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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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自然灾害 农民 消费能力

一、自然灾害对农民的影响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占中国人口大半的农民开始逐渐富裕起来。随着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开始凸显。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的自然灾害突发率、破坏性与日俱增。地震、洪水、干旱、雨雪冰冻等灾害时有发生，造成的经济破坏、自然损害、人员伤亡的直接损失以及公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的下降的间接损失。在这些受到自然灾害袭击扰乱的人口之中，农民占有绝对的分量。长期以农业为工作内容使得他们与自然关系密切，因此遭受的损失也就尤为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直接会导致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收到损失，破坏基础农田水利设施，甚至夺取人民的生命，此类影响的危害是巨大的。还需考虑的是自然灾害危害的深远性，如农田被破坏，在短时间内不能够恢复生产，将会导致一定时间内农田的主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来源，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灾害返贫、致贫现象时有发生。

二、自然灾害对农民消费能力影响的几个因素分析

（一）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使得农民收入降低

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使得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大农民收入急剧减少。农业作物的减产、绝收，一方面影响到第一产业的经济规模，另一方面直接造成次年农民在农业投入资金上的缩减。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受到自然灾害后，对CPI的直接影响将会持续到灾后的6个月到12个月。新千年以来，受灾较为严重的2003年、2007年以后随后两年，对应时段的国际粮食价格明显上涨。由此可见，对于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来说，第一产业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阶段，对于因灾难造成的粮食产量降低，必然会导致农民收入的降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经济来源无外乎农田和畜牧两个大的途径，副业收入相对较少，特别是广大的西部地区靠农牧业很多农民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一旦受到自然灾害的破坏，农民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本来薄弱的消费能力将更加微弱。

（二）自然灾害损害农民家庭财产安全

农村家庭最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居住的房屋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关工具，这些物质财富在自然灾害面前极易受到损失。山洪暴发、六级以上的地震、泥石流、滑坡、台风、大暴雨等自然灾害破坏力巨大。例如，山洪暴发时强大的动力会把一些老旧的房屋一次性冲垮，地势较低的房屋经过长时间的浸泡，抵御能力骤然降低。山区较为常见的泥石流灾害，具有爆发性强、时间短、破坏力大、砂石堵塞力度大等特点对建筑物、基础农田设施具有致命性的打击。发生在东南沿海的台风往往具有灾害发生季节性强、登陆时间难以预料、造成影响巨大、伴随性灾难频发等特点。台风来临时，往往使得不太牢固的海面建筑物、沿岸经济作物、渔船、养殖网箱受到巨大破坏。在云贵山区，雨季伴随着泥石流灾害的频发，大多数土木建筑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房屋的损毁也就更加剧了屋内财产的不稳定性。灾害过后，恢复住房、重新添置生活必需品都是一笔巨大的开资，这也就使得部分家庭在短时间内无法拥有较强的购买力。

（三）自然灾害对家庭成员的伤害使得农民增加医疗费用

家庭成员受到自然灾害伤害对家庭消费能力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因素考虑。家庭成员一旦遭受身体的伤害，在短期内不能恢复身体，作为一个重要劳动力来说，其带来的农业收入必然减少。与此同时，患者在医疗期将要使用大量的本该用于教育投资、改善家庭生活投资、农业生产再投资的资金。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使得受到伤害的农户重新返贫。在灾难面前，受到伤害的家庭成员不论是青壮年劳动力还是妇女儿童、耄耋老人，对于家庭来说不仅是来至医疗费的经济压力，往往在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长期陷入悲伤，使得劳动积极性不高，经济状况不好，自然消费能力逐渐减弱。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系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受伤农民的医疗费用多为自筹，巨大的开销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四）自然灾害对农民心理造成影响使得消费欲望减弱

在中国农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农村，很多农民不同程度迷信。在遭受连续的自然灾害之后，他们往往把正常的灾难看作是天神的处罚，带来经济损失的同时，精神情况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般灾难过后，很多农民表现出思维迟纯、判断力下降、神情恍惚、社交减少，认为自己有错，对不起死者之类的现象。这种状况往往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恢复。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农民在灾害过来，产生消极厌世的思想，鼓不起生活的勇气。这样的不良心理影响，反作用于农民的经济生活就会造成他们对于消费欲望的减退。

三、自然灾害对农民消费能力的影响

在目前的中国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粗放生产为主，加之农田基本水利设施不完善、农业机械化普及率不高等诸多因素，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依然存在“靠天吃饭”的状况。这就使得自然灾害对农民的经济收入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农作物减产、家庭财产损失、对农民自身安全的损害以及对农民心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等方面。经济收入的减少，自然使得农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减弱。从以上因素分析可以得出，自然灾害与农民的消费能力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罗文映.自然灾害因素对中国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2]王敏. 不确定性预期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D].陕西师范大学，2011.

[3]王海生. 临沂市农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

第2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地质灾害 影响因素 学科一、引言

地质灾害作为一种地质过程始终贯穿在地球的演化过程之中，而且破坏力极强的地质灾害事件又恰恰是地球演化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地震和火山喷发可以改变地球表面高低起伏的地貌形态，空气和水，岩石相互作用可以形成沙尘暴，山洪等地质灾害，这些作用也为形成土壤做好了很好的准备。然而这些地质作用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严重短缺，和环境日益恶化的威胁下，已经成为了制约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地质灾害的类型

按照地质灾害的成因类型可以将灾害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灾害，一种是人为灾害。自然灾害由于其形成过程也不同，其空间分布范围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及环境资源等方便造成的损害事件。某些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来势凶猛，瞬间释放大量能量，例如火山爆发，或者陨石撞击地球等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有些自然灾害发生的过程极短，而起发生前没有任何征兆，例如汶川地震。而有些自然灾害发生时间则有十分缓慢，例如地面沉降可以持续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按照地质环境的变化的速率可以划分为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和渐进性地质灾害两大类，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有火山、地震、斜坡地质灾害等，渐进性地质灾害主要有水土流失、地面变形地质灾害、土地荒漠化等。

三、中国地质灾害的分布规律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构造运动活跃，所以灾情严重，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大量的工程建设也可能会诱发很多地质灾害，因此研究中国地质灾害分布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地质灾害的宏观类别，结合各地地质条件，地理环境、气候及人类活动等环境因素。中国地质灾害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

（1）在山海关以南，太行山，武当山，大娄山一线以东，包括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主要以平原、丘陵地面沉降与塌陷为主。这个地区地处华北断块东南部，华南断块，台湾断块的主体部位；地貌上位于中国大地貌区划分的第三级地势阶梯，是我国海拔最低的一级阶梯。这个地区新构造活动强烈有著名的郯城-庐江大断裂以及南海，黄海以北向东的构造带，台湾、福建沿海及华北有地震活动外，其他区域较弱；由于区内矿产资源较丰富，采矿业发达，人类工程活动规模较大，诱发的严重的地面沉降矿山地面塌陷，岩溶崩塌等灾害。而在丘陵山区等人类活动会诱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总之，该区是由于人类活动为主而形成的地质灾害组合类型区。

（2）这个区包括长白山南段，阴山东段，长城以南，阿尼玛卿山，横断上北段一线以东，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中部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个区包括我国新兴工业区，人类密度大，资源开发和农牧活动等经济活动活跃，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使地质环境日益恶化，导致本区泥石流，滑坡，崩塌，水土流失等山地地质灾害频发。在本区内，地质灾害主要由内动力和外动力地质作用引起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主要是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叠加而形成的山地地质灾害。

