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服饰文化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数字化符号化文化传播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中国人对祈福是比较在意的。人们在过去的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生活水平一直比较低,因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风调雨顺的愿望只能寄托于想象或者具体的事物上。这样出现了很多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期望的事物[2],这就是祈福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历史背景。同时祈福文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并不是只在一个事物上或者文化范围内。在祈福文化中,祈福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有着具体的表现。这里着重要研究的是祈福文化在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现代家具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祈福文化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元素。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中,设计师不但要考虑家具的实用性和时代性,而且要考虑家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在中式家具设计中,要着重考虑和研究古代中式家具的历史变迁和家具文化的发展,这样设计理念就有了文化的底蕴和依托[3]。家具设计必须有文化体现在里面。在中式家具设计中,主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闪光点,在我国古代的家具设计中就有很多的文化特色沉淀在其中,祈福文化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种。祈福文化和现代中式家具设计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就非常多样化。在人类的文化长河中,社会的发展表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具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4]。家具的演变史就是人类生活水平的最有力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一直到近代,人们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具史也在证明着这样的变化。家具是人类生活水平在精神文明上的最直观反应,家具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历史的承载体和见证者,它反映时代的文化、艺术、经济等各个方面。家具不仅是一种物品,而且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中式家具是指能集中反应映中国文化的家具样式、材料、工艺等的总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和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在这种积淀中也反映了人们所用饰品的变化,家具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品[5]。所谓的中式家具就是能集中反映中国文化,同时也能说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家具的总称。作为中国人自然离不开中国文化,因为它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们从中汲取了生活的力量和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精神食粮。文化要一直流传,自然家具也要反映这一变化,如何将中国文化的变化在家具上集中反映出来就是现代家具设计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当代中式家具设计主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家具设计的要求。文化的传承在家具设计上的表现是设计思想的连续性[6]。中式家具要体现出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主要汲取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结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情况加以创新而成。家具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文化,也表现出现代中国的精神面貌。中国文化元素是中式家具中最有标志性的东西,中式家具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要使这一标志性的东西更好地体现在家具设计中,家具设计师应该要好好思考如何体现文化的特色。现代中式家具设计师在设计中式家具时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推崇的今天,中式家具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具体承载者[7]。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式家具进行分析,可以窥探出古人的思想和聪慧,从而深入研究中式家具在文化方面的深邃内涵。在现代中式家具的设计中,设计理念和设计思想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祈福文化在中式家具设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过去的中式家具可以看出祈福文化的具体应用。古人的祈福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的期待生活吉祥如意;有的反映人的高尚的精神情操;有的反映稳如泰山的精神期待等。这些都是祈福文化在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中具体应用的例子和表现形式,也都说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祝愿。
2龙纹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纹是中国文化中的标志性东西,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性意义。龙在中国古文化中象征帝王和皇家,是尊贵的象征,同时在人们心中也寓意着吉祥和幸福平安。这一祈福文化的象征自然在中式家具的设计中有所体现[8]。中式家具和龙纹的结合在家具设计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有文化记载开始,龙纹就存在于中国文化符号中。龙纹中式家具见图1(文中图片均摘自360网)。中式家具设计中,龙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也在不断变化着。不同的时代,龙纹有不同的应用和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变化,龙纹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3传统文化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3.1吉祥雕饰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吉祥雕饰也是一种祈福文化的表现形式,它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吉祥雕饰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也非常的常见,它同样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吉祥雕饰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形式非常多样,表现形式也非常多[10]。设计师对吉祥雕饰的把握也非常到位,让人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象。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不断的发展,吉祥雕饰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也在不断变化。吉祥纹样反映了一种文化艺术,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文化中吉祥饰物非常多,表现形式也非常丰富,比如竹纹图案,它的文化底蕴就很丰富,体现了坚贞不移;梅纹,表现了高洁的精神情操和精神品质。
3.2太极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太极图是道家理论的集中体现,太极图据传是宋朝道士所传出,原名《无极图》。太极图是指代表道家阴阳(太极)思想的传统文化标志,有时也用来指和太极图相似的图案。由于太极文化的普遍性,太极文化可以表现在很多文化领域和各种事例中。太极文化,秉承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思想精髓。太极图主要表现了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太极文化主要秉持道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它也是祈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祈福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和自我的升华。太极图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也有体现,它表现的就是道家对人生精神境界的追求。太极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见图5。
4泰山石文化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从古至今,人们相信泰山石能够让人们生意兴隆,个人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平安。古代帝王在泰山受封就体现了泰山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人们相信泰山能带来力量和勇气,并以泰山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泰山安则天下安”的想法已经在人们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现代设计和装饰中泰山石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泰山石的意思就是“稳如泰山,安如泰山”。泰山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祈福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祈福人们幸福、安康。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人们非常注重民族性和文化性。家具设计中设计思想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家具的设计理念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5祈福文化在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祈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注重祈福文化,比如,做生意的人想要生意兴隆,开车的人想要平安如意。祈福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心理因素,它代表美好的一面,是每个人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祈福文化有着非常多的应用,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祈福的样式也在不断发展。比如龙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样式,龙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动态发展变化之中。在古代,龙是帝王的象征,它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有了新的寓意。再比如,梅和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都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梅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纯洁、刚直等品质;而竹也有类似的文化内涵。
