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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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在向城市社区化管理方向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在范围、内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 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1、不断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是中央提出的新要求。在社区自治过程中要不断优化运行机制，使社区自治适合社区的实际，逐步建立社区内民间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健全村企与村民之间的协商机制，即通过政府指导和协调。一般而言，只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农村社区治理最终才能达到善治。例如：社区民主选举过程中，以居民自治为核心，要规范居委会民主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不能只讲口号，做做表面文章，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2、要围绕农村社区文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等建设，以增强居民以社区为家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让居民觉得有一种归属感。搬经镇通过社区品牌的建设，提出“一村一品”，也采取和利用送戏下乡等文艺汇演?矸岣蝗褐诘木?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农村文明道德新风尚，努力满足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需要，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感受到社区治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不仅仅是党委政和居委会的事情。

3、首先明确功能定位、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的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地方政府将用人权利、工作经费按工作业量下放到各社区；进一步加强社区共建机制建设，做到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作为社区共建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次优化农村社区生活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村庄集镇规划，保护农村社区的自然环境，维护农村社区生活环境，努力保持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促进人与自然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另外建立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通过影视、广播、戏剧等形式传播政治文化思想，提升农民的政治素养，积极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努力建立农村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使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4、随着义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对农村社区管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级党委也需要深化认识，把统筹配套改革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建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构建在社区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地区、乡政府管理为基础、居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建立起农村社区管理绩效评估的机制，将农村社区治理纳入到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并且考核结果与村干部报酬直接挂钩。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形成区县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各镇负责、社区主导、群众参与的良好格局，合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第2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2]苏明明.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旅游学刊，2014，29（4）：8-9.

[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5]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模式[J].旅游科学，2015，29（4）：38-45.

[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7]时少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权利结构、运作策略及其影响研究――以京郊BS村景区并购事件为例[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12（11）：73-83.

[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第3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型居住社区 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大型居住社区的公共治理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对其历史沿革的阐述以及管理模式的研究。在探讨国内外理论研究之前，首先必须要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之一，也就是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笔者在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09年编制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中找到定义，即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从这个具有官方色彩的定义中不难看出，2009年上海的大型居住社区概念还仅仅停留在住区功能的层面上。另外，学者刘华钢对大型居住社区的定义描述则是：相当或者超过现行国家规范规定的城市居住区级用地规模或居住人口规模，且没有城市道路穿越的单个完整的居住区。而李鸿新和李钊对大型居住区的界定是：总建筑面积大于50万平方米规模的居住区。对于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社区，则称为超大型居住区。从上述的各项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大体上是以居住社区的体量规模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不难发现，从城市规划角度方面，国外研究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和代表时代特点的经典理论。从整体概念上讲，大型居住社区应当是属于居住社区的一种。作为体量巨大的一个存在，国外理论界的研究将其归纳于城市地理学研究范畴之中，其核心理念通常是以人为本。这其中主要包括：在1882年由西班牙工程师玛塔提出的带状城市（Linear City）构想，接着在1902年由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第一次提出了在欧洲大陆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田园城市”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在兼具城镇的社会基本架构的同时又拥有乡村自然风貌的城市。到了1929年，美国建筑师佩里（C.Perry）根据其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居住空间组织方式。而在1928年设计的美国新泽西州新城之际，美国人Radburn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街坊（Block）”概念，而在当今社会中，被人广泛接受的Shopping Mall就是配合大街坊应运而生的。

此外，对于居住社区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究，笔者发现其大多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因众多社会学家所持观点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区管理理论。这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国农村社会学家C.J.加尔平、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古典学派的R.D.麦肯齐等为代表人物提出的社区区位理论，以美国学者I.T.桑德斯、W.萨顿、J.克拉扎，以及社会学者E.O.莫依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体系理论、还有以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J.伯纳德、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W.A.葛木森等一批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互动理论等。

相比较国外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对居住社区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国内理论界对大型居住区的相关探讨更多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类是针对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原因、存在问题和建设对策的研究。其中主要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叶荣责(2002)通过对广东地区的大型居住区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的影响、公建设施建设模式和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郑新明(2003)对广州番禺北部的大型居住区进行了全面研究，从其形成的背景、发展动机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大居存在的问题，对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合理性建议，并对番禺北部大型居住区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刘华钢(2003)对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和影响进行了研究，从多元主体参与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城郊大型居住社区的形成机制，以区域性视角审视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问结构和形态发展、城市运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规划控制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此外，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3年提出了上海大型居住区的选址布局建议，对大型居住区综合开发(包括规划设计、开发机制和配套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朱小地(2005)选取了北京市三个代表不同时期的城市边缘大型居住区(方庄地区、望京新城和回龙观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罗长海、华晨(2005)以杭州市为例分析大规模城郊住区开发中景观资源的私有化问题，从社会、市场和政府行政3个层面研究景观私有化问题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应摆脱小农意识、积极引导市场运作及改善行政方面的对策。

