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禅文化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要深入理解产业传播的概念和内涵，首先就要了解产业和传播的概念。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产业是介于国民经济和企业之间的一个中观概念，指的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传播进行过定义，如霍夫兰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些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邵培仁则认为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等等。这些定义均是学者们出于不同研究目的需要而得出的，各有各的侧重点。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了郭庆光的定义，即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2］。在综合了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后，本文认为产业传播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系统将自身的信息在系统内、外部进行扩散、反馈的过程。产业信息在系统内部扩散及反馈的过程，为系统内各个企业相互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整个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的内部动力。产业信息在系统与社会之间的流动过程，一方面是产业扩大社会影响力、拓展市场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产业系统向周边环境学习的过程，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外生动力。因此，积极开展产业传播活动，对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生产业的发展很有必要。
二、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现状
(一)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依靠自身独特的民族资源禀赋和政府的支持，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一定的产业规模。然而，在产业传播方面，由于受到传播意识落后、区域交通条件差、传播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的限制，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大多还处于较为原始的人际传播状态，产业信息大面积快速扩散的效应还没有形成。大众传媒因其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在其诞生后便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为此，大众传媒便成为了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如报纸媒体《阿坝日报》、《甘孜日报》，均同时发行汉文版与藏文版，相关栏目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全州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传播产业所需的各类信息。在广电传播方面，阿坝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覆盖全州43个乡镇，覆盖人口32万人，人口覆盖率35%，电视台节目覆盖101个乡镇，覆盖人口49万人，人口覆盖率54%，把富有阿坝州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给广大农牧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及产业。甘孜也建成了州级平台、康定和道孚县级节目传输平台、30个乡级无线发射基站和19个村级无线发射基站等，传播的农牧民人口覆盖率接近50%。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川西北地区也开始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中国羌族网、羌岷网等网站上，都对当地特色文化进行了分栏展示，囊括羌族音乐、视频短片、民族学术、人物专栏、组织机构等板块，详尽介绍饮食、建筑、歌舞、医药、文学、历史、宗教等内容，展示该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二)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商品的计划书［3］。国内一般认为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的媒体新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4］。本文所指的新媒体主要指相关的网站、网页、微博、论坛等。下表即是目前收集到的有关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状况。从上表可知看，着重传播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网站数量不少，但是从这些网页的微博粉丝数、网页点击率看，发现受众对此的关注度极低。与作为旅游产业传播的微博代表“九寨沟管理局“的160多万粉丝数量相比，这些文化产业网站的微博粉丝数目微不足道，微博账号一般也未能得到“认证”。此类网站作为展示民族文化产业的窗口，理应成为民族文化宣传与品牌塑造的重要渠道，但并未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如中国羌族网，它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的羌文化交流平台，其内容丰富，涉及学术交流、社会聚焦、文艺空间等多个板块，并设有“尔玛论坛”供羌文化爱好者沟通。但是论坛会员不足400人，帖子更新速度缓慢，部分板块几天才能看见新帖。网站同时提供“尔玛商城”供民族文化产品交易，但打开商城页面，它只对“珉玉”文化及工艺进行展示，不见其余产品，无疑是对交易平台的极大浪费。此外，个别网站访问量严重低下，部分板块文章一个月内点击量不足20次，甚至也没开通微博、论坛、贴吧等交流平台。虽然这些网站在页面下端设置了友情链接，但是所链接网站的情况基本与自身无异，少人问津。
三、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找准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是尽快提升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水平的关键。首先，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就政府而言，由于民族文化产业起步晚、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效益相对较差等因素，所以政府更加倚重旅游产业的传播，不愿意将传播经费过多地投入到民族文化产业;就民族文化企业而论，自身对于产业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不愿意从本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经费进行产业传播。大多数企业或作坊在对外提品或服务时还是在走传统的销售路径，无意通过时下热门的传播新渠道来宣传自身的品牌与形象;就媒体工作者层面讲，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导致媒体宣传报道该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正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媒体宁可选择把采访、报道的目光聚焦于九寨沟、黄龙等少数著名旅游景点，加大受众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其次，民族文化产业的信息传播手段亟待更新。近年，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字电视、车载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不断促进其它产业的传播。然而，这些新媒体在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中却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熟悉新媒体业务的人员有限，缺乏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懂网络传播的人才，加上该地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日常工作，在对新媒体的建设经费投入上自身存在不足，导致新媒体事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当地传播民族文化产业的纸质媒体发展定位不清晰，还未能与网络媒体有效整合，电子版、网络版的新闻稿件更新缓慢，不能用网络语言、网络新闻表现产业传播的中心工作，在发挥新媒体的整合和集聚效应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因此，各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只能停留在地市级的传统媒体，传播的范围也多局限于本地受众。
四、关于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几点思考
(一)平台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
