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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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大量银行面临严重亏损甚至倒闭。随后欧洲债务危机又接连爆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向欧盟请求援助，欧洲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接连被下调。
面对这接踵而至的危机，我们需要再次去认识历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特征及两者之问的关系。虽然世界各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从历次危机中通常都表现出以下规律：债务危机是一个周期性发生的现象；银行危机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私人债务和短期债务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
二、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历次危机本质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过对八个国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国家的违约虽然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Lindert和Morton(1989)从19世纪以来国家债务违约的历史数据中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违约现象并分析了国际借款行为的长期规律。Reinhart和Rogoff(2008)从70个国家两个世纪的债务违约历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现象。
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winkler(1933)关于外债的经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隐藏债务的问题。Kletzer(1984)解释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主要包括货币危机(通胀和贬值)和银行危机，如何定义这两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经典研究中将超级通胀定义为月通胀率高于50％的情况。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义)汇率贬值来定义货币危机。Kaminsky和Reinhart(1999)则对货币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定义，把外汇储备损失与实际汇率贬值也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对1970年后的银行危机进行了权威性的定义。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银行危机具体的定义为发生银行挤兑或者重要金融机构倒闭、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银行危机通常会先于货币危机而发生，而货币危机会则进一步加深银行危机。
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关系的研究
银行危机通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此Diaz Alejandro(1985)认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从私人银行借款削弱了其偿还能力，因此当银行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伴随着发生债务危机。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内银行部门是外资流入的中介，政府向这些银行大量借款导致了当外资撤离时银行危机与政府债务危机的先后发生。
在银行危机之前，通常可以发现私人债务激增的现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过外部借款期限与成本的联立模型指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预测银行危机。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对银行危机前资本流入陡增的现象进行了论证。
短期债务的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构造了银行挤兑问题的一个经典模型，通过分析对银行挤兑有预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前，投资者因为对流动性的需求会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银行危机(以及货币危机)前国内信贷总量的扩张和随后的收缩，认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2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第3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第4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货币错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
一、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必要性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货币错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巴西及俄罗斯的金融动荡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汇率急剧波动甚至货币危机，而货币错配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前提，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既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汇率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不能很快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所有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近似货币错配)都有显著上升，见表1。阿尔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在上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它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币负债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鲍姆和雷贝罗(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危机前夕，存款货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叫。
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以外，它还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并最终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相当轻微，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从2000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FDI的不断增长，我国近年遭遇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同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一样，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通过构建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全面及时地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错配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相关部门可以据之迅速做出反应，将货币错配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对保障银行部门的安全营运和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出现货币危机或者本币急剧升值时，较低的货币错配程度有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关系
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与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目标是不同的。金融危机预警的目标是根据相关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经验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决策当局采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决策参考。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监管当局了解银行系统的外汇风险并对银行危机的发生进行提前预警。正由于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异。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和揭示银行体系中蕴含的外汇风险，它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它能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强调全面性不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仅关注银行与企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的币种匹配情况，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的货币层面，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关注经济的货币面，而且关注经济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并能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是：国际储备下降数量、货币升值、信贷扩张、持续的通胀率、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实际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财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的变量是：对外债务、经常账户。