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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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范文

（一）大力推进社会救助工作。一是加快社会救助工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建立乡镇（街道）社会救助工作站和村（社区）社会救助工作服务中心，建立健全救助工作机制。二是推进低保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规范社会救助工作程序；加强城乡低保动态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提高低保标准。三是按照新的医疗救助办法，管好用好大病救助资金，建立健全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医疗费用结算机制，实现低保家庭患者住院在医院直接结算。四是继续推进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争创1个国家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2个省减灾示范社区，不断提高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是加大慈善助学救助，进一步提高救助标准。对高等教育新生就学困难的学生，每年由慈善会和教育基金会共同救助1000人；对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困难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救助。六是大力推进暖心工程，建立健全以政府救助为基础、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工作。

（二）积极助推养老事业发展。一是健全工作机制，落实优惠政策，推进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大力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日间照料服务设施的建设，以PPP模式筹建全市社会福利中心；推动扶持养老事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实，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养老服务业；继续推进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落实，力争2015年养老服务补贴率达到50%以上。二是继续推进敬老院提质改造三年行动，完成葛家、大围山、沿溪、高坪、七宝山、澄潭江等6所乡镇敬老院改扩建项目；进一步提升敬老院管理和服务水平，打造3-4所__市级示范敬老院和6所__市级示范敬老院。

（三）进一步开展基层依法自治工作。一是按照《__市推进城乡居民依法自治实施方案》，进一步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指标达标。进一步深化基层民主自治，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村（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二是开展服务品牌、精品社区创建，选树一批社区服务管理成效显著、群众满意的社区，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社区建设再上新台阶。三是依据上级安排部署，抓好全市第九次社区换届选举工作。

（四）大力推进双拥和优抚安置工作。一是按照省市关于“双带双促”活动相关文件精神，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双带双促”活动，促进双拥工作健康发展。二是着力推进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确保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知晓率达100%，有意愿的退役士兵自愿参加培训率达100%。二是全面落实好各类优抚政策。按政策做好追烈、评残和新增优抚对象的认定工作；规范抚恤补助发放程序，确保实现各类抚恤补助社会化发放；加强优抚经费管理，建立优抚对象亡故月报制度，杜绝抚恤补助吃空和冒领现象发生。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范文

[关键词]乡村治理；制度权威；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80-06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与乡村实际相结合、解决乡村问题的新模式。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成治理网络的一体化行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下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缺少制度规范，而更多是制度权威不强、制度效率较低、制度失灵频繁，所以在推进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增强制度运作的有效性，重构制度权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制度安排，都凸显了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制度权威是衡量制度发挥作用和有效性的重要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是指以正式制度规范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管理行为的基本准则，不是个体的或者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与现实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是人为制定的、组织和社会成员熟悉和知晓的正式规则，不是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二是管理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它能够使组织和社会成员理解、认可和认为合法。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虽然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本文所指的制度权威系以正式制度为基础。

一、乡村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契合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多层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地方层次和制度上实现善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改革过程。[1]而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体系，既要界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能边界，又要明确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以此来建构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愿景，聚合人们的理性共识，进而保证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一）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可能性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2]就其功能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它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就其内容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表征着人们之间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和秩序性。

治理的各种界定大多都涉及对制度及其权威的强调。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定义中强调，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法国学者皮艾尔・卡蓝默提出了以制度伦理为正当性“内核”的合作关系原则，认为治理机制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规范或品质。[5]

治理概念中对制度的强调表明，制度是保障治理的基础性要素。公平、有效的治理必须以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框架为支撑，否则空谈治理将没有任何意义。[6]另一方面，治理作为改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善治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理念和制度安排，其合法性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这与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框架[7]，制度权威的建构被视为检视治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理论层面的观察揭示了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同构性也为制度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目前，虽然我国乡村发展形态各异、地方差异较大，但各地的乡村治理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具有相似的发展要素、呈现出相似的利益结构。在顶层设计作为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下，乡村治理中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其制度化发展的水平与大体进度，有助于“建立、维系或强化一个共享性制度权威”。[8]此外，对制度的尊重和服从也内在的包含了对体现为差异性的不同区域制度安排的服从关系。

（二）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必要性

制度既是多元行为主体进入治理的规则空间，也是治理行为的发生场域。制度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要防止治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脱节和对立，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