业传播效果的关键产业传播与企业宣传不同，它更多是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区域范围内产业整体的传播状况，而不仅仅是企业个体的营销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积极构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应该由以下要素构成:管理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首先是管理要素。在政府指导下，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的指导和协调机构，负责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及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和组织工作，为平台建设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其次是信息要素。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建设及产业发展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配套政策及全面、细致文化市场信息，产业传播平台建设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撑;最后是技术要素。要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加大引进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高新技术，加快原有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5］。产业传播平台构建以后，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传播手段，能让川西北民族文化其相关产业得以有效的传播，使得整个产业的传播活动更加整体、统一，更有利于在现代市场中传播，更能加强对川西北民族文化的继承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
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保障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业传播人才，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要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全行业领导干部、员工的传播意识与媒介素养。特别要重视对企业领导、营销人员等涉及传播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第二，注重培养符合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能够尽快掌握新媒体技术、业务和信息传播规律，在对外的产业传播活动中“独当一面”。第三，与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合作，建立一批复合型传播人才实践基地，促进高等院校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主体应与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以及新闻媒体加强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既可以为自身提供所需的产业传播人才也可以尽快提升产业对外传播效果。
(三)“借船出海”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捷径
第2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第3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第4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文化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人）、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个）；产出指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千元）、利润总额（千元）。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文化产业，剔除了文化事业的相应数据，因此，有关相应的数据相比《中国统计年鉴》要小了很多。其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转变为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参照张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当期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为9.6%。以上数据来自于2005—2013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DEA中的CCR模型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文化产业效率，将区域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区域进行对比，得到全国及四个区域的效率评价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平均效率在9年间整体提高，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2004—2007年为上升阶段，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开始上升。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地区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然后是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效率最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7631，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总体增长幅度为10.33%，中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6499，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整体上升幅度为11.38%，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5438，高于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中排名第三。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最低，平均值为0.4992，文化产业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相对其他三个区域最明显，说明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近些年来发展较快，资源利用状况越来越好。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间存在差异。为了研究这种区域差异的内部变化，本文通过用σ收敛来分析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收敛性，如图3.3所示，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变化不大，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呈现出总体σ收敛的特征。2004—2012年间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的波动幅度比全国范围内的波动幅度稍小，总体呈σ收敛，2004—2012年间，中部、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区域间差异变大，但变大程度不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差异变动幅度较大，内部差异逐渐缩小，呈现总体σ收敛的特征。
三、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文化产业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使产业的投入和产出规模增加，进而促进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本文用人均GDP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文化产业政策。
制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作出科学的统筹，可以健全产业相关配套管理政策，本文在此主要研究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直接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从而看出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效率有正向影响，本文用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支出表示。
3.人力资本。
文化产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地区人才越多，越有利于知识的传递和溢出，进而形成创意，产生较高的生产力，一个地区的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文化产业的人才供给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设地区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产业效率正相关。本文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4．市场需求。
文化产业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地区较高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会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与文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由于专业化分工的高生产率。因此，本文假设文化市场需求与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本文用地区地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表示市场需求。
