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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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价值

第1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价值创造；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仕华，李维安.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框架及嵌入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1（6）.

第2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价值链社会责任价值创造

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了《社会责任指南ISO26000标准》，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在全世界又掀起了新的热潮。该标准超越了传统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做”的道德讨论，转向组织在社会责任层面“需要做什么”的现实要求，并界定了社会责任的七大核心主题：组织管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对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实践不仅是动态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更是积极利用机会和创造价值的战略路径。那么，使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常态化，并使之贯穿于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对组织当今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而同时，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是企业运营活动分析的重要工具。因此，从价值链的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之中，分析社会责任履行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并进一步厘清其价值创造机理，是一个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常态化和持久化的重要现实课题，对企业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较有指导意义。

第3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政府；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5-0033-05

一、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综述

1.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的一般性研究

组织间合作绩效是近年来国内外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想揭示组织间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以及探讨如何测量和评价组织间合作绩效。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组织间合作绩效具有无形性和复杂性，比单一组织绩效的测量和评价难度更大。这是因为，组织间合作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会涉及更多的变量。Mandell和Keast就认为，对合作绩效的测量不同于对单一组织绩效的测量。为提高组织间合作绩效测量和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学者们从多个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主张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测量合作绩效，因为组织间合作会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合作网络，并通过网络进行资源交换和行为互动。二是主张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去测量合作绩效。客观指标是比较容易量化的指标，通常可以用具体数据来表达。主观指标是合作参与者对合作绩效的主观感知结果。由于组织间合作的目的和方式不尽相同，合作绩效不一定是量化的可见产出，所以一些学者比较看重主观指标的作用。三是主张从组织间合作关系的角度去测量合作绩效，因为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实现合作绩效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衡量合作绩效的重要表征。

2.与政府有关的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研究

与政府有关的组织间合作主要包括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的合作以及政府与公私部门的多边合作。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上述合作的绩效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两个领域。

PPP模式是指由政府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以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PPP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在我国还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PPP项目运行周期长，投资额度高，受项目所在地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大，因此对合作项目绩效的测量和评价存在诸多困难。袁竞峰等通过研究，从PPP项目本身特性、项目过程、市场环境、创新学习、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维度，设计了48项绩效评价指标。王超等从PPP项目利益相关者的项目目标出发，从项目投入、过程、结果、影响等维度，设计了58个绩效评价指标，并提出PPP项目绩效评价主体应该为与项目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项目评价原则应该是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的“4E”原则。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r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公共财政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由社会服务机构代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2006年以来，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的兴起，学术界和实践界也开始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价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实践的调查与反思，系统深入地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的成果还比较少见。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地方政府一般是从政府监管或者财政绩效管理的角度设计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并对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进行评估的，但这种评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作考核，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绩效评价。

综合而言，学术界对组织间合作绩效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管理学界对工商组织间和产学研组织间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研究比较多，对政府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研究比较少，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与合作对象的关系比较复杂和微妙，很难用管理学的模式和方法去测量和评价它们之间的合作绩效，所以只能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去解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但也要看到，在实践中，政府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确存在大量的合作现象，既然存在合作，就有必要测量和评价它们之间的合作绩效，而且从可行性上看，这种合作像工商组织间合作一样也存在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合作客体，完全能够从技术和方法上解决合作绩效的测量和评价问题。现阶段在各地实施的PPP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只是一种公共项目绩效评价或者公共财政绩效评价，与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内涵与指标体系

1.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内涵界定

合作的概念在学术讨论中被经常使用，但各种文献所使用的合作概念存在差异。英文表示合作的概念有collaboration、cooperation、partnership等。在中文文献中，一些学者也使用协作、协同、伙伴关系、互动等概念表示合作的涵义。组织间合作不仅包括成员组织单个的行为，而且包括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共同行为，由此造成合作过程的复杂化，合作方不仅需要对合作事务或者项目进行投入，而且需要对合作过程进行管理，以保证合作日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受不同的合作动机和目的的支配，合作双方或多方既要追求各自组织目标的实现，又要追求共同目标的实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问合作可能不存在共同目标，比如部分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就是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进行的联结各自资源的活动。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特殊的组织间合作，它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为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完成某项任务而彼此相互配合的行动。政府不仅是合作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合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合作过程的监管者，政府的特殊角色决定了它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合作运行的难度。但是也要看到，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非营利性和公益性，虽然它们在合作中需要追求各自的组织曰标，这是由它们之间的职能差异所决定的，但是，它们还需要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合作所从事的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在许多方面与公共机构有着共同的曰标。”公共组织间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其共同目标就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合作的具体事项见下表：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业绩、效率和效果的统称，通常可以看作是合作双方各自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共同目标的实现程度。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是以一定的时间为界限，针对特定的合作事务或项目，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业绩、效率和效果以及合作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价以期改善合作绩效的活动。

2.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维度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组织间合作绩效的测量与评价存在多种维度，综合起来考虑，按照政社合作活动的逻辑顺序分析合作绩效测量与评价的维度相对比较合理。在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过程一般是按照投入一管理一产出一结果四个环节先后展开的。投入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合作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进行的资源消耗。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合作过程和合作关系进行的控制和调节活动。产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结果则是指产出所带来的影响和产出具有的效用，总体上它属于产出的组成部分。据此，可以从合作投入、合作管理、合作产出和合作结果四个维度对政社合作绩效进行评价。

（1）政社合作投入。政社合作投入包括政府投入和社会组织投入两个方面。政府投入是指政府在合作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资源、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等，它直接关系到合作能否取得预期的绩效。其中，人力资源是指参与政社合作的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他们在合作过程中的工作绩效是合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资源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在合作过程中制定和执行政策、进行行政活动所付出的组织成本。财政资源是合作绩效产出的物质基础。财政资源投入的多少取决于项目的规模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投入的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经费资源等。其中，人力资源主要是指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工作团队，包括组织的职员、雇员和志愿者。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是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优势。组织资源主要是指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的组织体制和机制运行成本。经费资源主要是社会组织通过向社会筹资而获得的用于与政府合作的经费开支。一般来说，经费短缺是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但社会组织也有自己的经费资源优势，一些管理规范、信用度高、具有较多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通常具有较高的筹资能力。

