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文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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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一、国际商务谈判文化障碍的表现

1.谈判者的思维方式障碍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一定的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形态。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差异。如东方文化重形象思维、曲线思维、辨证思维，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维、直线思维、形式思维，如果思维方式差异的障碍无法跨越，就可能面临着双方谈判行为的障碍。

2.谈判者的语言表达方式障碍

人类学家霍尔按语言表达直接程度的大小把社会分为高语境社会和低语境社会。

在高语境社会里，同民族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语言只是信息传递的一部分，彼此间的熟悉使人们的非语言交流占了大量比重。所以中国的谈判者总是含蓄而间接地表达见解，很少直接予以拒绝或反驳，并且把和谐看作实现价值的先决条件，追求永久性的友谊和长久合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文化中的交流方式属低语境，由于漫长的移民和相互交融的过程造成彼此交流的困难，语言表达的清晰和直接尤为重要。

3.谈判者的商务价值观障碍

在众多的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价值观具有持久性、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群体价值是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核，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在西方，独立、自由和个人平等的观念非常浓厚，崇尚自我奋斗和个人主义。他们交流方式幽默，注重现实、自我和实际行动。而中国的集体观念较强，强调的是集体的责任，中国的伦理观念较重。“熟人”和“关系”有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

二、 文化障碍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文化对谈判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同的文化自然地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类群，这种地域的、所属群体上的差别有使不同文化的群体相互疏远的倾向；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也是人们沟通与交往中的障碍。文化障碍对谈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障碍对谈判沟通过程的影响

文化障碍对谈判沟通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谈判的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以及谈判者沟通方式。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谈判双方经常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习惯的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及沟通方式。

2.文化障碍对谈判风格的影响

文化不仅决定着谈判者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影响着谈判者的思维方式和个，从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形成风格迥异的谈判风格。谈判风格对于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的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甚至谈判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遵循文化的差异，可以把谈判风格分为两种类型:东方型谈判风格和西方型谈判风格。

东方型谈判风格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亚洲国家的谈判风格，其中以日本、韩国为典型代表。而西方型的谈判风格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欧美国家的谈判风格，其主要的代表有美国和英国等。

3.文化障碍对伦理与法制的影响

中国文化习惯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三、克服国际商务谈判文化障碍的对策

作为国际商务谈判人员，必须认识到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思维方式、谈判方式及谈判风格上存在着差异，在国际商务谈判全过程中克服文化差异因素对谈判造成的障碍，并采取相应对策。

1.谈判前了解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文化障碍

谈判准备工作包括:谈判背景，对人和形势的评估，谈判过程中需要核实的事实，议事日程，最佳备选方案和让步策略。其中谈判背景又包括谈判地点，场地布置，谈判单位，参加谈判的人数，听众，交流渠道和谈判时限。所有准备必须考虑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文化障碍。

2.在谈判中要正确处理文化障碍

(1)谨防文化假设。由于文化行为自幼形成，国际商务谈判者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如何受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便假定其他人和自己相同。这种“文化近视症”最容易误导人，因为即使属于同一文化的两个人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就像一棵树上找不到相同的两片树叶。

(2)建立跨文化的谈判意识。国际商务谈判中，必须加强跨文化谈判意识，认识到不同文化类型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学会了解、接受、尊重对方文化，理性对待文化差异。在正确谈判意识指导下，国际谈判者要灵活多变，使自己的谈判风格和策略适应不同的商务文化类型。

3.运用合理方式

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一般包含四个阶段:一是寒暄，谈一些与工作不相干的话题;二是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三是进行说服；四是最终达成协议。

寒暄意旨在了解客户的背景和兴趣，从而为选择适当的后续沟通方式提供重要线索。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时采用对方接受的沟通方式。说服时讲究策略与技巧。达成的协议具体明确。

4.针对文化差异搞好后续交流

第2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一、中国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历程

（一）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第一家成规模的自行车厂是成立于1940年的上海自行车厂，即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1949年全国自行车产量不到1.5万辆。1950年从零部件到设计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自有品牌“飞鸽”在天津下线，1958年上海自行车三厂成立，生产“凤凰”品牌自行车。至1990年前，共有自行车整车厂60余家，零部件厂1000余家。 1990年后，捷安特等品牌登陆内地，合资和民营生产厂家遍地开花，自行车品种千变万化，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满足了国内的海量需求，而且迅速占领了国外市场。中国的自行车“王国”地位从此确立。