第二类是对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功能定位的分析探讨。陈天等(2005)认为在进行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时，单从设计层面来进行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区生成与发展的需要，而应找到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开始阶段规划师就应该对设计项目进行策划。陈瑞莲（2005）对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李鸿新和李钊(2006)总结了目前国内大型居住区设计开发的各种理论，提出应把绿色生态设计和新城市主义作为大型居住区设计的理论基础，并在一系列规划项目中对其进行实践。

第三类是部分开发企业与项目策划机构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对大型居住区 的设计和开发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例如夏南(1999)介绍了万科地产在城市近郊开发大型居住区的选址理由，提出近郊大型居住区应选择较低的容积率和有组织的人车共存方式，并以深圳四季花城为例指出围合型规划方式的设计要点并介绍万科地产未来的发展方向。赵路兴(2002)总结了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基本特点，分析其形成机制，指出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4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论文关键词 村改居 行政化 治理主体 社区自治

一、“村改居”的内涵

“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具体指的是：撤销以往的农村组织，更改为城市居民社区委员会，借助管理城市居民的方法，对“村改居”展开管理。从利益分配角度而言，“村改居”属于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形式，指的是：重新划定进程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分配形式。从政策上而言，“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属于城市人；但从实际利益角度而言，他们与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而“村改居”要切实保障“村改居”人员的基本权益，提高“村改居”人员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高品质、高水平的生活，最终实现“村改居“追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目标。

二、新型社区基本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现状

在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由农民转变为居民，农村转变为社区，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变为股份经济的“四个转变”。虽然“村改居”在形式将村委会的牌子换成居委会，在角色上宣布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在居住形式上由散落居住的平房庭院变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城市高层小区，但在社区形态又表现出诸多乡村社区的特性，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改居”社区的数量及其集聚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庞大，并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与治理状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水平。通过对“村转居”社区调研发现，其“亦村亦城”的特点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转型和发展以及社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发现目前“村改居”进程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刻剖析，从而为探寻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社区治理对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新型社区治理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村改居”这种新型的管理组织，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其成员由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组成。“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村改居”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的“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组织机构行政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对居民委员会的定位实际上有偏差，居委会在内部设置和职能上，基本上仍按上下对口模式，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内，并没有体现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而居委会无论履行何种功能，都具有“金字塔式”行政化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征，使居委会俨然貌似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的政府部门，打着“某某工作进社区”的旗号，把工作延伸或直接推向社区，社区居委会便成了一根针，万事都要从这个根针的“针眼”穿过，于是居委会常常忙于上级督办的任务，致使居民自治管理的空间不断减少。

第二，人员安排的行政化。在实际工作中，现在社区居委会主要人员存在着“民选”和“街聘”的双重身份现象。一方面，“街聘”的方式明显提高了居委会干部的文化素质文化，使年龄结构年轻化，增强了居委会工作的活力，但也由于应聘人员年纪轻、社会经验不足以及就业求职心态的影响，存在对社区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等问题，因而得不到社区成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形式，居民对下派和招聘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替代原有居民认同度高的工作人员，有被强加的感觉而产生抵触情绪，因此致使“街聘” 在选举中落选；此外，“街聘”的社区工作人员享受的待遇和保障与其他非聘人员之间的反差较大，也导致这些居委会干部的思想波动和工作上的攀比。

第三，组织职能的行政化。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机关部门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下属单位，把社区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上面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集中在社区居委会头上。长此以往，居委会也从根本上忽略了原本的自治组织属性，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组织的一员，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工作内容向下延伸，于是便造成了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目前社区居委会所有工作几乎年年都有评比和考核，考核部门涉及党委、政府的几十个有关职能部门。这样，社区居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业绩主要取决于政府及各部门的认同，而不是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群众的认可，这样就偏离了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然属性和本质要求，与居委会制度安排的初衷已相去甚远。

第四，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社区问题、服务居民群众，但其工作方式行政化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暇顾及居民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既不能很好地服务居民，也不能很好地与居民沟通，在工作中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社区居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不适应社区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方式存在着机关化倾向，习惯于8小时坐班制，积极主动服务的少，在无形中拉大了社区同居民群众的距离。时间一长，这样的社区居委会也就得不到广大居民的认可。

2.居住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居民参与自治的意识和热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改造建设，居民的流动性加大，人们渐渐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新的居住模式从客观上限制了社区居民之间能广泛而频繁的交往，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同时，社区居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差异。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很难象原来村落平房式的居住环境那样维持较长时间的联系，社区内邻里间的情感淡漠，影响了居民之间的交往，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热情。尽管“村改居”后，设置了社会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但村民并未完全摆脱有事找村干部的心理依赖。此外，很多“村改居”的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却未将意识付诸于行动。

