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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歌剧中,音乐元素和戏剧元素构成了西方歌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音乐元素和戏剧元素能否有机融合是判断一部西方歌剧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而歌剧中的音乐元素和戏剧元素的核心表现方式莫过于声乐艺术。因此当音乐、戏剧和声乐艺术以某种形式共同融汇于歌剧这一艺术形式时,西方歌剧便自然地成为一种超越音乐和戏剧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其散发的艺术魅力和呈现的审美特征也自然值得研究。[2]具体来讲,西方歌剧中声乐艺术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内容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西方歌剧艺术的内容美主要表现为歌剧中的主题美、情节美、人物形象美等等。其中歌剧中的人物形象美是歌剧艺术美的最重要的呈现方式,西方歌剧中的声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歌剧艺术的内容美有相当的影响。这是因为,歌剧是由声乐演唱来表演的,而声乐演唱中的演唱者借助歌词能够表达歌剧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演绎歌剧中人物角色的特定形象,从而呈现歌剧艺术的内容美。判断一部歌剧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便是这部歌剧能否展现出歌剧中人物角色的丰富情感,能否刻画出歌剧中人物角色的复杂形象。比如,在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卡门》中,极力塑造出一个集率真、热情、残忍、放荡、泼辣等多种性格于一身的吉普赛女郎的形象,通过刻画复杂的人物形象和展现主人公的爱情由开始到毁灭的结局,作曲家为我们展现出一种悲剧的美。而歌剧中的声乐艺术对这种悲剧美的展现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卡门》中的音乐旋律较为紧凑,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极为细腻逼真,这就使得作品中出现了很多部分,进而为表现人物形象的多重性和作品结局未知的悲剧性埋下了伏笔。并且,歌剧中的和声的音域也较为宽广,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暗示出主人公卡门紧张、激动的悲剧情境。
2.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形式美与西方歌剧艺术的内容美相对应,西方歌剧艺术的形式美也体现在许多方面。从西方歌剧声乐题材的视角来看,西方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咏叹调与宣叙调在歌剧中的戏剧。首先,咏叹调在西方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中具有抒情性与冲突性的功能。西方艺术界判断一部歌剧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便是这部歌剧中的咏叹调能否给艺术欣赏者留下深刻的感情共鸣。在西方歌剧中,咏叹调能够很好地调动艺术表演者的演唱性格,并且能以动人的音乐旋律带给观赏者深层次的感情共鸣,这就使得咏叹调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戏剧中的抒情。除了抒情,咏叹调在西方歌剧艺术中还具备戏剧的冲突。这种冲突性主要表现在:咏叹调在歌剧中具有促进歌剧的情节发展与展开戏剧冲突的功能。比如,在西方古典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咏叹调便突出体现了这一功能。当薇奥列塔受到阿尔弗莱德的爱慕时,她心中对爱情既渴望又担心的矛盾心理便是通过其中的咏叹调揭示出来的。其次,宣叙调在西方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中具有叙事。以吟诵性的旋律展开歌剧的叙事,介绍歌剧的故事情节是宣叙调在西方歌剧中具备叙事的集中体现。此外,宣叙调的叙事与咏叹调的冲突也是相互联系的,宣叙调的叙事为咏叹调的冲突作铺垫,咏叹调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宣叙调的叙事的发挥。
3.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风格美西方歌剧艺术的综合美不仅体现在其内容美与形式美方面,也更体现在其风格美的层面。西方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风格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宏观上来讲,不同时代的歌剧演唱艺术对应着不同的审美风格,这就在总体上构成了西方歌剧艺术多样化的风格美。从17世纪初刚刚起步的歌剧艺术到18世纪下半叶由音乐家发起的歌剧改革,再到19世纪文艺思潮影响下的多种西方歌剧声乐流派,西方歌剧艺术与歌剧声乐的审美风格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艺术特色,而这也正是西方歌剧艺术至今仍然具备别样魅力的根本因素。从微观上讲,同其它艺术形式相类似,西方歌剧的演唱是一种二度创作的过程,歌剧演唱者不同的教育环境、不同的个人气质、不同的演唱风格、不同的审美解读都会对同一部歌剧作品做出不同的演绎,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的歌剧作品经过不同的演唱者表演会有不同的审美风格,而这就从演唱者个体上集中体现了西方歌剧多样化的风格美。
二、西方歌剧声乐艺术的审美思维与心理建构
歌剧声乐艺术的审美本质上还是对音乐的审美,对于音乐的审美需要充分调动审美主体的审美思维,激发审美主体自身的审美想象,建立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
1.西方歌剧声乐艺术的审美思维艺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吸收各个时期的优秀文化成果,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使得艺术具有极为丰富的审美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艺术的理论探究也日益深化,人们的审美思维也对于音乐的审美批评可以更好的指导音乐实践活动。具体来说,人们的审美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审美主体对歌剧音乐感觉的审美。音乐感觉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审美能力,在歌剧审美鉴赏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西方歌剧声乐艺术领域,声乐所传达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审美主体没有对音乐的审美感知能力,就不能体验到歌剧艺术所传达的深厚内涵和独有的魅力。歌剧艺术属于高雅艺术,音乐感觉的美感跟审美主体的艺术修养息息相关。所以,对歌剧声乐艺术审美思维的养成可以使审美主体获得良好的审美教育,从而更好地指导审美实践。其次,是声音审美。声音的美感主要是歌剧艺术演唱者的声音情感内涵,对于歌剧声乐艺术来说,声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演唱者将自己对作品的情感灌注进艺术当中,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去指导艺术实践,这样歌剧艺术就有了鲜活的表现力。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就是演唱者的音色,演唱者只有认真把声音音色的美感和自身的审美体验结合起来,才能让声音具有艺术感染力,才能将歌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完美地表现出来。最后,审美主体对歌剧声乐的情感审美。当代西方歌剧中声乐艺术的美感主要在于声乐艺术的创造者、演奏者,以及欣赏者的真实情感体验。只有将声音的美感与参与主体情感的审美相结合才能将歌剧艺术的美感完美地表现出来。
