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作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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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这两个人就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他们有着同样的才华――两人都在二十一岁时同时中进士，有着同样的遭遇――一同在唐朝中央政府任要职并参加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又一同被贬到当时最偏远的地区任小官吏。但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的人生归属――柳宗元四十多岁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而刘禹锡在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欢度了他的70岁大寿。

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但是有两个字不得不说，那就是“心态”二字。后期的柳宗元如后期的李清照一般抑郁寡欢，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典型的抑郁心态；刘禹锡则和苏轼一样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地乐观旷达，这同样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被后人戏称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当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在小石潭“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凄凄惨惨凄凄，在江边“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时候，同样被贬的刘禹锡却正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中“调素琴，阅金经”，在秋天的田野里“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扬州初逢席上高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因为有着积极的心态，所以他能够在不幸中看到幸运：受贬之后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是受贬之前所不敢奢望的，是幸运的值得充分享受的。而即使在偶尔的悲伤之后，他也马上能够看到希望，看到“千帆过”，看到“万木春”，从而丰富了他的人生底蕴，成为刘禹锡不幸中的一种万幸了。可见，在挫折中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我们变遭遇之不幸为心灵之幸运的关键。

而柳宗元因为始终无法摆脱悲愤和凄凉，所以大自然的美景也只能让他的灵魂得到片刻的安宁，而片刻的愉悦之后又激发起他更大的悲凉。如此美的小石潭也只能成为他的伤心地，并因为“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了。柳宗元终究因为无法承受这大不幸而过早地离开了让他痛苦不堪的世界。从柳宗元的命运中，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过分悲观的心态使其遭遇之不幸最终转化为心灵之不幸。

第2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本文意在对刘禹锡散文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期深入展现刘禹锡散文研究成果，进而对刘禹锡文学研究有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一、散文研究现状

刘禹锡的散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传世的近千余首诗文中，文的创作近三百篇，占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一。刘氏的散文在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说刘禹锡的散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除一些应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人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刘禹锡的散文研究还只是一些单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骥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略论》[1]，1998年马来西亚学者林水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成就》[2]，2007年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式风潮个性――刘禹锡散文新论》[3]，以及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苏文根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禹锡散文研究》[4]。而这些论文从刘禹锡散文的风格、思想、成就方面论述刘禹锡散文的价值，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综合历代大家和当前学者对于刘禹锡诗文的研究，目前对于刘禹锡散文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刘禹锡生平、年谱的编纂

对于刘禹锡生平年谱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风》上发表的《刘禹锡》对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对于刘禹锡生平的研究开始深入，1960年敬堂发表了《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1963年又出版了《刘禹锡年谱（简编）》，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编著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经历和大部分诗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对于刘禹锡编年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如吴在庆《卞著辨补》[5]等文。此外，近年来在所出版的刘禹锡文集，全集，评传等著作中逐渐将刘禹锡生平年谱附录，进一步完善了刘禹锡年谱的编辑考察，如2003年由陶敏、陶红雨编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6]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综合历年来对于刘禹锡年谱的编校整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刘禹锡的籍贯、家世和年龄上，其争议的原因在于史料记载的差异，首先，对于刘禹锡的籍贯，《旧唐书》本传称为“彭城人”，而《新唐书》本传则称：“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苏徐州，而中山则是今天的河北唐县，由此引发籍贯的争议。其次，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在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自称系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有以胡姓“刘亮”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产生矛盾。再次，关于刘禹锡的年龄，《旧唐书》本传称“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而《新唐书》本传则称“卒于七十二”由于记载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学者的论战。

2、交游情况的考察

刘禹锡一生为官，历经数朝，宦海沉浮，期间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对于刘禹锡交游情况的考察除了依据刘禹锡年谱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论及，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交游新考》[7]，瞿蜕园的《刘禹锡交游录》[8]以及一些单篇论文，这些研究将刘禹锡的交友活动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被看做是与刘禹锡交游最为紧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从现有期刊上来看，相关论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张春山《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陈琼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汪政在《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刘禹锡、柳宗元散文题材比较》更是在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础上将二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展现相同贬谪经历给刘柳二人带来的影响。

此外，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将韩愈的一生加以颂扬，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之一》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等，都从史诗的角度探求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3、作品真伪的考辨

