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周期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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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经济总量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1997年突破千亿元，2003年达2092亿元，2006年达3440.99亿元，2007年更是突破4000亿元大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2001年、2005年分别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2007年超过8000美元，按常住人均逼近7000美元。综合实力呈快速提升势头。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杭州经济发展周期总体为7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周期有延长的趋势。第一周期(1975～1982年)：经过前三年的经济回升，1978年起全市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982年进入相对低谷；第二周期(1982～1989年)：1983年经济开始回升，并于次年进入增长高峰期后开始逐步走低。第三周期(1989～1999年)：1989～1992年持续回升，1993～1995年持续增长。因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洪涝灾害影响，于1999年达到了增长低点。第四周期(1999年至今)：经济回升并稳定增长，2002～2007年生产总值连续出现13％～15％增幅。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看，“八五”时期出现高增长，年均增速达23.4％；“九五”时期处于发展调整期，年均增长12％；“十五”时期出现稳步增长，平均增速达13.6％。“十一五”时期，已实现良好开局，2006～2007年GDP增速均超过14％。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走低影响，初步呈现增速放缓趋向。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22.3:59.6:18.1，以1982年后农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1985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7.6:57.6:24.8。以1989年小家电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工业步入由轻转重阶段，1990年产业比例为16.3:50.7:33，1995年农业比重下降至9.3％；1996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工业开始由重化转向重加工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产业比重调整为6.3:50.7:43。2007年，杭州三次产业比重达4.1:50.2:45.7。纵观30年杭州经济发展过程，工业总量多次翻番，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8204.8亿元，增长19.4％，工业成为推动杭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服务业比重30年增加27.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过30年的发展，在区域、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杭州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大中城市第8位、全国副省级城市第3位、省会城市第2位。杭州连续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1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1名，被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1名，民生质量综合得分居全省首位，还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被世界康乐组织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被世界休闲组织授予“东方休闲之都”称号。相继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治安最佳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发展方式持续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可分为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和知识驱动型三种。从世界生产过程的总体变化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后，已进入技术智力密集型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阶段(1978～1992年)。激发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至1992年，全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仍在10％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鼓励与扶持乡镇、村和农民个体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加工工业和家庭工业，至1991年底，全市乡镇个私工业企业为3.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9.64亿元，集体工业企业达1.0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6.6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总产值的88.86％。在1998年前，杭州公有经济比重占76.9％，国家、集体投资及运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于区位资源配置的国有工业仍是经济发展主驱动力。这一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及产品的计划调节色彩，创业与投资仍处于初始阶段，产业具有明确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初始阶段(1993～200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在这一阶段，以市场取向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包括商品流通体制、企业股份制、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等，为加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商品市场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城区出现各类商品市场百余家，成为个私经济的市场聚集地。早在1992年，市委市政府就把要素市场发展纳入工作重点，相继成立了人才、科技、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流通体系快速形成。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9.3亿元，比1990年增长204.9％，2000年比1995年增长71.9％。

从1996年起，杭州在乡镇加快“以明晰产权关系、实现投资主体重组”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实现向民营、股份制变革的转变。到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转制面已达96％，个私工业企业已达5.8万家，占乡镇工业企业的93.28％；实现工业总产值1098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企业的67.85％。同时，杭州在全国率先积极推进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资产优化和战略性重组。到2002年，市属工交、商贸、园林、旅游和农口系统279家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除授权企业集团和公用行业外，全市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

制企业，扭转了亏损局面，激发了企业活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奠定了工业兴市的体制基础。按照同一口径计算，改制后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从2000年的15.9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41.6亿元，年均增长27.2％。

随着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改制的深入，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引进、研发和改造，从而推动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型。2001年杭州形成了食品、化工、机械、轻纺、电子仪器、医药等主导产业。此外，内资投杭州的主要产业有：房地产、通讯电缆制造、医药等。到2003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120家，实际吸收外资56亿美元，外商投资主要分布于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食品、轻纺等产业。而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房地产业，在1999年和200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均居于首位。因此，这一阶段，杭州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十分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对杭州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布局创造了新的契机。

资本、技术、智力融合并驱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商贸等传统服务业得到提升，旅游、金融、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现代物流、房地产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医药化工五大优势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59.6％。工业技改投入加快，2007年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增长13.6％，工业投入增幅同比上升近15个百分点，资本及技术投入促进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发展，推动了汽车整车等新型重化工业的加速布局，更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当年新产品产值增长49，5％。与此同时，城区产业集聚和转移升级步伐加快，下沙开发区、高新区(滨江)、萧山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区、钱江开发区、余杭开发区加快发展，2007年主城区市属企业搬迁达12家，全市新建标准厂房319.9D-平方米，盘活存量土地505万平方米。

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加速发展期。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1％，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6个百分点。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信息软件、数字电视、动漫游戏、艺术交易、商务会展、女装设计等行业优势突出。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长三角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新增上市公司10家，阿里巴巴成为国内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一轮旅游国际化积极推进，开展三评西湖十景活动，接待国内外游客分别突破4000万和200万人次，分别增长11.7％和14.6％。

