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背景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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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独立学院；专业设置；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现状评价

1.湖北省独立学院2012年新增专业一览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的评议意见，2012年教育部公布了2610个经教育部备案的专业，53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7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新专业。

设在湖北省内的国家部属高校，湖北省属、市属的各地方高校2012年获得教育部专业设置批准的167个新增专业，其中湖北省内独立学院新设置专业数量为77个，占到2012年整个新增专业的46.11%。独立学院的新增专业中，属于工学的新专业有25个，占77个新专业总数的32.47%；属于经管文的新专业有25个（经济学3个，管理学12个，文学10个），占新开设专业总数的32.47%；艺术学21个，占新开设专业总数的27.27%；其余方向有6个专业，分别为理学3个，农学1个，法学1个，教育学1个。详见表1。

表1 湖北省独立学院2012年各大类新增专业一览表

学位授予门类 专业名称

工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程造价、机械电子工程、物联网工程、轻化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制药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经管文 管理学 酒店管理、电子商务、会展经济与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财务管理、

文学 网络与新媒体、商务英语、翻译、

经济学 税收学、投资学、经济与金融

艺术学 风景园林、数字媒体艺术、风景园林、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工艺美术、动画、音乐学、影视摄影与制作、服装设计与工程、摄影

其他类 理学 药物制剂、运动康复、康复治疗学

法学 知识产权

农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

教育学 休闲体育

2.学科门类和专业布点情况

湖北省31所独立学院设置一级学科为41个，合计专业点数613个。工商管理、电气信息、经济学、机械、艺术五大一级学科共开设专业数328个，占总数的53.51%，而文科类占据较大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专业结构性失衡，也会浪费高等教育资源。其中，工商管理类专业为112个，经济学类39个，电气信息类专业有94个，机械类34个，艺术类专业49个。

二、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问题研究

1.一级学科设置扎堆

（1）一级学科设置趋同现象严重

湖北省独立学院一级学科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112个工商管理类专业设置重复率18.27%，94个电气信息类设置重复率15.33%，49个艺术类设置重复率7.99%；39个经济学类设置重复率达6.36%；34个机械类设置重复率达5.55%。一级学科分布雷同。

（2）专业布点趋同严重

湖北省独立学院所开设的专业数量各自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彼此间差异较大。目前，省内每所独立学院开设专业数平均为22个，设置英语专业的独立学院达93%以上，设置艺术设计、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所谓“热门”专业的独立学院达70%。

2.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需求失衡

从一方面看，湖北省独立学院在专业设置上体现了主动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取向，集中表现在开设了当前大部分的热门专业。从另一方面看，独立学院更倾向于设置专业所消耗的成本大小考虑，大部分都倾向于设置投入少、易招生、回报快的专业，或是依托于母体学校的相关资源与优势，设置其母体学校的优势专业。但独立学院所集中设置的所谓“热门专业”，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湖北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没能充分考虑社会的吸纳度。

湖北省独立学院数量居全国之首，从区域经济人才需求和独立学院发展的契合度来看，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明显，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结构与本地经济发展不对称，不平横，与产业结构失联。《湖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湖北省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计划，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光电子、新能源、节能环保、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10个产业”的目标，应用型技术人才仍是湖北省未来发展的支撑力量。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短线专业”是重点需求，例如：生物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这些应用性强的理工类专业在招生人数和开设学校数上都非常"冷门"开设学院数量均只有1所，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十分有限，但区域经济发展则十分需要这样的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由此可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结构并没有与湖北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形成良好的对接。

三、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对策研究

1.通过专业论证与调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专业设置进行论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学校设置三者相互配合，对独立学院专业设置进行系统调查和专业论证。一方面，学校通过专门的市场调研机构与部门，设置毕业生信息数据库，对本校首届毕业生就业去向进行详细、系统的分析，包括毕业生相关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岗位分布、待遇情况，收入状况等。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1）设置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应用型专业

首先要进行必要的人才预测工作。这是大学专业设置中必须进行的工作，但往往被忽略，人才预测则必须以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量和吸纳能力为导向进行动态预测。一方面要考虑到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导向和前景，在其他学校前面开发新的朝阳专业，不能简单模仿和重复。

（2）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供型人才

独立学院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自建、共建、共享的方式与企业联合办专业，订单式按需模式即满足了企业需求，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工作方向。对于独立学院来说，通过将窄口径的专业人才培育和企业需求有机联系，并动态优化结构，定点培养人才是是双赢的设置。将给企业与学校带来更好的效益。

参考文献：

[1]何敦培.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依据及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09（12）.

[2]沈席强.浅议新形势下独立学院专业设置问题[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3）.

[3]李雪晶.中医院校独立学院专业设置与就业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0（02）.

[4]赵晓晓.高等院校新专业的设置研究[D].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作者简介：

陈俊颖（198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经管系市场营销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渠道管理。

第2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美国上市公司-----亿元级外企、IT培训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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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达内国际集团简介

达内国际集团是中国IT职业教育的品牌，是目前中国IT职业教育集团，2014年4月3日，达内国际集团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中国家在美国上市的IT职业教育集团，同时也是2014年赴美上市股。除中高端IT人才实训外，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同样致力于IT 人才输送、教育平台建设、软件研发等综合服务。目前，已形成包括 人才实训中心、软件研发中心、软件人才中心、IT 教育中心四大人才服务模块达内国际集团逐渐形成以IT培训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的职业教育及人才服务领导品牌。

达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各个中心由软件专家负责运营，课程设计引进北美先进技术，贴近中国软件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聘请北美海外专家与来自IBM、华为、用友、亚信、东软等国内外名企的一线实战专家担任讲师，以确保高端培训效果。达内在课程设计与培训模式上不断创新，开创“零首付、低押金，就业后付款”的信贷就业模式先河，改革培训模式保持培训规模扩大的同时确保90%以上的就业率，同时高质量就业。

二、达内时代科技集团与高校和企业合作

从创建之初，达内国际集团就非常重视与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专业共建等方面的合作。经过13年辛勤的耕耘，达内国际集团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美誉度， 达内先后与全国500多所大学的计算机或软件学院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其中20%以上为211重点大学，在100多所院校里建立了达内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并与包括北大软件学院在内的7所院校建立软件工程研究生联合培养合作。近年来，达内加强了与院校开展深度合作的步伐，在人才培养模式、项目课程体系的整体构建、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全方位的高校开展合作，对高校的教学改革、优化高校课程体系，强化实训实习以及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实战型业务水平的提升都积极的推动作用。

达内发展离不开与企业的密切合作，达内在全国建立5大软件人才中心，300人才顾问每天不断与全国上万家企业保持联系和沟通。通过13年达内不断地探索与尝试，达内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人才推荐，人才定制培养、人才租赁与外包、校园招聘、IT猎头、企业内训等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和一站式的服务体系。截止到2014年5月底，达内与全国5万家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个月在达内全国中心有近600场的企业双选会，达内还会定期做专场招聘会，正是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关系，达内学员保持行业的学员就业率，2014年实现了95%以上的就业率。

