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长期性

根据理论的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一个社会形态，它最终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百年，仍然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1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人们社会发展方面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两个绝不会”。两个绝不会，也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从这个论断可知，资本主义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它的发展也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并非不会出现暂时的停滞，但是停滞状态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理由。放眼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发展是长期的、绝对的，而停滞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这种发展的长期性和绝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就资本主义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资本主义最初出现在 14、15 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距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不到一百年，比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要短许多。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相当长的，而且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也还是一个小片段。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但目前是处在什么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些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壮年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工业化社会，还有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晚期阶段。尽管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最后阶段。

1.2 就资本主义统治的现状来看，资本主义的统治还很有力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激化和尖锐化，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国家可控的范围，反而由于其自身的变革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资本主义政党牢牢掌握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并不大。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等进步力量还不足于动摇或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意识在工人阶级中有所衰退，传统的工人阶级革命并没有任何出现的痕迹，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在低谷中。

1.3 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位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二战后，一大批亚、非和拉美国家走向独立。这些经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民族主义政党带领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资本主义，依附于发达国家，使得在世界体系内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2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主要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产生影响。

2.1 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科技革命密不可分。目前已经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革有直接的关系。发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巩固，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战以来开设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强大动力。

2.2 经济危机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和解决的，它将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会使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并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这些危机无法解决时，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经济危机确实一直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或减小危机的影响，使危机没有造成不受控制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危机大大提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2.3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是人类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资本主义为了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又完善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此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4 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迅速向世界扩展，最终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社会主义在二战后也曾扩展到较多国家，但是自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力量被削弱，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加强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景浩 , 王丙辰 .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重危机探析 [J]. 山西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3(S2).

[2] 沈鑫雨 . 刍议当代资本主义改良的实质[J]. 经济研究导刊 ,2013(18).

第2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 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第3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规则波；经济危机；汇聚效应；色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朱其忠（1969-），男，安徽淮南人，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A630202；云南财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C2011D33。

英国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各种经济危机大致呈现周期性特点。苏绍智把经济危机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世纪20至40年代，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1]。从这五个阶段的发展来看，经济危机源头从一国发展为多国，波及范围从少数国家蔓延到世界范围，从一国中的外贸部门扩展到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提高的今天，经济危机发生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国需要应对汇率、贸易政策及政治环境等日益复杂而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从时间上看，经济周期的诱因研究出现较早，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外部因素观和内部因素观。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研究出现较迟，构建了若干经济计量模型，如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国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对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3）利用7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阐述了国际利率、国际传播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实际利率与整个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Neumeyer和Perri（2005）发现：虽然产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波动大小不同，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与产出在周期中的协动性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经济波动性更大；Lei Wu等（2012）认为美国股市在次贷危机中不仅与亚洲股市之间有着依存关系，而且还具有传染效应，使得亚洲新兴股市对日本和香港的冲击反应过度。

“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单一因素的效应。Carlstrom和Fuerst（2001）构建了一个包括内生成本的RBC模型，该模型在交易子集的现金先期约束中引入货币，演示了内生成本是怎样改变货币传导机制的，并讨论了内生成本对货币冲击的放大和传播。信息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Zeira的研究（1999），表明由于经济信息的动态变化，在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将产生产出和投资周期。突变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突变现象，混沌周期理论将确定性和随机性结合起来，认为经济体内部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产生不规则的周期性波动。本文引入孤立波理论，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分析，旨在揭示经济波动的类型、特征以及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规律。

二、经济体的特征

由于经济体是由大量要素组成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小于要素内部的关系。所以，经济体的微观结构具有离散的性质，这种结构带来了经济体变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1.无形性。一是经济体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影响和作用将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二是要素本身也不稳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经济体的无形性使得经济波动有时候具有偶然性，有时候具有必然性。有人发问：“为什么从向上趋势变为向下趋势时转变得非常骤然、剧烈，但从向下趋势变为向上趋势时却一般说来并无尖锐转捩点”[2]。

4.周期波动性。经济体的发展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且呈现周期性特点。一个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包括四个阶段：萧条、复苏、繁荣和衰退，因其运行像波浪一样，所以简称为经济波。周期性经济波有横波和纵波之分，横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垂直的波；纵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一致的波。由于所有经济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两种波经常耦合在一起，比较常见的经济波动周期有康德拉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由于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分别位于波峰和波谷，具有一定的能量，不断推动经济的周期性和非均衡性发展，如“曾为周期的危机，给予一个物质基础”[3]，即促进了固定资产更新、工艺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为下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线性经济规则波与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经济体内要素的变化是非正常波动，但实际上其变化具有确定的属性。从微观结构及运动来看，经济体内的各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宏观结构及运动来看，每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两者的相互矛盾决定了经济体的运行过程既具有线性波动又具有非线性波动的特征。

