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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途径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185-02
1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对高职院校的重要意义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咨询和科研开发为主要内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要注意用科技工作的成果丰富或更新教学内容,在科技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实践能力。”
总理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注意把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准入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结合起来,把职业资格认定、职业等级评定和技能型人才的选拔结合起来。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经指出,要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努力使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办学思想,深化教学改革,增强主动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它既是高职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也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指出,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的三大职能。正所谓人才培养是立校之本,科学研究是强校之路,社会服务是兴校之策。高职院校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教学机构,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能,提升有高职特色的社会服务能力是新时期对高职院校的客观要求。
2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
我国高等教育学校分为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和应用型四种类型。由于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责。高职院校作为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必须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为经济社会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经济服务。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职院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是向区域和行业提供技术应用型和高技能型的人才培训与培养,提供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实施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辐射,使高职院校成为区域的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中心、区域学习型社会中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特征。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超越了区域性的空间范畴,要求增强高职院校向区域外的辐射力;二是增加了新的社会服务内容,明确了高职院校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开展对口支援与交流,提供师资培训和促进区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内容。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职业教育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培养、系统培养和多样化培养的理念,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服务整个区域经济的层面上来。
3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作为新经济形势下的国家骨干院校建设,必须要大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真正满足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要求,完成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任务。
(1)明确培养目标,理清办学理念,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思想。以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为中心,准确的进行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始终坚持以培养服务于社会第一线的应用型的高技能型人才为己任,主动适应和满足区域经济和地方生产的要求。吉林交通职业学院被列为骨干院校建设以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低碳经济发展和寒区交通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主动适应吉林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要求,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增强办学活力,全面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构建科学的课程和培训体系,打造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环境。以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培训专题进行调整与优化,构建模块化的课程和培训体系,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紧密结合,将训练内容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强调理论、实验、实训、模拟和工作岗位有机结合的一体化教学和培训内容,突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课程和培训体系的模块建设不仅仅是为院校的自身教学单一服务,也充分考虑为社会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才而服务。