三、达内国际集团主要业绩：

达内国际集团作为中国高端IT培训的翘楚，从创业之初就倡导 “诚信、创新、开放、合作”的企业文化，同时经营战略一直都保持经营模式和产品保持行业的一步：率先在美国上市家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推出“先就业，后付款”IT信贷就业培训的IT职业教育；率先获得国际风险投资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入选“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由IT技术专家建立和运营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全面开放课堂，随时真课试听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与“211工程”大学联合培养软件工程硕士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真实披露学员就业率、就业品质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开辟高端课程，培养IT白领、金领的IT职业教育机构；率先完全真实公开师资背景的IT职业教育机构。

达内国际集团由于优秀的教学效果、行业的经营模式和倾力公益事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好评，近年来达内荣获了各界机构的颁奖：达内是业界的一家2006、2007、2008、2009连续4年入选德勤评选的“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公司”、“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公司”，中关村管理委员会指定的“软件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教委联合评为“首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被《计算机世界》评选的“就业服务杰出贡献奖”、被《中国计算机报》评选的“影响力培训机构奖”、被搜狐评为“中国十大教育集团”、被腾讯评为“中国大学生心目中影响力的IT品牌”， 2010年更是和百度、搜狐、中兴电子等企业被欧美同学会评为中国海外归国人员创业“腾飞奖”中国50强优秀企业、2011年获得中央电视台评选的中国教育行业“领军企业”2012年9月获凤凰网、网易财经、影响力峰会组委会评选的“2012年度信赖企业”大奖、2012、2013年 荣获普华永道和高企协颁发“2011中关村高成长企业100”。2013年荣获智联招聘中国年度雇主“北京30强”企业等大奖。

四、达内国际集团IT培训课程：

1、java培训-----------java工程师；

2、UI培训-----------UI大咖设计师；

3、Android培训-----------安卓工程师；

4、IOS培训-----------IOS软件工程师；

5、Web培训-----------Web前端工程师；

6、HTML5培训-----------前端互联网工程师；

7、会计培训-----------主办会计师；

8、网络营销培训-----------网络营销经理师；

9、unity培训-----------Unity3D工程师；

10、大数据培训-----------大数据工程师；

11、PHP培训-----------PHP开发工程师；

12、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工程师；

13、软件测试培训-----------软件测试工程师；

14、C++培训-----------C++软件工程师

15、linux培训-----------linux运维工程师

16、Net培训-----------Net开发工程师

五、达内国际集团就业：

1、2016-02-17-------- 中南大学学生参加达内C++培训，成功转型9万年薪入职软通动力；

2、2016-02-16-------小学教师参加达内PHP培训，成功转型薪资翻3倍获10k高薪；

3、2016-01-16-------本科应届生参加达内java培训，成功入职外资软件企业；

4、2016-01-25-------电气工程师参加达内网络营销培训，成功转行获9k月薪入职搜房网；

5、2016-01-08--------公务员不干枯燥工作参加达内培训，转型网络营销师获15K高薪；

6、2016-01-07-------平面设计师遇瓶颈参加达内UI设计培训，薪资飙升2倍多获15k高薪；

7、2015-12-29------大四学员参加达内iOS培训，获10W年薪赢在职场起点；

8、2015-12-28-----中国计量大学大三学员参加达内UI设计培训，获月薪12K入职offer；

9、2015-12-18-----机械专业学员零基础参加达内PHP培训，获7K月薪成功转行；

10、2015-12-25------应届生参加达内java培训获7K月薪入职敦煌网；

 

六、达内国际集团各校区分布及具体地址：

   北京免费咨询电话：400-001-9911转分机28245

北京市（海淀区）：

1、达内北京中关村中心JAVA：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中鼎大厦B座7—8层；

2、达内北京大数据中心才高大数据：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18号中鼎大厦B座7—8层

3、达内北京万寿路中心WEB前端：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文博大厦二层

4、达内北京清华园中心.NET/Unity3D：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小关街120号万盛商务会馆A区三层

5、达内北京魏公村中心UI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12号天作国际大厦三层

6、达内北京海淀园中心PHP：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68号紫金大厦6层

7、达内北京网络营销中心网络营销：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68号紫金大厦6层

北京市（朝阳区）：

1、达内北京潘家园中心安卓/IOS：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松榆北路7号院11号楼建业苑6层

2、达内北京亚运村中心软件测试：

－－－北京市朝阳区南沙滩66号院1号楼3层达内科技测试学院

3、达内北京会计中心会计：

－－－北京市朝阳区民族园路2号丰宝恒大厦二层

北京市（东城区）：

1、达内北京南锣鼓巷校区UED：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15号新华文化大厦3层

2、达内北京天坛中心Linux云计算、Pyhton、红帽认证：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6号珍贝大厦西侧三层

3、达内北京广渠门中心C++/嵌入式：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25号楼启达大厦1-2层

第3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社区治理;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

一、引言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即政府在社区发展与建设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即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开展。1党的十以来，我国对政府职能转变进程进行了深刻全面的战略部署，重视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全局性、整体性和递进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再定位也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范围和内容

就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现状而言，我国城市各级政府是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主体，承担社区治理中首要任务和工作。其职能范围与内容主要包括宏观调控与总体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法律保障与监督。宏观调控与规划主要是政府通过下发文件对社区发展进行规划引导、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是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最重要的职能。通过对社区经济、文化、教育、福利等领域发展状况的总体把握，当地政府确立社区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制定并推动符合社区实际的发展计划，引导社区发展方向。

政府在社区中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是现阶段政府所发挥的主要职能。服务型政府不同于管制型政府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宗旨，后者以控制社会、控制人民为己任。2近年来，对政府职能从“掌舵”到“划桨”再到“服务”的转变呼声愈演愈烈，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成为社区治理中需要达成的目标之一。政府应着重于满足社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断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加大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鼓励支持社区中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此更好地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

通过法律保障和监督社区发展，是政府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职能。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是指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而完全放弃政府的统治管理职能，“转变”并不等同于“替代”。3因为“任何一个管制型的政府都要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我们所说的服务型政府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管制功能。”4政府通过立法对社区治理进行监督和保障是必要的，如在社区福利建设方面，《中华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具体条款明确了社区养老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社区养老的法律地位，保障社区养老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也可以通过法规建设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公民进行社区治理的条件，建立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渠道。此外，政府在法律保障前提下对社区治理中各组织及个人进行监督，包括掌控社区政策文件的执行情况、监督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活动运作情况等，努力实现社区治理法制化和规范化。