（3）该区处于秦岭-昆仑山一线以北，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新疆断块并横跨华北断块以及东北断块区，位于中国大地貌区属于第二阶梯部位。该区西部活动断裂发育，地震活动强烈，其余相对较弱，内陆高原，荒漠地区气候条件不好，沙漠化日趋严重，天山、昆仑山山地主要有雪崩、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总之中国北部地区是以自然地质营力为主并入叠加人为地质作用形成的复合型地质灾害大区。

（4）该区位于青藏高原中北部及大小兴安岭北段，大地构造上属于青藏断块和东北部段块区。青藏高原为中国大地貌划分第一级地势阶梯上，属于我国的高海拔区。在青藏高原和大小兴安岭区发育有连续多年冻土和岛状多年冻土岛状冻土区由于气候季节条件变化和日温差变化，沙丘冻胀、融沉，融冻泥流，冰湖溃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较为发育。

三、几种常见地质灾害分析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改造，在收获果实的同时，也引发各种许多种地质灾害，其中以斜坡地质灾害和地面变形灾害为主。尤其我国西北地区近年来频发以崩滑流为主的斜坡地质灾害，其典型代表就是位于陕西省的白鹿原上斜坡地质灾害尤其发育。斜坡地质灾害的主要以崩滑流为主，崩塌是其发育在陡峭的山地上岩土体突然地垂直下落运动。而泥石流其实质是岩土与水的混合物向坡下的流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斜坡地质灾害时地质、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笔者查阅大量资料结合大量实例发现影响斜坡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有:重力、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岩土体结构特性、新构造活动、地下水等条件、大气降水及人工爆破、坡脚开挖和地下开采等人类工程活动等。

部分地区虽然没有发现以崩滑流为主的斜坡地质灾害，但却出现了严重的地面变形地质灾害例如西安市则发育了13条地裂缝，而沿海城市天津则发生严重的地面沉降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地面变形地质灾害的定义;地面变形地质灾害是指因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形破坏，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现象和过程。由于地面变形地质灾害具有成因复杂、破坏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将地面变形可以分为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渗透变形和特殊岩土肿胀变形。

四、结论

地质灾害作为一种地质过程可以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种。我国东部发生的地质灾害除部分地区有地震灾害以外其余主要是人类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为主，而在我国中部发生地地质灾害主要以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为主，中国北部则是一个复合型地质灾害区，在青藏高原中北部及大小兴安岭主要以冰湖溃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为主。

参考文献：

[1]马杏垣，吴正文， 谭应佳，郝春荣.华北地台基底构造[J]地质学报，1979.

第3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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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

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经常发生虎窜城乡、食人害畜的现象。人们称之为虎患。也叫虎灾、虎害、虎乱、虎荒、虎暴[1] 。虎性残暴，噬食人畜，是其本性。但离深山入城乡，不断袭击人类、家畜则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

那么，虎患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史书，如《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等，都未见记载。近代一些研究自然灾害的专著，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陈良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等也未曾提及。宋正海先生编纂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的动物项中，列有虎患，但记录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反映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严重情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地方志集成》，收集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479种地方志中的虎患资料，对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空特征

明清以前，东南地区也有过虎患，但次数很少。据宋正海先生统计，从北魏至元末的近千年中，全国发生虎患16起，属于东南地区的为6起（浙江2起，安徽1起，江苏1起，福建2起）[2] ，说明东南地区的虎患古已有之，但不严重。

明清时期虎患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

首先，虎患的次数空前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东南地区出现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该地区发生虎患次数的85倍，平均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当然这一统计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虎患成为一种常发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已成不容争辩的事实。

其次，从时间分布上看，明代为205次，占总数的39%；清代为309次，占61%。清代的虎患程度又高于明代，虎患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表一：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间分布

省别|明代虎患发生次数|占明清时期该地区虎患总数%|清代虎患发生次数|占明清时期该地区总数%|虎患发生次数合计

江苏（含上海）|32|45|39|55|71

浙江|49|36|86|64|135

安徽|24|39|37|61|61

江西|48|30|110|70|158

福建|52|41|73|59|125

东南地区|205|39|309|61|514

资料来源：据该地区的方志统计得来，为节省篇幅，未列出具体县志名称（下同）

第三，从虎患的分布地区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现在浙江杭州、萧山，安徽祁门，福建福州等少数几个县市，而到明清时期，几乎遍及东南各省，据统计，有虎患发生的州县达199个之多。在清代，东南地区共有349个州县，有虎患发生的州县约占其57%，即一半以上的州县都有虎患发生。

表二：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地理分布

省份|发生虎患县数|占省内总县数%

江西|54|67

浙江|43|55

福建|44|73

江苏|27|38

安徽|31|51

注（1）各省虎患的次数和发生虎患的县数，均根据各省的县志统计

（2）各省的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为78厅州县，江西80，江苏71，安徽60，福建60

但在东南地区各省发生虎患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本区北部平原较多的江苏、安徽等省虎患相对较少，南部多丘陵山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发生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苏、安徽虽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布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个县）、福建（44个县）、浙江（43个县），其次为安徽（31个县）、江苏（27个县）。说明地处中亚热带，又丘陵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严重的程度要高于江苏和安徽。事实说明，虎患的多少，又与各省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二、虎患个案举例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十分频繁，老虎作恶甚为猖狂，又甚凶残，虎患究竟猖狂到何种程度，这从下列的个别例子中可以窥其大概。

例一：浙江杭州湖墅，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夹城巷北，有黄斑虎躯体雄伟，自南河游至巷。有脚夫谢四，因早出行，与虎交肩行过，被虎爪伤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煜家，据厅上大吼，邻里无不杜门。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楼，地方奔告官司，唤猎户二十余人，擒之无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内，上瓦揭开，放日光，虎仰视，以灰迷其目，次以坚利长枪刺其口，始获送官。”（光绪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见康熙《钱塘县志》）

例二：江西上犹县，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卷十八）

例三：福建古田、宁德，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有虎数只，从古田至德西乡二、三、四、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结众鸣锣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宁县志》卷四十三）

例四：浙江孝丰县，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孝丰移风乡白昼虎伤一人，复入舍，舍人母病卧，虎欲伤之，其妇力救被伤。又至一家，妇惊，闭户，值父子樵归，虎伤其子，其父力博幸脱。”（同治九年《湖州府志》卷四十四）

例五：福建安溪县，清圣祖康熙（1162～1722年）中“虎患尤剧，始而窜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继则咆哮林落，市痒生刘皇遒死焉，至附近之地，常沿渡南门外，居民男妇白日悉遭所啗，甚有虎入人家噬害妇女，如崇善里芒洲五姓、长泰里参内黄家遭毒尤惨。中夜越入邑城损伤豚畜，邑民不敢夜行。计数年之内，十八里男妇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例六：江西乐平县，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睦乐村念经山有虎踞其上，实从未见者也。初虎突入附近耆德村，人不之觉，有乡民携12岁儿入园种蔬，虎伏篱侧密菁中，儿挥锄触篱，虎扑儿死，父撄虎同死，村人咸有戒心。睦乐人夏恩起，佣工於耆，虑虎入已村，归告里中预为备，路经念经山径，中闻啸声，而虎已逼前，徒搏受伤僵毙，村人始骇知虎患。恩起弟恩普、恩祁痛兄惨亡，聚丁数十，将殪虎而复仇焉。虎耽视奋爪，势猛甚，众稍却，普毅然持梃前进，祁持鸟枪继之，枪发子未透，普亟以梃舂虎喉，虎啮梃作两橛，遂奔普，噬腰几折，复攫噬祁肩，普立死，祁胸膈犹温，医救数日亦死，虎忽去，无可踪迹。”（同治九年《乐平县志》卷十）