2.西方歌剧声乐艺术审美心理建构在当代西方歌剧声乐艺术审美心理建构中最主要最基础的就是审美感知的培养,而审美感知又包含审美感知活动与审美感知能力两个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二者之间是孤立存在的,因为只重审美感知能力而忽略审美感知活动就不能发现审美客体美感的存在;同样,如果一味的追求审美感知活动却不具有审美感知能力,也不能获得美的享受。因此要想充分获得歌剧艺术的审美价值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其次,要有审美想象。审美想象是歌剧声乐艺术审美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当审美主体作用于审美客体时,充分调动自身的审美想象不仅可以获得审美客体的美学价值,还可以对审美客体进行艺术加工,从而指导自己的审美实践。对于歌剧声乐艺术的审美而言,审美想象尤为重要。再次,要具有审美理解。对于审美客体的理解,是审美对象存在的确认。歌剧艺术具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因此一部歌剧作品必然带有生成它的时代特点,同时又超越这个时代而成为后来人们的审美理解对象。所以对于歌剧艺术的审美理解不仅要注意作品本身的时代特点,还要结合审美主体所处的时代特点进行艺术加工,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最后,要具有审美情感。审美情感是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对于歌剧声乐艺术来说,审美主体的审美感知能力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在审美活动的初始阶段就对一部歌剧艺术作品理解产生偏差,以主观想象作用于艺术作品,忽视作品的时代背景,那么审美主体就会产生偏离作品内涵的审美理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审美主体对于艺术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歌剧声乐艺术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审美主体只有建立科学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思维能力,才能充分挖掘歌剧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从而更好地指导艺术实践。
三、结语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形象思维是借助于形象塑造去揭示真理,抽象思维是借助于科学推理去揭示真理。因而艺术家的思维活动,除了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物象形态,并且要饱含着感情、发挥着想象,把思想、感情、想象和物象形态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来进行艺术思维。形象思维还受作者世界观的指导和支配,也受制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熟悉程度,还决定于作者的艺术素养和对艺术技巧的掌握。《风》是冼星海早年在巴黎写成的作品,结合作者当时饥寒交迫的境遇,联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写的悲凉情景,遥望风雨飘摇的祖国,人生的苦、辣、辛、酸,随着暴虐的风,一起涌上心头,悲歌逐渐转变成怒号。最后,他心目中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于是音乐又发展成充满幻想的明亮的和弦。
第二,两种思维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主要是通过选自生活中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情节、细节、场地、情态、动作等来塑造单个的典型、生活的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抽象思维的方式,是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属性,以概念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艺术形象不能以抽象概念为基础,艺术家决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对象的个别性的形式,决不可把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有代表性的具体材料,抛诸脑后,剩下纯概念,把形象思维变成了用形象表现概念的思维。西汉霍去病墓冢前面的《马踏匈奴》石刻,以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雕刻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观察、研究并掌握了千百匹驰骋塞北、屡经战争的活马的生动姿态和神情,并从这些“思维具体”中,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地加以比较和选择,才有“马踏匈奴”这样具象化的石刻形象。成功的艺术作品是以神形兼备的具体个性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这就是作品给人以深刻、鲜明、强烈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两种思维在思维对象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是以外界客观的现实对象为基础。从抽象思维的属性特点来说,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它都可以把它们变成概念抽象的对象,甚至连艺术本身也可以成为抽象思维的对象,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艺术理论。但是不论抽象思维的对象如何广泛,形象思维还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侧重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特有内容,这就构成了形象思维的对象——人。艺术作品只有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按人的美的原则进行创造,表现创造者的美学理想,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就拿造型艺术来说,并不是酷似的描绘就是成功的艺术品,它还必须表现内在神情,这内在的东西是更具艺术对象性质的东西。米开朗琪罗的《被缚的奴隶》雕塑作品中,奴隶虽是用很细的绳子绑捆的,似乎很容易断,但雕塑家所表现的是精神上的束缚,他所塑造的形象,表现人类灵魂想冲破自己的躯壳,以期获得无限的自由。正因为这样,冰冷的石头获得了生命。可是抽象思维则不同,即使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也都是侧重占有大量表现共性的材料和事实,并从人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得到的是数据和逻辑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表现的方式是思想概括。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为抽象思维形式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艺术在对象上的不同。
第四,两种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上是不同的
一个人体验到痛苦的可怕或享受的甘甜,然后他把这些感情用诸多形式表现出来,使其他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这就是艺术。艺术家作为思维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他要深入生活,把握生活源泉,取得艺术创造的原始材料。作为形象思维过程重要标志的是对于思维对象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因为体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我们看到有些作品不会隐藏这个“自我”,正面人物成了自己的传声筒,反面人物的行为等于自己否定自己,这样人物行为就没有真实性,欣赏者看到的是在为人物活动牵线。严格地说,这种创作还不能算形象思维,因为作者并没有真正进入形象思维的过程。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
第五,两种思维在思维效果上是不同的