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分子创业、文化人创业为主要特征的和谐创业模式，成为引领杭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高等教育为例，在杭高校及学生人数由1999年的18所、8.91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36所、37.36万人。目前全市人才总量已经达到80多万，在长三角各大城市中位居第3位，并以每年11％以上的速度增长；每万人口中人才资源数已达到1200人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高级人才指数，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7位。多年来，杭州不断推进与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大院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企业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开发，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杭州科技综合实力和进步水平总量连续10年保持全省首位。2007年，文化创意产值跃居服务业产业之首，实现增加值490.23亿元，增长19.7％，占GDP比重达11.95％，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达280亿元，软件出口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总额4亿美元。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知识型、服务型产业快速兴起，增强了杭州经济集聚辐射功能，加速了杭州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智力密集型转变。

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在顺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1999年以来，杭州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并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改革的重点逐步由经济转向与社会、生态、文化并重：二是政府职能从促发展转变为与造环境、保民生并重，通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平衡机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注重发展战略的前瞻性与全面性。从2004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引领“和谐创业”，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总目标，将战略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变为与以民为本并重，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五大品质的同步提升。

注重区域联动发展和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以长三角率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推进杭州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三角创新创业中心、综合交通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全省科教文化中心建设。从而开始由城市单一发展向区域联动发展的转变。

注重民外合璧，增强经济活力。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坚持“非禁即入”，大力消除市场准入的制度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杭州实现了由省内“国有经济第一大市”向“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企500强数量连续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杭州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十五”期末实际利用外资比“九五”时期增长1.4倍，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资进入领域逐步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延伸，着力构建公平、公正的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

注重持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并强化公共服务。1999年，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2000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市直机关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同年10月成立了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2002年7月，开通了96666效能投诉公开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等不良作风的投诉。在此基础上，2005年起，组建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进区、县(市)和乡镇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还推进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调整并组建了工业、商业、城建、交通、旅游和教卫文体等领域的国资营运机构。此外，还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申报工作。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改革、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方兴

未艾。经世界银行评定，2006年度杭州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平均时间最短(仅8.1天)。公平为本、公开为重、效能为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格局在杭州加快形成。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杭州产业转型升级

2007年，杭州常住人口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已进入中上等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看，预示着经济发展开始向后工业化、知识经济阶段过渡。这一阶段，知识、创意、技术和信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80％，生产业占服务业比重为60％～70％左右)，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而生产业、信息、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环境、人才的竞争，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因此，杭州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加快发展生产业。生产业是知识型、科技型、资本型密集领域，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主导方向，是新型城市业态发展的沃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点。生产业需要人才、资本、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因此，应重点推进创新、实用、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进以创业创新扶持、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重点的资本市场的培育，推进政产学研合作等创新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省会经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研发经济以及现代物流、金融、空港经济、旅游综合体等新型城市经济业态。

加快推进信息和创意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产业和创意产业是生产和生活的催化剂，是受众范围大、资源能耗低、融创造与消费于一体的产业，也可以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网络经济热潮，使科技设施、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等工具问题得到了革命性破解，加之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改造提升功能，因此日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产业之一。后因产业内容的虚化而一度衰退。1997年起，创意产业从英国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而美英两国的增速分别达14％和12％。这一产业以“人脑+电脑”方式，致力于产业、文化、消费的创造，属于典型的内容产业，从而赋予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以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创意经济多以个人或少数人为核心，可以迅速将独特创意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设计或产品，在具体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可以提高城市比较优势的质量，扩大城市无形资产价值，加快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英国议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想象力孕育着发明、经济效益、科学发现、科技改良、优越的管理、就业机会、社会交流和更安稳的社会。”总之，作为创业创新的高度结合体的信息和创意产业，杭州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加以推进，以此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实现向杭州创造和杭州服务的转变提供强大动力。

第2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关 键 词：移动金融；手机银行；非洲；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5）06-0039-04

引言

移动金融是以智能手机、无线POS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为载体，依托移动通信、近场通信等移动互联技术开展转账、支付、信贷等金融活动。移动金融于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捷克，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得以推广和发展。移动金融主要为那些能够使用手机的人们提供金融服务（Donner，2008；Johnson，2012；Allen，2013；Jack，2010）。[1-4] 它具有许多传统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打破了地域限制，体现了极强的金融包容性，惠及到更多的偏远贫困人群（Johnson，2012；Allen，2013）。 [5] 通过发展移动金融，可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提升家庭福利、 分散风险， 等等（Jack，2014；Mbiti，2011；Munyegera，2014）。 [6-8]

近十年，非洲移动金融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几乎遍布非洲各国， 先后推出了包括M-Pesa、Wizzit、MNT、celpay等多种移动金融服务系统。非洲发展移动金融的经验特别是肯尼亚的经验对发展我国的农村移动金融、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很有借鉴意义。

一、非洲移动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

移动金融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银行主导型、非银行主导型和移动运营商主导型。[9] 银行主导型模式需要有相应的银行分支机构和网点的支持，这种模式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采用。 作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金融网点不足，银行主导型模式在这些地区并不适合。 部分银行尝试推出移动金融业务，几乎没有成功的。 [10] 移动运营商主导模式中， 银行机构仅作为资金的存放处，对于移动金融的基本业务如开户、存取款、贷款等，不产生任何影响。 非洲发展移动金融主要采用移动运营商主导模式和银行与国际组织合作模式。