这些例子反映，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一是公然在白昼食人，二是成群作恶，三是窜入城乡为害，和明清以前的虎患相比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一个明显特点。

三、明清时期东南虎患造成的人员伤亡

虎患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造成人员的伤亡。每次虎患都有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严重的一次伤亡可达成百、成千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究竟有多少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现已难以统计，也无法统计。仅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次数就有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记载“伤亡数百人”的，作300人计），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统计，伤亡人数至少在万人左右。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危害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表三：明清时期东南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统计

省名|县名|时期|死伤情况|所据文献

浙江|山阴|顺治十六年（1659）|伤百余人|嘉庆《山阴县志》卷二五

——|玉环|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光绪元年《玉环厅志》十四

——|开化|隆庆二年（1568）|伤开化民百余|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

——|乐清|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乾隆二十一年《温州府志》卷二七

——||唐熙二年（1663）|伤人数百|

——|泰顺|乾隆二年（1737）|日伤四、五人，连岁约伤三百余人|同治元年《泰顺封疆录》卷十

安徽|泾县|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年中计伤千余人|嘉庆《泾县志》卷二七

——|绩溪|天启三年（1623）|伤数百人|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

——|石埭|顺治十七年（1661）|始食一僧，相继食一百八十余人|民国三十年《石埭备志汇编》卷一

福建|崇安|雍正三年（1725）|虎患伤百余人|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一

——|南平|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八年（1789～1803）|共被伤者四百余人|民国《南平县志》卷二

——|屏南|光绪二十八年（1902）|遭其害者以百计|民国《屏南县志》灾祥

——|连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计噬男女数百余人|民国《连江县志》卷三

——|莆田|天顺三年（1459）|伤人以数百计|民国《莆田县志》卷三三

——|德化|康熙二十年（1681）|吞噬百余人|民国《连江县志》卷十八

——|安溪|康熙中|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长泰|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1691～1692）|吞噬者千余人|光绪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

——||康熙 五十八年（1719）|噬百余人|

——|沙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食人数百|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

——|泰宁|成化二十三年（1467）|伤人逾百数|民国《泰宁县志》卷三

——||乾隆十六年（1751）|伤数百人|

——|建宁|光绪二十八年（1902）|噬人至百余多|民国《建宁县志》卷二七

江西|鄱阳|顺治十一年（1654）|一村中至食人百余|同治十一年《饶州府志》卷三十一

——||乾隆二年（1737）|计伤三百余人|

——|靖安|康熙二十四年（1685）|伤人六百余|同治九年《靖江县志》卷十六

——|永新|康熙二年（1663）|四乡死者百余人|同治十三年《永新县志》卷二十六

——||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死者近千人|

——|德安|康熙 五十五年（1716）|食男妇百余人|同治十一年《德安县志》卷五十三

——|婺源|嘉靖十七年（1538）|死伤男妇二百余口|民国十一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七十

——|上犹|嘉靖二十三～二十五年（1544-1546）|虎食五六百人|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二九

——||万历二十九年（1601）|受伤及死者五六百人|光绪元年《南安府补正》卷十

四、明清东南虎患是盲目垦殖山区引发的生态灾难

东南地区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为平原，南部为丘陵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区70%以上。这里，地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树木茂盛，野生动物众多，自古以来，一直是虎的良好的栖息之地。

尽管虎生性凶残，但上古时期虎并未威胁人类的生存，相反人们还将虎视为农业生产的保护神，每年冬季蜡祀时，虎还是人们祭祀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原因就是虎能食野猪，具有保护庄稼的作用。《礼记·郊特性》中便有“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

宋代，东南地区由于人口的繁殖和北人的南迁，原有耕地已不敷应出，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田，犹胜不稼”的情况。（王祯《农书》）山区，开始被不断开垦，随之，虎患也跟着出现。不过当时东南山区的开垦，还是在缓坡和浅山地带，发生的虎患次数还不多。

明清时期，人口激增，据统计，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时，东南地区人口为1500万，明嘉靖时增至2312万，比崇宁时增加了54%，清嘉庆时，人口猛增至13606万人，比宋时增加了8倍，比明代增加了5.4倍[3] 。人口的大量增殖，需要大量的耕地，这时的山区，浅山、缓坡早被开发，人们只能从浅山走向深山，从缓坡走向陡坡，从而形成了对山区大规模的深度开发，垦殖的规模扩大到整个丘陵山区。

为了解决耕地不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也一再提倡垦山，并制定政策，给予许多优惠。乾隆五年（1740年）谕令：“各县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4] 嗣后又针对各省的具体情况作了规定，乾隆六年准“江省（江西）开垦，如在山巅水涯，高低不齐，或沙石间杂，坍涨不一，及畸零闲土，约在二亩以下者，免其升科。”[5] 对福建规定“闽省多属山田，层壘高下，如同梯形，以 丘而论，均属零星，彼此合算，方成亩数。嗣后民间开垦，无论水田旱田总以零星旷土，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系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6] 对江苏的“山头地角，硗瘠荒土，及沟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丘段者”，规定“听民种植，无论多寡，永免升科。”[7] 浙江省“地窄民稠，凡平原沃野，已鲜旷土”，因此也规定“山头地角，溪畔崖边，间有畸零，不成丘段及从前水冲沙压荒地，人力难施”之地，“永免升科”[8] 。

这些政策，解除了对贫苦农民进山开垦的束缚，推动了大量农民进入山区进行开垦，从而在清代中叶形成了垦山。

这一时期，玉米和甘薯的传入和传播又促进了山区的垦殖。山区土壤瘠薄，又缺少浇灌条件，很难满足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生长的需要。我国原有的粮食作物肥水需要较多，很难在山区生长。明代中叶以后，从国外传来了玉米、甘薯等作物，这些作物耐瘠、耐旱又高产，适合山区的条件，又能提供大量的粮食，因此很快在东南地区传播开来，成为开发山区的重要作物，对东南山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清代中叶以后，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南山区的开发大大加速了，从缓坡到陡坡，从浅山到深山，都先后被开垦，出现了到处垦山的局面。

在闽南山区，“农曩耕于田，今耕于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惮陡岩辟草莱，藏计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9]

在湖南、江西交界处，“凡深山穷谷之中，垦种杂粮，既无旷土，亦鲜游民”，“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藷土。”[10]

浙南山区情况也是如此，连远在河南的《光山县志》中说到：“深山穷谷，则专种包粟（玉米），以充一岁之粮”[11] ，“凡山谷硗瘠，皆垦种番蓣（甘薯）、苞粟（玉米）、靛、果之属，以牟微利。”[12]

在浙西地区“湖郡南西北三面皆山，……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蕃薯、包芦（玉米）、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13] 。

皖南山区“凡峻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14]

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开垦，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已到了饱和的程度。

