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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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

一、全面审视构建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

社会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任务的提出，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一，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但这种价值目标能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则取决于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发挥得如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第二，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任务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动摇。同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二是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社会氛围的形成。应注重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三是在舆论引导上，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赋予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以新的时代内容。舆论引导讲求喜闻乐见、入心入脑，舆论监督着力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努力营造“人心顺、士气高、干劲足”的良好舆论氛围。

第三，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途径提出了新要求。好的方法可以充分有效地展现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经过长期努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但也必须看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因此，应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以往好的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增强亲和力与渗透力。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意识形态工作保持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新机制；紧密结合时展的新特点，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的新方式；紧密结合现代传媒的发展趋势，根据人们接受信息途径发生的新变化，探索运用高新技术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思想舆论阵地。

二、科学把握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

意识形态工作有其特定的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

首先，在为确立社会和谐理念提供理论支撑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增强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从而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因此，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着眼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在为协调多元利益关系提供整合机制的过程中不断拓展。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进行舆论引导，使人们对一些问题形成共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人们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把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统一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先进文化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三，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形式与方法的创新，既可以充分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与目标导向，又可以有效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应积极探索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当前，尤其要充分利用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各种信息传播平台，丰富和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载体及领域，进一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应进一步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起来，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三、构建适应和谐社会要求，使意识形态建设富于创造性

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使意识形态工作富于创造性。

1、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它能够正确地反映和说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首先，回答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时代课题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首要途径。对时代课题进行正确的解答和系统的阐述，实质上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深入阐述党为完成历史任务所提出的纲领、政策和主张，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次，遵循认识规律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步骤。任何新理论的形成，既要以当时社会实践的新状况和新趋势为基础，又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汲取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思想成果。要在批判与继承、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再次，指导实践发展是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理论创新并不是抽象的纯粹的思辨活动，而是基于对社会实践的概括、服务与指导。只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才能不断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充分体现意识形态建

第2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目标函数经济决策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⒈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费用的降低

根据所谓社团组织性文化的可察觉性特征和这些文化的可塑性特征，可以把企业文化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较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代表着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类群体共有的；即便这一群体中成员不断更新，文化也会得到延续和保持。在这一层面，企业文化的可塑性很小，改革难度很大。所以，这一层次的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内核，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在较容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体现为企业内部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习惯，这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可塑性较强，可以在上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投资建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企业文化内核”的具体化（Jhon•Kotter&James•Lheskett，1997）。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核便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是通过投资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是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生公司内部的体现。卢作孚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卢国纪，1984）。实业救国与爱国主义这一内核决定了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其他两个重要方面的性质：

一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3]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只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时势英雄。这种理想成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二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通过卢作孚制定的系统的职工教育体系[15]得以强化，又通过职工之间的交流得以不断流传。这种文化强化了职工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使职工对民生公司真正产生了归属感和责任感，进而减少了其机会主义倾向(据H3)，使得管理费用在较大程度上得到降低，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

例：船上管理——从“三包制”到“四统治”

民生公司创办以前，“三包制”是中国航运界普遍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当时中国“无一非包之船”。它开始于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后来在各中国轮船公司普遍实行：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事务三个部门分别包给中国买办办理,一切人员的任用都由各部门大买办自行定夺：一船形成三个大的集团。而且“舵工由领江带领，水手由水手长用，理货员由二买办三买办用，茶房由茶房头脑用之类，又为包办中之包办，集团中之集团，甚至有每一小集团又分更小集团之事”。事实证明这种管理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小集团各施其政，无统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掌握月薪开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贤，只以薪工低廉为目的。各级头目又层层征收押金，层层以次为奥援，“遂不能指挥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难更换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金钱包办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问该事件之承包者之盈亏”[16]。承包人为了赚钱，不管航期，滥运私货，任意提高票价，服务质量极差，结果“闹得公司折了本，而买办赚了大钱”[17]。

卢作孚用“四统治”（也称“经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规定：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18]。这种管理制度将船上全部权力集中于经理和总公司，在中国航运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19]，后来民生公司接收或购买的轮船都实行了这一制度，成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

按照分层组织理论（杨小凯，1999），我们可以把一条船看成是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层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费用也越高；反之，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越小，“但是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质量也越差”[20]。但是在这里的情况却是：“三包制”是一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高（“公司折了本，买办赚了大钱”），但管理效果却也较差（中国轮船公司服务质量极低）；“四统治”是一种单层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低，但同时管理效果却较好。这种看似与一般原理矛盾的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民生公司的爱国主义企业文化的熏陶，改变了职工的效用函数：职工不仅仅考虑如何才能在劳动既定的前提下使个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劳动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发展壮大（Πi2）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这种改变大大降低了职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能在管理层次较少的情况下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没有这样统一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航运公司，由于各管理层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原则行事，这无疑会极大的提高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层次管理的优势抵消掉。

2.消费决策的改变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费用，而且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扩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场份额。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消费者会作出特殊的消费选择。据H1-2，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拿乘坐轮船来说，具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在乘船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时他考虑的效用不仅仅是乘船的舒适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会把这艘船是中国公司的还是外国公司的这一因素（Πi2）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外两艘船的票价和服务质量完全一样，那么乘坐外国公司得船相对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会给他带来负效用，这时他肯定会选择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实际上我们放宽一些条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价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多数乘船者仍有可能选择民生公司的船：

