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制鞋、纺织等行业则由于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从以上可以看出,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
因此,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负相关.
从居民收入的差异来看,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区域,汽车、住房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高,而食品、医药等生活必需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只占有较小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消费日趋谨慎,汽车、住房等需求弹性高的消费品势必受表1成都各圈层2007年人均GDP及居民收入情况圈层人均GDP(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第一圈层5454014542.418433.801.72∶1第二圈层2853413717.835881.172.33∶1第三圈层1360010205.755202.881.96∶1注:人均GDP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各圈层所属区(市)县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表2成都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2007年为例)圈层出口总额(万美元)出口总额(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出口、消费、投资三者之比第一圈层2370241730275.2911076196567588.44∶44.45∶47.11第二圈层80717589234.1203667481111075.49∶18.97∶75.54第三圈层17152125209.6185802642707512.00∶29.71∶68.29注:第二栏数据是将第一栏数据按2007年平均汇率折算得到的.
表3成都各区(市)县2007年、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表数据名称2007年数据2008年数据标准差(δ)1077687.0811220590.355均值(μ)1709466.9412045169.118变异系数(CV)0.6304228850.596816344到严重冲击,导致本区域的消费大幅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居民收入水平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差异来看,不同区域的动力结构通常存在一定的差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资金逆转回流,国内投资者信心下降,新开工项目减少,导致投资增速逐月放缓,这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区域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三、全域成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成都应对金融危机应抓住区域内差异不断缩小的利好,并结合灾后重建的契机,为众多西部特大城市开辟一条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转“危”为“机”,使经济平稳增长的道路.
(一)抓住总量差异,凸显后发优势
从具体点上来看,二、三圈层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由于成都各区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即发达区域受到更多的影响,且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各圈层间差异被相对缩小了,这些都是二、三圈层加速发展的有利因素,体现为在一圈层辐射下的后发优势。同时,一圈层作为高度发达区应该进一步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并寻求与二、三圈层在淘汰相对落后产业链上的协作——即二、三圈层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相关产业链的转移.
(二)看准结构差异,推进优化升级
第一,要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产业链趋同化。各圈层间或是各圈层内部仍然存在产业链趋同,例如旅游业,二、三圈层的古镇游、农家乐、品茶等项目的重构严重。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契机下,成都应加大各圈层间的协调发展力度,建立有效的共同规划发展机制,积极培育新型产业、拓展新发展空间,克服产业链趋同化.
第二,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成都市应紧抓拥有灾后重建的投资市场利好,把握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殊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一方面要稳定投资力度、不断完善企业链。另一方面要把握技术前沿、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集约集聚发展,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要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产业发展步伐,逐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不断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联动发展。在把握成都市内部圈层结构差异的同时,还应看到成都市与四川省其他中小城市的差异。这就要求成都真正做到服从省上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安排,主动向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环保产业以及生产等四个方向发展,将过剩的、淘汰的产业链积极向周边的卫星城镇以及二线城市转移,与他们成为区域合作的伙伴,形成联动发展的机制.
(三)把握收入差异,分层扩大内需
全域成都各圈层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存在,决定成都着力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当从各圈层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对一圈层而言,服务业占比重最大,且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应该从服务业和大宗消费入手。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更影响到诸多配套产业的发展。再者服务业本身是绿色产业,不仅能带动GDP的增长,还能有效提升就业率。扩大内需从服务业入手就应该鼓励居民多旅游、多消费,从而有效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和经济下滑等问题。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在收入水平较高的一圈层主要是鼓励居民加大对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购买,以此来拉动房地产、汽车制造或进口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抵御金融危机.
对二圈层而言,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决定了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下坚定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其扩大内需的最终动力。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于农民,这是由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同时也最有消费升级欲望所决定的。要持续不断实现农民增收,刺激农民群体的消费,化“危”为“机”,在缩小二圈层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实现内需的扩大.