山区垦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植被，使虎失去了栖身之所。江西南城，“虎，当日山深谷暗，所在多有，近今草辟荆披，山民蕃盛，不常见之，”[15] 。安徽舒城，“虎，旧日西南之山有之，今日开垦几遍，无藏薮，不常见”[16] 。浙江新登“今开垦遍山，虎亦遁踪。”[17] 安吉“山乡恒多虎患……自嘉庆以后，人烟笛密，无柴薪可以容身，虎患绝少。”[18]

开山造田，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东南地区老虎的数量大大减少，分布地大大缩小。据统计，明清时期有老虎的州县为197个，经过毁林垦山，老虎的数量大为减少，到当代东南地区的虎的州县，只剩下了44个，即77.7%的州县老虎都被赶跑了（详见表四：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东南地区老虎从普通的野兽，变成了珍稀动物，就是明清时期大规模垦山造成的后果，这种局面的出现，当时人是始料未及的，失去栖息之所的老虎，只能逃亡他乡。为了活命求生，不少老虎则下山窜入城乡，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以人畜为食，从而形成虎患，这就是明清时期，出现虎患的重要原因。

表四：明清以来东南地区的老虎分布

省份|明清时期分布|当代分布

江苏|南京、江浦、靖江、吴县、太仓、常熟、震泽、无锡、丹徒、溧水、溧阳、高淳、句容、武进、宜兴、江都、仪征、通州、盱眙、清河、沛县、松江、华亭、南汇、青浦、嘉定、宝山（包括上海市共27市县）|宜兴、南京（2市县）

浙江|杭州、余杭、临安、淳安、嘉兴、嘉善、海盐、海宁、湖州、石门、乌程、分水、长兴、宁波、奉化、象山、镇海、慈溪、余姚、宁海、山阴、定海、绍兴、嵊县、诸暨、上虞、台州、临海、玉环、新登、太平、浦江、衢县、常山、龙游、泰顺、江山、永嘉、乐清、丽水、庆元、云和、宣平（包括43市县）|宁波、开化、杭州、莫干山、丽水、衢州、江山、庆元（按：莫于山在德清县）（共8市县）

安徽|合肥、含山、和州、无为、庐江、庐州、安庆、怀宁、望江、潜山、六安、颍州、宿州、萧县、全椒、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广德、泾县、祁门、休宁、绩溪、歙县、旌德、宁国、青阳、太平、石埭、建德（共31市县）|东至、安庆、黄山（按：黄山在歙县）（共3市县）

江西|南昌、奉新、宁州、靖安、武宁、新建、昭萍、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义宁、南康、星子、都昌、建昌、婺源、鄱阳、乐平、德兴、安仁、宜春、分宜、万载、高安、上高、新昌、清江、安义、奉新、抚州、靖安、金溪、宜黄、南丰、泸溪、永新、泰和、永丰、峡江、遂川、永宁、南城、安远、赣县、信丰、宁都、瑞金、石城、南康、上犹、南安、大庚（共52市县）|安远、赣县、泰和、黎川、永修、波阳、九江、瑞昌、武宁、南城、上饶、龙南、信丰、峡江、庐山（按庐山位在九江）（共14市县）

福建|罗源、同安、建宁、建阳、建瓯、邵武、光泽、泰宁、建安、崇安、松溪、南平、宁德、寿宁、霞浦、福安、福鼎、屏南、古田、连江、莆田、仙游、永泰、泉州、永春、德化、安溪、长泰、漳浦、诏安、平和、汀州、武平、连城、长汀、上杭、永安、将乐、明溪、清流、宁化、泰宁、尤溪、大田（共44市县）|尤溪、仙游、安溪、建阳、建瓯、古田、光泽、宁德、屏南、顺昌、大田、永春、厦门、南平、福州、鼓岭、福清（共17县市）

资料来源：

1． 清时期老虎的分布据《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的有关府县志统计。

2． 当代老虎的分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中国哺乳动物分布》，107页。

五、一些认识

（一）在中国历史上，虎患不只东南地区有，也不只明清时期有。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虎患，那是由于当时人多地少，滥垦山区，严重破坏了老虎栖息、觅食的场所而造成的。所以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自然灾害，实质上是人类与虎争生存空间所造成的一种人为灾难。

（二）山地开垦应适可而止，应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否则物极必反，反过来危害人类自身。恩格斯早已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盲目开垦山地，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土流失，首先是造成生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系列灾害性的后果。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出现的严重虎患，便是盲目垦山引发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见，在农业生产中，克服盲目性，增强预见性，是预防造成新的自然灾害的重要关键。

注释

[1] 虎灾，见民国《长泰县志》卷一；虎害，同治《赣县志》卷五三；虎乱，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虎荒，同治《安吉县志》卷八；虎暴，同治《义宁州志》卷三九

[2] 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485页

[3]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8，甲表82，乙表41

[4]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二三

[5]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四六

[6]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四七

[7]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五

[8]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二四

[9]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

[10] 同治《桂东县志》卷四

[11] 光绪《光山县志》卷六十八

[12] 光绪《处州府志》卷四

[13] 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三

[14] 道光《徵州府志》卷四

[15] 同治《南城县志》卷一之三

[16] 嘉庆《舒城县志》卷十二

[17] 民国《新登县志》卷十引旧志

[18] 同治《安吉县志》卷十二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The Tiger-Problem and Its Relative Issues in Southeastern China in Ming-Qin Period.

第5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防灾减灾、村镇建设、地质灾害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形势

村镇建设中的防灾减灾规划是村镇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城镇防灾减灾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随着 “十二五”规划的展开，我国城镇化水平将突破50%，农业人口在不断向非农转移，但是中国还仍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还仍占很大的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安全保障仍需得到国家的关注及支持。并且近几年来，灾害的不断发生，损失最多，且最为严重的基本都是农村地带，因此做好村镇建设工作，加强村镇防灾减灾规划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问题。如近几年年就发生了多起影响区域较大 造成损失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疆北部六十年一遇的连续暴雪降温天气，云南元谋5.4级地震，西南地区持续半年多的五十年不遇的大旱，青海玉树7.1级地震，江西 福建等南方10省区的严重洪涝灾害，甘肃舟曲县特大泥石流，台湾花莲县5.6级地震等等 除此之外，各地区危害相对较小 未经媒体报道的自然灾害亦不计其数，同样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二、我国村镇防灾减灾现状

目前我国村镇防灾减灾的现状不容乐观。很多村镇或偏远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政府的监管服务力度小、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少，而使得在防灾减灾规划并没有做的很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防灾空间规划与建设考虑少2..防灾设施不完善2.建筑物防灾标准低4.环境问题严重，包括村镇自身的环境污染，以及一些城市工厂在村镇的污染5.防灾的观念落后，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观念

直接影响防灾规划编制的质量和防灾设施建设水平。重“救”轻“防”的观念, 导致防灾、减灾的物资投入长期不足, 有限的防灾投入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弱化了防灾管理能力的建设, 使得农村的防灾能力非常脆弱。其实, 灾害一旦发生, 采取什么措施都为时晚矣, 而大部分时候人们所重视的恰恰就是灾害发生后的应对, 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 另外, 视灾害为小概率事件, 存在侥幸麻痹心理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也是防灾规划建设的一大障碍。