一方面,利用优质的教学资源,针对对口院校开展技术支援,进行师资培训。发挥资源优势,带动相关院校资源发展。提高对口支援水平,制定对口支援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面向社会的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主要面向区域领域的相关行业企业和其他从事相关专业的管理人员,开展高技能、新技术的培训,利用骨干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和师资能力,成功与社会搭界,共同建设职业培训基地,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新经济形势下的骨干高职院校的建设必须为社会提供能够满足相关专业人才终身学习需要的条件和场所。
(3)进行“双师”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为社会服务的人力资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升骨干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重要保证。为了更好的满足新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的要求,为适应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保证培养高素质的学生。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既要有必要的基础理论,又要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要实现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是核心,也是强校之本,发展之源,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保证。
为适应专业结构调整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学院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近几年,学院以创一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为目标,以专业建设为主线,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努力建设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学院设立了改革发展创新基金,用于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研、科研活动,较好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教研科研成果逐年增加,逐步显现出“参与人员广、实际联系紧”的特点。从2008年至今,已确定承担基金立项105项,极大促进了学院办学水平的提高。其中相当一部分科研项目是与工程实践联系非常密切的应用型研究,可以在行业和企业直接应用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学院利用本院的人才优势,面向行业企业进行技术服务建设。与本地区相关单位共同搭建研发平台,鼓励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积极拓展社会服务功能,通过流程再造,资源整合,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与企业成立校企合作信息港,人才培养资源库等新型合作方式,真正达到了与行业企业的零距离对接,为相关企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职业培训的基地。
(4)进一步完善校企共育人才的有效机制,成为社会服务的基地。学院建设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以重点专业建设拉动专业群的发展,学院先后探索并实践了前厂后校模式、前校后厂模式,并在2009年学院牵头成立了由72家企事业单位和院校组成的吉林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集团实行“校、企、管”(学校、企业和管理部门)结合的模式,成为校企合作的新模式。多样化的校企合作方式,加强了校企合作的内涵建设,激发了学校和企业共建的积极性,实现了学校和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共建技能教室,共同培养教师,共同开发教材,共建产品技术研发中心,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共同开展师生技能大赛,共同设立优秀技能人才奖学金等多种合作方式,充分发挥了行业组织最了解本行业领域的技术前沿、内在运作规律、人才需求的优势,使其在“教学指导、实习指导、教材指导、评价指导、规划指导、教师队伍指导、人才需求指导、专业布局指导”等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促进办法。在整个共建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总之,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也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社会责任。在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中,要根据各自院校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将学校的专业建设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文锦.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实现途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关键词: 特校教育 小学数学 创新教学 适应能力
培智儿童知觉缓慢,反应能力弱,思维感知主动性更差,思维能力更差。而数学又是思维性强、逻辑严密的学科,对于培智儿童来说,学好数学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校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的讲授法显然不奏效,教学手段单一,效果不明显。
为了强化培智儿童的社会适应性,适应以后社会的发展,教师应创新教学,借助多媒体技术集图、文、声、像于一体的特点,弥补培智儿童的功能缺陷,呈现生活化情境,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将学生数学能力与多媒体巧妙结合,从而提高培智儿童的学习能力,提高适应性。
