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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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固定投资；消费品零售；CPI

一、 理论背景

在15―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随着美洲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的物价快速上升，J.博丹认为物价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白银的大量流入，货币增加，而商品数目不变，导致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上涨。随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以及大经济学家D.李嘉图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类似的分析。

直到近代，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础上，进一步开始量的分析，并有美国的天文学家 纽科姆提出了初始的方程式：

其中R为货币流通量，V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勒认为上述公式存在一个缺陷，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在流通速度，那么其他的商品也应该存在“周转速度”，1907年，凯默勒将公式演变为：

其中，M为商品数量，S为商品周折率。随后，费雪对上述方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其值等于现金和活期存款，T为交易总量。在假定V和T在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等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结论。随后，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凯恩斯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虽说上述方程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通胀行为，但是缺乏了人们行为和预期的因素。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人们的行为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上述方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研究的需求。

在1952年，弗里得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方程：

其中，M表示货币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d表示货币流动流动速度，P表示平均物价水平，y表示永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形式的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表示一组预期收益率，例如股票债券预期收益率；1tEπ+表示预期通货膨胀变动率；u表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弗里德曼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影响，除了考虑商品和服务之外，还纳入了能力和知识等无形的财富，具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并且其认为将上述变量改为全国平均值，则能够反映全国人们对货币需求。基于此，将一国所有的居民的货币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一国所有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度量了社会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研究则较少。

Scheibe（2005）运用适应性和理性的菲律普斯曲线分别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其研究表明较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更加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Funke（2005）的研究则表明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好的解释力，随后，王洪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说上述作者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也不乏质疑之声，王少平（2001）的研究显示，适应性预期不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而王曦与陈淼（2013）则利用同业拆借数据分析了拆借市场通胀行为，其结果显示：该市场符合预期性假设，理性预期则未能通过模型检验（虽说这只是拆借市场的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仍然值得重视）。

从同一个经济主体、数据采集、模型分析，不同的学者研究研究中国通胀行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笔者总结了3个原因：其一，从计量经济模型考虑，计量模型都是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越复杂，其假设也越多或者越严格；而假设则是从现实中精简提炼出来的，小部分主体并不符合该假设，其隐藏着不符合现实的一面，而这部分由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误差算入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是不合适的，因为模型设置中的随机误差项只是包含了除模型之外的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次要自变量。因此，越复杂的模型往往伴随由假设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差也就越多，甚至这些误差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相互叠加，脱离实际而形成理论空中楼阁，贾文（2003）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此类；其二，杨继生（2009）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部分论文中没有考虑到市场中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三，现阶段研究通货膨胀的工具主要是菲律普斯曲线，从原始的菲律普斯曲线到现今的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曲线愈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经济实情，尤其是在新凯恩斯曲线中加入了厂商主观折现因子，融入了厂商企业家的心理因素，使其说服力更强，但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4个部门，排除企业之外还有居民，政府，国外部门，就算考虑封闭的济，不考虑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有居民部门，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从需求方拉动通货膨胀（Opper，1997；HUh和Jang，2007；范志勇，2008），所以，仅仅考虑菲律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通胀行为是不足的。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典的VAR模型，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分离通货膨胀的两个主体，从居民（需求）和企业（供给）两个角度研究中国通胀行为，以便取得简单且可靠的研究成果。

三、正文

1.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VAR模型进行分析。VAR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经典模型，但是其不以金融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特性，使得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添加其它的解释变量，削弱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所以本文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选择主要分析变量，克服了上述的缺点，使本文中VAR模型回归系数同样具有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的作用。

在回归模型中， 1tEπ+为预期通货膨胀，选用居民消M价格指数（CPI）度量；在张思成（2008）《中国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启示》一文中选择了几个度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指标除了具有相同的趋势之外，分别纳入模型后研究的结果也几乎一致，因此并不需要太过拘泥于对通货膨胀度量指标的选择。所以本文选择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CPI作为通胀的度量指标。

做VAR模型分析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人们检验序列平稳性一般以是否具有单位根作为判断标准，本文以ADF检验结果为分析依据，如表1所示：RET、INV，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故可以用于模型分析，但是CPI不能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根据VAR模型的特性，必须使3个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才可以进行模型分析，因此需要对3个变量做相同的处理，使得3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从2008年1月到2016年8月共104个样本，且模型的拟合以及所有的检验都运用R语言处理。

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模型中所有的特征根的值，结果显示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具有研究的价值。

在居民与企业货币需求方程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分别为3.719和6.21，适应性预期参数估计值为-6.762（-2.446-4.316）和-11.143（-5.531-5.612），且检验系数均显著，这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其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为正数，适应性预期系数估计值负数。适应性预期减少货币需求，理性预期增加货币需求。这是由于过去的通货膨胀，已经减少了人民的财富值，现期为了自己增加财富，只能将手中部分的货币投入银行或用于投资，进而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而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在未来减少人民的财富值，为了减少财富的损失，只能在现期将手中的货币消费出去或者购买物品保值，从而增加货币的需求，符合经济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

且上述数值还说明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并且适应性预期是理性预期的两倍左右。这一结果除了表示我国通胀行为存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的典型特征之外，还进一步说明了人民银行公布并切实执行货币政策，只能减缓通胀速度，并不能消除通货膨胀。

最后，从整个模型分析，无论是由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还是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都会同时增加企业居民这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货币需求量，进而通过2tLCPI+方程的机制，成为引起下一轮混合通货膨胀的原因。且通胀预期对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几乎为居民的2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过程中，企业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是居民货币需求的2倍。那么，通货膨胀经过几轮螺旋上升后，企业将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力军

四、结论

本文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利用VAR模型，中国简化为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中国通货行为的特点，结合本文中通货膨胀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结果，得到了三点简单可靠的结论：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第二，向后的适应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的理性预期，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第三，通胀率引起企业对货币需求的增长率是居民货币需求的两倍左右。 注（0～0.001’***’，0.001～0.01’**’，0.01～0.05’*’，0.05～0.1’ .’）

参考文献：

[1] 王宏涛. 理性预期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影响[J]. 企业经济， 2013，（5）：147-150

[2] 王少平，涂正革. 预期增广的菲律普斯曲线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2001，（4）：76-85

[3] 王曦，陈淼.理性预期还是适应性预期：基于同业拆借市场的检验[J].学术研究，2013，（1）：75-81

[4] 贾文. 认识计量经济模型应走出五大误区[J].财经科学，2003，（3）：100-104

[5] 杨继生. 通胀预期、流动性过剩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J].经济研究，2009（1）：106-117

[6]范志勇. 中国通货膨胀是工资成本推动的吗？―基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8，（8）：102-112

[7] 徐伟康. 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一文的质疑[J]. 经济研究，2010，（5）：139-148

[8] 贺立平，樊纲，胡嘉妮. 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J]. 经济研究， 2008，（11）：16-26

[9] 杨子晖，赵永亮，刘建华. CPI与PPI传导机制的非线性研究：是正向传导还是反向倒逼？[J]， 经济研究，2013，（3）：83-95

[10] Scheibe J. and Vines D. A Phillips Curve for China[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4957，2005，（2）：39-45

[11] Funke M. Inflation in Mainland China-Modelling a Roller Coaster Ride[J].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2005，（3）：26-32

作者简介：

第2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概述了定性法、比例法、成本收益法及需求函数法等经典国际储备决定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学者围绕这些理论研究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得出的结论是：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因分析方法、选取因素及制度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此，应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动态地、综合地研究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问题。

论文关键词：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比例法成本一收益法储备需求函数法

一、经典外汇储备规模决定理论

20世纪6o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卡包尔提出的描述法，特里芬等提出的比例法，海勒和阿格沃尔提出的成本一收益法，货币主义提出的货币需求决定法及弗伦克尔等提出的外汇储备需求函数法。这些经典的储备规模决定理论为研究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1．描述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包尔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外汇储备规模的描述分析法，认为影响一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有六个方面：一是储备资产质量；二是各国经济政策的合作态度；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效力；四是政府采取调节措施的谨慎态度；五是一国所依赖的国际清偿力来源及稳定程度；六是国际收支动向及其经济状况。这一方法的缺点是难以建立较为精确的量化模型，只是简单地定性分析外汇储备规模。