三、防灾减灾规划在村镇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的灾害类型有很多，如气象灾害，洪水灾害，海洋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农作物灾害，森林灾害等等，主要就常见的一些灾害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出了村镇建设中应如何避免灾害发生，顺利开展防灾减灾规划。

一、生态环境因素的考虑

人与自然是需要和谐共存的，而不是你战胜我，我战胜你的敌对状态，最好的案例就是甘肃舟曲的8.7特大泥石流灾害，舟曲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曾是一个“孕育原始森林”的地方，享有“不二扬州”、“陇上江南”等美誉，但由于过度的森林砍伐，导致森林覆盖率有原来的75%降到现在的 20%，又由于无度的水电开发，必须炸山开坡，导致岩体松动，弃渣堵塞河道，从而引发新的滑坡。因此村镇建设中 不应不顾生态破坏而去建设村镇，发展村镇，应该从生态的角度，尽可能的保护原生植被，尽可能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开发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尽可能多的植树造林，以减少水土流失，防止不必要的灾害发生。

二、选址的确定

村庄建设规划前进行科学合理的用地选址是预防灾害重要的一步。新农村建设规划必须结合村庄自然地理环境勘测资料, 合理选择村庄建设用地, 对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 自然灾害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 对存在隐患和风险的选址要坚决予以否定;村庄选址、规划和农村住宅设计前，首先分析当地的地质构造情况，使其用地和建设项目尽可能避开地质断裂带等地质构造复杂和不稳定地段。再依据地震基本烈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地确定村庄的设防烈度，根据场地和地质条件确定抗震有利和不利地段。远离地质构造复杂的山体和沟道，实在无法避开 时应修建防护工程选址的不合理还会导致次生灾害的发生：有些村镇甚至建在滑坡、泄洪道或与地震带平行的区域； 且大多数村镇宅基地批复通常为一个区域，村民建房地点的选择随意，缺乏专业性指导，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一旦地震发生， 极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这些次生灾害往往形成灾害链，阻断交通，影响灾后救援重建。

三．合理空间布局

合理布局村庄防灾空间用地, 形成具有良好防灾能力的村庄空间结构。我国传统的村庄往往以线性的街道组织村庄结构, 空间建设很少注重开敞的公共空间的建设, 而公共空间的合理布局能够达到有效降低传染病、 阻断灾害、及时疏散以及避难的作用。首先, 各项用地之间要协调有序, 避免因相互干扰而形成新的灾源。其次, 应注意将村庄的道路、 广场、 绿地、 河湖水系、 地下空间等的规划布局与村庄的防灾相结合,如尽可能采用组团式，可将抗震不利地段规划为道路用地、农田用地、山林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等场地条件要求不是很高的土地使用类型；同时村中心预留绿地，作为避震疏散场地；注意与住宅庭院、 街道、 水系及外部交通之间进行有序的协调连接,在灾情发生时,村民能够迅速疏散, 从住宅庭院到村庄街道再到公共场所,形成点、 线、 面结合的系统化防灾空间。

四．建造安全稳固的住宅。

我国农村房屋特点就是建筑质量差，结构简单；建筑结构不合理，抗震能力差，由于农村购买合格的建筑材料比较困难 , 因此建造房屋的材料质量就很难保证。

此外 , 大多数农民民居在建设时没有统一的合理规划 , 没有选择好的地基 , 没有避开古河道 , 没有避开构造断裂带。 很多农村民居随意乱建 , 房子间距过小 , 道路弯曲狭窄。这在 1997年 5月 31日福建永安西南 MS5 . 2级地震、1998年 1月 10日河北张北 MS6 . 2级地震中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国内外多次破坏性地震 (尤其是发生在山区、丘陵地区的破坏性地震 )的调查资料表明 , 至少有95%以上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是直接由于地面震动所造成的。因此，新农村的住宅建设应遵循简单明确、 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 施工方便和可重复利用的原则。建设主管部门应依据当地的灾害特点制定合理的防灾标准,从建筑形态、建筑结构等方面对居住防灾进行建设性指导。抗震方面, 应指导住宅建设进行合理的平面与立面设计, 体形尽量规则、 对称,选用合理的符合当地抗震设防烈度的结构措施, 加强建设施工时的质量管理;防火方面, 建筑单体之间应保持适当的防火间距,住宅出入口与疏散通路联系紧密,建筑设计一定的防火构件如防火山墙, 建筑材料及室内装修进行规范化的防火处理;对于经常遭遇台风暴雨等灾害的建筑,建筑的高度要进行适当的控制, 建筑体型应尽量采用规则的形状, 采取传统的坡屋顶形式, 以达到良好的防风、排雨效果。

参考文献

【1】吴慧娟. 关于提高地震高发地区农村房屋抗震能力的思考[J]. 理论前沿. 2005(14)

第6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 水旱灾害 台风 风沙 风暴 冷冻

Abstract: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big country, but not the agricultural power, investigate its reason, not enough advanc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the main reason, reflected in response to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s not able to respond to common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We know tha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bigges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in China now, do a good job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to ensure high-quality high-yield crop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opic. In the agricultural country in the world, our country is one of the most natural disasters, the most serious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Focus o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often region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dvantageou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reduce loss, improve the crop yield and quality. Combining with the authors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ab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and then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types and the reasons were analyzed. Hope and colleagues to explore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severe typhoon frozen sand storm

中图分类号：P4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前言

我国频临太平洋，受季风和洋流的影响，我国成为世界上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农业气象灾害不仅类别多、活动范围广、而且活动次数比较频繁。气象灾害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大约占70%左右，在这里面，农业气象灾害的比例高达60%。我国每年都因为救灾、抗灾使用很大一笔资金，这对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是一项摆脱不了的负担。现在，随着人们工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环境形势日益恶化，资源不断减少，人口的增加带来的经济压力更为严重，这就造成近几年气象灾害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比例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安康和社会的安稳。由于近几年农业气象灾害的不断增加和影响不断加深，我国农作物布局和种植制度已经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了解并且关注农业气象灾害不仅仅是农业科研人员的工作职责，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地做到防微杜渐、事先预防，把气象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可见，研究气象灾害不仅仅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影响我国农业的主要气象灾害极其成因

（1）水旱灾害（旱灾和涝灾）

我国是季风型气候，在山东地区，由于受渤海湾海风的影响，季风气候表现的更为明显。在我国的东部季风区，特别是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受季风影响带来的水旱灾害最为严重。

农业干旱的含义是农业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导致农作物缺水，影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来带减产甚至绝收的后果。农业自然灾害绝不仅仅是“水”的问题，它涉及到许多领域，包括土壤的变化、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大气、洋流等等。因而，农业干旱反应出来的问题就涉及到社会、经济、环境等不同的方面，需要人类的高度重视。在我国的水旱灾害中，旱灾带来的影响往往比涝灾更为严重，因为旱灾的原因形成是多方面的，形成结果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危害面积大。

涝灾灾害包括洪灾、涝灾、湿害三种类型，表现出来主要是洪水无节制地泛滥和雨水大量贮积于地表的现象，从而带来农业灾害的现象，它是造成我国东部、东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灾害的有一个重要原因。农业洪涝灾害这三种类型的形成原因和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洪涝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持续性暴雨、特大暴雨带来的洪水泛滥，冲毁农田，淹没农作物，从而带来农作物减产，严重的将会带来农作物颗粒无收，甚至引起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另外，洪涝灾害的形成也和地理位置、土壤成分、农作物种植结构、生育期、地表植被、防洪设施等各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因此，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夏季。