这一奇迹的创造，还靠了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不希罕漂亮的阳伞，却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许多旅客，宁肯住下等几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爱国的商人，也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去占外国船低运费的便宜，却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的轮船运，以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22]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垄断厂商的竞争中，产品的质量差别是各厂商争取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上，由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轮船是否为民族资本经营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差别。这一差别并不是民生公司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外国公司也不可能通过投资来弥补这一差别，所以，意识形态对于民生公司抢占川江航运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结论

一方面，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由于这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伴随着排外的思想，它也相应的提高了各外国航运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23]。这样，民生公司的运营总成本相对于外国航运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时，意识形态改变了消费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国公司）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独有的优势，因为它是由属于这一时代的中国人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可见，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企业行为的收益由社会获得，但是成本却由民生公司承担。更一般的，我们的结论是：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使为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个体理性，但是同时会造成相应的外部经济，使得共同意识形态群体达到集体理性。从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可能反而会使“丧失理性”的主体最终收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参考文献:

1.North，199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陈郁、罗华平译

2.Weber，1999：《TheprotestantEthic&theSpiritofCapitalism》，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陈平，2000：《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4.杨小凯、张永生，1999：《新型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Kotter、Lheskett，1997：《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曾中、李晓涛译

6.Mannheim，2001：《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黎明、李书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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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聂宝璋，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

10.罗中福等，1989：《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卢国纪，1984：《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

12.隗瀛涛，1990：《四川省文史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3.Rabin，1996：“PsychologyandEconomics”，Uc-berkeley

14.金铮邓红，1990：“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1990.3

15.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

16.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四川省文史资料》，第二缉：工商史料编

17.0lson，1994：《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出版社，陈郁、郭宇峰、李举新译

18.马敏、朱英，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

[2]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盛。……大多数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3]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发展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以及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聂宝章，1983)

[5]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识”，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Rabin，1996。

[7]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

[8]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区别于Πi1。

[9]Rabin&Donoghue,2000

[10]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战略空间。

[11]这里当然不包括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比如买办阶层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根据Bayesian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个估计是：如果爱国者比例太小，中国至今也不可能独立）。

[12]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58。

[13]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卢作孚，1934，“大胆生产小心享用”。

[15]具体见：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载《卢作孚文选》。

[16]本段以上几处引言均来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

[17]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新世界》1933年32期。

[18]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

[19]一个例子：“在最艰苦的时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员都参加了旅客服务工作，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旅客多的时候主动让出自己的床位给旅客住。”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71。

[20]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153页。

[21]内在的逻辑是：在管理层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监督者的道德风险系数负相关。

第3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社会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突破了区域和国界的概念，地球上每个角落生活的人们都能即时连通。全球化形成以经济为核心，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格局。全球化带来的对生活的变革时刻影响着人们，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也在变化。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新的新闻传播模式涌现出来，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全球化进程中，语言作为沟通媒介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的手段。当前，英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说英语的人在全世界约为17亿，这些人口分布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0%，大部分的科技书刊用英语来进行书写，在开设国际广播电台的86个国家中，76个开设有英语频道，在互联网世界中，80%以上的网页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英语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这种语言全球化失衡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硬实力，这种结构性力量是英美文化取得话语权的直接原因，也是英美文化强势传播的基础。可见，英语新闻在全球文化传播中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开放的发展中大国，需要译介这些英语新闻，为我所用，即获取国外资讯，了解英语世界对我国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报道。一般而言，新闻报道应该秉承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相分离的原则。但是，从实际的新闻报道文本看，任何人和机构都具有一定的立场，在报道某一事件时具有倾向性。在英语新闻的编译中，报道人所持的立场、所在机构的赞助人和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作者的报道立场，同时也会影响译介者对原文本的编译行为。通过研究发现，影响新闻文本写作和传播的主要因素有：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认知不同。因此，在不同意识形态下，作者的报道立场大不相同。如《人民日报》3月26日文章标题：国家体育总局解释12套广场舞仅推介非硬推。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同一事件报道回译后的标题分别为“广场舞大妈的怒火迫使中国政府改口”“中国试图控制跳舞大妈”，这两则标题均将政府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折射出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报道立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应该有的中性、客观的报道立场往往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变得激进、反向。

2.读者的阅读期待

在英语新闻文本中，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文本的可接受性紧密关联。接受美学主要创建人之一姚斯受哲学家波普尔和社会学家麦恩海姆的影响，提出了期待视野的观点。认为读者阅读作品是主动的过程，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作品，即读者总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水平，他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他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他的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出发去阅读作品的。英语新闻的原文符合源语读者阅读口味，同样，经过编译后的新闻文本也要符合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达到读者的阅读期待。

3.新闻文本传播的赞助人

赞助活动使得赞助者和受赞助方均能获取好处的社会行为。赞助方对受赞助方的物质精神方面对相关活动进行赞助，使得原来不可能实现之事得以实现，达成受赞助方的意愿。赞助方可以获取有形或者无形的受益。在我国英语新闻的传播过程中，赞助人的作用不可忽略。赞助人作为意识形态和译者之间的媒介在英语新闻的编译中作用非同小可。透过赞助人对于新闻编译过程的操纵，意识形态最终实现对译者、译作和读者的隐形和间接的影响。应该说，新华社及相关媒体是新闻传播的主要赞助人。新华社是我国最大的新闻编译机构，也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法定新闻监管机构，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和稳定发展大局。