抽象思维要分析事物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达到以理服人。理论家借助逻辑来表明自己的思想,直接昭人以理。形象思维不采用这种形式,而思维的成果效用也并不如此,艺术作品有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是要从艺术作品中得到娱乐和休息,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思维过程中,不能提供充满情感的艺术品,人们就无法感应赞美、仇恨、惊恐、同情等效果。为此,艺术家必须对于所塑造的形象,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千方百计地使形象获得生命力。艺术的形象思维必须在思维中追求真实性和生动性,以情感人,以景召人,甚至连一幅静物画也是如此。
第六,两种思维在思维的形象上是不同的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必须具有想象、幻想和推测的能力。想象、幻想和推测,可以补充在事实的连锁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抽象思维的想象,主体的努力在于证实自己思维的可信性;形象思维的想象,目的在于造成形象体系,表现理想寄托。艺术家为了造成形象体系,以记忆中的生活表象为起点,按一定的创作目标,把散的东西创造为一个既假且真的典型化形象。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着人民》,画面中心手持三色旗的自由女神是画家把现实的真实与奇妙的幻想大胆、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女神的形象是认识未来期望感性形式的强烈化的显现。因为在画家的心目中,自由是斗争的向导,自由的斗争是不可阻挡、不可战胜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转化为艺术的幻想性的形象,象征着画家的美学理想。
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艺术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全面关系到艺术创造的实践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才能创造出合乎艺术规律的艺术作品。
内容摘要: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作品能表现人们的内在深层精神世界,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根据艺术基本特征的内在规定性,艺术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关键词:艺术创作方法形象思维抽象思维
艺术的认识活动必须依靠形象思维,但是不能脱离抽象思维。承认形象思维是艺术的主要的、基本的认识方式,并不否认抽象思维的必要性。为了更具体地认识形象思维,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比较中研究两种思维的联系与区别。
参考文献:
从中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题材上看,西方艺术歌曲主要取材于欧洲经典的诗篇,而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大多以中国诗词、文赋为对象。由于西方与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前者比较直接,注重典型,后者比较含蓄,讲求意境,从而造成了西方艺术歌曲更偏重写实,中国艺术歌曲更偏重写意的差别。例如: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魔王》和中国艺术歌曲《大江东去》中都有对人物的刻画。《魔王》的钢琴伴奏直接塑造了三个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旋律线条与和声织体的变化表现了父亲的关爱与焦虑、孩子的恐惧与无助、魔王的狡黠与阴险,充分体现了西方艺术歌曲重典型、尚写实的特点。《大江东去》的钢琴伴奏部分并未直接表现人物性格,而是通过起伏跌宕的旋律,描绘出如诗如画的历史长卷,间接烘托了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抒发作者抚今追昔的精神情怀,体现了中国艺术歌曲情景交融,挥洒写意的艺术风格。
从中西方艺术歌曲的审美观上看,西方传统美学思想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注重艺术的认识价值,艺术歌曲更注重于对艺术形象的模仿和再现,钢琴伴奏对艺术形象的刻画较为直接、具体。中国艺术歌曲的审美观源于儒、道两家提出的美学思想,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追求人性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中国音乐的审美标准是含蓄内敛、乐以寄情、歌以载道。传统的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影响深远,中国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追求遐思朦胧、意蕴深长的境界,对艺术形象的表现往往去实就虚,讲求传神和会意。从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的地位上看,西方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紧跟演唱,对演唱所表现的艺术形象起到加深和强化的作用,这种写实的伴奏风格在《魔王》、《鳟鱼》、《让我痛苦吧》、《恒河上阳光灿烂》、《多么幸福能赞美你》等西方艺术歌曲中都有充分体现。中国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更多地加入了独立于演唱部分的“潜台词”,对演唱主要起烘托、渲染与补充的作用。例如:在《大江东去》中,演唱部分描绘了赤壁风光与周瑜的英雄气概,而钢琴伴奏的渲染,则让烽火狼烟的古战场与作者的思绪情感交相辉映。正是由于钢琴伴奏部分的渲染,填补了演唱部分所不能表达的诗词意蕴,《大江东去》这部音乐作品才能以穿越时空、浪漫豪放的艺术风骨震撼人的心灵。除《大江东去》之外,写意的伴奏风格还呈现于《我住长江头》、《枫桥夜泊》、《长相知》、《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中国艺术歌曲中。
二、中西方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技术风格特点
如前所述,西方艺术歌曲偏重于写实风格,钢琴伴奏忠实于歌唱部分所塑造的音乐形象与性格特征,演奏技术特点是规范、传统,注重与歌唱融为一体,音色要求圆润优美,力度层次控制细微,节奏把握严谨而流畅。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中,快速滑动的六连音,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鳟鱼在水中游动的姿态(例10)。进入演唱后,左手伴奏音型稳健地打出拍机点,变换的和声根音准确而富有弹性地拉出节奏,为演唱的节拍稳定保驾护航(例11)。乐曲中段,密集的六连音跟走,以及层层紧逼的十六分音符推送,凸显出鱼儿遇险的紧张氛围(例12)。快速滑动六连音的和声配置贯穿全曲,前奏、间奏和尾奏的钢琴部分要灵巧轻盈地用指尖勾出悦动而富有弹性的音色,配合滑动六连音音区的变化,形象地表现出鱼儿在不同水层活泼可爱、自由嬉戏的场景(例10)。《我亲爱的》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意大利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织体用四部和声的形式来表达,庄重肃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例13)。在伴奏特点上,要求严格控制触键的力度层次,上线旋律音要勾勒清晰,手指走音要“跟唱”与连贯,音色圆润柔美,同演唱的音色融合交织。同时分句需明确,节奏把握要庄重严谨,全曲钢琴伴奏完全配合演唱的旋律和情感,以强化神圣、纯洁的爱情主题(例14)。同西方艺术歌曲相比,中国艺术歌曲更偏重于写意风格,钢琴伴奏重视对演唱外“潜台词”和“画外音”的补充与扩展,演奏特点主要是在音乐节奏的把握上形散而神不散,触键上多元化处理,音色变化丰富,并有较多对其他乐器的模仿。