（2）风雹灾害

风暴灾害的影响范围虽然也十分广泛，不过相对于水旱灾害来说，风暴灾害的地域性十分明显。风雹灾害产生的原因在于大气的动力条件和热力条件共同作用而成的强对流天气系统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的灾害在我国青藏高原和西北部地区比较常见，在山东地区虽然比较罕见，不过考虑到它危害的严重性，这里也一并讨论。风暴灾害的影响范围大体上主要是内陆多于沿海、山区多于平原、中纬度地区多于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它的特点除了地域性比较强之外，对农作物的摧残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对农作物枝叶、茎杆和果实产生的机械损伤，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农业气象灾害的主要特点。

（3）冷冻灾害

顾名思义，低温冷害发生的季节主要为春季、冬季，在植物过冬期间，因为季节的原因，植物生长的环境温度持续低下，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额现象。农业冷冻害包括两种形式：低温冷害、冻害。主要的影响地区是我国北方、西北部等冬季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

（4）台风灾害

台风灾害也是一种地域性比较强的自然灾害，台风是指在热带海洋上产生的低气压在接近地面时，如果风速能够达到（包括）17.2 km·s/时，这时就形成了台风。台风简单理解就是一种强度大、破坏力强、危害高的热带气旋。根据台风的破坏程度，目前台风已经被联合国列为全球自然灾害危害结果最为严重之一。我国地理位置处于北太平洋沿岸，主要的台风灾害也受北太平洋西部的热带气旋的影响，我国受台风影响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台风（热带气旋）的致灾表现为两种：风灾、暴雨。（见表一、表二）

表一：

表二：

除了上面列举到的主要的、影响比较大的农业自然灾害之外，影响我国农业的灾害还包括虫灾、瘟疫、环境污染、森林草原火灾等气象衍生灾害，这些衍生灾害虽然不是直接发生的，但是由于其危害面积达、难以控制等，是每年我国农产品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结束语

终上所述，我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可以由于各方面的原意，我国并不是农业强国，表现在农业生产高科技含量少、基础设施薄弱、抗自然在灾害能力差、人为影响比较小、对自然环境和气象环境依赖性大。总之，我国农业还没有完全脱离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要想达到先进国家的农业生产的局面，就必须依靠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依赖的科技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气象气候学、土壤学、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唯有摆脱落后的局面，才能使我国农业科技和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解救国家人口吃饭的问题和生存的问题。那么怎样在农业气象的角度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最主要、最当务之急的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即把目光从国内移向国外，学习世界前沿的农业气象应对科技，在学习的基础上，做大“因地制宜”，学为我所用，从分调研国内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对复杂多变的农业气象环境和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全程动态和准确的监测，开展有针对性的气象保障和减灾防灾调控服务，使气象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服务和贡献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了解并且关注农业气象灾害不仅仅是农业科研人员的工作职责，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最大范围地做到防微杜渐、事先预防，把气象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己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卢丽萍，程丛兰，刘伟东，覃志豪.生态环境学报 2009, 18(4) 30年来我国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2]朱兰娟，宋健业.网络信息.2007 年第8期

[3] 成兆金，赵再全，靳会梅等. 气候变化对莒县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及对策[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8).

[4] 黄飞龙,李昕娣,黄宏智,刘艳中.基于FDR的土壤水分探测系统与应用[J]. 气象. 2012(06)

第7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泥石流；冲击力；单摆；实验设备

泥石流是我国山区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常发生在在山区沟谷中，是一种含有大量泥沙石块以及巨砾的固液两相流体。泥石流成因复杂，爆发突然，冲击力大，是在山区地质灾害中破坏力较大的一种自然灾害。泥石流对构筑物的破坏形式主要是冲击、掩埋、掏蚀，其中冲击破坏是主要的破坏形式之一。因此，对于泥石流冲击力的研究，不管是野外实测还是物理模拟，数据的可靠性、准确度尤为重要。

1 研究现状

目前在泥石流冲击力研究中获取冲击力数据的方式主要有野外实测和室内物理模拟两种方式。

野外实测数据[1]的获取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泥石流冲击力的测试方法主要通过在桥墩、拦挡坝等构筑物安装冲击力传感器记录。但源于泥石流体内携有大量规格不同的固体物质，且流体与固体物质对构筑物的撞击过程不同，故而测得的数据误差较大。

物理模拟实验[2]的方式主要为通过设置流导槽模拟自然环境下的泥石流体，并在流导槽中放置被撞击物体，通过获取被撞击物体上传感器数值，从而得到冲击力。但由于该方式撞击速度准确度不高，并且撞击角度与撞击位置不稳定，因此实验所得数据误差较大。

上述两种方式都有加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反应冲击作用的实际数据情况，针对上述不足，作者在目前主流物理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引入了单摆的结构形式重新设计实验设备，能很好地解决实验数据误差较大的问题。同时，该实验设备能灵活实现多种情况下的泥石流冲击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实验的便利性。

2 设计目标

针对现有泥石流冲击力实验设备和方法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提出一种新型泥石流冲击力研究的实验设备和方法。本实验设备应用单摆结构可以减小试块在降落过程中的能量消耗、精确控制撞击速度及撞击点，并利用压力泵控制浆体流速。通过更换撞击试块和被撞击试块以及改变浆体的浓度，可模拟任意粘性的泥石流中不同岩性块体对各种性质构筑物的撞击，探究其破坏模式以及各试验因素与冲击力之间的关系。

3 详细设计

3.1 结构设计

本实验设备包括浆料箱、流导槽和实验仪；浆料箱布置在流导槽的上游；流导槽内设有被撞击试块，该被撞击块上设有力传感器；实验仪为单摆结构，其主要由脚架、横梁和撞击块组成，脚架用于将横梁支撑在流导槽的上方，横梁上设有驱动电机，该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摆杆，且在该横梁上设有用于检测摆杆摆动角度的刻度盘，撞击块连接在摆杆的另一端；实验仪支撑在被撞击块的上方。

流导槽主要由依序衔接的倾斜段和直线段组成，流导槽的底板为钢板、侧板为透明树脂。进一步，流导槽的下游衔接有集料槽。浆料箱内设有泥浆泵，由泥浆泵控制浆料箱内浆料的输出流量。实验仪的撞击块嵌固在摆杆下端部的固定盘上。

本设备在泥石流冲击力实验中，通过实验仪的单摆结构，模拟真实环境下任意形状的块体在泥石流体中对构筑物的冲击力，且该实验仪中摆杆在驱动电机的作用，控制撞击试块撞击被撞击块的冲击力，进一步，配制任意比重的浆料，通过浆料箱控制浆料的输出速度来控制浆料在被撞击块上的冲击力，探究前后两种不同的冲击力一起作用于被撞击块的冲击力大小。

3.2 实施方式

浆料箱布置在流导槽的上游，该浆料箱中的浆料通过出口上的流量控制阀达到流导槽中，同时，浆料箱内设有泥浆泵，由泥浆泵控制浆料箱内浆料的输出流量，通过流量控制阀和泥浆泵一起来控制浆料进入流导槽中的速度，间接控制作用于被撞击试块上的冲击力。