一、强化特校数学教学中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认识的重要性
数学是各学科的基础,每一个人适应社会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特校数学教学更值得重视。
根据多年实践观察,培智儿童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尚可,有的动手操作能力强,有的具有抽象、概括能力,但大多数学生数学能力差,数的固定顺序、基数等知之甚少,不知道物体的数序,对于数词的顺序不能一一对应,理解基数、逻辑运算等更不可思议。这些认知方面的不足,认知能力的困乏,为以后培智儿童适应社会设置天然障碍。
因此,特殊培智学校的小学数学教学应从数数开始,不能急于求成,运用一些辅助教学手段,激发培智儿童认数、数数的兴趣,提高数学能力,为以后适应社会打下基础。
二、特校小学数学教学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途径
1.理清基本思路。
根据调查结果,针对不同培智儿童智障程度的评估,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为不同培智儿童量身定制适合他们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为他们选择内容,如“数数教学”,运用多媒体增强直观性、生动性,从而提高数数能力和数学能力。
培智儿童由于认知力、思维力等的局限,对数的认识往往通过外部的形状、特点等,如对于2的认识,通常以摸一摸、捏一捏而感触到两个物体的不一样,而判断为2,而不是1。而运用多媒体,呈现水中游泳的两只鸭子,一只是鸭妈妈、一只是小鸭子,让培智儿童感觉鸭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泳,可爱的鸭妈妈和小鸭子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增强“数”的教学的直观性。
2.教学手段的选择。
传统教学的弊端可窥一斑,而培智儿童的认知特点更决定对传统教学的否定,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丰富儿童的认知,拓展儿童的知识面,提高认知能力。如实物教学、游戏教学及多媒体辅助教学等。
相较而言,多媒体辅助教学比实物、游戏等具有独特的优势,在特校数学教学中,运用更广泛,更有效。对于特校培智儿童的教学,教师应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思路,运用个性化教学手段,巧妙利用多媒体,借助多媒体的多功能特点,设计有利于发挥培智儿童的手、眼、耳、口、脑都能发挥作用的活动,通过人机对话、人机互动,全方位刺激培智儿童,提高数学能力。
3.制定可行的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行动的指南,没有目标,教学就失去航向。因此,特校数学教学是儿童适应社会的基础,对于低年级培智儿童,应从数学开始,熟练掌握数学能力,对数字有敏感性、理解力。
三、小学数学中提高培智儿童发展社会适应性的策略
1.提高培智儿童的理解力,为适应社会埋下伏笔。
培智儿童也不例外,培智儿童对数学、对数字缺乏感知力,知识储备几乎是零,他们往往根据外部特征而认识和理解、概括和判断,思维需要动态形式做依托,离不开形象支持。
因此,多媒体辅助教学在特校数学教学中,有助于儿童对数的理解力。如对于“数字的认识”的教学,用多媒体呈现校园操场上迎风飘扬的国旗,发射到太空中的火箭,一个小朋友在玩玩具小汽车,一个在玩玩具小坦克,一个在玩机器人,几个小朋友在“发射”玩具飞机……教师在这个情境中引导儿童注意:玩具飞机有几个、玩具小汽车有几辆、玩具小坦克有几辆等,引导儿童注意玩小汽车的是几人,几人在玩坦克、几人在玩飞机等,这样儿童们通过熟悉的画面,产生对数的认识的兴趣,通过多媒体创设生活化情境,将生动的生活画面呈现在儿童面前,为他们快速融入社会而推波助澜。
2.注重“做”,为提高社会适应性打下基础。
多媒体辅助教学为培智儿童打开生活之窗,促使儿童多种感官积极参与。如果多媒体在课堂上从头至尾地使用,就会使儿童身心疲惫、视觉疲劳。而“做”是适应社会的基石,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与培智儿童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策略,与操作、实践相结合。
如上文提到的10以内的数的认识教学,利用多媒体展示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小朋友玩玩具的情境,初步感知“数”的概念后,教师停下“点击鼠标”的手,让多媒体暂停,让儿童在纸上画一画,用圆点或者三角形、五角星等画出国旗、飞机、坦克、机器人、小朋友等个数,增强数、形、物的一一对应关系。
此外,让儿童找一找教室中熟悉的物品,数一数物品的个数,将不同物品进行分类等,都是“做中学”、“学中做”的主要手段,为培智儿童适应社会打下基础。
培智儿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教师不仅要帮助他们提高数学知识和数学技能,更要培养其社会适应能力,教学中应贯彻这个总的目标,创新教学,努力创设生活化情境,让儿童尽快融入社会生活中,感到生活的温暖,感到生活的魅力,尽快尽早适应社会,提高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强.特教学校小学数学教学有效性研究[J].教师博览(科研版),2014(9).
关键词:社会适应能力;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体系
一、高职院校毕业生社会适应能力概述
社会适应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关于其具体包括一些什么能力,至今仍没有定论。根据高职院校毕业生自身特点,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包括(1)文献资料法: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方法,结合哲学、管理学及其他理论基础,对高职院校结合社会实际进行教育改革的理论进行探索,筛选高职毕业生所应具备的社会适应能力特征。(2)专家咨询法:通过向多位高职院校的教授及毕业生就业工作专家就高职毕业生社会适应能力指标进行咨询,对高职毕业生社会适应能力所包含的因素整理归类,在意见相对一致情况下,统一从四个大的方面,共包括十三种要素作为衡量其社会适应能力的标准。(3)层次分析法及Matlab软件的应用:运用层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社会适应能力指标评价模型,对不同层次要素通过分析比较量化处理,利用Matlab软件对相应的矩阵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各要素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权重。
二、利用APH方法构建高职院校人才适应性指标评价体系
1.层次分析法概述