3.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失地的农民，该群体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对规章制度缺乏正确的了解，参与自治组织管理活动的意识不强。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社区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外来人口，导致社区事务缺乏关注度。自发性的群体组织大多由具有共同爱好的居民组成，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其管理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单位制”的体制环境影响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后续影响制约着我国居民社区参与，由于各种利益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及其附属的单位中，个人的利益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单位来实现，在利益和情感的依赖上基本没有“社区”的概念，居民的社区意识淡漠，导致普遍的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居民的利益关系逐渐由单位转入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对单位的依赖。但居民的单位情结不会立即消逝，这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三、“村改居”社区问题的主要解决对策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从当前“村改居”社区管理状况来看，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有效的规划。相关管理人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做好社区管理改革工作。

（一）淡化社区的政治色彩，强化社会的服务功能

从街道社区当前的管理模式来看，基本遵循了至上而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原则，即：社区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按照街道办事处安排的任务行事，这不利于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对此，应该按照“政社分开”原则，重新定位政府与街道、社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环境。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在于：通过行使管理职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同时重新构建社区与基层政府之的关系。政府应转变自身对社区的指导方式，从政策、财务等方面支持社区工作，而不应该过度地干涉社区事务。作为社区服务管理人员，不仅要认真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更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服务管理职能，切实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努力做好社区管理工作。

（二）健全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制度，完善居民自治管理体系

社区自治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离不开制度支持，因为需要采取措施，健全社区相关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居民共同谈论下而制定的自治章程，该制度的用途在于还给居民监督权、客观地公布社区的重大事务。这样做不仅为居民自治设定了科学的标准，又促使工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此外，社区应该努力营造民主的环境，方便居民进行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创造，促使居民越来越依赖自我管理以及服务创造。

第5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失衡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90 ― 05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郊及乡村用地被大面积征收，农民原有居住区不可避免地遭到拆迁，被集中安置到拆迁安置型社区，由此带来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等的改变。全方位的迅速改变与失地农民内心的缓慢适应相矛盾，引起了他们的不适心理、失落心理、焦虑心理等负面情绪，如何破解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心理困境，确保失地农民顺利过渡到城市居民，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本文研究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心理失衡问题，其特殊性与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主体为农民变为市民的拆迁安置户而非一般的拆迁户，即是城郊或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城市或地方建设的需要，原居住地被征收后，迁入政府所修建的安置型社区内；二是针对拆迁安置户的心理失衡问题的研究，不同于对其客观生活现状以及管理措施的研究和探讨，而是关注其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不适应和心理排斥，从微观方面探索其原因，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机制。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以城镇化为背景，以安置型社区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由村民向市民的地域与身份转变过程中存在的既排斥又融合的心理失衡的状况，采用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等方法获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失地农民心理失衡形成的原因，深层次的剖析其内在的关联性，最后从安置型社区农民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本文以湖北省A市的拆迁安置型社区为例，对该市的五个安置型社区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4份，有效问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6%，同时访谈了32名社区失地农民和物业管理人员。样本的分布、年龄结构、生活水平、拆迁状况基本涵盖了该市拆迁户失地农民的基本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结果与分析

（一）拆迁与安置：拆迁安置型社区的独特之处

此类拆迁安置型社区的居民主体为由农村村民过渡到城市社区的居民，他们既不同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于那些目前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居住、饮食、出行、娱乐等生活习惯短期内难以跨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除外在条件外，居民在心理角色上，一直还保持之前的乡土心理，没能及时做好调整和转换，致使社区治理带有过渡性质，社区居民面临由乡土性到现代性的转型①，由此就生成了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过渡型社区。

（二）疏离与焦虑：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思想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在拆迁安置居民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问题的回答上，大部分居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为农民。可以发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土地，从而容易引起在失地过程中心理和思想方面的重大动荡，多种复杂的心理和思想困境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未来发展。

1.拆迁户居民身份界定模糊

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居民面对城市化社会变迁时内心的迷惘和困惑，多方面的被动变化使得他们内心产生了陌生、焦虑和不适应等负面感受，我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那些城市原住居民怎么看待我们这些拆迁户？社会真的承认我们的市民身份吗？下面是本研究对居民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

由上图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份仍是农民，有1/3的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市民，还有16.42%的居民说不清自己的身份，可见此类居民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中仍有较大的迷惘和困惑，身份认同的模糊导致内心的迷惘和不知所从，这是失地农民思想现状最明显的特点。