对三圈层而言,较为均衡的二、三产业只能表面上说明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但其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低下才是经济运行的实际现状。当前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相对最小,因此抓住机遇、不断追赶才是出路。扩大内需在三圈层来看更多的应该转变为加大投资力度,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好,还是积极招商引资也好,只有以投资带动第一轮的经济增长,方可使人均收入有所提升,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4-0019-05
一、引言
企业是否存在目标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如何调整其现金持有水平是现金持有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权衡理论认为企业会比较持有现金的成本和收益,从而确定其目标现金持有量。当实际现金持有量偏离目标时,企业会对其进行朝向目标的调整。但是这种趋向于目标的调整并不是完全的,而是渐进的动态过程,原因在于存在调整成本。[1]调整速度反映企业从偏离目标回复到目标的快慢程度,调整成本的大小决定调整速度的高低。关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文献通常都假设企业具有相同的调整速度,而针对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研究则比较少见。
本文以中国2002―2012年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现金持有调整成本存在异质性的分析,实证检验企业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的速度是否存在不对称性。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调整成本,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金融危机如何影响调整成本,实证考察金融危机对企业现金持有量向目标调整动态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企业持有现金主要是基于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持有现金的收益正是源于这些动机的实现。企业拥有现金可以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降低融资成本;现金也可以使企业在把握投资机会、调整产品战略方面占据先机,增加企业价值;持有较多现金还有利于企业应对现金流不确定的风险,增强财务灵活性。由于现金的收益率低,持有现金意味着企业必须放弃其他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机会,因此存在机会成本。此外,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企业过多的现金储备更容易产生成本。最优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对上述收益和成本权衡比较的结果。现有的关于现金持有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优现金持有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Opler等研究了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其实证结果支持现金持有的静态权衡理论。[2]346
静态权衡理论假设当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偏离目标现金持有量时,企业能够立即调整到目标现金水平。在实际中,交易成本及其他调整成本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的调整速度。为了克服静态权衡模型的缺陷,Ozkan Aydin和Ozkan Neslihan提出了现金持有的部分目标调整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企业存在调整滞后的可能性。[3]21032134
部分调整模型通常假设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进行调整的速度是对称的,也即高于目标的超额现金持有企业与低于目标的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的速度是一致的,这一假设没有考虑这两类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的方式不同可能导致的调整成本的异质性。超额现金持有企业通过降低现金持有量调整到趋近目标,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则通过提高现金持有量调整到趋近目标。从会计恒等式变换的现金等式:现金=负债+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可以比较清晰地窥见现金变动的原因。通过还债、发放股利或回购股票、加大投资、增加成本等方式可以导致现金减少;通过借款、发行股票、减少投资或出售资产、降低成本等方式可以增加现金。Dittmar 和Duchin发现,从调整成本的角度,消耗现金的成本比构建现金的成本要低。[1]也就是说,超额现金持有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所面对的调整成本要低于现金不足企业增加现金持有所面对的调整成本。如果调整成本是影响调整速度的关键因素,调整成本的不同必然会造成不一致的调整速度。据此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具有不对称性,即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向下调整速度)应当快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向上调整速度)。
不仅现金持有偏离目标的状态会影响企业的调整成本,融资约束和不确定性环境对调整成本也会产生影响。Denis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促使企业持有更多现金,以满足未来的投资需求,融资约束下企业持有现金具有更高的边际价值。[4]万良勇、饶静也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宏观、行业和个体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其现金持有价值也较高。[5]在上述情况下,现金持有增加的价值将影响调整成本,从而影响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
对于超额现金持有的企业,由于现金持有价值上升,降低现金持有量会损失这部分增量价值,这相当于加大了整体的调整成本,因此这些企业会减缓向下调整现金的速度,以保持更大的财务灵活性。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8月
第31卷第4期刘杨珂,等:金融危机、调整成本与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
对于现金持有不足的企业,增加现金持有量将获得这部分增量价值,因此这些企业加快向上调整现金持有的意愿会增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部融资更加困难。张名誉、李志军发现金融危机会显著增加现金持有的调整成本。[6]金融危机为检验上述关系提供了条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金融危机期间,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会降低。
假设3: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调整的速度会加快。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1.调整速度不对称模型
本文借鉴Ozkan Aydin和Ozkan Neslihan提出的部分目标调整模型[3]21032134,构建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模型:
Cash*i,t=βXi,t(1)
Cashi,t-Cashi,t-1=λ(Cash*i,t-Cashi,t-1)(2)
模型(1)中,Cash*i,t为i企业在第t年的目标现金持有量;Xi,t为反映现金持有成本和收益的企业特征向量;β为系数向量。模型(1)假定目标现金持有量Cash*i,t由企业特征决定。
模型(2)中,Cashi,t为i企业在第t年的实际现金持有量;
Cashi,t-Cashi,t-1为i企业在第t年现金持有的实际调整量;
Cash*i,t-Cashi,t-1为上期现金持有与当期目标的偏离量,即当期的目标调整量;
λ为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调整的速度。根据上文的分析,λ应当介于0和1之间。
将模型(1)代入模型(2),可以得到动态调整模型:
Cashi,t=λβXi,t+(1-λ)Cashi,t-1(3)
对模型(3)回归,可以同时得到调整速度λ和影响目标现金持有量的系数β,由此可以计算得到i企业在第t年的目标现金持有量Cash*i,t以及现金持有的目标调整量Cash*i,t-Cashi,t-1。如果实际现金持有量高于目标值(即
Cash*i,t-Cashi,t-1<0),则这些企业属于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如果实际现金持有量低于目标值(即
Cash*i,t-Cashi,t-1>0),则这些企业属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为了检验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是否存在不对称性,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ashi,t-Cashi,t-1=λd(DEV)(EXC)+
λu(DEV)(INS)(4)
模型(4)中,DEV是现金持有量的目标调整量,DEV=Cash*i,t-Cashi,t-1;
EXC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超额现金持有,设EXC等于1,否则为0;INS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现金持有不足,设INS等于1,否则为0;λd为现金持有从高于目标的状态向目标调整的速度,即向下调整速度;λu为现金持有从低于目标的状态向目标调整的速度,即向上调整速度。根据假设1,λd应当快于λu,即
λd>λu。
2. 金融危机对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影响模型
为了检验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影响,在模型(4)中增加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将模型(4)扩展如下:
Cashi,t-Cashi,t-1=λd(DEV)(EXC)+
λu(DEV)(INS)+λcd(DEV)(EXC)(Cris)+
λcu(DEV)(INS)(Cris)
(5)
在模型(5)中,Cris为金融危机虚拟变量,金融危机期(Cris)设为1,其他年份设为0。λcd反映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向下调整速度的影响;λcu反映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向上调整速度的影响。根据假设2,λcd<0,而λcu
可能大于0、等于0或小于0。
(二) 变量设定
其一,现金持有量(Cash):本文采用货币资金/总资产衡量企业现金持有量。
其二,公司特征变量:借鉴Opler等的研究结果,[2]346本文选择如下企业特征变量作为目标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
市账率(MB):(总资产账面值-权益账面值+权益市值)/总资产账面值;