（一）线性经济规则波的特征

线性经济规则波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一是经济体较为封闭，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二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三是要素相互独立，横向联系少，且层次分明，如行业条块分割等。

1.线性叠加性。由于每一个要素的运动或变化都会引起经济体的波动，而波长可能各不相同。所以，经济体波动可以被看成是由许多不同要素的分经济波叠加而成的，称为合成波。较为稳定的合成波是一种线性叠加，即线性规则波，这种叠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波长、波幅、周期等）均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保持不变；另一种情况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各不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发生改变。

2.分层性。各要素之间联系在线性经济规则波中不太紧密，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所以该经济体表现为分层波动，称为层流。经济体分层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纵向分层分为高层经济体、中层经济体和低层经济体等，横向分层分为农业经济体、工业经济体、服务业经济体等，每一层次都是有规则地按一定方向（专业化）、一定发展速度做相对运动的，彼此不相混杂。

3.有序性。线性经济规则波的有序性既包含低级有序性，又包含高级有序性。低级有序性缘于经济体所含要素少、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所以整体性较弱，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缓慢。高级有序性不仅经济体所含要素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而且各经济分量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和谐发展，所以整体性较强，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无论何种有序性都表现为经济体平稳运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二）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当线性经济规则波遭受较大冲击，且经济体发展处于加速状态时，其层流将会被破坏，出现了切向的速度分量，使各经济流层互相混合，该经济体逐渐从有序性转变为混沌、无序性，形成紊乱的运行状态，甚至可能出现经济“漩涡”，这种情况称为经济危机。所以，非线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能量、资源损耗要比线性经济合成波大得多。

1.非线性叠加。经济危机的产生并非是各分经济波的简单叠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蝴蝶效应，放大了该叠加。一个微小的冲击，“甚至只是一个负面的新闻，也可能会通过放大作用对某一市场产生毁灭性的打击”[4]，进而冲击整个经济体。这种非线性放大效应具有突然性，难以预测，人们常常用“爆发”这个词来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

2.混合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是某些要素发展速度较快、脱离实际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要素相互“缠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产生经济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层次之分，而且各经济分量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也都是极不规则的，有许多不规则的“漩涡”产生，使经济体各层相互混杂起来。它们不是有规则地做相对运动，而是以相互超越的速度发展，如“信用过度膨胀，是造成随即出现的1929年大灾难的首要原因”[5]。

3.无序性。经济危机的无序性是指经济分量的不规则波动，不仅表现为供给无序，而且需求也无序。“消费市场已经表现出奢侈过度的特征，这不是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对世间商品充满贪婪物欲，而是因为人们的购买力已经彻底无序”[5]。所以，经济危机也可理解为经济体的速度、各种属性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涨落现象。当经济体出现经济危机时，其要素除了作宏观运动之外，还要作不规则的危机涨落运动。

4.传播性。经济危机会传播，并以震荡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经济体在受到扰动时所激发出的内应力，趋向于把该经济体恢复到原来的未扰动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可以更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金融联系等将该危机传输出去，使自己国内的经济危机程度降低，但却会在短期内、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引起经济震荡”[6]。

四、从线性经济规则波到非线性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现象。所以，“产出绝对水平的上下波动（即古典周期）和产出增长速度快慢的交替变化（即增长周期）现象古已有之”[7]，“历史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即使没有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起因的显著的外在力量，周期运动也仍然有继续存在的强烈倾向”[8]。以19世纪20年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爆发过全面的经济危机，所以被称为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规则波；在此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均频繁爆发，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该阶段被称为非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9]。从长期来看，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的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都认为“没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10]。所以，“无危机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起着理论基础作用，“使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残留势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1]。但是， “无危机”并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指经济波动幅度在合理范围内，是一种线性经济规则波。线性经济规则波不仅是非线性经济危机的前提，而且还是其基础。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如果受到某种（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扰动，打破了原有的线性经济平衡，不平衡的部分就以一定的速度向经济体的其余部分传播，振幅一旦超过临界值，该经济体可能会变得很不稳定，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震荡，演变为经济危机。内部因素包括技术的创新效应、固定资产的集中更新、金融领域的乘数-加速效应和货币的超量供应等；外部因素包括国际贸易、热钱效应、跨国公司等。例如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市场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暴跌，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5%，美国某些地区的房产销售商忧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的房地产价格猛挫50%”[12]。因此，经济危机在一定时期内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伴侣。