2.传统习惯与新生活规范相矛盾的不适心理

作为社会生活中较难发生改变的部分，传统习惯与新的生活规范容易产生矛盾。失地农民被动地安置在城市社区，涉及到多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往往会触及到传统习惯而造成他们的不适应。在居住形式上，由传统的农村大屋居住转向城市多层公寓式住宅，在访谈中有居民打趣说，现在的客厅面积都不如以前的阳台大，没有了露天的自家小院仿佛总是不见天日，内心焦急不安且有诸多的压抑情绪；在就业方式上，由原来的土地劳作为主转变为在工厂上班和从事服务业为主，收入的主体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在生活习惯上，不管是饮食、出行、娱乐习惯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小区下面的绿化带，居民总想利用它来种菜或栽树，认为栽培其他绿化植物是浪费，再如物业管理人员反映居民不能遵守社区的行为规范，车辆乱停乱放、不规范晾晒衣物等习惯带来诸多的管理问题，这些都是失地农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体现，各方面的变化会使他们更加怀念传统习惯而排斥现今城市的生活方式，形成各种不适心理。

3.预期和现实落差引起的失落心理

失地农民在拆迁阶段和市民化阶段内心都抱有美好的期待，而现实状况往往难以满足居民的期望和需求，由此产生了预期和现实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精神状态。下图是失地农民拆迁前后的工资对比图和生活状况体验对比统计图。

由图表2可知，居民的收入变化大的工资段主要在1500元以下和1500-3000元这两个工资段，基本情况是1500元以下的工资段人数减少了55%，1500-3000元的工资段人数增加了45%，其余的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的两个高工资段变化不大，增幅总共才12.5%，这反映了居民期望的高工资大多不如愿，工资基本还是处在低收入段。

图表3反映了超过68%的居民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之前相差不多，幸福感并没有提升，少部分的居民认为现在的生活状况比之前更艰难，也有少部分居民认为现在的生活相比之前的生活好多了。从总体来看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提升，在访谈中，居民更多的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认为城市化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自己，内心悲观和失落。

4.基于尊重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认同的融入心

理。

个体对自身的定位深受身边互动群体的影响，在与外界环境的不断互动中收获阶级归属感。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与邻里朋友之间缺乏交往，较少在公共空间参与活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自身的社会生活圈子，对于社区归属感没有明显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空间的封闭性和生活方式的固定性。本研究从失地农民的身份界定、生活适应状况及心理感知等方面来反映失地农民的思想现状。

调查表明极少部分的居民经常和邻居来往，约占总数的16.4%。多数居民与邻里缺乏交往，交往逐渐淡化、人情关系淡薄。拆迁安置导致居民的社会交往网络发生变化，对社区和新邻居有一定隔阂感，缺乏信任，从而缺乏主动性。在社区参与度方面，调查发现约71.1%的居民愿意积极参与社区文体活动来构筑社区文化，多数居民基于尊重的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认同，社区归属感日渐强烈，渴望社区提供渠道以加快自身融入。

5.由未来生活问题导致的焦虑心理

焦虑是指人们对未来发展态势所存在的一种不明确而又迫切想得到确定的不良心理期待，这种期待容易给人造成心理阴影，即人们总认为未来的事情可能都是对自己不利，但究竟如何不利又不明确，这种预见性难以得到控制。

调查表明，认为“在搬迁后的生活中，产生过焦虑、不安、悲观等消极情绪”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71.14%，说明大多数失地农民都对未来生活感到不知所措，内心总有一种担忧感和危机感。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保障和相关管理服务尚未相应跟进，使得失地农民难以融入现代城市从而对未来生活问题产生焦虑心理。

（三）排斥与失衡：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失衡的原因探讨

1.乡土文化的张力，对传统的怀旧情结依然存在

蒋奇（2008）认为，传统的中国农村在形成社区文化的过程中，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基础，依赖情感因素和约定俗成的规定来处理人际关系，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加以约束，导致其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失地农民本身所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在城市中的思想状况，一定时间内难以发生转变，而他们对原本的乡土文化又怀有较深的眷恋，不愿主动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加以引导和教育。

2.思想观念的落后与狭隘

安置到城市社区，不仅给失地农民带来了居住地的空间变化，还带来了新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而旧有思想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两者的相互冲突和矛盾阻碍了居民适应新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他们踏上市民化道路的征程。具体体现为缺乏对公共环境的爱护，尤其在遵守公共秩序上缺乏自律和自我约束，如购物没有排队的习惯，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时时冲击着现代化市民的思想观念。此外部分居民的宗教意识、迷信宿命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自主创新、竞争和开拓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处处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不愿改变。这些价值准则极大地阻碍了失地农民向市民化方向的跨越式发展。

3.城市文化的排斥心理存在，居民信任感减退

长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国家城乡政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和城市缺乏沟通交流，城市和农村的文化体系分别造成不同的影响。当农民的身份发生转变时，需要脱离原有的文化体系，重新融入全新的文化体系，而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或多或少会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部分人群的排外心理、接纳和包容程度的不足会影响他们顺利向新市民的过渡。