6结语
1.运营管理方面的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在进行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合作双方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发生的冲突,比如市场冲突、信息对称性冲突、知识产权冲突、人力资源冲突以及合同管理冲突等等。从服务外包合同方面来看,该合同属于法律性文件,是确立双方合作关系的重要文件,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双方可能会对某些合同条款产生歧义,从而引发冲突。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能够决定企业服务外包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员工薪资、员工沟通、人才的留驻等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相关管理制度、商业机密以及知识产权等,这些商业信息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泄露出去,则往往会造成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冲突。
2.文化背景方面的冲突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而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从服务外包文化广义的概念出发所遇到的文化方面的冲突,比如语言冲突、战略冲突、理念冲突以及区域文化冲突等。不同的区域的国家,其地区有着独特的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文化特色,这些知识和文化隐性存在于企业职工的内心中,逐渐演变成各种观念,而对于其他的文化知识则比较排斥,导致企业之间价值观体系出现差异,从而引发冲突。同时,企业在制定某一战略过程中,同样也会由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有可能会由于承包商对企业的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在某些词句的理解方面,会有不同的解释,导致沟通方面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从而产生冲突。
3.法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指的是接包企业和发包企业之间由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而引起的冲突,主要内容包括监管冲突、立法冲突和制度冲突等等。企业双方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是否适用于双方的问题,并且往往会在放任与多管之间,反监管与监管之间展开激励的博弈。在这其中,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包企业是重点对象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失去控制,但是往往还是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冲突。通过整合之后,认可权威性、相互包容性以及相互适应性是法律制度冲突实现的目标。
二、新时期下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进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1.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首先必须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推动人力资源的融合。企业员工素质的提升需要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对员工进行不断培训教育,并且经营理念和语言方面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培训才能够达到相通相容的目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员工的培训与培养和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第一,在专业培养服务外包人员的相关机构和各大院校中,设置相关管理课程和跨文化交流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对服务外包主要发包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商业惯例以及文化传统进行系统的介绍。第二,与跨国发包企业发展相互合作关系,并鼓励接包企业积极派员工去往国外参加学习或考察实习,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跨文化沟通及交流能力,提高实际工作的效率。第三,促进服务外包合作双方的语言理解和语文化交流,找到不同文化的结合点,使员工对外包活动的认可度得到提升。最后,应该联合主要发包国家的教育机构共同开展教学工作,是学生能够在师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到不同国家存在的文化差异,使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得到不断提升。
2.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承包方和发包方两者都应该建立起专门的实施团队,并建立健全的有效管理模式,确保整个外包合同中的相关内容都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和执行管理。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整个过程的风险甄别警告机制和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定期会议制度和变更机制。其中定期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各子项目中的经理人会议、高级项目监理人会议以及双方高层会议。为确保外包合同的有效执行,这三个层次的会议都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双方的合作变得密切。三是建立三层次的管理模式,当完成业务转交工作之后,外包服务便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三层管理机制在确保发包方已经实施外包业务之后,控制权仍让牢牢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四是双方签订外包合同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业务移交,因此,应该在合同中对外包业务的相关内容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使外包业务的流程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对资产转移进行妥善处理。五是设计出必要的应急计划,企业应该针对各种紧急问题设计出必要的应急措施,并将其列入合同当中,以确保其可执行性。
3.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同时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首先应该对外包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衡量,准确把握其是否适应工作的绩效以及负责相关外包工作。并了解相关外包部门的工作创新情况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以便为企业今后开展员工培训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应该严格监督控制相关人员的服务外包工作情况,一旦发现存在某一方面的冲突,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并建立健全外包人员或相关外包部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对外包人员进行工作情况的考核时,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外包人员进行全方面的考核,为公平奖罚和明确责任提供重要依据。采用客观统一的考核标准,相对独立且全面的考核要素,统一考核方式和考核时间,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外,还应该与外包考核结果充分结合起来,给予外包人员是适当的激励。企业在建立竞争性的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的同时,应该将脱产培训、职务晋升以及福利分配等多种激励方式综合运用起来,并对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企业人员给予合理的倾斜,而对于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外包人员,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
4.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服务外包管理工作中,服务外包合同是控制外包服务商进而减少文化冲突的主要杠杆,是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该紧紧围绕外包合同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的事项包括终止外包合同、更新外包合同、签署外包合同、制定外包合同以及选择接包商等方面。双方完成服务外包合同的签订之后,企业相关信息技术的部门的工作便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将原来的工作转变为控制、评估以及监测外包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对接包商和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协调,确保服务外包工作的质量,不损害到双方企业的利益。同时,应该通过谈判与接包商签订尽可能完备的合同,能够将涉及到服务外包的相关实质性要素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比如双方预期、双方责任、双方义务以及双方权利等等。另外,还应该在合同内容中将服务外包的相关标准、服务等级、服务范围以及服务价格等各方面的内容一一进行明确规定。从目前情况来看,包括财务、人力资源以及IT在内的服务外包已经逐渐形成了外包服务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奖励和惩罚制度、报告机制和服务质量的衡量、对服务以及服务质量的描述、合作结束机制以及争议的解决等等,这一标准的使用取得很好地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三、结语