在中国艺术歌曲《枫桥夜泊》中,前三小节钟声的响起由远及近,要求控制手指力度由弱渐强。从第三小节开始贯穿至终的滑音,要弹得轻薄、灵巧,指尖快速地站在长音上,以表达江面渔火上升起的袅袅青烟,借此抒发作者内心的乡愁与孤寂(例1)。第四小节出现的装饰加九连音,手指要轻快、飘逸地滑过,模仿长袖拂过古琴的音色,与钟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例1)。第十二、十三小节的处理尤为重要,快速掠过九连音后紧接重复的六连音,触键要求由慢推快,深而悠远,音色脆亮,好似深夜敲打在心坎上的钟声,引起内心共鸣,随后三次重复的“4”音,要奏得绵长纠结,触键上拉宽处理有控制的下音,以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例2)。末尾三小节钟声由近渐远,与曲首钟声遥相映衬,留下人们无尽的遐想与回味(例3)。在中国艺术歌曲《桥》中,前奏由下至上的波音,延绵不断地推动,展开一幅河面波光粼粼,石桥水中倒映的美妙画面。波音要快速推送站在主线旋律音上,琶音走动时由慢至快,触键要轻盈柔和,宛若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例4)。演唱进入后,伴奏填补的回声要如影随形,更为立体地展现出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情(例5)。间奏部分琶音飘逸地送出,引出左手奏响的旋律主线,同时右手在高音区奏出云淡风轻的回声,以表达游子对故土的思念与回忆(例6)。随后音画转入实景,左手以二分音符八度音程的衬托,配合右手的琶音流动,映衬游子近乡情更切的心境(例7)。全曲处钢琴八度旋律音的递进,烘托了游子思乡情切,重归故里的心潮澎湃(谱例8)。曲尾峰回路转,轻拂的琶音,左手渐行走远的单音旋律线条和右手高音区空灵的回声,再现了一幅唯美的江南水墨画卷(例9)。
三、结语
关键词:博弈论图书馆数字资源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29-0017-03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互联互通成为提高信息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图书馆都难以同时满足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层次用户的信息需求,也不可能实现对所有资源的收集和管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就是为了解决个体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和信息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而采取的图书馆间合作建设与发展的策略。现阶段,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源的布局和配比方面,因此多将信息资源共享效率低下的症结归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技术手段的落后和宏观调控的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一种分析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的博弈过程,通过借鉴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从图书馆个体利益和共享集体利益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阻碍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1博弈论概述
1.1博弈论的涵义
博弈论,也称对策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根据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断,研究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取得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对策理论。其中的“博弈”是指个人、队伍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及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根据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变化,从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加以实施,并从中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中国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博弈思想,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较好的博弈论案例。自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2博弈论“囚徒困境”经典模型分析
博弈论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甲、乙两人被怀疑是合伙的偷盗犯,警方虽逮捕了他们但没有掌握充分证明两人犯罪行为的证据,警方将其分开单独审问,双方不能进行信息的交流。警方对这两个嫌疑犯的量刑原则是: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则坦白者从宽处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从重处理,判刑7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每人判5年刑。如果两人都不坦白,则警方由Tile据不足,只能对每个人各判刑2年。表格1中的框图体现了这个博弈的分析过程,左方是甲的可选择策略,上方是乙的可选择,双方均可做出坦白和不坦白两种选择。其中包含数字的格对应甲乙的一个策略组合,每格第一个数字代表甲的报酬,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报酬。比如第二个数字格是指当甲坦白,乙采取不坦白的策略时,甲的报酬为-1,乙的报酬也是-7。图中的报酬均为负数,以表示判刑的年数。
在警方交待了量刑原则以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分析,选择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此时双方展开了博弈的过程。首先分析甲的思考过程,当甲进行决策选择的时候一定会先考虑乙的想法。根据图表1的矩阵图可见,当囚犯乙选择了坦白的策略时,囚犯甲坦白则获刑5年,不坦白获刑7年。由此,当乙选择坦白时,甲必然选择坦白(因为5
如果仔细分析囚徒困境报酬矩阵,甲乙双方若都作出不坦白的决定,会得到更好地结果,即各判刑2年。可是因为没办法进行信息沟通,每一方都会担心对方坦白但自己不坦白时会受到重判(即对方坦白获刑1年,自己不坦白则被判7年)。因此,每个囚犯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考,最终的结果都会选择坦白坦白,(坦白,坦白)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必然的均衡结果。
囚徒困境的结论折射出的道理发人深省,从个体的视角思考做出的占优策略决定(-5,-5),显然劣于做出合作策略的选择(-2,-2)。换句话说,从单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得出的占优策略,从整体而言得出的却是最不理想的结局。囚徒困境最终达到的策略均衡,体现出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目前,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我们将“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方法运用到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可以解释合作的不稳定性及相关问题。
2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静态博弈
数字信息资源共享一直是图书情报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每个图书馆都有资源共享的愿望,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参与共享合作博弈的图书馆为A、B两个,分析图2矩阵可以发现,如果A、B馆都选择合作策略,每个参与者均可获得收益为10,总报酬最大为20;如果A、B两者中有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参与者报酬分另4为6、12,总报酬为18;倘若A、B两馆都做出不合作的选择,那么各馆报酬都是8,总报酬16是最小值。可见(合作,合作)策略是团体利益最大的策略选择(20>16)。
