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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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第2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数字化符号化文化传播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从文化传播的技术角度来看，现代数字化文化传播的方式已经在人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单纯从现有技术的角度已经无法实现更大的进步。但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别是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观念上的改变，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上述的局限。传统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质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号化理解过程中，也是以物质实际存在为前提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同样是以人们对于物质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以物质的实存来感受文化本身，是人们传统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数字化的符号则是依据人们对物质信息处理后的符号，并不是由符号本身直接而来，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质本身最为精细的全部内容。尽管这样，一些新的变化产生，从而造成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与以往符号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样，“从感觉的对象来看，原来的感觉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的感觉对象则不是如此，“二进制把原来符号系统中无法感觉的对象，无法逻辑化和虚拟化的感觉对象，特别是无法代码化的经验、智力、智慧，都作为自己感觉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理解方式必然要与传统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实现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理解，必然会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对于文化的理解要脱离纯粹的实物基础，并且要建立在符号本身之上。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不再注重实物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符号与文化意义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真正实现符号文化。这种符号文化观念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质不能实现完全精细化的局限，而且还可以使对物质文化的理解和以对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实现理解方式的统一，形成整体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世界里，没有物质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现代技术无法完全解决信息精细化的问题。

第3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关系到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是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本文以图书馆服务为例，结合图书馆发展情况解析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实现。

公平或日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我国宪法将“平等权”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平等权之重要。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同样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平等的原则也必然应当延续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②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③参与文化生活权；④接受教育和培训权；⑤文化创意权。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平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即指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服务机会的公平，主要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全体性或者说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应有任何地域、城乡、种族、身份等的歧视。所谓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公平，则指不论服务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同样的、质量稳定、程序公平的对待，从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务。

在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宏观层面的要求指，政府在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整体布局调整等重大宏观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观层面的要求则是，政府各具体部门，以及政府扶持资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提供各项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大家获得机会公平、质量稳定的服务。

三、以图书馆公共服务为例看公平性原则的实现

第4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1.运营管理方面的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在进行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合作双方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发生的冲突，比如市场冲突、信息对称性冲突、知识产权冲突、人力资源冲突以及合同管理冲突等等。从服务外包合同方面来看，该合同属于法律性文件，是确立双方合作关系的重要文件，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作双方可能会对某些合同条款产生歧义，从而引发冲突。而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能够决定企业服务外包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员工薪资、员工沟通、人才的留驻等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相关管理制度、商业机密以及知识产权等，这些商业信息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泄露出去，则往往会造成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冲突。

2.文化背景方面的冲突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而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指的是从服务外包文化广义的概念出发所遇到的文化方面的冲突，比如语言冲突、战略冲突、理念冲突以及区域文化冲突等。不同的区域的国家，其地区有着独特的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文化特色，这些知识和文化隐性存在于企业职工的内心中，逐渐演变成各种观念，而对于其他的文化知识则比较排斥，导致企业之间价值观体系出现差异，从而引发冲突。同时，企业在制定某一战略过程中，同样也会由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有可能会由于承包商对企业的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在某些词句的理解方面，会有不同的解释，导致沟通方面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从而产生冲突。

3.法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指的是接包企业和发包企业之间由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而引起的冲突，主要内容包括监管冲突、立法冲突和制度冲突等等。企业双方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是否适用于双方的问题，并且往往会在放任与多管之间，反监管与监管之间展开激励的博弈。在这其中，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包企业是重点对象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失去控制，但是往往还是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冲突。通过整合之后，认可权威性、相互包容性以及相互适应性是法律制度冲突实现的目标。

二、新时期下企业服务外包过程中进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1.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首先必须不断加强人员培训工作，推动人力资源的融合。企业员工素质的提升需要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对员工进行不断培训教育，并且经营理念和语言方面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培训才能够达到相通相容的目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员工的培训与培养和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第一，在专业培养服务外包人员的相关机构和各大院校中，设置相关管理课程和跨文化交流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对服务外包主要发包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商业惯例以及文化传统进行系统的介绍。第二，与跨国发包企业发展相互合作关系，并鼓励接包企业积极派员工去往国外参加学习或考察实习，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跨文化沟通及交流能力，提高实际工作的效率。第三，促进服务外包合作双方的语言理解和语文化交流，找到不同文化的结合点，使员工对外包活动的认可度得到提升。最后，应该联合主要发包国家的教育机构共同开展教学工作，是学生能够在师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到不同国家存在的文化差异，使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得到不断提升。

2.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建立并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承包方和发包方两者都应该建立起专门的实施团队，并建立健全的有效管理模式，确保整个外包合同中的相关内容都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和执行管理。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整个过程的风险甄别警告机制和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定期会议制度和变更机制。其中定期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各子项目中的经理人会议、高级项目监理人会议以及双方高层会议。为确保外包合同的有效执行，这三个层次的会议都是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双方的合作变得密切。三是建立三层次的管理模式，当完成业务转交工作之后，外包服务便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三层管理机制在确保发包方已经实施外包业务之后，控制权仍让牢牢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四是双方签订外包合同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业务移交，因此，应该在合同中对外包业务的相关内容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使外包业务的流程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对资产转移进行妥善处理。五是设计出必要的应急计划，企业应该针对各种紧急问题设计出必要的应急措施，并将其列入合同当中，以确保其可执行性。

3.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同时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外包考核体系。首先应该对外包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衡量，准确把握其是否适应工作的绩效以及负责相关外包工作。并了解相关外包部门的工作创新情况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以便为企业今后开展员工培训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应该严格监督控制相关人员的服务外包工作情况，一旦发现存在某一方面的冲突，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并建立健全外包人员或相关外包部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对外包人员进行工作情况的考核时，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外包人员进行全方面的考核，为公平奖罚和明确责任提供重要依据。采用客观统一的考核标准，相对独立且全面的考核要素，统一考核方式和考核时间，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外，还应该与外包考核结果充分结合起来，给予外包人员是适当的激励。企业在建立竞争性的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的同时，应该将脱产培训、职务晋升以及福利分配等多种激励方式综合运用起来，并对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企业人员给予合理的倾斜，而对于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外包人员，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

4.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新时期这一背景之下，企业在进行服务外包过程中，要想有效实现文化融合，还应该不断完善服务外包合同管理工作。在服务外包管理工作中，服务外包合同是控制外包服务商进而减少文化冲突的主要杠杆，是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该紧紧围绕外包合同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的事项包括终止外包合同、更新外包合同、签署外包合同、制定外包合同以及选择接包商等方面。双方完成服务外包合同的签订之后，企业相关信息技术的部门的工作便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将原来的工作转变为控制、评估以及监测外包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对接包商和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协调，确保服务外包工作的质量，不损害到双方企业的利益。同时，应该通过谈判与接包商签订尽可能完备的合同，能够将涉及到服务外包的相关实质性要素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比如双方预期、双方责任、双方义务以及双方权利等等。另外，还应该在合同内容中将服务外包的相关标准、服务等级、服务范围以及服务价格等各方面的内容一一进行明确规定。从目前情况来看，包括财务、人力资源以及IT在内的服务外包已经逐渐形成了外包服务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奖励和惩罚制度、报告机制和服务质量的衡量、对服务以及服务质量的描述、合作结束机制以及争议的解决等等，这一标准的使用取得很好地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三、结语

第5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城市与建筑相似，都是围合空间的构筑物，不过有着庞大的尺度(笔者译1)城市是人们工作、交往、娱乐、政治和抒感的地方。然而，在追求城市化的几十年后，我们突然发现，原来的理想城市如今却成了贫穷和痛苦集中的地方、我们不禁要自问，难道衰败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吗？