城市与建筑相似,都是围合空间的构筑物,不过有着庞大的尺度(笔者译1)城市是人们工作、交往、娱乐、政治和抒感的地方。然而,在追求城市化的几十年后,我们突然发现,原来的理想城市如今却成了贫穷和痛苦集中的地方、我们不禁要自问,难道衰败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吗?
人们似乎己经忘记了美好城市的潜力。只要经济承担得起,现在的市民(尤其是富人)趋向于到市郊开辟新的家园,这就是常说的"住宅郊区化",造成城市不断扩大。这种趋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背道而驰,而富人离开城市,同时也带走了资金,留在原有城市的只是贫穷和破落。因此,讨论和研究城市复兴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
城市规划涉及的学科很多,直接的参与者有政府、金融界和建筑界等。政府和金融界的决策无疑是具有前提性和决定性的。然而建筑师的角色在商业环境的冲击下,却显得越来越渺小。城市与建筑类似,其设计追求着一种美学意识形态、(笔者译2)。美学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和经验总结,美好的城市设计包含有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建筑设计对于城市复兴的作用,不仅是重要的,更是不可替代的。
今年获得英国斯特林2000年度金奖的Peckham图书馆,是一个建在伦敦南部贫困区的公众投资项目。建筑的实际使用面积不大,建筑师(WilliamAlsop)把底层架空,为普遍街道和侧面的广场提供了可穿越的通道;同时也架高了阅览厅,让读者可以造过精心设计的玻璃窗远眺城市中心的天际线。政府在该贫民区建立一个为公众免费服务的图书馆的决策。无疑是此项工程的前提,然而没有建筑师的参与,这个图书馆就不可能那么出色,该贫民区就不会象现在那样有一个吸引公众的核心。该建筑还吸引了无数从市中心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从而加强了伦敦市中心和南部贫穷区的联系,并为政府向大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伦敦没有忘记这块土地。分析其建筑设计,无论局部还是整体,都建立了一种与城市之间紧密的可达性。只要人来了,他们就会自觉地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人走了。他们是不会关心留下的东西会是怎样的命运的。
纽约和爱丁坚
今天的建筑设计在考虑与城市的关系时,一直沿用凯文林奇的标志性元素。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由简单的标志性造成的喧闹的城市面貌。这一群后现代的"标志性"建筑,其实都披着相似的外衣--种貌似热情,但实际上却与城市环境格格不入的冷漠和单调。许多建筑的设计与城市似乎太绝缘了。
我们的城市发展经常以纽约的曼哈顿岛为模板,然而那高耸林立的摩天大楼只是城市成功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谈城市的复兴,尤其是在欧洲,其重点已经不单是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成功,而是具体到每个市民的满足感、舒适和欢乐。"(笔者译3)
在曼哈顿岛南部沿河一面,是一条连接中心商务区和市郊中产阶级居住区的高架路。然而,这种缺乏考虑环境的城市设计,却间接地隔题了普通市民与这一滨水地带的联系。荷兰的建筑理论家A.Graafland对这里的城市环境有这样的描述一当你站在高架桥下,会感到一种失落,听着桥上的噪音。环顾四周,你将最清晰地看到现代城市生活中衰败的一面。(笔者译4)
与此相反的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如爱丁堡,不仅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建筑,而且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也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爱丁堡城市常驻人口四百五十万,但中心区的游客每年就达二百五十万。这是个天天洋溢着欢乐的城市。欢乐的气氛不仅环绕在爱丁堡城堡等标志性建筑和景观周围,也存在于城市中心区的每一个普通的角落。
旧城区的城市结构就象鱼的骨架约一公里长。两侧的建筑以及建筑之间留有许多市民和游客都可以自由穿行的巷和院。虽然里的建筑都几经改造,内部的功能也几经变迁,但这些几百年来多孔的传统格局一直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因为有人光顾,或者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光顾,附近的商店、咖啡屋等的主人都自觉地保持和美化附近的环境。于是在这种可达性带来的良性循环的推动下,爱丁堡的城市空间成为了当地市民一个自由、开放的舞台。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可自由选择和享受的欢乐空间。
这种可穿越性很强的城市空间,不难在许多传统的城市和村落中看到。而在成功的现代都市,比如香港中心区、巴塞罗那。也不难发现同样的特征。因此,我提出一条与城市复兴相关的建筑设计原则一一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下文将通过笔者参与的三个设计实例对此论点加以进一步的阐述。
C-House
今天住宅的设计在考虑与城市的关系时主要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是私人投资带来的功利性。这是造成我们今天碎片状的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译5)。建筑设计局限于这碎片之中,不注重与环境的关系,使得城市越加难以控制;其次,是个人安全问题。目前折衷的方法是只使用一个入口,并用围墙把自己与环境分离开来,以达到对个人财产"保安"的目的。然而这种方法的副作用很多,如发生"洛阳大火"时无处可逃,或安装防盗网反而为盗贼提供了天梯等。另外,如果邻居的关系变得疏远,反而为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地区范围的"治安"问题其实是更加重要的,而这点可以通过政府强力打击犯罪的手段,并结合开放性的建筑设计来达到;再次,是由住宅的人员构成造成的。过去国内的居住模式是以单位大院为核心的,住户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同事。而现在居民之间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这就造成了住户之间合作的不便和对公共空间管理的困难(笔者译6)。而公共空间一旦被忽视,就很容易变得肮脏和混乱,成为垃圾堆、杂物院甚至犯罪多发区。接着就是人们对这些空间的进而远之。
C-House的基地是在德国南部的一个中型城市。除了这块空地,沿街都已经全部建满了房屋。基地内部等待改造的小厂房前面种有几棵很美的桦树,对面是一条也种满了桦树短巷。这一对"绿色"显然已成了这条街上行人的空间应标,也是附近居民的休息场所。
该方案设计没有在底层邻街做个铁门,而是在底层用通透的落地大玻璃围合了一个精品店,保留了院子与街道的视线联系。在临街一侧还保留了一个宽敞的入口通往院子,楼梯入口放在院子里,从而加强了用地的可穿越性。对于安全问题,一个入口和围墙是一种办法。但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地区范围的''''治安''''对个人的''''保安''''问题也是影响很大的,人来人往的通畅空间要比偏僻无人的地方安全。
公共楼梯没有象通常那样置于一筒体内。而是纵穿建筑前后楼梯的细部设计也是没有挡板的。让视线可以充分贯穿用地内外的"绿色"。当住户上班、下班走过楼梯时,可以很直接地感觉到里面的桦树院、外面的桦树巷,从而加强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直跑梯是连接三层的。因为有足够的高差,有些房间可以向楼梯间开窗。当阳光把遮阳百页投影个墙面上。清风抚过,青年男女可以坐在楼梯上聊天,可能还会隐隐看到窗里的倩影……
C-House的设计尝试解决前面提到的三个住宅问题。通过运用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的原则,不仅为移民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也提高了现有的城市空间。
B-Office
B-Office是设计师木子和我在"既网络上以一种开放式Studio的形式设计的位于南方某传统市镇的一个政府办公楼。
原方案在临干道处设置了一个广场。首层布置了文娱、餐饮、服务和客房,人流从广场由大楼梯进入二层的接待大厅。部分二层和三层是办公用房。该方案对基地东面的河流与西面民居的联系考虑不足。
河流一向是传统民居村落的核心。而当地居民与河流的和谐关系,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是十分重要的。一旦居民失去了河岸的活动空间。昔日的清流将会迅速被污染,成为现代城市中的臭水沟。如果基地在河流两岸,通常建筑设计就会朝向道路设置主要立面和入口,而把朝向河流一面设计为后院。进而后院变成杂物院,然后是向河流排放污水和废物。
新的方案旨在连接民居与河流之间的空间,于是特地在用地中也设置了一条穿越性的道路,从而强化了这种联系。沿河岸一侧设为市民的休息活动空间;娱乐、餐饮、服务和停车部分设于半地下,楼面则成为l.2米高的活动平台(晚上可用作舞台)。该平台从时间、知觉和活动性质上均丰富了这个广场的空间,也平衡了基地中间的穿越性道路,暗示了一种可供停留的空间。
办公人流可从地下停车场上平台;或由广场步行进入,经坡道步上平台。南面部分的底层架空,成为一入口灰空间(兼作舞台);接待大厅设于北面部分的底层。以通透的落地大玻璃围合;从接待厅可由坡道上二层,再经过北面的屋顶花园可到达南面部分的三层。
同样是一种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使得该政府建筑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民居与河流的联系。中医有句俗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城市的空间和环境也是如此。
MediaVillage
在描述城市的结构时,已被广泛接受的隐喻有"树状结构和"有机体"。"树状结构"是一种逻辑性较强的结构。由主到次,依次连接;"有机体"代表的是高一层次的关注个体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的设计思想。然而。在"树状结构"里,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死板而重复的、况且城市不断发展,主次的关系和容量也会不断变化,而城市的空间是不可能理想地改变来满足需要的:"有机体"概念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个体之间的配合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协调工作,不然这个有机体就会生病(笔者译7)。在现实中,城市是难以按照一种稳定的规律持续运作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制订了规划方案,但总是受到投资方的强力影响、今天;普遍认为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其准则条文和数据的约束已经很难跟得上城市各种综合条件的变化"(笔者译8)。超级秘书网
以上两种隐喻恐伯正是其症结之所在。
步入21世纪网络时代,城市结构中又出现了一种一网络"的隐喻.其实这种空间类型一直存在于传统城市和村落。欧洲有人称为Rhizome."网络"空间标志着一种有无限联系的、开放的、多孔的、互相之间紧密相连的结构"。(笔者译9)对于"网络"空间。一种担心就是这种城市空间会不会变成迷宫?是否与凯文林奇的可识别性的原则针锋相对?其实,凯文林奇早于其著作中(TheImageofTheCity,1960),在解释完可识别性在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后,立即就有补充:"城市设计中必须提到的是迷宫般的空间。这种让人错觉的、令人惊奇的环境也是有价值的…。观察者自己应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主动地去观察环境,并且主动地重组脑海中获得的景象。"(笔者译10)(笔者译)大概是限于时代背景,凯文林奇没有对这种空间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在中东迪拜(Dubai),我参与了InternetCity(网络城)中MediaVillage。(多媒体村)的规划设计。InternetCity是政府专门为E-commerce(电子信息商业)设置的开发区,总体规划中有一条横贯全区的功能带,不仅提供了交通,还为各种公共设施提供了空间。其中一段是专门安排娱乐活动、公众普及教育和商务旅游设施的MediaVillage。