（一）移动运营商主导模式

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以移动运营商主导的移动金融模式能够有效克服传统金融物理网点不足等问题，并得到各国的青睐，先后推出M-Pesa、MNT、ZAP等移动金融业务。在众多国家和地区中，肯尼亚M-Pesa的发展最为成功，接受度最高。在肯尼亚已有70%的成年人使用M-Pesa，3/4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使用M-Pesa。 本文主要对肯尼亚M-Pesa和乌干达MTN进行研究。

1. 肯尼亚M-Pesa

肯尼亚M-PESA（M-Moblie，pesa is Swahili for money），是2005年10月，英国国际开发署（DFID）帮助提供启动资金， 由英国电信公司沃达夫公司（Vodafone）与其在肯尼亚的附属公司萨法利和肯尼亚政府合作建立的移动电子货币系统，在肯尼亚当地语言中被称为“手机现金”，也被称为“移动钱包”或“手机银行”。同其他缓解贫困和实现发展项目一样，肯尼亚M-Pesa也是基于反贫困目标而建立。最初的想法是便利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偿还。 但是， 在M-Pesa试点过程中发现，这一移动支付系统，除了用于贷款的偿付外，试点参与者更多地还利用其支付货款和进行其他货币转移。 当DFID和Vodafone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后，迅速调整、重新定位，把客户目标群体扩大到包括借款人在内的更大范围。2007年官方将M-Pesa确定为“短信服务”的货币转账系统。 [11]

刚开始M-Pesa主要为无银行账户的人群提供结算服务，后来逐步发展到转账、汇款（国内和国际汇款）、取现、话费充值、付账、发工资和偿还贷款等业务。发展规模由2007年的52 453家用户和355家网点， 发展到2011年的2500万客户和将近2.8万个网点。 [12]

M-Pesa在肯尼亚的移动金融市场中占绝对优势。Macharia（2013）对肯尼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样本中有98.2%的人使用移动金融， 其中，98.5%使用M-Pesa，0.8%使用ZAP，0.8%使用其他移动金融系统 [13] 。

肯尼亚M-Pesa不仅在满足偏远地区金融需求方面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而且在提高家庭福利和分散风险等方面也有显著作用。 调查表明，M-Pesa用户家庭的财富状况、消费支出、受教育程度、收到汇款的次数和总金额等方面都明显高于非用户家庭（Jack，2014；Mbiti，2011；Munyegera，2014）。 [6-8]

2. 乌干达MTN

MTN（Mobile Telephone Network）是乌干达第一大移动运营商。2009年3月MTN利用自己的移动通信网络率先在该国推出移动金融服务。乌干达的手机普及率较高， 家庭拥有一部手机的比例达73%。MTN的服务网络可覆盖该国85%的地区，到2012年末，MTN已为全国38%的家庭提供了移动金融服务， 其中活跃用户超过900万；MTN拥有15 000个网点，交易额达到4.5亿美元。[14] 尽管MTN的移动金融业务和规模不及肯尼亚的M-Pesa， 但其发展速度在非洲是比较快的（Munyegera，2014）。 [8]

（二）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合作模式

在非洲，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合作提供移动金融服务最有代表的是南非的Wizzit。Wizzit是2004年11月由南非移动运营商MTN公司和标准银行合办的手机银行。在南非由于受法律的限制（非银行部门不得吸收存款），移动运营商也只有与银行合作才能开展移动金融业务。 [15]Wizzit作为开拓者， 为南非移动金融服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帮助Wizzit拓展移动金融业务，2007年国际金融公司（IFC，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之一）决定收购Wizzit公司10%的股权。 [16]

Wizzit定位为虚拟银行， 自身没有物理网点和分支机构，目标用户是南非的低收入群体。它提供低成本交易的银行账户，使用手机进行支付、转账、预付话费和小额贷款，并连接万事达的借记卡，可以在自动提款机和销售点使用。贷款主要针对未注册银行账户的个体经营者和微型企业，提供285美元至1425美元的贷款。在贷款发放过程中，由经理人向借款人提供理财经验指导。Wizzit的交易费用在0.13～0.66美元之间。Wizzit现有客户超过40万人。[17]

在移动运营商主导和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合作两种模式中， 移动运营商主导的M-Pesa其移动金融业务目前以移动支付为主， 移动运营商与银行合作的Wizzit除了移动支付外， 发放小额贷款也是其主要业务之一， 它的金融功能更为齐全。 从发展成效看，M-Pesa不论在用户数量、现金流量和网点数量方面， 还是监管环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更为突出， 并成为本国乃至非洲其他国家发展移动金融的主要样板。 [18]

二、非洲移动金融发展的推动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非洲地区移动金融的发展最快、接受度更高。直接原因是非洲的移动电信运营商拥有广泛而密集的网络，手机普及程度较高， 而传统金融物理网点严重不足且受落后的经济条件限制扩展能力低等。 根本原因是移动金融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较传统金融低廉、对客户包容性较高，因此被作为在贫穷落后地区为大众提供金融服务的优先选择。

