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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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要深入理解产业传播的概念和内涵，首先就要了解产业和传播的概念。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产业是介于国民经济和企业之间的一个中观概念，指的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传播进行过定义，如霍夫兰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些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邵培仁则认为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等等。这些定义均是学者们出于不同研究目的需要而得出的，各有各的侧重点。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了郭庆光的定义，即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2］。在综合了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后，本文认为产业传播是指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系统将自身的信息在系统内、外部进行扩散、反馈的过程。产业信息在系统内部扩散及反馈的过程，为系统内各个企业相互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整个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的内部动力。产业信息在系统与社会之间的流动过程，一方面是产业扩大社会影响力、拓展市场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产业系统向周边环境学习的过程，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外生动力。因此，积极开展产业传播活动，对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生产业的发展很有必要。

二、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现状

(一)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依靠自身独特的民族资源禀赋和政府的支持，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一定的产业规模。然而，在产业传播方面，由于受到传播意识落后、区域交通条件差、传播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的限制，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大多还处于较为原始的人际传播状态，产业信息大面积快速扩散的效应还没有形成。大众传媒因其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在其诞生后便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为此，大众传媒便成为了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如报纸媒体《阿坝日报》、《甘孜日报》，均同时发行汉文版与藏文版，相关栏目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全州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传播产业所需的各类信息。在广电传播方面，阿坝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覆盖全州43个乡镇，覆盖人口32万人，人口覆盖率35%，电视台节目覆盖101个乡镇，覆盖人口49万人，人口覆盖率54%，把富有阿坝州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给广大农牧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及产业。甘孜也建成了州级平台、康定和道孚县级节目传输平台、30个乡级无线发射基站和19个村级无线发射基站等，传播的农牧民人口覆盖率接近50%。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川西北地区也开始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中国羌族网、羌岷网等网站上，都对当地特色文化进行了分栏展示，囊括羌族音乐、视频短片、民族学术、人物专栏、组织机构等板块，详尽介绍饮食、建筑、歌舞、医药、文学、历史、宗教等内容，展示该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二)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商品的计划书［3］。国内一般认为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的媒体新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4］。本文所指的新媒体主要指相关的网站、网页、微博、论坛等。下表即是目前收集到的有关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状况。从上表可知看，着重传播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网站数量不少，但是从这些网页的微博粉丝数、网页点击率看，发现受众对此的关注度极低。与作为旅游产业传播的微博代表“九寨沟管理局“的160多万粉丝数量相比，这些文化产业网站的微博粉丝数目微不足道，微博账号一般也未能得到“认证”。此类网站作为展示民族文化产业的窗口，理应成为民族文化宣传与品牌塑造的重要渠道，但并未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如中国羌族网，它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的羌文化交流平台，其内容丰富，涉及学术交流、社会聚焦、文艺空间等多个板块，并设有“尔玛论坛”供羌文化爱好者沟通。但是论坛会员不足400人，帖子更新速度缓慢，部分板块几天才能看见新帖。网站同时提供“尔玛商城”供民族文化产品交易，但打开商城页面，它只对“珉玉”文化及工艺进行展示，不见其余产品，无疑是对交易平台的极大浪费。此外，个别网站访问量严重低下，部分板块文章一个月内点击量不足20次，甚至也没开通微博、论坛、贴吧等交流平台。虽然这些网站在页面下端设置了友情链接，但是所链接网站的情况基本与自身无异，少人问津。

三、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找准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是尽快提升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水平的关键。首先，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就政府而言，由于民族文化产业起步晚、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效益相对较差等因素，所以政府更加倚重旅游产业的传播，不愿意将传播经费过多地投入到民族文化产业;就民族文化企业而论，自身对于产业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不愿意从本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经费进行产业传播。大多数企业或作坊在对外提品或服务时还是在走传统的销售路径，无意通过时下热门的传播新渠道来宣传自身的品牌与形象;就媒体工作者层面讲，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导致媒体宣传报道该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正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媒体宁可选择把采访、报道的目光聚焦于九寨沟、黄龙等少数著名旅游景点，加大受众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其次，民族文化产业的信息传播手段亟待更新。近年，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字电视、车载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不断促进其它产业的传播。然而，这些新媒体在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中却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熟悉新媒体业务的人员有限，缺乏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懂网络传播的人才，加上该地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日常工作，在对新媒体的建设经费投入上自身存在不足，导致新媒体事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当地传播民族文化产业的纸质媒体发展定位不清晰，还未能与网络媒体有效整合，电子版、网络版的新闻稿件更新缓慢，不能用网络语言、网络新闻表现产业传播的中心工作，在发挥新媒体的整合和集聚效应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因此，各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只能停留在地市级的传统媒体，传播的范围也多局限于本地受众。