1.制度权威是乡村治理的秩序化保障。社会公正、合理的前提在于所有社会成员独立于不同个体之外的、客观公正的标准――即制度，并赋予它权威。[9]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利益纷争，乡村治理的内在秩序难以自觉生成，由外而内的制度权威就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变局的重要基石。首先，制度权威能够增强未来预期，消除人们的社会焦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成员的焦虑情绪更多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这一忧虑情绪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帮助社会成员消除远期无知、强化行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其次，制度权威能够最大可能地消除基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下，基层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基层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制度能够提供独立于社会个体之外的客观标准，并通过聚合多元治理主体对未来共同愿景的展望和共同利益共识的达成，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功能性资源基础。

2.制度权威有助于整合乡村治理的多元要素。在快速多变的后现代社会中，随着乡村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资源配置的离散化倾向，其公共参与和利益博弈能力不断提高。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极力挣脱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形成利益纷争的各色场面，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隐含着乡村治理的诸多矛盾，由此，制度通过确定乡村利益的统一性和公共性规范着乡村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从而维护乡村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另外，具有权威的制度体系是组织和动员多元力量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前提条件。乡村治理通过特定程序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输入现代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治理秩序，有着重要意义。[10]

3.制度权威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切实推进中央政府关于乡村改革的政策措施。中国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改革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顶层设计是乡村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保持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致性是保障总体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为此，遵循制度规则，严格程序，是稳步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广泛规束还有助于降低乡村治理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风险。交易成本存在于所有的治理转型中，但这个问题随着乡村治理中参与主体的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剧了。制度设计通过规定有关行为规则和角色期待的治理框架，来渗透和连接乡村治理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维系相应的治理机制。这种整合机制减缓了日益分化的社会对乡村治理的挑战，维护着乡村治理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缺失

“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11]应该承认，当下的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旧的制度规范消解和新的制度规范重构的过程。但一直以来，中国乡村都是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正式制度权威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失灵，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无法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制度悬浮，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未被有效地遵守和执行；三是制度权威碎片化，即不同来源、不同主体制定的制度规范彼此分割与独立，制度效果差异性较大；四是制度权威替代，表现为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权威对正式制度权威的替代。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权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它取决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对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也取决于制度的性质、动员能力、执行条件等综合性条件。具体分析，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无法有效建构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

制度权威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制度安排的有效实施，以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复杂性、降低治理成本。但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治理往往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要求以更加灵活和弹性的制度框架来应对多元反复的利益博弈、对话与协商：事实上，乡村治理的评估标准更多关注具体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样运作逻辑下，制度的稳定性、封闭性特点与乡村治理所强调的适应性、灵活性无法有效兼容，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另一方面，制度权威是刚性的合法性象征，但是有效治理更强调合理性的调适。在现实的乡村治理中，制度的刚性程度越高，乡村治理的灵活性就会越少，其回应民众需求的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此时二者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制度权威约束下乡村治理的保守与呆板；而从有效治理的视角看，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增强，但由于治理的“灵活性”与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偏离”常常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治理是以弱化权威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12]所以，无论是治理失效还是制度偏离，都会对制度权威的建构产生巨大的威胁。

（二）制度权威的碎片化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碎片化是指由于权力分化、冲突缺乏协调和利益统一，导致制度相互分割、无法有效整合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造成制度运行低效或目标偏离等低效治理现象。导致制度权威碎片化的原因有：

一是科层体制的影响。传统官僚体系是按照功能分化原则建立起来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分工及标准化工作流程。这不但造成了行政机关的本位主义，组织之间壁垒森严，而且由于缺乏利益协调与权责整合导致各行政部门出现条块分割和职能割裂。不同部门各有利益诉求，各有表达手段，围绕乡村治理出现众多的“文件打架”。另外，自上而下的制度贯彻也要要经过这些部门层层过滤。在不同层级的执行中，资源损失和效率损失不断放大，制度不断变形。[13]

二是我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问题驱动的特点较强，缺乏整体性治理的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制度回应的滞后性，制度设计目标各异、前后不一。另外，这种“临时性”与“前瞻性不足”[14]的治理形成了彼此分割与独立的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利益取向的冲突，并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各主体选择行为的冲突，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15]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乏相容性

按照诺斯的界定，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16]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中，个人权威以及各种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它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和协调程度。[17]但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来看，传统农业封闭保守的生产方式和家族伦理观念与正式制度权威所要求的产业化分工、开放经济以及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独立自觉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距与矛盾。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文化生态相互抵牾，导致正式制度无法通过嵌入非正式制度而发挥其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也无法建立与正式制度的接续与转换，制度权威的建构受到很大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非正式制度并不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内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与正式制度相互冲突会阻碍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增加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从而成为弱化正式制度权威和作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交叠的大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追逐放大了非正式制度的运作空间，而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8]则在舍弃正式制度权威的组织化资源的同时，将乡土游戏规则等非正式制度的运用进行了消极的扩散。