而其他变量与危机的关系难以确定。从他们的研究来看，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如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以及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等已经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换言之，货币错配指标应该是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说明，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侧重于测量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应该说，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是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有关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设计来看，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其相应指标主要由外债余额、外汇储备及其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DP、进出口总额之比而构成。从这些总量指标上很难看出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严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指标中不涉及企业货币错配情况，其实企业部门如果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同样会给银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是信用风险)。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功能及主要内容
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对银行危机进行提前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功能是，通过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密切监控，对银行体系系统性的外汇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风险。同时，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或指标相结合为监管当局提供金融危机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至少应包括三个模块：(1)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模块；(2)风险预警信号模块；(3)对策反应模块。第一个模块是为了准确测量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货币错配程度，为风险预警做准备。第二个模块主要是设计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临界值，对银行货币错配风险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将是下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第三个模块设计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货币错配程度，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系统构建的关键是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选择。笔者将结合相关货币错配指标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银行总体货币错配指标体系，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银行货币错配的测算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性指标，还要包括直接货币错配指标和间接货币错配指标。具体说，指标的选取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指标与货币错配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数据可得性，即指标中涉及到的数据能从一定渠道获得，最好来自国民经济统计与金融统计；三是互补性，即指标之间能相互补充，从而全面反映货币错配状况。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如图1：
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分两大类：
一是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指标：(1)全部银行净外币资产总额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币种结构，在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下，这一指标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越严重；(2)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货币替代指标)，这一部分刻画国内的外币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3)国外负债占全部负债之比，反映国内银行承担的外债水平，比值越高，同样表明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4)全部银行净外汇敞口头寸与全部银行资本金之比，反映银行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外汇风险；(5)表外业务未抵补外汇合约总值，是针对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个参考指标，表外业务中涉及外汇的部分增长越快，货币错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给银行带来的外汇风险也越大。
第5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货币危机；汇率；理论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69-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地频繁爆发货币危机。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又有波兰、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印度、韩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先后爆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致使企业倒闭、物价上涨、股市暴跌、失业骤增，部分国家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 [1-3]。因此，对货币危机理论及相关的汇率理论进行回顾与分析，能够为学者们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货币危机理论及发展动态分析
（一）货币危机理论
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4-5]，迄今为止，共发展了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1979 年，Krugman [6] 建立了非线性的投机性货币危机模型；1984 年，Flood 和Garber [7]通过构建线性模型对投机性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拓展和简化，逐渐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投机冲击和固定汇率制崩溃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条件下政府与投机者之间的博弈，经济基本面恶化与固定汇率制难以维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引致了投机冲击。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拉美债务危机，但是不能很好地解释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Obstfeld（1994，1996） [8-9] 和Esquivel （1998）等[10] 认为，投机者之所以对货币发起攻击，并不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多重均衡的出现，从而建立了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但是无论第一代模型还是第二代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释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由此催生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3.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沿着第一论的逻辑，“道德风险”假说（Corsetti，1999；Burnside，2000） [11，12] 始终把货币危机的发生与一国实体经济中的基本面相联系，但是视角已由原来的宏观基本面进入到了一国的微观基本面，特别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有关制度的扭曲上；而沿着第二论的逻辑，“金融恐慌”假说（Chang and Velasco，1998） [13-14] 依然坚持了市场多重均衡假设前提，虽然承认脆弱的金融体系使得盯住汇率制度容易遭受冲击，但仍然认为货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投资者的“金融恐慌”心理所造成的。