对于刘禹锡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上，因为此文在《文苑英华》和《唐文萃》上都没有收录，前代各种版本的刘集也没有收录，仅见于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所以后人对其著作权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首先来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材料，也认为此非刘氏所出。赞同《陋室铭》为刘禹锡所做的主要以吴汝煜为代表，吴汝煜在他的《谈刘禹锡的陋室铭》中也提出，虽然《陋室铭》不见于前代各本刘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传，其可靠程度决不再本集之下，并从《陋室铭》的思想内容、刘禹锡的经历和诗歌作品找出根据加以佐证。一时间，学界对于《陋室铭》的真伪以及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而随着《陋室铭》真伪问题的产生和升温，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于《陋室铭》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这些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尚难定案。

第3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柳宗元山水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持久性和超越性。岁月的裁决是严厉而无情的，只有精品才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只有真正的美才能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既辉煌于过去也精彩于未来。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文学中，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在流逝的时光中不但没有被尘封暗淡，反而愈加璀璨夺目，韵味隽永，不断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作品的永远常新，不仅显示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魅力，也是一切艺术永恒的追求和梦想。

柳宗元山水文学的创作，给了读者这样的启迪：生活中不缺乏美，美处处皆有，美就在普通平凡之中，缺少的只是美的发现和美的表现。柳宗元所写的山水游记中的诸多景点，皆为当地的寻常之景。即使是著名的“永州八记”，也无一是名山大川，甚至平常得连本地人也知之甚少。如袁家渴、石渠、石涧、钴姆潭、小石潭和小丘，在柳宗元之前无人一顾，都是经他的发现、命名后才为世人所知。可见，柳宗元就是在寻常普通的山水中发现了惊世之美。世人推崇的《小石潭记》中的小石潭，在永州是再也寻常不过的景致，柳宗元不但发现了它的独特，而且把它写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宛如一幅明净空灵的山水画。画中最有特色的是清澈透明的潭水，作者先拟其声――“如鸣环”，水声清脆；再绘其色――“水尤清冽”，以鱼游水中如游空中作比，写其清澈明净，更是绝妙之笔；最后“四面竹树环合”一笔描写，更映衬出潭水的碧绿澄清，如在目前。这就是一个美的发现和美的表现过程。也传达出柳宗元的山水美学理念：普通景物同样美丽，贵在巧妙组合。小石潭并不出奇的景色，如翠竹、清水、乱石、曲溪、游鱼之类寻常之物，一经柳子之手，就点石成金了。柳宗元山水文学之美，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又引起读者这样的思考：美不全是现成的，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参与，使其符合美的规律，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尊重自然、按美的规律改造自然，是创造自然美的又一重要途径，柳宗元山水文学中体现了这个原则。小丘的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小丘记》很具体地描述了美的创造过程：小丘原本是一块弃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柳宗元买下后，加以整治，“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然后呈现出“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的美景，才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美感：“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迥巧献技，以校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潜潜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个由陋而美的整治过程，就是美的创造过程。“过而陋之”的农夫和渔父缺少的就是这个过程。“石涧”之美，也是在柳宗元“折竹扫陈叶，排腐木”之后，才充分展现出来。“石渠”之奇的凸现，同样经过了“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的人的参与。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还告诉我们，美是有根的，离不开特有的物质载体。犹如贾宝玉须臾离不开他的“通灵宝玉”一样，没有永州的山水美景，绝不会有柳宗元的山水美文。“柳宗元与山川两相遇，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奇，亦无亦发子厚之文。’’茅坤之言，绝妙之至，深刻之极！一语道破根本所在：柳宗元山水美文之源为永州山水。永州之山不以雄伟险峻而以奇特秀美著称，那些形状奇异的山石，或如城墙城堡，或似牛羊熊罴，或列或跪，或立或仆，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凡有石的地方，便有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成片茂密的山竹、嘉木，山风吹来，偃仰起伏，摇曳生姿，韵味无穷，引起人们的不尽联想。永州之水不以奔腾咆哮而以清澈多态名世，黄溪之水、愚溪之水、石渠石涧之水，还有那潇湘之水，或澄清见底，或妩媚多姿，或流若织文，或响若操琴。登高远望，山水相依，青白相间，时现时隐，或明或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永州的山水还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九嶷山上舜帝南巡的足迹，潇湘水畔二妃泪滴的斑竹，绿天庵旁的翠绿芭蕉，濂溪水边的玄奥月岩，又给这方山水添了几分凝重、几分神奇。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历史的馈赠，已沉淀成永州独特的旅游资源。当年成就了柳宗元，今天更应成为明天美丽的坚实依托。山还在，水依旧，意未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一次次地启示着我们：永州山水之美不只是“八记”，而是更多；不只是属于过去，也必将属于未来。