2．比例法。比例分析法是根据外汇储备与某些经济变量的比例关系来计算适度储备规模。常用的比例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储备／进口比率，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把满足进口贸易需要作为衡量外汇储备的标准，该比率的适度值是在20％～40％之间。从时间来看，最低外汇储备应能支持至少三个月的进口需求量，标准值是能满足3～6个月的进口需要。二是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反映了一国的快速偿债能力，国际警戒线为100％，如果低于这一标准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引起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如果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余额的5倍，则会因大量资源闲置而带来经济损失。三是储备／外债余额比率，反映了外汇储备对全部外债的清偿力，警戒线为30％，一般以30％～50％为宜。四是储备／广义货币比率，由约翰逊等(1958)提出，他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顺差表示本国货币需求过度，逆差表示国内货币供给过多，一般该比率以25％为适度。五是储备／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法，反应一国经济规模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量。比例分析法的优点是初步建立了衡量外汇储备的量化指标，但指标过于简单，不能全面反映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多种因素。

3．成本一收益法。这一理论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认为当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即达到最佳储备规模，以海勒和阿格沃尔的研究为代表。海勒(1966)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即一国调节国际收支时付出的调整成本，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是将这些储备资产换成其他资产时可能带来的投资收益。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即是持有储备的边际调整成本和边际机会成本相等的点。在海勒模型的基础上，阿格沃尔(1971)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要既能在固定的汇率上融通国际收支逆差，又能使该国持有储备的收益与成本相等，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在他的模型中成本和收益都用产量表示，即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指用储备购买进口必需的投入后能生产出来的那部分国内产品，持有收益指一国出现收支逆差时由于持有储备而避免的不必要的调节所节省的国内产出。成本一收益法对于机会成本的计算很难精确量化，很难进行具体的操作，而且这一方法仅考虑了预防性及交易性付汇需求，未考虑偿债性及平抑外汇市场波动的储备需求，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4．货币需求决定法。该理论由货币主义学派布朗和约翰逊等经济学家提出，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国内货币供给超过需求时会引起多余货币外流，形成国际收支逆差，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引起国际储备的减少，因此，外汇储备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增减决定。

5．储备需求函数法。储备函数法的关键是要合理地构建储备需求模型，而构建模型的方法也是逐渐完善的，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均衡研究到非均衡研究。弗伦德斯较早地用多元回归法详细分析了出口收益率的不稳定性、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收益率及变动率、政府改变汇率的意愿及收入水平等十大因素对储备／进口比例的决定作用，建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函数，但这一模型在实证检验时未能取得理想结果。英国学者弗伦克尔(1974)建立了储备需求的双对数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一国的外汇储备需求由进口倾向、国际收支的波动及进口额决定。这两位学者的模型都以静态分析为主，未能反应储备需求和相关因素的长期动态关系。为弥补这一不足，埃尤哈(1976)采用滞后调整模式建立了发展中国家的动态储备需求函数，主要选取的变量为经济体的开放度、外汇存款的利率、出El创汇的变动率和预期的出口收入。2o世纪7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采用非均衡方法来研究外汇储备需求问题，即事先并不假定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量等于需求量(许承明，2001)。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弗伦克尔和艾德沃兹(1983)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利用非均衡模型研究外汇储备规模，弗伦克尔用动态调整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的需求函数以及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向需求量调整的速度问题；艾德沃兹研究了一国货币市场非均衡对外汇储备需求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储备需求函数法不再拘泥于影响外汇储备的单项因素，对各类因素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做出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且引入了动态分析过程。这一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克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且当变量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时会出现伪回归，容易形成错误判断。2o世纪90年代，格兰杰和恩格(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长期均衡的有效方法，此后，西方学者开始用这一方法重新构建外汇储备的动态需求模型。

二、我国学者对适度储备规模的研究

1、我国~1-9-储备规模的描述分析。王国林(2003)参考了IMF判断储备不足的五大标准，用描述法研究了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状况，这五个标准为：国内利率的高低；对国际交易的限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汇率的稳定性；新增储备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认为，考虑到通胀因素，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并不算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深化，对外交易的限制不断放松，外汇市场相对稳定，外债在1999年出现净流出，而外汇储备则稳定增长，因此，新增储备不可能主要靠信用安排的外债，我国也从未把累积储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所以我国外汇储备是充足的。

2．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比例分析。王元龙(2oo3)、陈德胜(2005)对我国的储备／进口比率、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进行了研究，从计算结果看，这三个比率在2o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处于适度区间内，中期以后开始猛增，2OOO年已远高于上限，此后，除了储备／短期外债比率在2002年降至5．4倍，已接近安全区间外，其他两个指标仍有增大趋势。陈德胜(2OO5)认为如果以25％作为储备／广义货币(M2)比率的安全警戒线，我国1985—2004年的比率基本在警戒线以下，但在2OO4年已达23．8％，大有突破警戒线的趋势。储备／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适度值也没有统一的标准，(2004)认为外债总额占GDP的比例在8％以下是安全的，而外汇储备应保持在当年外债余额的2o％一30％，这样推算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上限为2．4％；胡智(2006)认为适度的比例区间为2．4％～4％，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994年以后远超过了按这一标准计算出的适度储备区间。比例法分析的研究结论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适度规模。

3．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根据阿格沃尔模型，吴丽华(1997)计算出，我国1996年外汇储备的理论值应为670亿美元，而当年实际外汇储备为1050亿美元。(2004)计算得出，2OO2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应为492．04亿美元，而实际值为2864．0r7亿美元，实际值和适度值有很大差距，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阿格沃尔模型主要反映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所需的交易性和预防性外汇储备需求，未考虑其他需求，因此用该模型计算出的外汇储备适度值偏低。高丰(2OO3)运用引入偿债需求后的阿格沃尔模型计算了我国从1990—2OO2年适度外汇储备值，结论是：在1996年前，我国外汇储备实际值低于理论值；1997年后则高于理论值，且差距逐渐增加；到2OO2年高出理论值1137．212亿美元。苏红(2004)对阿格沃尔模型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修正，除了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偿债需求等基本需求外，还引入了进口依存度、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国内外实际利差、对外融资能力、财政赤字率、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等因素，计算得出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小于实际规模，且差值逐年增大。如果考虑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及加入wro等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外汇储备的制度性需求后，我国2OO2年的外汇储备实际值仍高于理论值，但差值有所减少。直接运用阿格沃尔模型计算出的我国外汇储备理论值远低于实际值，但在我国学者引入其他因素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外汇储备的实际规模仍高于理论规模，因此，根据成本一收益法的计算结论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偏高。

4．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货币需求分析。根据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主要由国民收入、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等因素所决定，因此我国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先结合上述变量建立货币需求方程，再将估计出的货币需求量值带人外汇储备需求模型中，通过回归分析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数量关系，若货币需求变量解释显著则说明货币因素会对外汇储备规模产生影响。许承明(2001)和刘振彪(2004)分别用误差纠正方程和协整系统方程估计出货币需求量，代人外汇储备的需求方程中，都得出了和货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即从短期动态看，中国的国际储备需求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货币市场的非均衡对外汇储备的数量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货币的过度供给将使外汇储备向下调整；过度需求将使外汇储备向上调整。

5．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函数分析。在经典外汇储备函数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外汇储备及相关变量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显著因素，围绕这些因素构建了外汇储备的静态及动态需求模型。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描述了我国外汇储备实际规模和适度规模的偏差及这种偏差的调整过程。