（2）政社合作管理。政社合作管理主要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对合作过程所进行的控制和协调。政社合作管理能力决定着合作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合作绩效的重要体现。当政府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时候，其绩效也会更加依赖于管理各种伙伴关系并让合作伙伴们承担责任的能力。随着权力分散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项目的运作，即使简单的任务也会变得困难起来。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足以导致预期的行为，在复杂的决策链中每个环节都要保持一致，合作双方必须形成能够整合行动的有效网络。所有这些都要求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能以管理好这个复杂的网络。政社合作管理主要包括合作组织管理、合作机制建设、合作关系管理等内容。合作组织管理是合作管理的组织基础。建立结构合理、权责明确、廉洁高效、管理科学的合作组织体系是提升合作绩效的关键环节。合作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合作双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决策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这些机制是合作过程顺利开展并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科学的决策能够减少合作的风险和代价，避免走弯路，尽快实现合作目标。及时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增强合作信任，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合作关系管理是提高合作关系质量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合作的稳定性、持久性和公平性以及合作双方的信任程度。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有利于合作双方进行优势资源的持续投入，对于提高合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合作关系的公平性能够使合作双方平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合作双方的公平感知能够进一步强化信任关系。

（3）政社合作产出。政社合作产出是政社合作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包括通过双方合作实现的政府产出、社会组织产出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产出。政府和社会组织产出是合作对政府绩效和社会组织绩效的影响，它是合作双方各自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包括因为合作而给政府和社会组织带来的组织效率和财政财务绩效的改善等。如果合作对政社双方各自的绩效没有改善，那么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动力，合作就失去了意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产出是指政社合作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绩效的改善和提高状况，它是合作双方共同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包括合作所指向的特定对象状况的改善程度和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4）政社合作结果。政社合作结果是政社合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综合社会效益。这种影响具有间接性、宏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而难于从定量的角度进行测量，但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是政社合作绩效的体现。一般来说，政社合作对除了能够直接改善合作客体的状况，还能够促进特定区域的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参与状况的改善，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提升社会信任、降低社会风险和代价，最终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政社合作的社会影响在个别合作项目中可能难于体现出来，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数量与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明显改善提高该地区的社会治理状况。

3.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上述维度分析，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国内部分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设计一套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合作投入绩效，从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经费资源三个方面设计具体指标进行评价。对合作管理绩效，侧重从合作机制建设、合作关系管理和双方对合作关系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测量。因为合作关系质量难于用客观指标去测量，所以就采用了合作满意度和继续合作的意愿等主观评价指标。对合作产出指标的设置，分别从政府产出、社会组织产出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产出等方面设计指标要素。合作结果则主要是从合作给特定区域所带来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设计指标进行评价。由此，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一套包含了37个指标的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设计指标、设计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反映出合作治理的本质，并且保证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这是一个难题。本套指标的设计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初步构想，或者说，只是一个通用指标框架，有些指标还需要根据合作的具体事务和项目情况进一步操作化，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隶属度、相关性和鉴别力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检验，对指标进行筛选，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学术界一般认为，指标是说明事物数量特征的概念。雷蒙・鲍尔在《指标》一书中指出：指标是一种量的数据，它是一套统计数据系统，用它来描述社会状况的指数，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对现状和未来作出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指标是“通过定量分析评价社会进行生活状况的变化。”根据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的“SMART”原则，绩效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因此，指标设计应尽量做到可以量化。但也要看到，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并不是所有的评价指标都是能够量化的，这是由被评价的事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无论是政府绩效还是公共治理绩效，抑或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公共绩效都存在难于用量化指标进行测量的问题。比如对政社合作关系质量的评价，就只能用双方是否信任、是否愿意继续合作这样的定性指标，很难用具体数据来测量。虽然定性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仍然能够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事实上，世界银行所设计的20个公共治理评价指标和联合国所设计的36个世界治理评价指标基本上都是感知性定性指标，这些指标能克服客观性量化指标评价的单向性和片面性。因此，科学的评价指标，应该既能够反映事量的规定性，也能够反映事物质的规定性。政社合作绩效评价指标应该以感知性定性指标为主。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

1.对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组织实施的反思

我国现阶段开展的政社合作绩效评价主要是针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绩效而进行的。这种绩效评价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评价范围包括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社会组织服务绩效两个方面，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及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政府在政社合作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加之服务供给的资金又来源于公共财政，所以导致这种评价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这种评价没有把合作中的政府表现纳入评价范围，只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单方评价，没有体现出双方平等合作的关系特点。第二，这种评价的目的在于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如根据评价情况决定政府拨款数额和进度），彰显政府作为监管者的角色和地位，这必然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政府把评价的重心放在公共财政绩效评价方面，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共财政绩效，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涵盖诸多内容，以财政绩效评价代替合作绩效评价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状况。第四，只重视合作产出和结果的绩效评价，忽视对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关系管理和关系质量的绩效评价。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行为，属于合作治理的范畴。虽然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角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合作的框架内，它与社会组织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只有政府单方面对社会组织服务进行绩效评价，这就不能真正反映两者的合作绩效，因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是两个组织的行为和资源整合与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的态度、作风和效率等因素对合作绩效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就需要把政府自身的表现作为合作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在政府绩效评价组织实施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绩效评价是一种主要的评价形式，但这种形式在组织间合作绩效评价中并不适用，因为合作关系并不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所以由参与合作的政府主导合作绩效评价不符合合作治理的理念。