人们似乎己经忘记了美好城市的潜力。只要经济承担得起，现在的市民（尤其是富人）趋向于到市郊开辟新的家园，这就是常说的"住宅郊区化"，造成城市不断扩大。这种趋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背道而驰，而富人离开城市，同时也带走了资金，留在原有城市的只是贫穷和破落。因此，讨论和研究城市复兴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

城市规划涉及的学科很多，直接的参与者有政府、金融界和建筑界等。政府和金融界的决策无疑是具有前提性和决定性的。然而建筑师的角色在商业环境的冲击下，却显得越来越渺小。城市与建筑类似，其设计追求着一种美学意识形态、(笔者译2)。美学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追求和经验总结，美好的城市设计包含有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建筑设计对于城市复兴的作用，不仅是重要的，更是不可替代的。

今年获得英国斯特林2000年度金奖的Peckham图书馆，是一个建在伦敦南部贫困区的公众投资项目。建筑的实际使用面积不大，建筑师(WilliamAlsop)把底层架空，为普遍街道和侧面的广场提供了可穿越的通道；同时也架高了阅览厅，让读者可以造过精心设计的玻璃窗远眺城市中心的天际线。政府在该贫民区建立一个为公众免费服务的图书馆的决策。无疑是此项工程的前提，然而没有建筑师的参与，这个图书馆就不可能那么出色，该贫民区就不会象现在那样有一个吸引公众的核心。该建筑还吸引了无数从市中心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从而加强了伦敦市中心和南部贫穷区的联系，并为政府向大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一伦敦没有忘记这块土地。分析其建筑设计，无论局部还是整体，都建立了一种与城市之间紧密的可达性。只要人来了，他们就会自觉地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人走了。他们是不会关心留下的东西会是怎样的命运的。

纽约和爱丁坚

今天的建筑设计在考虑与城市的关系时，一直沿用凯文林奇的标志性元素。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由简单的标志性造成的喧闹的城市面貌。这一群后现代的"标志性"建筑，其实都披着相似的外衣--种貌似热情，但实际上却与城市环境格格不入的冷漠和单调。许多建筑的设计与城市似乎太绝缘了。

我们的城市发展经常以纽约的曼哈顿岛为模板，然而那高耸林立的摩天大楼只是城市成功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谈城市的复兴，尤其是在欧洲，其重点已经不单是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成功，而是具体到每个市民的满足感、舒适和欢乐。"(笔者译3)

在曼哈顿岛南部沿河一面，是一条连接中心商务区和市郊中产阶级居住区的高架路。然而，这种缺乏考虑环境的城市设计，却间接地隔题了普通市民与这一滨水地带的联系。荷兰的建筑理论家A．Graafland对这里的城市环境有这样的描述一当你站在高架桥下，会感到一种失落，听着桥上的噪音。环顾四周，你将最清晰地看到现代城市生活中衰败的一面。(笔者译4）

与此相反的是欧洲的一些城市如爱丁堡，不仅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建筑，而且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也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爱丁堡城市常驻人口四百五十万，但中心区的游客每年就达二百五十万。这是个天天洋溢着欢乐的城市。欢乐的气氛不仅环绕在爱丁堡城堡等标志性建筑和景观周围，也存在于城市中心区的每一个普通的角落。

旧城区的城市结构就象鱼的骨架约一公里长。两侧的建筑以及建筑之间留有许多市民和游客都可以自由穿行的巷和院。虽然里的建筑都几经改造，内部的功能也几经变迁，但这些几百年来多孔的传统格局一直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因为有人光顾，或者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光顾，附近的商店、咖啡屋等的主人都自觉地保持和美化附近的环境。于是在这种可达性带来的良性循环的推动下，爱丁堡的城市空间成为了当地市民一个自由、开放的舞台。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可自由选择和享受的欢乐空间。

这种可穿越性很强的城市空间，不难在许多传统的城市和村落中看到。而在成功的现代都市，比如香港中心区、巴塞罗那。也不难发现同样的特征。因此，我提出一条与城市复兴相关的建筑设计原则一一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下文将通过笔者参与的三个设计实例对此论点加以进一步的阐述。

C-House

今天住宅的设计在考虑与城市的关系时主要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是私人投资带来的功利性。这是造成我们今天碎片状的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译5）。建筑设计局限于这碎片之中，不注重与环境的关系，使得城市越加难以控制；其次，是个人安全问题。目前折衷的方法是只使用一个入口，并用围墙把自己与环境分离开来，以达到对个人财产"保安"的目的。然而这种方法的副作用很多，如发生"洛阳大火"时无处可逃，或安装防盗网反而为盗贼提供了天梯等。另外，如果邻居的关系变得疏远，反而为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地区范围的"治安"问题其实是更加重要的，而这点可以通过政府强力打击犯罪的手段，并结合开放性的建筑设计来达到；再次，是由住宅的人员构成造成的。过去国内的居住模式是以单位大院为核心的，住户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同事。而现在居民之间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这就造成了住户之间合作的不便和对公共空间管理的困难（笔者译6）。而公共空间一旦被忽视，就很容易变得肮脏和混乱，成为垃圾堆、杂物院甚至犯罪多发区。接着就是人们对这些空间的进而远之。

C－House的基地是在德国南部的一个中型城市。除了这块空地，沿街都已经全部建满了房屋。基地内部等待改造的小厂房前面种有几棵很美的桦树，对面是一条也种满了桦树短巷。这一对"绿色"显然已成了这条街上行人的空间应标，也是附近居民的休息场所。

该方案设计没有在底层邻街做个铁门，而是在底层用通透的落地大玻璃围合了一个精品店，保留了院子与街道的视线联系。在临街一侧还保留了一个宽敞的入口通往院子，楼梯入口放在院子里，从而加强了用地的可穿越性。对于安全问题，一个入口和围墙是一种办法。但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地区范围的''''治安''''对个人的''''保安''''问题也是影响很大的，人来人往的通畅空间要比偏僻无人的地方安全。

公共楼梯没有象通常那样置于一筒体内。而是纵穿建筑前后楼梯的细部设计也是没有挡板的。让视线可以充分贯穿用地内外的"绿色"。当住户上班、下班走过楼梯时，可以很直接地感觉到里面的桦树院、外面的桦树巷，从而加强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直跑梯是连接三层的。因为有足够的高差，有些房间可以向楼梯间开窗。当阳光把遮阳百页投影个墙面上。清风抚过，青年男女可以坐在楼梯上聊天，可能还会隐隐看到窗里的倩影……

C-House的设计尝试解决前面提到的三个住宅问题。通过运用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的原则，不仅为移民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也提高了现有的城市空间。

B-Office

B-Office是设计师木子和我在"既网络上以一种开放式Studio的形式设计的位于南方某传统市镇的一个政府办公楼。

原方案在临干道处设置了一个广场。首层布置了文娱、餐饮、服务和客房，人流从广场由大楼梯进入二层的接待大厅。部分二层和三层是办公用房。该方案对基地东面的河流与西面民居的联系考虑不足。

河流一向是传统民居村落的核心。而当地居民与河流的和谐关系，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是十分重要的。一旦居民失去了河岸的活动空间。昔日的清流将会迅速被污染，成为现代城市中的臭水沟。如果基地在河流两岸，通常建筑设计就会朝向道路设置主要立面和入口，而把朝向河流一面设计为后院。进而后院变成杂物院，然后是向河流排放污水和废物。

