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世界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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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1990年由于不动产价格暴跌，美国各银行停止向外贷款。此时，资本市场趁机取代了银行来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抵押证券市场不断调整住房抵押信贷。这种住房抵押信贷在前几年可能已经大幅下降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但这种观点仍需进一步验证。

我们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和日本长期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众所周知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体制”是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使所有公司相当依赖银行信贷的体制。因此，日本银行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长了信用恐慌的时间。一些日本公司的确想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它们渡过难关。在银行总贷款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过去十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增加一倍还要多。然而由于银行贷款在日本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因此这种非银行借贷数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变日本信用恐慌的状况。

日本政府现在正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使它们重新资本化。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体制多样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解决日本危机也必然比解决美国危机要困难得多。这同样证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经济动荡的破坏。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亚国家不是如此依赖银行作为它们金融中介的话，它们在过去18个月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呢？人们很容易理解购买不能对冲的短期美元债务并投资于国内的泰铢贷款可能会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而造成泰国银行停止向外贷款。但为什么停止贷款会造成经济崩溃呢？如果泰国有一个能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并同时拥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轻得多。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很少有理由怀疑东亚国家30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使得无效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较低。缺少可替换的中介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象车胎如果没有漏气，缺少后备轮胎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东亚国家就是没有“后备轮胎”。

处理银行危机

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机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些危机。银行风险管理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往往要达到一种很难达到的负债程度，这一程度产生适度的资产回报而同时又不出现延期偿贷的威胁。

银行在用本币负债方面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银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保证。但即使这种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当这种负债的货币是外币时。人们又不禁会问如果在银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纪，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话，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大量银行危机的破坏还会有那么大吗？

在恶劣的环境下，现代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现金并不总能减轻人们的担忧。即使流动性增加了，但银行在不稳定时期也不会向外贷款。今天的日本银行体制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央行尽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对贷款的热情却很低。但与十年前美国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资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银行危机，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日本目前的银行危机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尽快解决危机是最好的选择，拖延时间可能会大大增加危机对财政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政府对银行隐含或明确的安全网络保证，解决银行部门的危机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样，增加纳税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难往往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当然会增加财政开支并延长信用恐慌的时间。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多种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时候保护这个国家的经济。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动荡时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验证例子。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它的经济受到危机国家的影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有稳固的银行体制，同时还有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但进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会变得正常。多种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体制在各个方面发生崩溃。

多样化的资本市场除了在紧张的时期作为信贷过程的补充之外，还在一般时期与银行系统竞争从而降低所有贷款人的金融支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创造、发展并推广各种新的提高资本创造和风险承担的方法。大体上来说，银行系统的效率上升了。它从以前不同地对待每一个贷款人变得更加标准化。

在标准化发展完善的时候，这种方法也被推广到资本市场去。由于贸易的作用，资本市场里有更多的贷款人，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期货合同、垃圾债券和资产债券就是这一进程的很好例子。

资本市场和贸易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就可以给银行提供新的特殊风险对冲的方法并可以把银行从持有贷款转变为创造贷款。反过来，银行贸易也可以促进这些市场的发展。近几年兴起的由技术带动的革新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这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更新、更复杂的全球系统中，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体制不够稳固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银行系统作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为奇。银行拥有的贷款人的内部信用情况可以作为决定资本分配的指导。加入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实际资源来进行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可能实现。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它们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报而不是长期的较低的回报率上。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础设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组成的，它们的运作就如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必须与基本的价值体制相一致。从表面上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好象只关系到技术问题。它包括能明确显示公司状况的会计标准、能可靠保护财产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在公司决策出现失误时事先确定索赔方案的破产条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处理索赔问题时使用标准化的方法。但是这些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不同文化色彩。当今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有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过去苏联对个人产权偏见的影响。由于亚洲人害怕“丢面子”，因此很难在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国家的破产制度等。同样在西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贷方和借方关系的看法。公司的权力分配反映了社会中最多人持有的对商务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让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但也一样发展起来的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同样，想统一各国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或统一与国际交易相关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弱点使得它们的银行系统变得比危机前更加脆弱，并妨碍了随后危机的解决。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时政府对银行暗地里担保，造成了投资者以过低的价格贷给银行大量的资金，造成资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产法和程序使得银行无效贷款的恢复变成一项长期并且昂贵的工作。另外，俄罗斯在强制执行合同和收债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础设施是造成现在俄罗斯金融中介作用瘫痪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怀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确对经济有益的话，在将来推动这些形式统一的压力将会是相当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有可能会改善银行系统的环境以及它的经营状况。