三、基本结论

1．分析框架和方法的差异。2o世纪6o年代的定性分析法对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没有量化估计，只是一种定性判断；比例法仅把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外债规模及货币需求等单一因素作为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标准。这两种早期理论都没有采用均衡的分析方法。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储备决定理论开始引入均衡的概念，认为影响储备的各类因素达到均衡时所确定的规模才是适度规模，但对均衡的理解出现分歧。成本一收益法认为当持有储备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即达均衡，而储备函数法则认为当储备的供给等于需求时才会达到均衡状态。由于国际储备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顺差，所以确定储备适度规模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其需求。以后的学者顺着这一脉络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计量模型寻找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因素，并准确描述其影响方向和程度。早期的储备需求理论暗含的基本假设是外汇储备的持有量等于需求量，这样实际得到的是外汇储备持有量函数，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汇储备需求，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需求函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者突破了这一假设，认为适度储备规模的实现需要经过～个动态调整过程，结合动态调整方程和持有量函数，他们运用非均衡的方法确定了外汇储备的需求方程。协整理论产生后，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各种因素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又在协整系统方程和误差纠正方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可见，不同的分析框架方法所确定的国际储备适度规模存在着很大差异。

2．影响因素的差异。不同的理论所确定的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时代外汇储备的功能差异所决定的。在特里芬时代，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并不大，所以特里芬认为满足出口贸易需要是外汇储备的重要功能。海勒和阿格沃尔则强调了外汇储备的调节。储备需求函数法虽综合考虑了外汇储备的多种功能，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别，各国学者在构建模型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外汇储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功能差异决定了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也大相径庭。

第3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

杨旭（1974-），男，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

摘要：

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我们给出清晰的回答。目前，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虽然已多有论述，但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外生说”缺少实证检验，“内生说”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所采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1）它偏离了经济学关于判断货币供给内生或外生的标准；（2）它在确定解释变量时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判断标准；其次使用TSLS方法对我国货币的供求函数同时进行了估计。按照明确后的标准，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在现阶段依然是外生的。最后澄清了关于货币外生供给的一些误解。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单位根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52-08

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还是一个外生变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思路与实施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央行可以主动地、相机抉择地控制一国的货币数量，进而影响一国的整体经济。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则意味着央行无法单方面地控制货币数量，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无法产生可预计的结果，对经济的干预需要央行与政府共同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显然，如果央行主观认为货币是外生的，但客观上却是内生的，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对经济体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文献综述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任何一种商品，其均衡价格与数量都是由其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的。货币也不例外，它的价格（即利率）与数量（货币余额）也是由它的需求与供给决定的。但比较特殊的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即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1]-[2]。

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决定的信条是来自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与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由此二人在经济学的地位不难理解为什么“货币外生论”能够成为主流观点；与此同时，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学者也是为数众多，这包括：银行主义学派中的图尔、威尔逊、富拉顿等；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熊彼特以及撰写《货币论》时的凯恩斯本人也持有此类观点；后期有卡尔多和“拉德克利夫报告”、格利、肖、托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温特劳布、明基斯、摩尔、罗西斯等[3]。当然，在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各种理论之间也有区别，例如，后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些学者认为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适应性内生供给说”（accommodative endogeneity）[4]。而同学派中的其他学者则认为货币的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曲线，这种观点则被称为“结构性内生供给说”（structural endogeneity）[5]。

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广泛的探讨，同样也有两种观点。

1.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外生的

这部分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类则是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的立场。前者如，史永东[6]使用Granger检验的方法检验出我国的M1或者M2对于GNP是外生的；魏巍贤[7]使用由Engle等[8] 提出的关于“弱外生性、强外生性，以及超外生性”的检验方法（简称EHR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

以隐含的方式表明着自己立场的学者则包括了目前所有试图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虽然他们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是，这些学者对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都采用的是单方程的估计，而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那么用单方程进行估计就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货币供给曲线是倾斜的，那么用单方程估计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所以，目前所有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学者们，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属于货币供给外生论者[9] -[16]。

2.认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

这部分学者，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两类：（1）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包括：巴曙松分析了我国经济转轨期间货币乘数的内生机制[17]；孙伯银认为，我国“1997年前货币供给是政治内生性为主，1997年后货币供给转向市场内生性”[18]。崔建军的分析则说明货币供给内生与否取决于货币的发展形态、相应的供给机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19]。王国松论证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制度内生性，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性，从而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0]。（2）以定量分析为主，或定量定性相结合。如一些学者等使用Granger检验方法检验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21]-[23]。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外生论者”的研究，还是“内生论者”的研究都有较为严重的缺陷。首先，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定性分析，因为有些通过定性分析确认的作用机制（如内生性的机制）即使存在，也还有一个作用力是否显著的问题。其次，无论是“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目前的定量分析大多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但该方法在检验货币供给内外生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具体原因是，使用该方法进行检验是遵循如下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变量X如果是某个系统A的内生变量，则在系统A中，一定存在某些变量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因此如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在“系统A”中，找出了一些变量确实能够“格兰杰引起”变量X的变化，那么就说明变量X是系统A中的内生变量。这一逻辑虽然不错，但在研究货币供给量内生与否的问题时，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系统边界”是一项关键而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主要取决于该变量所处的系统边界在何处。如果把整个地球作为研究系统，那么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将是内生的。而在研究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时，应该将其放置于一个多大的系统中才恰当？并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所以导致了在这一类研究中，在确定哪些变量是“格兰杰引起”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例如，李晓华等检验出“物价和投资”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21] ；宁咏用“经济增长率”作为外生解释变量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了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22]；黄武俊和陈漓高用“汇改后净国外资产增量变化”来检验是否“格兰杰引起”基础货币增量变化[23]。此外，魏巍贤使用的EHR方法[7]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对系统边界确定的随意性导致上述检验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史永东[6]、魏巍贤[7]检验的结果是货币供给是“弱外生”的。而其他人，如，宁咏[22]、李晓华等[21]的检验结论却是相反的。

笔者认为对货币供给内生与否的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许多文献将中央银行能否完全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关于什么是“完全控制”？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实际上，即使是“内生变量”也是可以控制的，比如，某商品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个标准的内生变量），也可以通过税收、最高限价与最低限价等方法来控制。所以，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不恰当的定义与判断标准，才使得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观点林立、纠缠不清。关于货币供给是否是内生的，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观点出发给出判断条件。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在“利率—货币数量”的系统（坐标图）中，供给曲线是否垂直。或者说，货币供给是否与利率有关，如图1所示。

本文即是按此逻辑，利用我国的季度数据，以联立方程回归为工具，同时估计出我国的“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之后通过检验“货币供给函数”中的“利率”与“货币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方法，验证我国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三、货币供求函数形式的确定

要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首先需要确定货币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

1.确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

在笔者所阅读的文献中，所有试图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的工作中，无论是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的理论，引入的变量都可分三类：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以及制度变量。用公式表示：

其中，MP表示实际货币余额；S表示规模变量；OC表示机会成本变量；IN表示制度变量。

只是在选择具体的指标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易纲引入的是“实际GDP、利息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货币化指数（城市人口比例）以及国际收支余额”[9]；易行健引入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麦金农的金融深化指标”[13]；蒋瑛琨等使用了“实际GDP、存款利率、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三个指标[15]；王晓芳与王学伟使用的是“实际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股市市值、预期通货膨胀率”[16]。

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到底谁的选择是正确的。李少斌与刘朝阳考察了五种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认为效果都不错，但变量越多，“协整关系”的可能形式也就越多，因此不建议使用变量过多的函数形式[24]。本文的主要目的只是探讨货币供给的外生与否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的策略是：先确定一个基本的函数形式，然后尝试几种变形，以期待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结论。具体的工作如下。

本文在选择货币需求函数所需引入变量的问题上，持以下观点：

（1）所选变量均采用“名义量”。这包括：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名义货币供给量“M1”，规模变量选取的是“名义GDP”，以及名义利率等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不用单独考虑价格因素，从而可以减少解释变量的数目，增加自由度；另一方面，由于是做联立方程的回归，有些变量是同时被引入到两个方程，因此在考虑两个方程的变量选择时，名义量更合适。