5.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文化产业的要素利用率，改善生产技术流程，逐步改进生产要素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产业技术效率。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效率与科技投入成正比。本文用国家R&D投入来代表科学技术投入。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为识别以上因素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设计计量模型为：TEit=β0＋β1PGDPit＋β2FIit＋β3HCit＋β4MDit＋β5R&DitTE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PGDP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均生产总值；FI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国家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财政投入；HC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M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市场需求；R&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科技投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变截距、变系数和混合模型。本文选择的截面单元是全国31个省（市），因此采用变截距更为合适，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本文是用Hausman检验实现，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科技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附加值低，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效果不明显，许多科技投入或研发并未应用到文化产业上，导致了产业技术效率不能有效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而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
四、政策建议
1.推进文化产业集聚。
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集聚，推广和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可以形成文化产业集聚规模、提高产业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可以建立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为核心的完整文化产业链条。
2.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政府可以适度削减对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的财政扶持，完善产业融资政策，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使企业依靠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效率。
3.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第5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创意产业”又称“创意经济”、“创意工业”，是一种在全球经济、技术与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强调依靠人的创造力、技巧及天赋,来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形式。
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知道，文化创意产业首先是一种产业，它必须具备产业的共性，在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顺畅运作，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相对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并拥有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另外，它还具有其特殊的内涵。
1.1文化需求性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层次需要理论指出，当人的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发展性需要就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纯粹的物质性和经济性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文化性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可以说是发展创意产业的灵魂。文化创意源于文化并高于文化，是对文化资源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渗透力、影响力的拓展和挖掘。创意产业正是有了文化，才显出了灵气和品位，从而才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2技术创新性
文化要展现自身的巨大价值，单靠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很难的，必须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文化创意产业是把与文化有关的信息服务技术都纳入其范畴，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再包装，而非简单的复制。可见，技术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它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式和创新渠道。
1.3收益高额性
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是用于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需求，涵盖了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好的创意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使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焕发新的生机，获取高额利润。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相应的教育水平及科研投入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对我国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创造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创意人才增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创意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另外，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易于吸引各种创意产品；最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生产成品也是其发展的一大优势。
2.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劣势
我国的起步较晚，创意观念较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沿海与内陆对创意产品的需求不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薄弱，创意产业政策保护确定；创意人才的相对匮乏使得大陆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另外，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也是其一大劣势。
3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成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
至今为止，我国还未明确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自发状态，这样，其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难以形成系统化、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组织机构建设的步伐。笔者认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主要职能，包括：基于本国实际，以国际化的视野，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引导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科学划分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行政审批手续，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则；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行业协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形成各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见和要求。总之，政府应当全面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着力理顺产业体制,积极打造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平台,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培育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创意品牌。