三、优化社区治理模式过程中政府职能发挥的若干问题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多元主体，即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的合作互动过程。从我国社区发展现状来看，各地出现的新型社区预示了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我国不断优化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发挥依旧存在许多矛盾与问题。第一，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对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范围的界定不够清晰明确，而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也没能彻底理清，这就导致了“越位”和“缺位”状况。一方面过度承担了社区组织本应承担的职能，对社区内的调解纠纷、治安管理、文体发展、组织公益等具体事务插手过多，导致社区独立自主活动的束手束脚，加大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对社区治理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不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社区发展规划。

第二，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程度高。社区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本应是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制度影响，居民委员会也呈现出较高的行政倾向。居委会的人事编制基本由政府掌控，虽然法律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委员是由民选产生，但是街道办事处掌握社区组织的人事任免权，难以充分表达民意。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资金拨款也是社区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社区自治组织的运转经费由政府规定和拨付，这种对政府经费的依赖必然会直接导致政府与社区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政府还是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的审核和评估者，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社区严重缺乏自主独立性。

第三，政府促进社区内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参与治理的力度不足。一方面，政府对社区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不够，保障其合法权益和进行职责划分的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还未明晰确定其法律地位，会导致其社区治理的主体地位弱化。另一方面，政府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项措施不够到位。不仅是在对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意识的培育工作欠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也不够畅通，而且在社区内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宣传工作也浮于表面，这样直接导致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足。

四、对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科学定位的启示

科学定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可以在符合国情和具体状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治理的丰富经验，将政府角色定位为指导和规划者，在社区内部采取居民民主管理的方法，加大社区自治程度。明确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权责关系，鼓励社区居委会独立完成社区内公共事务，在必要状况下才由街道办事处提供协助，充分重视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治理主体地位，建立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合作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进一步在政策、法制、财政上扶持社区非政府组织，填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空白。建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要接受社区民主监督，在进行有关社区利益的工作中，如确立社区近期发展方向和进行社区土地规划时，要进行民主评议和事务公开，不断吸纳社区居民的合理性建议，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监督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为社区发展创造良好健康的环境。（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注：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2015-072HLJU）资金资助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论纲[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46页

[2]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第5页

第4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瑞典学习圈 社区治理 制度变迁 多元治理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中国同样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新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会价值方面有着法律和体制的约束力无法实现的作用。所以社区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国相比于国外起步晚，也不如国外研究深入，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模式经验，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国的社会组织主导型的社区模式还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模式都是切合本国实际，社区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将先进的经验引入中国后不断“调试”，使之适合中国现阶段在国情。

学习圈式社区能够凭借其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社会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础。学习圈式社区能够进一步培养公民美德，进而逐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能为公共行政提供参考，是公共治理的补充和重要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过分析制度的主体及社区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探讨社区治理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1.理论基础――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

按照诺思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在给定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人或者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最优，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个人或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存在冲突，对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显然现阶段社区治理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所以需要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是从一个制度的均衡想另一个制度均衡转移的过程。基于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学习圈模式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所以本文对其进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分析并探究学习圈模式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2.学习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种“大众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为瑞典非正规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奥斯卡・奥尔森创立了瑞典第一个学习圈，并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的内容。学习圈采取铁三角模式，即：训练有素的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受教者组成了学习圈的铁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则。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到学习圈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习圈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被接纳，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习圈的领导者只能对学习圈进行主持，而不是主导。

2.1.2具有自发性和自愿参与性。公民因相同的兴趣爱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发组成学习圈。人们也可以从报纸等媒体上获得各种学习圈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学习圈的规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这确保了成员获得均等的参与机会，更好地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与合作，分享彼此的观点、收获，共同承担责任；还使成员们能够深入地学习、探讨。此外，学习圈是成员自主组成的，所以具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

2.1.4成本性较低，资金来源范围广。学习圈的地点选取较为灵活，多选在成员的家中进行学习，其花费一般用在购买学习资料上，是一种低廉的学习形式。同时，学习圈受到政府、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

2.2学习圈模式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2]社区治理则在一定区域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互动下实现配置有效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长期实行的单一制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更无法满足现阶段复杂多变的社区问题，以及居民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社区治理的主体应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应区分。本文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归纳为公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

2.2.1公民

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区居民，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他们是社区最核心的主体，我们应对他们给予充分重视。社区是否能够达到善治，关键在于社区居民是否能够树立起公民美德。我们可以将社区看做国家为了实现善治的一种手段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共同体。社区治理不仅是为了公民生存，不仅是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场所，不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实现美好的生活。学习圈是组织管理学习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奥斯卡・奥尔森）。学习圈参与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负责的，在这种氛围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识、权责观念的形成，进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终实现公民社会。

2.2.2政府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学期工作站来提供公共服务。[3]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4]，政府应该向社区分权而不是集权。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实际，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未真正分离。在学习圈模式下，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每个学习圈，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供财政支持，制定方针政策，简政放权，由社区具体实践。

2.2.3市场

在政府与市场差异功能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在市场准入规则的条件下，明确市场和政府承担职能的界限，把市场激励和服务机制以提高资源在社区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与宏观经济运行相似，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而社会组织凭借其非营利性、民间性、互益性很好地弥补市场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无法实现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够为学习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资源，能够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营造社区公益氛围。正如瑞典的学习圈就是起源于社会组织和大众运动，如工会、禁酒社团和农场主运动等，社会组织对学习圈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在学习圈模式中，财政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瑞典亦然，所以我们必须把社区基金会纳入社区治理中。

2.3在中国应用学习圈模式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制度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制度均衡。社区治理对于学习圈的需求，是因为学习圈能够给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这也就是学习圈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学习圈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推动社区治理制度趋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说明中国社区为什么要移植学习圈制度。

传统社区制度是以政府主导，单位制为核心的社区管理制度，人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制度。社区传统的管理模式虽然逐渐被打破，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侵蚀现代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社区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社区治理模式，它不仅依赖于制度，还依赖于人的能力和素质。

社会资本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结构复杂，居民的社会背景差异较大，导致人与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区治理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过托克维尔的观点可知，结社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公共参与的习惯。[8]学习圈模式下能为人们结社减少机会成本，降低风险。通过学习圈系统性、程序化的构建方式，为学习互动提供稳定和秩序，减少人们学习互动所消耗的精力和财力，提高人们结社的效率。人们依据个人偏好，自愿组成学习圈，平等对话，主动参与，增强了互动与沟通能力，逐步建立与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最终为社区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会基础。