（2）对于规模变量的选择，本文认同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应该引入“持久性收入”更合适。具体的处理，见后面的计量过程。

（3）对于制度变量，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引入。因为所有的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都已经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大小里了。例如，原来我国的货币化程度低，家庭不用自己买房子、看病统筹医疗等等，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显然是有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首先使得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下，然后影响货币需求的行为，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加入制度变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何运信[25]。由于本文的计量研究使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较大时间范围才起作用的制度因素也不应被引入。实践中，许多人加入此类变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得回归的拟合程度更高。但从本文后面的计量研究的结果看，没有这个变量，回归的拟合依然很高，甚至是更高，因此有理由认为不需要引入制度变量。

（4）对于体现机会成本的变量，本文尝试三种选择：一是只引入利率；二是同时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三是引入利率和上证指数的滞后值。具体的利率指标，本文选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而不是其他学者经常使用的“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或“一年期存款利率”。原因如下：

①不使用“国债收益率”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在解释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时，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具体而言，布兰查德[1]与多恩布什[2]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当债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会放弃所持有货币，转而购买债券，从而货币需求下降。因此，利率与货币需求是负相关的。这个结论对于个体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整体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所购买的债券是从其他家庭或非银行机构的手中购买的，那么总体的货币需求量没有改变。只有当家庭或企业是从央行或银行手中购买债券时，总体的货币需求才会下降。所以，只有当一国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用债券收益率来做货币需求的解释变量才是合理的。而我国央行目前对债券买卖的规模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大。所以本文没有使用“债券收益率”

②不使用“存款利率”的原因。

首先，考虑到“利率变量”是要同时被引入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这两个方程之中的。而在货币的供给过程中，显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直接的是与贷款利率相关，所以在供给函数中没有理由引入存款利率。其次，在货币的需求方面，引入贷款利率同样可以解释得通。例如，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与家庭的贷款就会下降，从而造成对货币需求的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本文认为利率变量使用“贷款利率”更合适。

③引入“股票指数”的原因。

近年来，股票已经成为我国家庭与企业重要的金融资产保存形式，2007年沪深股市的总市值更是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因此，买卖股票的行为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无法具体说明二者应该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虽然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笑冰[26]、王晓芳与王学伟[16] 等，但结果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本文尝试两种情况：引入当期股指、引入滞后一期的股指。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确定以下三种货币需求函数形式：

其中，M是名义货币需求量；Y是名义收入；r是银行贷款名义利率；SI是股票指数；SI（-1）是滞后一期的股指。“+、-”分别表示理论上已明确的Y和r分别与M之间的关系方向；因“股指SI”与M的关系不明，所以标为问号“？”。

2.关于货币的供给函数

根据上述论证，本文认为“货币的供给函数”可构造为如下的一般形式：

3.货币供求函数的计量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所构造的货币的供求函数方程组的一般形式可表示如下三个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对于实际的计量分析，需要给出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具体的形式设定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四、计量分析

本文将以联立方程组（6）—（6）″式为基础，使用2004—2009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数据处理

第一，对于“名义收入（Y）”，由于是季度数据，所以该序列呈现明显的季节波动，该波动将严重影响回归的质量，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本人使用X11对原序列进行调整，之后再进行对数处理。

第二，对于“利率r”，本文使用“一年期贷款名义利率”。由于该变量没有现成的季度数据，所以本文先构造该变量的月度数据，然后再构造成季度数据。在构造月度数据的过程中，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比如，2006年8月份，前19天利率为5.85，从第20天开始变为6.12，那么该月的平均利率=5.85×19/31+6.12×（1-19/31）≈5.95。从月度数据向季度数据转换时，使用Eviews的自动转换功能（加权平均）。

第三，法定准备率（ ）也需要进行手工处理，方法及过程“利率”的处理方法相同。

第四，股票指数。本文选用上证指数在每个季度的最大值。

第五，货币数量使用M1。

数据总结如表1所示。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3.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估计供求函数的各项参数

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4.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经检验，三个模型的需求函数及供给函数的残差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说三个模型都不太可能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当然三个模型拒绝“伪回归”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模型三以更大概率拒绝。同时考虑其他的显著性指标后，笔者认为模型三最可靠。因此，如果要估计我国货币的需求函数，可以考虑使用模型三中需求函数的形式（这里只给出结果，如需检验过程，请与作者联系）。

5.计量结果

首先，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很高，主要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常数项除外），各项系数的正负号也与理论预计的相一致，而且残差经检验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这些模型的建立是成功的。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三种模型都显示出：货币供给函数中利率系数的估计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无法拒绝“利率前的系数是零”的结论。换言之，在（r，LnM1）的坐标系中，货币供给曲线最有可能的形态是垂直的。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可视为外生变量。

6.对可能的批评提供的补充说明

（1）三个模型中的货币供给曲线的常数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如果去除掉结果会怎样？笔者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利率同样不显著。

（2）如果表示机会成本的变量中引入“通货膨胀”变量，结果会怎样？本人对三种情况都进行了尝试。结果是：通货膨胀变量本身都不显著，而且利率依然不显著。原因是，上述研究使用都是名义量，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包含其中了。

（3）如果使用其他利率变量，结果会怎样？笔者使用一年期存款利率，结果是一样的，而且显著程度均有所下降。

（4）货币的供给曲线会不会是非线性的？有可能，但笔者没有进行研究。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计量的过程省略。

五、总结

根据本文计量分析的结果，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依然是一个外生变量。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直接原因显然只能是：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不敏感。因为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那么就意味着，当利率上升时，商业银行会多提供贷款。而现实中，一方面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一定意味着“利差”的扩大；另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上升在提高了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贷款的风险。因此，两方面原因导致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此外，在我国，存贷款利率还不能完全反应出市场的供求，这也是我国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意味着，在短期内我国的央行依然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但与此同时，一些关于“货币外生供给”似是而非的论断也需要做出澄清：

1.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应该选择货币数量

一个变量是否适于作为央行的中间目标与该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没有关系。在许多国家中，作为中间目标的“利率”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利率（而不是货币数量）作为中间变量，但主要原因是货币数量的信息不容易获得，决策者在得到该信息时会有较长的时滞与信息失真，因此控制起来难度很大；相反，对利率信息的获悉则非常便捷，因此调控起来相对容易得多。所以，本文在论证了我国货币供给依然是外生变量之后，并不认为应该将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

2.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并不意味着一国的央行在货币供给上可以“为所欲为”

央行在决定货币供给量时一定有自己的目标，如通货膨胀率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汇率目标等等。因此，绝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上“为所欲为”。但这样一来是否出现矛盾？因为通常许多人认为“货币供给外生论”等同于认为央行可以任意移动垂直的供给曲线。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判断一个变量的外生与否，取决于我们考察的系统范围。经济学将判断货币供给外生与否的定义确定为货币供给量是否与“利率”相关，即明确了考察的系统边界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而如果我们扩大了这个边界，比如考虑整个经济系统，那么货币供给量当然就是内生的，因为央行的决策一定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验证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为他们检验出的实际上是在更大的系统中，类似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经济变量内生引起了货币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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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替代；货币反替代；货币需求；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13-04

一、货币反替代的理论研究

所谓货币反替代是指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在本币坚挺且存在升值趋势下，普遍看好本币的币值或在本币货币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外国货币资产收益率时，改变原来对外币的偏好，从而抛售外币资产，持有本币资产，使外币过分集中于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现象。