该MediaVollage的规划设计采用了这种"网络"城市空间。规划对建筑单体的位置、朝向和高度没有作什么硬性要求,也没有传统的功能分区,但重要的是要求各建筑单体都要在不同层高和不同位置最大化与其他城市元素的联系,同时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可自由选择和自由活动的城市空间。这些空间将存在于底层。屋顶花园、廊桥、展览空间及其它的公共功能部分中。MediaVillage的规划设计是开放的。注重的是城市发展过程,让城市可以随着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地自我调整。虽然各单体的体形和功能等变动可能会很大,但城市的穿越性空间是受控制的《当然,这种空间效果与规则的城市空间的优劣和结合问题还需进一步研讨)。由于空间结构是多孔的和富有弹性的,这个城市将会为市民和游客,以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舞台。正如前面谈到的爱丁堡的良性循环模式,这里将期望形成一种匀质的、流动的和欢快的城市空间。
城市的设计较之建筑更难于把握,涉及的学科也更多、更复杂,但关于城市的研究却落后于建筑有几十年之遥。1960年凯文林奇提出城市认知的五元素和可识别性原则,主要视觉效果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与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国的罗杰斯于1998年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循环利用荒废土地的城市发展方法;目前国内外还有备受关注的信息技术对未来城市设计的影响的讨论。…这些论点都是建立在现今时代、现有城市问题分析基础上的讨论和研究,只要深入下去。不管结论是对还是错,对建筑、城市的设计和理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城市的发展难以预料,是不可能用一步到位的方案来表达和控制的。本文经过对比分析纽约丁堡两个城市的空间,又通过对三个设计方案的讨论,针对现实中社会碎片化和不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笔者提出并探讨了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的设计原则。
对城市复兴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分析现状,从局部入手来深入对问题的探讨是我个人对此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一。从建筑设计行业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在此方面的设计和理论成果定会非常丰富。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建筑和城市。
关键词:文化管理 地方政府 城市 责任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管理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更是如此。文化滋养着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权力的主体,也承担着文化管理的职责。浙江省余姚市以“建设文化强市”为载体,以贯彻余姚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与余姚市政府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充分利用文化系统的优势与特长,广泛宣传十精神,对已有成绩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政府在文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地方特色发展文化。
一、文化管理概念界定
(一)文化管理的定位
地方政府文化管理是指对地方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所属城市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文化事业实行规划、组织、调控、引导和监督的一系列行为。地方政府文化管理的定位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角色的定位、文化职能的界定和管理目的的确定。地方政府文化管理的角色形象是由一定历史阶段文化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价值地位决定的,政府的角色又决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文化职能。不同的时期政府文化管理扮演的角色不同,文化职能各有侧重,文化管理的目的也有所不同。
(二)文化管理基本内容
政府作为文化市场运行中的第三方扮演了组织、协调、管理文化市场的重要角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地方政府在文化管理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增添了地方政府进行文化管理的内容和难度。
(1)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制定
文化发展战略是政府力图影响文化发展,将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范畴而制定的一种文化计划。它是城市文化管理的总方针,对于文化建设和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实质在于从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来选择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使得文化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协调一致,使文化系统能适应社会发展并不断促进社会进步。
(2)城市各项文化基础工作的管理
首先,加强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象征,是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其次,抓好文化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文化人力资源包括各类文化人才,主要有文化专业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他们是文化生产的基本要素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任务:一,对文化人才培养进行规划和组织;二,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市场,发展多种文化教育。
再次,做好文化普及工作。开展广泛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些需求的表现形式有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
(3)城市文化市场的管理和监控
文化市场是以商品形式向公众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专业市场,需要文化行政机关依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检查、监督、控制。具体包括:一,对出版社、音像制品等文化生产企业的主体资格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审批、检查和监督;二,对文化商品经营场所的管理,例如对书刊市场、音像市场的管理;三,对文化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歌舞演出,艺术展览,群众性舞会等文化行为的管理。
二、余姚市政府文化管理的现状分析
浙江省余姚市位于浙东宁绍平原,水陆交通便捷。1985年撤县设市,隶属宁波市。余姚市辖6个街道、14个镇、1个乡,2011年末户籍人口83.46万人。距今七千年前,余姚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化——河姆渡文化,使余姚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严子陵这四大先贤给余姚增添了巨大的光辉。余姚因此享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东南最名邑”和“文献名邦”的美誉。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政府在文化管理上的责任愈加凸显。本文主要从政府文化管理职责入手分析余姚市政府在文化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政府明晰职责,更好地促进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余姚市政府文化管理现状
1.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切实合理
为深入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增强余姚文化影响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特制定了《余姚市“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规划中指出五个主要任务分别是实施文明素质提升工程、文化设施建设工程、阳光文化行动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和文化产业发展振兴工程。
2.各项文化基础工作的逐步落实
(1)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管理得当
余姚市在“十一五”期间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效,“文化燎原”工程全面实施。基层文化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城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提高了文化设施和场所的使用效率,实现文化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实施文化共享工程;公益性文化设施有序开放。
(2)文化人才的培养成效显著
古有“文献名邦”之美名,皆由于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严子陵四大名家,在历史传承中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余姚人,文化人才的培养是建设文化余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加快推进全市文化员、文化团队和文艺骨干等文化队伍建设;培育壮大了群众文艺团队。
(3)历史文化的传续和保护有序开展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实现突破性进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显著,余姚丰厚的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名城形象进一步得到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有序进行;积极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不断取得实绩。
(4)群众性文化普及程度较高