（二）发展动态分析
与20世纪90年代的几起重大的货币危机相比，本轮货币危机有着显著的差异。
1.分布范围广。危机发生国不仅有欧洲地区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等，还有亚洲的印度、越南、韩国等国家。
2.时间上的“一致性”。多个国家的货币危机都发生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在时间上呈现出“一致性”。
3.机理上的“异质性”。不同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所分析的危机机理，本轮货币危机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全球各地的美元回流美国、危机发生国出现资本逆转所致[4]。
基于此，部分学者将货币危机放到全球金融体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苏多永等（2009） [15]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衍生品大量使用条件下，资本流动逆转将会导致货币危机。黄晓龙（2007） [16]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方法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指出美元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发的资本大规模流出和流入，是导致各地发生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黄琼（2010）[17]建立了一个货币信贷模型，发现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一场系统性危机，它来自于美元的信贷缺口。刘骏民（2007） [18]认为，美元支柱的虚拟化导致全球的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国可供境外购买的产品和非金融服务的价值量远远小于美国境外资产的价值量。这种严重的失衡为货币危机奠定了基础。王立荣、刘力臻（2009） [19]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本轮货币危机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韩振国（2008）[5]认为，资本内流存在一个临界值，一旦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随后经济的演变就会出现货币危机。因此，应将资本的内流限制在一定规模。张宝林等（2009）[20]以国民资产负债表为起点，提出了四类资产市场的失衡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危机理论。Licchetta（2009）[21]对多个国家的国民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后发现，短期债务过高是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能够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货币危机进行解释；但是，基于投机者角度对货币危机的发生机理进行研究的报道相对较少。
不同类型的货币危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危机发生国的货币汇率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大幅度地下跌[10]；因此，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就成为货币危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汇率理论
汇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经济变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外经济平衡。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汇率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其产出的文献数量极为庞大，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仔细归纳起来，可以发现汇率理论大体沿着两条逻辑主线发展。
（一）汇率决定理论
1.基本因素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各国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国际资本流动性不强，汇率常被视做商品的相对价格，主流的汇率理论为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理论和利率平价 （Interest Rate Parity， IRP） 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波动逐渐加大，其不仅受到商品价格的影响，还受到外汇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影响，于是资产市场分析法的汇率决定理论相继被提出，主要包括货币模型[23，24]、资产组合模型[25-27]、新闻模型[28]和微观结构模型[29]等；但这些模型无法解释外汇市场上的“无关性之谜”、波动聚集效应和“尖峰厚尾”等现象。
2.技术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基本因素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有着严格的假设，难以描述和预测汇率的短期频繁波动，学者们转向对汇率变量自身的波动规律进行研究，并相继提出了ARCH模型[30]、制度转换模型[31]、神经网络模型[32]等。其中，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非线性逼近能力，正受到越多越多的重视。
3.异质预期分析的汇率决定理论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与经济现实偏差较大，其线性研究范式与汇率运动的非线性特征不相吻合。Meese 和 Rogoff（1983）[33]研究发现，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难以经受实证的检验，在对汇率短期波动的预测方面甚至不如随机游走模型。
随着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外汇市场的异质性。Frankel 和 Froot（1990）[34]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外汇市场上交易者存在异质性预期，主要存在根据外推式预期进行交易的图表交易者和根据回归预期的基本面交易者。李晓峰、陈华（2012）[35]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建立了包含央行干预的汇率决定模型，使用Unscented 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汇改后人民币外汇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易者。Paul等（1991） [36] 将基本因素分析的长期模型与基于非线性理论分析的短期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汇率决定的混沌货币模型。
（二）均衡汇率理论
固定汇率制度下对于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汇率决定理论，在浮动汇率制度产生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外汇市场汇率频繁波动的原因，并研究汇率均衡问题。
均衡汇率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讨论的是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汇率[37]。Nurkse （1945）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条件下获得内外均衡时的汇率。目前测算均衡汇率的影响力较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基本因素均衡汇率分析方法（FEER） （Williamson， 1983）、自然均衡汇率分析方法（NATREX） （Stein， 1994）、行为均衡汇率分析方法（BEER） （Clark&MacDonald， 1999）、均衡实际汇率分析方法（ERER） （Edwards，1989）和购买力平价分析方法（PPP）等。
购买力平价分析方法则基于汇率变动的长期趋势，注重商品相对价格或者货币的购买力，包括绝对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和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B-S 效应）扩展的购买力平价方法[38]。
（三）发展动态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均衡汇率理论的内核与基础。在均衡汇率的理论分析当中，基本要素均衡汇率、行为均衡汇率、自然均衡汇率和均衡实际汇率实际上是“局部”均衡汇率，与Nurkse的均衡汇率概念之间存在差异；绝对购买力平价方法难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同的国家之间找到可比较的、合理的一篮子商品；相对购买力平价方法在衡量两个国家之间汇率变动的流量时简单实用，却在合理基期的选择上陷入了困境；基于B-S效应的扩展购买力平价方法目前使用较为普遍，不过国内外学者对其实证检验的结果却差异很大。虽然理论界较为认同实际汇率在长期将收敛于均衡汇率，然而迄今为止均衡汇率的测算仍未找到行之有效、且被广泛接受的方法。由于均衡汇率的测算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因此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在现有的一系列汇率理论当中，杨长江、钟宁桦（2012） [39]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有着特殊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是任何其他汇率理论所不能比拟的。MacDonald（2000）[40]也认为它常常成为探求均衡汇率的首选模型。尽管目前关于均衡汇率的理论处于徘徊状态，但是，顺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方向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货币危机理论与汇率理论的发展相对独立。虽然货币危机是汇率短期大幅度异常下跌的危机，但货币危机理论与汇率理论的融合和联系仍然较少，两者总体呈现发散态势。不过，Kaminsky 和 Reinhart（1998）[4]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研究发现，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大幅度偏离预示着货币危机的来临，因此，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危机即将来临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器。Goldfajn和Valdes（1997）[33]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货币高估是货币危机的关键决定因素。刘伟（2007）认为，测度一国实际汇率是否偏离均衡汇率即该国货币是否失调，并将此作为判断货币危机是否爆发的原因，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但是，相对而言这些研究较为零散，较之流行的货币危机理论和汇率理论的研究，其产出文献数量不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且在均衡汇率的测算方面使用方法各不相同，尚未获得被广泛认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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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作者简介：马德功，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