（四）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

在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中，乡镇政府作为行政阶梯序列中的基层政权组织，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是民众利益的最直接反应者。这种双重角色要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套利益共享和责任互赖的制度联结体系：乡镇政府既要在科层组织体系中遵循制度规则以保障自上而下政策体系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又要及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修改完善制度规则以获得更多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但是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乡镇政府基于理性自利人的角色发挥往往突破制度的限制与约束。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行政权力下沉，乡镇政府不再只是科层体制末梢的政策贯彻者和执行者，而更多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拓展自身的权力边界和利益空间。由于传统的科层组织制度是通过严密有序的制度贯彻建立和强化了对制度的认同，所以乡镇政府的自利角色调整使得制度对乡村社会的下渗失去了可以依托的载体，从而出现了制度权威弱化的现象。之后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运作空间，这虽然有助于其职能转变，但“被边缘化”的境遇也使其失去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基础，制度供给链条在乡镇政府遇到梗阻。

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使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脱离制度的限制、独立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成为现有治理体系中的悬浮角色，既不是中央的基层政府，也不是当地人民的基层政府。[19]乡镇政府角色的破坏割裂了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的链条，被置换成破坏制度权威的一个负面标杆。

（五）制度环境的约束

制度权威有赖于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遵守。所以，各种制度安排只有与乡村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拥护。[20]但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长期较为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使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治理和被治理的过程中出现非规范。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乡村传统的生活节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建构对利益的追求。于是，凡事必经过理性计算，利益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开始关注制度、政策、政府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对无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定不再积极响应，也不再被动、简单地服从政府的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多元化导致利益边界的不确定，人们经常根据利益的游移而允许不同的规则在乡村中被转换运用。由于利益纷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益而不是制度，它并不涉及制度权威的形成、转换，所以周而复始的利益纷争无法建立制度并防止下一次制度失灵的发生。在这种治理背景下，漠视制度权威的投机行为强化了乡村民众的行动逻辑，很难推进制度进步或者推行一套不同以往的治理规则。

三、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既要遵循制度权威建设的一般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制度权威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制度权威重构的基本原则

当代地方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开放、应对变化的治理制度和机制。[2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转向法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不是意味着对乡村治理灵活性的否定和排斥，而是要将乡村治理问题纳入到法理化的制度框架之中，为日益增多的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一种公平竞争、良性合作的新机制，防止和避免通过非制度化手段而获得公共权力与利益资源的行为。为实现此目标，未来乡村治理中重构制度权威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整体性原则、弹性原则和回应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主要是指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建构应该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全局和整体，通盘考虑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的职能分工与机构整合，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综合推进，避免乡村治理的单兵突进或者是乡村治理某个层面的孤立进行。也就是说，乡村治理是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制度权威所涉及的运作环境、权责结构、组织机制等等必须相互配合，既要注重中国改革的实际，又要兼顾乡村的民情。

所谓弹性原则，是指制度权威建构要追求适应性和有效性来适应高度分化、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具体说来，由于乡村治理环境变动不居，制度必须能够适应这一动态的变革过程，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22]由此可以看出，制度不是要固化乡村治理各主体的行动逻辑，而是为其行动提供标准和框架。制度权威的逐渐强大并不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趋同性和人们行为的简单重复；恰恰相反，制度权威在保证乡村治理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往往会塑造和延续村庄间的多元状况。

所谓回应性原则，是指制度设计必须能够积极敏感地回应乡村治理的社会需求、化解社会冲突，使制度成为乡村民众所共享的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度上，依据制度所负载的权力资源来加强对乡村治理的约束，形成的只是被动的强制性服从意识。所以制度“回应于环境的变革，将新的外部需要和价值判断渗透、渗入内部，实现适应性的变革发展”[23]，既是制度能被乡村民众广泛认同并获得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民众对制度认同从工具理性权威到价值理性权威转变的核心要素。