3.2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地区的资源，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创意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不仅仅是传统的旧厂房与艺术家的简单组合,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外国的做法，而应该以现有的地区资源为基础，加强行业间的协调合作，从完善创意产业链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和资源整合，建立起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该园区应包括从事文化创意设计、技术支持、人才培训、产品生产与交易、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企业的集合体。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政府通过整合当地资源,制定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及策略，逐步形成以“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为平台、各个设计创意产业园区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架构。比如上海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就结合了浦东软件园，整合分散在各区的动漫和网络游戏业、多媒体内容产业和影视后期制作业，集中体现了“研发、培训、孵化、展示、交易”五大功能，形成优势，实现共赢。
3.3提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支持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切的发展都只是空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实行。一方面，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放宽贷款政策，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降低新兴文化创意企业贷款利率或进行政府贴息，支持区域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扶持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及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塑造区域文化创意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完善投融资环境，吸引企业、民间和外商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制定吸引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中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形成集聚的效应。
摘要：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最大的使用效率与价值，成为各国积极思考的产业策略模式。在这种趋势下，以高创意附加价值、结合创意、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日渐成为中国选定发展或已颇具规模的新产业形态。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及特点，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特点；措施
参考文献
［1］王素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J］.经济前瞻，2006,(9).
［2］李非.论两岸创意经济的发展和合作［J］.台湾研究•两岸经贸，2005,(4).
第6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1、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经典，属性是水利文明
《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定义：
建筑群类：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关联的建筑群。
对可以被批准为文化遗产的建筑必须的条件：
“可以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能够在一定时期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涉及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能够为一种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都江堰既是一座远在纪元前就在中国统一事业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中国
和世界有着悠久历史意义的水利工程，又是一座生机勃勃科学美妙和自然造化人工斧凿相结合的浑然天成的建筑物；其巨大的效益一直延续至今的宏伟建筑，被公认为效益巨大，对环境有良好作用的“五好工程”的代表。80年代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推荐并被批准为水利工程中的第一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足以证明的都江堰的历史地位，并具备上述条件。
我们认为都江堰文化遗产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典型，其内涵属性是水利文明，应从如下角度予以评价：
（1）都江堰水利工程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型式，创造出独特的水工建筑艺术，并影响中国南方广大地域。
古代都江堰渠首及以下的各级渠道均为无坝引水工程，与天然河道类似的渠系布置蜿蜒曲折，而以石木和竹为主的建筑材料和工程结构均直接源于自然。
这类与自然和谐的工程型式展示了古代水利规划思想自然观的精髓，国外环境水利专家誉为：“亲自然的水利工程”。
无坝引水水利工程曾经是古代中国最普遍的水利型式。20世纪以来，现代水利技术逐渐取代了这一水利型式。许多天然河流被混凝土大坝截断，缺乏科学规划而盲目兴建一些供水工程甚至导致河流下游断流、地下水枯竭。在都江堰灌区变化则表现在顺应河流水沙特性的鱼嘴分水工程和湃缺控制工程，纷纷为闸门取代；近似于天然河流的渠道被混凝土的水渠取代。到20世纪末人们对现代水利工程负面后果开始反思，并谋求水利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与环境保护的有效结合。都江堰正好是留下的唯一这类工程的实例。
目前为止，世界上古老的灌溉文明基本消失，在大江大河上只有都江堰渠首还基本保留了无坝引水工程的建筑艺术特点，展示着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建筑艺术的魅力。
（2）都江堰创造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并对古代成都及周边城镇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潜在的影响，是蜀文化的的特殊见证。
古代都江堰灌区的堰或河既是灌溉输水渠、排水渠也是水路通道，它们塑造了成都平原河流，为成都及周边14个县城及集镇供水、水运、环境和防洪的多种需求，并对城市规划和发展有潜在的影响，如成都以河流为骨架的街区格局便是例证。都江堰水系为成都平原提供了质量较高的景观环境、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化进程，今后都江堰的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在城市供水和环境保障方面有更大的发挥。
（3）都江堰丰富和衍生了其他文化，是多种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
都江堰是世界唯一有2000多年历史而至今尚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都江堰得以延续，实际是管理的延续。都江堰的集权和专业化管理机制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工程延续的基本保证。历史的传承表现了国家政治文化的某一侧面。古代都江堰在国家专业管理机构和灌区管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纽带就是宗教神权。青城山道教文化与政治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二郎庙和青城山道教独特的文化现象，至今尚存的二王庙内有关工程管理的碑刻不乏这样的例证。
都江堰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集中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精华。由于都江堰管理需要，各时期兴建的建筑群落，如二郎庙、伏龙观，水利厅衙门均是古建筑精美的遗产。作为川西门户的都江堰市也与都江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城市建筑与山与水相应成趣，极富特色。玉垒关、观澜亭以及索桥、南桥则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这些点面的建筑艺术与岷江与都江堰工程与河流共同构成了文化遗产主体。
2、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与必要性
都江堰一直作为成都平原的灌溉工程持续发展和不断改造，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灌溉面积大幅扩展，渠首工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至今仍基本保留的都江堰正面临完全消失的厄运。