过去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围绕货币替代展开研究。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是指在开放经济及货币可兑换条件下，一国居民在对本国法偿货币的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相对别国货币资产的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转而大规模地兑换别国货币，从而使得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上全面或部分地替代本币的现象。与货币替代相对的是货币反替代。Chetty在《美国经济评论》的“On measuring the nearness of near moneys”论文开创了货币替代的研究，指出在货币自由兑换条件下，当出现汇率贬值预期，为了降低机会成本，公众会增持外币。[1]Chen对Chetty描述的现象进行了定义，将货币替代描述为大众因预防及投机动机对本币与外币的选择。[2]Miles开始对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的探索，认为人们会根据机会成本灵活调整持币比例，提出了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理论。[3]King在Miles理论基础上加入了资产组合因素，被称为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4]Bordo和Choudhri将Miles所提出的货币具体化为便利效用，提出的货币边际需求学说强调了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5]Macedo将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和边际需求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不随时间改变的资产组合原则”，认为持本外币余额的最佳比例，取决于既定风险偏好程度和货币财富总量约束下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6]Thomas进一步考虑到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运用随机变量的求解方法，得到了最优本币与外币的比例。[7]Poloz融入了Bamoul“库存现金理论模型”，指出面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风险时，调整资产预防性的货币需求。[8]随着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理论的完善，货币替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讨论逐渐展开，其中以Miles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Gartner对本币汇率效应的分析以及Chang对财政税收效应的分析最具代表性。

国内学者对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以姜波克(1999)为最全面、系统，其著有《货币替代研究》一书，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外货币替论，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能够解释我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理论模型。其他国内部分学者通过运用国外的货币替论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替代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9]杨军(2002)根据迈尔斯的模型测算了1992-2000年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替代弹性，得出结论：中国货币替代现象确实存在，人民币与外币(美元)的长期替代弹性较低，短期弹性不显著。[10]岳意定(2004)采用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在维持较高的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通过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可以降低货币替代的程度。[11]其他还有大量文献散见于各类期刊，主要是对货币替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进行了分析。

作为货币替代的相对面，关于货币替代的理论仍然适用于货币反替代。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汇率水平逐步提高，人民币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日益增多，我国货币反替代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但并无相关文献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本文将在这方面展开探讨。

二、我国出现货币反替代现象的成因分析

造成我国出现货币反替代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人民币需求增加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现象，包含了经济增长、经济体制、货币内在价值、货币需求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在研究我国货币反替代形成的因素上应该从其本质入手，深入理解它的形成机制。

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指外币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被接受的程度以及两个市场之间的自由连通程度。一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化对本国货币供求的影响是相当大巨大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经济逐步融洽。随着我国汇率体系改革深入和国内各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连通性逐步增加。

2.国民收入水平。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一，它直接表示该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水平及全社会的投资与消费总量。国民收入水平越高，从而对货币的需求越多，不同币种的相对收益和相对机会成本调整的必要性也越高，该国货币的币值会更坚挺，在国内外被接受的程度也越高，发生货币反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日渐提高，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3.国际收支状况及货币汇率稳定程度。国际收支状况是反映一国居民与非居民间经济交易的系统化货币记录。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可以保持一国币值的坚挺。同样，从减少交易风险的角度来看，人们也往往愿意持有那些汇率稳定的货币。原因在于，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用同样数量的货币已不能购买贬值前本可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或劳务，这对持有者而言是一种购买力损失，当然愿意持有币值坚挺的另一种替代货币。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规模“双顺差”，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4.国内外的短期利率水平及其差异。利率是连接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主要中介变量之一，是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在西方货币理论中，利率水平被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决定因素之一，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指标。在不考虑汇率这一变量及通货膨胀因素的条件下，若本币的短期利率高于外币的短期利率，只可能产生货币反替代。我国仅2007年就6次调高利率，且我国加息期望仍在，而美联储在2008年已经三次降息。

5.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一国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会影响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造成人们对本币信用的危机，从而引起币值稳定的外币对本币的替代。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是通货紧缩，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本币币值相对外币而言坚挺，可能引发本币对外币的反替代。虽然2007年以来，我国CPI指数有明显上升趋势，但并未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人民币购买力仍然稳健。

6.本币可兑换程度与外汇冲销机制的发挥。本币的完全或有条件可兑换是产生大量货币反替代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实现了这一条件，本外币之间的转换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同时，当央行被迫投放大量本币收购市场上多余的外币头寸时，能否进行冲销，也是货币或货币反替代现象大量产生的基础。

7.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美元贬值的一个负效果就是带动了亚洲货币的升值，带动热钱涌入。人民币资产升值，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其次，欧美各国为了转嫁国内经济矛盾，不断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加政治压力。人民币实际收益率及其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其他货币实际收益率。

8.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国家注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境外上市等方式补充了外汇资本金，同时出于将汇率风险考虑，通常倾向于将外汇资本金结汇为人民币，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空头。此外，2007年以来商业银行柜台远期净结汇增长迅速，特别是1年以上的超远期结汇增长突出。

三、货币反替代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

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对我国经济生活带来较大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国际收支的状况、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我国财富结构和水平的变化、流动性过剩及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较大风险，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游资流入的愿望仍十分强烈。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推动了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强化人民币升值，由此又吸引更多的游资进入。这样，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由于目前人民币升值速度较慢，必定存在较长的升值周期，因此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汇率风险，这无疑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起到了助长的作用，同时也成为诱发“汇率战”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入我国的外资中，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增加较快，给我国带来一定的清偿风险。由于我国短期外债占比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若这些短期投机资本由于突发事件集中撤离我国，必然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影响。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程度越大，人们对本币升值的预期越高，就会使得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人们就会越来越多地抛售外币，持有本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增加了央行调控汇率的难度，特别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对本币冲击的难度加大。

3.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首先，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自主性受到很大的削弱。由于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出现，国内货币供给就不只局限于我国货币当局的发行行为，而货币需求的变动也包括了对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的需求变化，货币量的衡量发生了困难。货币的反替代作用，使得国内信贷总量和货币总量超出央行的控制范围，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外币会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并通过境内金融系统转化为人民币存款或贷款，这会削弱货币当局对货币总量的调控能力。随着央行票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为了销售这些票据所支付的利息，通常要高于其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美元或欧元金边债务所得到的利息，而且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须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为金融机构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些使得冲销成本十分高昂，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其次，人民币利率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利率市场化改革受阻。由于人民币的反替代效应，造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在外币(多数是美元)的贷款利率明显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或向境外借入外汇贷款，然后再结汇成人民币使用，外汇贷款到期后再通过银行利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归还。若此时人民币升值，则借款者可得到无风险利润，又可得到美元低利率的好处。再次，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削弱。在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趋势、人民币存款利率高于外币存款利率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外国资本涌入进行套汇套利活动。在国内经济局部过热、全球处于加息时期，人民币利率的提升是可以预期到的。但若人民币利率提高，则会加大人民币与外币间的利差，使得外资的流入更多，这又会导致我国货币供给被动增加，致使原本紧缩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期的外国货币政策，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4.货币反替代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反替代与财政政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带来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居民对本国经济信心将会促成货币反替代的发生；另一方面，货币反替代的发生将会削弱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反替代通过货币需求和购买力的转移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膨胀效应，进而产生经济泡沫。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运行中不健康的因素，可能被迫实行增加税收政策，虽然这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对经济生活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抑制效果，反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5.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效应，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这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相应的影响。首先，使经常项目的顺差继续扩大。尽管人民币升值趋势可能使贸易收支受到影响，但若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我国的出口产品档次，出口收汇额受到影响不大，而非贸易收支可能得到改善。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人民币坚挺，投资收益率增加，因此，国内大多数外商投资者会将利润留在国内作为再投资，从而减少利润的汇出，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收益”子项目的逆差逐年减少，并转为顺差额。其次，导致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大量顺差。由于境内货币反替代程度加深，国际资本流入增多。正是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作用，造成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外汇储备巨幅的增加。同时，由于这些外汇储备又以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证券投资等形式，将借来的过剩资本倒流回发达国家，一部分可能被发达国家用来对我国的投资，其实质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借入的资金来支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怪圈。对我国而言，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做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6.对我国财富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在货币反替代出现前，居民所拥有的财富一般包括：本币现金、本币存款、本币有价证券，以及少量的外币现金、外币存款和外币有价证券等。而当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现象出现后，市场预期人民币会升值，外币会相应贬值，人们为了实现财富保值增值、规避风险，会通过各种渠道减持外币或外币金融资产，转而增持人民币资产，这会带来居民的外币储蓄存款下降，外汇黑市受到打击，居民个人的财富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即外汇资产比例大幅下降，人民币资产比例大幅上升。同时，在货币反替代的影响下，居民大量抛售外币会使得本币升值的压力大增，在本币汇率未发生变化前将外币抛出对个人的财富总水平没有影响，但当本币汇率升值后再进行货币反替代，则会造成个人财富的损失。这样，财富水平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四、我国应对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对策建议