事实上,一些图书馆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从个人理性角度出发,最终与团体利益冲突,陷入“囚徒困境”。类似于囚徒甲、乙的决策过程,A馆会根据B馆的决策选择策略,当B选择合作策略时,A若选择合作可得10,A若选择不合作,既省去了共享资源需付出的成本,又无偿享受了B馆提供的信息资源,报酬是12。因此,A必然不会合作(显然12>10)。同理可推得,B做出了不合作的选择时,A仍然会选择不合作策略(因为8>6)。显而易见,无论B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选择,A都会采取不合作策略。同样的分析结果对B馆也是适用的,最后的博弈结果为(不合作,不合作),这时总报酬16,小于最优策略的总报酬20。
这一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大家最初都希望达到(合作,合作)总报酬为20的结果,但是通过报酬矩阵分析可见,即便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各自馆也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就是如果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可以占到便宜(12>10),于是各自违背共享约定,形成了图书馆资源共享博弈的(不合作,不合作)结果。
上述两种博弈均为一次性博弈,参与博弈者都只能进行一次选择决定,另外博弈参加者在做出自己决定的时候并不清楚对方的决定,大家都是同时决定自己的一次性策略选择。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参与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选择时便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最终结论,这种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出于个人理性的策略选择往往导致了从整体而言的最坏结果。一方面,在达成合作协议以后,参与者都会有投机的心理,并从自身利益出发暗地选择了不合作的做法。另一方面,对于一次性的博弈,只要参与者做出了最终决定便完成了博弈过程,对于违反约定的行为没有补救和惩罚的有效措施,无法通过后续的博弈进行调整和制约。
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动态博弈
实际上,博弈通常为一系列重复进行的运动,即相对静态博弈而言的动态博弈,在连续进行的动态博弈中,上面结果会有所不同。
2.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
无限次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无限次地重复进行下去。如果设定在数字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不管哪一方图书馆在其中的一轮合作博弈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动,在以后的博弈中便会遭到其他馆“不合作”的报复策略,而且这一不合作策略会在未来的所有博弈中重复下去,长此以往,首先违约的一方便永远失去了与另一方合作的机会。因为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存在着对欺骗和违约行为报复的机会,因此参与合作的各方会担心采取不合作策略给自己带来的长期损失,不会主动选择不合作的策略,使得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得以维持。
继续用图2加以说明,对于图书馆A,各馆如果一直处于合作的状态,便可以长期获得报酬10,累积起来10+10+10+…,但如果抱有机会主义的想法,打破约定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他的确获得了一次性的利益,得到报酬为12,但在以后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均会受到对方不合作的报复行动,收益只能为8。为了一次性的好处,使得日后的收益从原来合作策略时的10+10+10+…下降为不合作策略时的8+8+8+…。显然,任何一个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的无限重复博弈中,为防止被报复而丧失长期的经济效益,都会遵守协议,采取合作的策略。
2.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有限次重复博弈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假设事先约定只合作5次,用逆推法进行分析,各方均知道第5轮博弈是最后一轮博弈,因此这一轮博弈便同静态博弈无异。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一轮的违约不可能在以后受到惩罚和损失,那么,每个图书馆出于个人理性出发选择的占优策略就是不合作的结果。逆推到第4轮,因为大家都可以推算出第5轮不合作的结果,因此第4轮博弈也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由此类推直到第1轮,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显然,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的共建合作是不稳定的,博弈的最终均衡策略为(不合作,不合作)。
3用博弈论的思想解决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博弈的各方合伙的机会必然是有期限的,信息组织间的合作共享是否根本无法实现呢?显然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长期合作的共同体。事实上,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主要界定标准在于参加者均不清楚哪一轮博弈会是最后一轮,合作各方担心违约会遭到日后的“报复”便会把合作策略坚持下去。在有限次的重复博弈中,如果合作双方不确定哪一轮是最后一轮,参与者会认为日后还要继续打交道、博弈状态会继续维持,这便同无限次重复博弈无异。所以,在不能确定终止期的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博弈中,合作解是可以存在的。当然,为了维护合作模型的稳定性,更好的实现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配合以必要的措施。
3.1建立信任机制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成功建立,取决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对于联盟内部规则的遵守程度,能够取得收益同时实现持续的发展,其中成员馆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成员间除了应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和立场,尊重对方的观点,还应加强组织内的交流,达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另外,信任评审机制的建立也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完备的综合性、长期性评估测试标准系统,对成员的联盟策略及行动影响因素进行持续地跟踪测评,通过完善细致公平的执行制度,形成稳定可靠的运行机制。
3.2建立监督机制
对于合作中的各馆,都希望采取最优于自己的策略,以期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为了达到合作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对各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维护合作协议的顺利执行。要在建立领导协调组织和健全监督机制上下工夫,在明确各成员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监督各成员的行为。对于损人利己的倾向和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必要时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进行制裁,甚至终止合作。
3.3建立保障机制
因为各图书馆之间的规模与发展水平不均等,建设规模大、信息丰富的图书馆往往很难与信息量相对较少的图书馆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另外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经常发生“搭便车”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加以制约。在内部评估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对贡献大的图书馆要采用奖励的办法进行收益补偿,同时针对慵懒的图书馆,通过采取惩罚的方式实现督促作用。