（二）制度权威重构的路径设计

治理与制度的同构性使得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再造密不可分。制度权威是是多次认同效果的积加，所以制度权威的重构需要多层面的努力。具体看来，制度权威建构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整合政府职能，完善制度设计。制度权威以权力结构关系为基础，并影响乡村治理的进展、为建构整体型乡村治理，需要在权力结构的两个方向进行整合：一是横向的公共管理职能整合，要破除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建构无缝隙的整体性政府。由于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整体性特点，所以建立共识是各部门朝着整体目标协调一致行动的前提。应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协调统一、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转型奠定权威基础。二是纵向的制度体系整合。中国的同情和传统治理模式决定了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是中国乡村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形成卓有成效、高效严格的制度规范，保证乡村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正式制度优先，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同时也要关注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整合与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的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24]

2.增加制度供给，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权威的建构要求增加能有效满足民众需求的制度供给。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规则制定出现滞后性，即现在乡村治理一方面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又要受旧有规则的制约。这种陈旧规则与现实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会形成制度不遵从的状况，从而影响制度权威性的确立。为此，乡村治理中的地方政府组织需要加快制定各种制度规范，创新制度供给，用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形式来规范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另外，制度供给中要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正式制度无法完全替代或者消除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必须要以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引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加强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25]

3.多元民主参与，回应制度需求。乡村治理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多元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分享，获得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表达打破了政府对规则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需要在利益博弈和积极互动中寻求政策共识。而且，制度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规定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具体角色的权利与义务要求。因此，合理、规范的制度必须来源于社会民众的持续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制度，必须在承认各参与主体利益差别及其诉求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促进公民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民主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这种制度化框架内的开放讨论和平等参与，能够在制度设置不能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情势下，传播一种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有助于寻求共识、化解分歧、疏导情绪、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另外，多元主体参与的理性商谈机制能够克服政府主导形成程序的局限性，并在真实反映民众利益和尊重其意愿的过程中培育制度权威坚实的社会基础。

4.明确政府定位，规范政府行为。作为社会行动的标杆和表率，政府行为规范与否对社会行为规范化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明确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必须建立在其职能明确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要在政府行为的程序性、公务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方面严格要求，并且要提倡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争取社会认可。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乡镇政府的职能发挥与制度权威的建构之间具有极强的同构性。从制度结构安排的视角来看，乡镇政府功能的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治理价值和权能边界，促使乡镇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以制度规范为前提释放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二是明确乡镇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链条的末梢，其角色冲突是村民自治和压力性体制两个治理背景的摩擦与冲突，折射出国家自身在处理乡村问题上的摇摆不定。[26]为此，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事权关系，理顺乡镇政府及其他组织权力分配关系、动力机制和利益结构，建构乡村治理协调整合的运行规则和激励机制；三是提升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没有一个在制度上和能力上与治理结构相配套的乡镇政府组织体系，乡镇政府就不具备承担维护公共利益和自主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所以，要根据乡镇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否符合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改组乡镇政府内部的组织和功能结构，有效组织乡村治理的运作。

5.增强服务保障，消除路径依赖。制度权威的保障还依赖于其运行所需的传统渊源和社会资本。目前，利益多元化使社会竞争加剧，出现“搭便车”的投机行为便不可避免。同时，社会矛盾又使社会竞争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刺激制度失灵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即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非规范。[27]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各项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人们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的“路径”适应，对这种制度权威的消除必然带来人们制度权威的“无意识”状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加剧。当新制度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状态还会进一步发展。针对此问题，应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促进乡村社会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消除乡村社会成员基本社会生活忧虑，为社会成员规范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快社会信誉制度在乡村的实施，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规范行为的有力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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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Rural Governance