最近，一个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银行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要大。这一研究结果与以下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市场和银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务。如果同时使用两种形式则必定会带来更健全、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过程。

有些人认为，缺乏足够的会计实践、破产条款和公司管理导致最近几次危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危机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够的上述因素和它们可能支持的资本市场存在的话，1997年初经济冲击的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前两年金融动荡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发生由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银行危机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出现过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金融部门仍是由银行主导，它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发达。这种银行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些银行体制有充分的监督并以一个合法、规范的框架为基础的话是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银行体制还有公有银行实质性的参与。这些公有银行往往缺乏私有银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创新。政府的参与往往不能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价格信号的可靠性。但在市场调节不足以阻止银行危机的时候，此类的政府参与可以提供默认的资源保证以使信用持续流动，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动。

例如，德国由公共控制的银行团体的资产大约占所有银行资产的40%.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虽然不如德国但也是相当大的。简而言之，一些证据表明较低效率地使用资本可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使欧洲公有商业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时促进了以往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使欧洲大陆的金融体制向英国和美国的体制转变。

发展资本市场可能还会给欧洲大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在国家银行体制不断集中时，整个欧洲银行业也会逐渐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大银行受到异常打击的话，这家银行就有可能会缩减它向外的贷款。如果存在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话，以上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减轻，因为公司有了其它的资金来源。

结论

第2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第3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本年度的学术年会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为题，主要探讨金融危机对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前景。

俄罗斯研究所副所长牛燕平研究员首先发言。她的论文题目是《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俄罗斯经济形势》，阐述了2008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暴跌的冲击下，俄罗斯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自10月下半月开始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正在加深，预计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将骤降(全文见本期第5～7页)。李传勋教授对牛燕平的报告作了点评，并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俄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俄经济形势对我省外贸及各方面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俄经济有它自身的软肋，世界金融危机对其影响恐怕还要进一步加深。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和格鲁吉亚的紧张关系、股市撤资、卢布自由兑换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在新的一年里都会对俄经济造成影响。但比照1998年，目前俄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要强得多。俄政局稳定，政府掌控能力较强。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深层问题有所缓解，重要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进一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重要因素是前一阶段俄在石油涨价过程中收入较多，政府财政储备尚充裕，外汇储备也比较多。因此政府有能力对股市、汇市实施干预。因此俄形势还不至于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秀杰作了《从金融危机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报告，文章阐述了金融危机形势下东北亚国家加强共识，认清彼此间的依存关系不仅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有效手段，也是消除猜疑与对立，加速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选择。夏焕新研究员进行了点评。

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凤林报告的题目是《从加强中日“战略互惠”角度谈黑龙江省与日本农业合作》，王桂兰研究员作了点评。

犹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程红泽论文题目是《世界金融危机下的巴以冲突》，该中心石方研究员作了点评。

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涧南论文的题目是《黑龙江省与俄远东地区人口、文化差异》。他的发言论述了中俄两省区在四个方面的差异：一是人口结构及自然环境的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和两国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差异；三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如决策方式、人动等；四是文化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对中俄区域合作的深层次影响，以及中方对此应当采取的对策。高玉海研究员进行了点评。

犹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铁江的论文题目是《哈尔滨犹太人研究与中以关系走向》。曲伟院长作了点评。

第4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美国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国