层次分析方法(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方法,它能够将复杂的决策过程系统化、数量化和模型化,并通过递阶层次模型建立、两两对比判断矩阵构建、层次单排序、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等环节,确定复杂决策中各种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即权重),并加以排序。
2.建立层次结构图
基于对影响高职院校毕业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因素的分析,可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层次模型,设高职院校毕业生社会适应能力评价为目标层A层,准则层为B层,包括基本工作能力,职业工作能力,适应潜力,素质素养,分别设为B1、B2、B3、B4,在B层下面再设立C层,即C1-C13,如图1所示。
3.构造比较矩阵
(1)完成层次模型后,将各层因素对上一层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请有关专家给出判断矩阵的元素值,从而得到层次分析的判断矩阵。假定A层元素与B层元素B1,B2,…,Bn有联系,则构造的判断矩阵如表1所示:
显然,对判断矩阵有:bii=1,bij=1/bji(i,j=1,2,…,n),因此,对于n阶判断矩阵,我们仅需要对n(n-1)/2个元素给出数值。
(2)相对权重向量确定。层次分析法一般与德尔菲法结合起来运用,经专家及评价小组相关人员讨论各因素的重要性,则可得各层次比较矩阵。本文以A-Bi判断矩阵(见表3)为例说明其求解过程,具体如下:
使用Matlab6.5软件,在其命令框内依次输入命令:B=[1,3,1,4;0.333,1,3,3;1,0.333,1,2;0.25,0.333,0.5,1],[x,d]=eig(B),wa=x(:,1)/sum(x(:,1)),由此即可得出λmax1=4.4345,相应特征向量ω1=(0.7515,0.5280,0.3624,0.1587),特征向量ω归一化后为Wa1=(0.4174,0.2932,0.2013,0.0881)。相应地,可利用Matlab软件求出第三层C层各对应的特征值及特征相量和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后的值。见表4。
4.单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AHP法的主要优点是将决策者的定性思维过程定量化,但由于评价对象是个复杂的系统,不同的专家在认识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多样性或片面性,即使有九级标度也不一定都能保证每个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因此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检查各个指标的权重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基于矩阵基础理论的一致性检验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或称最大特征根)λmax;其次,计算一致性指标CI:CI=(λmax-n)/(n-1)。式中,n为判断矩阵的行数,也即层次子系统中的指标个数。最后,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CR=CI/RI。其中,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见表5)。
当CR≤0.10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CR<1时被认为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应对判断矩阵予以调整。如上述3例判断矩阵,可计算得CR全部小于1,因此,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要求,层次单排序结果有效可靠。
最后,根据求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法,分别求出各因素的相应权重,然后求出它们的合成权重(Bi×Ci)。最后进行各因素权重的总排序(见表7)。这样使各层次、各个要素在社会适应能力上的影响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5.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社会适应能力诸因素进行层次分析,可清楚看到,在适应性能力中占主要成分的是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然后依次是职业工作能力、适应性潜力及素质素养。再从合成权重的排序中看到,在13种因素中,沟通交流能力及专业知识掌握等的权重值较大,基实质也即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说明了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从以上计算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到,所选择的社会适应能力因素是准确的,分析计算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对各类因素权重顺序也较符合社会实际。通过对高职毕业生所应具备的社会适应能力的了解,为学校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完善培养措施提供依据。
三、结语
社会适应能力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力。培养高职院校毕业生具备社会适应能力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由于我国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经验,培养人才模式需进一步完善,通过对社会适应性能力的量化分析,从社会适应角度反视学校培养,促进高职院校发展。同时,社会适应能力是人的心理、知识、才能等方面有维度、有层次的综合体现。各种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其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对学生培养过程中应有所区别。利用层次分析的方法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指标进行了量化处理,并对影响程度赋于了不同权重,排出适应能力中各要素的作用顺序,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 王学臣,牛庆忠.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状况调查[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4):271-272.
[2] 张喜爱.高校科研团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基于AHP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9,(2):226-227.