在具体的实施上,以惩罚措施为例,在成员馆签订共享协议时,规定不合作的一方会受到经济制裁,报酬减3,在矩阵图2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新的报酬矩阵(见图3)。按“囚徒困境”的分析思路,如果A馆选择共享,B馆选择了不共享,B得报酬为9而不是原来的12,因为B馆不共享受到了事后的经济制裁(12-3=9),小于(共享,共享)中的报酬10,可见,B怕受到惩罚得不偿失必然选择共享。对于A的分析也是如此,最后的博弈均衡状态一定是(共享,共享),克服了欺骗或违约行为,达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对比,比较,英汉语,杂用
近年来,英汉语比较研究在国内发展迅速,不仅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在国际上也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势头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据王菊泉、郑立信的统计,“1995年到2003年国内这方面的论文就已超过2100篇,专著和论文集有124部之多。”[①]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浩繁的论文著作中,有学者采用的术语是“比较”,也有学者采用的是“对比”,还有学者更是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异同并坚定地表明各自不同的取舍态度,凡此种种,往往给人以无所适从之感。在下文中,笔者就尝试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并探寻其产生的原因,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现状之分析
如上所述文学艺术论文,“对比”和“比较”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者的不同取舍态度。然而,通过对学者们对二者认识的分析,笔者发现有相同使用倾向的学者,其观点却有很大差异。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用词
观点
附注:代表人物
学科归属
研究方法
第一类
比较
对比
比较
马建忠、黎锦熙
第二类
比较
对比
对比
吕叔湘、王力
第三类
对比
对比
对比
王还、许余龙、潘文国
第四类
比较
比较
比较
任学良、伍雅清、魏志诚
第五类
对比/比较
对比
比较
刘重德、王菊泉
第六类
对比
对比
关键词 现代社会 学生 自身素质 艺术素养 自身培养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1 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要求
当今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矛盾、抗争和变革的世界。处于这个历史时空的中国传统绘画教育,也正以多元的价值追求和空前的形态变化策应着汹涌澎湃的文化冲突、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起伏跌宕的艺术思潮。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绘画教育在时代的文化大潮和中华民族后代的学习与成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发展与生存关系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继承与创新,所以,无论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教育者,还是学者,都必须担负起这个传统文化体系的研究工作和教育改革,以便使中国传统绘画教育的当代性具有更为正确的理性分析。
审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绘画教育,其生存的境遇几经沉浮,在近代内外交困的中国政治现状中,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深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随之而来的状况则是废除传统,质疑教育。于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教育开始模仿西式教育而进行素描、色彩等西方艺术教育模式,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根本被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一状况的改变也殃及了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艺术上有着真知灼见的进步艺术家们并没有为之而消沉,他们主张“以15世纪以前的中国画”为体,“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我国之短”这一理论来继续着中国画教育的“新文化美术”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传统水墨为载体的中国画教育,开始以抵制既有的被神圣化了的创造方法为标志的“85美术思潮”为教学主体思想。
面对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的要求,高校艺术教育致力于解决现当代文化思潮多元发展下的传统文化弘扬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高校艺术生对于自身艺术素养的培养的重要性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特殊使命和意义,为提高国民的文化艺术素养,廓清艺术发展思路作一份贡献。
2 学生艺术素养自身的培养
传统绘画思想是学生艺术素养培养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潜力,鞭辟入里,博大精深。老师既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学生,又要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和把握一定的依据性,让学生学有所长和学有所依,从而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怎么看待传统,也是艺术教学中要明确的问题。艺术的发展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并不会束缚学生的创造,反而会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基于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的要求,对教师培养好学生的使命要求有所提高,特别是对学生艺术素养自身的培养,这就需要老师在传统艺术教学中对学生艺术素质及基本技能培养进行精心设计,其具体参照表1。从举措一览表中可见,评价内容从评价项目、评价方法两方面来展开。其中,评价项目包括多读书、广闻见、有胸襟、勤习苦四项;评价方法包括静态分析、形成性评价、动态分析、终结性评价四种。静态评价的评价内容包括如下,艺术论文写作水平(多读书:即通过多读书提高艺术论文写作水平),艺术批评与审美、艺术作品鉴赏水平(广闻见:即通过多读多看多听所思考来提高艺术批评水平与审美、艺术作品鉴赏能力),道家哲学思想与现代艺术创作的融合(有胸襟:即找出传统文化及现代艺术的互补之处来加以融合),作业数量及艺术作品质量的通过率(勤习苦:即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艺术作品质量),即在特定时空现实状态下的评价为静态评价;同时,更重要的是动态评价,即对被评价者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注意学生的发展,动态评价的评价内容包括如下,文化知识、理论水平(多读书:即通过多读书提高艺术文化水平),分析及解决艺术问题方面(广闻见:即通过多看多听增强分析及解决艺术问题的能力),艺术认知力度及创作力度(有胸襟:即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来加大艺术认知力度及创作力度),专业技能水平(勤习苦:即通过勤奋苦练促进专业技能的增长)。
形成性评价指在教学过程中为改进教与学而提供频繁信息反馈而进行的评价。①它所包括的评价内容有,所学生需读的书有:古今论画之书(如各种画论等书籍)、金石碑帖、古人诗歌、笔记小说四部分;开阔学生的见闻:文人之神悟(意境)、作家之绳墨(规矩)、习俗之移人(群众需要)、师传之墨守、气质之褊弊、家法之渊源、物理之探究(造化与事物之规律)、地壤之区分(所居地区山川之不同);加大学生的胸襟:不贪浮华、轻视图财、心无俗忧、自拟先哲(以前贤为榜样);培养学生的品德;朝夕染翰(早晚练习作画)、多观名迹、着意临摹、到处写生、力祛褊弊(努力除去褊狭陈旧的成见)。