总之，柳宗元山水文学具有趣味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启迪我们走进自然，去发掘美、表现美和创造美，成为真正的美的拥有者。

第4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 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论师道 论文道

一、作者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西文学村柳家巷），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柳宗元生于京城长安，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公元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逝于任所。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文学著作有《柳河东集》。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在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阐述的观点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选自《河东先生集》。书，是一种写作格式，书信本文写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是作者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的一封回信。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进士。未中进士时，曾写信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并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后来柳宗元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这封回信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论师道，一个是论文道。它是柳宗元文学理论的代表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论师道

整篇文章从结构上分析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第一段到“吾子前所欲见吾文”一段为第一部分，此部分作者对于当时的师道进行阐述，利用对比、类比及举例等论证手法来说明自己不愿为师的态度。

1.表明不为人师的态度。

文章开头“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一句直接说明不为人师的态度。接着此段末句“况敢为吾子师乎？”则是作者对韦中立的“欲相师”的婉言谢绝。

第二段“人益不事师”一句点明了当时的坏风气：当时的人们早已经对尊奉老师的态度嗤之以鼻了。也就是说这种坏风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后一句“以为狂人”中的狂人的意思是指精神失常的人。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当时不事师的世风每况愈下。

2.解释不为人师的原因。

第二段结尾写道：“如是者数矣。”是说明韩愈因反对“不事师”的坏风气，抗颜为师，而遭到笑骂攻击，以至于被逼得不能安其位。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深切的同情。以上说明师道之衰，也说明了自己不敢为人师的社会原因。

第三段开头写道：“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此处由此及彼，引屈子赋设了一个比喻，作了一个类比，说明反对从师的人“群怪聚骂”如“邑犬群吠”。

接下来又写道：“余以为过言。”说明原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过分夸大的话。在此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为下文。“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作铺垫，又以自己所见作类比。然后开始相信前面所听说的事情。

此段结束“以召闹取怒乎？”与前文庸蜀之犬吠日，岭南之犬吠雪相应、连类，由彼及此，感慨系之，不仅赞美了韩愈提倡师道的勇敢精神，斥责了那些群怪聚骂反对从师的人，而且表达了自己不敢为师的苦衷和怕连累后学的心情。以上连设两个比喻，进一步说明自己不敢为人师的原因。

接下来写道：“愈不可过矣。”则说明作者自己身体不好，心境苦恼，再也受不了打击。

“独欠为人师耳。”第三次说明自己慑于社会压力，平时不敢为人师尚要遭人口舌，如今地位已变，要是敢于为人师，则要受到更大的指责，招惹更多的苦恼。

整篇文章前面四段说明作者自己当前的艰难处境，说明不敢为人师的原因。

3.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

作者在下文中提道：“直见爱甚故然耳。”说明韦中立对自己作品的过誉，只是由于他特别喜爱，而并不是由于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表现了作者为人谦逊的态度。以上说明自己虽不愿像韩愈那样“抗颜而为人师”，但愿意相互交往学习，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中立。这既是对上文的总结，又开启下文。

这一部分主要是谈师道问题。作者从社会风气之恶劣与自己处境之艰难诸方面分析，论述了为什么“不敢为人师”的道理。

（二）论文道

1.为文的目的及意义――文以明道。

文章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为文的目的及意义，文章提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RR，务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阐述作者年轻时不懂作文的真正意图，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才能了。凡是我所呈给您看的文章，都自认为接近于道，但不晓得果真离道近呢，还是远呢？您喜爱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它离道不远了。这一段作者从文学的社会公用上强调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非一味地追求文辞的修饰。