1. 手机的普及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金融发展的前提。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是世界上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最低的地区， 相对于建设固定电话网络而言， 建设手机通信网络的成本要低得多。 手机的信号传输是利用专门的基站网络进行的，每个基站的信号覆盖半径一般为5～10公里。尽管非洲的电力不足，但是网络站点可以利用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能有效保障移动信号传输。近十多年来， 手机在非洲的普及程度提高很快。1999年非洲使用手机的人口不足总人口的10%，2008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60%， 到2012年， 除了几内亚比绍、埃塞俄比亚、马里和索马里几个国家外，手机信号已覆盖到非洲的大部分乡村。另外，非洲共享主义的文化传统，使手机常在人群之间分享，没有购买手机的人只要自己购买一个可用于手机的预付卡也能享受移动金融服务。

2. 广泛而密集的网络。 如肯尼亚的移动金融网点，在2007年为355个，2011年发展到将近2.8万个。 肯尼亚的移动金融网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Safaricom电信公司拥有广泛而密集的连接客户的零售网络，它控制了肯尼亚三分之二的电信市场，另一方面移动网点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援助。

3. 操作简单、易行。如M-Pesa用户只需向人出示个人身份证明，由人将用户的身份和存款数额记录在册，并将对应的金额存入用户的电话账号，用户在收到确认短信后，即完成交易。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分钟。同样地，取款时用户向人出示个人的有效身份证明，人会将用户的身份和取款数额记录在册， 并从用户手机M-Pesa菜单中选择取款及数额，然后输入人的号码，人收到交易完成的短信后，将对应的现金支取给用户。若向他人转移支付，只要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和对应的金额，在双方都收到手机短信后交易完成。

4. 成本费用低。 例如，M-Pesa注册用户存款是不产生费用的，交易费用也远低于传统金融服务。在肯尼亚，传统金融服务实时汇款100美元（8000肯先令 ① ）的费用分别为速汇12美元（960肯先令）和银行电汇6美元（480肯先令），慢汇的费用分别为客运公司3美元（240肯先令） 和邮政汇票6美元（480肯先令）。与之相比，M-Pesa向非用户汇款100美元的费用为175肯先令， 向注册用户汇款的费用仅为30肯先令。可见，M-Pesa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

除此之外，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政策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肯尼亚为了支持移动金融的发展， 中央银行没有以商业银行的标准对移动金融进行监管。

非洲移动金融发展的实践证明， 移动金融所提供的支付便利、货币转移便利和小额融资便利，可以有效改善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 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条件，有利于改善生活、生产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 但是它也并不能完全克服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全球移动金融来看，肯尼亚的M-Pesa是成功的典范，发展迅速、覆盖面广。但Mbiti（2011）的研究表明，M-Pesa使用的主要对象仍集中在更为年轻、富裕、受过较好教育、有银行账户、受雇于非农部门、居住在城市等人群。移动支付虽说克服了空间地理的障碍， 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更为偏远、更为贫穷的地区，但是获取服务的一些相关因素并未发生变化，比如家庭地位、生存空间等等。根据Johnson（2012）提供调查结果，城市移动金融的使用比例为51.4%，远高于农村的21.4%，男性的使用比例也高于女性。另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如法律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和安全环境等都会影响移动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广泛性。

三、 非洲移动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移动金融发展的启示

非洲地区移动金融的发展经验表明， 发展移动金融是改善农村和偏远地区金融服务的有效途径。我国应借鉴其经验，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大力推广和发展移动金融。 在实施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对象的特点。 从我国当前农村人口状况来看，由于许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年龄结构上老多青壮年少，性别上女多男少，文化素质低者多高者少，总体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弱。在我国农村地区推广和发展移动金融应充分考虑这种人口结构特点， 提供的金融产品应能够被多数人所欢迎和利用。

2. 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非洲移动金融发展案例中， 以移动运营商为主导的模式发展最为成功，如M-Pesa，而银行独立开发移动金融的，由于对移动运营商的高度依赖，银行的主动性受限，几乎成效都不大。 移动运营商主导模式尽管拓展业务优势比较明显， 但也存在较大风险： 一是移动金融的经营风险，如信用风险、风险、安全风险、技术风险等。[19]二是社会风险。移动运营商主导移动金融业务会削弱国家的金融监管。在发展初期，规模较小时或许问题不大，但是当移动金融发展的规模、范围和影响较大时仍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就可能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因此，从长期发展需要来看，我国的移动金融应主要选择移动运营商和银行合作的发展模式，并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系统。

3. 安全性问题。 移动金融的安全性问题最主要的是网络安全。 尽管至今为止，M-Pesa服务项目并没有发生大的风险案件和投诉 [20] ，但保障网络安全是一个时刻都不能松懈的问题。目前我国移动支付的安全形势并不容乐观。来自2013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有74.1%的网民遇到过安全事件。在智能手机上网用户群中，个人信息泄露和账号密码被盗的发生比例分别为13.4%和8.9%。 [21] 因此，发展农村移动金融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不断强化防范措施，持续广泛地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安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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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据史料记载，今日胶州，夏、商时期，胶州为莱夷之地。周初至春秋，胶州东为莒国，西为介国之属地。秦置琅琊郡黔陬县。隋以胶水取名置胶西县，汉置祓国及计亓、柜、?、黔陬等县，晋置城阳郡，北齐置平昌郡，隋置胶西县，唐改板桥镇，北宋重置胶西县，元至清设胶州。1913年撤胶州改为胶县，1945年析置胶南县。