（二）自行车出口阶段性回顾

1953年中国开始出口自行车，当年出口2000辆。1965年出口量为16.32万辆，前期出口量有所下降。1981年出口量突破100万辆，1990年出口量猛增到370多万辆，1992年突破1000万量， 1999年突破2000万辆，2003年出口量达5044万辆，2007年达到历史性的5922.6万辆。2000年至2007年，我国自行车年均增长率11.7%。之后遭遇金融危机和欧盟双反，2008年自行车数量出口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2年，出口量5715万辆，出口总额31.76亿美元，再加上自行车零部件累计出口额22.1亿美元，全国自行车及零部件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占全国对外出口总额20489亿美元的0.262%。

二、中国自行车出口贸易的状况

（一）自行车生产量和出口量稳步增长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扩张和承接日本、台湾的产业转移，“十一五”期间我国自行产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崛起，最终形成了世界最大最稳定的生产和出口基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十一五末”的2009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787家，从业人员13.6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471.5亿元，利润11.8亿元；行业工业总产值、自行车出口额、零部件出口额分别较“十五”期末增长56.6%、22.3%和48.4%。2009年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46.4美元，较“十五”期末提高41.9%，平均出口单价超过100美元的自行车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8.1%，较“十五”期末的0.1%大幅提高。“十一五”期间全国自行车平均年产量、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达到8395万辆、5448万辆和22亿美元，行业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产品质量和档次不断提高，企业实力逐渐增强。

2012年自行车行业出口量和出口额依旧稳定增长，但增速大幅回落。自行车零部件累计出口额22.1亿美元，同比增长5.2%。整车出口5715.1万辆，同比增长2.6%；出口额同比增长9.4%。我国自行车出口市场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因为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导致经济复苏缓慢，对外需求下降，再加上国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贷款利率增高等因素造成出口成本增加，我们自行车产品“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因此，我们自行车产业单纯依靠量多价少占据出口市场的出口状况需要有所改变。出口量有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甚至有所下降。

（二）自行车生产地区和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度比较高

自行车产业链条比较短，容易形成相关上下游产业供应链聚焦的小型产业集群，国内生产地区直接对接国外出口市场。以2012年数据主例，我国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地区集中在广东、天津、江苏、浙江、河北等省市，5省市累计出口金额占全部产品出口额的94.21%。广东自行车产业比较成熟，产品多样化，位据出口省市的榜首。

从自行车出口的地区看，亚洲和北美洲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欧洲和南美洲是次要市场。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我国对亚洲自行车出口保持在42%左右，对北美洲的出口保持在35%左右。2012年，对亚洲和北美洲分别出口2498.58万辆和1912.73万辆，占出口量比重分别为43.7%和33.5%，两者共计77.2%。1992年前，我国对欧盟每年出口自行车超过200万辆，但随着欧盟对中国自行车持续的反倾销措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一路下滑，2009年只有72万辆，仅占欧盟市场的2.4%；2010年出口87.2万辆，仅占欧盟市场的3%。2012年出口只有66.8万辆，欧盟成为中国自行车出口无法逾越的屏障。次外，南美洲、非洲和澳洲比例较小，分别占7.7%、4.2%和2.9%。

从自行车出口的国别看，2012年对美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累计出口量已占出口总量的53.9%，并且这三个国别细分市场分别对应中档、中高档和低档产品，决定着国内产业发展和贸易走向。其中，累计出口到美国自行车产品金额超过10亿美元，同比增长21.77%；出口到日本累计金额近8亿美元，同比下降5.2%。出口前10位国家占出口总量比重达71.3%。全年出口东盟的整车数量达到809.8万辆，同比增长24.0%，但累计出口量额占总额的比重仅为9.8%，中档以上的自行车增长潜力还很大。从需求档次来看，10大进口国中的印度、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大多进口平均单价为50美元的低档产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则进口中高档型自行车。同时，自行车零部件出口额最大的前10位国家和地区依次为台湾、德国、香港、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日本、荷兰、意大利、墨西哥，合计125288.1万美元，占出口总量的56.8%。相对欧盟市场的萎缩，日本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会是中国自行车稳定的出口市场，因为自行车属于低值原材料消耗型产业，技术含量并不高，日本早将这类产业转移到东亚和南亚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国内产业量并不大，因此不会进行如欧盟般的“双反”调查。但永久占领这两个市场，我国自行车产业还需在更新换代上赶上消费者不断变换的口味。