四、关于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几点思考

(一)平台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

业传播效果的关键产业传播与企业宣传不同，它更多是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区域范围内产业整体的传播状况，而不仅仅是企业个体的营销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积极构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应该由以下要素构成:管理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首先是管理要素。在政府指导下，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的指导和协调机构，负责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及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和组织工作，为平台建设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其次是信息要素。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建设及产业发展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配套政策及全面、细致文化市场信息，产业传播平台建设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撑;最后是技术要素。要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加大引进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高新技术，加快原有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5］。产业传播平台构建以后，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传播手段，能让川西北民族文化其相关产业得以有效的传播，使得整个产业的传播活动更加整体、统一，更有利于在现代市场中传播，更能加强对川西北民族文化的继承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

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保障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业传播人才，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要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全行业领导干部、员工的传播意识与媒介素养。特别要重视对企业领导、营销人员等涉及传播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第二，注重培养符合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能够尽快掌握新媒体技术、业务和信息传播规律，在对外的产业传播活动中“独当一面”。第三，与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合作，建立一批复合型传播人才实践基地，促进高等院校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主体应与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以及新闻媒体加强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既可以为自身提供所需的产业传播人才也可以尽快提升产业对外传播效果。

(三)“借船出海”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捷径

第2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第3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第4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文化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人）、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个）；产出指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千元）、利润总额（千元）。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文化产业，剔除了文化事业的相应数据，因此，有关相应的数据相比《中国统计年鉴》要小了很多。其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转变为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参照张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当期投资额进行折算，折旧率为9.6%。以上数据来自于2005—2013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DEA中的CCR模型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文化产业效率，将区域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区域进行对比，得到全国及四个区域的效率评价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平均效率在9年间整体提高，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2004—2007年为上升阶段，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又开始上升。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地区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然后是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效率最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7631，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总体增长幅度为10.33%，中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6499，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整体上升幅度为11.38%，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平均值为0.5438，高于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中排名第三。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最低，平均值为0.4992，文化产业效率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相对其他三个区域最明显，说明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近些年来发展较快，资源利用状况越来越好。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间存在差异。为了研究这种区域差异的内部变化，本文通过用σ收敛来分析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收敛性，如图3.3所示，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变化不大，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效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呈现出总体σ收敛的特征。2004—2012年间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的波动幅度比全国范围内的波动幅度稍小，总体呈σ收敛，2004—2012年间，中部、东北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区域间差异变大，但变大程度不大，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差异变动幅度较大，内部差异逐渐缩小，呈现总体σ收敛的特征。

三、区域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文化产业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使产业的投入和产出规模增加，进而促进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本文用人均GDP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文化产业政策。

制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作出科学的统筹，可以健全产业相关配套管理政策，本文在此主要研究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直接财政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从而看出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效率有正向影响，本文用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支出表示。

3.人力资本。

文化产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地区人才越多，越有利于知识的传递和溢出，进而形成创意，产生较高的生产力，一个地区的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文化产业的人才供给就越大，因此，本文假设地区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产业效率正相关。本文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4．市场需求。

文化产业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地区较高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会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与文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由于专业化分工的高生产率。因此，本文假设文化市场需求与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本文用地区地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表示市场需求。

5.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文化产业的要素利用率，改善生产技术流程，逐步改进生产要素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产业技术效率。本文假设，文化产业效率与科技投入成正比。本文用国家R&D投入来代表科学技术投入。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为识别以上因素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设计计量模型为：TEit=β0＋β1PGDPit＋β2FIit＋β3HCit＋β4MDit＋β5R&DitTE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PGDP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均生产总值；FI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国家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财政投入；HC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M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文化市场需求；R&D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科技投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变截距、变系数和混合模型。本文选择的截面单元是全国31个省（市），因此采用变截距更为合适，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本文是用Hausman检验实现，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科技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附加值低，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效果不明显，许多科技投入或研发并未应用到文化产业上，导致了产业技术效率不能有效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市场需求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而国家财政对文化、体育及娱乐的投入对文化产业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