二、英语新闻在我国的传播策略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的差异在跨文化新闻传播中存在，英语新闻在我国的传播需要经过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程序，通过不同的策略来调整英语新闻文本，使得译文能够符合主流价值取向，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赞助人的要求。

1.树立全球化观念，译本多样化提高传播的效果

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人类的生活空间正日益超出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全球化解除了原有的空间障碍和满足了知识、信息的聚合，促进了不同言语社区的交流。英语新闻的全球传播既是全球化的体现，也是英语文化霸权的展示。全球化的核心是一体化、多样化的矛盾结合体。在我国，英语新闻的编译既有官方的正式版本，如《参考消息》的编译，其他新闻媒体的再编译版本，也有网络自发的翻译小组的译文等，多样化的译本提高丰富了对原文理解，有效地促进了文本的传播。

2.消除文化间的隔阂，提高新闻文本的可接受性

英语新闻的传播离不开新闻编译。编译既是解码—赋码过程，也是文化过滤的过程。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制约作用，同时文化又在塑造语言和思维。英语新闻的跨文化传播需要编译者采用适当的手段，尽力消除语言、文化间的隔阂，提高新闻文本的可接受性。《参考消息》编译了《纽约时报》在4月6日刊发的一组文章，其中美国外交学会日本问题资深研究员希拉•史密斯的文章只保留了头和尾，即只保留了文章的观点和结论，对所列的3条理由全部未译，节省了篇幅，删除了相关细节性的论证信息，但读者获取了作者的态度，即文章的精髓。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写可以很好地规避一些敏感问题，还能提高译本的可接受性。《参考消息》编译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28日讨论高等教育的投入和产出问题的文章，其中的小标题并不能体现文章中部分段落的核心思想，改写小标题更好地服务于文章的理解。如第三个标题改译成了“应统一测试毕业生”，完整再现了原文中各个国家加大力度进行统一测试，确保学生毕业质量的措施，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方向。改译消除文化隔阂，很好地服务于文本的理解和读者的期待。

3.深刻把握多元文化认同，提高新闻传播的价值

要使得英语新闻得到有效传播，应该充分考虑到信息输入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这样有助于提高跨文化新闻传播效果。非语言因素如政治、经济、地理等都会影响语言的地位，因此，并非所有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编译者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原文进行操控，恰当地表达原文意义和唤起读者的文化认同感，实现新闻文本的价值。在上例中，新增大标题“对高等教育高投入值不值”，对原文隐晦的表达是一种有效的补充，既可以提高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起到了“新闻的眼睛”的效果，同时，问句形式还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举多得。原文有两处小标题，译文中有三个标题，分别为“美国模式风靡世界”“学知识还是买学位”“应统一测试毕业生”。其中，对第一个标题进行了增译，增加了译文的吸引力。在第七自然段前增加第二个标题，既对高等教育的本质进行质疑，又通过后两个段落回应了高等教育的归宿，这些都提高了原文的可理解性。在新闻编译中增添必要的句子成分，使得译文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原文意义，能够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心理，更好地理解原文。

4.采用多种编译方法，实现英语新闻传播的目的

英语新闻编译是复杂的语言转换过程，将源语言的话语材料转换成目的语中意义对应的话语材料。该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同时知晓他人对我们的态度。全球化语境下，新闻英语编译势必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要实现英语新闻有效传播的目的，必须要通过精心筛选待编译文本、适当增加或删减原文信息、适当改写来满足读者期待，同时还要合理规避敏感因素，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三、结语

第4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一、大学生思政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传播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信息传播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重要模式，用这一模式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作如下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为对象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思政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思政工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是传播者；大学生是接受信息的一方，是受传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传播信息，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中心环节；大学思政工作者借助语言、文字、表情等传达和交流观念、知识、思想的方式属于传播媒介；大学生在接受教师发出的信息后，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朝着国家意志方向的变化属于传播效果。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了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的“5W传播模式”的五种基本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传播，是师生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互动。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播者的导控性导控性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大学生思政教育是通过大学思政教师的信息传播，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哪些观点应该提倡，哪些观点应该反对；哪些事情应该弘扬，哪些现象应予批评；哪些是正面宣传的典型，哪些是负面警示的材料，其指向性都很鲜明，都是由教师来导控的。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实践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大学生“知”，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行”。对于这门课程来说“，行”是测评“知”的试金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用考试测评的，只有通过大学生的身体力行、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检验其是否收到了实效。

二、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一）传统教学的筛选信息和议程设置面临严峻挑战新媒体带来的媒介资源泛社会化，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传统的“舆论一律”的信息空间被打破，在信息传播方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微信舆论场成为一股强大的传播力量，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这一技术支撑及传播特点，为大学生成为“新意见阶层”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使相关部门的信息筛选及议程设置面临更严峻的现实挑战。

（二）传统教学的灌输模式达不到传播的预期目的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传统的灌输式的模式是失败的。原因如下：一、政治体制的改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多侧面认识客观事物与社会现象的大背景，也提供了更多的发言机会，“一言堂”的传播局面已成为历史。二、信息传播技术带来了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模式失去了发挥作用的信息基础，其传播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三、受众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动机，导致了他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而这种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不像对客观实在的物体那样明确，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假象，比如，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观点，大学生在考试答卷上与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以上原因导致了灌输式教学模式的失败，大学生不可能把被动接受的信息主动转变为社会实践活动。