（三）自行车出口产品结构保持稳定

我国自行车出口长期存在低档产品为主、中档产品为辅、高档产品稀少的结构状况。日本、美国和欧洲部分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逐步退出了中低档自行车的研发，我国自行车占领这些国家的优势依靠的是低成本扩张而非技术优势，大量低档产品覆盖了国际市场，而高端产品依旧是弱势，高端产品依然由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的品牌牢牢占据。

从2012年出口的数据看出，高端的竞赛型自行车仅仅出口16万辆多点，占出口总量比重只有0.3%。竞赛型自行车的平均出口单价虽然有所提高，达到294.2美元，同比增长12.8%，但与同期台湾业界的产品还相差80多美元。99.7%的出口产品是低于100美元的中低档产品，其中40%是低于33美元的低档产品。整车平均出口单价为55.6美元/辆，同比增长6.6%。也就是说，我国出口的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折合人民币只有300多元，这种椭圆形的出口结构虽然稳定性强，但很容易受到生产资料供应、国际货币波动、汇率和劳动成本的影响，因此竞争力优势也很容易丧失。

三、中国自行车出口贸易的障碍

（一）生产和出口企业分散，削弱了自行车出口竞争力

首先，自行车企业分布比较散，缺乏龙头和骨干企业。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自行车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集聚区内企业各自为战，同质生产和重复生产情况严重，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的产业集群特色还不突出，大型骨干龙头企业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带动作用不突出，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其二，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低质、同质化竞争普遍。其三，企业贴牌和仿冒较多，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缺乏战略竞争和发展意识，追求短期效应和短期利益。

（二）产业大而不强，出口依存度过高

我国是世界上自行车生产、出口量最大的国家，70%产品出口国外，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但中国自行车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档次不高，出口产品定价没有话语权，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行业整体利润压缩到最小，头上还时时悬着一柄“双反”的达摩克利斯剑，导致中国自行车出口在表面繁荣的下面掩饰着无法回避的脆弱和伤痕。

产业大而不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生产和出口低端的自行车产品，而对高端产品却望尘莫及。2010年，我国出口的自行车产品与平均价格一直没有突破50美元。2011年平均单价第一次达到52美元/辆，2012年达到55.6美元/辆，并不是产品技术攻关的结果，而是国内劳动力升值和对外人民币升值的被动结果。反观之，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牢牢掌握了高端自行车的生产和研发，本国需要的耗费大量原材料的中低端自行车产品却全部从中国进口，我国的高端市场也被他们控制。

（三）自有品牌实力弱，贴牌产品垄断出口份额

我国自行车出口产品本来利润稀薄，加上出口产品中80%以上为国外贴牌或定牌生产，使本土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微弱，还承担了倾销的恶名。富士达公司代工产品占总产量的70%，同样一个产品贴牌后拿到国外出售价格就高几倍。凤凰、永久、飞鸽等本土老牌企业的出口产品永远和捷安特、美利达等贴牌企业拉开几个档次，更无法和国际著名的“闪电”、“确克”、“宝马”、“法拉利”等自行车品牌相抗衡。中国自行车打造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功能及精细程度，是提升自行车王国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行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四）出口遭遇反倾销阻击，应对措施寥寥无几

因为嫌涉低价倾销，欧盟对中国自行车持续20年实施高额进口关税，从1993年加征30.6%的进口反倾销税始，2012年这一税率提高到48.5%。2012年我国自行车出口贸易摩擦更是此起彼伏：先是墨西哥对从中国进口的儿童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巴西拟对进口自中国的自行车橡胶内外胎分别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将自中国进口的自行车关税从20%提至35%，自行车轮胎关税从16%提高到25%；欧盟委员会不仅发起“双反”调查，还决定对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此前，日本、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先后动用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印度和越南等国闻风而动，乘机和我国争夺低端市场。

而我国自行车行业和企业对国外的双反调查束手无策，甚至没有企业作为代表应诉，任凭别人宰割。另一方面，政府一再下调自行车出口退税税率，2005年从17%降至13%后，2012年7月1日，再度由13%降至9%。降税不但解决不了自行车产业出口的困局，而且有欲盖弥彰之嫌。

四、提升我国自行车出口竞争力的选择

（一）转变粗放发展模式，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子

过量的资源利用、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产能过剩的产业布局，使我国自行车产业用廉价资源和低成本占领国际市场的老路子越走越狭仄了。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对外升值、国外制造业的理性回归和对新兴市场的双反措施，倒逼我国自行车产业摒弃粗糙的生产模式，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路子。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使我国的自行车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形成上下游、整车零部件、产学研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使产品价值链中心围绕在以技术研发和品牌推广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核心层，实现行业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以高端产品为龙头逐步征服国外市场。