齐美尔在他的《社会学》中提到：“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包括信任。”反观在安置型社区中，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与原来的亲戚邻居每天见面次数逐渐减少，现实距离与心理距离都不断增加，彼此产生隔阂感与疏离感。加上其社会网络发生改变，关系的淡化与联系的减少，终将降低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4.基于自尊和自我实现的融入心理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与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且人的需求是呈阶梯状递增的，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会向往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满足后，只有丰富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带来愉快、充实的社区生活，具体表现为想要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归属于新社区并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这些都是在解决温饱问题后的精神性的急切诉求，而眼下的环境和条件并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精神慰藉，急切的融入心理和缓慢的管理服务相矛盾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心理失衡。

（四）引导与纾解：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困境解决途径探析

1.社区提供过渡性的引导和帮助

（1）_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在社区中，管理者发挥巨大作用。在引导失地农民适应安置型社区生活的过程中，社区管理者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开展象棋大赛、歌舞比赛、书法分享等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搭建社区居民之间进行思想情感深度交流的平台，从中收获友谊，重新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改变失地农民封闭、传统的心理，进而更加认同与热爱新社区。

（2）建立完善的社区居民保障体系

良好的社会生活保障是居民安心居住的基础。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其尽快适应社区生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相对应的帮助，对于退休老人承担其养老、社工服务、就医、康复等方面的服务；针对失业农民，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劳动就业、社区培训等服务，引导其再就业；为特殊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助残扶弱、关爱自闭症患儿等服务，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3）强化社区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影响失地农民的生活适应程度，对于居民基本需求的满足，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社区加强对其的人文关怀，从微观方面加以改善，细致入微地帮助居民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满足其现实利益的需要，从而加强其对社区生活的认同。

2.强化对居民的内心纾解工作

首先，革新观念，树立“新市民”身份。失地农民从农业户口迅速转为城市户口，从内心来讲还未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保留着乡下人的身份认知。因此基层的社区管理者需要引导居民更新观念，认知自己的新身份。通过开展过渡性的新市民教育课程，帮助他们了解城市社区的基本架构、学习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树立文明城市的规则意识等，以此加快促进他们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强化对“新市民”身份的认知。

其次，结合实际，合理宣传和教育。宣传部门应该针对失地农民这一群体文化水平较低，理解能力有限等特点，创造简单、易于理解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将拆迁安置工作中服务和管理的热点问题与失地农民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将拆迁安置政策与拆失地农民的实际诉求联系起来，促进安置户居民形成正确的现实认知，疏导失地农民的焦虑心理。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法制教育，开展司法讲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学法、懂法、守法，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做合格的守法市民。

最后，自我调适，规划自己要走的路。合理的规划可以让我们明确生活方向，实现生活目标。失地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能进行自我调适，接纳现下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对未来也要有一个明确的打算。努力克服新环境带来的不适，摒去乡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和消极的思想观念，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新的身份角色、邻里圈子、社区生活。逐步培养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学习新的就业和生活理念，以期实现“村民”到“市民”的稳步过渡。

3.构建公共议题。

社区对公共议题的建构需要在居民关注的社区生活的焦点和热点事件的基础上完成，建构的媒介主要在于社区的管理部门，可以是主动性、有选择性的触发议题，如社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居委会成员的选举、物业费的群众听证会、兴趣协会的组建、各种各样的活动等，从而让居民有了表达的权利和情绪发泄的渠道，使其在参与中形成自身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此外通过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居民之间相互的交流和沟通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构建共同的文化语境，培育出安置型社区独有的社区文化和价值观念，这将是形成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解决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困境的有效方法。只有这种来自于集体意识塑造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不至于使居民各自孤立，造成拆迁前后的心理失衡。

4.强化拆迁户居民自身的适应能力

（1）认同自身对社区的价值

能够认同自身对社区的价值，有利于促进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乐观的心态，充满活力，对生活抱以积极向上的信念，能够发掘自身的潜力，认真分析和看待自己，理智接受外界环境，便会在此过程中收获外界的赞许与自身的认可，形成自我认同。

李苏娟在《吉登斯自我认同理论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中这样解释，拆迁安置户面对生活、工作、地域的多元变迁和改动，自然会冲击到自我价值的认同，因此他们必须重塑价值认可，敢于直面外在的环境变化和内在的心理变化，不断增加对新社区的认知，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事业并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以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和价值认同度。

（2）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居民观念的转变远不及由“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迅速，它需要主动性的思考和缓慢的适应，中国农民有重义轻利、安土重迁、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等的传统观念，且深深的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这需要确立当下城市生活的新^念，可以通过交朋友与外界社会联系，交流更新传统观念，认识和思考新观念，在参与现代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逐步形成适应城镇化进程的现代市民观念。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有句名言：“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能不能转变，直接关系到素质提高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完全地得以实施，而自身素质的提高也会加快观念的转变，二者相互促进，因而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就必须从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做起。