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张畅，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马敏捷，男，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
摘要：概率模型､STV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DCSD预警模型､ANN模型等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FR 概率模型的准确性､非差异性及所提供的样本数据受到置疑;STV模型克服了FR概率模型非差异性缺陷，但难于找到相似的样本国;KLR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缺陷在于非结构化的经济模型;DCSD模型综合了FR Probit和KLR特征，但其检验并非纯粹的样本外检验;ANN模型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有进展，但也存在系数估计等缺陷。综合比较与分析，FR模型基础上的因子-Logistic货币危机预警模型比较适用于中国。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10-04
一､主要货币危机预警模型
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预警模型大致可以分为计量模型和非计量模型两类，前者有STV横截面回归模型､ARCH模型､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判别分析法模型等，后者有KLR信号分析法､受限因变量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DCSD模型､ANN模型等。
1．FR概率模型，即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该模型由Frankel和Rose于1996年创立，这一模型特别检验了资本流入特征与货币贬值之间存在联系的假定。它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而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这些因素包括GDP增长率､外国利率､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赤字/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经常项目/GDP､国际储备/进口额､外债总额等等。如果用Y表示货币危机这个离散变量，向量X表示引发因素，β是相应的参数变量，那么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用X的联合概率P来衡量了，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2．STV横截面回归模型。Sachs，Tornell和Velasco建立了STV横截面回归模型考虑了国别差异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FR模型的局限性。因为该模型使用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或称面板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作线性回归，因此称之为横截面回归模型。该模型在实际回归模拟时，将自变量设置为6个，包括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国内私人贷款增长率和两个虚拟变量与实际汇率贬值幅度､私人增长率两两组合形成的4个新变量，加上截距项，共有7个参数需要估计。关于因变量，该模型将其定义为危机指数，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表示。通过一组样本数据，可估出模型中的7个参数，如果检验通过，模型可以建立。然后将引发因素的取值代入模型，就可计算相应的危机指数。
3．KLR信号分析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是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创建的一种重要的预警理论，现在几乎成为经济预警中的标准模型了。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阈值，当某个指标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偏离均值的程度超过其阈值，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一个时期内指标预测危机的能力被称为信号水平时期，这个时期就被定义为危机前的24个月。一个信号显示后在24个月内出现危机的信号称为一个好信号，在24个月之内未出现危机的信号则称为一个坏信号或噪声。实际发出的坏信号的份额除以实际发出的好信号的份额即为噪声―信号比率，阈值则被定义为最小化的噪声―信号比率。预警指标发出危机信号之后，最直接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各个预警指标发出的信号数简单加总。假设共有n个预警指标，第I个指标在第t期发出信号与否用Sit表示，则简单加总合成指标可表示为
二､危机预警模型的比较与分析
预警模型将货币危机定义为名义或实际汇率在短期内发生大幅度变动。这样的定义容易识别出货币危机的发生，有利于货币危机样本的确定。由于Probit模型考虑的样本众多，同时把大量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的经济､金融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捕捉了更多的共性。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能够很容易预测出危机的概率，能够同时考虑到所有变量，但是这一优点又使其很难识别出单个预警指标的影响。此外，货币危机的爆发点正是从稳定走向混乱的分叉点，预警指标在过去超出其阈值的表现将不会得到“延续”，如果系统稳定，那么外推可能会是有效的;如果系统是不稳定的，或者稳定的系统演化到了临近分叉结点的附近，那么无论预测模型对历史数据拟合得多好，外推总是不可靠的。
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的局限性表现在：(1)对银行危机及其传染效应的影响难于识别，从而影响了该模型的预警效果。(2)“三重估计”导致“信息过度使用”，降低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3)没有考虑国别差异性。单纯以名义汇率贬值程度确定危机发生与否，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程度不同，各国名义汇率无法比较。在确定引发因素､样本数据方面对不同的国家没有区别对待。(4)模型仅预警货币危机，研究范围狭窄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
STV模型优点是克服了FR Probit概率模型没有考虑国别差异的缺陷，其不足则表现为，(1)该模型的应用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样本国，操作上很难做到;(2)该模型考虑因素范围过于狭窄，只考虑汇率､国内私人贷款､国际储备与广义货币比率等因素;(3)该模型在危机指数定义方面有失偏颇，综合考虑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外债危机，却将危机指数仅仅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来表示。
KLR信号分析法较之前两种方法较为完善，操作性较强，预警准确性也较高。首先，该模型给出了投机性攻击的定义，不仅包括成功的攻击也包括失败的攻击。同时，该模型还针对通货膨胀的问题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即连续六个月通货膨胀高于150%)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定义货币危机。其次，KLR信号分析模型选择了较多的指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Kaminsky的完善，增加了引发银行业危机的一些指标，综合考虑了货币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预警问题。此外，在预警模型建立方面，信号分析模型更具说服力，特别是合成指标将干扰/信号比率作为权重，更能反映单个指标对危机发生的作用程度。
KLR信号分析模型的局限性体现在：(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与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通常都无法获得反映金融机构特征的高频月度数据，如银行资本的充足性与银行监管的力度等，从而该模型不能表明引发货币或银行业危机的长远因素。(3)该模型不是一个结构化的经济模型，而是一个不精确的､简化形式的关系式，从而不能获得为什么或如何影响危机概率的信息。如在货币危机发生前通常会出现汇率的过度高估，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汇率高估是由于为了稳定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汇率计划还是由于私人资本流入量剧增所导致。(4)尽管信号分析模型可以预测出一个国家(地区)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一成不变。实际情况是某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预测的要大，而另外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要比预测的小。