几千年来不仅胶州境内的行政名称、区划有所变化，而且山川地理、气候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胶州45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至今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于一体的大庄遗址、赵家庄遗址、三里河文化遗址等。从赵家庄遗址与三里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当时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在赵家庄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370粒炭化稻米。虽然年代久远，但稻米纹理清晰，大小不一，有的残存稻壳。另外，还发现了可能与稻作有关的遗迹，如蓄水坑、纵横交错的水沟等。在高纬度地区发现几千年前的水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大量炭化稻米和稻作遗存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胶州地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并食用水稻。

直到20世纪40年代，胶州西南的丘陵地区还种植?_子这种喜湿作物，这说明即便是70年前的胶州地区降水较多。另外，胶州北部和东部的平原地区因为雨水太多，多种植高粱；因高粱桔长、耐涝，浸在水中也可生存。与胶州北部相邻的高密东北乡，因雨水多，地势低洼而遍植高粱，这也为莫言的写作提供了乡土素材。随着降水的减少，胶州除了海边滩涂上近些年作为稀罕物种有水稻之外，其他地方无论水稻还是?_子早已不见踪迹，高粱也日渐稀少。

在县城南郊的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贝壳、鱼鳞及鱼骨，并在胶州西南三十里的杜村丘陵地区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蛎子皮，这都说明当时海产品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考古发掘以及地质考察说明，当时的海岸线比现在近得多，所以人们方便到海边捕捞和采集。可以推测出，进行近海采集与捕捞应该是胶州先人当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如今，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后退，除了直接临海的乡镇之外，胶州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与海关系不大，食用海鲜的数量也不太多，只能算作日常餐饮的点缀而已。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历史上胶州的气候变化与当地农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地理的变迁对胶州经济社会影响可谓大矣。

第4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关键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村级集体经济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升全面小康水平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扬州市江都区农村基层组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因村制宜，大力实施“强村富民”工程，多渠道开展村级创收。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11年全区282村，实现集体经济总收入3.86亿元，村均137万元，集体经济累计净资产总额为10.82亿元。村均384万元。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实践探索中，江都区形成了一些特色较为明显、成效较为显著的模式。分析这些模式成功背后的一些共同性因素，对于进一步加快江都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发展模式

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实践中。扬州市江都区引导和鼓励有经济基础的村，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到目前为止，全区已形成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五种模式，确保了村级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1.土地规模经营型。邵伯镇绿洋湖村大力弘扬“勇争一流，敢为人先”渌洋湖拼搏精神，在江苏省内率先成立了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整村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实行区域化布局、集约化管理，形成了规模化、特色化生产格局，2011年实现三业总产值3.12亿元，村级集体收入3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3元。吴桥镇的高阳、长庄、谢桥，小纪镇的蒲塘、竹墩五个村通过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转土地8400多亩，承包给超大现代、蓝天农业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种植钢架大棚蔬菜，5个村每年从中增收85万元。

2.资源开发型。真武镇滨湖村充分发挥2000多亩湖滩、湿地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其中近90％来自于湖滩收入。一是开发鱼池750亩搞发包，每年集体创收8万多元；二是将1000多亩水杉、池杉林改种成意杨林，效益从原来间伐一次创收60万元增加到120多万元：三是改造、兴建砖瓦厂两座，每年创收37.5万元。

3.资产盘活型。邵伯镇南渡村过去由于村办企业发达，成为扬州市第一个亿元村。前几年，企业改制为村集体留下了一大批闲置厂房和高档进口设备。该村2010年将这些资产租给11个企业经营。每年按合同上缴村98万多元，2011年又利用原厂区的空地兴建4000多平方米厂房出租给4个企业，全村创收由2010年的137万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万元。仙女镇横沟村集体拥有近百亩厂房以及电力设施等闲置资产，租赁给江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使用，仅此一项，村里每年创收80万元。

4.产业带动型。仙女镇南吴村地处江都新城区，2003年起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兴建占地1.2万平方米的装饰大世界，2009年扩大到1.8万平方米，同时将老村部改造成仓储搞出租，仅此两项每年就为村里创收350万元，邵伯镇公路村利用淮江公路沿村而过的区位优势，在镇郊新建大型钢材市场和餐饮、超市等三产业，2011年村级可支配收入382万元。

5.招商引资型。樊川镇东汇村引进外地能人新上炼锌生产项目，经过多年滚动发展，现有规模企业30家，形成有色、冶炼、加工等4大支柱产业，年产值6.5亿元，工业企业年上交村集体70多万元。

二、几点启示

上述几种模式，体现了江都区农村基层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不同思路。尽管不同模式的特点各异，但在实践中成效都很显著。分析和总结这些模式行之有效的一些共同因素，有助于促进江都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有助于引导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健康发展。