（3）调整心态，以积极态度面对未来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压抑的功能是把主体的经历和回忆、各种欲望和冲动保存隐藏起来，不让它们在意识中出现，但这种东西并未消失，而是一直潜伏着、活动着，在压抑的作用下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会以梦、口误、笔误、记忆错误等方式出现，病态的压抑可能导致心理疾病。”这一理论阐述了人内心的郁闷、压抑、失衡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对于内心失衡的失地农民来讲，及时排解不良情绪，纾解内心苦闷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居民调整心态、排解不良情绪，此外还可以拓宽兴趣，研究表明，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助于良好心态的形成，从而减小心理压力，增强适应能力。因此，失地农民需要学会如何调整心态，如何调节不良情绪，通过改变从前的生活态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不断迎接挑战，进行自我疏导、调试，多与外界环境接触，拓宽视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生活。

〔参 考 文 献〕

〔1〕孟欣.失地农民社会适应研究――以武汉市近郊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12.

〔2〕张垣平.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好地政拆迁管理工作〔J〕.北京房地产，1995，（07）.

〔3〕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龙腾飞，徐荣国，施国庆.城市拆迁的满意度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07）.

〔5〕谈小燕.城市化进程中重庆失地农民角色适应调查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弗兰克・戈布尔著。吕明等译，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米庆成.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青年研究，2004.

〔8〕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9）.

〔9〕胡楠楠，俞宁.“村改居”后合肥新市民的思想理念适应性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13，，03）.

第6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保税区；关税；国际贸易

一、保税区的概念

一般认为，保税区这一概念是我国独创的，用来特指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特殊的区域。其来源于国外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制度经济学的三要素理论将保税区看做是自由贸易区在我国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在受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下参照自由贸易理论进行的一种制度设计。

保税区通常有保税仓库（bonded ware house）和保税工厂（bonded factory）两种形式。保税区是不同于传统的保税仓库，但同时又具备保税仓库的很多特点。可以将保税区视作为扩大了的保税仓库与保税工厂的结合体，同时具备自由贸易区的一些功能与特点，是介于保税仓库和自由贸易区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

二、保税区设立运作的理论分析：

1、出口加工区理论

由日本学者藤森英男提出，该理论认为，出口加工区不会一直存在，而是会经历一个建立、发展、消亡的过程。该理论对于保税区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保税区的运作模式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于内陆保税区，不应当全部仿照沿海保税区成熟的运作模式。出口加工区理论从理论上支持了内陆保税区在不同时期，应该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

2、区域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1，生产要素优势，如资本、生产技术、劳动力等。2，自然条件因素，如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等。区域优势理论是保税区设立与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原理。只有先从区域优势理论的角度上肯定保税区设立的合理性，才能进一步分析探讨保税区的运作模式。

3、关税理论

1、保护关税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即经济位置，而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位置。这样的国际分工无疑是对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有利，因而发展中国家应当通过关税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应该逐步降低对其他国画家的关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得国内的行业不断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刺激.该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合理利用关税的必要性和适当税率的合理性。

与中心理论从理论的角度为设立保税区提供了依据，保税区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缓冲手段，能使投资者充分利用经济资源，促进专业化分工，降低运营成本。与此同时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力的促进经济发展。

2、自由关税理论：该理论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则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自由的关税政策相较于保守的关税政策能够更有效的扩大市场范围，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认为各国的要素禀赋是有差异的，要素的禀赋状况影响要素的价格，进而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一国只有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丰裕要素密集型的产品，进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的产品，才能获得贸易利益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过高的关税是一种贸易壁垒，破坏了国际分工，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阻碍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

4、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关于生产专业分工的思想。他认为生产专业化分工与规模经济的形成互为因果关系。即生产专业化分工不仅是规模经济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是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成果。当前学术界公认产业集群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差异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保税区一般位于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同时作为我国目前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政府为保税区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措施，从而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到保税区周围，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内陆保税区凭借其优惠的政策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贸易方式，必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加突出作用。

5、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的概念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变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是：只有当制度创新可能获得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潜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即有了潜在利润未必会发生制度变迁，但没有潜在利润，就一定不可能有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涉及的成本包括：1、旧制度设立时的沉没成本。2、旧制度运行后的追加成本。3、新制度设立的预期成本。4、新制度设立后预期的运行成本。旧制度的沉没成本往往很大，因而即使旧制度的种种弊端显露无遗，往往也不会立即发生制度变迁。社会仍然沿着低效率的制度运行，知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最终发生

皮特・沃尔（Peter.Warr）根据多国的出口加工区所提供的数据，提出了出口加工区成本――收益模型。该模型对于我国保税区的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皮特・沃尔通过这个成本-收益公式，对出口加工区的净收益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克服了此前定型分析的不足，为研究出口加工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该模型衡量了现行制度的运行状况。如何净收益为正，则出口加工区可以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继续运行下去。反之，当净收益为负，则应当采取措施进行调整。此模型建立的根本目的即是衡量新制度是否有取代旧制度的必要性。

成本-收益模型存在这种种的不足。最主要的不足在于忽视了设立出口加工区目的的多样性，即除了经济目的之外还有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如增加就业、引进先进技术等）。由于分析目标的模糊性，成本-收益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现实基础。（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凤清.关于我国保税区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6（4）.