（三）作为受众的大学生心理在悄然地发生着隐性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事物、新动态、新思想层出不穷，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官方媒体或学校教育宣传、解释的重点，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学生易于接受新生事物，面对迅速改变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心理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于带有强烈而生硬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及居高临下的灌输式的传播方式，本能地用自我心理防线予以隔离，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课没有传播的某些思想和事物，喜欢亲近、接受。因为人们对于某一思想观点的接受或认同，总是参杂着自己的主观需求，而主观需求又是与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生总要最大限度地寻找能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契合的思想观点。

三、传播学对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启示

传播的方式方法必须与外部环境、受众特点等相适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面对新的信息环境，面对新的信息环境中的大学生，传统的方法已经滞后，因而，探寻与时展相适应的传播方法，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一)增强教育内容的人文关怀内容作为传播交流活动的基本要素，在传播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如果一厢情愿地期望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改变受众，结果会事与愿违，传播效果研究表明，“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唯意志论观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外，还应反映大学生的现实需要与个体关切，将与大学生个人发展、前途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到讲解中，突出传授内容的人文关怀。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理论知识为实际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提高这门课程与大学生现实需要的结合度。

（二）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大学生则处于主体地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彻底改变了人们接收、传播信息的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师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与大学生的关系，我讲你听的“灌输”方法已经行不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大学生为中心，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大学生看作是服务对象，更加关注大学生的实际情感、态度和行为，最大限度地与他们交流、沟通，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提高教育方法的艺术水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一定的技巧，科学利用传播技巧对传播效果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传播效果研究表明，在所要传播的思想和观念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会收到不同的传播效果。第一，“两面提示”。

借鉴传播学的传播技巧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完全站在需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的一方，仅向大学生解释自己的观点或判断，这种做法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一面提示”，这种做法虽然观点明确，但是，有时候显得武断；另一种做法是，根据所要传播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向大学生解释己方观点或推出有利于己方的材料时，也展示不同的观点尤其是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这种做法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两面提示”。研究表明，对于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的人，“两面提示”的效果好于“一面提示”。大学生对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既有倾向，因此，运用“两面提示”更加客观，不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还有较强的“免疫效果”。第二，“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相结合。大学思政工作者向大学生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是“明示结论”，将自己的观点隐含在所讲的内容中的方法是“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适当地向他们提供一些判断材料，将所要宣传的观点巧妙地渗透于材料之中，引导他们思考，适当时候还可以组织大学生进行辩论，这样，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的观点，而且能使大学生感觉到结论是由他们自己思考或讨论得出的，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第三，“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相结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诉诸理性”就是教师运用逻辑方法来讲解思政内容，达到说服大学生的目的；而“诉诸感情”是通过营造氛围或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语言来感染大学生，以达到影响大学生的目的。在传播学上，哪种方法更为有效，至今学者们仍没有一致的结论，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两种方法应该兼顾，比如，在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既需要用逻辑方法进行讲解，也需要举一些身边生动鲜活的例子进行阐释，既需要“晓之以理”，也需要“动之以情”，教学实践表明，将二者有机结合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5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关键词：框架理论；香格里拉对话；意识形态；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81-02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东移和军事力量的转移，亚洲已然成为全球热点地区之一。特别是2013年，争端和南海冲突不断升级，朝鲜半岛南北紧张对峙，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冲击。在亚太新形势下召开的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因此成为中西方媒体发声、试探并进行角逐的重要平台。所谓“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谁拥有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1]。在西方国家主宰的、“专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国际会议上，中西方媒体通过报道框架的塑造分别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镜像”？中西方媒体如何通过报道折射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这些都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一、理论阐释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1974年，高夫曼（Goffman）将其引入到文化社会学。此后“框架理论”被逐渐引进到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中。“恩特曼（Entman）提出框架的四种功能，即界定问题、确认问题成因、定出一种道德判断、给予解决方案和改善方法。”[2]“甘耐姆（Ghanem）将媒体的框架分为四个维度，即新闻涉及的话题的取舍；新闻外在表现；新闻认知上的属性；以及新闻中的感情属性。”[3]“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4]本文将在框架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报道的标题、主题和结构等方面来做新华社和西方三大通讯社英文报道的对比分析，通过研究中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不同报道框架，找出中西方媒体所建构的不同“中国镜像”，进而挖掘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导向。

二、研究概况

（一）标题分析

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表示，“标题是消息文本的纲要性概述”[5]38，“标题和导语一起概括了新闻文本的内容，表达了它的语义宏观结构”[5]54。因此，从新闻标题中，不仅能够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够对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

西方三大通讯社的新闻标题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如西方三大通讯社在报道中国网络威胁问题时使用的“cyber-threats”、“cyber-

spying”等贬义词，塑造了一个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镜像；在报道时，西方三大通讯社通过标题暗示中国是破坏区域稳定的始作俑者，让受众初见新闻标题就容易形成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新华社报道的新闻标题则多为事实性标题，主要概况了报道的主要事件，让人一目了然，少有强烈感彩的词汇出现，看起来客观公正。仅仅从标题来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对于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的报道的侧重点截然不同，前者报道了一个负面形象的中国，且用词情感色彩鲜明，让人印象深刻；而后者则报道了一个积极正面的中国，且用词中庸平淡，看不出来明显的情感倾向。