2.为文的态度及心态――谨慎作文。

下段：“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我每当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敢漫不经心地随便写作，恐怕文章浮滑而不深刻，从来不敢偷懒取巧地写作，恐怕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敢用踣昧的态度去写作，恐怕文章晦涩而又杂乱；从来不敢用骄傲的心理去写作，恐怕文章盛气凌人而又狂妄。加以抑制是希望文章含蓄，进行发挥是希望文章明快；加以疏导是希望文气流畅，进行精简是希望文辞凝练；剔除污浊是希望语言清雅不俗，凝聚保存文气是希望风格庄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文章来辅佐道的方法。

这一段，作者主要是谈创作态度和写作的方法的技巧问题，这也是作者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其此篇作品得以成功的原因。

3.为文的问题及技巧――融会贯通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X》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该段谈写作态度问题。此段提出：学习写作以《尚书》为本原，以求文章质朴无华以《诗经》为本原，以求文章具有永恒的情理；以《三礼》为本原，以求文章内容合理；以《春秋》为本原，以求文章是非明确、褒贬分明；以《易经》为本原，以求文章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吸取“道”的源泉的办法。参考《谷梁传》，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通达；参考《庄子》、《老子》，以使文章恣肆；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强情趣；参考《离骚》，以使文章能够情思幽微；参考《史记》，以使文章显得语言简洁。这就是我用来广泛学习，使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来写文章的办法。

这一部分主要谈写作问题。在文学的社会功用上，强调“文以明道”；在写作态度和方法上，主张严肃认真，精益求精；重视学习历史遗产，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

文章结尾：“则幸矣。宗元复白。”更是强调作者主张避师之名而就其之实，以免遭人吠怪讥笑。与第一部分内容遥相呼应。

这一部分，也表达自己愿意相互交往的意愿，商讨学习为文之道，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并再次委婉地表达了拒绝“欲相师”的意愿。

三、结语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推进了当时的古文运动。他反对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四六骈体文，强调为文朴实、流畅，“文者以明道”、“羽翼夫道”，儒家的经典是作文的楷模，“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柳宗元所作散文峭拔、矫健，其所作诗，清新、峻峭，名列“唐宋家”，并且影响了后来的历代文人在写作方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3］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

第5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山水文 宋代以前 发展小史

美丽的自然景色总是为历代文人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素材，遍及诗、词、文、赋等多种传统文体，甚至在较晚出现的小说、戏曲当中或为了情节需要或便于作品中人物抒情也多有描写自然景色之处。大自然的雄伟壮丽、旖旎多姿无疑为文学作品增色不少。

一

我国最早的山水作品始于周朝，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诗经》中有多处写到自然景色的诗句，尽管言辞优美，但大多是六义中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修辞的一种手段，作为表情达意需要的附属而非独立的篇章，以至于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多是从其所比附的人伦意义上着眼。比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以绿竹起兴，赞美君子的德行。竹子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大概正是渊源于此。

持续到东周春秋末期，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学命题标志着人们山水意识的初步觉醒。《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对这一美学命题的生动阐释，由此将《诗经》中所开辟的既赏心娱神又颇具启发意义的人文内涵的“比德”说发展至顶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欣赏自然山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

受“比德”说荫蔽，真正的山水文直到此后五百年的东汉才正式登场，即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封禅仪记》记载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清人王太岳曾评价：

他日爱嗜柳子厚永州山水诸记，叹其摘抉窈眇，善写万物之情状。以为纪游之作，极于此矣。已而读马第伯《封禅仪记》，幽敻廉削，时若不及柳氏；而宽博雅逸，自然奇妙，柳氏之文盖犹有不至焉。[1]

评价甚高，却也是允当之论。这篇山水文直接启发了后世对于山水审美的又一视角，开始脱离先秦“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说，而更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为晋宋地理著作和山水文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二

两晋南北朝，是山水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虽然晋朝偏居一隅，但总算使多年板荡的乱世局面得以暂时稳定，华夏衣簪纷纷南渡，给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而江南自然山水的秀丽多姿，又使文人才士在战乱频仍多灾多难的时代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慰藉。此时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人的觉醒最终促成了文学的觉醒。表现在山水文作品上则是，对于自然山水不再具有功利之心，而完全回归到自然的本体，通过物我同化的审美体验获得灵魂的安宁和心灵的澄静，这种审美体验，对于山水文学的发展极为可贵，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各期山水作品，而达到了山水审美的高峰。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预示着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绝非偶然。