2.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绩效评价的组织形式

第4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慢设计；情感；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187-01

一、何为“慢设计”

“慢设计”理念是20世纪后期形成的新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西方近年流行的由“慢食主义”引发的“慢活运动”。目前被世界公认的“慢设计”定义，是指因人类文明过快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心理、能源等众多社会危机和问题所产生的一种对现有设计模式的重新思考，力求用“慢设计”改善当下为了满足经济、政治、潮流、奢侈消费需要的商业化快设计模式弊端。“慢设计”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理念。它不是指设计时间的长短，而是强调设计师在设计创作中应处于一种平和、放松、随性的感知状态，即遵从内心最率真的状态。

设计的目的是为人服务，设计史上每一个成功的设计风格都拥有着改变世界的魔力，一个或一类设计最大的成功之处莫过于它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处于生活节奏和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人们特别看重快速和高效而将慢视为不可取的生活态度。但曾几何时物质丰富的人们开始期望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他们开始关注心灵、环境和精神状态。“慢生活”是一种安静，是一份平和。但“慢”又绝非停滞不前、不求上进，“慢设计”的理论在整体上分析和指导了设计的思想、过程和结果，它在满足设计产品功能性的同时，更强调消费者所得到的情感释怀。

倡导“慢设计”，就要求设计者应该静下心来，放慢速度，用心完成设计。在这慢下来的时间里设计师可以更多的去思考分析、设计定位，注入情感，这样做出来的设计才能够缔造出精品。“慢”并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从中找到情感平衡。当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为了商业利益或更快成名而孜孜不倦的时候，“慢设计”却抱着另一种情怀，帮助人们徜徉于精神世界，放弃对浮华和奢侈的追求，还原简约生活。绿色、环保、人性化这些当今在设计界被一再要求的口号，都在“慢设计”中毫不做作地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二、中国设计文化与“慢设计”理念的不谋而合

虽说“慢设计”起源于西方，但是有关于“慢”的哲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在中国汉语中，“慢”，从心，从曼，“曼”意为“延展的”，“心”指心里的感受、感觉，“心”与“曼”的联合表示“心里感觉到时间的延展”，尊重内心的感受。中国的古代哲学和宗教甚至是传统的运动和艺术等，都是以“慢”为中心或者重点的。古代哲学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生命的思想；提倡清静素朴、虚怀若谷、容纳百川的精神，刚好就是“慢"的根基所在。武术的精华太极拳，更是以“慢”为主线来进行的，通过柔和缓慢的形体动作修身养性，去寻求人体自身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传统的艺术也都是贵在“慢工出巧匠”、“慢工出细活”，贵在循序渐进……由此看来，中国的文化背景更能很好的滋养“慢”的精髓。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终极追求，它强调了人的生命精神与自然、宇宙的同一。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从选址到设计理念上都深受“天人合一”的影响，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有虽置身人造园林却感身处自然的美妙心境。这与当代兴起的“慢设计”虽在时间上相距久远但在其理念上却不谋而合，因此当代中国设计对于“慢设计”理念的容纳与吸收也顺理成章。

三、“慢设计”的当代社会价值

现代经济使得人同社会同自然界渐渐隔离，每个人都匆匆地扮演者自己的角色，而忽略了停下脚步感受沿途风景。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公交地铁、一样的灯具茶杯，种种设计品在机械的使用中更加剧了人们的生活乏味感，因此“慢设计”理念的兴起恰逢也其时，它提醒我们是时候对我们的设计、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生活进行反思了。在喧嚣的城市里，人们常常需要一个安静的栖息之处，虽不能真正回归“世外桃源”的生活，但那份“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依旧是一份令人艳羡的生活态度。“慢设计”的目的也正是通过设计使我们放慢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通过独特的视角、手法为客户在触觉、味觉、视觉上打造独特创意的“慢”，从而使得人，产品，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让人时刻保持从容的心境。

应该说，“慢设计”是一种素质涵养的充分沉淀，是一份内心执着的真实写照，更是一种摒弃世俗的真我意境。“慢设计”给设计界带来了一场全新革命，“慢生活”也变成了一种时尚。

参考文献：

[1]陈蕾颖，李世国.试论慢设计之“慢”[J].江南大学学报，2007，6.

[2]杜军虎.论慢设计[J].装饰，2008，11：106-107.

第5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一、切实抓好组织领导工作的落实

各车间领导要高度重视综治工作，把维护稳定摆在重要位置，切实承担起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班子成员会至少每季度研究部署综治工作一次，重点解决本车间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能管好的问题。要建立综治责任人述职报告制，把综治目标管理考核结果作为衡量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强化车间综治（治保）小组建设，组长由主要领导担任，小组成员由5—7人组成，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做到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有纪录、有总结，资料规范完整。要建立健全综治（治保）小组工作制度，针对车间的不同特点和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扎实开展工作。全面开展安全文明车间、安全文明班组、安全文明楼院创建活动，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安全创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切实抓好法制教育和综治宣传工作的落实

加强职工法制、道德教育。把加强管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厂和以德治厂结合起来，认真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坚持每月学一法，使法深入到每个职工头脑。工青妇和老协组织要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其成员和联系的群众正确处理工作、学习、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大力宣传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任务，总结推广综治工作的典型经验。充分发挥广播、黑板报、《﹡﹡通讯》等传媒在综合治理宣传中的作用，加强综治宣传报道工作。各车间要坚持半年出一期法制宣传栏，全年至少完成综治内容的通讯报道2篇。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精神，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美德，努力营造群众乐于参与、敢于参与综治工作的社会氛围，激发职工同违法违纪、不道德行为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三、切实抓好治安防范重点工作的落实