（二）扭转贴牌为主的代工方式，走自主品牌扩张的路子

自行车的贴牌出口扩张战略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国内原生资源，而且极易被进口国以反倾销之名切断下游供应链，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模式，也是发达国家早已抛弃和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产业低端扩张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基本完成现代化转型，把自行车生产以“雁行模式”转移给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小国。台湾承接了日本“雁行转移”后，没有进行简单的数量型扩张，而是走产业升级型的品牌创新路子，仅仅十年之间就成为世界自行车生产和出口重要基地。九十年代后，台湾复制“雁行模式”，把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基地向大陆和东南亚转移，但更注重品牌的扩张，捷安特品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现在，在大陆的捷安特品牌出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家国内品牌。中国要提高自行车的国际竞争力，就要甩掉为人作嫁的贴牌代工方式，发展自主品牌，一来可以推进自行车产业升级；二来可以打碎国外反倾销口实，还可以把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甚至欧美二线市场，让自行车真正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正面象征。

（三）遵循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

欧盟对中国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持续20年，这在世界现代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而中国企业要么放弃欧洲市场，要么转口亚洲国家曲线登陆欧盟（这条路随后也被封死），但一旦遭遇反倾销调查，极少有企业按照国际贸易规则积极应诉，导致欧洲市场几乎全面撤退的尴尬局面。中国自行车企业的鸵鸟策略，更加使欧盟坚信自己反倾销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2012年3月欧委会对大陆企业宝归来和另外3家台湾自行车生产企业下达立案公告。宝归来是新成立的不久的民营企业，主业是电动车，2011年委托商在欧洲试销了75辆自行车，价格不到1万美元。宝归来决定应诉。其间，2012年12月欧委会以原材料铝和钢的价格受到政府干预为由，否定了中国自行车全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宝归来未能幸免。宝归来没有放弃，前后经过许多波折，花费200多万元。2013年6月5日，欧委会在布鲁塞尔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反倾销期间复审做出裁决，宝归来最终反倾销税率为19.2%，而其他未应诉中国企业则维持了48.5%的税率。宝归来的小胜，给中国自行车产业重返欧盟带来一丝曙光。欧洲一家著名企业已经向宝归来开出一年至少20万辆自行车的订单。

同时与宝归来应诉的台湾企业中，有两家获得了零倾销税的待遇。几年前，欧盟几乎终止了对产自台湾地区的自行车持续多年的反倾销，原因在于台湾自行车企业不再执迷于价格竞争，依靠品牌和质量征服海外市场。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崛起之路，也是大陆自行车产业可资借鉴并进军国外市场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 王维婷.应对欧盟自行车反倾销的三方联动思考[J].改革与战略，2011（11）.

[2] 龚孝燕.铸造天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业新辉煌[J].中国自行车，2013（02）.

[3] 中国自行车秘书处.2012年12月我国自行车整车出口数据[J].中国自行车，2013（02）.

第3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阿罗（Arrow，K.）、卡米恩（Kamien，M.）、施瓦茨（Schwarty，N.）等论证了“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更大些”的结论。但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弥和知识和经验技能差距成本，以及弥补缺少外部条件的成本都会随之上升，从而形成了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根据W.布赖恩.阿瑟(Arthur W. Brain)的研究，如果此类门槛过高的话，经济发展有时会因为小的历史事件而被锁定在某个低级技术水平上，无法摆脱，即“锁定”（lock-in）失效。他认为：如果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是多数采用者都随着它“走”而引起的，那么优化选择的机制和环境就能提供有效的通道。因为，只要经济行为者知道其他同行的偏好，如果能获得优等的备选，他们就会各自独立地“转向”。但若他们不能肯定其他人的偏好和倾向，就会出现“超惯性”；每个经济行为者本能地从持有的其他技术中受益，但没有人敢独自改变以防其他人跟进。技术锁定的出现和突然释放都将引起经济发展轨迹失去平滑性，这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的论述是一致的。

为了帮助高技术小企业克服创新门槛的阻碍，并防止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个低水平上锁定，西方各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建立科技园区（science park）来帮助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科技园区802个，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80%以上，如美国有358个，欧洲联盟有229个。我国也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开辟了52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这些高技术园区虽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但发展十分不平衡。

二、影响集群化的基本因素分析

从科技园的本质上来看，它应该是高技术小企业集群的地域载体。但众多的研究资料仅仅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致分析的结果常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而本文基于入园企业“集群化程度”分析，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我国科技园区建设进行综合分析。