1.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与现行的结售汇制，适当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目前我国资本外流的渠道很不通畅，致使我国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扩大，放宽资本项目管制势在必行。在新的政策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要以支持可兑换汇率的稳定为目标，因此，在近年内仍应坚持银行结售汇制度，但可做些改良。在基本保证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价格控制能力和储备稳定增加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企业和居民对外汇持有的范围和规模，降低货币当局的管理成本。同时，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性，在中央银行控制价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交易商和交易方式，培育坐市商制度和远期外汇以及外汇衍生品交易，使人民币汇率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度上下浮动。进一步放松资本流出的限制，特别是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日，简化外汇出境的审批程序，方便企业的经营运作。此外，国家应建立储备资产制度，谨慎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分阶段、有选择地逐步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而不能突然开放，以防止可能出现严重的货币反替代。

2.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尤其关注短期资本的异常流动。规模资本内流损害的不仅是汇率稳定性，还包括出口和私人真实投资等实质部门。更有甚者，在游资冲击下，经济稳定可靠的国家反而可能容易发生危机，因为资本自由流动很可能引起东道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膨胀，从而加大经常项目赤字，提高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不加选择的、过度的吸收外资也会引起危机的产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对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的规模和投向进行必要的管理，鼓励国际直接投资，对需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优化外资结构；对证券投资加以限制，但可以考虑引进某些可控制、可预测的资本市场工具。应当鼓励中长期资本流动，限制短期资本流动。

3.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按照IMF外汇储备管理指南，外汇储备达到充足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目标之后，应着重考虑收益性。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明显不足，今后要在保证外汇储备整体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兼顾外汇储备的收益性，增加对高收益资产的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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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产出增长率；M2/GDP比率

近几年来由于流动性大幅波动、金融危机和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中价格水平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同比CPI价格指数从这一最高点处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2009年7月份的98.2。2009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使得人们又开始担心2010年中国可能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进入2010年以来，同比CPI指数从1月份的101.5上升到7月份的103.3，通货膨胀的持续高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敏感问题，人们开始加强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和分析，以此判断政策走向和经济增长情况。

根据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性和混合性的通货膨胀。那么我国的通货膨胀波动到底是那种类型的呢？本文根据90年代以来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一、 通货膨胀理论分析

1. 通货膨胀的需求方解释。根据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呈一定的比例关系，即可以用公式表示为Mv=Py。根据这一古典的货币数量公式，通货膨胀率可以表示为：

P/P=M/M+v/v-Y/Y （1）

（1）式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名义货币增长率成正比，而与实际产出增长率成反比。在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变化时，当名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过实际产出增长率时，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反之反是。

（2）传统凯恩斯主义LM曲线的解释。传统凯恩斯主义则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他们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LM曲线来代替货币数量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LM曲线方程的含义，当实际货币需求等于实际货币供给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即有M/P=L（y，r）。这里方程左边是实际货币供给，M是名义货币供给，P是价格水平；方程右边是实际货币需求L（y，r），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产出y正相关，与名义利率r负相关，根据LM曲线方程，通货膨胀率可以表示为：

P/P=M/M-Ly*（Y/Y）-Lr*（r/r）（2）

（2）式中，Ly是货币需求的收入系数，由于货币需求与实际收入正相关，因此有Ly>0；Lr是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因为货币需求与利率负相关，因此有Lr

（3）M2/GDP比率的不断上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M2与GDP的比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从季度数据来看，这一比率从1991年第三季度最小的2.87上升到2009年第3季度最大的6.97。通常我们观察到经济萧条时，M2/GDP比率的变化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负相关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的通货紧缩时期，CPI指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M2/GDP之间的比率还在上升，我们需要检验这一负相关是否显著。

2. 通货膨胀的供给方解释。从供给方面来解释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有要素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资本成本）推动型及利润推动型。在一个竞争性较强的经济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体现为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而在一个垄断性较强的经济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利润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通常可以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现代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是正相关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可以由传统的失业-通货膨胀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推导出来。现代菲利普斯形曲线常被用来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其中最著名的是Gordon（1996）提出的“三角”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归纳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通胀惯性三种这里?浊t为供给冲击，yt是用来反映超额需求变化的产出缺口。由于该模型中引入了多期滞后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预测通货膨胀时有比较好的拟合效果，但其方程中没有预期通货膨胀，仍然不能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是从厂商价格调整行为出发来推导出来，典型例子如Galí & Gertler （1999）的模型，其主要了考察厂商的交错定价问题，这样推导出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用来研究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和产出缺口（或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独立方程，这样的菲利普斯曲线通常只包括供给方面的冲击，而没有包括需求方面的冲击。随着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很多新凯恩斯主义学者都用DSGE模型来研究菲利普斯曲线，这类DSGE模型通过求解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生产者利润最大化问题、交错定价（如Sbordone，2002）或价格调整成本问题（如Ireland，2004；李春吉等，2006）以及经济系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来导出菲利普斯曲线，这样得到的菲利普斯曲线是整个DSGE模型经济系统中的核心总供给方程，其在形式上除了包含基本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惯性和产出缺口（或边际成本）之外，还包含了需求冲击、货币冲击（如果模型中包含了货币）和供给冲击等外生冲击变量。

综合上述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即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认为当期通货膨胀率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滞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增长率、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和M2/GDP比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建立如下通货膨胀回归模型：

?仔t=?茁0+?茁1Et?仔t+1+?茁2?仔t-1+?茁3yg+?茁4mg+?茁5Rmy+?着t（3）

该回归模型中，?仔t是当期的通货膨胀率，Et?仔t+1是预期的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仔t-1是滞后通货膨胀率，yg是实际GDP的增长率，mg是名义货币供给M2增长率，Rmy是M2/GDP的比率。?着t是随机干扰，假定其为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且没有自相关的白噪声扰动。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预期参数?茁1、?茁2和?茁4大于零，?茁5小于零。而?茁3则不定，根据前面的分析，若?茁3大于零，则意味着实际产出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为正，这反应了供给冲击（主要是成本冲击）与通货膨胀率的正相关关系；若?茁3小于零，这意味着实际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这反应了实际总需求冲击与通货膨胀率的负相关关系。

二、 影响通货膨胀因素的实证分析

接下来我们利用1991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来估计上述通货膨胀率方程，我们采用CPI指数（用月度环比CPI数据计算得到月度CPI数据后再直接转化为季度CPI数据，1991年第一季度等于100）的变化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由于统计数据没有公布季度GDP折扣指数，我们直接采用CPI指数作为折扣指数来计算实际GDP，然后进行季节调整，这样得到实际GDP数据。名义货币数据取M2数据（数据分析表明，M2与GDP和CPI的相关度比M1高，取月度数据进行平均得到季度数据，再进行季节调整），最后我们计算了M2/GDP的比率，所用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为避免虚假回归，我们需要回归模型中的变量为稳态变量，接下来我们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都是平稳变量，M2/GDP是差分平稳的，因此我们用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M2增长率以及M2/GDP的差分数据来对回归模型（3）进行估计。由于模型（3）中包含了预期通货膨胀率，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不可观察变量，因此我们首先尝试用GMM法来估计模型（3），我们选择了滞后1阶和滞后2阶通货膨胀率、滞后1阶实际GDP增长率、滞后1阶M2增长率和滞后1阶M2/GDP的差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GMM法估计模型（3），遗憾的是估计结果很不显著。我们还尝试了其他的工具变量，结果仍然是很不显著，因此我们只好放弃GMM估计。我们又尝试了用完全预见的理性预期方法，即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直接等于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然后用OLS法来估计模型，但这样得到的回归方程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仍然不显著。因此我们只好在模型中剔除预期通货膨胀率变量，再对其余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仔t=-0.007+0.183?仔t-1-0.48ygt+0.717mgt-0.112?驻Rmyt