四、政策建议

1.推进文化产业集聚。

形成有效的文化产业集聚，推广和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可以形成文化产业集聚规模、提高产业规模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可以建立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为核心的完整文化产业链条。

2.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政府可以适度削减对文化、体育及娱乐业的财政扶持，完善产业融资政策，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使企业依靠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效率。

3.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第5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有利于缓解城市文化遗产危机。随着城市现代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遗产面临着一定的危机，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在快速推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重视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文化精神对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以致大量优秀城市历史建筑被拆除，大量城市街道、民宅被摧毁，使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到巨大损失。这种破坏行为的后果，不仅使许多文化传统被抛弃，文化脉络被隔断，更重要的是引起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容易使人们失去对于自身民族的依赖与认同。鉴于这种日益严峻的文化危机，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历史文化优秀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拥有众多历史文化名城，郑州、安阳、开封、洛阳、许昌等城市更是多朝古都，可以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因此，我们应该借助河南的地位优势和文化根基，积极对河南省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科学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与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2河南省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典型问题

河南省地理位置优越，城市建设发展十分迅速，比如郑州航空港区建设等都是国家级战略区域建设规划等，处理好城市建设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要剖析这种问题，并能认识到这种问题的危害，为更好地保护我省城市文化遗产服务。典型存在的问题有:(1)城市发展规划轻视甚至忽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缺乏科学性和持续性，文化遗产保护缺乏法律上和制度上的约束，制度的执行力也缺乏相应的约束手段，一些地方存在失职渎职、懒政怠政的作风，部分管理者盲目地追求建设速度、GDP与现代化，忽视文物的价值，导致城市文化遗产受到破坏。(2)城市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存在误区，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一些地方在进行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时候，往往将各种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的建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甚至超过物质文化遗产和遗存本身。从表面上看，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对城市面貌改善和旅游业的发展及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对城市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3)城市旅游对城市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旅游开发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素质参差不齐的游客往往会对城市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而且，过量游客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同样也会对城市文化遗产造成很大的危害。(4)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多重伪造。城市文化遗产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基于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出现通过文化遗产资源造假来谋取实际经济利益的行为，比如伪民俗、仿制仿建古文物、古建筑、古遗迹等，甚至有“毁真造假”的行为。但伪造资源与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格格不入，绝大部分最终只能成为文化垃圾和建筑垃圾，这将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产生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客观地来说，城市的规划、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性，上述问题也不能全面涵盖目前河南省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遇到的一切障碍，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是提升一座城市文化内涵、树立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保障之一，我们要充分认识历史文化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探索出保护和科学发展城市文化遗产的具体途径。

3河南省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繁荣的参考措施

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与繁荣的灵魂，如何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并繁荣城市历史文化以增强城市文化内涵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由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演进以及高科技技术的广泛运用，致使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手段与模式也产生了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面列出了6条保护和繁荣城市文化遗产的参考性措施，具体如下:(1)制定法律和技术规范，落实文化保护责任制，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和重要基础保障。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避免盲目性，增强可操作性，从而保证主管部门工作决策的正确性。监管部门要强化协作、明确分工职责。(2)正确处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在切实保护的前提下，谋求合理的开发利用，保护和利用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双赢。只有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和谐发展，才能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3)强化宣传，坚持文物工作方针，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并在保持城市风貌的前提下，改善文化遗产内居民的生活设施。(4)正确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侧重不同，文化事业具有公共性，趋向社会效益，文化产业具有商业性，趋向经济效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互相依存、互补发展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产品都适合被商业化开发而纳入到文化产业的体系中去，要加强文化遗产资源公共管理与行政干预，并引入社区参与管理机制完善市场开发带来的种种弊端。传承性保护是指让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对象继续活动与发展，寻求新的生机与市场，使其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传承延续，也称为“动态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可以使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获得“新的生命”，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延续与传承。