[关键词] 价值理性 生态要素 效能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内,政府行政的效率和政府形象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开展“效能革命”,目标之一是提高政府服务质量,轻管理重服务,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服务功能。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绩效时代”,政府行政治理也进入了随大流趋势,政府工作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所以,为了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府,必须优化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能。塑造政府机关形象,是政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种的一切都要求我们认真创建效能型政府,从根本上、体制上改善行政发展环境,提升政府形象、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行政治理的价值理性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价值理性基于某种价值信仰之上,强调终极的价值关怀。在政府的公共治理中的价值理性,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的公共性、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这些特性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政府的效能化目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管理不仅坚持原始的“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工具理性,更多地是主张走企业化改革的政府,强调组织的效能,提出建设绩效型政府,在政府治理过程中要求不仅将公民视为“顾客”,更应该给“顾客”以满意的、效率高的服务。将政府治理中的理性价值界定到公平效应、服务取向、意识责任和有效治理,这些都体现了市场理念不断地融入到政府管理的最具有操作性的环节,重点是要强化对公平、服务、责任和回应性等的关注,不断体现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理念,从而不断推进政府的效能建设。
二、行政价值理性中的生态要素与效能政府
对于行政理性价值的内涵,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行政生态要素。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行政生态理论认为,任何行政系统都不能与其社会环境截然分开,因为任何级别的行政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要必然地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对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敏感,越善于接受社会环境的需要,它就越能提高自己的效能和适应力。尤其是面对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存在依据和基本职能的行政组织(政府)更必须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以完善组织结构,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伴随着行政效能的提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在《关于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标准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效能建设是以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率、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科学配置机关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改善机关运作方式,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按照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要求,构筑机关效能保障体系的综合性工作[2]。可见,虽然理论界与实践界对效能政府给出的定义从字面上看存在表述的不同,但其实质内涵都是一样的,即:强调效能政府是特定环境下能最佳实现政府的组织功能的政府。当然,现实中,由于不同级别的政府对自身组织功能的认识及其职能重心的把握不同,致使各级别政府所致力于建设的效能政府实践呈现出多元状况。不过,虽然目前各地效能政府实践的重心各有差异,但无庸置疑的是,各地政府所建设的效能政府一定是匹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服务型政府。
三、理性价值下效能目标的实现
秉承着服务行政范式的推行和强化,各级政府响应政策号召,提出效能化办公,建设效能型政府,实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把发展环境综合整治与完善政府功能形象相结合,进一步搞好公共服务、管理服务和便民服务,建设廉洁、亲政、务实、高效政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
(一)强化政府行政的效能意识和优化人员素质
政府行政效能目标的实现,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服务于一线的政府公务人员,他们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的公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有较强的为民服务意识,提供效能服务的意识。公务人员应该具备“公务员精神”,这也是公务员政治素质、思想作风、道德情操、工作态度、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具体包涵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等几个方面[3]。所以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关系着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因此,在各级政府建设效能政府的号召下,必须要求公务人员应该有“公务员精神”,只有具备这样的精神,才能使其工作目标明确,在业务开展中有所追求,强化服务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服务效率。具体而言应该从“官本位”转变为“民本位”,做到执政为民和掌权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来展开工作;从“暗箱”到“透明”理念的转变。这是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应该是一个受到广泛监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可能是腐败最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也理应是效能最高的政府。同时,行政人员的良好素质是效能政府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不断优化提升行政人员的总体素质,必将对效能政府的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体现在行政人员的专业素质方面。专业素质的提高和优化才能更好地完善本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
建设效能政府必须要做到从“人治”向“法治”理念的转变。法治的理念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要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职能,按规则办事,不能随意行事,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全面法治化。主要是:依法提供合法服务,也即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时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不得随意做出影响社会公民和相关组织利益的决定程序,而且,当政府提供具有强制性的管理服务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相对人、厉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诚实守信服务,即政府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提供高效便民服务,即政府公共服务应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如政府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保证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三)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为治理的开展和效能政府的构建提供更为优越的社会环境,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建立公共治理体制,改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及市场化进程,不仅是推进绩效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开辟了一条实践路径。现代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而不是“万能政府”,政府职能有一个界限,发挥着有限的作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校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即政府失灵,主要包括政府决策的无效率、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和政府干预的无效率。