1.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

小企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状况，类似于一个生物生态系统。是一个由有机体（企业）之间、有机体（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园区内企业的集群化水平高意味着高技术企业的自然繁育的机制已经形成。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而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大小与人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处世准则，即是否存在相互信赖、忠诚、坦诚等密切相关。并且社会资本难以通过理性投资来获得，而是通过文化机制积累所形成的。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以硅谷为榜样而模仿的地区获得与硅谷同等影响力，根植性是硅谷难以模仿的最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多数高新技术园区的企业之间分工与协作的机会极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园区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不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

在具有这种自繁育机制的科技园区内，新企业形成过程往往被称为衍生过程（spin-off），即由先前在另一个高技术企业内工作的技术专家或管理者出来创办新公司的过程。

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志之一是新企业衍生速度。对衍生过程研究揭示出企业繁育的一些特点：小企业往往比大企业产生的“下一代”子公司多（这说明高技术小企业繁育机制更强）；子公司所开辟的市场往往就是母公司所忽视的市场；成功的子公司一般都有四五个工程师合伙工作，他们对很多新产品、新技术的构思往往是在他们为母公司工作时就已经形成的，由于母公司决定不采纳这些构思而促使子公司的产生等等。

2.与理工类大学的关联度

美国大学的科学工程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与产业一同成长的学科。高科技小企业与大学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性，这是因为与大企业不同的是这类小企业一般没有自己的R&D中心，只能依附于附近的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向企业提供了技术人才、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许多思想。而企业既为大学提供了科研所需的资金，又使大学的创新研究成果在企业中得到延续。这两者结合的模式有以下几类：

（1）普林斯顿模式。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有250年建校史的私立研究性大学，该校的物理系先后有12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它与企业界的结合模式，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加入普林斯顿兴办的科技园区。普林斯顿大学辟出一大片土地，修好公路、购物中心、宾馆，各入园企业在这里建立了一大批与本公司产业方向有关的、与普林斯顿大学优势学科密切联系的科学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借助于大学的新思想、高科技、高智力人才，开展与本公司发展有关的研究课题，或者在这些研究中心去完善和实现教授们的新思想。

（2）剑桥模式。剑桥市是国际著名的大学城，达尔文、牛顿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或任教。历史上该市制造业基础薄弱。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高技术小公司在剑桥地区大量聚集和衍生，以至被学术界称之为“剑桥现象”。剑桥大学实行独特的鼓励政策，鼓励教师创办自己的公司，或允许教师在校外兼职、与公司合作进行卓有成效的开发设计工作，为高科技小企业培养了大批有才能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也为企业输送了大批专门技术人才。在这方面，剑桥与英国很多其他大学传统的僵化的校规是大不相同的，例如牛津大学对教员从事非学术活动就有严格的规定。在剑桥大学校领导的鼓励下，很多高技术小企业从各系衍生出来，例如西普数据公司、分光小系统有限公司、剑桥作用系统有限公司等就是分别从计算机实验室、物理系卡文迪许实验室、计算机辅助设置中心分立出来的。5年来，这里成立了1000多家高技术公司，这些公司至少雇佣了3万名员工，创造出30多亿美元的年收入。

（3）艾斯顿模式。艾斯顿科技园创建于1983年，位于英国伯明翰艾斯顿大学南面。艾斯顿科技园管理公司尽可能用最有效的方法应用艾斯顿大学的科技资源来创造利润和工作岗位。它提供大量企业咨询服务，包括金融、销售、广告、设计、公共关系和信息技术，这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来说十分有利。它创造了园区内交流的良好环境，形成了由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所达到的聚集经济。

综上所述，以上几种高技术小企业集群与大学的结合模式可分为吸引结合、衍生结合和服务结合等几种。由于我国理工类大学经费普遍紧缺，再加上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与高技术企业的结合度较弱，关联度也较少，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中关村高技术区。

3.园内企业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影响

国外科技园入园企业的产权界限一般是比较明晰的，而且由于是高技术小企业居多，企业内部产权结构也较为合理，企业业主往往就是懂技术的行家或经营者。并且，这类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和风险意识普遍较高。而我国不少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属于老企业技术改造型和民型，企业的属性也一般以国有为主，产权的明晰度不高，这会直接导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扩散受到阻碍。例如，宝鸡、包头、株洲、鞍山、绵阳和乌鲁木齐等高技术开发区就是属于因园内企业产权结构不合理所致的非集群化，从而导致科技园区发展缓慢。