DCSD预警模型综合了FR方法与KLR方法的优点，同时相互抵消了一部分各自的不足之处，利用月度数据来确定哪些变量决定了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类似FR的经济框架中的方法，DCSD模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KLR模型提供的月度预警指标的预测能力。该模型优点表现为：(1)考虑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将不同变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概率;(2)该模型允许危机风险相对预测变量线性增长;(3)从样本外预测绩效的角度来分析，DCSD模型的样本外表现明显较好。
较之前面四种方法，ANN模型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自适应自组织､联想记忆功能及容错和稳健性等特点因此它在货币危机预警系统中的应用，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是对传统货币危机预警系统的一种拓宽和突破，解决了传统模型难以处理高度非线性的､关系不明确的､复杂的以至于难以用数学模型描述的问题。ANN模型的主要优势是其灵活的规则和捕捉变量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可能成为一种缺陷，在数据数目较多和需要一定的网络层数来模拟数据的前提下，这种方法会比其他方法有更大的过度适应的风险。该模型的另一缺陷是，ANN模型的“黑箱”特性。因为无法进行系数估计，而且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就很难确定哪一个指标出现异常及指标的预测能力。此外，ANN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三､我国货币危机预警模型设计
比较上述各类模型的优缺点及其在我国的可适用性，本文选择在FR Logit模型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预警模型。
通常把货币危机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1，货币危机未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0，这样取值为0､1 的因变量可以写为：
其中，是与诸因素xi无关的常数项，是回归系数行列的转换，它表示诸因素xi对p的贡献量。即我们只需用因子得分作自变量进行回归。这样既解决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又不过多损失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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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1-0049-02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严兵（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严兵（1977-），男，湖北荆门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攻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第8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原因；表现形式；对策
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金融危机居首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与经济关系紧密联系，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金融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与特点
金融资产或金融市场的危机称为金融危机，常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股票债券市场暴跌等。根据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将金融危机进行分类，如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等。近年来，金融危机呈现出多种危机形式混合的特点。
二、金融产生的原因
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如信用风险、经济政策等。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为例，美国社会住房需求逐渐降低导致银行提高短期利率，造成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不断提升，无形中增加购房者的还款负担。住房需求降低，买房者数量变小，使房屋难以出售，以抵押住房进行融资的方式变的难以实施。大批还款人不能按时向银行还款，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情况，只能宣告破产，大批金融机构倒闭成为金融风暴形成的导火线，随之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但是金融危机还是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使国内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大。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下，其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就是信用风险。从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信用风险，因此必须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对我国金融信用风险管理进行改革。
三、金融危机的危害
金融危机犹如狂风暴雨，毫不留情的袭击着所有的金融市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层面上遭到波及和影响。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实业在很大程度上遭受损害，而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却远远不止这些，许多国家的公民没有了消费信息，不敢再消费；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信用不够而拿不到贷款，这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本就是势单力薄无法同许多大型企业相抗衡，此时无法从银行贷款来缓解资金链的压力，更使他们举步维艰；根据实际调查，公民的生活受经济危机的损害也较为严重，生活质量下跌，个人幸福指数降至冰点，这些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打击与危害。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犹如不知餍足的野兽，时时刻刻准备侵吞国家、企业、个人的金钱、精力、时间，甚至一切。由于金融危机破产的企业和个人数不胜数，倾家荡产生活无以为继的的人也不胜枚举，各个企业单位的裁员风波不断，这些因素和问题也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而已。看不到的还有更多，数十年经济发展如霜打的茄子萎缩，这对国家、社会和整个世界的负面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
四、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的具体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可以人为的调节市场供应与需求，确保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可以采取许多宏观调控手段，例如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以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经济手段方面通常可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及工资等调控经济。法律方面可以制定相关的经济、金融政策，维护市场秩序。行政手段方面可以采取强制性命令直接控制市场，宏观调控是控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2.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市场的自由性和调控能力，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能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各方商业人员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打开市场，扩大内需和外需，对中小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只要市场活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金融风险的到来。健康有序、活泼自由和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市场对化解金融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可知，政府要根据实际国情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有效地利用货币政策来化解难题。
3.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生产力
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成为一切的焦点，如何规划经济、搞好经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说，经济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经济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满足是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而发展经济当务之急和必经途径就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大幅度上升是经济健康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就搞上去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清楚的认识到，谁都离不开谁，二者密切相关、互相作用。
五、结语