Li Songyu

[Abstract]Rules and institutions are the operating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re is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rural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s a systemized secur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t can promo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now，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system failures， fragments and replacement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ll of these problems have profound reasons such as th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rur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spatial and temporal segmentation of rules， lack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 forms， and so on. In order to re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we should follow the main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 flex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 Furthermore，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creasing the system supply， and strengthening service guarantee will be the basic tactics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mance.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范文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主要经济指标态势良好。1-5月份，街道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8.77亿元，同比增长7.54%；实现财政总收入3.84亿元，同比增长5.79%；固定资产投资13.94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完成7814万元；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8亿元，同比增长7.97%；外贸出口总额1.94亿美元。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今年街道共有重点项目9个。截止目前，恒一广场已于5月正式营业；明州文化广场地面一层施工中，预计6月底完成裙楼部分施工（三层）；__牛奶集团总部商务综合大楼内外粉刷已完成，预计7月下旬完成所有外墙涂料；__养老项目部分主体结构结顶，预计6月底8幢主体结构全部结顶；姚江湾房产项目1#—2地块6幢主楼墙体砌筑已全部完成，预计年底6幢主楼全部完工，1#-1地块力争下半年正式开工建设；凯德房产项目外墙涂料及市政工程施工中，预计年底一期具备交付条件，二期具备验收条件；创新电器增容调绿扩建项目完成施工图审图，预计6月底完成面积复核；摩多巴克斯项目一期全部完工，二期增容调绿部分完成立项；路虎捷豹汽车4s店项目正抓紧对接，争取尽早开工。企业效益稳步提升。大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目前街道已有健康制造产业和食品相关企业23家，今年1-5月实现产值9.45亿元，同比增长10.8%，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18.11%，其中健康制造业产值约占29.71%，健康食品产值约占25.46 %；都市工业发展方面，街道今年新增硫华聚合物和汇众汽车2家区三十强企业，区三十强企业总数达到5家，牛奶集团、今新集团、科诺铝业、汇众汽车、硫华聚合物产值占规上企业产值的40.36%，利润总占规上企业总利润的64.68%；同时赛嘉电器、开利控股、正力药品、蓝野医疗和摩多巴克斯5家区“小巨人”企业运行平稳，产量保持了较快增长，特别是摩多巴克斯今年以来延续了高位增长态势，利润持续走高，1-5月实现利润862万元，同比增长584.12%。

（二）城乡环境全面提升

“两路两侧”重点推进。上半年街道集中开展“两路两侧”重点区域攻坚整治行动，成立了4个攻坚工作小组以及4个综合保障小组，采取“5+2”、“白+黑”、“晴+雨”等作战方式，截至5月底已整改完成（计划内+计划外）292个点位，完成比例达到74%，累计拆除各类违建14万余平方米，清理垃圾3400余吨，外立面粉刷3.3万平方米。“三改一拆”进展顺利。 1-5月份，已完成拆违面积30万余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完成旧厂区改造面积近20万平方米。其中，北外环沿线综合环境整治4万平方米，两路两侧及重点地块清理整治等拆违4.42万平方米，其余各项拆违有序推进；10个社区目前已完成5个无违建社区，13个村目前已完成5个无违建村。“五水共治”持续进行。在防洪排涝建设方面，顺利完成街河治水工程，__河堤防加高工程已于4月进场施工，__、周陈排涝圩区工程已基本完成施工设计图纸，__排涝圩区工程建设将结合__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同步开展施工；在河道水质提升方面，__旧宅河整治工程、__西河水环境治理工程均陆续开始施工，宅前张河水质提升工程与安山河水质及景观提升工程也已进入施工招标阶段；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完成西洪、朱界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在河道保洁清障方面，对慈江河、__中心河、河滩浦河等17条区级河道、骨干河道的河障进行了清理，清理长度达41公里，清理沉船6艘、渔笼348个、毛柱桩1100余根。农业设施用房整治深入开展。按照区政府“全面清理、综合整治、先拆后建、长效规范”的总要求，从三月起开始全面开展农业设施用房整治工作，在做好整治工作方案、测绘、调查摸底基础上，多次召开村书记、村长农房整治推进会，并于五月底完成阶段性整治任务。截至五月底，拆除面积约18000平方米，涉及户数130户。“低小散”及“十小行业”专项整治成效显著。“低小散”第一批专项整治目标包括12家拟整治提升企业和12家拟淘汰、劝离企业，目前已整治提升及淘汰“低小散”13家，对承租的“低小散”企业不再续签，并协助产权自有的“低小散”企业做好转型；为形成城乡环境综合提升高压态势，街道对从__东路至__中路路口的近400米__路两侧“十小行业”集中区域开展排摸，共排摸128家，属于“十小行业”的为96家，发现存在问题的有32家，并针对证照过期等问题，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全部完成整改规范。

（三）城市建管齐头并进

征地拆迁拓空间。今年以来街道共完成征地408亩，其中生活垃圾分类转运配套道路地块已提前完成征地协议签约，签约面积0.6164公顷；市委党校相关项目也完成正式征地并交地，共计0.772公顷；北环高架两侧绿化正政策预处理已全部完成，签约面积289.251亩；__高速出口整治完成政策处理并交地，签约面积29.304亩。同时，根据“五水共治”需要，姚江堤防工程征地已接近扫尾阶段，82户住宅与4户非住宅已全部完成签约补偿。城市建设夯基础。