49093

德国

33576

法国

26798

英国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罗斯

12282

澳大利亚

9200

墨西哥

8663

韩国

8003

荷兰

7942

土耳其

5935

第5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股指期货，HS300，GARCH模型，TARCH模型

 

一、引言

股指期货是为了满足管理股票现货市场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的诞生之初，是为了满足在金融产品收益波动日益加剧的环境下，投资者进行有效避险的需要。自从1982年2月，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首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价指数期货合约——价值线指数期货合约，上市伊始就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短短几十年内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拥有股指期货市场和交易所，甚至亚洲的其他新兴国家。本文主要通过对股票指数期货推出前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利用GARCH模型和时间序列说明波动率的变动TARCH模型，为克服GARCH模型的不足，还将引入TGARCH和EGARCH模型，对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1.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简介

HS300股指期货于2005年4月8日正式，由沪深两市A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股票组成，以综合反映沪深A股市场整体表现论文的格式。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函［2010］74号）文件，在2010年4月16日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

2.数据的处理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是2010年4月16日至2010年8月20日HS300股指期货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8月20日HS300指数的日收盘价(数据来源:大智慧)，作为本文分析数据。

三、实证分析

1.HS300指数日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由图1知均值0.1106，标准差0.0156，偏度-0.5652，峰度4.1630。 Jarque-Bera统计量为19.0744。由此可见，样本期内该收益率序列尺具有典型金融数据的负偏、尖峰厚尾的统计特征。HS300指数日收益率起伏呈波浪状，具有明显的波动集群性现象，表明收益率序列很有可能存在ARCH现象。

图1 HS300指数日收益率描述性统计量及柱状图

2.HS300指数日收益率的GARCH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建立模型之前必须先对HS300指数日收益率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选择ADF ( AugmentDickey-Fuller)检验。通过Eviews软件得到如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HS300指数日收益率ADF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12.17685

0.0000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3.474874

 

第6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第7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外贸持续恢复增长，下半年变数犹存

 

今年上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国内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加强。在国内外良好经济环境的支持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延续了去年年底以来较快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但是，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的高失业率，消费仍然不振，以及由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放缓，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纵观全年，我国外贸形势仍不容过分乐观。

1、我国外贸持续恢复性增长

从2009年11月起，我国进出口已经延续了8个月的恢复性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1-6月国际贸易论文，进出口总值13548.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0.90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7.92亿美元，增长52.7%；贸易顺差552.98亿美元。与金融危机前2008年1-6月相比较，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8%、5.8%和14.5%。除了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进出口商回补库存的因素外，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较快的恢复性增长也与去年同期全球经济下滑，进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外贸基数较低有很大关系。

6月当月进出口增速放缓，而顺差有所扩大。6月进出口值2547.69亿美元，增长39.2%。其中，出口1373.96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4亿美元，增长34.1%。当月贸易顺差200.22亿美元。

表1 2010年以来我国月度进出口情况

 

年 月

出 口

进 口

贸易差额

(亿美元)

金额(亿美元)

同比(％)

金额(亿美元)

同比(％)

2010.01

1094.75

21.0

953.07

85.5

141.68

2010.02

945.23

45.7

869.10

44.7

76.12

2010.03

1121.12

24.3

1193.48

66.0

-72.36

2010.04

1199.21

30.5

1182.39

49.7

16.81

2010.05

1317.61

48.5

1122.28

48.3

195.33

2010.06

1373.96

43.9

1173.74

34.1

200.22

2008.1-6

6662.51

21.8

5675.49

30.6

987.03

2009.1-6

5215.29

-21.8

4245.95

－25.4

969.33

2010.1-6

7050.90

35.2

6497.92

52.7

第8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在北京举行。在论坛第三单元“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中，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详细解读了当前中国财政政策。

谢旭人说，2011年，是世界各国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将继续恢复增长，但复苏的基础不牢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从国内看，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中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