第9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危机 资本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已是大势所趋。究竟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传染的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已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以及广大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量的文献讨论了资本管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否应该放松资本管制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关于资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无定论。而且这些研究对资本控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限制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控制资本流的规模和组成，从而减少投机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延迟甚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会导致资本的低效运作，不利于一国的经济长远发展，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以为不利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资本控制政策的实行，从而促进自我实现危机的发生。
本文重点围绕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发生和传染中的作用，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以及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并对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资本账户开放支持论
认为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危机发生的学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资本账户开放可使全球储蓄获得有效分配，导致储蓄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体，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源的分配，促进一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从许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地，资本控制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经济低效，资源配置不当，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一）相关的理论分析
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且会给一国的经济带来很多危害，损害一国的经济基本面，从而更易引发金融危机。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认为资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机所必须的，资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们指出，虽然资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资者随意撤回资金，但另一方面将会导致该国外来资本的减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实行资本控制可能会使公众预期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引起的，从而导致私人部门的资本外逃。因此，可预期的将实行的资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实现攻击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认为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利率低的情况下用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套利，但同时资本管制对国际借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多利（Dooley, 1996）认为资本控制在产生收益差，掩盖汇率风险上有效，但却无力阻止市场上不连续的投机攻击。
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资本账户开放的脚步。爱德华兹（Edwards,1999）认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在于它严厉的银行监管而不是资本管制政策。费希尔（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大于其潜在成本；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敏感，开放资本账户可对资金内流国的宏观政策施加纪律约束。
（二）相关的实证分析
采用多国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对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论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过对69个国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与习惯相反的是，对资本流实行控制不是减低而是增加了一个的投机攻击概率。波顿等（Bordo et al. , 2001）通过分析了21个国家1880-1997年阶段以及51个国家1973-1997年阶段的数据，认为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对90个国家1985－－199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控制使货币危机更可能发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过采用配对和倾向打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得到的无偏估计表明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较低。
三、资本控制支持论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资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资本大量外流，国内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动荡，而且容易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从而引发本国的经济危机。而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资本的频繁、剧烈流动，杜绝汇率的不断波动，维持正常的对外经济秩序，保障本国银行系统安全。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在一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开放资本账户将会引发金融危机。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危机的发生。庞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资本控制对于延迟危机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存在资本控制时，私人部分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银行只有在满足私人部门的商业目的时才兑换国内货币为外国资产。因此资本控制减缓了经济中实际货币拥有量的调整过程，从而延迟危机的发生。
众多研究论文主张在一国金融机构及相关监管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应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开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发现，有无发生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在审慎监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加重其影响，尽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实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剧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严重时导致危机的发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洲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使银行和企业能够在国外融资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介人分不开的。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齐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对53个国家1980-1995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研究后发现，在国内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资本账户放开及实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银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控制与外部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些证据对加大的资本流动性会引起宏观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比起资本控制较严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更多或者面临更大的发生危机的概率。但他的结果表明，一旦一国发生了危机，资本开放力度更大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增长下降。