而且科技园内同质企业的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对技术创新是有益的。根据顾朝林等人的研究，在高技术园区，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超流动性（hypermobility）是其主要的特性之一。鲁格和高德斯汀（Luger and Goldstein）在《Technology in the Garden》一书中，甚至将科研人员的流动性作为评价高技术园区8个指标中的首要指标。由于从事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以及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与装配的科技工人的迁移、工作变更以及兴办新的高技术企业等方面的能力均比较强，再加上高技术小企业的高风险性，往往导致园区内小企业发展过快，倒闭也很快，这两种因素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集群内部人才的流动。以致于在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高技术小企业中，每年人员的调动率为25.35%，有的甚至达到50%。而且，现代科技的进步使技术的无形化大大加剧了，无形技术主要“储存”在技术专家和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头脑中，它们则会随着人才的流动而转移扩散。虽然，这种流动也会产生诸如使企业科研开发小组经常处于分裂状态而不利于该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有利于人才在科技园内部的合理配置，并造就高技术人才的工资水平不断攀升，从而吸引外地的人才向科技园区聚集的机制。

但是，如果在科技园内，同质企业的数量偏少，竞争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生产要素的超流动性也就难以形成。这种情况在以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为主的高技术园区中屡见不鲜，我国的海南、珠海、潍坊、厦门、佛山等开发区的评价结果不佳的原因正是由于引进企业之间技术性质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度太大，根本不可能形成竞争流动机制的缘故。

4.环境禀赋

论及环境禀赋往往有两种偏向。一是将其范围过分扩大化了，并认为只有大城市的区位条件，才能为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提供各种聚集经济条件。但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科技园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另一种观点是用政府或大企业资助的创业中心（innovation center）来取代孵化器（incubator）的概念。并将孵化器分为三类：

（1）有墙孵化器――能提供技术创新场所的孵化器，经批准的高技术小企业可以“入室”孵化。即这类企业可以廉价租赁创业中心的科技用房。

（2）服务孵化器，即专门为企业提供秘书服务、复印机和传真机、计算机、科技情报检索以及会议室和通用设备租赁等方面的服务。

（3）无墙孵化器，它表示只为入园企业提供扶植技术创新的服务环境，并不存在孵化器建筑。一般在规定的城市或城郊的某个区域范围内（往往没有精确的边界）实施政府制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来鼓励高技术小企业的发展。

显然，上述两种观点的局限性是较为明了的。前一种使人感到大而无当，似乎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的成功与否与所在城市的大小成正比例关系，而与其性质或科技素质无关。这种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硅谷、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的成功和香港、新加坡这方面实践的举步维艰。后一种则局限性更大，许多不甚成功的科技园就是因为过分相信这种“嵌入式”孵化器的作用而选址不当。

这两种观点的基本缺陷就在于完全忽视了入园企业能否形成相互支持的共生状态。从世界各地科技园的实践表明：对高技术小企业来说，最有效的孵化器就是它们自身的集合体――小企业集群。“单打独斗”的小企业即使能在传统的孵化器中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但一旦脱离之后就难以存活。斯康特和斯塔彼论述：“孵化器本质功能的动态特征就是从原有的公司中衍生出新的子公司。”只有高技术小企业集群所造成的自繁育机制才能顺利完成孵化器的功能。

三、促进科技园发展的基本对策

综上所述，影响我国科技园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入园企业的非集群化倾向。按前面的分析，就可以进一步将促进科技园内企业集群化的对策列举如下：

1.鼓励科技园区企业科技人才的流动，促使园内生产要素的超流动机制的形成。

2.大力推进园区内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尤其在以老企业技改，民企业为主的园区，此项对策更具紧迫性，更需对其进行科技成果股份化的改制工作和对经营者推行期权激励制度。

3.加强园区内企业与理工类大学的联系。应该指出这方面的联系互惠性是很强的，大学可以为园区内企业提供科技情报、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和衍生出高科技小企业，同时还可以借助名牌大学的声誉促进园区聚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企业与大学联系对大学方面也是有利的，它不仅使研究合同和咨询的机会增加，从而增加教员的数量和收入，还有利于大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安置，还可开拓大学经费来源的新渠道。

4.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和风险投资机制。针对高技术产业所具有的投资失败率高，创业时没有资产抵押和担保的特点，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和担保公司、科技银行等机构，对促进科技园高科技企业集群的形成是十分有益的。

第4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爱国情感；培养策略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教学过多地注重知识的传授，偏重于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德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可是这些教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是笔者的一些粗浅的做法，仅与大家共勉。

一、结合教材，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现在的初中语文教材有很多爱国题材的文章，只要教师善于挖掘，就能强烈震撼学生的心灵，使他们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起学生的爱国意识。例如：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有这样的文章：