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政府的职能定很不明确,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该管的又没管好,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比较严重。所以为了更好的控制行政成本,必须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在公共部门引入私人部门市场竞争的工作方式“不仅可以为改革提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可以为政府更有效地运转提供切实可行的证据。”将一些原来由政府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交由非营利组织承担,政府不再是“承包方”,而是“投资方”和“发包方”[4];同时考虑到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较晚,力量较为分散,应该积极的培养非营利的发展,制定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使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其“政府助手”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政府内部的分权,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从而大大减少政府的隐性成本,减少行政支出。
(四)加强政府绩效管理
2007年2月,温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年要在全国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的行政问责制度,抓紧建立政府绩效管理评价制度。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统一的基础上,为获得公共产出最大化的过程[5]。英国财政部把对政府绩效“3E”要素结构定义为:“经济,即输入成本的降低程度;效率,即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最常用的效率测定概念是劳动生产率及单位成本;效果,即产出对目标所作贡献的大小”。从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义和要素结构来看,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都是实施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之一。要实现政府行政效能,必须加强政府全面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绩效目标、绩效预算、绩效评估等过程,对政府活动的全过程都进行绩效监控,每政府行政的每一项工作都纳入过程化管理,每个环节都在程序规定中对号入座,做到了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都要有保障,确保政府活动低成本、高效率的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政府绩效管理还应充分利用一些现代管理技术,建立起对政府绩效全面的评估与控制体系,做好对政府行政的时候控制。可见,推行绩效管理在控制我国行政成本的非理性增长从而提高行政效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宝胜.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J].江淮论坛,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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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明晰治理理念、强化法治理念、深化民主理念、发展互动理念、提升服务理念、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等方面来创新执政理念。
关键词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 世纪80-90 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第七,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社会治理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状况与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才能解决信息社会下的各种问题。因此,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等已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媒介,电子政务等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路径与手段,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人民沟通联系的有效桥梁,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成了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现代技术治理能力,努力学习和掌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
一、扩大监察视野,选准监察重点
一是围绕政府中心任务实施效能监察。要坚持从政府工作全局出发,正确把握政府效能监察工作的发展方向,想政府所想,急政府所急,紧紧围绕政府的中心任务确定工作重点,特别要贴紧经济发展任务。要结合政府重大决策、决议和决定,进行有针对性地效能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违纪行为和阻碍政府决策、决定、决议执行的行为,特别是纠正和处理阻碍和干扰经济发展的错误行为,为加快经济发展、优化发展环境,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政府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部门和重点项目实施效能监察。要对专项资金、行政审批和建设领域等管钱、管物等重点部门、重点环节进行行政效能监察;对项目审批、指标审批、人事审批的部门以及事权、财权、人权的运作,重点进行行政效能监察;对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管理部门进行行政效能监察。三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进行效能监察的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所以,要充分发挥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的作用,专门受理群众行政效能问题的投诉,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或服务项目作为重点行政效能监察对象,确保群众满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改进监察方法,拓宽监督渠道
任何工作都得讲究方法,科学灵活的方法,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要使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监察方法。首先,要善于将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有机地融入到其他相关工作中去,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与机关作风建设相结合。因为机关作风建设和行政效能监察两者的要求相似,目标也相同。所以,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用行政效能监察的手段,参与对政府部门机关作风的监督,督促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改进作风,纠正和处理在社会服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机关工作制度、工作纪律得到很好落实。可以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行政效能监察手段,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实行“一站式”、“一窗式”、“办证服务大厅”等高效快捷的办公服务。应该与源头治理工作结合起来。许多行政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政令不通、效率低下等部门,经常出现纠而复发,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效能监察工作与源头治理工作结合不紧,治理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不够。因此,要将治本工作寓于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之中,不断加大标本兼治力度,提高行政效能监察的效果。其次,要逐步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效能监察工作运行机制。一是独立机制,使监察部门在对重大事项进行监察时能主动提前介入,相对独立地行使权力、查处问题;二是参与机制,在开展工作时吸收有专家参与,弥补监察人员对某些监察项目专业知识的欠缺;三是公开机制,对被监察对象及其监察项目,通过适当途径向社会公开;四是投诉机制,设立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受理社会各界投诉。