1.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要有一个富有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基层领导班子。近年来江都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级创收增加之所以成效显著，离不开像全国劳动模范张福龙、扬州市人大代表蒋文章、曾获第1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大学生村官黄俊等一批懂政治、会经营、善管理、讲奉献的创业先行者和“双带”工作的领路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昔日负债累累的贫困村，现在都已步入经济正常发展轨道。丁沟镇黄花村，10年前是个村级可用资金只有5万元、人均收入不足5000元的经济薄弱村。98年，一直在外跑供销的蒋文章被破格提拔为村支书后，首先从稳定农业入手，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利用八边隙地，义务植树50万株，折合成片林1200多亩，同时流转土地2000多亩，开发了畜牧场、水产养殖场和葡萄园等高效农业园区。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先后办起了黄花自来水厂、包装厂、扬子装潢有限公司、扬州石墨有限公司等7个村办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家。

2.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因村制宜，放大自身的特色优势。上述几种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关键是在实践中坚持因地制宜，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和特色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如土地资源和水面较多的村，重点做好以地生财、以水生财的文章，发展规模经营；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的村，通过加快花木、蔬菜等农业园区建设。强化村级投资配套。努力形成区域特色；镇中村和城郊村，重点依托城镇建设和周边企业。加快发展餐饮、娱乐、标准厂房、商用住房、仓储设施等服务业。实现资产变资本、资源变财源：存量资产较多的村，采取租赁、承包或有偿转让等形式，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具备企业发展条件的村，通过科学筛选项目，兴办村级集体企业，走工贸兴村的路子。着力打造建筑安装、文体用品、服装玩具、五金机械等专业村。壮大村级经济实力。

第5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自从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人民币币值今后的变动趋势又展开了又一轮激烈的讨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根据这样的研究结论,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国际收支理论和购买力平价理论。

但更有持人民币不会继续升值的观点，理论依据是目前中国存在货币超额供给现象，货币超额供给与本币升值同时存在不可能是长期现象；从国内市场要素的课的性分析了人民币币值在中长期内如果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认为中国的要素价格偏低，不应靠本币升值来解决国际收支顺差。本人也持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1.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将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汇率，使汇率下跌。2.中国的外汇储备运用会日趋合理化，从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3.从利率平价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中长期内有贬值的趋势。尽管由于升值预期、国际储备顺差继续增加、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等原因，在短期内人民币币值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二、理论上本币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一国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实质上是一国经济状况的体现，币值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对该国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人民币币值的中长期贬值趋势对我国经济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它对西部省份贵州的影响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讲，汇率贬值会对经济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汇率下降的收益表现在以下几点。(1)汇率贬值可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已达到8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际，可见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增加就会使GDP增加;(2)汇率贬值可以降低FDI的成本，更有利于吸引海外资金流入境内;(3)会提高国内就业水平，出口的增加会增加就业岗位，同时FDI的增加也会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更多的失业问题。2005年普通高校的初次就业率达到73%，算上农民我国失业率高达20%。可见，增加就业成为国内扼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汇率下降也会带来成本。(1)人民币贬值会使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中国进口的产品接近半数属于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能源和原材料，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制品以及机械和交通设备等制成品的比重也是逐渐上升的，这些产品都是缺乏价格刚性的。本币贬值将使进口成本增加。(2)本币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境外投资。因为汇率升值直接导致境外直接投资成本增加，在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回的本币利润将减少。

贵州属于西部省份，尽管开放程度不高，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尽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策略，溶入世界经济的环节中去。毫无疑问，本币币值降低也会对其经济产生影响。

三、贵州省经济状况及经济发展展望

贵州经济发展又具有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1.是贵州的资源禀赋优势。贵州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能资源。而目前形成的旅游产品多为观光型产品，能适应高消费层游客的度假型、文化型产品仍然不足，海外游客所占的比重小。生物资源如“贵州三宝”尚未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尚未走出国门。该省还有丰富的磷、镁、铝、重晶石等矿产资源。但大部分资源都未充分开发利用。据悉，贵州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产地。截至2004年末，贵州煤炭利用量占累计探明贮量的比例仅为14.25%，开发潜力巨大。贵州凭借其优越的水能资源，要承担西电东送的任务。

2.区位优势。贵州地处西南部，是祖国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要充分利用该优势来发挥过境经济效益、输出经济效益和吸收经济效益。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效益都未能得以实现。

3.生产力布局。贵州传统生产形成烟酒产业，三线建设形成了航天、航空、电子产业，资源禀赋形成煤炭、磷矿、铝锭产业和西电东送形成电力产业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一方面贵州省具有诸多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优势，而另一方面，贵州的经济发展又是全国最落后的。由于历史原因，贵州经济基础薄弱，2003年贵州GDP为1344亿元，人均GDP为3500元。而同期全国GDP为9030元，贵州只占全国人均GDP的38.7%，在全国排列为倒数第一。全国财政收入同样处于挂末的位置。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人口众多。2003年末，贵州比全国每平方公里多出85人。并且在贵州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占总人口的85%，大大高于全国58%的水平。(2)基础设施差。交通运输发展仍然滞后，目前，近四分之一的乡村还不通汽车，有的乡村还未通水通电，人畜饮水尚未解决；小城镇建设滞后，建筑、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还不够完善和健全。(3)教育科技落后。科技投入少，科技人才缺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资金的缺乏。