第7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商品房社区；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可贵经验。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创新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其他地区创新社区管理、开展社区建设的模板和参照。

基于对绿色家园社区工作的分析，我们可以为商品房社区创新管理模式提供以下借鉴，也是我们对绿色家园社区管理模式的提炼：开展多样活动，调动居民参与；办群众之所想，疏群众之所厌；搭建沟通平台，培育社区资本；变“化缘”为双赢，实现资源整合。

1 调动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与主体，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的过程和行为。社区参与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于社区乃至社会发展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性的驱动力。因此，社区参与不仅和社区发展、社区建设息息相关，而且社区参与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区是宏观社会的微观缩影，社区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只有落实和体现到社区发展上，才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社区发展虽然不可缺少国家(政府)的推动，但其本质上是根植于社区内部的、整体的和内生的变迁过程，其中包括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的增强、社区资源的挖掘与合理配置、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责任感和承担力的增强等等。任何一个社区的发展，如果作为主体的居民处于滞后状态，那它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发展。社区参与通过互动协调基层工作人员、辖区经济体、居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社区价值的高度整合。

在这一点上，绿色家园社区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充分调动居民参与，是很可贵的做法。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共建是社区建设的根本出路，也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强大动力。社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党委、政府强有力地推动，更需要社区成员、社会团体及社区各单位的参与、关心和支持。绿色家园社区参与以社区居民为基点，在政府的指导下，利用单位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多元互动与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党委和政府发挥着领导或主导作用，居民委员会和各种社会团体发挥着骨干或中介作用，广大居民和社区企事业单位发挥着基础和支持作用。社区参与便是通过这种机制，以社区为载体，以社区活动为抓手，形成了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2 从需求出发

社区服务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在完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网络中、在健全社区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的效果如何，能否真正满足居民群众的需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居民群众的幸福。对于社区公共服务工作，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越是低收入居民群众对社区公共服务越欢迎，越是老年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少年儿童、流动人员等困难、弱势人群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依赖性越大，越是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地方，社会公平正义就体现得越充分，社会和谐度、居民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绿色家园社区开展的活动，如上面我们提到的成立社区康复站、“一刻钟服务圈”服务商信息采集工作、科普健康知识讲座等都是应广大居民的要求开展的，也确实回应了居民的需求。这使得活动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居民的认可和好评。社区开展工作，一个应有的出发点就是便民利民。这种活动面向社区内的全体成员，其内容应该十分丰富，包括起步较早且发展较快的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和幼儿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等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已成为新的社区需求。社区卫生服务旨在通过建立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实行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服务等的一体化，为社区居民日工综合性的医疗保健服务。还有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在社区内建立方便社区居民健身的运动场所和设施，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另外，开展社区居民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化竞赛活动等。

3 培育社区资本

城市居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比较“散”，由于工作单位不一样，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甚至住在同一个楼门的居民也互不往来。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所以必须设法提高居民的自治组织能力，使居民之间熟悉起来，增强其社区归属感。用理论的话来说，就是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让居民之间相互信任，能够相互支持，更容易达成彼此一致的行动。社区社会资本是包括个人、正式组织以及非正式组织和群体在内的社区行动主体建立在信任、公民参与、互惠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及其所蕴涵的价值、文化和规范等的一种资源性力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分为实体和抽象两个层面,其中实体层面包括内部的社区参与、社区关系、社区组织以及外部的社区环境；而抽象层面则包括社区规范、社区认同、风俗习惯、文化价值等。

绿色家园社区着力扩大活动的参与对象，旨在建立一个沟通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平台，构建社区的社会网络。这种互动网络的建立和良性运转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之间将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共同意识，慢慢形成互惠交换的规范；并且该网络还可以提供沟通的媒介，有利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能够把居民联系起来，使之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组织可以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类。前者是指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组织，后者是指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等社区内居民自己建立起来的组织。决策性、监督性事务应充分利用正式组织，而娱乐性活动、互活动等则应通过居民的自组织。在培育、引导居民组织化参与的过程中，除了应区别不同的类型外，还应区别不同的参与对象，比如针对老年人，应以一、二个骨干为中心组织健身性、学习性、娱乐性组织，针对年轻人，则应组织服务性、互组织，便于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居民提供志愿。“邻家邻”活动之所以受社区重视，且实施较长时间，关键就在于它将辖区力量融会在一起，实践中发展了社区关系，且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和信任。

4 实现资源整合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绿色家园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