加强电厂、大坝、物资仓库、摩托车库和其他复杂场所以及与周边乡镇结合部的治安防范，消除事故隐患。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做好防火防盗工作，杜绝违章用火用电行为。加强门岗值班，特别是节假日的值班巡逻，防止“三无”盲流人员危害我厂的治安。加强对组织人员的监控工作，防止他们进入我厂滋事。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加大治安整治力度，及时制止和处理寻衅闹事、侮辱他人、打架斗殴、扰乱单位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坚决查禁“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严厉打击贩毒吸毒、制黄贩黄、、聚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进一步健全并落实预防和处置的工作制度，做到信息灵、见事早、启动快。一旦发生，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坚决杜绝发生群体性纠纷械斗；杜绝发生群体性闹事事件；杜绝发生集体越级上访；杜绝发生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恶性事故。

四、切实抓好矛盾和隐患排查调处工作的落实

改革的深化必将带来职工利益的调整，维护全厂稳定的任务仍然繁重。各车间要从稳定是大事、无小事的高度，认真做好接待工作。对职工反映的问题，需要调查了解的要抓紧安排，应该解决又能够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要主动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转变工作作风，关心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的生活。要建立定期排查和解决本车间不稳定因素的工作制度，及时疏导、化解内部矛盾，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务必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工作和基础性工作来抓，坚持重大情况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综治（治保）小组要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活动，对重点地方、重点岗位、重点事件实行“滚动式”排查，并把排查调处结果报厂保卫科。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原则，落实化解责任。对跨车间的矛盾纠纷，由保卫科负责，协调有关车间共同化解。对可能引发或转化为刑事案件的矛盾纠纷，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尽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

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教育，层层建立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集中排查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杜绝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五、切实抓好综治责任制督查考核工作的落实

第6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社会建构信用环境优化家族企业升级改造

虽然家族制企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一带大量存在，但界对其的评价却一直较低。近来，随着新兴民营企业普遍采取了家族经营的方式，关于家族制企业的讨论又开始多了起来。家族制企业的效率如何？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其未来趋势又怎样？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的“嵌入”和“社会建构”视角［1］，本文尝试从信用环境与企业治理的关系角度对这些做一较深入。

一、企业制度的“社会建构”性质

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制度的实质是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方式；企业制度是企业契约的外化；企业契约代表了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进行再谈判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这种均衡的具体格局主要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

从上可知，沿袭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论的传统，现代企业理论把制度本身看作是多个经济主体间博弈的交易产生的“内生变量”，而且从逻辑上推论，企业治理应当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2］但是，“共同治理”并不等于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进行“平等”的分配，“共同治理”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资源禀赋（包括融资结构）等初始条件，不同初始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和博弈的均衡，从而最终决定了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的不同。但是，观察表明，即使在企业的技术特征、资源禀赋、以及经营状态等条件都几乎完全相同的时候，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仍旧存在显著的企业制度的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之间的差异。资料表明，企业理论自身还无法对此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现实，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捕捉并依据现实的启发提供了企业的一个崭新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3］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4］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要对现实企业制度作出全面而合理的解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环境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方法论缺陷的重要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提出的制度创新路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不同，现实的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异质性经济人多种博弈均衡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5］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企业制度的“社会建构”性质已经得到了有关企业制度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证实［6］，而忽视企业制度安排与社会制度环境关联关系的典型现实，则是后发转轨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制度的盲目模仿和引进推广。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企业制度创新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形式，但在其高度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其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其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他国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舶来”制度安排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本土化”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由此可见，企业制度不仅代表了内生的博弈均衡，也是外在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一结论说明，在对于现实企业制度优劣评判的方面，首先应该遵循“存在即合理”的原则，这是因为企业制度特征存在深刻的制度环境根源；而要想对企业制度进行创新和改进，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制度环境必须首先得到优化。二、治理“泛家族化”现象的信用环境根源

家族制企业不仅在横向上存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也在纵向上存在于企业的各个阶段和层次，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更是普遍，我国新兴民营企业也多数采用了家族制，甚至可以说在我国企业当中家族制存在某种“泛化”的倾向。如上述，既然现实的企业制度是“社会建构”的，那么，企业治理的家族特征也必然必须通过其背后的制度环境才能得到解释。在宏大的制度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特定的信用环境状况，是企业当中家族制度泛化的重要根源。

1、信用是一切交易行为的基本前提，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

什么是信用？信用是一种资源，一种社会资本；信用原则要求具有独立利益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讲信用，杜绝欺诈行为，要求以信用为核心来构建市场道德秩序；信用的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信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维持和扩展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为什么存在对信用的需求？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且带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这两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就很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极端情况下，经济交易行为根本无法达成，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为了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以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形态和以、规章等正式制度形态存在的诚信、信任和信用等就必不可少。

正因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信用，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或重要基石。在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我国对信用的需求更加强烈。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富有效率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以及信用管理民间机构的建立；信用管理和的开发等。［7］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8］然而，我国的信用环境状况却不容乐观，信用的价值被严重的忽视，不守信用成为个人、企业、许多政府部门的一种选择甚至社会流传的不良风气。

2、“普遍主义”信用的缺失使企业运营普遍存在着高昂交易成本的预期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对应。如果说特殊主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对待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交往规则的话，那么普遍主义则是指的社会交往中存在某种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带有传播性与流行性的规则或标准。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者制度信任。换言之，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对应的信用范畴应当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考察表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社会人际交往缺乏一般的和通用的准则和标准，普遍主义理念和信用资源严重稀缺。

普遍主义信用的基础是产权，从本质上说代表了不同自利个体之间经过重复博弈所达到的互利均衡结果。现代中国，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变迁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且受到切实保护的产权制度，缺乏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结果普遍主义信用资源严重稀缺，失信行为广泛存在，整个社会一度陷入了信用危机的状态。资料表明［9］：在我国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了挑战。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坑蒙拐骗横行，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大量存在。这其中，企业和银行之间信用观念淡薄、信用状况恶化的现象相当显著，而政府信用的缺失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消极后果危害更大。信用危机状态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多选择了失信行为；凡是想要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也往往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结果在经济素质下降和信用环境破坏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处于这样的信用环境中，经济人之间的不信任心理严重扩大，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急剧提升，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被人为增强，经济组织对其经营后果预期的稳定性显著减弱。在这样一个普遍主义信用缺失的真空状态，企业要想尽量降低经营管理的交易成本并稳定自己的理性预期，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的交往规则或标准：特殊主义的信用。