集体利益的需求。现代社区系统比以往更加多变，社区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现代社区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表达集体利益诉求。参考学者的相关调查（闵学勤，2009）我们发现，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即使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也无法真正代表集体利益。居委会机关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务拖累无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业主委员会缺乏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合作能力不足，导致其“形同虚设”[10]。瑞典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Olof Palme）把瑞典称作为“一个学习圈的民主”。学习圈创建公民聚会的场所，通过平对对话，共同讨论，互动参与，缩小社区中不同人群知识和信息的差距，加强社会民主文化，让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价值，从而激发民主的活力。充满民主活力的社区中，公民拥有较高的参与能力，能够为业主委员会运行创造动力，调解社区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区。学习圈下，成员拥有平等的学习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收益，取决于是否能对自己行为负责，这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权责意识。学习圈下的公民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在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中解决利益冲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有事就找“组织”，这就推动居委会职能转变，使其为化解利益冲突提供机会。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国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成人教育发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师资力量薄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拥有了基本生存资料，教育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大，但社会供给不足。学习圈因其成本较低，学习范围广，教育门槛低，受众面大，能够满足社区教育需求，整合、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资源公平，形成开放性、激励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社区教育体系。

政府失灵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领域并非万能的，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效率，对于长期的公共供给不足，官僚机制膨胀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扩大趋势，政府为纠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也会面临以上难题。社区治理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弥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失灵，社会组织也只能在社区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经由社区的集体交换是达到基于经济公正的实质自由的最好途径[12]。学习圈能够激发社区自身的生产力，实现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弥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即制度的生产。分析学习圈的制度供给也就是研究学习圈对制度需求回应的方式。即学习圈制度如何对社区治理产生效用。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主要有：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当权者的利益，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13]。

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1982年，社区居民自治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82年《宪法》第111条）。这使学习圈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确立，并以宪法精神发挥作用。规范受到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学习圈只有与文化准则相和谐才能使制度迁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熟人社会中人情在社区治理中尤为突出，诚然随着单位制社区的瓦解，熟人社会开始分化，但是熟人社会与人情文化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学习圈能够承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为传统的人情关系提供互动的平台，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关系。这种人情关系更加趋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够打造和谐社区。

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学习圈可以采用远程学习互动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为社区居民共同探讨问题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宽基层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能够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一样都会使制度供给曲线向右移。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11]学习圈能够有效提供社会科学知识，比如瑞典的一些农民、工人，就是通过学习圈获得了社会、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知识，后来成了议员和贸易联盟、工会组织、政党的领导。

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观点，制度设计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等要素的价格。就人力资源而言，若要保证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给是非常高素质的尖端劳动力投入，这种制度的设计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设计成本则较低。由业余爱好者担任领导的学习圈相比于由专业老师组成的学校教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为参加者共同为学习的结果而负责。

当权者的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上层决策者对制度供给起重要作用。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方向与当权者的利益一致，上层决策者才有激励供给新的制度。学习圈式的社区治理模式，是解决社会冲突中文明温和的治理模式，是与当权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应用学习圈模式治理中国社区响应学习型社会的号召，适应精神文明社会建设，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不难发现，学习圈模式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移植的方式，将该模式引入中国，以完善我国的社区治理制度。

3.1.1逐步构建以公民自治为核心、以学习圈为依托的社区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区治理中，培育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独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调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创造性。合理发挥政府协调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市场激励机制的学习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和公民三方面优质资源，实现科学高效的社区治理机制。

3.1.2进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治理网络

通过学习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励，共同创造社会精神财富；逐步编制资源共享型、邻里互助型、环境友好型的治理网络。

3.1.3稳定性、包容性、开放性社区系统

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整合单位制崩离后的分散资源，维持社区秩序，维护社区稳定；能够包容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协调社区发展；能不断容纳新的外部资源，内外统筹兼顾。

3.1.4通过社区学习圈由点及面建成学习型社会

结合宁波镇海的案例，学习圈可以从局部试点到大范围推广，由点到线， 由线及面，从而实现“学习圈―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3.2启示

3.2.1以社区治理需求为导向

社区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组织学习圈时应根据社区自身特点，考虑不同社区的需求类型。组建学习圈时要依据原有规范、经济水平、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

3.2.2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区治理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区治理应当借鉴学习圈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区的运作机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权责统一为关键

民主平等作为学习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质，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平等协商为公民参与创造激励机制。区分治理主体权责，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社区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树立公民权责意识，积极行使社区自治的权利，对社区负责，进而协调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区。

3.2.4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实现社区善治必须大力发展社区自身生产力，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圈模式能够社区根据社会环境变化自动调试、自动整合。社区治理平衡供给关系，从而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斯・诺思. 制度创新理论[D].见：[美]A.阿尔钦，D.诺斯，R.科斯，等.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译文集[M].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7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0

[3]沈千帆.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45

[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56

[5]高淑婷，[瑞]托瑞・珀尔森.中国远程教育[R]. 常波译.

[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63

[9] 陈淑云.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有效整合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出 版），2009（5）

[10]丁军.业主委员会良性运转需四大制度[J].中国改革2007（11）

[11] 杨团.社区公共服务论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56

第5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协同；社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16-03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报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创新社会治理”，即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要求我们做出积极的探索，把它落实到实处。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实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际关系和人自身思想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和谐。实现这个目标，其基本任务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实施横向涉及多个部门和所有县（市、区），纵向到每一个公众。实现生态文明，需要新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强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公共利益为最高诉求；强调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和共识。

一、协同治理对于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有推动作用

协同治理就是在工业生产时代背景下，基于各社会治理主体对于公共权力追求的前提下，以协同学为理论指导，致力于推进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有机合作结构的一种机制。该理论对于当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丰富，致力于通过协同有序的参与社会管理来实现对社区生态文明的建设。

和谐社区是全人类的理想追求，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内在超越的价值学说具有自身的优势，可能在价值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达致价值共识，解决价值的“多”与“一”的难题。对于政府而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层面的参与充分整合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社区协同治理。在社区生态文明的实际建设中，强调社区生态治理理念的创新和激励社区公众的共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最核心的要务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参与，民众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一种协同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团体、个人权利的和谐共生，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可协调发展。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社会治理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二、推进协同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

在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当前的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体制下，协同治理的实现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

（一）政府层面

1.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路径依赖的基本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1]。长期以来，街道以及社区居委会，乡镇及村委会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如城市社区当中，居委会70%-80%的精力在进行进行街道下派的各项行政任务。在社区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无论是“行政手段”或者“经济手段”，政府始终是执行的主体；驻区企业大多数是在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环境治理，他们没有防止污染、治理环境的积极性；社会公众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他们大多数是被动的参与政府号召的环境治理行动，而很多对于环境污染的抗议，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种长期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协同治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制度化。

2.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着力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成了各地方政府工作的重心，地方政府都在思考如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相对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维护是一项公共服务，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大、见效慢。地方政府在以经济考核为主要政绩考核的体制下，大多倾向于发展短、平、快的项目，以取得业绩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在社区环境治理当中的投入往往短期内得不到回报，甚至有时还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失，如很多环评不能过关的项目不得上马，会造成一些招商项目无法落实。在这种倾向于经济发展为考核的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体系下，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甚至对一些生态污染的行为无视，导致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进程发展缓慢。