第8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区护理；指标体系；建立及应用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国内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在新医改政策的促使下，社区护理评价指标体系呼之欲出。在之前较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区护理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致使社区护理服务机构的口碑较差，社区服务质量管理缺失，这就更加需要一套完善的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对社区医护工作的各项环节做以维护。

1 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的影响

发达国家对社区护理服务的建设较早，社区护理的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较为完善。其主要的卫生服务机构以团队为主体，为某一区域环境中居住的人们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体系中的指标包括平等性指标、降低发病率指标等等，为我国建立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1]。但由于国情的差异化，在具体实践中，该项体系的确立还需考虑我国的实际社会状况。

2 国内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2.1建立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过程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我国建立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已经具备了可行性，需要针对多项指标进行筛选，运用合理的统计与分析的策略及手段，完成信息的有效收集与归整，以便于专家学者对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进行最终确立与完善的评估工作。

2.1.1指标的选择 从多项影响因素考虑建立我国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从而能够有效维护社区护理。影响该体系建立的指标有很多，要以指标对结果的重要程度作为选定系数的标准，例如：算数平均数、加权平均数等，都将作为建立体系的重要依据。

2.1.2数据的统计方法 ①制定出一份基础信息的调查表，分发给社区环境中的大部分个体住户，这一步骤主要需完成社区护理机构中各项信息的收集过程，为统计和分析做基础准备；②将全部的数据信息录入计算机系统，笔者主要应用微软Office软件进行记录与统计；③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在有效信息结果的导向下完成该体系的建立。

2.1.3专家讨论评估 专家意见的整体协调是形成社区质量指标体系确立结果的重要依据，一般采取专家积极系数与意见协调系数对计算机确立结果进行评估，以保证该体系构建出极佳的实用效果，缩减检验结果与实际应用的差异性[2]。

2.2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可行性研究 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确立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调整，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该系统建立初期的可行性不代表能够保证其长期运行。随着社会格局的变化，需要不断完善社区护理体系的结构，填充社区护理高质量服务的内涵，提升社区护理的效率。

2.3具体的质量指标分析 质量指标分析是建立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维护手段之一。体系确立结构的前期投入要合理化，既能够反映出社区护理服务环境的完好，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区服务的多项职能与服务质量的高效化。

质量指标的完善要符合现代社区“六位一体”的服务理念，即满足社区预防、社区保健、社区康复、社区健康教育、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社区医疗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护理服务要求[3]。

3 我国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

我国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对国内社会区域的综合建设体系极为有利，配合当地社区医疗的工作模式，为社区进行更贴心、更细致的服务项目是我国社区护理的主要职能，其应用效果较为明显，为我国医疗卫生整体事业的稳定发展助力[4]。

3.1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应用 我国目前开展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的区域范围较为分散，一方面有利于我国未来广泛铺开社区护理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方面能够削弱某些不利因素对于社会公共服务效率的干扰。社区护理服务的精细化与低成本等特点，令其服务项目越发深入人心。

3.2国内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国内很多地区的社区护理服务机构的发展状况各不相同，服务质量略有差异，甚至有些区域的社区护理功能缺失，这对于我国形成统一的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形成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挑战。基于此，国内专家、学者对于此项体系的应用研究有待于更加深入的探寻。以便于找到一种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医疗卫生服务机制，并将其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社区护理服务体系之中，扩大社区护理服务的内涵 [5]。

现如今，社区护理机构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圈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归功于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及时建立，将社区护理服务标准与国家医院等级标准分开，促进了社区护理机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嫣，赵春艳，冯芳茗，等.中国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与进展[J].上海护理杂质，2013，7（04）：191-193.

[2]张莉，周颖清，陈祖禹.社区护理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0，10（10）：112-113.

[3]周嫣，赵春燕，冯芳茗，等.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在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用[J].护理杂志，2013，10（16）：151-153.

第9篇：社区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利益分化；城市社区管理；“居站分设”；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7-0023-04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推动中国进入一个利益分化的新时代，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逐渐解体，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不断出现，利益关系格局持续变化调整。社会转型期固有的社会矛盾与新的利益冲突相交织所产生的叠加效应，使得社区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凸显出来。

一、利益分化时代的基层社会管理困境

改革的实质是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重组的过程，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伴随着利益主体的日渐多元化，收入分配格局也呈现出明显多样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利益的地区性分化、行业性分化、集团性分化、阶层性分化与权力寻租、市场垄断等原因造成的不合法、不合理利益分化的相互交织，使得社会冲突加剧，并不断显性化。[1]利益冲突的加剧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的利益整合与利益协调滞后于社会利益分化。由于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基础上的利益分化非常迅速，原来的行政性利益整合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效果，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的构建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阶段，无法充分发挥出其利益整合与协调的功能。因此，如何通过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探索一条有效的社会整合途径，以实现利益整合和社会稳定，就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实践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