总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是一门课程或一个学期结束后,为判断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或评定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而对教学结果作出的综合总结和成绩评定。②在终结性评价中,主要体现鉴定功能,以课程目标为参考。③它所包括的评价内容有:增加学生的勤习苦练:考察学生素质、学养、格调、文化、境界的综合,实现量的积累;考察学生吸收、继承、体悟、理解、分析的艺术学习态度之综合能力;考察学生人格魅力、执着精神、谦虚为学的思想品德及行为操守;考察学生学习兴趣、眼界、技能及创新的个人发展能力。
通过以上举措一览表可见:传统艺术教育对学生艺术素质及基本技能培养符合现代社会赋予高等艺术学生的时代新要求。在艺术形式百花齐放的现当代社会,各种艺术思潮层出不穷,学生学习艺术传统必然会很好地廓清艺术发展的思路,同时更好地对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正确的鉴赏,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艺术理论教学有利于学生综合艺术素质的培养。学生在艺术技能的学习中重视传统文化及绘画理论的学习,能很好地将实践技能与理论相结合,更好地指导实践,同时也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
注释
李春锋,1976年出生于辽宁绥中。200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硕士学位。2010-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唐勇力教授工作室国内访问学者。现为渤海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李春锋是一位艺术探索者,他以纯正的心性感悟艺术真谛。他以生活为源头,以笔墨来觉悟生命境界。追求艺术是李春锋的一种生活方式。毕业创作中国画《灰色的天空》被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并获“美苑杯”学术奖。中国画《墨韵1》《墨韵2》参加美国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学术交流展并被收藏。
李春锋毕业后,应聘来到渤海大学,来到第二故乡——锦州。面对着辽阔的渤海湾,面对着苍茫的辽西大地,面对着博大精深的锦州文化和历史。李春锋的创造灵感在涌动,创造力在勃发。在繁忙的教学之暇,李春锋辛勤创作,他画渤海捕鱼船,他画辽西的山山水水,他画锦州市的历史人物,一幅幅艺术精品在他笔下陆续诞生。上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中国人民纷纷起来抗击日寇。诞生于辽西的东北义勇军,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使李春锋深受启发,他的艺术心灵在颤抖,他的情感时时都深受感染。李春锋在研究锦州市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献,观看了多部国内历史纪录片与图片资料,心中油然升起了崇敬。他酝酿创作讴歌抗日英雄的画卷。经过数月的艰苦创作,中国画《高高的山岗》以独特的造型语言,以深沉的艺术形式,以咏史的方式,再现了当年中国的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中国画《高高的山岗》参加庆祝中国人民建军8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渔者归来之一》参加首届辽宁省青年美术家学术提名展、第四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2008年《祥云》人选“和谐家园”全国工笔画作品展;《静静的港湾》参加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展并获二等奖;《陕北夏日之一》参加首届山水画双年展并获优秀奖;2008年《中国工笔》杂志专题采访李春锋,并发表文章与作品。对中国画创作的深厚心灵体验,成为李春锋的艺术创作动力,他籍以抗日英雄事迹的心灵感应,绵延并书写着中国文化的气象和精髓。将生活之中的素材逐渐向艺术中的真我完善,从而获得了华滋浓郁的笔墨意像,意蕴生动妙味无穷。
【关键词】艺术设计;艺术风格;融合性
艺术设计的风格,一般是指艺术设计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审美观念、素质层次、民族文化的总体需求与反映。对于艺术设计风格,涉及艺术家主观方面,诸如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特殊性。而所有这些,又受到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性影响,受政治、哲学、宗教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由于欣赏主体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层次、年龄层次,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造成审美需要的千差万别,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点,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精神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和认知原则。艺术风格是设计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一.时代风格
艺术的时代风格,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代的科技、文化、审美意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代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幻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造型生动、纹饰精细、铭文清晰、装饰华丽等特点,但如果仔细区分,仍然可以从青铜器的风格中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周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达到了极盛的阶段,尤其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尤其流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威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秩序,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
例如在中国虽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殷商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而周代的“礼”,尽管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风格和审美特色上的迥异,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造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本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仅使明式家具散发出浓浓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造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 因此,每一个时代设计风格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设计发展的土壤,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又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风格,从外观上看,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诞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始兴盛起来,“巴洛克”艺术抛弃了严谨和谐的古典风范,致力于创造出富丽堂皇、丰满写实、富于强烈的动感和饱和色调的艺术境界。