贵州省正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境外资金流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利用贵州的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要努力扩大出口。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四、人民币贬值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民贬值会对其产生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会吸引更多的FDI。贵州经济落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的缺乏。本币贬值使外资进入的成本降低，伴随着贵州投资环境的改善，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从而解决该省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升级等领域急需的资金问题。有利于贵州出口贸易的增长。贵州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比重还比较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虽然呈不断上升趋势和，但质量和档次仍比较低，附加值不高。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胜，价格优势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有利于该省出口量的增加。本币升贬值有利于改善这个农业大省的就业状况。境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贸易出口量的增加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既可以解决高学历人口的失业问题，也可以安置很多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口。这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省而言尤为重要。同时，本币贬值也会对贵州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譬如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提高等。但总体而言，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五、结论

第6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关键词：经济；反周期；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一、反周期财政政策概述

反周期财政政策主要指在经济环境发生转变过程中实施的财政控制政策，该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各项经济财政运用效果，达到对经济周期的稳定，对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及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前反周期财政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作用来保证经济周期的稳定性：第一，经济税收稳定性。反周期财政政策可以保证在衰竭体制中经济税收保持不变，由不同经济环境状况形成对应税收体制，从而确保人员可支配收入量，减少经济波动对人们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第二，支出自动稳定性。政府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具有固定的资金体制，该体制决定了政府资金的支出自动稳定性，即经济环境发生改变过程中经济投入发生对应调整，从而提升人员经济状况，合理控制得到救济及福利的人群。

二、反周期财政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一）消费刺激政策效果欠佳：消费需求与消费状况不对应是造成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关键原因。我国虽然在反周期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策略，针对经济衰竭及经济繁荣状况构建了对应的社会经济体制，但其整体对消费需求的促进并不理想。例如增加发行国债，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投资的认识，提升了对投资的需求，对投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真正完成对经济需求的刺激，达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上述反周期财政政策直接造成消费受到限制，导致经济发展步伐受到制约。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8，我国社会固定资产平均增长17%，资产总额明显提升，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却仅增长10%，社会消费状况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状况。我国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消费状况的促进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经济体制结构差异明显：我国经济体制结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水平上。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该时期内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经济收入发展性带动，这直接导致收入两极分化的产生，并在后续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大。基尼系数是描述国民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指标越大，收入差距越明显。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认为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且该不稳定性随着基尼系数的升高而增大。从基尼系数角度对我国经济收入状况进行描述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尤其是在2005年，基尼系数指标已经达到了0.471，人们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三）财政收入与GDP发展脱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收入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增长，财政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但是在该过程中国家实际可支配GDP比例却明显降低，财政收入与GDP发展之间出现明显脱轨。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收入上升迅速，截止到2007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率已经达到18%，明显高于原有财政收入增长状况。但该时间中各项财富总数是一定的，财政收入的上升会直接造成政府利益占比提高，从而影响国民利益占比，造成我国实际可分配的GDP比例大打折扣。这种GDP发展状况可以直接造成国民生产负担加重，导致生产状况受到限制。

（四）经济通货膨胀控制效益低下：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其控制效果直接影响着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对人们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食物方面及居住类商品方面。相关资料显示：通货膨胀现象对低收入人群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而在高收入人群中并没有作用。这表明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消极的意义。

三、核心问题本质分析

对反周期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导致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为：（1）财政运行机制不完善：我国在财政运行机制构建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标准化、规范化财政体系，没有对支出、收入等进行合理划分。这直接导致财政发展粗放，限制了财政干预效益和质量。与此同时，财政管理中没有形成对应体制财政使用监督、管理、控制策略，也直接造成利益漏洞，导致政策实施效益受到制约。（2）财政制度内部体系欠佳：我国财政内部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只是实现了一般的转移性支付，没有对内部体制进行全方位建设，各项支付性转移效果受到严重限制。专项转移支付内容与财政内容发展不符，税收返还没有形成对应内容，实际经济体制受到非常严重的制约。（3）政策目标与策略缺乏配合：我国经济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没有对投资内容进行制约，没有对增值内容进行对应策略配合，体制运行效益受到明显制约。与此同时，出口成本加大，生产成本上升时人员没有形成费用体制控制，出口政策目标落实受到制约，从而导致反周期财政政策控制效益受到限制。

四、结束语

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非常高的经济调节稳定性，可以从经济手段及经济策略着手，对各项财政问题进行对应解决，从而达到经济内容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善，从波动特征入手，形成对应内容。在对该政策进行运用的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其核心问题的分析，要从上述问题着手形成对应体制控制内容，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加速我国经济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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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有两种不同的判断，较为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长波、长周期发展至少延续到2020年，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不会使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经济仍会保持10％的高速增长；较为悲观的人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或长波，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的下降期，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步入一个棺对较长时间的低增长格局。我们暂且不必对两种观点作出评论，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性质、主要特征以及能否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延长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是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

从建国后我国历次经济周期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到去年已经持续了9年)，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上下波动。