五、经济危机的“孤立波”效应

（一）孤立波理论概述

“孤立波”一词译于英文solitary waves，是由英国科学家罗素（J.S.Rusell）于1844年首先发现的奇特现象。1895年考特威格（Korteweg）和德伏瑞斯（De Vries）建立了有名的浅水波动方程，即KdV方程，并求出了该孤立波解。孤立波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既有非线性会聚效应又有色散效应的复杂波动系统，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阐释隐藏于波动现象中的形状不弥散问题，从而提供了观察自然的新途径，并成为描述和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方法和数量模型。它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它的波峰越高，速度就越快，若有一低一高两个孤立波，低的在前，高的在后，沿同一方向前进，则经过一段时间后，高的孤立波必然会追上低的一个而发生“碰撞”（赵芳灿，1983）。碰撞会产生两种可能，一是弹性碰撞，即碰撞后保持原有的速度和波形，采布斯基（Zabusky）和克鲁思卡尔（Kruskal）（1965）把这种具有类似于粒子碰撞后不变性质的波，称为孤立子；二是非弹性碰撞，即碰撞后原有的速度和波形发生了改变，这种波仍被称为孤立波。孤立波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波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的综合作用，其原因是波的能量有限性，且分布在有限的空间或时间范围内。会聚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集中在一起，形成“浪”；色散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分散，使其消失。所以，两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大小也相等则会形成孤立子。

（二）孤立波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的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济波动不可避免，但只要把该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危机则不会发生。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也并不意味着经济体就一定会崩溃，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经济危机可以改变波动形状，使其慢慢地消失或传播出去。所以，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汇聚效应和色散效应。

1.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源于经济繁荣阶段，是经济体里企业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员构成、文化、技术、规模等的不同，在“经济人”行为的推动下，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必然会产生差异；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在所难免。或因为消费者需求偏好发生变化，或因为领导者决策失误，或因为其他企业原因，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某种阻滞力。企业不同，阻滞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情况下经济越繁荣，阻滞力对企业的影响也就越大。当某一经济体或经济分量中不同企业，有不同的行进速度时便会产生会聚效应。特别是当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快，另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慢时，两者的速度差异使得经济波在运行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向前倾，且这种差异越大，经济波的前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某一时刻，一些“排头兵”企业开始出现“崩塌”，从而产生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次级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由占次级贷款市场7成份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破产引发的。

2.经济危机的色散效应。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个风险积累的过程。一方面，在此期间自动稳定器不断起作用，如比例所得税、转移支付、储蓄等，它能够减少各种干扰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即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从而使经济发展趋于平稳；另一方面，政府也会根据“凯恩斯原理”对经济波动进行一些宏观调控，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它包括“双紧”模式、“双松”模式、“松财政、紧银行”模式、“紧财政、松银行”模式等，以化解风险。由于这些机制和政策实施的范围、对象、条件、目的等各不相同，如与货币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与财政手段相比，货币手段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由于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方向各不相同，使得不同行业中的各个企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导致经济波在运动时改变它的形状，并弥散开来。所以，初始时刻出现的经济危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弥散，以至在某个时刻完全消失。

3.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体，使其呈波浪式前进。根据会聚效应与色散效应之间关系的不同，可以把经济危机孤立波分为收敛型孤立波、平衡型孤立波、发散型孤立波。收敛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大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是不稳定，它传播距离短，震荡性大，对本国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例如1990年前苏联发生的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轻视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协同作用，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平衡型孤立波即孤立子，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等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长期的，波形是稳定的，它传播距离长，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例如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首先就是因为它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1]。发散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小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小并逐渐消失，它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较小。例如1993-1994年发生在我国的通胀危机（24.8%），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宏观调控，1996年下降到5%，同时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滑坡，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97年仍达到9.7%）[13]，并且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实现就业和经济的软着陆。在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中，会聚效应更多地受市场行为的影响，较难控制，而色散效应更多地受计划行为的影响，较容易把握，如某些国家采取诸如货币贬值、出口补贴等政策，产生孤立子，转嫁经济危机，从而危及其他国家。

六、结语

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是由许多影响因素形成的单一频率的、单色的经济波叠加而成的。如果是线性叠加则称为线性经济规则波，如果是非线性叠加则称为非线性经济危机。不管是线性经济规则波，还是非线性经济危机，都具有周期性特点。非线性经济危机来源于线性经济规则波的非正常波动，它能够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国家之间传播，有时候很弱，有时候很强，可以连续地传播，直到色散效应而消失为止。在当今社会，经济危机的传播具有了新的特点：策源地多元化和小国化、策源点金融化和虚拟化等。通过把孤立波理论引入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经济危机在产生、传播过程中具有孤立波特征。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有利于认知其内在的结构和形态演化，有利于决策者了解经济体里企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对制订和实施情况，为化解危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但是，对于经济危机采用的孤立波理论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缺少前人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探索经验。本文对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出深入地探讨。

参考文献：

[1]苏绍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试论（上）[J].经济研究，1963（4）：49-61.