4结束语

第6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一)文化市场要素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使该地区成为了潜在需求巨大的待开发市场。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现代社会的工作转变为人们的自我冲突———即他们的工作和文化间的综合物。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压力并非集中反映在某一个阶级身上，而是反映在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特别是都市群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笼罩在现代性的巨大阴影之下。”这必然使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一种暂时性解脱或逃避社会工作的的愿望———“休闲”的欲望和需要———这也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必要的“资本”投入或“消费”。旅游于是成了现代人休闲的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喧嚣，到乡村去旅游成为一种时尚。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就是通过对‘事物’(things)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的消费、交易活动表现出来”，而现代的社会生产几乎把所有文化都烙上了商品的标志和痕迹，于是，“事物”成为了“商品”，且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一种“商品的情境”(commoditycontext)之中。这样，民族地区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商品的候选状态(com-moditycandidacy)”，只要企业家抓住机会，使商品从候选状态变成现实状态，就可把旅游者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就可开发出一片新的市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在市场有效需求的巨大推力下形成的。具有经营头脑的宣科在1990年成立了第一家纳西古乐会馆，让无处可去的游客有了别开生面的娱乐节目，游客对纳西古乐这种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导致纳西古乐一票难求，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据粗略统计，国内外有50多万人听过纳西古乐，古乐会也被邀请在十多个国家做访问演出，只有30多人的古乐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同时拉动了上千万元的音像、图书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文化环境要素文化环境是一种效应环境，它不是僵化的、枯死的，而是变化的、鲜活的，和人发生互动作用的效应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正是当地民族传统、宗教、风俗、语言等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一个鼓励文化参与的社会文化环境，能促使文化不断创新，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能力。因此，对文化环境的要素构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文化环境都呈现出“一个中心、两方延伸”的结构，“一个中心”即本土现实文化，“两方延伸”即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考察文化环境对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环境三个层面加以分析，才能全面的把握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宏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文化及国家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的宏观文化政策对促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崛起的好莱坞影视产业、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韩国电视剧产业的风靡等即是很好的例子。中观文化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或城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定和采取的激励措施等的总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丽江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探索，到2005年底，丽江文化体制改革结束，体制基本消除，之后，丽江不断出台政策和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06年，丽江提出了构建文化旅游名市的目标和文化立市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先后出台了《丽江市文化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了开发三种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壮大四大文化产业、建设五大基地的思路，落实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微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基础，特指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促使该民族文化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文化要素。如丽江文化的主体是纳西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纳西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原生文化，主要是一些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图腾崇拜，二是融合了藏族苯教、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后形成的东巴文化，三是东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后形成的近代纳西新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交融中，经济交往是主要内容，再加上丽江茶马古道枢纽地位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纳西族独特的商业文化，为现代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丽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如图1所示，三个层面的文化环境对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力由外而内逐层传递，在微观文化环境的直接作用下促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在构成微观文化环境的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三个维度中，对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作用也各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它通过现实文化直接吸引众多的民族文化企业集聚当地，同时也间接的影响民族文化企业的形成，如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部分文化企业;外来文化是民族现实文化的营养之源，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的过程，随着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必然成为当地民族现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宏观文化环境、中观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微观文化环境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三)社会资本要素1961年雅各布斯(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社区的人际网络就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相结合，贝尔(Bell，1999)第一次对产业集群内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集群内部，通过促使行为主体进行互动而产生的资源。卡特．安能(KurtAnnen，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基于合作的参与者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层次上的产业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友好、尊敬和相互谅解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等社会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间信任和集群创新，有利于企业间长期合作，构建稳定的产业网络，提高集群整体竞争力。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民族认同或族群意识的存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分认同，且充满了优越感，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族群内部以家族、邻里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比较稳定、社会信任度较高，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集群文化基础。丽江纳西族历史上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其古代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称为“尔”，即古代氏族的血缘集团单位，也是早期的政治组织，“尔”之下又分裂出血缘亲属集团“斯日”，在这种共同体中，“其成员不强调自己的个性，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这一利益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取舍”，正是这种群体的价值取向使纳西族在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内聚力，形成了纳西族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广泛的影响着纳西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不娶外族”的民族内婚制和不同不熟悉的人做生意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转化为一种企业发展初期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根据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中的描述，“纳西人家族观念很重，从来不能和他们不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只能由生活在同一个村子或同一条街道上的人组成。”可见，纳西族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由邻居、家族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