3、“特殊主义”信用的泛滥使企业特别注意了企业产权配置的“家族”标准

文化传统是企业嵌入其中的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10］，“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生活的主导因素”［11］。虽然建国成立以来家文化、家族组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现实表明：“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的相似，并普遍地存在着。［12］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个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将“陌生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建立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变成为一个“熟人社会”。［13］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爱森斯塔（Eisenstadt）所言，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认同。［14］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尤其是在如上述普遍主义信用资源还相当稀缺导致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还带有相当不确定性色彩的情况下，有深厚积淀的家庭与家族规则就成为企业尤其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对此杰纳深刻指出，20世纪的中国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中国家庭。［15］

显然家文化传统对应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环境。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16］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经济理性和选择集。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或效用函数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族的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在家族范围内利他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其和物质效用的通约性依行为人理性社会化程度的不同而具体不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产权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于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产权契约的一般性质而言，在家文化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一方面，是否拥有家族关系以及是否持有利他主义世界观是判断和确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7］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产权或者说它据以争取剩余权利配置格局中更高地位的谈判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信任、忠诚和情义这样一种独特“人力资本”的质量。结果，在企业动态的再谈判过程中，家族关系或者情感这样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会逐渐沉淀下来而外化为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与特征，这就是家族制企业的深刻根源。三、优化信用环境，提升家族制境界

一般认为，在企业的创始阶段，家族式的经营管理在企业融资、增强凝聚力、节约交易成本尤其是创业成功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随着企业的逐渐成熟，企业治理的家族特征又开始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而必须进行改造。比如福山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其根源就在于华人文化中少信任。［18］不可否认，企业的家族式管理存在许多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接受国内许多学者关于企业要“尽快走出”家族制的主张。（1）从解释方面看，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环境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因素，显然其潜在遵循的逻辑是狭义个体主义的，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在企业制度认知上的狭隘性和一维性；（2）从实践对策方面看，这种观点仅仅强调企业制度本身的改造，显然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既然企业制度特征的深层根源在于制度环境，那么只要这种制度环境一定，企业就必然具有相应的制度特征。也只有改变了这种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制度本身。

总体上，我们对家族制企业持一种“批判性肯定”的态度。首先，我们认为，在独特的家文化传统背景下，家族制企业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甚至可能构成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前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的中国社会，在社会普遍主义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还发挥着非常必要而有益的积极作用。其次，鉴于家族制企业的对企业本身进一步发展的约束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市场主要依赖于社会普遍主义的信用，而且这种信用主要是制度性、系统性和正式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优化信用环境本身，特别是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来增加普遍主义信用的供给，进而逐步提升家族制企业境界。

为此我们需要：第一，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的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一个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社会对产权和合约的保护程度正相关。中国的产权制度距离现代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我们不仅要提高产权所有者对其产权的约束力，还需要用来明确和保护之。第二，加速法制建设，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尽管信用环境对应着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正常的信用关系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法律一方面可以改变经济行为人成本—收益比较的选择理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普适的规则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本身就是普遍主义信用的一项重要。第三，从四个方面着手，建立高效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具有引导作用，因此信用建设首先需要从政府自身做起；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最终践行者，因此信用建设应当以个人信用为突破口；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企业信用体系和制度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另外，还要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手段，在全社会建立起信用评估体系，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客观的信息基础和制度、组织保障。

注释：

⑴⑶⑷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

⑵⒄参见：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⑸“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⑹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比较制度》，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⑺参见：吴亮等，《重建信用中国》，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三期。

⑻参见：林其屏，《规则和信用：市场经济两大基石的缺损与重构》，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四期。

⑼参见：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二期。

⑽汪丁丁语，转引自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37。

⑾参见：杨国枢，《家族化历程、泛家族主义及组织管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⑿参见：樊江春，《中国微观组织中的‘家族主义’》，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五期。

⒀参见：《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七期。

⒁参见：Eisenstadt，1973，Tradition，Change and Modernity，New York，p209～210。

第7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当一学期紧张的学习生活走向了尾声，“暑假怎么过”便成了热门话题。有的热衷于居家休整，有的认为旅游游玩更胜一筹，有的则闭门修行好好学习，不过，更多的同学则想利用暑期去进行社会实践。加之学校的推波助澜，暑假打工热潮便悄然席卷了整个社会。因为每一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中学生都渴望走出宁静安逸的校园，摆脱乏味无聊的生活，踏入社会，找一份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努力奋斗，换取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社会对自己价值的肯定。

作为一个渴望工作、渴望改变、渴望成功的中学生，我也欣然地加入了这股势不可挡的打工洪流中。在妈妈的介绍之下，我顺利地进入阿佳家纺干了三天。

这家工厂的工作主要分为五种，裁剪、缝纫、手工、检验、包装。顾名思义，裁剪是将完整的布裁剪成窗帘、坐垫等所需的形状，缝纫则将裁剪完之后的布利用缝纫机制成初期窗帘、坐垫，手工则是加之修饰，如窗帘需要剪平袖头，坐垫需要填上锦纶棉，钉上纽扣或者缝上背带，其他还会添加一些小饰件，经几位叔叔阿姨的检验之后，便进入最后一道程序——包装。包装最简单，所以我便选择了这一项来实践。