据了解，都江堰鱼嘴以上300米以远即将开工的紫坪铺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恰好均在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范围内。这就引发出三个冲突：都江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作为正在运用的重要水利工程之间的冲突；都江堰景区范围与都江堰工程法定管理范围的冲突；都江堰三大工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与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的冲突。
关于都江堰的定位问题由来已久。大约在1982年由娄溥礼总工程师主持审查四川省水利厅和都江堰管理局提出的都江堰渠首改建规划。该规划包括宝瓶口建闸、内外江建闸、紫坪铺电站等工程，如果实施将基本改变都江堰无坝引水的工程型式。该规划因为水科院专家陈述都江堰的价值定位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而作罢。目前紫坪铺电站前期工程已经开工。紫坪铺电站建成之后对都江堰历史面貌的破坏将是彻底的，鱼嘴自流分水的景观荡然无存。因为电站运行的尾水将提高水位而鱼嘴将长期处于水下淹没状态。可以想见这是都江堰文化遗产的浩劫，我们不应该忽略由此引起的恶劣影响和来自各方面的谴责。难道我们真的就缺这一座水电站吗？
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是全新的营造或者有深刻的影响。已往我们水利工程建设及其管理运用对工程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考虑不足，而对它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更思考不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水利工程，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也是资源的重要组成，是重要的民族和人类财富，对其实行合理利用和保护，是水利管理部门应有的责任。因为对水利遗产文化内涵的恰当定位，对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需要科学地运用水利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来实现。达到都江堰的保护与利用目标，不是单纯地方政府或文物部门可以做到的。此外，水利部门对都江堰水利文明的保护和利用有效介入，也将有助于社会对水利事业的全面认识。
岷江水力资源开发和都江堰灌溉效益的保持和发展，是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并不必以牺牲都江堰的文化价值为代价。为此，我们建议水利部对其发展规划予以关注，以避免今后不可挽回的遗憾在都江堰重演。
3建议
建设一处水利工程在现代是不难做到的，古代都江堰建筑艺术却是世界独有的，一经消失将永远难以恢复。因此，都江堰这座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代水利工程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得到应有的保护。
都江堰功能的定位：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水利工程两位一体。我们认为，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焦点首先在于实行水价值观念的转变。岷江水的综合效益、长远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综合价值都要远胜于目前主要着眼于增加灌溉面积来得显著，尤其是灌溉用水还可以从区域水资源开发、节水型农业工程、改变作物品种等方面来弥补。
为此，建议针对即将上马的紫坪铺水电站和鱼嘴引水枢纽，有关部门应组织各方面专家立即予以全面周到的再评估。都江堰及灌区的长远发展，也应从都江堰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定位，任何改造方案都应以不切断其历史延续性为出发点。
第7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靳埭强自幼受祖父靳耀生熏陶，爱好绘画。1957年定居香港，投身为学徒，满师后当裁缝师，如此十年之久。1964年开始随伯父靳微天学习素描及水彩画。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攻读由吕寿馄教授的水墨画课程及王无邪主持的设计课程。1967年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屡获奖项，享负盛名。1976年开始创办设计公司，作品受高度评价，成为驰名中外的设计师及画家。他的设计作品获奖数百，被众多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在国际赛事上获奖的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把中国元素与平面设计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在张力中尽享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的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中国设计师一直把中国元素融合与平面设计中，让更多的人通过绚丽、优雅、大气的设计作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厚重。
二、中国传统元素
1.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着无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而不露的，隐而不显的。现代平面设计通常以直线和几何图形构成元素对书法进行解读，以创作出富有现代气息和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书法的平面设计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和质感等视觉要素的综合运用。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文字，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享受。靳埭强设计了在其设计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设计作品——中国银行标志，该标志设计是将古钱与“中”字结合，赋予简洁的现代造型，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中国银行标志的造型完美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融贯东西方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设计中传统元素的经典之作。元素的再造不仅仅局限于旧有造型元素，对于现今可利用的视觉造型的改良与再造对于传统文化亦有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传统造型元素、民间造型元素的应用，我们还是应该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去看待。由于，欧美真正意义上的平面设计发展可追述至十八世纪的字体设计与印刷革命，体系的完善与设计上日趋规范化与标准化，使得设计师愈来愈多地将古典元素看齐。这种极力摆脱现代设计模式的束缚的现象是建筑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而反观中国的平面设计，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不完善与不成熟，如果一味对于旧有元素情独钟、迎合西方的猎奇心态的话，不仅不会造就传统元素的设计氛围，更会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局面。显然这是不利于我国平面设计理论体系与形式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而从在元素的利用上来讲也是不符合设计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靳埭强先生的设计是平面设计传统文化与设计元素再造成功的典范。利用传统文化设计观念对于旧有造形元素进行改良和取舍，使之成为载体，传达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平面设计较之欧美平面设计个性的诠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五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惯性使我们不可能抛弃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是如此。五千年来的文化沉淀于我们来说就有如是宝藏、有如是肥沃的创作土壤；但也有如包袱。面对传统旧有元素的改造，我们则必须先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才能继承和发扬。
2.中国水墨山水画
水墨画用简单的色彩描绘万千世界，用神韵传递情感；中国传统建筑宏伟高大，高低错落有致，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书法的特殊功能、特殊形式和特殊的创作规律，它对客观事物线条的反映比之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反映有着更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书法艺术的线条中，基本上看不到对客观事物线条的直接模拟，而是通过形象思维活动，撇开客观事物的线条所必然带有的种种限制，专门摄取其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书法艺术本身所独有的形式之中。中国水墨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通过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来象征性的抒情达意，将传统礼俗中追求自然、含蓄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寓于绘画笔法和意境之中。根据产品特点而在表现手法中借用国画之“形”与“神”的广告创意，尤为独具传统礼俗文化之神韵。