规划二路、八路（二期）、规划七路等孙家地块的配套道路建设已完成工程招标，年底前完工；__垃圾中转站项目，目前已完成招标前准备，今年争取完成土建工作；11号地块公园已完成土地报批和方案确认招标前预算编制，争取今年基本完工；__城区景观灯项目确保年底定稿并完成招标。另外，几个小型项目进展顺利，__西路雨污水管道改造工程3月开工，截至5月底完成投资284.4万元，完成总计划的46.6%；宁静小区排水设施改造已开工，预计8月完工；街道交易中心1-5月共有11个项目进场交易，成交额合计844.7万元。城市管理提品质。加强对__中路、__路、__东路、城中村等重点区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日常巡查，截至目前，共劝阻跨门占道经营105起，警告、劝离无证摊贩210起，处罚3起；针对宁沁路两侧占道经营、违章停车和流动摊贩等问题，与公安、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在沿线社区和物业配合下，重点对占道经营、违章停车、乱设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目前查处占道经营、垃圾乱堆放等一般程序20起，结案20起。开展渣土集中整治活动，采取“白+黑”24小时动态管理、机动巡查和定点设卡等方式，查处涉及渣土车辆车容不洁、无证清运、滴漏洒等违章行为8起；结合数字城管的纳入，建立市政设施快速维修反应机制。（四）民生福祉全面改善

住房保障方面，完成孙家丽园55套尾房抽签及尾房结算交付工作；做好旧宅徐拆迁安置房（鸿盛家园）1581套房屋交付使用前期工作；切实关注民生，今年上半年新增15户廉租住房政策保障对象，共发放补贴金额247192万余元；做好房屋安全动态检测工作，恩美福利院333平方米危房已顺利解危，__市新村37-45号危房已完成解危工作方案。社会保障方面，累计发放低保、高龄补贴及临时救助等各类保障金约100万元；登记74家企业300多个需求岗位，登记求职835人，为169人成功介绍工作。办理失业登记258本，受理灵活就业业务538笔，灵活就业登记证131本，举办招聘会3场，进场企业222家，达成意向1709人，提供岗位共计6800余个；根据统一部署，开展公共巨灾保险理赔管理系统村（社区）住户测绘工作，于4月—5月进村（社区）入户测绘、进行数据信息采集工作，为公共巨灾保险理赔管理系统的完善奠定基础。科教文卫方面，街道开展了“百日攻坚”农村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并在市级考核验收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积极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手足口病防控、脊髓灰质炎疫苗查漏补种等公共卫生重点工作，在市、区抽查中目标儿童接种率均达到100%。街道辖区13所幼儿园都达到等级园标准，__市片无证幼儿园宝乐幼儿园已启动改造，计划在8月份完成改造，达到办园标准。以街道老年大学分校为中心，构建了“1+5”老年教育网络。

（五）社会管理成效提升

基层组织建设管理方面，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做好各社区106个社会组织的备案工作和公益创投项目的申报工作，__、__之家已申请注册。平安建设和维稳保障方面，对不稳定因素和重点人员和事项分门别类进行登记造册，落实责任人，根据不同情况对其采取关注、帮教、管控、跟踪等措施。共受理事项327件，成功处置集体上访15批260余人次，共成功劝返进京8人次；严密排摸江北区户籍的“__功”人员3名（其中1名系__户籍），1名本户籍“全能神”人员，5名外来户籍“__功”人员和本户籍的46名“呼喊派”人员。安全生产方面，截止5月底共组织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和《消防安全责任书》1450份；聘请安全顾问对辖区 “中小微”企业进行不少于600家次的安生生产检查及安全指导服务；完成检查（复查）250多家次，共查找隐患700多项，隐患整改率达到92.6%；目前街道辖区已有581家重点生产单位纳入__市安全生产网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平台监管范畴，截止5月份，各企业发现和整改隐患3200多项，隐患整改完成率为100%。

（六）党群工作亮点纷呈

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借助互联网平台推送学习内容、编印应知应会学习资料、开展一句话谈感悟等活动，引导促进党员抓好自学。同时依托街道本级、村（社区）开放式创意组织生活基地，采取红展播、主题党课宣讲等形式，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轮训，并开展“五百党课进基层”，将“两学一做”学习落实到每一个党员。推行党员干部环境卫生包片联户制度。通过“党员联户”、“认岗定责”、“创新载体”，建立农村环境集中整治机关干部、村级干部、党员群众三级联动机制，有力推动街道重点工作，促进农村环境整治提升。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将环境整治、“两路两侧”集中攻坚行动、“五水共治”等重点工作以及