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现金替代物(Liq):(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货币资金)/总资产;
财务杠杆(Lev):总负债/总资产;
现金流(Cflow):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总资产;
资本支出(Capex):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总资产;
股利支付(Div):虚拟变量,支付股利为1,不支付股利为0。
其三,行业控制变量(Med):企业所处行业现金持有量的中位数,按照中国CSRC行业分类法,将制造业按次类划分,其余均按门类划分。
其四,金融危机虚拟变量(Cris):本文将2002―2007年作为金融危机前期,Cris=0;将2008―2012年作为金融危机影响期,Cris=1。
(三)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观测区间为2002―2012年,样本数据来源于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为:样本企业2002―2012年一直存在;剔除2002―2012年被ST、PT的公司;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00%的公司以及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为了防止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在第1与第99百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经过以上筛选后的最终样本为737家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包含8107个企业年数据,表1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
Cash810701580135010405280014
MB810716051339074250010921
Size8107218402169011082516019860
Liq81070114010802090632-0367
Lev810704900503017308290079
Cflow81070055005400770264-0179
Capex810700600043005602660
Div810706351048110
Med810701380130002902220081
四、实证结果
(一) 目标现金持有量
为了分析各变量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本文将现金持有量进行四分位,分别计算各个分位段每个变量的均值。由表2可以看出,企业特征变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基本上都表现出单调关系。其中,市账率、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现金流、股利支付与现金持有量呈正向关系,规模和资本支出呈负向关系。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静态模型(1)和动态模型(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最后两栏。可以看出,静态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各变量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几乎都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在加入了现金持有量的滞后项并控制了年度效应后,市账率和规模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不再显著,但调整R2有显著提高。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现金持有量滞后项的系数为06868,由此可以计算出调整速度为03132,这表明样本公司在2002―2012年平均调整速度为3132%。
(二)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表3是模型(2)、(4)、(5)的回归结果,回归方法采用OLS,目标现金持有量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计算得出。
第一栏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为3132%,与用模型(3)估计的调整速度一致。
第二栏是模型(4)的回归结果,高于目标的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为3730%,低于目标的企业向上调整,速度为2397%,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存在。
第三栏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一方面,向下调整速度为3915%,向下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472%,且在1%水平显著,也即,非金融危机期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为3915%,而金融危机期则下降到3443%,说明高现金持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期减缓了向下调整的速度,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表明在金融危机时,企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大,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出于预防动机,更倾向于储备现金以保持较高的财务灵活性。另一方面,向上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调整的速度没有显著变化。这一结果没有支持本文的假设3,其原因可能是,在不确定环境和融资约束加剧的情况下,现金持有不足企业虽然有加快向上调整现金持有量的意愿,但增加现金持有带来的增量价值仍未能超过金融危机期间严重的融资约束所引致的增量调整成本,致使企业加快调整的愿望难以实现。
表2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
变量第1分位第2分位第3分位第4分位模型(1)模型(3)
Cash005301090168030306868***
(9375)
MB149015391609178200041**-00005
(243)(-042)
Size21970218802183021660-00032***-00004
(-293)(-059)
Liq000300630138025302449***01027***
(4240)(2418)
Lev052105160497042700396***00392***
(564)(805)
Cflow005000480049007503555***03550***
(2632)(3775)
Capex0070006400580048-00402**-01964***
(-215)(-1466)
Div059006040659068900080***-00041***
(376)(-279)
Med012701340140015006801***01781***
(2006)(731)
常数项00671***-00078
(275)(-046)
年度效应控制
N81077370
Adj-R20333206943
注:***、**分别表示1%、5%水平上显著。
表3调整速度不对称性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变量模型(2)模型(4)模型(5)
DEV03132***
(6142)
DEV×Cris
DEV×EXC03730***03915***
(4248)(3805)
DEV×INS02397***02482***
(2358)(1812)
DEV×EXC×Cris-00472***
(-347)
DEV×INS×Cris-00127
(-081)
常数项-0000000065***00063***
(-000)(641)(621)
N737073707370
Adj-R2033850344603456
注:***表示1%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动态调整模型(3)采用控制年度的OLS进行回归,从而得到目标现金持有的估计值。由于OLS没有考虑样本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利用系统GMM方法得出的结论更为稳健,更适合时间跨度较短、公司数目较大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目标现金持有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系统GMM方法估计模型(3),在得到目标现金持有量的估计后,再对模型(2)、(4)、(5)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表4显示,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下的调整速度为41%,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的调整速度为2587%,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向下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758%,在1%水平上显著,向上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所以,利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目标现金持有量,调整速度估计值有所变化,但调整速度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危机对调整动态的影响结论仍然成立。
表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2)模型(4)模型(5)
DEV03415***
(5943)
DEV×Cris
DEV×EXC04100***04407***
(4112)(3747)
DEV×INS02587***02636***
(2265)(1729)
DEV×EXC×Cris-00758***
(-493)
DEV×INS×Cris-00056
(-032)
常数项-0000500061***00059***
(-081)(593)(569)
N737073707370
Adj-R2032390330203322
注:***表示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危机对调整动态的影响。将企业按照实际现金持有量与目标现金持有量的偏离状态划分为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和现金持有不足企业,构建现金持有不对称调整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金融危机虚拟变量,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不对称调整的影响。
【关键词】商业银行 城镇化建设 金融产品
一、为把握市场先机,银行也已与河南省某地级市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同时,也行文上报某分行批准银行新农村建设准入资格