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村落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广场文化、体育健身活动日趋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精品创作取得成效,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余姚特色、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一批优秀文艺作品获得全国性大奖。打造市级品牌活动,普及基层文化活动,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已渐渐成为文化管理工作的重点。
公共文化配送为民惠民。配送各类演出这种以政府采购、群众享受的形式免费为全市城乡老百姓配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做法得到了全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肯定。网站上文化信息的及时更新和为民众提供的便捷服务更是使民众有更多的渠道参与文化惠民工程。
3.文化市场的开放管理和民主监督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第三产业,兼顾市场和公共服务双重导向,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的经济驱动力和高增长、高投入产出比的特点,有着其独特的产业内涵和演进轨迹。努力打造区域布局合理、内外源经济均衡发展、产业组织体系健全、技术领先、资源集约利用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余姚文化产业总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剧增。由此第三产业得到了平稳的发展。
(1)传统文化产业得到改造,新兴文化产业逐步壮大
以发展壮大影视设备、体育健身设备、包装印刷等优势传统文化产业为目标,已经引进和培养一批综合实力强、带动性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和龙头企业,试点研究和开发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新项目。
(2)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积极规范文化行政审批,提供优质行政审批服务,据统计,2012年共受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146件,办结146件,按期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100%;共新设立文化经营单位70家,新增投资超过1.2亿元,全市文化市场年生产总值达45亿元;落实文化产业扶持政策,积极发展民办博物馆、姚江书吧,全年新增姚江书吧3家、农村出版物小连锁网店2家。
(3)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加大
关键词: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特征;属性;潮流
中图分类号:G8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9-04
“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物。”[1]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还将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积累成传统和历史。[2] 可见,文化是创造文明、体现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又具精神文明的内容,几乎是从服饰诞生之日起,其文化形态就已经自然存在。服饰文化是指具象的服饰式样以及人们对这些服饰式样的认识观念与着装方式。[3]作为人类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展现了别样的风采和突出的魅力。运动服饰是一种文化,既能反映出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和文化、思维等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反映一个运动项目的技术特点和规范要求,运动服饰的演变过程体现出该运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
网球运动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和喜爱,被誉为“贵族运动”。网球运动服饰则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不仅展现了网球运动强对抗、高技巧的特点,而且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对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特征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服饰文化融合体育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意义在于可进一步展现和延伸两者内涵的价值,为传承业已形成的体育服饰文化提供更为客观、具体、丰富的内容。
1 传承性:文化的积淀
“文化是历史传承的,它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不断积累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4]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时间性、延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本质上说,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有选择的继承,也就是一种淘汰糟粕,继承精华的过程,通过文化的传承使人类文化不断发展,持续走向辉煌。“体育文化经过不同时代仍然保留原有某些特质的属性”,[6]这体现了体育文化的传承性特征。身体运动是体育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形式,作为依附于身体之上的服饰文化则同样具有强大的传承性。不同时代的网球运动服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内涵,虽然经过时间的消磨,但仍旧具有某些本质的属性存在,也就是文化的属性存在,这就是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的传承性特征。
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的传承性首先体现在功能上,即无论外观和色彩如何改变,在功能上都要符合网球运动的专项特点。网球运动高对抗,冲刺跑次数多,跑动距离长,四肢活动的空间大,对服饰的功能性要求非常高,因此,“短”乃至“无”成为网球运动服饰的一个重要形式。自网球运动诞生之日起,其服饰就向着“轻、软”方向发展,短袖、短裤成为网球运动服饰的主流,现在更是出现了无袖,超短裤,更有利于肢体的大幅度甚至是穿越式的运动。
其次是体现在面料的应用上。自从20世纪初丝绸等轻软面料的应用引发了一场网球服饰的改革潮流后,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旧影响着现代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理念,麻、棉、丝绸等目前最轻软的服装面料被广泛应用到网球运动服饰中。现在,网球服的主要面料是新型的高科技复合材料,传统的天然面料虽不再是主导,但是仍然在网球服饰的搭配中起到重要作用,增添了网球服饰的独特魅力。这是多年来网球服饰不断实践应用的结果,更是文化传承的结果。
第三是传承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网球运动服饰的外观和功能不断的演变,始终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其变化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表现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虽然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的服饰和网球运动服饰有相近之处,但其视觉冲击力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形似神不似的篮球、足球、排球等运动项目的服饰了。现代网球运动员的服饰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搭配,无不体现出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红土小子纳达尔的无袖上衣和超短裤,瑞士天王费德勒的全套白色复古装,李娜的无袖网球背心和黑曜石色网球裙,莎拉波娃的配有蓝色吊带裙轻质双层水彩印花裙装,无不给观众带来美的感受。
2.2 时代性:文化的形态
传统之中体现时代特征是网球运动员服饰的最大特征。“任何时代的体育,总是要反映出一定的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7] 也就是说每一种体育文化都有主体社会的特征,即时代特征。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服饰文化的一种潮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反映了体育与服饰紧密融合的的文化形态。
网球运动刚开始是宫廷的专享游戏,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直接参与,更不可能了解,故影响力并不大,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其服饰要求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但自从20世纪初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发展以后,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日趋强烈,对网球运动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在欣赏极具个性化的网球运动员服饰。
不同时代的网球运动服饰具有不同的外观表象,其服饰文化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性文化内涵,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表1)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还处于思想相对比较保守的状态,反映到服饰中就是比较质朴,对身体的遮挡比较严密,服饰的花样和色彩也比较单一;[10]而到了八十年代,自由、开放、创新是潮流,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色彩多样,款式多样,变化多端。网球运动服饰也顺应时代的潮流,款式不断推陈出新,色彩艳丽,大大吸引观众的眼球,体现了个性魅力和时尚元素。进入21世纪,高科技与时尚紧密结合,追求视觉享受的思想,则给了网球运动员更多体现个性与魅力的机会,网球服饰只要是有利于比赛本身以及运动员自身爱好即可,更加体现了当代社会宽容、大气的文化形态。这种服饰的时代性特征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文化不断创新、不断传承的表现,是时代的需求。
2.3 个体性:依附的文化物
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是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殊性质,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11]网球运动赛制丰富,对抗性强,技术特点鲜明,比赛时间长,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这种项目特点为运动员的个性张扬和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运动员更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可能,或展现强大的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或追求内心的自我超越,或凸显特立独行的个性,人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服饰作为依附于运动员身体之上的文化物更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为运动员展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把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展示的淋漓尽致。