山水地记的大量出现是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大约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外族入侵山河破碎激起的强烈爱国心，使得众多文人深感保存记录祖国河山的紧迫和责任，他们在实地考察中面对河山胜景家国自豪感油然而生，尽情沉浸于自然美的审美赏悟之中，故其文字饱含感情，优美细腻，因此山水地记兼有地理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次，魏晋玄学的出现，这种综合儒释道的“大杂烩”哲学比道教更进一步地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人们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对山水万物表现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向往和亲近之情，以求达到玄学自然、率性的境界。“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对于游记文学来说，其作用就在于它把人和自然从功利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予人以超越性品格，还自然以本来面目，促成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游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深层精神动力。”[2]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并非偷换概念，游记文学是山水文的重要分支，尤其对此期而言，几乎都有游记的成分，故可概而言之于山水文。彼时对山水的痴迷之深，以至于品评人物名流都带上了浓郁的自然气息，如山涛称嵇康“岩岩如孤松之独立”，裴楷称山涛“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时人誉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这在反映当时名流言行的《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以上两种原因促使当时的文人对于山水的审美打破了“比德”说的局限性，而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晋末宋初宗炳的‘澄怀味象’的美学命题和他的‘畅神’说，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意识，开创了古代美学中鉴赏自然美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流派。”[3]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全书已不存，但在其他著作中有零星记载，比如《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中有这么一段：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此文对于自然山水的描述比起《封禅仪记》，文采性得到了大大加强，并大致定下了两晋六朝山水文的基调，这里尤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句“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作者视山水为‘知己’，比注重感情愉悦的‘畅神’说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物我相亲的观念，可以视为本体论自然观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审美层次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再存在着对抗。自然与人的关系完全是对应的。自然走向人，亲近人，愉悦人，成为人的知己。人类忘却了自然的功利性，以纯粹的自然物象作为审美的对象，开始迷恋揭去价值观面纱后的自然本体，陶醉于世界的本源之中。”[4]虽然《宜都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作为舆地著作，还不是纯粹的文学性作品，但毕竟把山水审美的意识推进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从而成为山水文章最终形成的关键一环。

受地理著作影响，南北朝的山水文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南朝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及《与施从事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北朝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等数封书信山水文为其中的佼佼者。六朝是骈体文的天下，这几篇也不例外。我们不妨通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来管窥本时期山水文特色：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文章以起兴发端，以感慨结束，中间四句用简洁写意的笔墨从各个方面点染出秀丽的山川之景，表达了作者沉醉于山水的愉悦之情和归隐林泉的高洁志趣。从文笔来看，语言一变汉魏的厚重板滞为斟酌省净，清新自然，读来泠泠悦耳，娓娓动听，成就已丝毫不输于后人。尤为称道的是，这种简洁且颇具神韵的山水短笺为宋以后山水小品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惜的是，不管是赋体还是书信体都存在着种种弊端，与后世成熟的山水文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赋体的缺陷在于铺张扬厉的夸诞作风，容易走向程式化，不易充分表现自然山水的独特个性与作者主体世界的微妙心理；书体的缺陷是把自己游历山水的审美感受通过书信转述于他人，与直接表达终隔了一层，而且还常常不能不在书信中杂以其他内容。”[5]对于此时期山水文弊端的概括甚为恰当。

三

山水骈文在六朝发展至顶峰，囿于时代因素，山水散文的出现还要等到唐代的“古文运动”时期。六朝以后，骈文渐渐趋于式微，《隋书·文学传序》云：“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隋朝年祚较短，终其一代也未能革除骈文流弊。文章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唐朝，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唐有天下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应当说这种说法还是较为公允的，文体的革新是个渐变的过程，古文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梁肃生在韩愈前，去世又较早（793年），未及见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的煊赫声势，更无从预见正是由韩柳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变。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为古文的革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的山水文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堪称集前代之大成的人物。

柳宗元之前，中唐古文家元结记述道州形胜之地的《右溪记》，在山水散文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清末桐城古文家吴汝纶曾在《桐城先生全书》中说：“次山放态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渺芳洁，亦能自成境趣。”文中写道：“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一段相类似的话：“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但考元结生平，仕宦经历比柳宗元顺利得多，故他无多少痛痒的牢骚话，远没有接连遭贬直至客死贬所都未再回中原的柳宗元来得惨痛，其深刻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与柳宗元同时的白居易，写有《庐山草堂记》：“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香炉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覶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以娴熟的文笔，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的癖好和对于闲适生活的向往，别具内涵与风韵，文采斐然，依稀可见宋初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从中学习的痕迹。然而，元结和白居易毕竟只是偶一为之，他们尚未意识到完全可以将此类记游文开辟为一方新的领域并发扬光大。这个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柳宗元身上。