(1)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实施客户和产品支撑战略,梳理重点企业和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客户,将供应链融资业务及时运用到信贷营销过程中,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积极争取新业务的贷款规模,将有限的信贷资源尽量使用到新产品的业务拓展上。针对企业原材料采购,积极营销国内信用证产品,及时为企业沟通办理国内信用证议付,确保企业和其上游企业的资金需求。针对应收帐款量较大的企业,进一步加大国内保理产品的营销力度,一方面盘活企业的应收帐款,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期限和费用组合,确保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针对票据量较大的企业,加大票据理财产品营销力度,积极通过投资银行渠道为企业筹集资金,一方面解决企业资金融通的困难,另一方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积极探索进一步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贷款抵(质)押条件,积极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提供贷款支持。
(2)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载体,未来三年内,在产业集聚区建设、农村住房改造建设、中心村建设、农村产业发展等领域提供广泛金融服务,在资金规模安排上进一步倾斜,积极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目标,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出发,拓宽县域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信贷领域,积极介入基础设施、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注重对县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信贷投入,对已经完成集体产权制度创新,建立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允许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其产权证作抵押,取得银行贷款,探索在新型农村社区开办额度10万元以内、期限5年以内的社区居民住房贷款;积极帮助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用社区集体建设用地房产证抵押担保,获得住房贷款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县支行成立个贷分中心,积极开展新型农村社区住房按揭贷款,进一步确保银行在住房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
(3)加强渠道建设。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商业盈利性机构,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业务的经营与管理是和其它一般工商企业一样是借助各种渠道来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渠道的多寡、完善程度以及运营效率、市场匹配程度,体现了一家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也是构成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得渠道者,得天下”并不是一种夸张。为此,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优化布局,提升档次,加大物理网点的升级改造力度;二是进一步加快自助渠道的推广步伐。要充分认识到自助设备对客户分流和维护的巨大作用,通过增加数量、功能优化增强银行自助设备对客户的吸引力,最大限度的占有和分流客户,减轻柜面工作压力;三是新农村建设将会加大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为此,要明确移动支付未来发展方向,通过银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提升业务拓展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充分发挥移动支付的延伸功能, 科学规划,抢抓先机,在地理位置合理、客户密集的地方,抢先布点,增强个性化服务能力,有效弥补物理网点数量不足的缺陷,最大限度的扩大客户群体,在物理网点和客户经理渠道无法涵盖的盲点区域,发挥有效的自助服务功能,减少柜面工作压力;四是加强客户经理队伍建设。不断整合人力资源,配备专业人员,建立服务于新型城镇化的客户经理队伍,实行新型城镇化金融业务“集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其在业务开拓和营销客户中的尖兵作用;五是加大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强化与“新农村”建设主管部门的合作,积极取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巩固银政关系,更加稳固银行优质金融服务地位。
加紧和项目施工方进行项目对接,建立项目备选库,加大项目储备力度。目前,新农村建设正在全面铺开,同业竞争势必更加激烈,要加强前期项目梳理,积极进行银政洽谈,提前介入,全力开展项目对接,抢占竞争制高点,提高银政合作的效率和谈判的主动权;拟定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以个性化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资金需求,提高银行产品覆盖度,增强营销渗透率;强化风险意识、严把信贷政策关口,实施差别化经营策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宽进严支,看重实质,抓住关键风险点,确保信贷资金封闭运行,严守政策底线,做到可控风险;成立任务型团队,配置必要的财务资源,坚持市分行经营部门和经办行的联动营销模式,全力争取优惠政策,特别是拆迁政策和土地配套政策,提高营销效率,抢占市场先机,增强市场竞争筹码,撬动其他业务的联动发展;严格资格准入,抢抓优质客户,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水准,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几点建议
(1)政府建立专门的新农村投融资平台,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进一步推进各项银政合作平台建设,为新农村建设筹集专项资金,为政策性信贷提供有效载体。
(2)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提供新农村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政策信息,同意银行列席政府部门研究新农村综改项目会议,推荐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作为银行信贷重点扶持和培育的对象。
(3)进一步发展政策性担保业务。建立和完善以县域为重点的多层次的担保体系,重点加大县级担保体系建设力度。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壮大担保公司实力,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出资参股担保公司;银行要加强与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合作,共同建立健全担保机构的准入、退出、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
(4)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经营机制和服务功能,拓展业务范围,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需要。
(5)进一步增加县域金融有效供给。适当增设分支机构或网点,支持不断推出各种适合新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6)政府部门要对恶意拖欠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及时进行监督,并视情节组织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予以制裁;培育和规范评估、咨询、审价等中介服务市场,打击信用欺诈等不良行为,为银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 影响 启示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变引起了全球各国的普遍关注,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金融危机都使其经济社会当中的热点话题,可以说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而时至今日,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水平都在渐渐的回暖,但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没有“烟消云散”,其依然在不停地蔓延与扩散。部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金融危机有可能会再度爆发。不难看出,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及金融的影响依然在继续。再次条件下,要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对金融危机给我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面地研究,并从找寻求一定的启发,以便于为我国未来经济及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可以说是尤为必要的。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不可否认,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及金融行业的影响与冲击相对较小一些,但结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社会还是收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增长的放缓。一直以来,出口贸易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我国对于贸易的依存度也要高于其他的国家,而且在我国出口贸易当中,中美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当中比重最大的组成部分。然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财富缩水严重,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也因此大幅降低,这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2009年来看,我国当年的出口额下降了16%,成为近30年来出口额的最低点。尽管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出口贸易开始慢慢回转,但欧美等国对我国的进口增长远不及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金融格局,使得金融危机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也未能幸免,因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因此而加剧。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我国金融市场也形成能够了消极的传导作用。就2009年1月份来看,全球的股票市场当中近5.2万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掉,其中发达国家的市值跌幅为7.83%,新兴市场跌幅为12.44%,而我国A股更是以21.4%的跌幅居于全球跌幅的前段。