网球运动服饰体现着流行的概念,每当流行元素发生微妙的变化,不在服饰的形态和样式上寻求一致时,网球运动服饰的个性化和自我表现也成为自然行为,成为绝对的流行因素。年轻人是社会最活跃和最敏感的群体,运动员更是年轻人中的潮流引领者,表现个性,区别于他人成为潮流是年轻人的本性。[12]纵观当今网坛,运动员的服饰无不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和引领了运动服饰的潮流。从大威廉姆斯的背带装、莎拉波娃的荷叶装到李娜的裙裤,从费德勒的黑或白的头箍、罗迪克的倒戴运动帽到纳达尔的彩色头巾、无袖短衫无不展现了运动员的个性化形象。费德勒的服装有一种英雄的豪气,显示出沉稳、持重、严谨、大气的个性。纳达尔的卡普里短裤和无袖球衣会在他每一次发球和截击时凸显他发达的身体肌肉,看似随意的红色头巾似乎在展示其桀骜不驯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个性。阿加西“俗丽的网球服饰和头上的印花大手帕使他看上去就像迪斯尼乐园中加勒比海盗船上的服务生”,[13]显示了其叛逆的个性,曾在网坛掀起了一股特立独行的潮流。
当代女子网球运动员已经几乎找不出完全相同的比赛服饰,都极具个性化,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但在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背景下,仍旧体现了传统性、时代性的这种历史性特征,充分展示了服饰文化和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表2)
2.4 传统性:永恒的尊重
传统即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与控制作用。[14]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传统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是长期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累积。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传统性特征,否则就不成为文化,这是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也不例外。
网球运动服饰不仅充分体现了时代感,引领着体育运动服饰的潮流,而且体现了网球运动服饰恒久的传统性特征。人类社会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才得以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的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因此,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追求美感就成为永恒的主题。网球运动服饰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在符合专项运动特点的基础上,追求美感是最主要的内容,吸引观众的眼球,展现个性,提升自身的形象,扩大影响力。尤其是女子运动员,通过服饰体现个人形象不亚于追求运动成绩,如大小威廉姆斯姐妹、莎拉波娃、库尔尼科娃等运动员都很好的体现了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
当然,体现美感仅仅是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传统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留本色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尤其以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为最。温网是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成立时间最久远,时至今日,在网球运动日新月异的今天,温网还是保持了比赛服白色不变的永恒主题。[15]英国人相对比较固守传统,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也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安装了“鹰眼”系统,中心球场也搭建了移动顶棚,显示了其改革进步的一面,但是唯独在对运动员要求穿着白色球衣参赛这一传统始终保持,百年不变。温布尔登从不允许白色之外的“不雅之色”登台,为对抗这一传统,阿加西3年没有参加温网,库尔尼科娃因为穿黑色短裤被裁判勒令更换服装。这份执着是网球运动文化的传承,是对网球运动永恒的尊重。
2.5 科技性:巨大的魅力
网球运动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球运动服饰在功能上也富含科技含量,体现出完美的科技性特征。
首先,科技进步更新和发展了网球服饰制作的材质。目前,网球服饰材质既坚韧又轻柔,能吸湿快干又排汗保暖,有利于多样化搭配又减少阻力,让运动员穿着舒适、轻便,动感十足,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更赋予了网球运动服饰更好的性能,有利于运动员技术特点的发挥。而且,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势必会研究出更加先进,更具有人性化的服饰材质,进一步促进网球服饰向功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例如澳网女单冠军大威廉姆斯的网球裙采用了耐克Dri-FIT排汗面料,在澳大利亚的炎炎烈日下也能保持干爽透气,而且在功能设计上,横跨肩膀和背部使用了分区网面,大大增加了透气效果。网球运动服饰在最基本的材质上首先体现出了高科技,看似不起眼,没有特殊之处的服饰材质其实富含科技含量。
其次,科技进步提升了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水平,丰富了色彩与图案,扩充了搭配的多样性,增加了网球运动文化传承的内容,使网球服装既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着现代时尚气息,增添了网球服饰的独特魅力。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日趋个性化和科学化的设计理念,更符合网球运动特点和人们多元化的审美情趣,真实地显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牢牢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如耐克公司专为玛丽亚·莎拉波娃在200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所设计的背部有鱼鳞图案的网球衫,就是一种集装饰和高科技一体的功能性比赛服。比赛中,运动员一出汗,背部的“鳞片”会自动张开,将热量和湿气排出去,以帮助运动员保持凉爽与干燥,而且,质地轻柔且富有弹性的内层网衬也可以防止特制的“鳞片”粘在皮肤上,引起不良的身体反应。
2.6 时尚性:引领潮流
时尚是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表达着人们对美的爱好和欣赏,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文化模式。[16]追求时尚是服饰的本质属性,服饰是视觉的艺术,不仅可以展现物质文化,更能体现精神文化,[17]服饰是展示时尚元素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如今,网球比赛吸引观众的不再局限于比赛本身是否精彩,球员们个性魅力和极富时尚气息的服饰也是“票房”保证。令人眼花缭乱网球服装款式,再加上设计师多种时尚元素,为一向竞争激烈的网球比赛增添了色彩和情趣。越来越多的时尚设计师从网球运动中获得了灵感并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与时尚创作中,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款式不仅增加了网球服饰的时尚气息,也模糊了网球服饰与时装之间的界线。如“LACOSTE”是一个以设计生产网球服饰起家的品牌,但现在大家更多地将它定义为时装品牌。
不同时代的网球服饰成为当时时尚的标志,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潮流。1919年,法国女子超级网球明星苏珊·朗格朗穿着过膝短裙上场比赛,引起轰动,成为时尚的风向标。上世纪不同年代的网球服饰式样,如发饰搭配球服;天鹅样的小礼服;交错绑带装;New Look造型;鱼鳞图案;超短裙搭平脚底裤等都成为时尚,有的作为运动款时尚裙至今仍被陈列在温布尔登网球博物馆中,成为恒久的经典。随着网球运动的快速发展,运动员自我展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网球服饰文化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引入时尚元素,大胆使用多种色彩成为主流,着重写意传神,突出网球运动特有的运动特质和精神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球运动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极好地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特征。2010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莎拉波娃穿了一款配有蓝色吊带裙、水彩印花网层衬裙的轻质双层裙装,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成为时尚的焦点。这款裙装采用Dri-FIT面料制成,主配色与墨尔本公园网球场的场地颜色互相辉映,网层衬裙配有荷叶边高领,在背部中央的两条交叉弹力腰带凸显出她柔美圆滑的腰部曲线,把色彩、图案、功能、个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时尚元素。李娜的无袖网球背心和黑曜石色网球裙,在不乏女性柔美风格的基础上突出了力量特征,弯曲的扁平式接缝,使运动背心更加具有观赏性,前胸搭配的宝蓝色衬层与黑色裙子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这种设计理念也成为当时网球运动服饰的时尚元素。
3 结论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又具精神文明的内容。作为人类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了无尽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几乎是从服饰诞生之日起,服饰文化就已经自然存在。服饰文化是指有关人类衣着打扮的各种文化形式之总称。运动服饰是一种文化,既能反映出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和文化、思维等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反映了一个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运动服饰文化的演变过程体现出该运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网球运动服饰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具有传承性、时代性、个体性、传统型、科技性、时尚性等文化特征,不仅展现了网球运动强对抗、高技巧的特点,而且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
参考文献:
[1] 孙民治.体育院校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09.