（-2.43） （2.53） （-9.52） （9.44） （-9.32）

（0.018） （0.0135） （0.000） （0.000） （0.000）

调整的R2=0.76，F=59.08， D.W.=2.31，N=75

该回归方程中第一行括号中的数字是t统计量，第二行括号中的数字是伴随概率）。从该回归结果来看，各个解释变量都很显著，调整的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都比较令人满意，D.W.统计量也表明没有随机误差相的序列相关，因此该回归结果是比较理想的。根据这一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的惯性，上一期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通货膨胀率平均增加0.183个百分点；当期实际GDP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通货膨胀率则平均下降0.48个百分点，这说明通货膨胀率与总需求冲击负相关。从逻辑上来说，通货膨胀率与总需求冲击负相关并不能认为总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率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是总需求提高了，从而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从经济学逻辑上应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是通货膨胀率下降了，总需求才会提高。事实上对通货膨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会发现（检验结果略），通货膨胀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要比实际GDP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大，因此回归结果显示出来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更应该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刺激了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加，但总需求的增加可能也是政府为了应对通货紧缩而采取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再看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名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2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平均上升0.717个百分点，这一关系是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确实是由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的（检验结果略）。

再看M2/GDP比率的变化，该比率变化量大于零时，则通货膨胀率下降，反之该比率变化量小于零时，则通货膨胀率上升，该比率变化量每增加1个点，通货膨胀率则平均下降0.112个百分点。但该比率的变化量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并不表明该比率变化量的上升与通货膨胀率下降之间有因果关系，事实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是通货膨胀率决定了该比率的变化，而不是相反（检验结果略）。因此回归系数显示出来的通货膨胀率与M2/GDP变化之间的负相关实际上说明了通货膨胀对M2/GDP比率变化的负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经济比较低迷，中央银行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增加的货币供应没能很快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因此M2/GDP比率的会上升而通货膨胀率却仍然在下降。根据李春吉（2010）的分析，这一比率的持续上升反应了我国经济中私人部门的最终需求与实际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比较低，也就是说增加的货币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最终需求的增加。最终需求和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由于私人部门出于预防性和规避风险的动机，不愿意把储蓄货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需求，客观方面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想要增加消费和投资的私人部门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有钱的私人部门因为规避风险或者已经饱和而又不需要增加消费和投资，因此实际产出处于低水平，这样M2/GDP比率就会提高。

上述回归结果不但是显著的，而且回归方程也是稳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其回归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这其实就是EG两步法协整检验。对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确实表明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略），事实上这也可以从D.W.统计量看出来，因此上述回归方程也表明了样本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其他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长率、M2增长率和M2/GDP的变化等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略）。

回归模型（3）式中，M2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和滞后的通货膨胀率进入到通货膨胀率方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M2/GDP比率的变化进入回归模型的理解如前所述，它反应了总需求和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但该比率进入回归模型是否会引起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去掉该比率的变化，那么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会大大下降，包含该比率变化的调整R平方是0.76，而去掉该比率变化后回归的调整R平方只有0.46，因此把该比率变化包括在回归模型中是合理的，不但不会引起多重共线问题，反而是不可缺少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变量。

三、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揭示了实际产出增长率、名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惯性和M2/GDP比率变化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主要受到货币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刺激了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加（可能是政府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的影响，而预期通货膨胀率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并不太显著。M2/GDP比率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央银行的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也反应了我国经济是总需求和货币供给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储蓄资金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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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国家统计局于15日初步核算数据，2013年一季度GDP为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比2012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低于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由此包括世界银行的很多研究机构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的预测， 全年的GDP预测增长数据甚至低于8%。

此外，最新公布其他经济数据没有缓解中国经济预期被下调的结果。五月份汇丰银行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低于四月份的50.4，甚至回落到近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负增长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悲观预期。《华尔街见闻》评论这是“中国经济的黑色5月”。

有学者指出指出，中国式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2010年3月至今，我国的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在这期间的阶段性放松只发生在2012上半年。从去年下半年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高利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也由此说明，中国经济仍旧持续受到金融抑制的冲击。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由于金融抑制的市场现状。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的发展受到抑制是由于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的干预，而滞后的金融体系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两位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利率价格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金融抑制非常严重：非正规金融市场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价格是20%-30%，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利率价格为14%-15%，金融衍生理财产品的利率价格位于5%-7%，此外，信托的利率价格为7%-10%。

就中国经济市场现状分析，财政政策是无法采取扩张政策的。此外，货币供应量M2已经突破100万亿的界限，货币若是继续大量投放是不明智的，所以货币扩张政策也无法实行。而且，过高的实际利率制约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限制了居民消费，因为居民的消费与中国居民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没有显著增长的居民收入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在这样的显示情况下，我们只能期待股市的乐观的未来预期可带动经济增长。股市可带动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而若未来股市低迷，经济下滑会更加严重。

此外，解除金融抑制而努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流动性陷阱是不存在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在一定时期内，利率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时，人们将会预期利率将会上升而债券价格则会下降，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利率将不会再下降。发生流动性陷阱时，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而就中国经济现状而言，虽然货币发行量指标M2突破了100万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规模，因为央行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进行了冻结处理，导致银行的储蓄中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还有不足于20%的资金运转于房地产市场之中。有学者直接表明，中国正处于十年以来货币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其。一方面，中国的100万亿的储蓄总额和3.5万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目前而言，稳定我国经济是金融有效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宗旨，中国需要解除金融抑制。有学者提出要取消信贷规模。笔者认为这一政策近期内无法实现，但是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是可行的。在全部的金融体系中，占85%以上的是商业银行，占50%以上的是四大银行，金融市场严重不协调（田东山，2011）。这说明，在中国间接融资市场占绝对优势。并且，考虑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主导的特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在经济中无法逾越的地位。非正规金融的成本优势就是具有一定的可发展环境，且难以压制（吕奕飞，2013）。以长期的角度分析，可以预期中国中小型企业所需要的金融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共同支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发挥其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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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文章总结了作者在《货币银行学》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分析教材选择的原则、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

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第8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方法;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业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掌握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知识，而《货币银行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向学生讲授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理论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为后续各专业课的掌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课程具有专业性较强、涉及知识面广、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时，注重各个教学环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怎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尽快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确实不易。通过这五年的摸索与实践，得到一些经验和体会，诚与同龄人共勉。

一、根据教学要求，合理选用教材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的选择一定要合适，因此，在选择教材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教材内容应当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对于经济学类教材更是如此。随着西方金融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银行学》教材应尽可能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将新的、先进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教材内容体系的合理性

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有关经济理论的教材编写方面，一般是将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分开编著。例如，《货币银行学》只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则介绍我国情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及银行业逐渐与国际接轨，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截然分开的教材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教学需要。所以，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二者结合程度的如何，也是选择教材的标准之一。

(三)教材内容的难易性

教材内容一定要深浅结合，如果内容过易，没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就会觉得空洞乏味，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如果过难，学生学起来吃力，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意选择既有启发性，又有一定难度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主动、自觉的学习。

目前，《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各名牌大学都出版了自编教材，教师选择教材的自由度增大，有很大灵活性。根据两年的摸索与实践，目前采用的教材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德仁编著的《货币银行学》，该书内容较新颖，重点突出，并在介绍各种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理论的同时，还讲述了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些改革情况，从教材使用效果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二、区分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庞杂，主要包括:货币理论，信用、利息理论，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经营，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理论，外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所需知识涉及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由于内容丰富而课时又有所压缩，单一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必然会造成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且知识点量大时，学生往往很难记住的现象。鉴于此，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重点、难点内容，以教师精讲为主