新的方案旨在连接民居与河流之间的空间，于是特地在用地中也设置了一条穿越性的道路，从而强化了这种联系。沿河岸一侧设为市民的休息活动空间；娱乐、餐饮、服务和停车部分设于半地下，楼面则成为l．2米高的活动平台（晚上可用作舞台）。该平台从时间、知觉和活动性质上均丰富了这个广场的空间，也平衡了基地中间的穿越性道路，暗示了一种可供停留的空间。

办公人流可从地下停车场上平台；或由广场步行进入，经坡道步上平台。南面部分的底层架空，成为一入口灰空间（兼作舞台）；接待大厅设于北面部分的底层。以通透的落地大玻璃围合；从接待厅可由坡道上二层，再经过北面的屋顶花园可到达南面部分的三层。

同样是一种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使得该政府建筑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民居与河流的联系。中医有句俗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城市的空间和环境也是如此。

MediaVillage

在描述城市的结构时，已被广泛接受的隐喻有"树状结构和"有机体"。"树状结构"是一种逻辑性较强的结构。由主到次，依次连接；"有机体"代表的是高一层次的关注个体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的设计思想。然而。在"树状结构"里，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死板而重复的、况且城市不断发展，主次的关系和容量也会不断变化，而城市的空间是不可能理想地改变来满足需要的："有机体"概念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个体之间的配合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协调工作，不然这个有机体就会生病（笔者译7）。在现实中，城市是难以按照一种稳定的规律持续运作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制订了规划方案，但总是受到投资方的强力影响、今天；普遍认为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其准则条文和数据的约束已经很难跟得上城市各种综合条件的变化"（笔者译8）。超级秘书网

以上两种隐喻恐伯正是其症结之所在。

步入21世纪网络时代，城市结构中又出现了一种一网络"的隐喻.其实这种空间类型一直存在于传统城市和村落。欧洲有人称为Rhizome."网络"空间标志着一种有无限联系的、开放的、多孔的、互相之间紧密相连的结构"。(笔者译9)对于"网络"空间。一种担心就是这种城市空间会不会变成迷宫？是否与凯文林奇的可识别性的原则针锋相对？其实，凯文林奇早于其著作中（TheImageofTheCity,1960），在解释完可识别性在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后，立即就有补充："城市设计中必须提到的是迷宫般的空间。这种让人错觉的、令人惊奇的环境也是有价值的…。观察者自己应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主动地去观察环境，并且主动地重组脑海中获得的景象。"（笔者译10）(笔者译）大概是限于时代背景，凯文林奇没有对这种空间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在中东迪拜(Dubai），我参与了InternetCity（网络城）中MediaVillage。（多媒体村）的规划设计。InternetCity是政府专门为E-commerce（电子信息商业)设置的开发区，总体规划中有一条横贯全区的功能带，不仅提供了交通，还为各种公共设施提供了空间。其中一段是专门安排娱乐活动、公众普及教育和商务旅游设施的MediaVillage。

该MediaVollage的规划设计采用了这种"网络"城市空间。规划对建筑单体的位置、朝向和高度没有作什么硬性要求，也没有传统的功能分区，但重要的是要求各建筑单体都要在不同层高和不同位置最大化与其他城市元素的联系，同时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可自由选择和自由活动的城市空间。这些空间将存在于底层。屋顶花园、廊桥、展览空间及其它的公共功能部分中。MediaVillage的规划设计是开放的。注重的是城市发展过程，让城市可以随着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地自我调整。虽然各单体的体形和功能等变动可能会很大，但城市的穿越性空间是受控制的《当然，这种空间效果与规则的城市空间的优劣和结合问题还需进一步研讨）。由于空间结构是多孔的和富有弹性的，这个城市将会为市民和游客，以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舞台。正如前面谈到的爱丁堡的良性循环模式，这里将期望形成一种匀质的、流动的和欢快的城市空间。

城市的设计较之建筑更难于把握，涉及的学科也更多、更复杂，但关于城市的研究却落后于建筑有几十年之遥。1960年凯文林奇提出城市认知的五元素和可识别性原则，主要视觉效果方面论述了城市设计；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与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国的罗杰斯于1998年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循环利用荒废土地的城市发展方法；目前国内外还有备受关注的信息技术对未来城市设计的影响的讨论。…这些论点都是建立在现今时代、现有城市问题分析基础上的讨论和研究，只要深入下去。不管结论是对还是错，对建筑、城市的设计和理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城市的发展难以预料，是不可能用一步到位的方案来表达和控制的。本文经过对比分析纽约丁堡两个城市的空间，又通过对三个设计方案的讨论，针对现实中社会碎片化和不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笔者提出并探讨了最大化建筑和用地的可穿越性的设计原则。

对城市复兴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分析现状，从局部入手来深入对问题的探讨是我个人对此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一。从建筑设计行业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在此方面的设计和理论成果定会非常丰富。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建筑和城市。

第6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白马藏族；传统服饰；传承；变异

中图分类号：C95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0-04

白马藏族是生活在甘、川两省交界处的少数族群，俗称白马人，总数过万。在特定的条件下，白马人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并代代相传，留存至今。然而，在传统服饰的传承过程中，由于白马人所处的环境产生变化，其服饰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本文通过对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穿戴情况的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白马传统服饰及功能的传承与变异现象，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一、白马人传统服饰现状

（一）在节庆活动中传承的传统服饰

目前文县白马人传统服饰穿戴人数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场合集中在春节期间的各项欢庆活动中。根据穿着者身份的不同，白马藏族服饰主要分为普通大众服饰和宗教仪式服饰。

普通大众服饰中男装较为简单，以“沙尕帽”为主要标志。该帽为插有白色鸡翎的圆顶荷叶边白色小毡帽。相比之下女性服装较为复杂。老年妇女大都头包黑色布帕，身穿青黑色长衫，脚穿绣花布鞋，并佩戴手工绣制的荷包。青年女性节庆时多穿五彩百褶衣。这种衣服颜色艳丽，上下连体，下端百褶，领口、袖口及背部有花边或者绣花图案装饰，是白马人较有特色的服装。年轻女性们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穿戴黑、红底花边马甲，头戴沙尕帽或者鱼骨牌。中年女性服饰则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宗教仪式服饰主要指白马人春节期间跳面具舞时的穿戴，以“池哥昼”和“麻昼”服饰为代表。这些装扮一部分与围观群众所穿戴的传统服饰类似。甚至保留了大众服饰在传承中逐渐衰亡的某些服饰元素。同时，还有一些与大众服饰完全不同的衣服样式。

“池哥昼”队伍一般由四位池哥、两位池母和2—5个知玛组成。池哥代表男性形象，头戴插有锦鸡尾翎与彩色折纸的面具，身穿白色羊皮袄，腰系毛织腰带，其间挂有一串铜铃，身后戴山羊皮卷尾，脚上穿牛皮作底、绣着米字花纹的番鞋，扎绣花绑腿。左手持剑，右手拿牦牛尾，威风凛凛；池母头戴插五彩纸花的面具，身穿花边衣，脚穿牛皮与麻布制作而成的番鞋。知玛的性别有男有女（表演者皆为男性），是“池哥昼”中逗乐的丑角，其装扮以丑化为目的，男女皆不戴面具，脸抹锅底灰。通常男者头戴旧草帽，身穿麻布长衫（有些地方知玛身披旧床单、旧毛毯），手持破扇与拐杖，脚着旧草鞋。而女性知玛则头戴青黑色帕子，其上用萝卜皮做成仿鱼骨牌，手拿犏牛尾，脚穿破凉鞋。