(四)民族文化产业人才要素以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熟练程度)的地理分布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选择和确定产业区位往往倾向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文化产业对创意的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劳动力要具有较高的创新、创意能力。这也表明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实质是劳动力的高素质。也就是说，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文化产业能否有很大的发展，能否提供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关键所在。然而，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对人才的需求既要符合文化产业的一般要求，也具有其特殊性———即通晓或熟悉民族文化、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和层次还不能适应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文化产业人才一般包括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这三类人才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根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多为口传身授，一旦民族民间文化传人后继乏人，这种传统文化必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会严重削弱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据云南省民族工作部门统计，云南无文字民族的优秀民间艺人现仅存500多人，再过10年，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过世，而他们的传承人至今尚无着落。如当年翻译整理东巴文化典籍的10多位东巴大师，如今已全部撒手人寰了，如果不能尽快培养传承人，老艺人的故去将带走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是民族文化产品化、市场化的核心人才资源。随着社会对文化体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由于这些行业的支柱人物———创意人才的供不应求，制约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丽江而言，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等原因，从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环节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应的人才，仅靠经验和自己摸索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丽江宣科纳西古乐文化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依靠古老的音乐、古老的乐器以及年逾古稀的演奏者这些独特的卖点吸引游客，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依靠出售门票和光碟的运作模式，虽然一直赢利，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极低，投入与产出远不成正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靠“怪才”宣科个人的经验和影响力使其长盛不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宣科的光环掩盖了其创意人才缺乏的现实，试想，后宣科时代的纳西古乐还会如此迷人吗?只有构建创意人才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纳西古乐才能永葆青春。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的关键人才资源。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产业，文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文化产品的销售又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般经营者很难把握。因此，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就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比较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偏低，文化市场的拓展、营销等各个环节人才尤为匮乏。丽江玉龙县纳西源民族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典型案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以纳西歌舞表演为主，对外宣传为“纳西•印象”。公司所在地丽江玉龙县白沙乡是纳西白沙细乐的发源地，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投资者和演出人员均为当地村民。尽管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把纳西族的原生态歌舞展现给游客，但由于缺乏擅长经营管理的人才，开业后，一直举步维艰，一天的收入“有时候有几百块钱，有时候有千把块钱”，能容纳240名观众的演出大厅多半空置。人才瓶颈严重的制约着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制约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

如果说，要素条件是构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空间条件则是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有机组合形成集群合力的重要环节。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包括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三个维度。

(一)地理空间地理空间并非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独有的条件，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是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态，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都一样，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也不例外。但与一般产业集群包括文化产业集群相比，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对地理空间的要求更高。前者企业集聚的地方或是靠近资源产地、或是交通便利(尽管没有靠近资源产地，但便捷的交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或是市场发育程度高等，因此，企业聚集的地理空间选址相对灵活。但在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文化企业只能在当地创办，民族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只能在当本地进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创业者在区位锁定条件下产业选择趋同的结果。因为，在区位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初始创业者只需以较少的投入将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展示给消费者(旅游者)，或者继承本地历史传统积淀下来的工艺技术重操旧业或从事相似的产业即可获得利润，因此，作为初始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只会选择在本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地理空间的确定既要考虑民族文化资源的在地性、不可移动性等特征，又要遵循一般产业集群地理空间选择的规律。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聚集地的选择不仅要交通便利、还要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位于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三者缺一不可。