[2] 杨芳,雷少华.对网球运动的社会文化审视[J].体育与科学,2005,26(2):71-80.
[3] 宋湲.论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变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23(5):136-140.
[4] 陈文华.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9.
[5] 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39
[6] 易剑东.论论体育文化的特征与本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9,(3):309.
[7] 薛岚,董大肆.论球类运动的文化属性[J].体育科学,2006,26(12):21.
[8] 温布尔登非白勿入.第五频道[M].2009,6:168-175.
[9] Thames and Hudson. Sportswear in Vogue[M].Great Britain:The conde Nast Publications Led 1984:17-70.
[10]安德鲁·塔克,塔米辛·金斯伟尔著;童未央,戴联斌译.时装[M].北京:三联书店,2002:9.
[1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30-199.
[12]CBA联赛人文环境优化问题探析[J]. 2009,(4).
[13]许立群.温网“百年老店”的生意经[N],人民日报,2007-08-15.
[1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515.
[15]温布尔登非白勿入.第五频道[M].2009,6:168-175.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为了保护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的数量大致相当、质量大致相近、可及性程度大致相同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并由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地大致均等化分享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这类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劳动就业权、文化权、满足人的基本尊严的需要,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的,与公民的居住地、职业、收入多寡等因素无关。即大致均等化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大致均等化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无论在机会、标准上还是在结果上都均等。
2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
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产物。它主要集中在有形的、基础的、群众性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文章主要是从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资金供给、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教育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角度进行研究。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藏族自治州18个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个县和凉山州木里1个县,总面积24.97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总人口187万,其中藏族人口124万,是全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其中甘孜藏区总面积约15.2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主体和核心地区。
2.1资金供给现状
体育财政支出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从四川藏区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体育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资助资金占比均较少。如2009年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水平如下:有15个县的人均GDP为8146元;有8个县的人均GDP只有6974元;有3个县人均GDP达8470元。2010年四川藏区的经济状况为,四川省藏区实现生产总值270.6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4.8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177元。从上面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纯收入少,这都决定了来自该区域的财政收入相应也少,地方财政用与建设本区域的支出就很有限。
2.2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现状
公共体育设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内容。据有关文献统计,1995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0.05m2,2003年底上升至1.03m2,《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指出,至201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m2。而美国等国家在80年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m2,到2015年美国为16m2/人,日本为19m2/人。从这些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上的差距。下面我们再看看四川藏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甘孜州的体育场馆主要包括:康定新建的拥有标准跑道和球类场地的体育场、九龙县体育馆、当前州里重点打造的康东环贡嘎山旅游圈,海螺沟的温泉游泳馆正在建设中,以及普及到各个乡镇的“健身路径”等健身器材。阿坝州的情况如下:截至2012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成124条全民健身路径,169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并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建成13个标准体育场馆(地),目前阿坝州人均拥有体育场地达到0.8m2。2013年,省体育局将继续加大对三州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5000万元,除建设1000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外,还将投入建设9个县级少数民族健身工程,并补助三州建设老年体育场地设施、牧民定居点体育设施、彝家新寨体育设施。此外,还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投资1100万元建设4个“雪炭工程”。到2015年,全省可望实现50%以上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未能统计出四川藏区的人均场地面积,但我们大概可以推理出目前阿坝州通过灾后重建,应该是四川藏区中目前人均占有场地最多的州,从他们的人均占有0.8m2来看,与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5m2(2015年)还差距较大,与国家上发展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
2.3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
从调研得出,截至2012年7月,阿坝州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到986名,力争到2015年,全州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名以上。阿坝州全州户籍人口90.7万人众,基本上达到900人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甘孜州从2010年开始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到目前共计开展了3期。目前,甘孜州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00人左右,其中国家级有3人,都集中在四川民族学院体育系教师中,而且500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能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人寥寥无几。甘孜州共有约100万人众,平均2000人1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城市达到每千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村达到每2000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来看,四川藏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如果从能够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角度看,四川藏区的实际可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少的多了。
3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在近年得以改善,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然而,横向比较,四川藏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然不足,还需继续加强。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系统建设不够完善,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不强等有关。
3.1公共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过低
1996—2006年统计资料表明,体育事业经费、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东部一直是西部的2~3倍,东西部差距较大。根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在全部体育场地中,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和面积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左右的场地和面积在西部,特别是体育建筑面积和投资金额只有1/10左右集中在西部地区。体育场地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有77589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最少的是自治区,有1057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12%。由于资料的限制,四川藏区的体育场地数量未能统计,但是从人均拥有场地量可以看出(如阿坝州目前的人均0.8m2,这还是经过阿坝地震后体育设施大发展后的数据),在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肯定是不充足的。
3.2体育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不够完善
随着民生在政府服务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跟进便日益重要。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相应的制度、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配套建设,若没有这些配套因素的跟上便无法完成,这些配套因素的建设需要过程与相应的环境支持,任何一方面的落下都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目前,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仍然制约着体育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我国当前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与完善。
3.3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缺乏
从调查得知,四川藏区民众对体育的认识不多且不深入,更上升不到权利意识的层面。他们中除极少一部分人对体育的认识有锻炼身体的成分外,其他大部分都觉得是好玩,还有一部分人就没有认识。觉得好玩的人仅仅就觉得好玩,规则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缺乏,他们不会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认识体育问题,去体会体育活动。他们从事的现代体育活动几乎仅为篮球活动,其他的为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仅仅在节庆时进行。无论他们从事怎样的体育活动,甚或他们做的扔石子活动,他们都不能上升权利意识的层面。所以他们的体育活动处于“自发”的“天然状态”。
4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途径
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发展依赖于国家为社会每一个个体提供的均等化服务,同时也离不开该区域民众在体育文化权利方面的自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四川藏区体育的良好有效发展,具体推行途径探索如下。