在中国古代山水散文史上，柳宗元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成就的伟大作家，他的伟大处表现在：首先，山水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他手中正式确立，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他也成为山水文文体的开山鼻祖。清人尤侗的《〈天下名山游记〉序》曰：“古之人游名山者，亦复何限。往往见诸诗赋，而记志无闻焉。至唐柳柳州始为小文，自时厥后，递相摹仿，载述遂多。”尤氏之言，立足现代视野来看，亦为确论。其次，他的山水文不同于此前单纯的模山范水，而是描写中贯注着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从而形成了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文“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文成熟的标志。在文学史上，同时将一种文体由发萌到成熟集中于一人的现象，并不多见。正因为此，奠定了柳宗元在山水文史上的崇高地位，自后凡谈及中国古代山水文章必定绕不过这座峨峨大山，他也成为衡量任何一个山水文作家的不二标尺。

山水作品从来和政治势不两立，离政治越远，山水作品越有风致，山水文也不例外，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表现在思想上，儒家好像天性“缺少”情趣，往往沉醉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而无暇观览山水，所以山水的知音历来是最接近它们的隐者、道家、僧人和仕途受挫、困顿失意的士子，也许山水的确有令“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的神奇魔力。其实这丝毫不难理解，“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恶浊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纷纷走近自然，游历山水，实质上就是反抗现实，寻求慰藉与解脱。”[6]只有真正澄心静虑、淡泊寡欲地亲近自然，才能创造出山水作品风姿摇曳的高妙境界。

韩柳之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逐渐衰微，骈体文死灰复燃。与古文一起衰落的，还有始臻成熟的山水文，直到北宋，掀起又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新运动，宋人才将山水文推向又一高峰。

注释：

[1]《青虚山房集》卷四，转引自《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二十九，第996页。

[2][5][6]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第19页，第14-15页。

第6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是唐宋家之一。他的诗文冷峻幽深，风格独特，尤其是他在贬官永州期间创作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内心十分压抑，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江雪》即为该时期的代表作，后人甚至评为：“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首之外，极少佳者。”（范文《对床夜语》）此论也许有些绝对，不过《江雪》确实值得我们反复吟诵体会。

诗中所写的情景如分开来看毫不稀奇，永州即今湖南省零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附近就是重峦叠嶂的南岭山脉，“千山”自不在话下，随之，山间曲径和陆地大路纵横交错，“万径”亦在人们意料之中，似乎人人笔下皆有，而此诗从高处大处着眼，远近大小的空间设计之妙，却不是一般诗人所能企及的。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这两个有力的仄声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许多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把这样一位老渔翁置于如此开阔荒凉的雪地之上，让他一动不动地钓着鱼，则此人清高孤傲的情怀、脱俗出世的姿态就不由读者不刮目相看了。这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许多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出作者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

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的描写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至于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在于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老渔翁竟然不惧天冷，不怕雪大，无视一切，专心垂钓，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

总之，此诗的成功离不开诗人在空间设计上的苦心经营，正是“阔狭顿异”的前后对比，使作品收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

【相关链接】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沈德潜《唐诗别裁》云“咏昭君诗，此为绝唱，余皆平平。”试就诗的一、二两联分析诗人在空间设计上的特点。

第7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唐顺宗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由于保守势力与宦官的联合反攻，致使革新失败。因此，柳宗元被贬官到有“南荒”之称的永州。他在任所名为司马，实际上是毫无实权而受地方官员监视的“罪犯”。官署里没有他的住处，不得不在和尚庙——龙兴寺的西厢里安身。于是，他怀着幽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名诗。

这首诗之所以有名，是它具有高超的艺术。仅仅二十字，便勾勒出一幅精彩绝伦的图画，作者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深深包含其中，的确堪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梅尧臣）