流导槽主要由依序衔接的倾斜段和直线段组成，流导槽内设有被撞击块，该被撞击块上设有力传感器，该力传感器设置在被撞击块承受浆料冲击力的背面，该力传感器用于向计算机提供冲击力信号，该计算机内存在处理该信号的现有软件。

实验仪为单摆结构，其主要由脚架、横梁和撞击试块组成，脚架用于将横梁支撑在流导槽的上方，横梁上设有驱动电机，该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摆杆，驱动该摆杆，使其沿单摆轨迹上下来回摆动，在摆杆摆动的最低位置撞击被撞击试块。在该横梁上设有用于检测摆杆摆动角度的刻度盘，记录摆杆摆动的角度，撞击试块连接在摆杆的远离连接横梁的一端；实验仪支撑在被撞击块的上方，保证实验仪中的撞击试块刚好撞击在被撞击试块的撞击位置上。

另外，在流导槽的下游衔接有集料槽，将浆料重复使用；实验仪的撞击试块嵌固在摆杆端部的固定盘上，该固定盘与摆杆是以组合的方式连接的，这样可以根据实际实验的需要更换不同的撞击试块在不同的固定盘上。

4 结束语

（1）基于单摆原理的泥石流冲击力实验设备能很好解决目前泥石流冲击力实验数据误差较大的问题。

（2）该实验设备采用单摆结构的摆臂形式，该设备可精确控制试块的撞击速度。

（3）通过调节流导槽流体的深度，可获得在不同位置关系下泥石流冲击力数据。

（4）通过控制流导槽流体流速，可获得在流体流速和试块撞击速度不同的情况下的冲击力数据。

（5）通过该实验设备完成泥石流冲击力实验，可以获得高精度的实验数据，从而反馈到野外实际环境中，用以指灾害防治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宇，韦方强，王青.基于动量守恒的粘性泥石流冲击力计算[J].泥沙研究，2006，3：23-26.

[2]袁进科，黄润秋，裴向军.滚石冲击力测试研究[J].岩土力学， 2014，35（1）：48-54.

第8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35kV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维护检修

电网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电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电网得到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5kV输电线路作为电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它容易受到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故障，影响正常的供电。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现代的用电需求，我们必须加强对35kV输电线路的维护和检修工作，提高线路运行的安全性，使35kV输电线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资源。

1 35kV输电线路运行中常见的问题

1.1 35kV输电线路中的雷击问题

在雷雨天气中，35kV输电线路很容易遭受雷击危害，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来说，35kV输电线路遭受雷击包括以下三种情况。第一，35kV输电线路的导线遭受雷击，直击雷产生了很大的电压。第二，35kV输电线路中安装的避雷线遭受雷击，通过避雷线反击到线路中。第三，35kV输电线路的一些杆塔遭受雷击，导致线路中电压过大。总之，无论是那种情况，35kV输电线路遭受雷击后到会使输电线路中的导线产生多大电压，引发各种故障。比如，在第一种情况中，35kV输电线路的导线遭受雷击后，直击雷产生了过大的电压，对于这种情况，轻者会使35kV输电线路中的绝缘子发生闪烙，致使线路发生跳闸状况。重者就会使35kV输电线路中的绝缘子断线或者击穿，导致长时间停电状况的发生。

1.2 35kV输电线路中的覆冰问题

在雨雪天气情况下，水汽会在输电线路中的绝缘子、导线以及横担的表面凝结，致使35kV输电线路出现覆冰问题。比如，在覆冰状况下，依据热胀冷缩原理，结冰的一些输电线路中的导线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如果再遇到大风，在导线舞动的过程中，不仅使输电线路中的导线、绝缘子等受到损坏，而且输电线路很可能发生断裂。另外，在输电线路覆冰的状态下，加大了导线、金具、电杆的承重，也会造成输电线路断线或发倒杆问题。总之，35kV输电线路中的覆冰问题也会引发各种电力事故，给电力系统造成严重损失。

1.3 35kV输电线路中的外力破坏问题

近年来，外力破坏也成为影响35kV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农民在输电线路下面进行秸秆焚烧，火焰、浓烟等会引起输电线路跳闸问题；在一些建筑施工中，大型的机械设备可能会撞到输电线路的塔杆，导致输电线路中的导线、拉线断裂；还有一些人在盗取输电线路中的电线，以谋取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外力破坏严重影响了35kV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

1.4 35kV输电线路中的其他自然灾害

在输电线路的运行过程中，除了雷击、覆冰以及一些人为的外力破坏，还会受到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对输电线路造成破坏，影响输电线路的正常运行。比如，自然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台风以及洪涝等会对输电线路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和山区，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灾害也是威胁输电线路的一大因素，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2 35kV输电线路维护检修

2.1 针对雷击问题的维护检修

雷雨属于一种自然现象，我们不可避免。针对35kV输电线路中的雷击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一些防雷措施来改善输电线路运行状况。具体来讲，在输电线路运行中，我们可以通过采取安装避雷线或者避雷器、增强线路的绝缘水平、架设耦合地线、接地测量、接地网补强以及雷电泄流等方式解决输电线路雷击问题，这些防雷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输电线路雷击发生的机率，有利于保证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

2.2 针对覆冰问题的维护检修

和雷击一样，覆冰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改变的。针对35kV输电线路中的覆冰问题，解决措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输电线路的设计阶段，使输电线路尽可能地避开湖泊或者风道等这些容易发生覆冰的地带，这样即使在雨雪天气，输电线路也不易发生覆冰状况。另外在输电线路建设中使用门杆架设，也提高抗冰能力。其次，在雨雪天气，要加强对输电线路的巡视和检查，一方面避免输电线路覆冰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现线路覆冰立即采取一些措施，降低输电线路覆冰对电力系统的危害程度。最后，针对已经覆冰的输电线路，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先进技术进行除冰工作，比如，热力融冰技术、过电流融冰技术等。

2.3 针对外力破坏的维护检修

针对35kv输电线路中的外力破坏，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解决。首先，加强对输电线路保护的宣传。对于输电线路附近或者沿线的居民，电力管理部门要对他们加强线路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保护输电线路的重要性，树立其线路保护意识，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就会自觉做好输电线路保护工作。其次，电力企业要与当地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加强对输电线路的管理，一旦发现破坏输电线路的行为要对其进行严厉惩处。对于那些蓄意破坏或者偷盗输电线路的违法分子，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最后，电力管理部门加强特殊时期的管理。在夏季，农作物焚烧比较多，这时电力管理部门就要加强对输电线路的管理工作。一方面，电力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拉条幅、贴公告等形式禁止农民在输电线路下焚烧秸秆。另一方面，电力管理部门成立巡逻小分队，做好巡视检查工作。

2.4 针对其他自然灾害的维护检修

针对输电线路风、洪涝等其他的一些自然灾害，首先我们要在35kv输电线路的运行过程中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排除输电线路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保证输电线路的安全牢固，增强输电线路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其次，我们要对输电线路中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分析，并制定出一些应急方案。当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对输电线路进行维修，降低自然灾害对输电线路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输电线路作为电网运行中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输电线路的实际运行中，35kv输电线路中还存在雷击、覆冰、外力破坏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给电力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在35kv输电线路的运行中，我们要针对存在的一些问题，采取相应的维护检修措施，从而保障输电线路一直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电力资源。

参考文献：

[1]赵强.35kV输电线路运行维护的思考[J].通讯世界，2014（01）.