[2]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2.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12.

[4]刘崇仪.经济周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

[5]狄克逊・威克特.经济危机与大国崛起[M].王水，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6]刘崇仪.经济周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丁纪岗.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与经典学说回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6）：105-106.

[8]哈伯勒.繁荣与萧条[M].朱应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

[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42.

[10]宋玉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林洁莹.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脉络――以理论解释功能分析为视角[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09（22）：142-144.

第4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第5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的解读，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经济学在解释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多把它归咎为金融的过度创新、政府的监管不力、投资信心过渡膨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从现象层面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技术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态呢?西方经济学恐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从西方国家《资本论》空前热销，人们纷纷从马克思哪里寻求答案的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实际上，如果循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他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美国家庭的负债已达到惊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资本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了。大资本不仅从当前的工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而且预期地占有了未来工人的劳动。随着资本的不断流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和信用欺诈，使得这种金融活动像一个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当某个临界点来临时。泡沫破裂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危机的来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第6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一、全球经济指数下降风险上升

2010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经济风险和国家风险，2011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风险逐渐上升。

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其中有68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高于指数平均值（见图1），占130个国家的52.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8%。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6%，美国经济增长1.8%，欧元区经济增长1.4%，日本经济增长-0.8%，俄罗斯经济增长4.3%，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与此同时，2011年世界燃料价格上涨31.6%，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17.8%，世界经济形态转向“经济衰退、价格上升”为特征的“经济滞胀”，欧美债务危机和经济刺激计划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现，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慢。2011年发达国家出口上升4.4%，发展中国家出口上升8.8%，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放慢。

二、全球经济紧缩债务风险缓和

欧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控制债务危机蔓延，紧缩政策在缓解全球债务危机的同时，加剧了经济危机。报告显示，2011年基于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世界经济综合风险指数为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世界经济风险上升。同期，世界债务风险指数为0.4626，比上年0.413Q上升12.0%，债务风险有所缓和；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综合风险评级BBB级，与上年评级水平相同，债务风险评级仍是B级。

报告显示，201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状况下滑的同时，中东、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相反远离债务危机漩涡，偏安一角。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国家中有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阿联酋以0.9270取代瑞典名列第一，其后是爱沙尼亚、卡塔尔、芬兰、卢森堡、德国、瑞士、阿曼、智利。卡塔尔由上年的第43位进入第4名，阿曼由上年的24位进入第9位。新加坡、中国被挤出前10位，分别排名第11、12位。相比之下，综合风险指数排名最后10名的埃及、黎巴嫩、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塞尔维亚、斯威士兰、伊朗、牙买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见图2），中低收入国家经济状况较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分析表明，全球债务危机、世界市场紧缩和国内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综合风险指数排名由上年的第8位下降到第12位，中国经济风险有所上升。

三、全球综合风险各地表现不一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状况在地区格局上有较明显的变化（见图3）。西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8207下降为0.8150，下降0.7%，但仍是综合风险指数最高的地区。东南亚、东亚、拉丁美洲、非洲、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出现小幅下降，其中非洲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758下降为0.6375，下降5.7%，降幅最大；北欧、大洋洲、东欧、北美、西亚、中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小幅上升，其中东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502上升为0.6971，上升7.2%，升幅最大，成为全球债务危机的一个避风港。东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13下降为0.7199，降幅为1.6%；东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799下降为0.7638，降幅为2.1%；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6402下降到0.6354，降幅0.7%；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6533下降为0.6342，降幅为2.9%，南欧地区的希腊、意大利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西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58上升为0.7500，增幅1.9%；北美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7Q上升为0.7669，增幅为4.1%；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815上升为0.7880，增幅为0.8%。数据表明，全球债务危机环境下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不尽一致，差异对比显著。

四、全球政治风险指数略微下降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和平、国内稳定、法律效率三项指标在内的政治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8682，比上年平均值0.8686略微有所下降。在全球130个国家政治风险指数排名中，排在前10名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分别是芬兰、新加坡、新西兰、瑞士、荷兰、瑞典、挪威、英国、卢森堡、加拿大；排在后10名的分别是科特迪瓦、埃及、日本、爱尔兰、委内瑞拉、海地、阿根廷、斯洛伐克、乌克兰、布隆迪。其中，科特迪瓦、埃及受内乱的影响，政治风险指数大幅下滑；爆发债务危机的爱尔兰由于政府更迭，债务危机已经转变政治危机，政治风险指数由0.9231下降为0.7549，降幅为18.2%；日本由于政府频繁更迭、法律效率指数下降，政治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593下降为0.7381，降幅为2.8%（见图4）。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相对要小，这源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然而，日本、爱尔兰跌入最后10名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进入政治稳定的保险箱。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指数平均值为1.0000，比上年的国际和平指数0.9875上升1.3%，国际和平环境有所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内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9769，比上年的国内稳定指数0.9750上升0.2%，国内稳定状况略微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法律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6275，比上年的法律效率指数0.6273上升0.03%，法律效率状况基本稳定。