但是，这首诗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试看：千山万径，白雪茫茫，飞鸟绝迹，行人无踪；如此天寒地冻，令人望之而心惊，哪里还有什么垂钓的渔翁呢？青壮年恐怕都不耐其寒，何况还是一个“翁”。虽然，南方的江水冬天不结冰，但在这种情况下，照样会“冻的个寒江上鱼沉雁杳”。（明·王磐）况且，以打渔为生的人，最讲究捕鱼的季节性，冬天鱼不好动（在摄氏零度时呈休眠状态），其腹不饥，懒于进食（南方的鱼性如此），根本就不是垂钓的好机会，在冰封雪压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这首诗虽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符合艺术的真实。诗歌是文学作品，允许艺术创造，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它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典型化的方法，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景物，拼在一起，创造出完整的诗的意境，以寄寓作者的思想。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作画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创作出一幅含意深刻的《雪中芭蕉图》（原名《袁安卧雪图》），但其拼凑痕迹明明白白，一见便知。而柳宗元这首《江雪》诗，却是巧夺天工，照样是拼凑，却不露丝毫痕迹。

那么，诗人又是怎样拼凑的呢？

首先，还得了解柳宗元的住处：“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东西墙谓之序）之西，属（连接）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高墙）以为户，户之外为轩（长廊），以临群木之杪（树枝末端），无所不瞩（注视）焉。”（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从柳宗元对住处的描述可知，他“无所不瞩”之景，无疑就是雪后的诗中之景。

然后，我们再来试想：诗人于当年冬天到达永州之后，心情怅惘，思绪万千，人地两生，四顾茫然。实是亲朋无一字，形影吊寒温。虽时过境迁，亦不能忘其恨。一天，寒风微动，大雪飞扬。诗人起坐无聊，出户立轩远眺。只见天地一色，茫茫无际。远处的山岭，参差错落，犹如玉砌银堆。再看那江上，水波不动，寒流无声，仿若素娟撕开偌大的裂口。在水湾深处，几株古树下面，系着一叶扁舟。又四下一瞧，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只飞鸟，只有诗人孑然而立。

如果没有雪景，诗人就不会联想到冷峻严酷的政治处境；如果没有孤舟，诗人就不会联想到渔翁。本来，披蓑戴笠的渔翁，是微风细雨时的装着。诗人为了既要写出冷酷无情的现实，又要写出自己孤芳自赏、顶天立地的个性。于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把一个平常的渔翁搬上船来。一幅极妙的大雪垂钓图便跃然纸上。

第8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一、渗透审美教育，品味古诗词中的语言美

诗歌语言鲜明的节奏感与和谐的韵律美，是诗歌艺术不可或缺的审美要素。要让学生有声有色地朗读，这样才能渲染气氛，激感，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又要指导学生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发展学生的观察、记忆、联想和想像等能力，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同时有意引导学生去品味清新、冲淡、沉郁、豪放、旷达、含蓄的不同语言，去感受它们效果。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气势浩瀚，雄伟壮丽；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想像丰富，境界辽阔；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何其高远，多么壮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语言艺术的熏陶，促使其深切体味祖国语言的丰富、优美及其表现力，不断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的能力，从而达到美育教育的目的。

二、渗透审美教育，让学生走进诗歌作者创作的意境

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关健的方法是让学生走进诗歌作者创作的意境。在诗歌中，“意”和“境”融合而成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诗歌教学要求教师能从感悟意境的角度感受作品字里行间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具体做法如下：1．范读牵引，初感意境。披文入情，诗歌中的每一个字符都饱含着诗人的感情，教师应通过范读尽量地将诗人的主观感情再观出来，以引起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诱发他们的感知。让学生在听读中初步感到诗歌意境的魅力，从而引起学生对所学诗歌的兴趣，产生了解作品的欲望。2．补白创造，挖掘意境。文学作品住往留下很多空白让读者去创造，诗歌更是如此。如“踏花归来马蹄香”这句诗，可透过马蹄带回的香气进行补白、这种再创造的活动会还原出马和主人游春的惬意情景，自然就传达出令人陶醉的大好春光了。3．调动体验，分析意境。对意境的分析需要具备一定的体验和感悟。教师引导学生感受诗中展示的画面，以及构成具有怎样的特征之后，就应让学生调动生活的体验和诗人对话，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和情感经历，分析意境的内涵，也即是诗人的主观情感与画面意象的深层关系。如《登幽州台歌》这首诗，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它描绘的是诗人登高的凑凉感感慨，但结合陈子昂的时代遭遇就会更深地感悟到诗歌意境展示出来的是深刻而又复杂.的人生体验，展现了个人于历史中的苍茫渺小感。诗歌就具有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普遍意义。