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和谐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丽、夸张、怪诞和壮观的表面效果,以鲜明饱满的色彩和扭曲动荡的曲线,通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把现实生活和激情幻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趣味。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风格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由奔放,线条曲折多变,建筑的构图节奏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跳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穷的动势。爱用双柱,甚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使用扭曲多变的纹样形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形状;喜用大量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姿势夸张的雕像,丰富和五彩缤纷的艺术结构,体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风格,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富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刻装饰,这种雕刻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奢侈豪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现象和本质也存在着这一时代风格。“洛可可”艺充满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由舒展、轻快活泼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蕴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这个新的时代,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人们呼唤能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出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认真研究。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述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十分广泛。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尤其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发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点和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艺术样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二.民族风格
艺术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在设计上的体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区在设计中体现的差异,它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决定着艺术的发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如果不是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毅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带有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原始情趣的民族绘画风格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现实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怀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仅要提供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能主义与本土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色彩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大众欢迎。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设计风格有着强烈的共性,它体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家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语言、传统的融合,以及自然材料的欣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能实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风格,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也是一种现代风格。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结合,既注意产品的实用功能,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因素,避免过于刻板和严酷的几何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漫长而寒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
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路线,回归人性、关怀人类生存本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形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协调、相融相合,讲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认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体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状况,被认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韵。
三.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对设计风格的复合,有古今融合,东西融合,新旧融合等等,由于融合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理解,出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代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造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模式和原则得以有效的强化,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当代美国华裔建筑师贝垏铭的作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以明快的棱形金字塔式造型,用现代抽象形式和先进技术结合古老文化形态,融入历史悠久的风格,成为卢浮宫新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2]尹定邦 .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