（二）主题分析

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表示，“主题是话语的纲要、主旨、要点或最重要的信息”[5]33。“学者加姆森（Gamson）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新闻框架应当包含‘界限（boundary）’和‘架构（frame of building）’两个层面。”[5]“新闻选题是媒体对报道对象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往往决定着媒体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6]因此，框架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新闻业务中，就是指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选取部分新闻素材和突出部分新闻素材的过程，而新闻报道的主题就是新闻工作者凸显的那部分新闻素材。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共同关注了中国网络威胁问题和，不同的是，西方三大通讯社主要塑造了一个充满威胁的“中国镜像”，其报道南海局势紧张和亚洲区域安全动荡，也是为了美国重返亚太造势，香格里拉对话是西方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关于亚洲问题的国际会议，高度评价香会在亚洲局势的重要作用，也是为了要中国参与到西方国家的游戏中来，而这个游戏已经被西方国家早早制定好了规则；而新华社则主要针对西方三大通讯社的发问做出解释，塑造了一个同样受害并且想要和平崛起的“中国镜像”，从这点上看，西方三大通讯社和新华社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中国镜像”，究其背后，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主导。

（三）结构分析

通过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美联社和新华社的两篇特稿虽然报道同一件事情，但是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报道倾向和意识形态。从标题开始，美联社的标题是《中国期盼同美国就网络威胁问题进行谈话》，而新华社的标题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愿就网络安全问题同美国开展对话》，美联社的稿件用词looking for wardto，而新华社则用的是willing，从细微的用词就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和立场，美联社塑造的是一个低姿态的、盼望同美国进行谈话的中国形象，新华社塑造的是一个高姿态的、愿意同美国进行对话的中国形象。导语部分，美联社的表述是中国迫于压力期盼同美国国防部长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而新华社则援引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洪磊的话，表明中国愿就网络安全问题同美国开展建设性的讨论，导语部分的报道倾向和标题表达的倾向保持一致。报道的主体部分，美联社的报道接着说明网络安全议题不仅是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重要议题，也将是习奥会面的重要议题，不仅为香会设置了议程，同时也为习奥会面设置了议程，在表述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方面，美联社先是引用了美国军方出台的报告，来增加消息的可信度，接着引用军方报告中具体的数据来描述美国遭受的巨大损失，然后引用美国官员的话指出中国利用黑客行为窃取美国军方机密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中国国防部的一份宣称中国没有借助外力自助研发防御武器的报告，在新闻报道中，“为建立新闻事实之间的联系，把以前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或条件而提起，描述已发生的后果或者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5]87虽未直接点出是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帮助，却能让读者不免联想到前文的各种铺垫，潜意识里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加和中国利用网络“窃取”美国军事机密联系起来，不得不说，这种报道手法极为隐秘也非常有效；新华社的报道先描述了事件的背景，即哈格尔在香会上发表的针对中国网络窃密的讲话，接着转述哈格尔的话表明中美需要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并进行合作，随后转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话表明中国同样是网络黑客行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文章的结尾直接引用洪磊的话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网络黑客行为的重视。由报道的主题部分可以看出，美联社塑造的是一个“窃密”的、“危险”的并且“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的中国形象，而新华社塑造的则是一个“受害”的、“愿意合作和对话”的中国形象。同时在报道手法上面，美联社的篇幅要多于新华社，美联社的报道手法丰富而又隐秘，能够让受众更好地注意、理解、再现、记住，最后接受报道的内容，而新华社的报道则平铺直叙，以陈述事实为主，看不出明显的报道倾向和报道意图。

三、结论

“新闻是社会产物，而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处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新闻媒体和该传播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受到传统、历史、文化及新闻传播体系的性质、构成、变化过程等因素的制约，其新闻价值取向必然存在着差异。”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中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媒体性质的不同，对于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报道也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塑造了不同的中国镜像。西方三大通讯社会议开幕前三天就开始对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的报道，比新华社早了两天，总发稿量比新华社多出10篇，从报道初期就设置了此次香会报道的三大议题，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网络威胁问题”，并通过默契合作和团体作战，持续炒热舆论不断造势，通过密集的稿件和隐秘的报道手法塑造了一个“窃密的”、“危险的”中国形象。反观新华社，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效优势，其报道滞后于西方三大通讯社，只是针对西方三大通讯社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没能设置出自己的议程，传达出独立的报道观点，处于被动地位，总发稿量少，报道手法有限，亦步亦趋的解释没能够成功地塑造“和平”“安全”的中国形象。“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当下，舆论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赵启正.努力建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J].外交学院学报，2004（1）.

[2]胡幼伟.争议性外交议题之新闻文本框架分析――以“凯德磊隐匿访台”事件为例[Z].中华传播学会2005年年会论文.

[3]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3.

[4]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4）：55.