1.反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

鲁迅的《故乡》、都德的《最后一课》等。我们可以这样教育学生，韩麦尔先生穿绿色礼服，放学时没有说话，而是在黑板上用力写下“法兰西万岁”这两个大字，他的举动表现，让我们感受到韩麦尔先生离校时的悲痛，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激情。

2.反映祖国壮丽河山的

例如：仲青的《海滨仲夏夜》、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教师可以这样教育学生，这些文章表现了人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怀，通过教师的讲解，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运用电教媒体，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初中生的情感很丰富，他们很容易受感染，所以，在教学中运用电教媒体，让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去品味、去感受文章内容，往往达到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作用。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课后，我组织学生观看爱国影片，学生在直观形象的动画中很快进入意境，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之情。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教学中的爱国情感教育是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把握语文本身特点，充分运用教材中的有关内容，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在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苏秀水.语文教学怎样渗透爱国主义教育[J].湖南教育，2002（6）.

[2]朱绍禹.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04.

第5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2、爱国有很多种，努力学好知识是爱国，为祖国贡献力量是爱国，尊老爱幼是爱国，爱护环境是爱国的表现。

3、我们作为一名中学生，怎么样才能做到爱过呢?

4、作为中学生的我们，爱国就是从爱学习做起，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完成好作业。爱国要从爱家人，爱我们的同学做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爱国要从爱校园，爱我们的环境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

5、爱国爱校，我们的责任。爱国，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还小，现在我们又不能做什么。这你就错了，爱国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随地吐一口痰看起来事小，能反映了你的素质，对国家的热爱。在国内是一件小事，在国外就是丢十几亿中国人的脸。有国才有家，爱国更要爱家

第6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2、爱国就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豪情壮志。当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志凌云被皇上的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英雄再难以倾力保家卫国。纵然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惆怅哀痛令人心酸，也敌不过朝野中小人的流言蜚语，最终只能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饮恨长辞，但他成了民族魂。岳飞的爱国之声回响在大地山河间，让我懂得了何谓“精忠报国”的铁骨铮铮，澎湃着我爱国的血液。

3、爱国就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水土汗青”的崇高信念。当宋军防线崩溃，他依然转战各地，纵然兵败被俘，元军四次劝降，仍不能动摇他的浩然有爱国之气。纵然忽必烈亲自出马，他仍正气凛然。他以死实践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坚定执著的爱国心。于是我明白了爱国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同国家同生死，共患难。

4、当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爱国就是救灾官兵救人时的奋不顾身，就是志愿者在灾区的一个眼神，一处帮助，就是全国亿万群众捐款捐物的热情。在奥运会举办之际，爱国就是运动健儿在竞技场上的奋勇拼搏，就是志愿者的一次微笑，就是国民不乱丢垃圾，文明现看比赛的行为……

第7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韩保江、窦勇在最新一期的《望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称“积极消费就是爱国”，乐毅撰文对此加以嘲笑：我从来没想到，量人为出的生活方式，居然会成了一种道德瑕疵。原来，像周久耕局长那样抽天价烟、戴名表，才是最爱国的……

说实在的，看到“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这样的字眼我也想笑，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一根油条也是爱国，爱国真是无处不在。按此爱国标准，那些骂人不爱国的人也太血口喷人了。

但笑归笑，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积极消费确实是一种爱国方式。松下幸之助的自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日本经济萧条时，一向节俭的他买了一辆新款小汽车。他认为，经济不好工厂开工不足，而自己积累了大量现金没有更好的投向，何不多买点东西，让工厂的东西好卖点。工厂也好有钱雇佣工人，工人有活干也就会有钱消费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个好的循环吗?大家都这样想和做，国家的经济也就更有力量走出低迷恢复生气。

抱着这种情怀去积极消费，谁说松下幸之助他不是深爱着他的国家和同胞呢?现在国家经济不好，出于抵御未来风险的考虑，多数人的反应是节减开支减少消费多积蓄，手中有更多的现金节余让人有安全感，但多数人都这样想和做时，整体消费降低，产品不好卖，工厂企业就会裁员，失业增加消费更加不足；整体经济就形成了坏的循环，更加低迷而无力摆脱，到头来人人都更加恐惧更不感安全。那些希望通过储蓄现金“过冬”的人也找不到安全感，因为现金会在社会的痛苦挣扎中不可避免地严重贬值……