基于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11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中国政府强调要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主要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我国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还需要政策支持。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实施的建设项目，启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都需要财政增加投入。因此需要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与此同时，也要根据新形势，增强财政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虽然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政策的力度上要更加合理的把握，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有所下降，也降低了赤字率。这样安排既考虑了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稳定物价总水平，同时积极防范财政风险。

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第9篇：金融世界论文范文

论文致谢一：

时光荏苒，在复旦的六年匆匆而过。我从一个对商业世界毫无认知的本科生成长成为在财务金融行业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生。在本科阶段，我系统性的学习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会计学的知识。

研究生期间关于金融领域最新前沿知识的学习让我的视野与思维有个进一步的提升。毕业论文的写作伴随着严谨的思考，仔细的数据收集与实证证明，锻炼了我独立思考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

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教授对我毕业论文的指导，他在财务金融领域丰富的学识在我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上予以了很大帮助。吕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亲和的作风更是值得我终身学习。借此机会，我也想感谢吕老师这六年来对我学业发展、职业规划、为人处世方面的的教诲。

感谢管理学院以及复旦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他们不仅仅教会了我学科的知识，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感染了我，引导我逐渐成长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人。感谢我在复旦的这六年中所有的同学和朋友，和你们一同成长让我受益匪浅。你们热情洋溢、永不言弃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你们多年的关爱和支持，让我可以自信和勇敢的追寻自己的梦想。

虽然论文己经完稿，但由于水平和知识所限，本文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缺陷，恳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不吝赐教。

论文致谢二：

时光匆匆而过，随着论文的完成，我在复旦大学的硕士生活也即将要画上句点。最后论文的完成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又让我体验了钻研求知带来的快乐。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超教授。这篇论文是陈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完成的。从选题开始到最后的完稿都离不开陈老师的指点和教导。陈老师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其次我要感谢管院，自从本科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习以来，十分幸运的得到了各个专业老师们指导和教育。会计系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涯培养了我对于财务研究和工作的兴趣。在金融硕士项目的学习过程中，不但可以继续接受管院的老师们的指导，更有幸得到机会得到UCLA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的授教，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项目的外籍教授们和管理学院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金融硕士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使他们让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涯在求知进学之外更多了很多欢乐和回忆。在复旦6年的岁月不但让我的获得未来工作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更让我懂得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感谢复旦、感谢管院、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论文致谢三：

在论文完成之际，也就是即将结束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回顾我在复旦大学的这两年中，有很多感慨和感谢。

感谢我尊敬的导师，王小卒教授。他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极大地指导和建议，让我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不论是在开始的选题，还是到后来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王老师总给我许多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让我在论文写作中一遍又一遍地将理论知识和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对我的思维方式是巨大的提高。在此对王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深深的祝福。

感谢管理学院的其他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授给我的知识，让我在论文写作中受益匪浅。感谢黄丹同学、梁姝同学、王星宇同学等在我论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感谢我的寝室同学给我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氛围和精神上的鼓励。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每一段旅程都会结束，新的旅程又会开始。祝福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也祝福自己!

论文致谢四：

时光荏苒，眨眼间，即将在复旦过完我的6年大学生活。四年本科，两年硕士，那一个个场景依旧浮现在眼前，那一张张笑脸仍然荡漾在心间。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太多的感慨与感谢诉说不过来。

首先感谢复旦，经过6年的复旦生活，我再也不是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复旦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氛围培养了我，使我学会思考，学会做人，使我拥有理想，满怀责任，使我从心底里骄傲，我是个复旦人。感谢管理学院和财务金融系的领导、老师们，浓郁的学术氛围，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一流的硬件设备，让我能够在学习、工作的每个阶段中都得到最好的熏陶和培养。

当然，尤其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晓蓉老师，从本科阶段担任我的导师至今，一直以来无论是授课教书，还是带领研究，对我都有莫大的指导和帮助。她教会我不只是知识和方法，更是教会我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融会贯通，如何举一反三。老师谨慎钻研的研究态度一直感染着我，也令我在学习研究上能有不断鞭策自己和提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