第6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关键词：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永久的原则；持久的神话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5—0017—06

在高等教育的世界之中，有一些经典的理念。这些理念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也是象牙塔内成员的精神支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就是这些理念中的一员。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应“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可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在当下依然具有影响力。但是，要把理念真正转化为实践，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和互动，则需要穿越历史，了解这一理念的前世今生。通过揭示这一理念的产生机缘、历史演化和当下境遇，我们能更好地选择未来之路，以真正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一、一个“永久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许多经典理念，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并没有确切的产生时间。“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则不同。一般认为，它是与二百年前洪堡的大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在洪堡之前，大学也存在着个体化、隐秘的对于知识的探索，科学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甚至明确地指出：“自古以来，高等院校就是研究的场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许多学者都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即使在今天仍是值得模仿的。”但整体而言，在19世纪之前，大学公开的职能却只有教学，科研主要发生在大学之外。

洪堡对大学单一的教学职能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如果规定大学的任务是传播知识，科学院则是发展科学，这对大学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大学教师的科学贡献丝毫不亚于科学院的研究者；而且大学有大批的青年人在不断地探索科学，也能促进科学蓬勃地发展。在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的推动下，柏林大学把科研确立为大学一项重要的活动。在洪堡等柏林大学缔造者的心中，存在着一个二分法。这个二分法不是教学与科研之分，不是教师与学生之分，而是大学与学校（即中小学）的差别。他们认为，大学的任务经常是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所有时间都保持研究状态。而学校则只是处理封闭的已经确定的知识。大学和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也不同。在学校中，师生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为了学生而存在。而在大学中，教师不是为了学生而存在，师生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师生都有自己正当的共同追求知识的目的，是共同研究者。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科学而共处”，科学探索是大学的首要地位，大学应“唯科学是重”，并且这种所谓的科学是一种本身即目的的“纯科学”。虽非为了其他目标而存在，但在“无尽的探索之中”，研究者会获得启发，进而能“把自己从当时束缚着自身头脑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个人天赋完全地发展，各种潜能最圆满、最协调地发展，最终融合成一个整体”，成为真正的“完人”。这种不断接近于“完人”的过程也就是教育的过程，或者说是达至“修养”的过程。科学并非为了“修养”而刻意准备，却是天然适合于“修养”的材料。大学只要专注于科学，便可自然实现“修养”的目标。这就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本意。大学就是一个师生共同“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场所。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大学理念是德国启蒙思想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的价值就在于人的存在本身，人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在于他内部的道德修养”。而追求科学的理性进步统领一切进步，人的主体性的张扬、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都涵盖在科学理性中。费希特就明确地指出：“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

正是以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德国大学赋予了科研以合法性：科研活动不但没有像亨利·纽曼所认为的那样会侵占教学的地位，反倒更适合于传统大学培养人的理智和人性的使命的完成。这样，大学就把科研逐渐楔入了作为教学场所的传统大学之中，使得大学兼具了双重任务——科学探索和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并把这二者融合在了同一个进程之中。为了实现“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柏林大学采用了与传统大学的学院制不同的两种制度形式：教学—科研习明纳与教学—科研实验室。在习明纳和实验室不断涌现的过程中，那些新的学术兴趣“找到了永久的体现和不断发展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保障，教学材料直接来源于学者的科研的革命性实践才得以活跃开来。伯顿·克拉克说，柏林大学的改革“把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思想建立成为一个永久的原则”。

柏林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和各项改革制度被其他大学纷纷效仿，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在德国蔚然成风，并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德国一度被誉为“教育的麦加”。“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受到德国科学方法的训练，回国后竭力模仿德国的榜样。法国历史上的大学研究班、美国大学中的研究院、日本的技术学校以及其他地方的类似办学趋势，全都烙上了‘德国制造’的印记。”随着德国高等教育思想和模式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永久的原则”还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经典理念。到了19世纪末，科研是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成为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大学的根本原则。在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引领下，中国大学也获取了这种理念。

这种理念的力量是强大的。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就特别强调：“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他还指出，只有那些亲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才能真正地传授知识，最好的科研人员应该是首先的大学教师。而拉姆斯登和摩西也类似地认为，“学术界很少有信念超越教学与科研彼此和谐互惠的信念”，这是一种“”。福克斯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

第7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关键词]情感体验　中职学校　德育教育

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是中职学生脱离应试教育适应开放性教育的基础教育教学工作，基于情感体验的德育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德育教育教学工作中逐渐被提起，从根本上提倡了中职学生的参与性，在教学环节上增强了中职学生的互动性，提高了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的效率。

一、情感体验在中职学校德育工作中的意义

1.主体性

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应该充分的认识到教学主体性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中职学校中职学生思维开阔、思想开放的年代更应该明白教学的主体对象。首先，从教学的目标来看，教学主体性有利于教学任务具体设计及实施，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教学主体对象是学生，教学设计的内容应该与中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能够被中职学生所理解，其解决问题的思维应该被中职学生所接受。其次，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明确了以中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工作路线，其教学工作中能够更多的融入中职学生们认识问题的视角，增强了中职学生对待问题处理时的选择权、决策权，使中职学生觉得德育教学其实就是自我学习自我成长，有利于教学工作的实施开展。再次，以中职学生的成长为主体的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能够充分的调动教学资源，合理的利用教学设施，提高了教学成效的直接转化，提高了学生对德育课程的深入理解。

2.主观性

以学生德育教育为对象和目的的德育教学工作不仅可以使课程自身得到可靠性提升，而且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主观性思维养成。首先，从德育教学的课程内容来讲，许多德育思想都是从举例中来形象说明的，而中职学生在充分理解这些贴近生活，贴近自我的实例中不仅可以发现自我的影子，而且可以进一步启发自我。其次，教师在德育教学工作中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身临其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而且丰富了学生的形象思维，使学生对待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3.主动性

学生对于德育教学的主观性养成后，极易产生一些能动，这样有利于德育教学工作教学成果的实际应用。首先，从哲学意识形态来说，主观能动性是人对事物深入理解所产生的思想行为意识，中职学校中职学生有了足够的德育主观性，其行事则会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从德育教学的最终目标上看，教学教育最终还是为了育人，即培养中职学生对待事物、处理事物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职学生提升自我德育观，增强自我品德，形成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最终为社会和自我价值的体现服务。