现在薛堡寨人每年正月十五还有跳“麻昼”的习俗。“麻昼”也称“十二相”，表演时由两个池哥在前领路，两个小鬼紧跟其后，最后面是六个生肖面具。薛堡寨“麻昼”中的池哥的服饰与“池哥昼”中池哥的服饰基本相同：小鬼头戴面具，面具相貌与池哥类似，面部表情狰狞。跳舞时小鬼身穿白衬衣，外套黑色花边马甲，腰系红色毛织腰带，腰间系带穗长条状荷包，腿上绑“白缠子”（即缠在脚踝到膝盖的白色绑腿）。头戴猪、鸡、龙、虎、牛、狮面具的生肖所穿服装颇似戏曲服装，上衣为红、绿、蓝、黑等色的绣花锦缎，下裙为红、黄、蓝、绿、粉、紫等色的一色裙子，左右手中各拿一条红绿黄三色布条叠加而成的彩带。

在传承中，知玛和小鬼的衣着还保留有一些大众服饰中几乎消亡的元素。为了丑化知玛，白马人总会给他们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女性都不戴头帕了，其传承正日趋弱化，而女性小知玛头戴布帕无疑是对这一传统习惯传承方式的补充。再如以前白马男子日常服饰之一的麻布长衫，现在即使是在节庆期间，也很少有人穿戴。而某些村寨的男性知玛却穿着麻布长衫走家串户。虽然穿在知玛身上的麻布长衫略显破旧，但从服饰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却弥足珍贵。此外，白马人以前穿番鞋，并在小腿上裹棉、麻或毛缠绑腿，现在即使在春节期间人们也多穿球鞋、胶鞋与皮鞋。而番鞋、绑腿却被“麻昼”中的小鬼传承下来了。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变异现象

服饰在传承过程中，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自身观念的转变等原因而发生变异。早在清代，白马人的服饰就曾发生过变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曾记载文县番民“近亦多有效民间服饰者”，而光绪版《文县志》也说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寥寥数字，却透漏出白马人服饰变异的诸多信息：至少在《皇清职贡图》成稿的乾隆二十八年，白马人服饰就开始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产生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白马人中为数不多的“富者”群体当中，规模较小，属于“萌芽”状态。大部分白马人服饰则依然保持传统，即男性头戴沙尕帽，佩戴短刀与弓矢。女性穿镶边大领褐衫，系八寸宽腰带，结辫并佩戴“珊瑚玛瑙”等头饰以及“重两许”的大银耳环。

当代社会，白马人服饰发生了剧变，日常生活中白马人多选择穿戴现代服饰。而其传统服饰的传承则是通过在节日庆典中穿戴完成的。而在传承过程中，传统服饰仍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变异。

目前，每逢重大场合，很多白马男子，要么直接穿西装或便服，要么选择穿戴简单的藏装。这种藏装通常为常见的藏舞演出服，据当地文化局白马人班某讲，男性穿此类服装的情况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衣服多为外出打工的白马人从甘南、四川等地购买而来。至于传统服饰中的长衫、番鞋、麻鞋等服装以及烟袋、牛皮沙袋和药葫芦等配饰已经很少有人佩戴了。

女性服饰的变异现象更为复杂。《皇清职贡图》和光绪版《文县志》都曾记载白马女性有佩戴珊瑚、玛瑙等昂贵装饰品的习惯。然而，当代白马女性节庆期间则喜欢佩戴鱼骨牌与沙尕帽。白马女性用红线将7-9枚圆形鱼骨牌串接后固定在辫好的发辫上，并将带有鱼骨牌的整条辫子盘在头上，鱼骨牌恰好绕额一周，而辫稍处珠串等物垂在右耳侧。由于佩戴简便，现在更多年轻女子穿戴传统服饰时喜欢佩戴沙尕帽，并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加以各色装饰，使得白马女性头饰丰富多彩。

与头饰多样化相反，白马女性耳饰和服装在传承中则日趋简化，某些服饰甚至已经衰亡了。光绪版《文县志》中有白马女性戴大耳环的习俗。而当代白马妇女依据个人喜好选择佩戴耳饰，很多人甚至没有佩戴耳饰，传统白马人饰品中的大银耳环已经在传承中衰亡了。鱼骨肚兜是未见于清代文献的传统白马女性服饰之一，目前在民间还有个别人家保存着老人留下来的这种周边绣花、中间缀有方形鱼骨牌的肚兜。但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女性都不佩戴鱼骨肚兜，可以说鱼骨肚兜在传承过程中也走向了衰亡。以前，成套的白马女装包括上衣、下裙、外罩大褂，以及短衫、马甲等，目前很多青年女性在节庆期间仅穿一件百褶衣。此外，百褶衣本身也经历着日趋简化的渐变过程。旧制的百褶衣上边缘处及背部精美的绣花图案已逐渐被几何拼布纹样、机制花边等逐渐代替。总之，白马人传统服饰在现代环境下传承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功能嬗变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服饰作为白马人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具备满足白马人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需求的实用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

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身份象征、强化规范、信息承载、伦理教化、族徽象征等社会文化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传承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这些功能亦随之产生变异，根据变异的程度可以分为消亡、弱化、保持、增强四种类型。

（一）消亡了的身份象征功能与强化规范功能

传统白马服饰的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等功能已随着白马人社会生活的变迁而逐渐消亡。传统的白马人社会是一个贫富有别、男尊女卑的社会。白马人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差距在其传统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光绪版《文县志》记载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可见清末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很强的身份象征功能。而通常穿戴五色衣服、戴沙尕帽的多为白马人中的普通大众。而在大众群体中，传统服饰的一些部件同样具有这种区分贫富的身份象征功能。张映全曾多次撰文，提及以前能够系上长达三米多的羊毛腰带者为白马人中的富裕户。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仅能够体现贫富差别，还能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这主要体现在白马人赋予男性某些穿戴特权上。以前沙尕帽只有男性可以佩戴，而在“池哥昼”、“麻昼”等各类面具舞中，也只有代表男性形象的池哥面具能插锦鸡尾翎。白马人借女性穿戴禁忌来强化白马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使得其传统服饰因而具有强化规范的社会功能。

随着时代的变迁，几乎所有白马人的日常服饰已完全现代化，无论贫富，皆“与汉同”。伴随生活水品的提高，毛织腰带不再是富裕户的象征，所有白马女性只要选择穿戴百褶衣，都会系上红毛腰带。此外，节日期间女性佩沙尕帽的情况在白马人中已习以为常。白马人传统服饰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的功能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已消亡殆尽。

（二）日益弱化的信息承栽功能

传统白马人服饰有很强的信息承载功能，透过服饰可以了解到白马人的及其与周邻其他民族之间的关联。然而，在传承的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信息承载功能正在随着服装工艺的简化以及穿戴人群的缩小而日趋弱化。

如前文所述，早期白马妇女会在百褶衣、鞋垫等衣物之上绣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包括日月星辰、动物花草等内容，反映了白马人对大自然的崇拜。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制服装对这些纹样的简化，传统服饰对于白马人的承载功能已有所弱化。

目前，白马人中老年人还有包头帕、穿长衫、裹绑腿、穿绣花鞋的习惯。与藏彝走廊其他民族的服饰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体现出白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共享的特质。然而，中青年人已经很少穿戴上述服饰，受众群体范围的缩小使得传统白马人服饰承载多元文化的功能日益弱化。

（三）保持不变的伦理教化功能

传统的白马人服饰具有伦理教化功能。池哥与池母是白马人心中的神，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形象，而知玛相传为白马女性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后裔。在“池哥昼”仪式中，知玛服饰的丑陋与池哥服饰的威严、池母服饰的华美形成强烈的对比。白马人正是通过池哥、池母与知玛服饰的差异告诫族人，血统纯正的白马人男性会如池哥一般英武雄健，女性则像池母一样华美优雅，而一旦与外族通婚，生下的孩子则会像知玛一样衣着破烂、丑态百出。因此千万不可与外族通婚。