我需要做的只是将窗帘折叠成固定的形状，与一张说明卡一起装入包装袋，然后贴上条形码，合上袋子即可。虽然工作很简单，但是还是需要细心对待，既不可弄错正反面，也不能贴错条形码。一天下来，需要重复同一种工序几百遍，下班后也不免感到腰酸背痛，打工确实不容易。

当然，在工作中我有许多的不足，至少与正式员工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而言是缺少细心和经验。做事不太灵活，不太善于观察细节，所以无论在速度或质量上都略逊一筹。

不过我打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融入这个现实的社会，锻炼自己的能力，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和阅历，获取宝贵的社会工作经验，体验另一种与众不同的暑期生活。当然，在这次工作实践之后，我也如期获得了不少的认知。

暑假社会实践心得体会800字【二】

在公司暑期特训营正式开始的时候，公司负责人用六个字形象的概括了这次特训：简单，有趣，好玩。开始加入有些不适应，因为我一个人住在学校，离公司有点远，坐公交也得半个多小时，所以我每天都是六点多起床，这与其他人相比，我就已经付出了更多，

这个时期是假期，同学们在家里应该每天睡懒觉，每天都出去浪，而我选择了留在公司。我想既然已经选择了留下，那就应该坚持，每天早上我都几乎是第一个到达了公司，我的队长说我每天这样从学校到公司挺累的，建议我和其他的伙伴在附近的旅馆合租，但我拒绝了，我觉得我是来这里锻炼的，而不是来享福的。这点苦我还是能承受的，而且我更喜欢一个人住在寝室。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有早会，这是让我们一天充满热情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我们会宣誓，喊口号，做能量释放。能量释放以前在读语音的时候有一个助教教过我们，但是当时记得没有一个人敢大胆的站出来，不同的是我竟然有勇气挑战自我，我第一次出来做能量释放是为了给我弟弟做榜样的。那一天我充满了能量，精神饱满。

我们白天都会有训练，一般都是上午我们会邀兼职，我们会一大早就来公司就会在58同城等各个兼职网站发送邀兼职的信息，或者是在兼职群里消息，那么整个上午都会有一些兼职来找我们。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和他们交流，甚至我们是作为他们的面试官，他们是来这里找兼职的，我们需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我慢慢的体会到了身上已经有了责任，但最开始并不是由我们亲自去谈兼职，而是我们的负责人去谈。当时，我只是觉得很轻松，每天就是发发消息，看着别人谈兼职，我觉得他们都很会讲，那些兼职都会听他们讲完，甚至会受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影响而加入我们公司，像我一样在这里学习奋斗。我们的集训也是按照团队来进行的，我是属于一队的，这个队伍很强大，而且这个队伍只有我一个人是其他的队伍挑出来的，这让我倍感压力。而且每天都有队与队之间的较量，每天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较量。这些较量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较量，是要有一些赌注的，这也让每个队都有压力，让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也不例外，我每天都在努力，因为我不喜欢邀兼职，所以每天我只邀一两个兼职，而且都是让我队长谈，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我喜欢一个人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我觉得自己完成不了，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如果自己谈兼职那就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我不想这样。

就这样我进行了半个月的思想斗争，也学习了半个月，开始慢慢的了解了如何去谈兼职，如何去引导别人跟着你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如何打开自己一直想突破但又没有勇气去突破的东西，我们在集训过程中也成功吸纳了一些和我们有着同样梦想的伙伴。我始终记得我自己第一次谈的那个兼职，她是一个和我很有缘的学姐，她是民政的一个比我高一届的英语专业的学姐，她和我有很多地方很像，她和我都是衡阳的，而且我们都是同一个专业，甚至我觉得她和我以前很像，看起来胆子不够大，有着内向，我和她聊了大半个小时，很聊的来，很开心，她也很有想法，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没有选择加入我们公司，但是我们还是成为了朋友。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兼职很有意义，即使在很多人看来我没有成功，但是我收获了很多东西，友谊，信任，成长。我也很感谢这些信任我，让我进行实战的人，因为这让我成长成熟了很多。我觉得这才是我来到这里的最有意义的事。学习锻炼自己，做自己一直畏惧的事情，不断挑战自我。或许这就是我，我在慢慢改变了。

暑假社会实践心得体会800字【三】

七月的骄阳，沸腾了我们青春的热血；无悔的选择，辉煌了我们年轻的岁月。我们带着朝气蓬勃来到了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奉献我们的美丽青春，燃烧我们的热情岁月；我们微笑的脸庞和飒爽倩丽的英姿，伴随着这短暂而充实的七天社会实践，定格在时间的长廊中，亘古不变。

社会实践，让我们更多去关注社会，了解形势与政策的动态，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是一个提升自我，锻炼自我的宝贵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离开了大学这个象牙塔，来到了现实的社会中体验社会，体验生活，体验人生；社会实践，让我们更多贴近社会，去感受最真实的社会生活，体味最真实的人生。

烈日炙烤的大地，滚烫、灼人，却有这样一群人，无论炎热，无视辛劳，坚持做战于一线，他们就是义修队的同学。他们用全面专业的知识与耐心细致的态度为人民解决困难，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好评。一丝不苟地工作态度，让他们可以将工作限度地做到，让人民限度地满意。还有义教组的同学，他们用爱与知识在孩子们的心里播撒希望和梦想的种子，他们用心捧起那些渴求知识的孩子们，让他们看到湛蓝的天空，看到梦想的高度。还有各种调研活动的成员，他们在与群众的接触中，了解到人民的需求，在文化、经济、教育、卫生等方面深入调查，通过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为媒介，互相交流沟通为主体，得到人民最宝贵、最真实的回答与反馈，并总结出面、说服力的信息。文娱汇演绚烂多姿，每个节目辉煌多彩，都深深吸引了当地人民，将我们大学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完美呈现在他们面前，这一切的一切，都凝聚着文娱组每位成员的辛勤汗水，他们的辛勤付出为社会实践划上绚烂的一笔。还在一群这样的人，高调做人，低调做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都能发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就是通讯摄影组和后勤组。实践之旅，多姿多彩，通讯摄影组见证每个宝贵的画面，并把它定格下来，他们忙碌在活动的最前端。后勤组，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在默默的付出，为我们提供一个最坚强的后盾，他们隐藏在后端，却提供有力的保障和信念，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第8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福利；实质自由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152-03