领导督办件和媒体曝光件的处置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主动推动干部履职，减少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发生。在日常防控方面，依托街道公众微信号等平台，开展两个条例主题“学习季”。深挖“家风家训”，积极开展挖掘和运用，结合安山村新农村建设整体提升工作，打造廉政家训走廊。同时注重结合 “身边人”的典型案例教育，强化警示作用。把握和运用好执纪监督的“四种形态”，上半年共立案调查2件，给予两名党员一年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开展提醒谈话5人次。宣传文化统战工作全面提升。持续推进文明创建工作，把“洁点靓面”作为突破口，目前已经做好__菜场整治的整体方案，并逐步落实；推进“民星宣讲团”工作以及参加江北区“十三五话担当”微型党课比赛；上半年在省市区级媒体网络录用稿件近70篇；对微信平台“__”进行改版升级并密切结合中心工作，1-5月份共微信63篇，“江北区__街道”官方微博共推送微博113篇；新增“两路两侧”、 “生态建设”、“国卫迎检”、“农村环境整治百日攻坚”等喷绘广告20多处，面积达1500余平方米，制作相关横幅200余条；1-5月份，处置各类网络舆情投诉40余起，推进负面舆情转化4起；继续打造“__印象”系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规范管理，坚决制止小庙小庵回潮现象。（一）加快发展都市经济

继续培育都市工业。继续实施都市工业“智能领航”。启动__工业a区、b区升级改造，通过扩容减绿等措施，鼓励低效工业厂房通过置换流转向研发设计型、营销总部型用房转变，加强低产地改造和闲置资源盘活，逐步引进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入股、共同开发等形式，加强对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的引进和合作。实施科技领航和科技企业梯队培育计划，争取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40家以上。努力推进三大平台建设：（1）与____集团合作，利用和兴纺织公司约2万平方的闲置办公房和厂房，引进相关文化产业，打造“__天地”文化产业孵化器。（2）与福达刀片产业园合作，租用一幢2.3万平方厂房，拟引进落户__餐饮总部，开展餐饮文化、商业模式的研发。（3）正式启动打造时尚产业街区。依托__西路现有__时尚服饰、立信休闲旅游产品等，设计打造出一条集服装设计、影视文化、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时尚产业街区，体现都市工业新亮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及电商产业。依托现有的高端汽车4s店，做强做大__名车一条街；提升楼宇管理水平，完善楼宇信息平台，开展楼宇“二次招商”，提高楼宇有效产出。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自建平台或利用第三方平台开启电商之路，鼓励开利刀片、赛嘉电器、立信旅游等制造企业大力发展电商产业；完善__对电子商务的鼓励奖励政策，重点支持辖区内现有电商企业做大做强，全力培育牛奶集团澳洲电子商务园和浙东轻纺城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有较高实际产出。强化招商引资，推进重点项目。积极谋划__、宝云庄地块招商储备工作，启动中心小学南侧和__花园北侧住宅地块招商和出让工作，同时做好辖区闲置资源的排摸和统计，做好包装和推介工作，发挥社会中介力量共同招商；在产业招商上，要把好招引关，引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项目，重点关注生命健康产业的引进；在重点项目方面，确保__市牛奶集团总部商务综合大楼和明州文化创意广场12月底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并启动招商。路虎捷豹和__项目12月底前完工。完成福达刀片产业园招商。摩多巴克斯年产25万套汽车管件生产线项目6月底试生产。迪卡侬体育产业项目6月份前营业。

（二）强势推进环境整治。

“两路两侧”及“三改一拆”方面，集中力量推进钢管租赁企业的搬迁或转产，做好钢管租赁企业的清退工作，同步做好江北大道两侧企业涉及消防违建的拆除工作，确保“两路两侧”整治任务按时完成；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强化沟通协调，完善涉及“三改一拆”的各部门联动保障机制，确保“三改”及“拆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推动无违建村、社区创建落到实处。五水共治方面，继续实施__河堤防加高工程、__旧宅河整治工程、__西河水环境治理工程建设，同时开工建设__周陈排涝圩区工程、__排涝圩区工程、后张村农村生活污水提升工程、__村生活污水提升工程，加快工程进度。农田管理房整治方面，对不符合规定的农田管理用房实行全面整治，同时完成各村农田管理用房登记备案工作，争取全面完成各村合规农田管理用房外立面整改工作。农村环境整治方面，做好村级环境卫生市场化保洁，目前已完成前期调研，下一步将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市场化保洁工作；进一步与区市场监管局进行协调，计划在区级部门牵头下完成横山村（邢长平）废旧电子回收点的取缔；每月例行巡查督查，确保有记录、有台账、有照片，需问题整改及时下发通知书，保留原始记录，每月保持2次频率。美丽乡村方面，开展__市、西洪、朱界、西江、鞍山五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周边景观绿化工作，美化村庄环境；按计划开展“桂花季主题集市活动”及立冬“活力下午茶”活动，扩大__乡村旅游知名度及影响面；加强鞍山村对外推介力度，招引客商投资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同时鼓励村民共同参与旅游事业发展，成立乡村旅游协会