现代经济建立在消费需求之上，是经济的活跃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而不是纸印的钞票。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低迷时。都会鼓励消费，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并没有错。但就这么个简单而明显的道理，在我们这里说出来却显得如此可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国经济几十年来长期依赖出口，也就是过度建立在别国人的消费之上，对国内民众消费的轻忽最终酿成了今天这个局面，难免有人会“腹诽”，质疑此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人都在抱怨，我想这就是我们对“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论大加嘲笑的原因。

同样一个道理，从松下幸之助的嘴里说出来让人感动并信服，可从中国知识分子嘴里说出来，却显得可笑。这一次我要说，不只是专家出了问题，而是彼此情感的隔阂与不信任，让我们所有人的心理都出了问题。

第8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文学 德育 渗透 语文

语文老师教育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是学生学习德育教育的最好教材，是形成学生文化基础和德育生活关键所在之一，初中语文教师应该善于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德育因素，借助它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在启发、交流、探讨的过程中加以正确的点拨、引导，从而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初中语文教材所选的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典范文章，每篇都是语文老师实施德育教育的好素材，这就我们语文老师在备课和讲课时，找准每篇课文实施德育教育的基础。很好的教育每一位莘莘学子。

一、应运人物，树立德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文章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一文一武”，文官是蔺相如，他忠贞爱国，勇敢机智，宽宏大度，武将廉颇，他也同样忠贞爱国。但他还有性格坦率，知错就改的高尚品德。这两人的形象，文章塑造的十分鲜明。语文老师在课上分析了二人的形象之后，是学生们能从中的到什么是语文的根，语文是用来启发学生心智和培养学生伟大思想爱国主义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被放在了首要地位,是学校德育的主旨。初中语文学科蕴含着生动、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因素,许多课文包含爱国主义热情,众多个角度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主义。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注意结合实际,巧妙地利用教材,去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如在学习《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时,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生命的进程,中华民族的史路,体会作者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还有《最后一课》、《黄河颂》、《土地的誓言黄河》、《黄河,母亲河》等篇章,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题材。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们,结合学生实际,在课堂中巧妙地引导学生走进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殿堂。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的爱国影片,激发他们的热情。

二、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德育渗透

阅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教学的精髓。它是培养学生实际体验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衡量学生初中所学语文水平的高低标准。在阅读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也能找到德育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德育渗透是否成功，学生的阅读语文的能力是语文学习的一个扇大门。

阅读语文教学，不单是在黑板上板书一个题目要学生写，往往还是要给学生“授之以道，即讲解一些必要的阅读基础知识，如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谋篇等，其中讲到立意时，就必须强调“千古文章意为高―思想健康”。即“立意”要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新鲜事物和先进人物层出不穷，每天都要新信息、新观点、新问题出现，这就要求学生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发现，努力探索，挖掘事物的内在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益于社会人生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章。另外，“立意”时，还必须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例如：在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与学生思想生活结合得很紧密，教学时，启发学生用文中正确的思想观点，自觉地检点自己的思想言行，进行自我批评教育。还以《迷人的青海湖》一文为例，文中生动地讲述了有关青海湖名字由来的传说，学生兴趣很浓，陈老师先让学生了解传说，再讲述传说，然后再问学生：“作者写这些传说，赞美了什么？”（赞美青海湖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随后跟着出示：“正是因为，才使青海湖显得如此幽静迷人。”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正是因为各族人民团结友爱，才会使青海湖显得这样幽静迷人。接着，陈老师要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出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取得成绩的故事，再让学生扪心自问，谈谈自己不够团结友爱的思想行为，这样，学生既掌握了课文内容，思想上也得到了一次洗礼、净化。

三、引导，从而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9篇：爱国的文章范文

一、结合教学内容灵活将爱国情感融于教学过程之中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能空谈理论，应该结合具体实例把教育情感寓于教学过程之中，结合课内外的爱国素材，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通过具体事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理论教导等多种形式。明确语文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关系，在组织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活动时，挖掘爱国主义内涵，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学生爱党的坚定政治立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蕴含大量的爱国主义题材的教学内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教学素材，明确教育的总体目标，抓住爱国教育的每个方面，比如学习《东方明珠》这篇文章时，通过师生双边教学活动不仅了解东方明珠塔的雄伟壮丽，而且通过深刻感受祖国的巨大变化，体现爱国之情；学习《东方之珠》一文时，通过师生阅读、探究活动，一方面赞扬香港秀丽风光的美丽，同时表达作者的爱国之情。这样的经典之作需要教师认真研究教材，从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做起，将爱国融于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深入研究文本，并与作者的爱国之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