从中国经济周期的决定因素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还是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结构特征等因素。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这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与区域经济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区域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经济结构都将是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内生动力。

从时间维度上看，眼下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回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新的高增长产业生产力正在集聚，尚未真正释放能量，就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缺口。

从空间维度上看，经济的启动与飞速发展有赖于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的核心区域的带动，即一国经济发展往往需要阶段性的区域龙头或者引擎，对于大国而言，更需要多个引擎。从投入产出效率、产业链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区域整合能够破解转缺口的瓶颈约束，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随着区域整合进程的推进，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需求扩大、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等新一轮的经济循环。

那么产业轮动的路径如何选择?这里需要我们把握两个着力点：第一，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第8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摘 要 本文从宏观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周期的关系，对我国房地产周期进行了研究，并以房地产周期就背景，用北京为例，说明了中国商品房价格走势，并探讨了影响北京房价的其他因素。

关键词 房地产 周期 房价 宏观经济

一、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周期

房地产周期是指房地产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是一个上升与下降、扩张和收缩不断往复运动的过程。在一个周期中，房地产经济可分为上升（扩张）阶段和下降（收缩）阶段两个阶段，从谷底到峰顶是上升阶段、从峰顶到谷底是下降阶段。从谷底到谷底或从峰顶到峰顶，是房地产经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成为一个周期。

根据中国房地产发展自身的经历，可将中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周期：第一周期，1987―1990年。本轮周期振幅较小，扩张和衰退程度都浅。第二周期，1991―1996年。本阶段房地产市场经历过度繁荣和深度调整两个阶段。本轮周期扩张时间长、程度深，衰退时间短，程度深，周期振幅大。周期波动简单、剧烈，大起大落十分明显。第三周期，1997―2004年。本轮周期房地产市场发展较为平稳，政府和开发商已趋于理性、成熟，周期呈小幅波浪式上升，且正处于扩张阶段。第四周期，2005年至今。本周期房地产波动增长和调整交替发生，周期呈波浪式上升。

二、从房地产现周期看近年来北京房价走势

虽然近两年来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一直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房价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后更是烧到了顶点。但是由于大的宏观环境的影响及房地产经济具有的周期性规律的特点，目前来看，房地产周期还处在呈波浪式上升的第四个阶段，这个周期房地产波动增长和调整交替发生。

（一）北京房价近年来的变化

在走过了房地产初期开发的二十多年平稳期后，北京进入城市化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近几年间，新建住宅用地更是超过了之前的几年，之前关于城区的观念范围也得到了最大化的延伸，北京的经济、城市发展、国际影响力各方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快的进步，奥运会所带来的新一轮移居热潮成为北京别于其它地区的显著楼市景观。北京的房价更是快到以日计算，让普通老百姓望而生畏。

（二）推动北京房价迅猛增长的因素

1．宏观调控之副作用助推房价

近几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一片大好，整个市场运行越来越规范与透明，这不能不归功于政府一直不遗佘力进行的各种调控，出台了很多促进房地产行业积极发展的有利政策。

2．开发商囤地哄价直接影响房价走势

在开发商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采取各种隐蔽手段违规销售、炒作、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的行为，这是造成房价上涨较快的主要原因之一。

3．供需比例的严重失衡是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力

理论上讲，房价的上涨其根本动力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房价的一路盘升，又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过度旺盛。

4．城市化进程是北京房价增速的催化剂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北京的国际化都市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全方位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也在这个时候提上了议程，使这几年成为北京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几年，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开始猛增，伴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的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居民住房需求上升。

5．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推动房地产市场升温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成为了炒房一族。

三、宏观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周期对北京房价的影响

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北京的房价产生着很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和不断发展，产生了很多影响房价的因素，比如租售比、股市等都会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房价。宏观经济中的居民收入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的房价。比如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中国这个有着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体制下，高层政府的态度代表着社会经济未来的政策走势及发展方向。房价，在一定意义上是和政治挂钩的，住房关系民生，老百姓住房遇到难题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在我国，政府做出了很多调控政策，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表象是房价的越发飙升，“看的见的手”并没有能够有力的握碎背离的房价。但只要政府寻求稳定房价、解决安居问题的态度没有改变，其结果的实现无非是早晚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经济周期也迫使房价下落，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是成正相关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有一定的时差，是与宏观环境紧密相连的。所以楼市作为经济中的重要一个环节，同样须遵循经济周期规律，北京楼市走过了趾高气昂的几年高涨期，危机迹象非常明显，太多的“不应该”都成为了现实，危机的到来并不是危言耸听，而反映到市场中去的介质就是房价的下降。

显然，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决定了我国房地产业仍有广阔发展空间。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引导和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保持整个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少人似乎都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对房地产较大依赖痛心疾首。而实际上这是任何处于快速城镇化和重化工业阶段国家都无法逃避的一个过程。因此，房地产对经济的巨大带动作用，其实并不是我们当前要回避的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应是，如何尽可能延长房地产对经济巨大的带动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顺利走完城镇化和重化工业阶段。这意味着，我国房地产业还有大约15年至20年的黄金发展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我国房地产业从2010年开始步入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里程。

参考文献：

[1]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曲波.房地产经济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第9篇：经济发展的周期范文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