（三）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征地拆迁方面，全面开展鸿盛家园安置小区抽签安置结算工作；继续做好__河堤防加高工程、__旧宅河整治等项目征地工作；适时启动新的征拆工作，主要有甬金高速连接线北延、云飞路二期、绕城高速连接线南延、__东侧地块等；通过调用社会各方资源、法律手段及舆论引导等方式，力争在__二期旧村改造项目的拆迁遗留问题上有新突破。城市建设方面，继续按照目标推进工程项目进度。规划二、八路，规划七路计划六月中下旬开工， 11月份完成施工；11号公园计划16年底基本完成土建施工；__垃圾中转站计划6月中下旬开工，年底完成土建施工；__西路因街道打造文化创意街区要求，工作内容有很大改变，工期会相应后延，计划年底完工；__路、__路景观提升工程目前已开始立项工作，计划年底开工并完成部分路段改造；洪盛家园社区装修7月份完工交付；其他项目按既定计划推进。城市管理方面，继续做好城市管理日常工作，重点做好垃圾中转战移交管理和人员合同中止工作，确保平稳过渡。切实关注__南区市容秩序辅助管理服务外包后的实际成效和规范管理。

（四）巩固加强社会保障

住房保障方面，做好鸿盛家园交付安

置工作；做好__市新村房屋解危及居民安置、后续矛盾处理工作；继续做好辖区内小区防汛、排涝设施设备完善及公房维修维护工作。社会保障方面，加强社会救助窗口建设，实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制度；加强低保的动态管理，确保应保尽保；加大救济力度，减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灾害处置能力；完成街道辖区内户籍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调研工作，关注区域性居家养老中心“欣和苑”运营进展，监督__福利院的运营管理，开展省二十九个老人节和敬老月系列活动；积极推进残联、慈善助学、助医、助困各项工作。科教文卫方面，在改造宝乐幼儿园达标的基础上，做好无证幼儿园的取缔工作，尽力使__区域内无无证幼儿园；做好乐筑良品配套幼儿园筹建工作，2017年开园，使江北工业区幼儿入园问题得以解决；完成“双证制”成人高中、农村预备劳动力、扫盲等培训；在上半年启动老年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教育设施，规范教育管理，努力扩大办学规模，增强老年教育的吸引力；启动运动小镇建设，通过规划建设，逐步达到运动小镇标准。（五）创新提升社会治理

综治维稳方面，对于重点人员按照红橙黄绿四色进行分类管理；严格按照省、市、区文件和会议精神，坚持分析研判会商、领导包案、值班报告和应急处置机制的落实，努力做好g20杭州峰会的维稳安保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工作程序、制度，提升工作人员能力，做到重点案件“一案一档”，一般事项信息平台录入及时、程序到位；深化“两网融合”工作，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进“一张网”建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社区治理方面，加强社区特色工作，重点做好保障性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培育工作，提升__社区“微家园”社区治理工作，抓好孙家丽园“三位一体”治理模式推广工作；加强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干部录用管理机制，准备调研社区换届选举工作；下半年重点推进亲亲家园社区社会组织公益一条街的建设工作；继续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滩坑水库移民的帮扶工作；继续做好殡葬惠民工作和安山村公墓规范化建设。安全生产方面，下半年，要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的安全生产业务培训，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隐患排查治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继续加强对非法违法储存危化品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和违规违章操作的，一经发现，依法严惩。特别是“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要坚决零容忍，发现一起，整治一起；紧盯辖区重点企业，强化对危化、粉尘、喷涂漆、服装、纺织、仓储等重点企业（行业）的安全监管；对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单位一律给予挂牌督办，特别是一些乱搭乱建，占用消防通道和防火间距的企业，要结合区里“低小散”行业整治和街道“两路两侧”环境整治，拆除企业的违章建筑，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g20会议期间的安全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