(三)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从就业方面来看,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就业情况出现大幅的萎缩。以上的分析中已经提到,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的出口行业收到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的经营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随着企业收益的不断减低,裁员或者加减薪则成为出口企业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在此环境之下,很多企业开始纷纷地裁员,原有的招聘需求也不断减缩,而一些依赖于国外订单支撑的中小型的企业也都开始减产甚至是停产,尤其是像电子产品、家具以及纺织品等这些行业,甚至出现企业倒闭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原有的用工水平大幅降低,在职职工留职停薪、下岗失业,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走低等,都造成我国的就业的萎缩。
(四)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在金融危机之前,随着美国楼市的整体上涨,使得我国及其他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很大的鼓舞与信息,多数业内人士及消费者都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房价只可能上涨而绝对不会下跌,所以那段时间,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发展,而房价也宛如脱僵的野马一般,一骑绝尘,各种调控政策也是屡屡落空。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行业及我国居民敲起了警钟,人们开始意识到,房地产行业并不是只升不降的,这时,一些投资开始不断撤离,居民也都持币观望。尽管房价的整体水平依然存在小幅的上涨,但是一些楼盘在价格上的明升暗降的现象却是不断的出现。一直到我国经济振兴政策的出台,才使得房地产行业又回到往日的繁荣。
不难看出,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与冲击也是较为严重的。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慢慢褪去,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经济环境会是稳定的。那么,从金融危机的爆发、其主要影响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结合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与启示:
首先,要维持经济及金融行业的稳定,我国应当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依此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
其次,要对经济及金融行业进行规范,就必须强化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与调控,对行业市场当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治理,有计划性的进行住房攻击力的提升,对各种投机的需求进行有效的打击与控制;
再者,要避免国际经济市场动荡对我国经济的较大冲击,我国还需要对当前对外贸易的基本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鼓励企业在出口场频的创新与研发方面进行着重提升,通过提升商品的竞争力来保证出口额的稳步提升;
另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此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主要是由于美国次级抵押机构对风险防范的疏忽,所以,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们应该意识到加强对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断对银行内部风险的控制工作进行加强与优化,避免为危机的形成而埋下隐患。
三、结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较为严重的,此次金融危机不管是波及的范围还是影响的深度都较大,但着力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最关键的还是要从中得到一定的启发与教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与完善,以避全球动荡的经济环境再度对我国经济形成影响。
参考文献:
[1]高砚竹.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才智,2011,(03).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导机制 贸易渠道 金融渠道 预期渠道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不再局限在危机发生国内部,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那么,金融危机是如何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呢?笔者将从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三方面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进行解释。
一、贸易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贸易渠道的金融危机传导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与其存在贸易联系国家的贸易量(进口量和出口量)发生变化,从而使危机传导到另一个国家。贸易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包括收入机制、价格机制、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
(一)收入机制和价格机制
收入机制和价格机制是解释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传统机制,收入机制是指一国发生危机导致该国收入下降,进而导致包括进口品在内的需求下降,是封闭经济条件下需求收入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延伸;价格机制是指一国发生危机导致其汇率发生变化,影响其贸易伙伴国或者贸易竞争国产品相对价格,从而导致危机输入国贸易量的变动,是封闭经济条件下需求价格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延伸。
(二)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
“资产负债表效应”传导机制是指在微观主体的资产或者负债存在外币敞口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改变了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影响其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量。“资产负债表效应”传导机制的前提是经济主体存在没有套期保值的净外币资产或负债敞口,核心是汇率变动导致经济主体净值的变动以及融资成本的变动。当一国企业存在净外币债务的条件下,本币贬值导致净外币债务的本币价值增加,企业净值减少,资产负债表恶化;当存在外源融资约束时,净值减少导致风险升水以及外源融资成本的上升,外源融资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投资和产出的下降(Gertler,2001)。对于出口企业而言,这会导致出口量的减少以及与其在第三方共同市场上竞争的其他国家出口份额的增加。
(三)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
贸易融资机制是指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危机输入国原有的贸易融资模式,进而影响危机输入国的出口量。贸易融资包括两种模式,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从企业贸易融资看,危机的爆发通常会减少企业贸易融资的数量,提高企业贸易融资的价格,并且可能会导致依赖这种融资的发展中经济体陷入运营资本短缺的困境。从银行贸易融资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金融机构失去原有的金融功能,导致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所有资产数量减少。根据IMF统计,2001年金融危机时阿根廷和巴西的银行贸易融资下降了30%―50%;而且,金融危机时期流动性短缺,包括银行贸易融资在内的所有贷款利率都将上升,根据ICC报告显示,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贸易融资利率和贴水率大幅上升。
此外,金融危机也会导致国际贸易支付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时期,违约风险大幅上升使赊销不再是国际贸易之间通常的资金支付方式,贸易企业纷纷选择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信用等级更高的支付方式;并且在银行信用支付方式中,由信用等级较低的支付工具向信用等级较高的支付工具转变。对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间接支付方式需求的增加和金融危机时期风险增加共同导致了间接支付方式成本的上升。
二、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在贸易渠道之外,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也是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重要内容。金融渠道传导是指存在金融联系的国家(直接的和间接的)之间一国发生危机导致其他国家国际净资产或者资本流动的变化,从而使危机传导到其他国家。
首先,当一国与危机国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的情况下,危机的爆发会通过债权和股权价值的减少影响该国的国际金融头寸,形成金融渠道的直接传导。
其次,当代经济金融环境使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处于复杂的国际债权债务、股利链条中,会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链条中的处于“高杠杆”经营状态的经济主体形成间接冲击。
再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许多共同债权人或者共同投资者,包括国际银行、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等等。当危机爆发对共同债权人造成严重冲击时,共同债权人资产配置的变化也会造成危机传导。以共同银行债权人为例,在某一商业银行对多个国家进行贷款的条件下,一个借款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该银行调整贷款组合引起对其他借款国的贷款削减,从而导致金融危机通过银行――这一共同债权人传导到其他国家。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共同债权人的效应的发挥取决于银行调整资产组合的必要性、调整资产组合的能力、调整资产组合的方式;从债务人角度看,共同债权人的效应的发挥取决于国际贷款的减少幅度、对国际贷款的依赖性、借款国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资金来源等因素。
三、预期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当经济体之间基本上不存在金融联系时,金融危机发生也会导致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基于市场参与者预期变化的金融危机传导。