3.中国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的出现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吉祥意识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一种意识，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图案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等作为有机的整体，题材和构思来自于现实，其表现往往超越现实，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乞求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反映了图案至善至美的本质。象“龙”这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自然中没有的吉祥物还有很多，如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此外，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还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传统吉祥图案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后，开出一朵朵奇葩，透出情感的细腻……
三、靳埭强作品中的传统元素解读
靳埭强在的设计作品在设计风格上回归传统，这中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中的回归，不是在设计上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引用，而是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种神韵、魅力、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他之所以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把很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很好地加以理解，并加入一些现代时尚的“调味剂”呈现出来。
1.中国书法的独到灵妙的运用
他在一组“吃喝玩乐”的设计作品中，将“吃喝玩乐”这四个中国字融入到作品中，这组平面设计作品将独特的东方语言与直白的概念把东方的美妙恰当地表达出来，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和浑然天成的运用，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进行了综合，使得人们一下就记住了这些饱含着浓郁东方情愫的设计作品。视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说是字，又像是画，造型奇妙，神采飞扬，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呈现出书法线条独特的意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以线界形是人类最古老的绘画方法，是人类为了在平面上表述客观事物而使用的虚拟性、提示性的视觉语言。他设计的重庆形象标志，此标志创意源于“双重喜庆”的文化典故，以它为基础，以两个欢乐喜悦的人字形重叠成“庆”字，传达出重庆名称的历史由来。同时，标志中张扬的人形也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传递出重庆人热情、奔放、“广”“大”开放的胸怀。标志以汉字“庆”字为切入，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图形化处理，就使受众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城市重庆的个性特征。
第8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在贵州省紫云县麻山苗族地区的一部英雄史诗及其唱诵仪式。自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中进入学界的视野，尤其是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公司对亚鲁王文化资本的开发也迅速展开，以期通过举办亚鲁王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提升地方知名度和经济实力。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脱离对麻山苗人文化的理解，长此以往必将伤害到《亚鲁王》的文化内核，导致文化消解甚至消亡”。针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产业化—消损—消亡”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影视艺术的介入并成为产业化的主体或许能够将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增进外界对亚鲁王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的同时促进麻山地区人民的树立文化自信，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条“影视化—繁荣—复兴”的新路。首先，从信源角度说，亚鲁王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视传播价值。作为苗族第一部英雄史诗、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中国六大社科学术事件之一的《亚鲁王》口传史诗的文学内涵及其唱诵仪式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原始素材。
一方面，从史诗演述的语境来说，葬礼仪式体现着一种麻山苗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就要在“老摩公”的指引下沿着祖先迁徙的足迹回到东方的故土，与祖先亚鲁团聚而开始新的生活。其中的“砍马”和“开路”两个仪式是比较突出的文化样式。也有学者认为“葬礼实际上是在模拟古代部族国家将相出征之礼”。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
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
二从信宿角度说
第9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1.1图书馆丰富了可利用资源
图书馆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将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适应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和总体趋势，这不仅抓住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内涵，而且为突出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延伸和依据，更为文化产业所需要的内容创新、引导消费提供了资源依托。
1.2地方文献建设推进了地域旅游、文博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的魅力在于其有着自身的与众不同，因此，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应成为一个地区发展文化产业最可靠的资源依托。目前，区域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地方文献越来越为图书馆重视并被充分利用。随着本地的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发展，既增强了图书馆收集、加工、传播地方文献的能力，也在诠释地方历史文物、历史遗址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地域旅游、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突出图书馆事业的公益性，以事业促产业的优势日益凸现
文化产业的首要功能就是经济功能，它是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源泉。许多时候，公共财富的文化都用以转化为可交易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赢利，而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机构，正好是对其产业类型的有益补充，对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特殊使命。图书馆的公益事业性质决定了我们要把满足人的文化需求作为基本目标，强调人们文化基本权益的保障，突出文化平等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抵制文化实用主义、杜绝过分商业化忽略文化产品的精神特质、忽视文化发展社会效益以及避免文化财富的分化等有着积极的“纠偏除弊”作用，同时也对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倾向能有个正确的引导。
3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图书馆不仅是公民终身读书和继续教育的学校，还是实现面向大众的文化关怀、文化享用、文化提高以及文化创新的重要平台。因此，加强自身实力建设，是图书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3.1加强硬件建设
图书馆应配备书架、阅览桌椅、出纳台、报刊架、书柜、目录柜、文件柜、陈列柜、办公桌椅、装订设备、安全设备等必要的设施、设备，并有计划地配置复印、声像、文献保护、计算机（网络设备）、扫描仪、刻录机、打印机等设备。有条件的还可设电子阅览室、电子资料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等。目前，多数按照《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进行新建的图书馆，在硬件建设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如2014年已全面投入使用的库尔勒图书馆，其建筑面积达7315.8平方米，馆内纸质图书藏书达28万册，电子图书50万册，设有阅览座席500个，日接待读者可达1500人次，是一家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集借阅多功能服务为一体的国家一级图书馆。此外，馆内还配备了24小时图书自动借还机，可方便快捷地为广大图书借阅者提供借还服务。
3.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充分利用免费开放的专项经费投放，争取更多的财政拔款来加大图书馆经费投入力度，确保人力、物力等总体投入到位，从而进一步优化总体资源，增加入藏量，加强人才培育，充实人才队伍，加长开放时间，开展多项活动，提升总体服务水平。
3.3为图书馆注入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