3.环境监管缺乏力度导致推协同治理缓慢

环境监管乏力表现为出现过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无法可依表现为：社区的环境规划没有统一的法规标准，无法评定社区环境的现状；环境常规管理的责任也无立法项目规定，无法确定相应责任承担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表现为：当出现破坏环境、造成污染、资源浪费的个人或者企业行为时，处罚不严；或因某些地方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对环境保护在这方面有“缺位”行为。

4.生态建设其他主体培育与支持的不足导致推进协同治理缓慢

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是生态社区建设的三个主要力量，只有三者合力，社区的生态建设才能得到保障。而现实情况看来，政府对社区组织的存在培育和支持很不足，要么社区组织直接隶属于政府城市管理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要么缺乏引导和管理，其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政府对待社区居民也停留在一般的行动号召，缺乏规范性、指导性和激励性。

（二）社区层面

1.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缺乏，责任意识不强

生态文明是物态平衡、生态平衡和心态平衡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文明形态。在社区当中，生态文明体现为环境保护、社区公平合理，社会文明和谐等。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重心以及公众的主要期待，加之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社区居民落后的文化观念、急于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不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等，都导致社区公众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未能深入人心，阻挡了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2.成员缺乏社区归属感，参与冷漠

尽管目前社区成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环保意识也有所加强，但是大多数成员的行动还只是停留在个人家庭内的行为当中，只满足于对家庭内环境的维护，有“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味道。对于社区号召开展的大范围公益性的环保活动，参与率不高。即使参与，参与人员也大部分是“老弱闲散”人员，处于社会中坚力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大多以“忙工作，没时间”为理由很少参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区成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只是将社区理解为居住的一个场所而已，没有认同为共同的“家园”；另一方面，对社区的信任感不高，很多人理解社区治理组织代表的是政府，做得都是“政府交待的事务”，而不是自治组织，缺乏认同感，因此对环保活动也参与热情不高。

3.消费至上主义，消费过度现象存在

当下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以物质追求为重心的状态，从而导致了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心理的出现，这些消费至上主义导致了生态产品的消费性浪费。如“天价月饼”的出现，是人们炫耀心理在作祟。社会成员在节约与消费方面的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理解不够透彻，行为更出现偏差。

4.环境保护组织依附性强，无法独立发挥治理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发展非常不充分，独立性较差，对政府的依附和依赖性较强。中国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公共事物治理中，并没有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或博弈，更谈不上平等地参与治理，它们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更象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多，生态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名目繁多，但是治理作用发挥并不充分。

（三）企业层面

1.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性不高

企业生存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根本，对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动力。以江西省孔目江生态经济区的洞村、欧里、观巢等地为例，这些区域资源较丰富，有着较长的采掘洗矿业发展历史，面对当前正处在上行阶段的煤、铁矿产品价格，面对高铁及高铁新区建设形成的巨大石料需求，企业扩张产能的冲动比较强烈。在流域治污及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虚以应付、拖延观望；一些洗矿厂宁愿出资建设简易的污水处理池，或是选择停产待机，却依然坚持不愿退出。有的村委一方面引导发展观光农业、大力宣传生态旅游，另一方面仍然保持较大规模的石灰石开采，其主导产业、企业构成并完成转换升级。

2.社区服务参与不足

一方面很多驻区企业对社区服务的参与意识不到位，认为参与社区服务与企业的发展不相关，缺乏参与精神。另一方面，即便进入社区开展活动，有些企业仅仅满足于眼前利益，活动目的更加侧重于在于如何推销企业产品和宣传企业，对于公益性的服务缺乏热情与投入。

三、结论和建议

（一）建立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传统意义认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生态文明理论告诉我们，生态与经济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寻求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增进共容利益。共容利益使得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协同治理变得必然和可能。在奥尔森看来，如果某一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2]。社区是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要寻求民众、驻区单位、社区组织等共同的支持与合作。

（二）构建社区生态文明发展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的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执政导向，将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结合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细化为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内容和工作追求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参照国家环境部“生态市建设指标体系”，社区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保障：强调通过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各主体的行动，强调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社会文明风尚的建立。（2）人居生态：利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优化的方法，规划社区内的居住环境。以体现环境优美、安全方便、保护传承文化传统特色为宜居目标。（3）环境生态：主要包括水、大气、噪声环境；垃圾等废弃物的管理；污染的控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资源的节约利用等方面。（4）生态伦理文化的塑造：强调通过社区教育所形成的社区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主要包括生态知识普及率、绿色消费观人数比重、生态伦理观人数比重。通过具体调研与听取相关部门责任人的意见，本文测算设计了社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框架，以期对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见表1：

（三）增加成员归属感与信任感，建立合理规范的治理参与机制

通过不断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增加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信任度，逐步引导社区居民自治，建立可行的社区成员参与制度以及有效的社区参与制度。通过环保活动的开展增加社区成员之间的了解以及对社区治理组织的信任，让社区成员在环保行动中体会到互惠互利，如组织开展社区义务大扫除、旧物交换、垃圾定点投放、义务植树、志愿者清理“牛皮广告”等与切身利益联系紧密的活动；设立举报平台、曝光栏，对社区内污染环境的不良行为进行曝光，形成全体居民互相监督机制，提高居民生态行为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6.

第6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政府；社区治理；职能浅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集中显现。城市社区治理任务更加繁重，亟需政府部门厘清思路，完善措施，深化城市社区治理，以期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一、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政府部门为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搭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社区的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充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诸多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职能定位混乱的问题愈加凸显，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治理理念偏离

政府对城市社区治理理念的偏离是导致职能定位不准的关键。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权力渗透于社会管理的各个角落，权力边界界定模糊，行政管理范围涵盖范围过大，一味强调管理职能的重要性，忽略了服务职能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治理职能执行不到位

政府在发挥社区治理职能的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该管的没有管好”。对非政府组织和专业性机构的培养、扶持和监督的力量不到位，没有很好的发挥其调解基层矛盾、化解社会冲突、规避不法行为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作用。二是“该做的没有做实”。非政府组织、团体和相关工作机构大多是非营利性的，一般是通过企业、慈善组织、热心人士的捐助维持其正常运转。政府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制度设计和财政投入。三是“该理顺的关系没有理顺”。 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非政府组织的职责分工不明确，既重叠交叉又相互掣肘。比如：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了本应由社区自行组织和开展的公益、文化娱乐、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活动，制约和限制了社区组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由于政府的影响和干预，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制约，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和环境。

（三）治理缺乏法律制度保障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区治理过程中问题的不断显现，相关法律制度与社区治理工作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原有法律制度缺乏前瞻性设计，距离依法治理社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社区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相关职能部门对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指导考核力度不够，工作浮于表面。同时，社区依法治理缺乏系统性设计，没有形成政府、社区和非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理理念没有及时转变