拓宽监督渠道,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也是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提高监察效果的有效举措。因为,人民群众是勤政廉政建设的主体和根本力量,所以要十分重视发挥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将行政效能监察与社会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增强对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监督的有效性。一是发挥政务公开的作用。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强对政务公开的监督,做到政务公开常公开、真公开、全公开,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聘请一批政治素质好,参政热情高,有广泛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来担任特邀监察员,通过参与监察机关组织的各项专项核查、执法监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等工作,对监察对象履行职责情况和监察机关执纪执法情况进行双重监督。三是发挥行风评议的作用。全面开展行风评议活动,评议的内容要不断扩展,不仅要评议服务质量、办事效率,而且要评议执法水平、廉政状况。重点评议群众关心的经费开支和使用、物资采购、干部任用以及安排就业等内容。对“窗口”行为,重点评议其办事程序是否简单快捷、公开透明,服务承诺是否兑现,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如何等。对执法部门,重点评议执法人员是否廉洁自律,依法行政,秉公办事等。
三、完善监察制度,建强监察队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为开启一个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树立了风向标。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四是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投入度。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参与相关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并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就当前我国社会建设而言,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动,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社会参与始终处于浅层化的初级阶段。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关键词:机关;工作;效能;建设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工作效能几乎成为所有行业评定得失的关键因素,党政机关更是对工作效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果工作效能高,党政机关就会创造正能量,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力,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大为提升。
一、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认识党政机关工作效能
第一,党政机关工作效能是行政管理效能,它把行政管理的各组成要素有机地聚合起来。其主体行为是一种行政创新行为,目的是让群众满意,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行使手段是行政管理。工作效能的客体是人民群众,因为群众是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受益方;公职人员是行政管理效能的创造者、承载者,是工作效能的主体。
第二,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应从强化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力入手,使主体更好地服务客体,将行政管理融入服务之中。还要充分发挥客体的监督作用,有效地监督主体的行为,以获得满意的服务,以此来强化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做到用科学体制机制改进管理,用完善的管理体现职能作用。
第三,党政机关应将改进运行方式、加强思想教育、整合管理资源等列为提高工作效能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以来,党政机关效能建设顺利开展,我国各级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加准确、行政行为更加规范、管理效益日益增大。为提高工作效能,各级党政机关在创新改革和履职尽责上寻找突破口,把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努力方向,把建立健全规范、协调、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长期目标。
二、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重要意义
第一,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党政机关工作效能的提高,特别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以来,党政机关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干部作风得到很大改善,工作效能不断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党政机关中仍然存在办事程序不规范、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职责划分不清等现象;有的机关工作人员仍存在服务意识不足、纪律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业务能力不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工作效能的提高。
第二,党政机关作为治国理政的中枢机构,直接参与各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权力集中、干部集中,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其工作效能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因此,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对于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促进作风建设长效机制落实,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看,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改进工作作风,二是有助于增强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三是有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效能监督,四是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益和社会效果。
三、党政机关工作效能低下的原因分析
第一,公职人员的工作效能意识不强。部分人员不能站位全局,用科学的眼光、发展的态度来看待提高工作效能的现实意义,因此未能认识到提高工作效能,就是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力助推器,是新形势下党政机关服务大局、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有效体现。
第二,部分党政机关干部道德缺失、作风不纯。近年来,党政机关中懒政怠政、不作为、乱作为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人把职位、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途径和手段。个别干部在道德上信奉利已主义,在作风上表现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未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心头。从总体上讲,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当前改革发展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第三,党政机关内外环境优化不足。其一,人事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在公开招聘、岗位设置、人才培养等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合理、不科学之处。其二,党政机关的结构、职责配置不尽科学。存在内设机构臃肿、层次繁多、职责划分不清的状况。其三,以老带新的传统工作格局,使党政机关内部长期形成的旧观念、旧习惯未能从根本上转变,表现为工作法制化、制度化水平较低。此外,形形的不正之风,特别是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行业不正之风,也严重制约了机关工作效能的提高。
四、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有效途径
第一,要下大力气转变机关作风。十以来,针对不正之风盛行的状况,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问题专项治理、“懒政怠政”专项治理、“不作为乱作为”专项治理、“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等活动为契机,在党政机关内部多次开展了重点不同但目的一致的作风整治工作。作风是一个组织长期形成的习惯性的思想态度和工作方式。党政机关作风不正,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首要因素。树立良好的作风,切实解决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是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先决条件。
第二,强化理论武装,促进观念更新。针对公职人员效能意识不足的问题,各级党政机关应紧紧抓住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等作风建设工作契机,加大宣传、学习、教育的力度,使公职人员能够心思沉下来,工作走出去,充分认识到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势在必行、不得不行。理论学习是提高党政机关工作效能的保证,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能达到政治上成熟。