白马人之所以如此排斥族际通婚，主要是由于白马人长期以来在人口数量上相对藏彝走廊边缘地带的其他族群来说一直处于劣势，一旦与外族通婚，则白马人固有的文化，甚至白马人将融合于其他族群当中。正因为如此，在白马人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排斥族际通婚。目前，大部分白马人依旧实行内部通婚，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伦理教化功能仍旧没有改变，是传统服饰诸多功能之中最为稳定的一大功能。

（四）增强了的族徽标识功能

沙尕帽向来是白马人的标志，具有族徽标识功能。《皇清职贡图》中称白马人“男帽插鸡翎”，而光绪版《文县志》也有白马男子“带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的记载。目前在白马人传统服饰整体呈现现代化的趋势下，沙尕帽的族徽标识功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增强了。

每逢重大场合，例如春节期间举寨欢庆表演“池哥昼”、“麻昼”，跳圆圆舞、迎接火把时，参加青年男女婚礼时，以及出席各重要会议时，白马男子不管是穿戴普通藏装还是现代服装，都喜欢佩戴沙尕帽，以显示其白马人的族群身份；而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穿戴传统服饰时选择佩戴沙尕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沙尕帽具有的族徽标识功能。沙尕帽从过去仅能被白马男性佩戴到今天成为所有白马人族群身份的主要标志，其族徽标识功能比起以往则大大增强了。

三、白马人传统服饰传承与变异的特点

传承与变异是服饰文化的两大特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服饰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变异，而面对不断发生变异的服饰，人们仍旧尽量保持传统服饰的文化特色。白马人的传统服饰在传承与变异当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服装制作现代化与服饰商品化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下，白马人用自制的织机将麻线、羊毛线纺织成衣料，并手工缝制衣服、腰带、绑腿等服装。而在商品经济下，白马人大都直接购置衣物，会使用传统织布机的人越来越少。新制的传统服装的衣料和裁剪过程都体现出现代化特色。据文县文化局白马人班某介绍，现在缝制传统服装的衣料大都是市场上购得的成品，而缝制时也都依靠缝纫机提高生产效率。以前纯手工缝制一件衣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用机器一次可以做好几件衣服，用不了几天就能完工。

伴随着服饰生产与加工的现代化，白马人的传统服饰的商品性质也日益增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白马女性会在农闲时节缝衣绣花，供自家亲朋好友穿戴。这种服饰是凝结每位女性智慧的劳动产品，不具备商品性质。目前文县的白马村寨中，大体上一个村庄只有3-4个人会缝制传统服装，会刺绣的妇女人数略多一些。白马人如果需要准备传统服饰，则需要出钱请这些能够缝制传统服饰的人帮忙制作。通常一件机器制作、手工绣花的服装在两千元左右，而一顶普通的沙尕帽则在两百元左右。传统服饰从原料购置到加工缝制再到成品产出的各个环节，都有流通与交换，并且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商品化特征已非常明显。

（二）传统服饰礼服化

基于现代服装的诸多优点，多数当代白马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穿戴现代服装。而每当举行婚礼仪式、参加民族传统活动、欢庆传统节日时，白马人又纷纷穿上传统服饰，以前的日常服饰因而转化为节庆礼服。

在日常服饰向节庆礼服的转化过程中，传统服饰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而文化象征功能却增强了。当传统服饰被作为日常服饰使用时，它的主要功能为御寒保暖、辅助生产等实用功能。而当这些实用功能被性能更加卓越的现代服饰代替时，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文化象征功能则凸显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的外在表象，人们穿戴传统服饰可以最为直接地表达自己族群所代表的文化。白马人在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穿戴具有自己群体特色的传统服饰，不仅能够在视觉上渲染喜庆的气氛，使得自身与本部落传统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地穿戴传统服饰，白马人将自己特有的文化信息展现给外界、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文化上的交流与传承。

（三）男性服饰变异大于女性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分男女，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从整个白马人服饰文化变迁的过程来看，男性服饰变异的程度远远超过女性服饰。从人口比例上来看，目前节日期间选择穿戴传统服饰的女性人口要多于男性。而从传统服饰的穿戴状况来看，男性除了头戴沙尕帽之外，很少穿着其他的传统服饰。不仅如此，一些白马男子还穿上了从甘南、四川等地购置的藏袍，男性传统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白马人传统女性服饰在传承时则产生相对较小的变异。虽然服饰整体日趋简化、面料日益现代化，但传统白马人服饰的核心特点，即不同于其他族群服饰的形象特征未曾改变。

造成男性服饰的变异性大于女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演变方式的差异。女性服饰的变异，多属于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性变异。女性服饰在制作过程中选择现代化原料以及工具和工艺都是对原有传统服饰的一种主动改进：在对外交流中，来自外界的强势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文化对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影响是导致男性服饰彻底变革的主要原因。在对外交往中，白马人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固有的生活习俗来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传统服饰也随之产生变异。由于男性承担相对较多的对外交往活动，男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女性，因而白马人男性服饰的变异要远大于女性。

（四）地域象征性服饰衰落，族群象征性服饰复兴

白马人传统服饰有很强的符号象征性，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地域象征性服饰与族群象征性服饰两类。在白马人传统服饰体系中，头帕、绑腿、刺绣等服饰，与周边其他民族服饰习惯极其类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而鱼骨牌、沙尕帽则是白马人特有的服饰，是区别于白马人和其他群体的重要标记之一，具有很强的族群象征性。目前，在节日期间，大部分人只穿西裤和新式皮鞋，仅有“麻昼”的小鬼保留绑腿的习俗：在白马女性中，包头帕者多为老年人，而鱼骨牌和沙尕帽则是实际穿戴和广泛宣传中白马女性服饰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服饰整体趋向现代化、传统服饰文化象征功能增强的情况下，代表地域特征的服饰部件正在随着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的降低而逐渐衰落，而代表族群特色的传统服饰则伴随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受到白马人的高度重视。

四、白马人传统服饰变异与传承原因分析

第7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特征；属性；潮流

中图分类号：G8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9-04

“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物。”［1］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还将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积累成传统和历史。［2］ 可见，文化是创造文明、体现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又具精神文明的内容,几乎是从服饰诞生之日起，其文化形态就已经自然存在。服饰文化是指具象的服饰式样以及人们对这些服饰式样的认识观念与着装方式。［3］作为人类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展现了别样的风采和突出的魅力。运动服饰是一种文化，既能反映出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和文化、思维等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反映一个运动项目的技术特点和规范要求，运动服饰的演变过程体现出该运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

网球运动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和喜爱，被誉为“贵族运动”。网球运动服饰则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不仅展现了网球运动强对抗、高技巧的特点，而且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对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特征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服饰文化融合体育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意义在于可进一步展现和延伸两者内涵的价值，为传承业已形成的体育服饰文化提供更为客观、具体、丰富的内容。

1 传承性：文化的积淀

“文化是历史传承的，它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不断积累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4］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时间性、延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本质上说，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有选择的继承，也就是一种淘汰糟粕，继承精华的过程，通过文化的传承使人类文化不断发展，持续走向辉煌。“体育文化经过不同时代仍然保留原有某些特质的属性”，［6］这体现了体育文化的传承性特征。身体运动是体育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形式，作为依附于身体之上的服饰文化则同样具有强大的传承性。不同时代的网球运动服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内涵，虽然经过时间的消磨，但仍旧具有某些本质的属性存在，也就是文化的属性存在，这就是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的传承性特征。