当前，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面临我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两个没有改变的现实情况，政府部门传统的重硬件建设、轻服务治理，重强制指令、轻协调指导的治理理念没有根本转变。行政权力对社区干预的范畴越来越广泛，社区组织自身力量不断削弱，体制机制日趋僵化，导致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参与社区发展的责任感。在指令性管理理念没有向服务性指导理念转变的大背景下，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其职能的无序化、行政化、碎片化成为了必然。

（二）治理主体发展不健全

社区是一个多元化组织体系，仅靠政府传统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系，已经不能应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首先，我国社区中的社团主要是“挂靠制”，其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受到很大限制；其次，社团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其自身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营造。第三，街道办事处与社团组织工作职能的交叉重叠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理范围没有得到厘清，社团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和办事单位，社区成员多元化诉求难以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第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对社区建设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三）社区治理模式单一

政府主要依靠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开展社区治理，没有形成经济、文化、法律、技术手段并用的综合治理模式。在面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收集、整理、反馈手段单一，运用互联网、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媒体进行治理信息处置回应的力度不强，系统化处置利益诉求的效果难以对接多元化诉求。同时，过多的采取了强制性手段，运用教育、调解、疏导等手段处理矛盾的能力和措施不够。

三、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几点思考

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职能定位不明晰，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措施僵化，基层矛盾不能及时化解，基层民生问题不能及时回应解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在治理城市社区中的职能进行定位。

（一）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转变治理理念

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核心地位，更加有效的地整合各类资源，向社区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加大政府在制度层面服务社区的工作力度，制定符合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趋势的规划设计，确立社区建设的具体工作目标，支持社区各类活动的开展，促进社区各类资源的开放融合，调动社区成员的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二）明确社区各要素的职能

首先要做好“减法”。把街道办事处的部分社区管理权限进行剥离，把福利保障和群众自治工作调整给居民委员会或中介组织承担，街道办事处则主要负责执法和行政管理。其次要做好“加法”。街道办事处要梳理本应由自身承担，但却分配给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权，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强化社区基础设施、环境整治、安全维护和弱势群体救助等方面的工作。社区组织应发挥政府和社区居民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最后要做好“乘法”。在治理实践中，政府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各方力量，既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又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最终形成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放大社区治理的综合效能。

（三）完善社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

社区治理的稳步推进，必须紧紧依靠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要以民生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突出宪法的核心指导地位，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为先导，精心调研现有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加以完善，使之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完善社区治理主体的立法，搭建包括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内的完整法律体系，确保各类社区治理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规范执法程序，为各类社区治理主体行使职权提供程序规则，确保程序合法。畅通社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渠道，打通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参考文献：

[1] 金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第7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外部干预；内部治理；广场舞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场舞在丰富人们的文化，陶冶人们的情操的同时，也可以使人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广场舞，社区文化活动中必不可少的 一项内容也正是广场舞，虽然各地广场舞的形态不一，规模也不尽相同，但它却极大的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建设。为了让这项深受老少喜爱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发展得更科学、更健康，应当考虑为社区文化活动创造新动力，并将新活力注入到社区文化活动中，以确保其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

一、广场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效应

（一）广场舞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满足人类表情达意、娱人、娱己、娱神的需求，产生了大量的民间舞蹈，广场舞也是民间舞蹈的一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城市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市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完善，城市广场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广场舞这种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舞蹈的发展，广场舞逐渐向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逐渐在我国各城市发展起来。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广场舞从城市扩散到了广大农村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广场舞的影响范围，使广场舞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健身项目。广场舞也被视为一种时尚、健康的运动方式。特别是随着广场舞由城市向农村的扩散，使广场舞逐渐成为了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公共文化的蓬勃发展。

（二）广场舞产生的社会效应

1、广场舞能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的创新应当将社会治理水平进行提升，对社会发展活力进行加强，人们应共同参与对社会的创新治理。广场舞具有大众性、便利性、广泛参与性。众所周知，以前社区都是由政府制定体制、发号施令对其进行单向管理的。此种单向的管理形式导致民众不愿服从、政府没有作为、政府和民众脱离、制度变得僵化，根本无法适应实际要求。另外由于流动人口正日益增多，城镇化的进程正日益变快，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正逐步加剧，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都生成了强烈的自我权利意识，并形成了权利的倒逼机制。由于社区广场舞具有全民健身娱乐性、辐射范围广泛性以及超强的带动性等特点，发展非常迅速。为了有效的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管理到服务进行转变，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诉求也必须满足。

2、广场舞能够遏制赌博、封建迷信的活动

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体活动之一就是广场舞，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简单易学、开放性强是广场舞的主要特点。街道旁的空地、社区的开阔地、公园、具有娱乐性的广场等场所都是广场舞的最佳活动场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广场舞的参与者、传承者和创造者。广场舞不仅使群众的精神内涵得到了丰富，而且使群众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还使健康文明的生活形式得到了倡导。由于广场舞广泛的包容性和参与性，使其比社区群众艺术馆、社区青少年科技工作室及社区图书馆等社区文化活动更易让群众主动参与，并使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更丰富。特别是随着广场舞从农村的扩展，对我国广大农民的精神风貌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广场舞在农村的普及使广大农村人民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对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了一定的遏制，提升了广大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品位。

3、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因社区广场舞而被推进

社区文化队伍建设、社区文化经费保障和社区文化设施建设都属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每个方面都可参考借鉴社区广场舞对社区公共文化的治理作用。单从广场舞参与者的多元化、全民性来说，广场舞现今正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某些地方还对广场舞进行了登记注册，并订立了公约，对文体娱乐的管理机制进行了完善，同时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也相继出现，并严格规范其活动的音量控制、地点选定及时间选取等方面的行为。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广场舞培养了群众的社区共同体意识，社区也实现了整合，文明生活的美好氛围也逐渐形成。在广场舞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阶层的群众被引导参与社区事务处理，使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参与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另外，广场舞参与者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内社会组织、政府、党委及企业的工作加以配合，自发的组织合适的活动，并对政府无暇顾及的社区文化问题加以解决。

二、正确引导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广场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我国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为例：全县共有16.5万人口，目前在八镇一街办91个行政村（含9个社区）中，广场舞队伍已发展到137个，参与人数已达8300多人。广场舞是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娱乐项目，而且设施简单、参与自由，这也意味着广场舞的参与门槛较低，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对广场舞进行积极的引导，将广场舞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广场舞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内部治理

参与就是强调个人应融入身份角色中，也是强调个人在团队中应塑造集体责任感。在广场舞的开展中，每天应专业指导部分参与群众，对其管理意识及健身常识进行培训，然后依照其参与活动的效果和程度对其进行筛选，最后在脱离核心团队的基础上，让这个自发群众性组织自主选举出一支有能力带领广场舞活动不断发展的领舞团队。