对于货币银行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宜采用教师精讲的方式。尽管这些年来，许多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质疑，但是，就一些原理、概念、学证明等内容而言，采用此法是较适宜的。当然，要避免“填鸭式”、“满堂灌”的现象，采取一些配套教学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注重课前提问环节。课堂提问，使学生的思想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逼”他们快速回忆起前一节课相关内容，以有利于本次教学。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的思路。比如，在讲授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机制:MsRIGNP的时候，就要启发学生，如果货币供应量Ms上升，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吗?投资增加，GNP如何变化?通过这种集体提问方式，使学生自己推导出作用原理。实践证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较快理解凯恩斯货币传导机制，效果较教师单一传授要好得多。最后，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通过学习《货币银行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有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同时，通过分析经济现象，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所以，讲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实例。例如，在讲完中央银行的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后，结合我国目前通货紧缩、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情况，向学生讲授了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债券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在讲授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时，结合了中国商业银行现在新开展的各种消费信贷业务。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纯讲授理论时的枯燥无味，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的兴趣，使他们真正理解货币银行学中的有关理论，活学活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

(二)学生已有所掌握的内容，采用教师、学生换位法

这种方法也就是以学生讲授为主。具体操作如下:(1)教师于下课前将讲授内容列出，引导学生准备。(2)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学生上台讲课。(3)讲完后，其他同学提问。(4)教师总结，点评。并对其中的难点重点给予正确解释。

教学实践中，我在讲述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布置了一道题目: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规定下次上课时由学生主讲。一开始，没有人愿意上台，经过一番鼓励，一个平时成绩较优秀的同学主动走上讲台，有了这个开头，随后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同学们也更加积极了，主讲之后的课堂提问也非常精彩。显而易见，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它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认真备课”，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当然，换位法的使用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应选择学生有一定掌握基础的内容，或在以前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或已有过必要的讲授;另外，教师最后的总结必不可少，避免主讲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误导其他同学。

(三)学生较易理解掌握的内容，采用讨论法

讨论法一般是由教师提出论题，学生围绕论题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加深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相互启发并达成共识。讨论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7-8人为宜，教师在课堂内巡视，做辅导答疑，最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并对问题进行概括小结。例如，在讲授“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一节时，我提前布置了讨论题: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求学生课后找资料，下节课分组讨论。讨论时，各组成员就自己搜集的材料，分别展开讨论，我在巡视过程中，提示学生运用实证分析法，重点分析降息对我国就业、产出、储蓄的影响。在随后的各组发言中，小组代表运用相关理论，结合真实数据，得出了降息对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影响尚不明显的结论。通过讨论，加强了书本知识和实际的联系，也使学生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四)与热点问题相关的内容，采用学生提问法

由于教材受到编写、出版等时滞的影响，往往很难将最新的东西容纳进去，而我国的金融改革措施又不断推出，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本内容，应将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在讲完“金融市场”一章后，由于受多方因素所限，目前暂不能组织学生去银行、证券公司实地参观，为了有助于学生对该章内容的理解，我将《中国证券报》上的“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专版分别复印下来，人手一份，指导学生如何读懂金融类报刊，学会看股指、拆息以及金融专家写的评论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自由提问，例如股指的计算，银行拆息的行情解读等。通过接触一些实践性强的热点问题，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对此法很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三、合理设计作业，提高学生科研能力

第9篇：货币需求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使用 MEC均衡 “不可能三角”理论

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三年来，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已超过4万亿元，跨境投融资人民币结算也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国际结算的第二大币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在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实现之前，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顺序是否合理、步伐是否过快的质疑。持汇率市场化优先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风险的，只有价格合理以后，资本大进大出的可能性才会消除，大量的投机活动才能够避免，这两者完成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持资本项目可兑换优先的观点认为只有实现了可兑换，供求充分表现出来，汇率找到真实的价格水平，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功效，其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还有观点认为人民币跨境使用会放大资本流动风险，增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降低政策有效性，因而主张谨慎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是否有必须遵循的先后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如何，对货币政策调控有怎样的影响，可能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以“不可能三角”理论引申的MEC均衡为前提，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衡量模型，通过将汇率纳入模型进行理论推导，证明汇率弹性增强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也即人民币跨境使用，但相互间不存在先后关系。利用开放经济IS—LM模型研究人民币跨境使用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人民币汇率弹性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响均是积极正向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改善了MEC均衡，提高了政策组合的效率。

一、“不可能三角”理论及MEC均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两个，即“不可能三角”理论。

蒙代尔本人曾强调“不可能三角”理论体现最好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他们均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实施财政扩张时能够保持货币紧缩，很少有发展中国家适合同样的结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在全球化和资本高度流动的今天，即使浮动汇率制也不能保证资本流动均衡，更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能三角”可能已演变为“不可能两边”，即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选择，甚至“不可能一点”，即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有观点认为欧元区的实践似乎否定了“不可能三角”，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相当于各成员国保持一比一的永恒的、固定的货币兑换关系，等于是固定汇率的极致形式；由于是同一种货币，所以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流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相当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欧洲央行的存在，使得各成员国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的这个三角组合，就是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完全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结合，但欧元区还是陷入了目前的困境。

“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政策组合只存在三种情形，也称“角点解”（如图1），区域4为不可能三角，1、2、3部分是相互兼容的三角形，各代表一个角点解，其它政策组合都是不存在的或不可持续的，导出的政策涵义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政策间彼此的协调和折中，即“中间解”。构造指标体系（M，E，C），分别衡量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流动自由度，M、E、C∈[0，1]，将“不可能三角”扩展，即从角点分析扩展为量值分析。如图2所示，三角形中任意点Y（M，E，C）到三边的距离分别是1—M、1—E、1—C，设等边三角形的高为1，可以得到（1—M）+（1—E）+（1—C）=1，即M+E+C=2。不论三个变量取值如何，MEC等式暗合了“不可能三角”的内涵，处于均衡状态，称之为“MEC均衡”，均衡的具体形态因变量的值不同而有所差异。

利用MEC均衡，可以对一些经济事件的内在成因进行新的解读。比如目前欧元区的困境，虽然欧元区国家在欧元区内以汇率固定、资本自由流动和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组合实现了MEC均衡，但在欧元区外，却以欧元与其他货币汇率的不稳定、欧元区内外资本流动不完全自由和欧元区国家普遍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形式违背了MEC均衡，危机的发生从而不可避免。同理，对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的观点认为是钉住汇率制度，有的观点认为是资本项目尤其是离岸市场开放过快，等等，而从MEC均衡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实施盯住汇率制度的同时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导致了对均衡条件的偏离，是政策协调而不是单一政策出了问题，危机实质上是对这种偏离的一种破坏性修正。

由此可以看出，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单个政策变量处于什么状态不应该成为界定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必须在MEC均衡的框架下，才能说政策组合达到了最优。这启示我们就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看，未来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会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日益完善，这些将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更广阔的空间，但在承认MEC均衡约束存在的前提下，C和E两个变量值的变化势必导致M即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变化，使货币政策操作相应进行调整，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到底如何，本文将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定量指标来进行推导。同时，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将使我国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地以本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和国际借贷，从而增强应对汇率波动的主动性，提高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需求、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冲击的有效性，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即会优化MEC均衡。

四、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先后关系，目前我国同时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既符合我国的国情，有效利用了外部机会窗口，也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持续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主要障碍不是汇率是否自由浮动、不是资本项目是否可兑换，而是我国能否协调处理好改革开放的整体关系，确保我国经济实力的全面稳定增长和战略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孙国峰.第一排：中国金融改革的近距离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80

[2]易纲，汤弦.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研究[J].金融研究.2001（8）：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