李小牧(2000)认为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心理预期变化和投资者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改变是基于预期渠道危机传导的主要机制。在这种类型的传导过程中,“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真实信息”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市场参与者认识到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某些问题,重新评估该国资产的风险和收益,从而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和危机传导,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参与者发现了其他国家与危机发生国的某些相似性,或者同样实行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或者同样存在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或者同样拥有大量短期外债,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气质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预期这类国家有可能也会发生危机,所以其最优选择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快速转移资本,当大量市场参与者的观点一致时,“自我实现”的危机就形成了。
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地掌握有关信息,或者信息搜集成本高昂使市场参与者没有完全掌握有关信息,致使其根据“虚假信息”或者“认为正确的信息”形成预期,进行决策,这种调整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是信息扭曲的结果,是在信息完全条件下本不会发生的却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发生的危机传导。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市场参与者错误地估计了危机国与另一个国家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的程度,或者将危机国发生危机的特定原因错误地认为是一些国家容易发生危机的共同原因,那么造成由于无法准确了解危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导致市场参与者的负面预期,进而形成预期变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传导。
第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将某个市场参与者由于自身原因(内部政策调整、市场投资变化等等)而导致的资本转移看成是由于得知某些特定信息而导致的资本转移,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区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资本转移行为是基于“真实信息”的选择还是基于“虚假信息”的选择,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了解其他市场参与者撤资后的真实结果。那么,强大的从众心理会导致“羊群效应“的产生,致使大量资本转移发生,从而导致资本流出国发生危机。
第三,金融危机发生导致市场参与者对一国金融市场(机构)或者国际金融市场(机构)的恐慌,形成精神传染。受到危机刺激的市场参与者通常表现出一种“动物情绪”(Animal Spirit),在排队取款和“先到先得”的前提下,“太阳黑子”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形成危机预期,从而导致“危机均衡”发生。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真实信息”的预期和基于“虚假信息”的预期往往会发生转化。例如,某个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依据“虚假信息”预期另一国的经济金融情况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对该国的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会恶化另一国真实经济金融情况,导致其他投资者根据经济金融情况恶化后的“真实信息”作出撤资的决策,引起资本流出另一个国家。
另外,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市场参与者预期变化进而形成危机传导。例如,危机发生导致市场参与者修正其信息搜集技术准确性,如果投资者没有预期到危机的发生,那么他会怀疑其信息搜集技术的准确性并且进行调整,增加在类似情况下危机发生的概率,进而导致危机传导(Kannan& Köhler-Geib,2009);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蔓延往往会引起市场参与者对政府救助预期的改变,如果投资者发现政府救助的力度小于投资者预期的力度,那么投资者往往会根据新的预期转移资本,形成资本大量流出等等。
此外,基于预期渠道的危机传导往往不会单独发生,而是与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当危机发生国与危机输入国存在金融联系的条件下,金融渠道的存在导致危机传导的发生,而预期渠道的存在往往导致危机传导的加深;另一方面,当危机发生国与危机输入国不存在金融联系的条件下,基于预期渠道的金融危机传导对危机输入国产生严重冲击,这又会影响与危机输入国存在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形成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进行传导。从贸易渠道看,危机通过收入机制、价格机制、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进行传导;从金融渠道看,危机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国际债权债务联系、股权股利联系以及国际共同债权人进行传导;从预期渠道看,危机通过市场参与者心理预期变化进行传导。
参考文献:
[1]Gertler,M.,Gilchrist, S.&Natalucci.F.M.External Constraint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EB/OL],2001;02
[2]Kannan,P.&K・hler-Geib,F.The Uncertainty Channel of Contagion [EB/OL].2009;10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
作者简介:胡星(1963-),女,河南信阳人,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房地产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138-04 收稿日期:2008-08-12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
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房价下跌、持续加息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间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刘立峰,2000)。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魏波,2006)。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德祥,2000)。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
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马宇等,2008)。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魏波,2006)。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在金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入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人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第二,坚持二套房贷款标准和首付款标准不能放松。尽管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有20%-30%首付比例的要求,但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转向,房价出现持续下跌,房贷风险必然将开始暴露。虽然美国次贷的风险很高,但这种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而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一旦爆发,必然对银行系统以及整个经济体系影响巨大。面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现状,一方面可通过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延长贷款年限、提高贷款额度等方法鼓励居民消费,但另一方面决不能通过降低二套房和三套房等投机性住房贷款标准及首付款标准的方法去救市。同时注意防止中国楼市出现大的跌幅,循序渐进地剔除房地产泡沫,使房价得到理性回归,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这也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到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1.思想意识方面的目标。
近期目标,应是使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思想意识有明显的提高,而远期目标则是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思想意识成为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坚定不移的理念。虽然相当多的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企业和政府及其相关人员,围绕超前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都应在近期提高思想意识,在远期应确立坚定不移的理念,但最重要的是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决策机构或决策者都应首先在近期提高思想意识,在远期确立坚定不移的理念。这对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几乎都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2.思想观念方面的目标。
近期目标,应是使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社会责任观念有明显的增强;而远期目标则是凡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都把超前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长期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虽然相当多的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如政、产、学、研、金、介及其相关人员,围绕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都应在近期增强社会责任观念,在远期应牢固树立社会责任观念。这样,将非常有利于有效应对各种时点的金融危机。