网球运动服饰文化的传承性首先体现在功能上，即无论外观和色彩如何改变，在功能上都要符合网球运动的专项特点。网球运动高对抗，冲刺跑次数多，跑动距离长，四肢活动的空间大，对服饰的功能性要求非常高，因此，“短”乃至“无”成为网球运动服饰的一个重要形式。自网球运动诞生之日起，其服饰就向着“轻、软”方向发展，短袖、短裤成为网球运动服饰的主流，现在更是出现了无袖，超短裤，更有利于肢体的大幅度甚至是穿越式的运动。

其次是体现在面料的应用上。自从20世纪初丝绸等轻软面料的应用引发了一场网球服饰的改革潮流后，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旧影响着现代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理念，麻、棉、丝绸等目前最轻软的服装面料被广泛应用到网球运动服饰中。现在，网球服的主要面料是新型的高科技复合材料，传统的天然面料虽不再是主导，但是仍然在网球服饰的搭配中起到重要作用，增添了网球服饰的独特魅力。这是多年来网球服饰不断实践应用的结果，更是文化传承的结果。

第三是传承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网球运动服饰的外观和功能不断的演变，始终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其变化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表现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虽然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的服饰和网球运动服饰有相近之处，但其视觉冲击力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形似神不似的篮球、足球、排球等运动项目的服饰了。现代网球运动员的服饰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搭配，无不体现出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红土小子纳达尔的无袖上衣和超短裤，瑞士天王费德勒的全套白色复古装，李娜的无袖网球背心和黑曜石色网球裙，莎拉波娃的配有蓝色吊带裙轻质双层水彩印花裙装，无不给观众带来美的感受。

2.2 时代性：文化的形态

传统之中体现时代特征是网球运动员服饰的最大特征。“任何时代的体育，总是要反映出一定的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7］ 也就是说每一种体育文化都有主体社会的特征，即时代特征。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服饰文化的一种潮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反映了体育与服饰紧密融合的的文化形态。

网球运动刚开始是宫廷的专享游戏，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直接参与，更不可能了解，故影响力并不大，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其服饰要求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但自从20世纪初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发展以后，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日趋强烈，对网球运动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在欣赏极具个性化的网球运动员服饰。

不同时代的网球运动服饰具有不同的外观表象，其服饰文化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性文化内涵，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表1）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社会还处于思想相对比较保守的状态，反映到服饰中就是比较质朴，对身体的遮挡比较严密，服饰的花样和色彩也比较单一；［10］而到了八十年代，自由、开放、创新是潮流，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色彩多样，款式多样，变化多端。网球运动服饰也顺应时代的潮流，款式不断推陈出新，色彩艳丽，大大吸引观众的眼球，体现了个性魅力和时尚元素。进入21世纪，高科技与时尚紧密结合，追求视觉享受的思想，则给了网球运动员更多体现个性与魅力的机会，网球服饰只要是有利于比赛本身以及运动员自身爱好即可，更加体现了当代社会宽容、大气的文化形态。这种服饰的时代性特征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文化不断创新、不断传承的表现，是时代的需求。

2.3 个体性：依附的文化物

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是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殊性质，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11］网球运动赛制丰富，对抗性强，技术特点鲜明，比赛时间长，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这种项目特点为运动员的个性张扬和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运动员更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可能，或展现强大的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或追求内心的自我超越，或凸显特立独行的个性，人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服饰作为依附于运动员身体之上的文化物更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为运动员展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把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展示的淋漓尽致。

网球运动服饰体现着流行的概念，每当流行元素发生微妙的变化，不在服饰的形态和样式上寻求一致时，网球运动服饰的个性化和自我表现也成为自然行为，成为绝对的流行因素。年轻人是社会最活跃和最敏感的群体，运动员更是年轻人中的潮流引领者，表现个性，区别于他人成为潮流是年轻人的本性。［12］纵观当今网坛，运动员的服饰无不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和引领了运动服饰的潮流。从大威廉姆斯的背带装、莎拉波娃的荷叶装到李娜的裙裤，从费德勒的黑或白的头箍、罗迪克的倒戴运动帽到纳达尔的彩色头巾、无袖短衫无不展现了运动员的个性化形象。费德勒的服装有一种英雄的豪气，显示出沉稳、持重、严谨、大气的个性。纳达尔的卡普里短裤和无袖球衣会在他每一次发球和截击时凸显他发达的身体肌肉，看似随意的红色头巾似乎在展示其桀骜不驯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个性。阿加西“俗丽的网球服饰和头上的印花大手帕使他看上去就像迪斯尼乐园中加勒比海盗船上的服务生”，［13］显示了其叛逆的个性，曾在网坛掀起了一股特立独行的潮流。

当代女子网球运动员已经几乎找不出完全相同的比赛服饰，都极具个性化，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但在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背景下，仍旧体现了传统性、时代性的这种历史性特征，充分展示了服饰文化和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表2）

2.4 传统性：永恒的尊重

传统即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与控制作用。［14］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传统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是长期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累积。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传统性特征，否则就不成为文化，这是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也不例外。

网球运动服饰不仅充分体现了时代感，引领着体育运动服饰的潮流，而且体现了网球运动服饰恒久的传统性特征。人类社会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才得以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的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因此，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追求美感就成为永恒的主题。网球运动服饰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在符合专项运动特点的基础上，追求美感是最主要的内容，吸引观众的眼球，展现个性，提升自身的形象，扩大影响力。尤其是女子运动员，通过服饰体现个人形象不亚于追求运动成绩，如大小威廉姆斯姐妹、莎拉波娃、库尔尼科娃等运动员都很好的体现了网球运动服饰的美感。

当然，体现美感仅仅是网球运动服饰文化传统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留本色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尤其以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为最。温网是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成立时间最久远，时至今日，在网球运动日新月异的今天，温网还是保持了比赛服白色不变的永恒主题。［15］英国人相对比较固守传统，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也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安装了“鹰眼”系统，中心球场也搭建了移动顶棚，显示了其改革进步的一面，但是唯独在对运动员要求穿着白色球衣参赛这一传统始终保持，百年不变。温布尔登从不允许白色之外的“不雅之色”登台，为对抗这一传统，阿加西3年没有参加温网，库尔尼科娃因为穿黑色短裤被裁判勒令更换服装。这份执着是网球运动文化的传承，是对网球运动永恒的尊重。

2.5 科技性：巨大的魅力

网球运动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球运动服饰在功能上也富含科技含量，体现出完美的科技性特征。

首先，科技进步更新和发展了网球服饰制作的材质。目前，网球服饰材质既坚韧又轻柔，能吸湿快干又排汗保暖，有利于多样化搭配又减少阻力，让运动员穿着舒适、轻便，动感十足，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更赋予了网球运动服饰更好的性能，有利于运动员技术特点的发挥。而且，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势必会研究出更加先进，更具有人性化的服饰材质，进一步促进网球服饰向功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例如澳网女单冠军大威廉姆斯的网球裙采用了耐克Dri-FIT排汗面料，在澳大利亚的炎炎烈日下也能保持干爽透气，而且在功能设计上，横跨肩膀和背部使用了分区网面，大大增加了透气效果。网球运动服饰在最基本的材质上首先体现出了高科技，看似不起眼，没有特殊之处的服饰材质其实富含科技含量。