2011年中国国际和平指数为1.0000，国内稳定指数为1.0000，法律效率指数由0.7094下降到0.6807。中国政治风险指数为0.8936，比上年0.8972下降0.3%，尽管高出综合风险指数0.8682水平2.8%，但中国如何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仍面临新的挑战。

五、全球经济下滑日本倒数第一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经济增长、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三项指标在内的经济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6146，比上年平均值0.6929下降了11.3%，且低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欧美债务危机已经演变为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经济风险加剧（见图5）。

在全球130个国家中，卡塔尔以经济风险指数0.9667成为经济风险最小的国家，相比上年经济风险指数0.6571大幅上升了47.1%，跃升第1位；阿联酋经济风险指数从0.8217上升到0.9430，增幅为14.8%，位居第2位。值得关注的是，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瑞典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上年排名第1位的瑞典下降到第8位，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被挤出前10名。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中东、南美等地区石油生产国经济增长较快，经济风险指数大幅上升。卡塔尔代表亚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摩洛哥代表非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智利代表南美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相反，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指数普遍下滑，日本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4347大幅下降到了0.1837，2011年日本经济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经济风险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4%，低于上年4.8%的经济增长率水平，高于世界经济3.8%的增长水平，其中蒙古以17.5%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当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2011年中国经济风险指数0.8313，比上年的0.9140下降9.0%，经济风险指数排名从第7位下降到第11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基本没有变化，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由上年的3.3%上升到5.4%。中国同样面临经济滞胀的困扰。

六、世界贸易壁垒加大风险上升

报告显示，2011年包括贸易壁垒、投资壁垒、WTO成员三项指标在内的贸易政策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7784（见图6），低于上年0.7998的水平，降幅2.7%。同时。高于2011年综合风险指数0.6932的平均值，高出12.3%，说明尽管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比经济状况略好，仍因为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出现下降。

在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排名前10个国家中，除了智利、巴林外，新西兰、卢森堡等都是发达国家。新西兰取代卢森堡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环境最好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3位。芬兰、比利时取代瑞典和斯洛伐克跻身前10名。相比之下，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最低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布隆迪外，其他9个国家均不是WTO成员，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尚未进入全球法律规则轨道。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各项指标中，国际贸易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6896，比上年0.7135下降3.3%，国际贸易壁垒风险在世界经济下滑过程中上升。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投资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7149，略低于上年0.7295的平均值，下降2.0%，国际投资壁垒风险有所上升。

当年，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风险指数为0.7761，低于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0.7921平均值，排在第82位，远远低于中国综合风险指数第11位的排名，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政策有待进一步改善。

七、全球国际收支和信用恶化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国家信用等级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的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4626，比上年0.4130上升12%，全球国际支付风险有所缓和，债务危机似乎缓解。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和后10位国家指数值相差较大。在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占5个，发达国家分别为瑞典、卢森堡、韩国、芬兰、德国，其中瑞典保持了第1名的位置，卢森堡由上年的第6名上升为第2名，韩国由上年的第29名上升为第3名，德国由上年的第18名上升为第6名，挪威由上年的第8名下降为第15名，瑞士由上年的第9名下降到第16名。发展中国家进入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阿联酋、爱沙尼亚、俄罗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中国，中国由上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上年的第104位上升到第9位（见图7）。同期，马拉维等排名后10位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有6个国家来自非洲，政局不稳、经济结构较差、竞争能力不足，使得这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支付风险。

全球130个国家贸易差额占GDP比重代表的贸易差额指数平均值为0.4225，比上年的0.8792下降51.9%，远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收支严重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信用等级指数的平均值为0.5370，比上年0.5776下降7.0%，同样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表明世界信用状况继续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衡量的财政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4315，低于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4626，比上年的0.4172上升3.4%，财政风险得到初步抑制。

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出口上升，支付风险指数为0.8636，比上年指数0.7980上升了8.2%，高于综合风险指数0.6932水平，排在世界第10位，中国尚无债务危机风险。