二、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方面的目标
1.科技投入方面的目标。
近期目标是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用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科技物质基础条件有明显的进一步改善,如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性优惠政策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已经建立的实验室或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尚未建立的实验室或技术中心有望陆续建立,陈旧或落后的仪器设备要逐步更新换代。而远期目标则是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所有物质基础条件,能够支撑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
2.科技产出方面的目标。
近期目标是,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用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明显增强;取得的科技成果较为丰富,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增长率维持在较快增长水平,专利结构进一步改善,发明专利比例进一步提高,用于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的科技成果储备要比较丰富。其中:
(1)无论是三大专利技术的年均申请量增幅,年均授权量的增幅,还是发明专利占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的比例,特别是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在国外专利申请与授权量的比例几乎都有进一步突破,并能形成关键技术核心专利群。
(2)无论是三大专利技术的转化率,专利优势企业的自主专利权技术实现产业化,还是形成新产品或服务的比例及其实现生产的规模,年均增长幅度都能明显提高。
(3)无论是三大专利技术产品或服务品牌的数量及平均每年新增幅度,还是知名品牌的数量及平均每年增长的幅度,特别是知名品牌或中国驰名商标的数量都有进一步的突破。
(4)无论是三大专利技术产品或服务的国内外市场份额,还是专利优势企业培育试点和示范的数量,特别是具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优势企业数量及能扩内需、促增长的重大发明专利的数量均有明显的增长。长期目标是,科技产出的各项增长率或可用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的科技成果的储备已完全能适应在应对不同时点金融危机的需要。
三、政策法规与避免负面影响方面的目标
1.政策法规方面的目标。
近期目标是,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所需要的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法规初步完善,包括科技投入方面的政策法规,税后减免方面的政策法规,政府采购方面的政策法规,有利于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法规,有利于专利创造方面的政策法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政策法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法规等,不仅都能得到逐步的完善,而且还能在应用于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中都能取得良好的成效。长期目标则是,凡与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的相应社会主体所需要的超前以科技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法规不仅基本完善,而且还能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得到及时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并能在以科技超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应用中取得更明显的效果。
2.避免负面影响方面的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影响 政策建议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
1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 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1 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1.2 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2 金融危机带来机遇与希望。
国外很多媒体在提到中国时,都用“rising China”(崛起中的中国)来形容,可见在危机中的中国,聚集了全世界的眼球,也凝聚了全世界的希望。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 有助于中国争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金融风暴爆发后,从实体经济来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非军事的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这次金融风暴或许是调整国际秩序的序幕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重新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中国应该积极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拿出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范式,特别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的议题上,中国应该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力争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而中国在锻造金融竞争力,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健过程中,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积极进行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最终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只有建立了稳定的汇率,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才不会控在投机资金手中。
2.2 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 在劳动力成本增大、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系列现实压力下,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小企业来自欧美订单的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升级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开拓新兴市场、启动国内销售;但我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且增加这些方面的实力需要很长时间,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从国外购买技术和品牌,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以促进产业调整,甚至可以将外汇借给出口企业,让他们去买国外优质的品牌、技术甚至并购。
2.3 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32.4%,达51321.78亿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长25.8%,达48946.86亿元,我国完全有财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财政收入中调出部份资金注入住房平准基金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基金,以稳定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信心。政府要通过改革金融证券管理体系、财政预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健全工业产业投资指引,以扩大内需,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升资产附加值来刺激经济。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激活内需,而激活内需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这样,人们才敢将储蓄从银行里调出来,大胆地消费,形成增长的良好循环。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由2007年2月13日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发展,到2008年末,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寻求政府支持,欧元区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英美、中国等国家通胀率纷纷大幅下降,通缩威胁开始席卷全球,欧美、中国等制造业均衰退,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带来的巨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和监管者站在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认识还莫衷一是,这也给予我们再认识新形势下金融危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
2007年2月13日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美最大次级房贷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减少放贷,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盈利预警,由此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而从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危机的爆发、危机的深化直到危机的全球化。