[作者简介]李威威（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价值观、农民发展权、制度经济学。

一、传统福利经济学价值维度及其缺陷

新、旧福利经济学在关于福利本质的考察方面都没能绕开“效用”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庇古，还是后来的勒纳、霍特林、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卡尔多等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标皆是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利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简单地将社会福利的本质限定为货币收入，他们只是觉得相对于福利的其他因素——心理、欲望、情感、知识等，货币收入是一个既重要又较易量化、进而能轻易纳入各种经济模型的因素。而新、旧福利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表现在研究思路（以及各自思路背后对应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市场功能性强弱的判断上不同。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国民生产总量尽可能提高，紧接着在假设市场完全自由竞争这一前提下，主张社会生产资源要尽力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最优化配置。同时又鉴于市场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庇古认为国家的干预（主要指政府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引入了“边际效用”这一重要福利经济学概念辅助分析，使得这种理论的影响力逐步走向高峰。

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包括“序数效用论”、“补偿原理”等在内的诸多福利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他们的福利经济思想更多强调效率而选择忽视分配问题，因而较少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相比旧福利经济学家们他们更加坚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且因此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

无论是新、旧福利经济学家都主张经济收入对于福利的价值。但是在对社会总效用的分配机制方面见解有所不同。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存在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必定要重点着眼于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但是从上述福利经济学家的理论以及现实情况的反馈来看，这种均等化实现得很不理想，无论是新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还是旧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国家”，都没能充分地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现实情况则是福利经济学家们还是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增加社会总财富方面。

2以功利主义为向导的福利经济学并未特别关注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障人群），无论是经济福利的转移还是机会的创造方面都未体现出应有的关注。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按劳分配看似公平，然而当你把劳动者个体的特殊因素考虑在内，按劳分配也就不再是公平的了。而事实上福利经济学带来的分配结果尚未能做到“看似公平”。

3福利经济学没有兼顾诸如自由、权利等效用模型之外的福利因素。其中权力分配的不均或许是由包括制度、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利的缺失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意义可能还要大过收入的分配不均。这种伦理方面的缺失一方面使得福利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一主张最终蜕变成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这可能不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初衷，但这却是最真切的现实。

二、以“幸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弊端

如前所述，传统福利经济学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衡量福利这一概念时，抽离了其中所内含的情感、心理、欲望等较为隐性的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福利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有各种经济模型或原理堆积起来的“工具箱”。更不幸的是这个“工具箱”中的工具在大多数时候还成为了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物质财富收入对于国民福利的重大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收入对提升民众福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最接近福利本质的幸福感上面。他们开始研究如何在获得物质财富收入的同时，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将财富更好地转化为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视角与幸福视角间的差别，这本身确实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就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理查德·莱亚德在研究了大量美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快乐经济学》一书，将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排在了最高的位置。这种观点在某些角度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幸福更加值得去拥有的呢？但是，把幸福作为社会福利的等价物这种看似追根溯源、直指本质的主张，其实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大多源于幸福对主观感受的依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幸福这一主观感受作为福利的评判标准，会让我们忽视掉很多现实的因素。当我们过分看重并努力追求这种主观感受时，幸福就有可能退化成一种幻象，因为我们把这个过程直接化、简单化了。事实上我们追求的幸福依赖于我们忽视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内在的幸福感时，制度、收入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幸福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

2把幸福这样一种主观感受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有太强的弹性。现实环境的残酷可能会使我们对幸福的标准或者说预期过低，反之则可能过高。当对幸福标准要求过低时，反映到现实中可能会使得一些极不合理的制度拥有存在的余地，这无疑会加固社会的不平等；当对幸福的预期过高时则会对现存制度环境作出非理智的思考，最终也会导致自身和社会的不和谐。

3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像货币收入那样在人际间比较，即幸福存在较大的人际间差异性。阿玛蒂亚·森认为将幸福的程度作为一个人境况的表征，只能分别用于单个个体——两个人的幸福程度无法比较，而不能以幸福作为判断公平或者不公平诉求的标准。这种幸福作为一种信息无法在人际间传递属性直接导致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出现，这对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这种评判标准也不利于我们做出更加合理的社会评价。

三、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福利价值维度

阿玛蒂亚·森是生于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以其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烈关注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的问题，一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其研究视角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基于这种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现有福利经济哲学基础的一次革新，是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观的一种扬弃。根据其定义可行能力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从其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可行能力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一定的扩充。他认为自由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产品，它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个人自由的扩展有赖于更合理社会制度的保障；而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单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更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福利机制的合理与高效。基于这种对自由本质的界定，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给予其成员更多的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应当既包含机会自由又包含过程自由。机会自由更多地关注一个人能否追求他所珍视的最终结果，而并不苛求得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自由则是指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而不受他人的干扰，至于最终结果并不需要关注。尽管自由的过程方面和机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要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种分离客观上能够激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将实质自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基本内涵，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弊端。

一是信息限制问题，即个体受自身特殊性（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限制，无法向社会提供更多具有普适价值的信息，这使得一方面自身的福利无法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评价体系难以构建，公共理性极为缺失。所以阿玛蒂亚·森特别强调人的理智以及新闻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前者可以使人冷静思考从而获得更多更有普适价值的信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后者则能够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提升，使得全社会民众更加趋于理性。这种主张对于那些存在严重压迫、专制的社会更加有意义。实质自由直接关注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人际间的差异性被实质自由内涵的广泛性很好地规避了。二是人们较以往拥有更多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该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加突出，阿玛蒂亚·森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行能力的主张的。可行能力是对包括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更加本质化的对策，仅仅关注社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可行能力关注的视角是一个人实际能做的是什么，这种价值判断更能充分调动个体的能动性，人们可以在可能性的框架内充分地实现自身价值。个人福利的视角被颠覆，人们通过自身的可行能力可以更好地将自身价值外化，紧接着人们将能够得到实质自由和主体性成就，这其实又反过来提升了自身的可行能力。