八、债务危机正在转为经济危机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表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国内稳定、世界贸易指数蓝灯正面。同时，投资环境、经济环境指数黄灯负面；法律效率、经济增长、贸易壁垒指数红灯预警；价格变化、国家信用、贸易差额、财政赤字指数紫灯危险（见图8）。

世界经济风险综合风险指数0.6932，红灯预警。数据表明，欧美债务危机冲击波已经严重冲击欧美、中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世界经济全面下滑。目前，债务危机尽管有所缓和，但信用危机在不断加大，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国际贸易壁垒加剧，国际贸易形势严峻，各国普遍采取的紧缩政策结果，债务危机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九、全球国家风险评级稳定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在对世界经济指数分析基础上，对全球130个国家根据综合风险指数进行经济风险评级，根据支付风险指数进行债务风险评级。分级划分为10个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AAA、AA、A、BBB、BB、B、CCC、CC、C、D等10个级别，级别越高，越为安全。其中，AAA为正面，AA为稳定，A为负面，BBB、BB、B为险级，CCC、CC、C、D为垃圾级，风险较大。

1、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BBB级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的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与上年持平，险级，表明世界经济风险依然较大。其中，AAA级的国家有2个，分别是卡塔尔和阿联酋，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5%；AA级国家有瑞典、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爱沙尼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摩洛哥、阿曼、秘鲁、沙特阿拉伯等12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9.2%；A级国家有韩国等19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4.6%。另外，有97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在A级以下，风险较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74.6%（见图9）。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中国经济风险评级保持上年的AA级，中国经济风险评级总体稳定。

2、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B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总体评级保持上年的B级水平，险级，全球债务风险仍然较大。其中，芬兰、德国、韩国、卢森堡，瑞典和阿联酋共6个国家为A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4.6%；中国、丹麦、挪威、瑞士、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尔及利亚等11个国家为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奥地利、阿曼、泰国等11个国家为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其余102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均在BBB级及以下，希腊、巴西、贝宁、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厄瓜多尔、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墨西哥、尼泊尔、巴拿马11个国家评级在CCC级及以下（见图10）。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意大利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希腊的债务危机仍比较严重，仍处于CCC级，具有较大风险。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债务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级上升到AA级，债务风险由负面变为稳定。

3、2013年全球债务风险更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险级。同期，基于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平均为B级，也为险级。

分析表明，未来全球风险仍以债务风险为主，经济风险为辅（见图11）。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加大经济紧缩政策力度，2013年世界经济紧缩仍然是主要基调，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为经济危机的风险在加大。欧洲统计局2012年10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85171.87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1752.67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108401.98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2393.61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3.5%升至84.9%。在欧盟成员国中，有14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60%，包括希腊（150.3%）、意大利（126.1%）、葡萄牙（117.5%）、爱尔兰（111.5%）、比利时（102.5%）、法国（91%）、英国（86%）、塞浦路斯（83.3%）、德国（82.8%）、匈牙利（78.3%）、马耳他（76.3%）、西班牙（76%）、奥地利（75.1%）和荷兰（68.2%）。相比之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小的国家有爱沙尼亚（7.3%）、保加利亚（16.5%）、卢森堡（20.9%）、罗马尼亚（35.6%）、瑞典（37.3%）、立陶宛（40.4%）、拉脱维亚（43%）、捷克（43.6%）、丹麦（46.7%）、斯洛文尼亚（48.1%）、斯洛伐克（50.1%）、芬兰（51.7%）和波兰（57%），欧盟国家债务风险水平高、规模大，不容小觑。 十、2013年世界“风险悬崖”名单

未来是历史和今天的延续。一个国家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短期急剧加大，形成“风险悬崖”，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示警，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中部分国家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剧烈（见图12），其中马拉维从第41位下降到第109位，降幅达到68位；科特迪瓦从上年的第61位下降到第128位，降幅达到67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还有肯尼亚（下降58位）、多米尼加共和国（下降45位）、巴西（下降43位）、塞内加尔（下降42位）、埃塞尔比亚（下降41位）、萨尔瓦多（下降32位）、乌拉圭（下降32位）、泰国（下降31位）。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同样剧烈（见图13），其中马拉维从第130位下降到第22位，降幅达到108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分别是马达加斯加（下降102位）、喀麦隆（下降70位）、阿根廷（下降62位）、蒙古（下降56位）、贝宁（下降55位）、摩洛哥（下降54位）、巴拉圭（下降46位）、秘鲁（下降46位）、乌拉圭（下降46位）。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出现，当年冰岛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第28位下降到第90位，同期债务风险指数从第67位下降到第95位，经济风险评级为BB级，债务风险评级为CC级，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同时爆发。