四、有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研究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很多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金融体系的现状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 1998）认为目前中国不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卡顿（Cordon, 2002）则认为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将会减少外汇风险、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为外来资本的长期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中美贸易在两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两国从中得到的收益也会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认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并不一定能消除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当一国放松资本管制，它必须放弃汇率稳定或者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放弃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宏观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艰巨。目前中国正面对着失业和社会保障低等宏观问题，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麦金农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经历，分析并说明了由政治压力而改变汇率政策最终会毁了本国经济，警告中国可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通货紧缩(当时日本屈从了美国的压力为了平衡贸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流动陷阱)。同时，他还指出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改革进程的最后，在国内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罗娟和唐文进（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区，如果受到投机攻击和流言等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则极易发生危机，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众多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十分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开放的时间和力度不同，它对经济的影响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还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过程既伴随着收益又伴随着风险，具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状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体到我国究竟该实行怎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需要认真权衡比较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利弊，才能制定适当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
就我国实际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高国内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管制的解除会修正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机制,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减少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促进资金在全球的流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商品劳务的国际流通,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2、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使外汇市场趋于完善,国内外金融业的共同竞争有助于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成本,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资金的国内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资金风险，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在资本项目开放带来许多收益的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由于三角悖论的存在，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的冲突。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汇率的频繁大幅浮动增加了进出口的风险，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2、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增加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一旦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或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
（三）制订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应审是度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两面性，是否应该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应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也应因时而变。现在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存在很大的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文献总结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
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我国逐渐加快资本开放力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目前我国主动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因应入世要求的客观选择。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处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区（罗娟，唐文进，2007 ），离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还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日益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机构风险威胁着我国金融稳定。若贸然大幅放开对我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动，若再加上此时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美国利率变化、投机攻击、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极易受到危机的传染并引发危机。
因此，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与深化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稳妥、有序地放松资本管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区域，防止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和传染。
参考文献：
1.Dellas, H., Stockman, A. 1993.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Speculative Attack, and Capital Control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No.25: 721-730.
2.Dooley, Michael. 1996. A Survey of Literature of Controls ov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Transactions [J]. IMF Staff Papers, Vol.43, No. 4: 639-687.
3.Bartolini, L., Drazen, A. 1997. Capital-account Liberalization as a Sign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87: 138-154.
4.Leblang, D.. To Defend or to Deval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 2003, No. 47: 533-559.
5. Luo Juan, Wenjin Tang. 2007. Capital Openness and Financial Crises: A Financial Contagion Model with Multiple Equilibri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0, No. 4: 283-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