2008 年1 月中旬至2008年7月,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金融企业纷纷出现巨额损失。为减缓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防止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实施了总额达168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在元月下旬的一周之内两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125个百分点;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建立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保险基金,并向房屋所有者再提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助;英国将诺森罗克银行收归国有,并动用500亿英镑的政府债券,调换商业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以帮助银行业复苏;欧洲央行表示,以4.00%的固定利率,通过一天期吸收流动性的操作从市场回笼资金235亿欧元资金。
2008 年7 月至今,危机不断恶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不仅股票市场反应强烈,许多非美元货币开始大幅贬值,投资者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在这一阶段,次贷危机转为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尤为突出,不仅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欧洲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大幅下挫,冰岛克朗的贬值尤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紧张和恶化,除了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外,东欧国家也遭遇到了危机的冲击,股价大跌、货币贬值、银行信贷紧缩是其金融危机发生的典型特征。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理论看法
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过程后我们发现,已有的金融危机理论对目前的金融危机不能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和支持,原因在于以往的金融危机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进行梳理而形成的理论框架。而目前,针对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众多专家学者立场各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过度滥用金融创新
这一观点认为,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滥用。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金融衍生品泛滥无度,与经济本体发生了重大偏离。创新的红利被拿走了,创新的风险却留给了市场。过度金融化、过度证券化、过度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种下了一个个无法割舍的毒瘤,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却只能是政府和纳税人。次贷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投行甚至华尔街的毁灭,也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重大灾难,这种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
(二)过度放松金融监管
这一观点认为,在自由市场、自由金融的“华盛顿共识”下,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大放松了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而金融机构本身就天然存在着规避监管的动力与手段,这两种因素与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导致利率大幅走低从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泛滥且找不到资金出路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次贷产品等金融创新有了内在的动力与源泉,并形成了无法考量也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源。在危机发生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它所隐含的巨大风险,以至于最终酿成了世纪性金融大海啸。
(三)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至2005年首次成为负数,2006年达到-1%,花明天的钱来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本身就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脆弱,再加上金融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使得危机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波蔓延,以至最终危及到了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三、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到演变为性的金融危机过程来看,要全面、正确和理论性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探索次贷危机下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要求我们对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形成机理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
由于累积多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在2000年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拯救美国经济,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从2000年5月开始连续11次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6.5%下降至2003年6月的1%。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按揭贷款额度不断上升,次按规模不断扩大,次级债的发行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规模。
随着次贷市场的飞速扩大,自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大,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至5.25%。而17次边续加息所带来后果是,自2006年7月起美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负增长,抵押品价值下降,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住房市场大幅降温。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下降的房价使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债务违约开始出现并上升,不少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因此陷入严重财务困难,甚至破产。当这些贷款变成坏账时,危机爆发了。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金融界不断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其中一项就是次级债务。美国银行为了扩大业务,没有对借款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把资金贷给还款能力很低的人购买房产,致使银行资产的风险急剧放大。随着在房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房产升值,借款人在无力偿还原有贷款的情况下可以以现有房产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再抵押来获得周转资金,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不断吸引投资者进行投机活动;其次是投资银行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eep)这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放大投机收益。而当房地产出现不景气现象时,就出现了严重的违约风险,信贷泡沫破灭,于是就产生了次级贷款危机,进而发展到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再认识
从理论上看,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即是美国经济得以取得飞速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混乱之源,更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根源;加上金融深化还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从而使得在没有审慎监管下金融深化的负面作用更加放大。
一是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是当前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理论根源。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认为,应鼓励金融创新和经济虚拟化,倡导利率汇率自由化,减少或者放弃金融规管,实行向大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经济政策等政策。通过运用该理论,在不断推动实体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动荡不安。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
二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研究后发现,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存一个前提条件,即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加上市场主体刻意隐瞒金融交易信息,使得信息约束推动作用,从而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深化理论一般会强调政府应放松金融管制,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监管与金融市场自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即不具有同时性和同步性,而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在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其存在的缺陷,加上监管机构没有适时进行金融审慎性监管,对纷繁复杂的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及其载体听之任之,从而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