其次，科技进步提升了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水平，丰富了色彩与图案，扩充了搭配的多样性，增加了网球运动文化传承的内容，使网球服装既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着现代时尚气息，增添了网球服饰的独特魅力。网球运动服饰的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日趋个性化和科学化的设计理念，更符合网球运动特点和人们多元化的审美情趣，真实地显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牢牢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如耐克公司专为玛丽亚·莎拉波娃在200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所设计的背部有鱼鳞图案的网球衫，就是一种集装饰和高科技一体的功能性比赛服。比赛中，运动员一出汗，背部的“鳞片”会自动张开，将热量和湿气排出去，以帮助运动员保持凉爽与干燥，而且，质地轻柔且富有弹性的内层网衬也可以防止特制的“鳞片”粘在皮肤上，引起不良的身体反应。

2.6 时尚性：引领潮流

时尚是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表达着人们对美的爱好和欣赏，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文化模式。［16］追求时尚是服饰的本质属性，服饰是视觉的艺术，不仅可以展现物质文化，更能体现精神文化，［17］服饰是展示时尚元素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如今，网球比赛吸引观众的不再局限于比赛本身是否精彩，球员们个性魅力和极富时尚气息的服饰也是“票房”保证。令人眼花缭乱网球服装款式，再加上设计师多种时尚元素，为一向竞争激烈的网球比赛增添了色彩和情趣。越来越多的时尚设计师从网球运动中获得了灵感并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与时尚创作中，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款式不仅增加了网球服饰的时尚气息，也模糊了网球服饰与时装之间的界线。如“LACOSTE”是一个以设计生产网球服饰起家的品牌，但现在大家更多地将它定义为时装品牌。

不同时代的网球服饰成为当时时尚的标志，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潮流。1919年，法国女子超级网球明星苏珊·朗格朗穿着过膝短裙上场比赛，引起轰动，成为时尚的风向标。上世纪不同年代的网球服饰式样，如发饰搭配球服；天鹅样的小礼服；交错绑带装；New Look造型；鱼鳞图案；超短裙搭平脚底裤等都成为时尚，有的作为运动款时尚裙至今仍被陈列在温布尔登网球博物馆中，成为恒久的经典。随着网球运动的快速发展，运动员自我展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网球服饰文化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引入时尚元素，大胆使用多种色彩成为主流，着重写意传神，突出网球运动特有的运动特质和精神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球运动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极好地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特征。2010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莎拉波娃穿了一款配有蓝色吊带裙、水彩印花网层衬裙的轻质双层裙装，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成为时尚的焦点。这款裙装采用Dri-FIT面料制成，主配色与墨尔本公园网球场的场地颜色互相辉映，网层衬裙配有荷叶边高领，在背部中央的两条交叉弹力腰带凸显出她柔美圆滑的腰部曲线，把色彩、图案、功能、个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时尚元素。李娜的无袖网球背心和黑曜石色网球裙，在不乏女性柔美风格的基础上突出了力量特征，弯曲的扁平式接缝，使运动背心更加具有观赏性，前胸搭配的宝蓝色衬层与黑色裙子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这种设计理念也成为当时网球运动服饰的时尚元素。

3 结论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又具精神文明的内容。作为人类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了无尽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几乎是从服饰诞生之日起，服饰文化就已经自然存在。服饰文化是指有关人类衣着打扮的各种文化形式之总称。运动服饰是一种文化，既能反映出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等个性特征和文化、思维等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反映了一个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运动服饰文化的演变过程体现出该运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网球运动服饰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具有传承性、时代性、个体性、传统型、科技性、时尚性等文化特征，不仅展现了网球运动强对抗、高技巧的特点，而且体现了时代感和艺术力，更富有历史文化的痕迹，引领着运动服饰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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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为了保护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的数量大致相当、质量大致相近、可及性程度大致相同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并由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地大致均等化分享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这类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劳动就业权、文化权、满足人的基本尊严的需要，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的，与公民的居住地、职业、收入多寡等因素无关。即大致均等化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大致均等化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无论在机会、标准上还是在结果上都均等。

2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现状

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产物。它主要集中在有形的、基础的、群众性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文章主要是从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资金供给、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教育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角度进行研究。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藏族自治州18个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个县和凉山州木里1个县，总面积24.97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总人口187万，其中藏族人口124万，是全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其中甘孜藏区总面积约15.2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主体和核心地区。

2.1资金供给现状

体育财政支出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从四川藏区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体育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资助资金占比均较少。如2009年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水平如下：有15个县的人均GDP为8146元；有8个县的人均GDP只有6974元；有3个县人均GDP达8470元。2010年四川藏区的经济状况为，四川省藏区实现生产总值270.6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4.8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177元。从上面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纯收入少，这都决定了来自该区域的财政收入相应也少，地方财政用与建设本区域的支出就很有限。

2.2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现状

公共体育设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内容。据有关文献统计，1995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0.05m2，2003年底上升至1.03m2，《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指出，至201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m2。而美国等国家在80年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m2，到2015年美国为16m2/人，日本为19m2/人。从这些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上的差距。下面我们再看看四川藏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甘孜州的体育场馆主要包括：康定新建的拥有标准跑道和球类场地的体育场、九龙县体育馆、当前州里重点打造的康东环贡嘎山旅游圈，海螺沟的温泉游泳馆正在建设中，以及普及到各个乡镇的“健身路径”等健身器材。阿坝州的情况如下：截至2012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成124条全民健身路径，169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并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建成13个标准体育场馆（地），目前阿坝州人均拥有体育场地达到0.8m2。2013年，省体育局将继续加大对三州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5000万元，除建设1000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外，还将投入建设9个县级少数民族健身工程，并补助三州建设老年体育场地设施、牧民定居点体育设施、彝家新寨体育设施。此外，还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投资1100万元建设4个“雪炭工程”。到2015年，全省可望实现50%以上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未能统计出四川藏区的人均场地面积，但我们大概可以推理出目前阿坝州通过灾后重建，应该是四川藏区中目前人均占有场地最多的州，从他们的人均占有0.8m2来看，与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5m2（2015年）还差距较大，与国家上发展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

2.3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

从调研得出，截至2012年7月，阿坝州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到986名，力争到2015年，全州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名以上。阿坝州全州户籍人口90.7万人众，基本上达到900人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甘孜州从2010年开始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到目前共计开展了3期。目前，甘孜州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00人左右，其中国家级有3人，都集中在四川民族学院体育系教师中，而且500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能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人寥寥无几。甘孜州共有约100万人众，平均2000人1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城市达到每千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村达到每2000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来看，四川藏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如果从能够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角度看，四川藏区的实际可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少的多了。

3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在近年得以改善，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然而，横向比较，四川藏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然不足，还需继续加强。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系统建设不够完善，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不强等有关。

3.1公共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过低

1996—2006年统计资料表明，体育事业经费、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东部一直是西部的2～3倍，东西部差距较大。根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在全部体育场地中，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和面积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左右的场地和面积在西部，特别是体育建筑面积和投资金额只有1/10左右集中在西部地区。体育场地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有77589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最少的是自治区，有1057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12%。由于资料的限制，四川藏区的体育场地数量未能统计，但是从人均拥有场地量可以看出（如阿坝州目前的人均0.8m2，这还是经过阿坝地震后体育设施大发展后的数据），在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肯定是不充足的。

3.2体育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不够完善

随着民生在政府服务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跟进便日益重要。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相应的制度、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配套建设，若没有这些配套因素的跟上便无法完成，这些配套因素的建设需要过程与相应的环境支持，任何一方面的落下都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目前，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仍然制约着体育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我国当前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与完善。