广场舞本质上是一种群众活动，因此要不断提高广场舞参与者的参与能力、合作能力和协商能力，提高其协商意识和权利意识，尽可能的使各参与主体的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避免各方的矛盾冲突。在广场舞活动的开展中，由于各方人员的协作，广大社区群众实现了追求和谐、高尚及文明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愿望，这既使利益相关者知识的互补、信任的建立、技能的展现及关系的均衡等合作精神得以塑造，同时还使群众的自治精神得以培养。各参与者的关系因合作中的互相交流和磨合变得更加亲密，进而实现多元化治理社区文化事务，这种合作治理的方式必将成为日后社区治理模式的主流。

（二）外部干预

我国相关部门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广场舞对于提高群众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为了促进广场舞的正常发展，政府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广场舞及其现象进行仔细的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积极应对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对于这种由群众自发形成的社区广场舞团队，有关广场舞机构的建立，以及有关广场舞公约的订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还应及时处理广场舞活动中发生的扰民现象。另外，各地方政府部门还应对广场舞的设备、场地、时间等细节上加以限定，按照各地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执行，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和宣传力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管理广场舞，并科学规范广场舞活动中的配置及音量等方面。

对广场舞的舞蹈内容进行丰富，对参与人员的组织构成进行调整，根据不同人群特点编排不同的舞蹈类型，使广场舞内部结构设置得以优化。定期举行创新、典型、先进的广场舞活动，将广场舞的比赛规程进行公平化、完善化及规范化的改进。像公益性质的广场舞活动应大力、积极开展，并倡导全民参与，将广场舞的质量进行提升，同时成立一支专业的领舞团队。社会公共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社会公共文化的治理进行创新，像某些地方将规范广场舞协会登记入册，以及建立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等的先进示范就是最好的体现。

例如可以积极参照“新加坡邻里中心”的发展模式，结合社区的景观、公园和河流等资源，组成多层次的社会公共活动中心，例如区域中心、新镇中心、邻里中心、邻里组团中心等，合理利用资源，有序的划分公共活动的空间，既要为本社区人民群众开展广场舞活动提供便利，又可以对公共场域的矛盾问题进行解决。

三、结语

广场舞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注入多元化主体，并有效实行这一参与体制，可确保广场舞活动可持续发展，从而使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得以推动。

参考文 献：

[1]夏国锋.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2]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J].城市问题.2013（06）.

[3]牟顶红.广场健身舞研究现状综述与趋势展望[J].科技风.2010（24）.

[4]许洪文，聂胜男.莆田市广场舞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0，24（4）.

[5]江滔，陈玉萍，李协吉.湘潭市社区中老年妇女广场集体健身舞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

第8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城市空间正义；社区治理；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镇化是城市空间的重组、生产、扩张、分配等一系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空间会发生剧烈的变动。而过渡型社区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社区空间的治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治理水平，因此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空间治理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城市空间的生产必须要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1】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进程也处于加速缓冲期，因此近几十年高速度的城镇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反映在社区空间层面上主要是城市社区空间正义的缺失。由于“城市社区空间可以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这‘三度空间’”【2】，那么也就是“三度空间”正义的缺失。

第一，空间协调不善，社区空间利用不甚合理，社区的物质性空间正义遭到严重侵蚀。其一，商业性的资本占据着社区的大量公共空间。根据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社区内大量本该属于公共所有的空间变成商业用途，社区的一层几乎全部是商业经营机构，缺乏具有公益性、大众化的场所与机构。这一方面得以印证了资本逻辑充斥着城镇化进程的每一个角落，商业的逐利性过分进占了城市社区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性：非排他性、非盈利性、非竞争性进一步导致了公益性空间的“搭便车”行为。其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存在冲突，一部分社区居民挤压公共空间，例如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有些居民在公共的体育设施乱晾晒衣物；社区的公共道路也停满了各种私家车；一楼的住户甚至乱占公共绿化空间等不和谐的现象。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冲突一方面反应出社区空间在最初的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长远发展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难以适应日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飞速的城镇化进程挤压了人们的精神心理空间。其三，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规划有待改进。据调研，一般过渡型社区并未利用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几乎处于闲置状态。有一部分社区地下空间的利用也仅限于地下停车场以及地下的一些缆道和公共的水电暖管道。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地下停车场利用率极低，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把私家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究其原因无非是地下停车场设计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停车环境脏乱差；没有考虑到居民的生活习惯。

第二，过渡型社区空间治理处于半自治化半行政化状态，社区空间的公共性与公益性遭到侵蚀，社区中的社会空间正义缺失。社会空间主要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分配、公民的社会参与、公民权益、民生工程、公共设施等进入的机会。由于社区治理缺乏符合空间正义的完整的配套公共政策，社区社会空间必然得不到有效维护与运行，势必会损害人们的切身利益，那么社区治理就隐藏着不稳定的因素。社区空间如果缺乏空间正义塑造，社区居民将会产生社会落差感，认为自身处于社会相对不公平的位置，这将给社区的社会空间治理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矛盾找不到合法合理的释放渠道，集体事件发生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势必会酝酿更大的危机。

第三，城镇化进程中的过度物质性空间挤压了人们的精神空间，造成人们幸福感下降，背离了人本空间的价值追求，社区精神空间正义缺失。城镇化的到来意味着资本化的到来，在一定意义上城市由资本的聚集而产生的，那么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对空间产品剩余价值是其唯一追求。但是单纯的资本力量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社区空间仅仅是一个利润空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城市社区空间，因此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在强大的物质空间的挤压之下势必会处于萎缩状态。精神空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与民主参与，主要表现在心情愉快、社会分配公正、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公平的位置、机会均等。然而事实不然，不符合空间正义的城镇化难免使物质空间侵占了社区精神空间，也不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空间正义的实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市场、社会、公众、政府都需要参与进来，而且政府力量既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微乎其微。罗尔斯主张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扩大政府职能，使之具有强大的再分配功能。然而诺齐克却主张“最小政府”“有限政府”，用管的最少的政府来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无论什么观点，维护公平，保证权利，维持正义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首先，政府确保合理的城市社区规划，合理的城市社区规划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石，以科学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来保障社区物质性空间稳定有序的空间生产，进而使其进一步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显然，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一种政府行为。城市规划是政府用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关乎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空间规划、城镇扩张等城市发展行为的有力手段。而社区规划主要涵盖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地上地下空间的分布、公共私有空间的协调等社区空间规划。城市社区规划可以做到防范于未然，将以后可能在城市社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大程度的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做好了城市社区规划，也就为美好城市社区发展的未来打下了坚定的基础。由于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城市社区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做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城市社区的整体发展与社会正义。众所周知，政府不是天使，因此需要监督，在城市社区规划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团体，个人，市场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尽可能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空间正义的实现既不能只顾当代人的发展而过分挤压后代人发展的空间，也不能仅仅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总之，城市社区规划不仅仅需要的是以政府在内的有关技术人员的科学、精密规划，更加需要的是包括公众在内参与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本空间规划。诚然具体的社区空间的治理更加需要以上两者的实现，社区空间的规划还要考虑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以及人文情怀，以便民、利民、服务于人民为主要宗旨。