第9篇：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范文

【关键词】中国；灾害；趋势；对策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67-03

翻开我国浩如烟海的各种历史典籍，有关“天灾”、“异象”的记载甚多。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征程上人类相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但伴随着人类改造人居环境的种种努力，各种灾害现象日益加重，愈来愈严重地妨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由1960年到1987年的27年当中，全世界共发生地震灾害、气象灾害、风灾、火灾、海洋灾害等主要灾害107起，平均每年达3．96起。如果以10年计，则每个10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70年代死亡人数最多，那是因为此间有两次死亡人口均在20万以上的大灾难……1995年，全球共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600余起，造成1．8万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即达1800亿美元。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每年5%以上的全球生产总值被各种灾害吞噬。

灾害(Disaster)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现代意义上的灾害通常带有局部性，可以扩张和发展成为灾难。如2002年冬到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就是由个体病例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灾难。广义上讲一切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尤其是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如常见的风灾、火灾、水灾、旱灾、疫病等均属于灾害的范畴。灾害的分类，按照起因分为人为灾害或自然灾害；根据发生部位和发生机理划分有地质灾害、环境灾害、生化灾害等。当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巨额财产损失，甚至于彻底改变了自然环境，这时灾害即上升为灾难(calamity)，如2008汶川地震、日本“3.11”地震海啸灾难等。灾难也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系，该体系可分为天灾（自然灾难）和人祸（人为灾难）两大体系，两者往往互相渗透，有时很难区分开来。大部分自然带来的灾难是非人力可抗拒的，只能通过预防和抗灾来减轻损失。灾难具有极端性和社会秩序破坏性。

分析和梳理20世纪以来的我国灾害的历史，可以看出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灾害日趋频发趋势

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其中有契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也有违背自然规律的，回顾20世纪以来的灾难史，我们不难发现灾难发生日趋频繁，可以轻松的列出近四五十年来很多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的特大灾难：1950年7月，淮河大水，淹没土地3400余万亩，灾民1300万；1954年7月，长江、淮河大水，淹没农田4755万亩，1888万人受灾；1959―1961年，三年干旱，范围广，早情重，加上疾病流行，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倒塌房屋530万间……据1970 年代以来的不完全统计,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的数量、致死人数都呈上升趋势。进入新世纪后, 这一趋势明显加速, “SARS”事件、汶川特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玉树地震等特大灾害事件接踵而至, 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失序。 灾害及其管理已成为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公共议题。

二、灾害日趋严重性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高度发达，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同时也伴随着诸如滥砍滥伐、粗放经营之类的不良活动。回顾20世纪以来的自然灾难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灾难波及面日趋广泛，烈度日深且极难恢复。

2008年春我国大面积冰冻灾难，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中南部、浙江和江西中北部等地出现暴雪,积雪深度一般为5-20CM,其中安徽和江苏南部达20-50CM。同时,贵州和湖南大部分地区出现冻雨,其中贵州和湖南中部冻雨日数达10-16天。因灾死亡129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20多个省（区、市）冬季农业生产普遍受灾，截止至2008年2月14日,农作物受灾1.78亿亩,因灾死亡畜禽6956万头只,水产养殖受灾面积1455万亩。设施损毁重,因灾损毁塑料大棚60万亩、畜禽圈舍1943万平方米、水产养殖设施1485万平方米,受损农机具64万台。

三、灾害复合型发展趋势

今天的人们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业缘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联系日趋紧密，横向流动日趋频密；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自主程度增多，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自然性危机正越来越多地与人为性危机相融合，从而引发对社会安全以及自身安全的危害，它直接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众多安全领域，将促成一种 “复合型灾害”的形成。

2008年南方冰冻雨雪灾难造成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37个地市的545个县（区）、2 706万用户受到影响，高压线路断线12.9万处，低压线路倒断杆51.9万基，变电站停运884座；公司系统通信光缆受损约2860KM，各类通信站损毁8座，通信设备损坏182台（套），灾害造成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4.5亿元。因此造成南方许多城市居民及重点部门断电，有的医院甚至无法及时对危重病人进行抢救。广铁集团运行的大部分线路停运，致使几十万人次旅客滞留广州站外广场，几乎酿成特大人间悲剧，其场景至今想来仍然令人胆战心惊。

四、灾害引起危机的常态化以及非传统安全的凸显

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期,危机趋于常态化。除了中西部省市，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同样遭受了2008年雪灾的洗礼，发达不是风险的安全门，而是风险的催化剂。危机常态化，必将危及国家的安全领域。随着环境问题、自然灾害、流行疾病等一系列威胁的凸显，安全的概念、主体、源头以及维护手段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政府和学界对安全的关注，也从之前只关注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开始转向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生态环境、经济金融等众多领域在内的“非传统安全”。

针对以上灾害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及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应该着力加快以下几方面建设的步伐：

五、加强灾害应急体系建设

着力克服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体制不到位、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应急协调机制不力等难点，加紧编制城市应对突发灾害的科学应急预案。目前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我们传统的安全观在许多方面需要予以修正，需要建立新的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维护手段来应对危机、确保安全。非传统安全要求政府、军队、社会组织和民众同样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新安全观。新世纪新阶段，主席多次指出人民军队要转变思想，遂行多样化战斗任务，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新时期新任务总要求。传统观念认为，军队的职能主要是“抵御侵略”、“保家卫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军队更多地肩负起了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责任。98抗洪、2008抗雪灾、2008汶川抗震救灾、2010玉树抗震救灾等，军队都冲在了抗灾的第一线。多次救灾经验告诉国人，中国还需要大力加强非传统安全的应对能力建设。

六、加强国家基础建设和减灾对策的制定

国家对于防灾、减灾、灾害救助工作的管理：一是全面管理, 即不仅要管理灾害的自然属性, 还要管理灾害的社会属性; 二是全程管理, 即不仅要管理引致灾害的社会环境, 还要管理灾害引致的社会后果。二者相互影响, 共同决定了灾害的社会后果。

2008年先是年初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而后是“5.12”汶川大地震，举世同哀。多重灾难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救灾应急能力，也对我国脆弱的基础建设敲响了警钟。我们还没有真正完善的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更没有切实有效的应急后备系统和后勤体系。救灾期间电网系统、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都为我国应对“复合型灾害”提出了诸多警示。比如，2008年初，南国千里冰封的景象至今让人记忆犹新，针对这种极端天气灾害要做到在雨雪冰冻灾区切实加强对坡面坍塌、崩塌和滚石灾害的防灾和减灾, 群测群防，特别是山区公路和铁路沿线,防止灾害造成车辆损毁和人员伤亡,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与畅通；对于重要山地灾害隐患点,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做好灾害的预警报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前开展泥石流和滑坡等山地灾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并做好防灾减灾部署。

再如，川北地区因地质情况和建设资金等原因，基础设施一直处于滞后状态。2008年地震袭来，房屋建筑质量不合格，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亡；通讯设施落后，造成指挥不畅，甚至茂县县城在地震发生后几十个小时里对外联系完全中断，成为 “信息盲点”；为了打通连接震中与外界的通道占用了地震救灾黄金七十二小时间，大批医疗人员只有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徒步开进，大批救灾物资积压无法及时运抵灾区，错过了宝贵的救命机会，教训极其深刻。基础设施建设要适应灾情的应对，这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七、引导NGO①等社会组织在救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