3.3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缺乏

从调查得知，四川藏区民众对体育的认识不多且不深入，更上升不到权利意识的层面。他们中除极少一部分人对体育的认识有锻炼身体的成分外，其他大部分都觉得是好玩，还有一部分人就没有认识。觉得好玩的人仅仅就觉得好玩，规则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缺乏，他们不会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认识体育问题，去体会体育活动。他们从事的现代体育活动几乎仅为篮球活动，其他的为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仅仅在节庆时进行。无论他们从事怎样的体育活动，甚或他们做的扔石子活动，他们都不能上升权利意识的层面。所以他们的体育活动处于“自发”的“天然状态”。

4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途径

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发展依赖于国家为社会每一个个体提供的均等化服务，同时也离不开该区域民众在体育文化权利方面的自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四川藏区体育的良好有效发展，具体推行途径探索如下。

4.1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大四川藏区体育公共制度保障

随着2012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央对西部的定位更高，支持力度更大，在财政、投资、人才、帮扶等10个方面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中央实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藏区体育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应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制度保障，使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平、合理与有序，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简练过程，突出效率，加强过程监管。

4.2加大资金投入，为四川藏区提供充足的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

把资金比喻为体育事业发展的血液毫不夸张，尤其是在四川藏区。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各项事业发展都需要资金投入，为保障体育事业发展所需充足的资金，(1)首先要设立四川藏区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要统一规划、加大投入、突出重点、集中使用，特别要加强监管审计力度，并定期评估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第2，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四川藏区因为承担生态区生态保护的功能，致使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因此，国家应对四川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提高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保证体育事业支出。第3，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出台优惠政策，形成多渠道、多元的资金来源形式，共同发展四川藏区的体育事业。

4.3加强教育，启发四川藏区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

第9篇：服饰文化论文范文

一、政府部门组织文化应有的精神内涵

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组织，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特点，在公共管理领域，现代民主主义法治观念主张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和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为了加强依法治政，我国出台了《行政法》、《公务员法》等，为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提供了制度保证。历史和实践还证明，防止政府公务员由“公共人”蜕变为“经济人”，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必须德法并举。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是有效治政的战略之举。

JP3政府不同于企业，它是建立在公意达成和人民授权的基础上，并以社会的发展需要形成了公共职能。政府依法管理公共事务，不以市场取向或利润、营利为目的，其目标是谋取社会的公共利益，对社会与公众负责。因此，政府的组织文化中必须吸收、反映和代表国家、社会及公众的要求②。那么政府部门组织文化的精神内涵应该包括哪些要素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1、“忠诚公正”是组织文化的基础，是组织成员行为的基本准则。2、“文明服务”是组织文化的方向，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风向标。3、“敬业奉献”是组织文化的灵魂，是组织持续发展不竭的动力。4、“沟通合作”是组织文化的核心，是充分发挥组织活力的要素。JP

通过建立先进的组织文化，可实现以下功能：一是强化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组织成员不仅仅注重自身利益，更考虑组织利益；二是增强整个组织的稳定性，文化像一种黏合剂，把整个组织聚合起来；三是文化能够引导和塑造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保证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齐心协力。这是组织文化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一个功能。

二、政府部门组织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现实中，政府部门组织文化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组织文化的作用往往“失位”甚至“错位”，比较明显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值取向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需求逐渐分化，价值取向日益增多。一方面，这扩展了人们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日益扩展也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们在诸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供给中感到无所适从，原先持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现实中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开始被打乱，在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原则。从法官集体招到警察摔女婴，从一次次拉低公众心理承受底线的个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心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摩擦。利益的多元、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从不同侧面影响着国民心性的蜕变，并对社会底线伦理构成严峻的挑战。

JP3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务员的价值观有两个层次：一是底线性价值，即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法制意识，这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价值观要求；二是导向性价值，即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是理想性目标。实现这两类价值统一也是价值观建设的基本要求③。JP

（二）组织文化务虚化。严格地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比较“务虚”的文化，我们古代的圣贤教育，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教育，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但文化里先天不足的是，我们讲道德，却忽略了法制；我们讲圣贤，却压抑了人求知、求变的个性；我们讲亲情，却形成了家族观念，变得保守、排外，比如中国人讲老乡、同学关系，其实就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体现。中国的政府要向国际的、现代化的政府靠拢，不能完全依靠所谓的传统文化。我们说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但是我们发现，“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性讲过了，方向明确了，规划也有了，但是学习型组织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工作人员仍旧不能自发地寻求合作，仍然只停留于静态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员工的相互影响、沟通和知识共享的程度仍旧很低，大多数人还在抱怨工作的无味与劳累。

（三）管理体制单向化。JP3我们的行政部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的组织习性使得大家习惯了领导下任务，下属接受任务，完成任务这样一种固有的模式。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样的单向命令模式难以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更勿论创造性了，一般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而已；二是这样的体制层级观念严格，下属即使有异议，受文化牵绊，一般也不愿挑战领导的威信、违背领导的意愿，容易导致“一言堂”。JP

大体上来说，公共部门仍在延续着传统的人事管理思想：以事为中心，强调组织权威和个人服从，人应该绝对服从领导、组织和工作需要，侧重人力成本控制考虑；管理层次基本属于行政事务性工作，把人看作完成组织目标的工具，强化对人的控制，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观念背道而驰④。

三、政府部门组织文化的构建措施

构建组织文化实质就是将政府组织的理念和价值观体现在管理制度中，体现在工作实践中，体现在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中，由此构成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影响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以文化的力量推进政府的可持续发展⑤。我认为构建先进的政府部门组织文化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一）规章制度：政府的核心理念能够落实，最重要的应该体现规章制度中，使干部职工的行为能够体现出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如外勤工作规范、服务行为规范、危机管理规范等。还要有一定的奖惩机制，最重要的是激励的制度，将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引导到主流价值观上来。

（二）领导垂范：个人与集体共同成长的理念必须反映到日常工作和决策中，领导应该以身作则，做下属效仿的榜样，同时需要换位思考，尊重合理的意见，将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相结合。如我区实行的干部驻夜制度，每天需由领导带班，故领导的驻夜天数是普通干部的3倍，切实向广大成员传达了爱岗奉献的组织文化理念。

（三）树立典范：为了实施和贯彻组织的文化，需要有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树立典范、表彰宣传优秀人物可以让其余人感受到切实的影响。如我区把在平凡岗位书写动人篇章的区检察院女检察官楼若林树为典范，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四）宣传培训：要有效地传播组织文化，共享价值体系，也为了让干部职工切实参与到组织文化中，就需要建立畅通而多样化的宣传载体。如内部网络、报刊、论坛、博客等，利用这些载体经常性地对干部职工进行教育和培训。这些传播媒体既需要政治化的，也需要个性化的。如我区目前推行的党员微博、“80、90”微型党课、青年先锋论坛、文化墙等，都是较受认可的宣传教育载体。

（五）沟通机制：为了及时地反馈工作情况、组织成员的情况，沟通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如民主生活会、领导接待日、思想动态分析会等。高程度沟通是一种趋势，能及时地发现矛盾、解决冲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也给沟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微博、微信、QQ群等信息媒介让沟通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愈加顺畅。

结语：组织文化是是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政府部门的组织文化表现为明显的公共性，反映和代表国家、社会和公众的要求。现阶段政府组织文化还存在价值观多元化、单向管理等问题。现代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我们通过各种具体措施建立优秀的组织文化，产生一种潜在说服力，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作者单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

注解：

①JP3谭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JP

②萧鸣政：《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③石伟：《组织文化――复旦博学.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④徐京跃：《李长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新华网，2006年。

⑤JP3黄维德：《组织行为学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JP

参考文献：

[1]谭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2]JP3萧鸣政：《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JP

[3]石伟：《组织文化――复旦博学.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JP5徐京跃，《李长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新华网，2006年。JP

[5]黄维德，《组织行为学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