总的来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债务危机是长期形成的，是结构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其根本原因源于不对称，正是由于生产与消费、举债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导致债务危机爆发。债务危机完全消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来看，欧美债务危机得到了初步抑制。2011年意大利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有所好转。希腊债务风险评级虽然仍处于CCC级，但是债务风险指数有所上升，从上年的117位上升到70位，债务危机有所缓和。

目前，爆发债务危机的美国和欧洲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日本的债务风险却在加大。日本的债务问题与欧洲国家类似，人口不断减少、产业不断外移使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同的是，2011年日本的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指数双双降低加剧，日本经济风险指数已经排到全球130个国家倒数第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排名倒数第一的发达国家。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数据，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已近200%。尽管日本的债务多是国内债务，但债务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仍将使日本面临随时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对于世界经济无疑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十一、2013年全球经济危机四伏

欧美债务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据显示，尽管世界经济风险指数和债务风险指数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下滑（见图14）。美国、欧元区、日本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都是中长期的。因此，世界经济紧缩也将使中长期的，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将进入5-10年甚至更长的紧缩时期，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更寒冷。

2013年包括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在内的经济政策主调仍然是紧缩，世界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世界经济可能继续下滑，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低迷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国尚无全面解决债务危机和经济繁荣之道，世界经济不容乐观，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仍旧困难，同样不容乐观。

1、2013年世界危机四伏

第一，美国面临财政悬崖和增长失能。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火车头，在2011年全球7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21.4%。目前，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来源和动力，明年启动的增税5000亿美元和减少政府支出1000亿美元的“十年财政紧缩计划”，大大削弱了美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全面财政紧缩计划使美国政府几乎失去了所有财政政策，经济紧缩已成定局。在美国经济全面紧缩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过多的货币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美国刚刚出台的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QE3不见成效，放出的货币重新回到美联储。除此以外，美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动力已经消失，仅仅靠一个苹果公司的产品难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增长。在财政紧缩、经济紧缩情况下，美国教育、医疗和国防开支大幅减少，也使美国以消费为主要增长来源的经济增长受到制约。未来，无论是谁当上美国总统都难以带领美国走向繁荣，美国经济已经走过巅峰，进入人口下降、发展饱和、低速增长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见图15），2013年下降到2.1%，事实上并不乐观。我们预测2013年美国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均为50%，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第二，欧元区债务危机转为经济危机。2011年欧元区经济总量1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2%，超过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欧元区已经全面进入“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4%、201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4%，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13年上升到0.2%，这些预测过于乐观，因为欧元区尚未拆除希腊债务危机地雷的引信，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仍在燃烧，预测明年欧元区经济正增长缺乏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相反，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更是难以确定，我们预测2013年欧洲联盟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超过90%，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0%左右，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三，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日本是全球人口下降、经济饱和、发展失能、经济低迷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的典型国家。多年来，日本人口连续负增长，不但导致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下降，也导致日本出现自1992年以来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4.5%，2011年为-0.8%，2012年为2.2%，预计2013年将下降到1.2%。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紧缩、缺乏政治方向、经济结构陈旧、国际关系紧张、政府债务沉重、日圆不断升值、出口增长下滑、国内消费低迷、企业经营亏损、电力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使日本经济难以兴旺，我们预测2013年日本出现债务危机的概率为30%，经济增长率将在1%左右。

第四，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世界经济紧缩、世界市场萧条使初级工业经济和外向依赖程度相等高的俄罗斯石油出口下降，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2010年和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均为4.3%，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7%，2013年将回升到3.8%。总的来说，俄罗斯传统初级工业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受制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紧缩影响的俄罗斯经济仍将困难重重，我们预测2013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尚不存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

第五，印度经济下滑陷入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印度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财政贸易双赤字严重，商业信心下滑，印度卢比贬值，拖累印度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10.1%，2011年下滑到6.8%，2012年进一步下滑至4.9%，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目前，印度经济下滑的同时，通货膨胀上升，出现经济衰退、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经济滞胀，尽管印度政府近期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在零售、航空、保险等行业扩大对外资开放程度，削减赤字减少燃料补贴，但难以改变印度结构陈旧、动力不足、外部依赖、经济下滑局面，我们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

第六，巴西经济出现急剧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7.5%，2011年下滑到2.7%，2012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5%，巴西经济严重下滑。今年6月，巴西央行曾将经济增长预期从3.5%调低至2.5%。近日，又将2012年巴西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5%调低至1.6%，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将达到5.2%，高于此前预测的4.7%。目前，尽管巴西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从“中立”转向轻微扩张，并采取了_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包括刺激消费和投资。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2011年1月以来持续调低基础利率。然而，在欧美债务危机、全球经济紧缩、世界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农业经济和初级工业经济为主的巴西经济难以摆脱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依赖，我们预测2013年巴西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