三、渗透审美教育，感悟古诗词中的人格美

第9篇：柳宗元的作品范文

一、启发想象，让语言鲜活起来

课文是通过文字符号呈现的，这就需要教师用恰当的点拨让文本语言鲜活起来，才能使其承载的意思及情感、道理显现出来，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一位教师在教学《珍珠鸟》(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6自然段时，教师美美地范读这一段，要求学生认真听，听后说说自己仿佛看到了哪些画面。有的学生说，仿佛看到珍珠鸟趴在作家的肩上睡着了。有的学生说，好像看到珍珠鸟在不停地咂嘴。有的学生说，仿佛看到作家手中的笔停了……学生说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小珍珠鸟为什么不是“站”在作家的肩上，而是“趴”呢?通过这一点拨，学生明白了：“站”是防备的姿态，是准备随时飞走的姿态，而“趴”是一点儿也不用防备，是完全放心的姿态，是恬适的姿态，体现了鸟对人的信赖。学生从“手中的笔不觉停了”进一步体会到作家对鸟的爱护已成为一种“潜意识”。这样的教学让学生感悟到人与鸟的信赖是相互的，这种境界是美好的。

语文教学应体现“形象大于思想”的基本理念。对于情景交融、事理融合的文章，教师就要通过点拨，启发学生将文本语言转化为丰富可感的形象，让语言鲜活起来，焕发出应有的生命力，使学生与文本产生共鸣。

二、联系前后，让人物站立起来

课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前后内容气脉相通。教学点拨要抓住文章前后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在联系中全面、立体地感知人物形象，让人物在学生心中站立起来。

一位教师教学《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苏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以第3自然段为突破口，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司马迁这一人物形象。课堂上，教师抓住“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这两句话，联系前后文进行点拨：1．司马迁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两句话的?联系这一自然段的开头，引导学生认识腐刑，理解这种刑法伤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更是人的心灵，腐刑使司马迁“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2、司马迁遭受如此酷刑，为什么还“一定要活下去”?他想到了什么?让学生联系第2自然段，感悟司马迁想到了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千万不要忘记我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想到了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两种不同意义。再结合这两句话连用了两个感叹号。理解其“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写完史书!”的决心之大。3．司马迁是怎样做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结合本段结尾及第4自然段，感受司马迁长期“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这样的教学过程是实实在在的。

课堂上，很多教师都能抓住文眼组织教学，但往往忽视前后文的联系。上述教学片段，教师紧紧抓住“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这一文眼，联系第2至第4自然段巧妙点拨，使司马迁这一人物形象在学生心中站立起来。

三、引导揣度，让留白丰满起来

文章着情留白，这些留白使文章更加耐人咀嚼、回味。教学中，教师要有意点拨学生揣度这些留白，对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训练，以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位教师在教学《和他的大黑骡子》(苏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时，抓住“十分钟过去了，没有谁下得了那个狠心……二十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引导学生揣度：1．下达了杀大黑骡子的命令，背过脸去，此时他脸上的表情怎样?有的学生说，他的表情是坚定的：不杀大黑骡子。将会有更多的战士饿死在草地上。有的学生说，他的表情是痛苦的：大黑骡子从江西出发为革命立过不少功，而今天又不得不杀它。2．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心里在想些什么?要求学生用语言描述：a．在心里默默地说。b．战士们在心里默默地说。3_枪响了，看着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眼前会浮现怎样的画面?有的学生说，他想到了抚摸着大黑骡子，看它吃干粮的画面。有的说；他想到了大黑骡子驮伤病员，驮粮食和器材的画面。有的说，他想到了骑大黑骡子浴血奋战的画面……

上述教学，学生揣度文章留白的过程，既是走进人物内心世界的过程，也是人物形象在脑中不断丰满的过程；学生的表达过程，既是语言训练的过程，也是情感不断升华的过程。

四、链接背景，让认识深刻起来

作者写文吟诗，往往受到当时环境、心境的影响，这样的环境、心境就是文章写作的背景。教学中再现这样的背景，有助于深化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因此，课堂点拨不可忽视文章背景这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