二、情感体验在中职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实现

情感体验是一种融入了情感理解、身同感受、思想交流与沟通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集情感、行知、思考和映射于一体的教学过程。情感体验在中职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不仅可以促进中职学校德育教学改革，避免了传统的大课堂、大道理、枯燥条规的德育教学工作的弊端，适合了中职学生身心的成长需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了师生交流，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基于情感体验的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1.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创新情感体验环境

在我国的德育教学工作中，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仅有课本和教案，一部分教师准备了教学素材，但是都是文字性叙述，教师采取读实例，学生聆听分析的模式，这样对实例的理解不够充分，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实例由于冗长繁琐，学生前听后忘，久而久之则产生了厌恶情绪。教师讲述到某种品德教育时可以将收集到的视频进行播放，使中职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品德教育，或者对某个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播放，即丰富了中职学生对新鲜事物接受的途径，而且提升了教学效果。教师亦可以对某些现象的图片进行分类收集，讲述到某一现象时集中播放。即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又提高了学生对问题的深入理解。

2.巧设问题情景，增强中职学生情感体验

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性在课后布置作业，但是由于检查力度不够，中职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不容乐观，而且老师设置的问题大多数都为课后的思考题，其题意由于各地教学情况不同，问题合理性有待于调整。基于情感体验的中职学校德育教学提倡教师设置问题时紧接中职学生思想培养状况，在课程授课过程中针对某一思想观点展开阐述，激发中职学生的个人思维活跃性和临场发挥，并以小组讨论，个人谈看法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提升课堂知识与中职学生思想品德融合提升的速度，有利于中职学生行知结合，改变对待事物的看法和个人行为的品德提升。

3.以创新材料为引导，增强中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中职学校课程教育以课程内容为引导对中职学校学生的知识进行提升，而对于课程外延及知识交汇的地方涉及较少，而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是一项积极培养学生健康的思维方式、积极的生活态度为主的课程，本不应该设置界线。因此，基于情感体验的中职学校德育教学工作应该多元化丰富教学内容，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德育教学工作，使中职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能够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4.开展中职学生社会实践，丰富中职学生情感体验

中职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本源来自于中职学生自身，中职学生需要在还原自我的场景去发现自我，这样才能够解决自我发展问题，其次，中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是中职学生激发自我潜能，使所学与所知应用于社会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的良好机遇。中职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中会逐渐明白德育思想体系中提倡的精神理念与社会理念结合的精神所在，能够通过参加义工活动，公益组织等社会实践明白真正的核心价值观与人格魅力的体现，这些才是德育工作的目标和成效。

第8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关键词：平面设计；“顶岗实习”；校企合作

平面设计是近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复合性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发展极为迅速。它的作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商业范畴，不管是环境艺术还是数字媒体亦或是形象包装等等，都与平面设计专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传媒技术的更新和数字艺术进步，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美术商业化的进程和发展，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脑科技的发展为平面设计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方式；为设计师带来了广泛的机会，拥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无论经济怎样，都离不开新产品的开发与研制。而且“产品――包装（平面设计）――宣传”三位一体的格局永远不会被打破，也就是说只要有产品就一定有商业美术设计的参与。

笔者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平面设计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上，应该做细致的市场调研和专业的研讨；应该从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生源组成及特点、专业行业现状等方面统筹考量，根据职业岗位群对知识、能力、态度的要求，在行业分析和职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而课程的教学大纲应以课程目标为依据，根据理论知识必需够用，专业知识先进实用的原则，在教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专业课程的讲解，理解其中的重点和难点。这就需要各专业教师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突出对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专业学习中的积极作用，从而适应人才市场的诸多需求。

由此可见，平面专业尤其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动手能力并不是简单的构成练习或是平面作业；这里所说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指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下（工作室或公司企业），以真实的企划案例或商业订单为对象，进行的包括行业规则、专业范畴、设计能力、个人素养等方面一系列、全方位的学习与交流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已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处在这种具有高强度挑战性的生存环境之下，虽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困难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同样面临着更多的发展契机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校企合作”对于高职高专院校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校企合作”成功与否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能否办出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成败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学生能够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也为了让学校、企业、学生有一个互相熟悉和了解的过程，从而让三方能够更好地进行选择；近几年来，许多高职院校在毕业生阶段增添了“顶岗实习”的内容。

“顶岗实习”是高等职业院校有效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形式，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学生在完成文化理论基础课、学科专业课以及学校专业实践课以后进行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手段，是强化学生职业工作能力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推行高等职业院校与就业岗位实现“ 零距离”运行模式的有效途径。从这一方面看，顶岗实习具有其他的教育实习模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首先，顶岗实习能够让学生在完全真实的行业情境中将学校所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融会贯通，更有效地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其次，提前让学生全方位地接触所学专业及相关行业的现状；能让学生形成更直观、更形象的认识，这对于即将走上专业设计师道路的学生而言；让他们认识市场并对将来的择业、就业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第三，切实有效地推进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教育模式，能确保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并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体系。