4.1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大四川藏区体育公共制度保障
随着2012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央对西部的定位更高,支持力度更大,在财政、投资、人才、帮扶等10个方面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中央实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藏区体育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应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制度保障,使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平、合理与有序,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简练过程,突出效率,加强过程监管。
4.2加大资金投入,为四川藏区提供充足的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
把资金比喻为体育事业发展的血液毫不夸张,尤其是在四川藏区。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各项事业发展都需要资金投入,为保障体育事业发展所需充足的资金,(1)首先要设立四川藏区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要统一规划、加大投入、突出重点、集中使用,特别要加强监管审计力度,并定期评估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第2,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四川藏区因为承担生态区生态保护的功能,致使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因此,国家应对四川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提高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保证体育事业支出。第3,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出台优惠政策,形成多渠道、多元的资金来源形式,共同发展四川藏区的体育事业。
4.3加强教育,启发四川藏区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
论文摘要: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职业教育需求日趋强烈,职业教育问题日益凸现。本文根据失地农民的特点和失地农民职业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加强失地农民职业教育的对策。
有效的职业教育不仅能促进失地农民就业致富,让他们真正融人到现代城市生活中,使他们真正享受到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而且能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顺利实现失地农民就业转移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因此,我们必须选择最佳、最合理的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对策。根据失地农民素质现状和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职业教育师资、职业教育内容、模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要进行重新调整、重新定位或转变。
(一)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为“三农”服务
为“三农”服务自始自终应该是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三农”为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切实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和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服务,为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服务。职业学校应该切实从主要为升学服务转变到主要为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服务,从升学教育转移到为农民增收服务、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和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从以学科、专业和学历教育培养为主转变到以适应需求的长短结合的技能培训为主的轨道上来。加强失地农民职业教育,是解决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客观要求,是优化农业结构,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所在,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到非农领域就业,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帮助失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落实国务院有关农民培训政策的要求,更是新时期国家赋予职业教育机构的重要责任。各职业教育机构应牢牢树立为“三农”服务的思想,大力开展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
(二)职业教育目标——以就业为导向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对扩大就业的支持作用、服务功能、不仅对于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就能够为职业教育带来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信念: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更是如此。为此,我们在设置失地农民职业教育专业、安排培训计划、选择教育内容、开拓职业教育模式、配置职业教育资源时,首先要找准就业市场的需求,其次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有关的职业教育方案,配置教学资源,再次是要针对失地农民的现状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大力打造就业市场有影响力的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品牌项目。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这自始至终是职业教育的目标。
(三)职业教育师资——以“双师型”、“复合型”为目标
职业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师资也跟一般教育的师资不一样,尤其是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师资,要求教师必须是复合型和多样化的。他们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专业素质、教育教学理论水平,而且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不仅要有极强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和服务意识,还要有开拓、创新意识和能力。首先,我们要按照“能者为师、按需聘用”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有一技之长、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技师、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到校任教;第二,要按照“校企联合、带职锻炼”的方法,有计划的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学习锻炼,使他们开阔眼界,提高专业技能和教学实践能力;第三,要鼓励在职教师尽可能的接触社会接触实践,主动与企业、用人单位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不断的学习、补充新知识,完善自我,充实自我,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精通、实践能力强的文、理渗透,农、林结合,专、兼合理的年龄、智力、专业、类型结构多元化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这是确保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质量,使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工作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职业教育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
一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均是由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运作和进行的,其培训主体和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均比较单一。失地农民具有牵涉部门广(农业、林业、教育、财政等),涉及人数多(据有关资料统计,每年全国新增失地农民百万以上),专业覆盖宽,培训内容技能性强,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技能层次基础不一等特殊性,给职业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如果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这一单一的主体,就不能满足社会和失地农民就业转移的需求。因此,无论从教育经费投入主体,还是从教育培训的主体或就业安置的主体来说,均需向多元化发展。从职业教育投入来说,应建立政府投入扶持、用人单位补贴、培训机构减免、农民个人适当出资的政府主导、分级负担、企业资助、多方筹集的多元投入机制。从职业教育培训机制来说,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整合农、科、教等部门的资源,实行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农业、科技部门的人才优势,教育部门的基地优势。建立起以县级职业学校、成人学校为龙头,以农村职业学校为骨干,以乡镇成人学校为基础,以村成人学校为幅射点,以各级社会力量办学为支撑点的县、乡(镇)、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失地农民培训网络体系。从就业来说,应创建政府引导、社会支持、企业参与、个人努力的就业安置机制。
(五)职业教育模式——从呆板走向灵活
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本着实际、实用、实效和因人施教、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在始终坚持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劳务输、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准入制度、创新特色、终身学习相结合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失地农民和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大胆创新职业教育培训模式。运用由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的定向培养、定向输出的“订单式”培训;根据不同对象提供不同采单的“超市化”培训;学校下单、企业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制”培训;企业+培训机构+失地农民的“联动型”的产教结合培训;依托社区教育的“学校+社区”联合培训;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并举的方式,创建灵活高效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模式。
(六)职业教育内容——从“知识本位”转向“职业能力本位”
掌握一技之能,是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最终目的。所以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该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需求,充分体现失地农民职业教育的特点:坚持以能力为本位,重视实践教学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实现教学内容与就业需求的紧密结合。教学内容的设计,应该从由职业教育机构单一决定转向由学校与部门、企业、行业联合决定,积极争取行业、企业的参与,使行业、企业或劳动就业部门也成为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主体之一。使职业教育内容真正建立在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的基础之上,并能随着职业能力的变化及时更新或补充教学内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导向内容。在设置教学内容时:首先要对岗位能力进行分析,形成能力标准,根据能力标准安排教学内容;第二要引入职业资格标准,坚持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在教学内涵上的统一;第三要注意职业岗位能力内涵的广泛性,即不仅要有技术能力要求,而且还要包括具有广泛适应性的一般职业能力培养,使失地农民既有明确的职业技能,又有一定的职业岗位转换的适应能力,从而获得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超级秘书网
(七)职业教育方法和手段——从传统转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