第三,持续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简政放权。依法行政是行政畅通,提高党政机关工作效能的基本保证。只有真正实现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实现政府工作的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包括认真落实首问责任制、全面推行限时办结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等,才能使党政机关的效能建设持续开展下去。此外,简政放权,推进机关职能转变、权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部门职能的科学定位也是实现工作效能提高的关键。这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监察系统等等。
第四,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建立健全配套的效能监督长效机制。营造良好发展软环境,尤其是人才环境,是党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的有效途径。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完善考核制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为党政机关配备业务精、素质高的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与此同时,党政机关还需要建立健全配套的效能监督体制,作为提高工作效能的可靠保障。要从完善相应的法律基础入手,加强民主建设,不断探索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民主决策机制和公正、公开、公平的工作评价机制,不断提高依法办事、依法执政的水平。
党的十以来,党政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深入,严格规范各项考评制度需要尽快提升党政机关工作效能,大力加强党政机关人才队伍建设也需要尽快提高工作效能。提高工作效能不仅仅是全社会对党政机关的殷切希望,更是党政机关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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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巩固拓展扶贫支援成果。和大家分享的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与关注。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一
(一)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为转型出雏型创造良好条件。
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和能力建设。
健全疫情防控和风险化解机制。
加强经济调节和政策储备。
(二)突出创新核心地位,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力培育一流创新生态。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推动基础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
促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支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三)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消费回暖升级。
推动外贸增量提质。
(四)坚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蹚新路动力活力。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机制推进太原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
实施市县转型综合配套改革。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农业“特”“优”发展。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
启动实施城市更新九大工程。
加快推进大县城建设。
(七)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山西。
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成果。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八)持续用力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拥有高品质生活。
促进就业增收。
构建优质教育体系。
加快健康山西建设。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九)深化“三零”创建和依法治理,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保障。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旗帜鲜明讲政治。
建设法治政府。
打造“六最”升级版。
推进廉政建设。
狠抓工作落实。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二
(一)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
1.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2.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3.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4.加快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
(二)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1.全力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2.全力打造紧凑活力“津城”和创新宜居“滨城”。
3.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
4.全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着力实施高效能治理。
1.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2.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3.注重实施精细化管理。
4.注重提升智能化水平。
5.注重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四)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1.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2.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3.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4.深入推进科技体制等改革。
(五)努力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1.进一步发展社会事业。
2.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绿色幸福感。
3.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切实把法治建设推向纵深。
切实把能力建设抓紧抓实。
切实把作风建设贯穿始终。
2021工作措施报告小标题素材汇总三
(一)强化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着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更大力度推动“三城一区”融合发展;
建设国际一流人才高地;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二)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大力支持金融业开放发展;
持续深化4.0版营商环境改革。
(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以数字化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四)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
开展新一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高质量建设城市副中心;
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
(五)深入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做好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交通综合治理;
坚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开展乡村建设行动;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巩固拓展扶贫支援成果。
(七)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八)持续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不断提升教育发展质量;
积极做好就业增收和社会保障工作。
(九)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首都和谐稳定。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推进平安北京建设。
(十)持之以恒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强化政治引领;
严格依法行政;
增强政府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