第七，南非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0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为2.9%，2011年上升到3.1%。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的南非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受欧美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南非国际大宗产品出口放缓，价格也随之降低，2012年南非经济增长将下降到2.6%。目前，失业等问题对于南非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如果高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有可能成为南非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因此，我们预测2013年南非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左右。

第八，2013年世界经济仍旧低迷。目前，欧美债务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仍在持续紧缩，世界市场全面低迷，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仍旧处于困境。因此，2013年世界经济危机四伏，难以复苏，仍将低迷。因此，我们预计2013年世界出现经济危机的概率为50%，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第7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第8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第9篇：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调查显示，仅29.7%的受访企业家认为目前民营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指标比2007年下降了30.9个百分点，为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东部地区企业、中小型企业、纺织和服装等行业企业面临的困难最大。

当前民营企业的困难表现在哪里？

企业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已经成为目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调查显示，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前两位的是“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和“人工成本上升”，选择比重分别为79.2%和74.4%。生产成本上升、国内消费不足的双重作用，对民营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上半年，企业环境成本、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给企业生产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下半年能源等原材料价格虽有所回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加剧了我国经济下滑的速度，投资减少，企业效益下降。加之受市场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使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出口型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增长放缓，外需相对减少，加之去年国内一系列调减贸易顺差的政策出台，特别是出口退税率逐步降低，使得出口企业的利润普遍下降。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也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查显示，出口数量下降比较明显的行业有纺织、服装、造纸、医药、化纤、非金属和钢铁等行业。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甚至有所加剧：受去年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一些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58.2%的企业经营者表示“资金紧张”(仅有3.1%认为“资金宽裕”)，这一数据比2007年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情况的调查看，民营企业家选择“企业自筹”的比重为67.2%，排在第一位。同时，目前，国家的货币政策虽有所调整，但受经济预期的影响，银行贷款依然谨慎。调查显示，认为从银行贷款“较难”或“很难”的企业家比例接近一半，占了48.7%。加之其他融资渠道不畅，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除了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自身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由于自身产品结构不合理，盲目扩张，导致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市场受到冲击；企业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导致成本居高不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等，影响企业发展。而中小型民营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不是很强。特别是那些生产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对宏观形势把握不准，生产经营不善，应对挑战准备不足，在此次危机中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

2009：危机中孕育着机运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虽然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冲击，但也带来了重大机遇。从国家看，金融、经济危机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当前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主要国家，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无论国家实力大小，都希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中国，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前不久在美国召开20国峰会上，中国的声音更加引人注目。从民营企业看，给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当前，许多国际优质企业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资金紧张的困境，许多国际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因此丧失工作机会，而这恰好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大胆收购国外能源资源类等优质企业或知名品牌，大力引进国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以及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大好时机。

重庆力帆集团专门召开高层会议研究4万亿中的商机时，董事长尹明善说：“最好专门找个人研读政策，让企业更好、更合理地利用各种政策。看看力帆是否也能在其中分一杯羹。” 4万亿投资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方面，其中留给社会资本的“蛋糕”究竟有多大？长期来看，在中央财政投资先期导入下，必将带动广泛的社会投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11月27日在国新办会上表示，中央4 万亿投资实际上只是全社会投资的一部分，明年全社会总投资将在20万亿左右。

这场金融、经济危机还有可能促进民营企业实现“国民待遇”的突围。根据全国工商联关于“非公经济36条”落实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依次是：融资渠道、执法环境、权益保护、税费负担、市场秩序、行业准入、政府沟通、土地使用、舆论环境和地方保护。其中行业准入和垄断方面障碍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服务业和公用事业。这些问题和困难，都需要通过改善发展环境来“过冬”。希望中央在出台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时，考虑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国民待遇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也是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好时机。企业抵抗外部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而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建设较差，无论人员培养、管理流程、制度建设、技术研发、品牌塑造都缺乏手段，直接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在面对从紧的外部环境的时候缺少竞争力。有许多民企，决策机制长期不变。仍然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没有董事会制度，也缺少独立董事作用，因此决策中往往犯错误。

一些企业并不是弥补资金链就可以救活，背后有一个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解决危机，从公司治理结构上对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有许多中小企业没有长期的发展规划。属于订单型、突击市场型的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没有按照战略的思考进行规划，盈利模式、管理模式、资金规划等方面都是属于应急的管理思路，所以当企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各方面缺乏应变能力，导致困局连连。

民营企业自身的免疫力有助于其渡过难关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在与各方力量的激烈博弈中，在相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成长壮大。中国经济是二元的，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推动建设的有关项目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等基础建设项目。而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因为它们大都和基础建设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