其次，政府以公共政策为主要武器，明确自身责任，做到放权与收权的辩证管理，使社区的社会空间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政府必须要以恰当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和规范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成为能够带给人民大利的主要途径。中国社区空间走向真正的空间正义需要科学合理公共政策为支撑，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也就是公共政策也要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主导型制定，完全的政府主义色彩。而西方制定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结晶。有效的公共政策发挥效用有两个必备条件：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和高质量的政策执行机制。具体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完整的就业政策、户籍政策、土地产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生态环保等政策。种种政策构成一套完整地社会整合机制，优化公共政策机制，使其成为构建符合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础。良好的政策还需要必要的监督与评估，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缺乏制度化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非官方的政策评估是必要的，它会弥补制定政策的漏洞与执行政策过程中的不当之处。承认政策的不当之处并非政策的失败而是追加的政策修改机制，只会让政策更贴近实际更发挥效用。此外政府的研究机构也需要对其所制定的政策进行评估反馈。二者结合起来，公共政策势必成为政府构建公平正义的社区空间一大利器。

最后，社区治理提倡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式治理，增强社区治理的多中心化取向，发扬民主精神，构建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社区精神空间。政府不是万能的，任何单主体的治理都无法解决社区空间的非正义化问题，自由民主式的社区空间治理才能保障社区的精神空间得到正义之神的守护。确保空间正义的治理机制, 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市场、公众力量介入的参与式治理。公民公平地参与城市化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的治理过程, 是实现城市化符合正义原则的关键机制。与此同时，在社区空间里精神空间被物质空间所挤压，造成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可以借助公民、社区、社会、市场等多重力量的参与，使人们彻底融入到社区中，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社区居民分享自治权利同时也是对空间资源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分配，因此也是空间正义原则的范畴。社区治理的纷繁复杂不是某一个力量所能驾驭的，也不是众多力量混杂横行的结果，需要的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制度、法律的架构下有序运行，伸张自身权利的同时更要维护社区空间正义。

总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空间治理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城市社区没有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社区空间正义的塑造就是“三度空间”的协调发展与空间正义的彰显。承然，“民主的体制和强大的公民力量可以迫使政府为所有人的权益服务，保持政府‘社会公仆’的本色”。【3】社区空间正义的塑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城市社区规划与公共政策如同社区空间的两翼。城市社区规划不科学不合理那么社区空间发展就偏离了方向，配套的公共政策没有紧跟其上，社区治理就会乱象丛生。因此做好科学的城市社区规划、完整科学的公共政策、加强民主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6，(5)．

[2]刘钊：城市发展的正义与合法性[J]，兰州学刊2012（10）

[3]钱振明：走向空间正义：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J]，江海学刊2007（2）

第9篇：社区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快速城镇化；公共安全管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16-02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3个百分点，为推进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同时，由于城镇化所用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大压缩，各类矛盾和冲突在短短三四十年内集中显现、交织、碰撞，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难度。

一、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资金进行再分配、再平衡，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进行再分化、再调整，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和动荡，加上我国城镇化在时间上高度压缩，在动力上过分依赖行政主导，资源要素错配、社会矛盾冲突更为严重。

1.人口流动性上升弱化了社区自治功能。以良好邻里关系为纽带构建的熟人社区是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社区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居住形态的快速变化，对原有稳定的社区结构造成巨大冲击，社区居民在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沟通交流趋于减少，传统开放式熟人社区逐渐向封闭式的陌生人社区转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随之降低，容易诱发各种矛盾冲突以及犯罪、吸毒、赌博等社会问题，社区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

2.城市内部二元分割激化社会矛盾。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也同样存在。突出的表现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约有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1]，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加上贫富差距拉大，这部分群体社会心理极易失衡。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社会期望不断提高，但受制于自身文化技能，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安徽团省委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6.5%的人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

3.“城市病”问题突出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由于人口过度涌入，内部空间规划不合理，产业布局失衡等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出现以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为代表的城市病，不仅直接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还对公众心理和社会心态造成不利影响。我国655个城市，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3]，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2007―2015年，超过360个城市遭遇内涝，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社会秩序混乱。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病”还有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的趋势。

4.体制机制不健全诱发矛盾冲突。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推动，加上要素产权制度不健全，缺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近年来，在土地征用、城区扩建、旧城改造过程中的冲突事件呈上升趋势[4]。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报告显示，百人以上中，由拆迁征地引发的占到一成左右。各类“钉子户”时常见诸报端，对社会心理和氛围造成消极影响。同时，拆迁过程中的产权争夺和拆迁后的一夜暴富等也是诱发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转型的思路和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人员结构日益复杂，利益主体更趋多元，矛盾点和风险点增多，需加快推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转型，构建多方联动、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首先，要转变政府治理理念。目前我国内地公安机关的110报警服务台每月接到的报警电话中，属于社会服务性质的已达80%以上[5]。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包大揽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要树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理念，将政府供给的公共安全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服务从大量低效的非警务活动中解放出来，聚焦在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有效打击上。其次，要改进评价考核方法，建立从效果、效率、效益三个维度、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第三方机构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服务成效评价机制，提升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要高度社区综合治理。社区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单元。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社区安全体系，培育和发展社会团体，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建立社区居民间有效的信任制度，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逐步重现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文化传统[6]。

2.进一步加强市场供给。长期以来，出于规模经济和特殊的行业性质和服务内容的考虑，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市场管制，这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管制成本已逐渐大于管制收益。因此，应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安全领域的准入限制。除法律法规和禁毒外，其他产品都可以尝试市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比如，英国就曾以15亿英镑的价格外包警务，包含社区巡逻、犯罪侦查等。同时，公共安全服务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逐步放开管制的同时，应对市场的准入门槛、质量标准、服务价格等予以明确规定，在让人民享有高质量的公共安全服务的同时，尽可能突出公共安全服务的公平属性。

3.培育壮大社会供给。政府的力量有限，市场供给以盈利为必要条件，在公共安全领域还有大量的“真空”地带，只有通过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有效使用社会资源，才有可能真正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需求。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夯实公共安全服务社会供给的法律基础，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要完善社会供给的资助激励机制，在培训、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公共安全培训制度，成立专门基金会为自愿供给行动购买意外保险等，增强社会供给的能力。

当然，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供给的边界不是绝对的，其中，必然有交叉、有渗透，有学者就提出过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7]，这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多元主体之间合作和协调的具体机制、利益如何平衡、权责如何界定，都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总结、完善。

参考文献：

[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

[2] 刘智霞.社区公共安全的建设[J].城市与减灾，2007，（4）.

[3] 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 刘建平，杨磊.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风险与城市治理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4，（4）.

[5] 袁春瑛.社会治安服务有效供给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