但是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在实施顶岗实习的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符合顶岗实习要求的岗位数量不足，与企事业实习单位的缺少沟通与协调，对实习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顶岗实习达不到预期目标和效果。正是这种局限和影响，大大削弱了“顶岗实习”在人才培养中尤其是在学生到设计师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使得让学生“企业、学校无缝对接”成为空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对毕业生在企业或公司“顶岗实习”阶段中的生活情况、工作态度、思想活动等方面，做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通过近二年的时间，以跟踪访谈的形式针对数名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在生活中、工作中所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入手；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并做好分类整理工作，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将作为重要的支撑材料；同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顶岗实习阶段，学生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基础专业知识掌握不扎实。在公司里，所用到的专业技能和设计理念是这个行业领域中最实用的，也是被市场所认可的。而学生在学校中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则不同；它更倾向于所学专业的共性的专业知识，即最基本的操作规律和设计方法。是基础的知识；在学校的学习中，可能因为学校或学生个人的原因不能将这些基本的专业理论和技能知识很好的理解、消化，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学生走出学校踏入社会进入公司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学无所用。这也是很多毕业生在工作以后经常说的“在学校里学的在公司里根本没用”。可事实真是如此么？学校里面所传授的专业知识虽然没有公司、行业领域里那么前沿和时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个专业知识体系中的上层建筑多么的华丽、种类丰富，可专业体系中的基础理论构架却是相同的。这个专业基础理论构架是一个专业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学校所要传授的，所以不是学生学得知识没用而是学生不知道怎样去用。打一个比方：艺术设计领域虽然包含了诸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等多个专业，但不论是哪个专业到最后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作品，从根本上分析无非就是六个字“点、线、面、黑、白、灰”。

但越是这样看似简单的基础专业知识就越容易被学生们忽略。在他们看来，用软件制作出来的各种精美的专业效果图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这是典型的舍本逐末、喧宾夺主

第二，思维转变跟不上节奏。通过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他们对我说得最多也是最困扰他们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进入公司以后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从熟悉的学校到陌生的职场。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即将毕业的学生早已形成的属于学校的意识形态。一旦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必将引（下转第页）（上接第页）起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如果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会极易产生自由散漫、自信心缺失等诸多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学生在新的职场环境中的健康发展。可现实的情况是受到学校环境和学生自身条件的限制，这种学校向职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很难在没有外力干预得前提下由学生自主完成。而且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转变不是瞬发性的、不能一蹴而就，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适应过程；只能让学生慢慢地消化、吸收，从而完成思维方式的转变。

第三，通过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还发现一个困扰毕业生不大不小的问题：那就是从学生到职员的身份、角色的改变：公司里各种规章制度，与老板、与同事、与客户等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时间扑面而来，根本没有多少缓冲的时间。尤其是刚进公司的头一年，这种困扰的感觉尤为强烈，结果表明所有受访的几位毕业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段“煎熬的时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公司或是一个团队而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是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成为初进职场的毕业生由学生向职员角色转变过程中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每天朝九晚五、风雨无阻；时不时地还要加班加点一天下来几乎没有多少私人时间。相较于公司而言，在学校里要轻松、自由得多。

通过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整理、总结和研究，也引出了我们对现阶段“顶岗实习”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的思考。我们还可以将“顶岗实习”这个概念上升到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战略的层面，来更深层次地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与法规以及各种硬性细则的支持。就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虽然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而言；不管是政策法规还是财政监管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把“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政府呼声高、促进措施滞后”是影响推进校企合作的关键。

第二，相关企业对于“校企合作”的认识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而企业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效益，这样企业和学校在经营理念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现阶段的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成了摆设，学校是“落花有意”而企业则“流水无情”。

另外，现阶段高职院校本身对于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态度以及教学管理措施的不完善，也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教司，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点击核心――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2.

[2] 刘兰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特色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187-191.

[3] 教育部高教司，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必由之路――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

[4] 孙云志，何玉红.工作本位学习与学校本位学习的整合[J].成人教育，2009.

[5] 张晓燕.关于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对策与思考[J].辽宁高职学报，2007.

[6] 潘鲁生.艺术与设计并重[J].艺术与设计，2001.

第9篇：意识形态工作材料范文

一、抓理论学习，力求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我们一直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自身要党性强、信念坚定，更要具备在思想层面影响青年、引导青年的本领，工作中始终把坚定理想信念和提高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作为重点。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二是深入开展“六个为什么”的学习讨论活动。以各支部为单位，集中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支部学习和个人自学的基础上，组织党总支讨论会，按照不仅自己能够理解和掌握“六个为什么”，而且能够在别的场合把道理讲给青年的要求，分专题交流学习体会、展开思想碰撞、互相释疑解惑，总体上达到了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坚定信念的效果。

二、抓素质提高，为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认真落实对加强机关干部学习提出的一系列要求，结合办公厅工作实际，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

一是着眼研究全局性重大问题，定期开展集中学习交流。围绕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书记处重要工作思考和工作部署、支持基层工作的思考等专题，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交流学习体会，办公厅负责同志最后进行点评。这种学习方式使大家既加深了对重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充分锻炼了表达能力和创新意识。在上一个年度中，我们共组织了13次集中学习交流，取得了好的效果。

二是把务实与务虚相结合，积极开展“今日我开讲”活动。结合办公厅的具体工作职能，确定了调查研究、机要保密、工作、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与审计等专题，由各职能处室的处长担任主讲人，从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团中央的相关制度安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工作的新思考等角度进行讲解，与会同志进行提问交流。会后，要求相关处室结合讨论交流情况梳理工作思路、提出整改意见，努力把学习研讨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措施。近期已经围绕机要保密、财务管理开展了2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