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对社会福利的分析是以可行能力为中心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其着力点应放在提升民众的可行能力方面。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

根据该理论对可行能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其本质是实质自由，而现实中机会的增加，必定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实质自由。这一点是众多举措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把社会弱势群体比作贫血病人，那么找到恢复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治其本”的做法。这里不仅是就业机会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就业岗位种类的多样化。若只是单纯为其输血，便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粗犷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势必也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工厂建在当地，这不但解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和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使他们不用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有利于社会和谐。

2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是通过提高个体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提升其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如果人们都是文盲，他们理解和运用其法定权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还会导致其他权利的被剥夺。事实上，这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辈子的问题，由于不会读书，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这些人的权利被实际地剥夺了。教育上的裂隙很显然与阶层有关联。”因此，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找不到救济手段和途径而直接导致他们可行能力的降低。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突出，应加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共教育的平等和公平。

3加大医疗保障投入

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健康就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可行能力，是个体其他能力实现的基础。不仅如此，个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其所在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实质自由。试想，在当今中国，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有一位成员患了较重大的疾病，那么在高额的医疗费用面前，这个家庭很快就会沦为贫困甚至负债累累。健全和完善我国针对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对重大疾病的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城乡间、东西部间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那些地区人们的可行能力，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加大投入，从根本上完善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4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

阿玛蒂亚·森曾指出，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社会、政治的安排。即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所在，他反对将民主与发展相对立的二元论，认为“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中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评价，认为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能够使各种权利得到制衡，各种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执行，从而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提升大众的可行能力，而不仅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民主的发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对推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阿玛蒂亚·森认为自己的诸多理论需要同一些经验性的实际结论相结合才能形成全面的互补。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追寻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完美制度和规则上，而是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才能让社会逐渐走向和谐。总之，当前我国正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要关注社会福利的有效分配。该理论基于可行能力的社会福利价值维度，为我们研究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杨成波，王磊简论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0（5）

第9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关键词】功利主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价值

一尧功利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功利主义是一种通过实际效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最早的萌芽出现在培根和霍布斯的伦理学中。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正式成为哲学系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蜜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重要性。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种族文化对功利主义的解读有所不同，但是通过对功利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与碰撞，仍旧可以有助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与完善。把功利主义为了得到幸福为前提的出发点，与中国化相结合，有助于吸取经验，正视利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做出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功利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构造了一种足以与自由主义构造了一种足以与自由主义契约论学派相抗衡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而且在经济领域排除了所有其他的伦理学说而独自成为主流经济学说的伦理框架。我们或许可以说，在现有的伦理学说中，功利主义是唯一能够奠定各门社会科学的伦理基础，从而为它们指明方向的伦理学说。

（一）边沁的“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的原则是边沁功利主义围绕的中心内容。他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合理，关键看他是否给行为相关者带来快乐，把得到快乐作为行为的目的。而这里边沁把行为的相关者着重于个人，强调个人快乐的获得，带有浓厚的个人功利主义色彩。“理性的人之所以善待他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受惠者的回报对他有利。社会生活中的人类要彼此相助实现自己的需要，且开通的人觉悟到只有合作精神才能保全自我利益。”虽然在人们看来边沁的功利主义有利己主义的嫌疑，但并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从而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有效的结合，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边沁还认为，不同快乐之间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高级精神的快乐是低级肉体快乐的复杂化。这种说法虽显得有些机械，但却为很多哲学家的理论做了基础。

（二）密尔的“幸福主义”

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在边沁的快乐的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出了幸福主义，把幸福作为人们行动的最终标准，而不仅仅是边沁的把快乐当作目的。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是量的叠加，还有质的区分。从生物生活状态的等级上进行区分，即使一个不满足的高级生物也比一个得到满足的低级生物快乐。密尔还对幸福进行了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能增进快乐和避免痛苦，不行就是痛苦和不快乐，始终把幸福作为理论的中心内容。为功利主义更添了一份感性，又不失理性的分析。

二尧功利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

功利主义虽由西方传入东方，但是旨在为了获得幸福快乐生活的方面与传统和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不谋而合。虽然谈到功利主义，很多人都与不择手段相联系，是因为一部分人还没有理解功利主义的真正内涵，把功利主义等同于狭隘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之所以对当代的人类思想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是因为其伦理学的观点极其简单，并且符合常人的理性，合乎道德的行为或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一）负面价值

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虽然以快乐幸福为目的和标准，但仍旧带有强调个人主义的色彩，把个人利益排在首位，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导，极其容易演变为不择手段以完成个人欲望的残暴行为，成为被扭曲的道德观，与强调整体结构团结完整的中国传统伦理观相冲突。这就需要我国加强全民素质教育，使公民拥有明辨是非，合理利用多元文化的能力，使全球化思想、理论与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完美融合，有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稳定。

（二）正面价值

功利主义旨在通过实际效益获得快乐追求幸福的途径，有助于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寻找生活的真谛。正如马克思认为当代社会的实质是资本的统治和技术的统治，当人们在创造资本累计技术的同时，朝向着幸福与快乐生活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人们与社会和睦相处而不被异化的过程。功利主义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经济与道德的有序结合，通过实际劳动，获得稳定有希望的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1]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M，时殷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边沁，政府片段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密尔，功利主义，M，刘富胜，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4]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社会治理的价值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2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3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4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5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6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7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8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第9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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