(二)经济空间经济空间是指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各种抽象的经济关系，是无形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佩鲁将经济空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由计划界定的经济空间，即由各个单位的计划所形成的关系结构;(2)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即由产生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若干中心或极群构成的相互作用体系;(3)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即为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22］众多的企业之所以要聚集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主要是为了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根据自身产品生产的特点建构自己的经济空间，包括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由于经济空间是由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的事实，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的企业之间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网络，这也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初步形成。当然，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如钢铁企业、农产品生产企业、文化企业等)生产过程的不同决定了其形成产业集群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集群经济空间的构成是不相同的。下面从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三个方面来考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经济空间结构。文化企业在特定的民族地区聚集后，各企业通常会确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形成计划空间，即本企业与其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动力、资本、劳动力等)供应商和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购买者之间形成的购销计划关系集合。这些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都存在可以用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来度量的经济距离。而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本企业的计划结构和安排，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计划结构和安排，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企业计划空间得以确定。如丽江玉龙雪山印象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围绕该公司打造的《印象丽江．雪山篇》大型歌舞演艺节目就形成了服装、道具、马匹、演员等的供应者和演艺节目的经销者(旅行社)、消费者(游客)之间的购销关系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品价格安排。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是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通常会形成许多中心或极，即文化企业。每一个文化企业都会产生并形成一定的离心力(辐射力)和向心力(聚集力)，形成它自己的力场，同时它又处于其他文化企业的力场中。各个文化企业产生的辐射力和聚集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集群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场空间。处于力场空间中的文化企业(即能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通过利益诱导等形式将人、财、物等资源集聚在它的周围，同时，通过向其他文化企业输出产品和劳务以及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既构建了自己的计划空间，又形成受其支配和影响的经济区。如丽江玉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辐射力和聚集力形成了包括旅游索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3家、酒店业务1家、文艺演出1家、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2家、餐饮零食销售及旅游服务1家、旅游配套项目开发经营1家、旅游车服务1家、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1家、其它3家共14家控股、参股公司的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还有一个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这种匀质性是相对于各个文化企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集聚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文化企业，面对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相同的顾客，即使它们的生产、销售条件或经营成本不完全相同，也必然会制定大致相同的价格。集群内企业面对的这种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就是一个匀质整体空间。

第7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Smith(1776)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经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以Lucas、Rom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识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之后，以Young(1991)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为代表的Schumpeter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2008);袁堂军(2009);胡宗义(2010);陈诗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锦义(2012);张浩然、衣保中(2012);邹心勇、赵丽芬(2013)，以及周绍森近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科技进步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30%－50%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8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在贵州省紫云县麻山苗族地区的一部英雄史诗及其唱诵仪式。自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中进入学界的视野，尤其是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公司对亚鲁王文化资本的开发也迅速展开，以期通过举办亚鲁王文化旅游节等活动提升地方知名度和经济实力。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部分内容脱离对麻山苗人文化的理解，长此以往必将伤害到《亚鲁王》的文化内核，导致文化消解甚至消亡”。针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产业化—消损—消亡”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影视艺术的介入并成为产业化的主体或许能够将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增进外界对亚鲁王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的同时促进麻山地区人民的树立文化自信，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走出一条“影视化—繁荣—复兴”的新路。首先，从信源角度说，亚鲁王文化具有很高的影视传播价值。作为苗族第一部英雄史诗、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中国六大社科学术事件之一的《亚鲁王》口传史诗的文学内涵及其唱诵仪式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原始素材。

一方面，从史诗演述的语境来说，葬礼仪式体现着一种麻山苗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就要在“老摩公”的指引下沿着祖先迁徙的足迹回到东方的故土，与祖先亚鲁团聚而开始新的生活。其中的“砍马”和“开路”两个仪式是比较突出的文化样式。也有学者认为“葬礼实际上是在模拟古代部族国家将相出征之礼”。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

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

二从信宿角度说

第9篇：禅文化论文范文

1．1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是对过去的积累，是该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具体表现。可以反映某地区域文化产业当前竞争力，可以体现包括该地区文化产业规模和文化产业资源条件两个方面的指标。产业规模方面本文主要选取5个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X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X2)、文化事业从业人员占地区第三产业人口比重(X3)［2］、固定资产投资中文化产业固定资产的比重(X4)、旅游外汇收入占GDP的比重(X5)。制约产业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初期的生产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由此，本文选取3个指标来度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每万人人口拥有文化事业机构的数量(X6)，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7)，运输、通信、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在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X8)。本文按照不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类，将各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加权求和，再除以总人数，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大学本科以上文化人口×15+高中文化人口×11+中专及初中文化人口×8+小学文化人口×5)/总人口。

1．2文化产业未来竞争力系统

一个地区产业的长远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产业自身的成长能力和市场潜力。由于欠缺有关文化产业方面政府拨款的统计数据，本文用政府财政预(决)算中教育经费支出(X9)这一指标来反映地区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水平。文化产业成长的市场潜力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产业发展的自身动力上。相关的指标可以选择: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X10)、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X11)、文化产业发展系数(X12)。在这里，文化产业发展系数=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

2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本文采用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2012年数据利用SPSS软件来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各类指标数据分别来源于《甘肃省发展年鉴》《甘肃省教育年鉴》以及甘肃省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中心的相关统计数据。

2．1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简化众多的指标变量是因子分析法的最大优势。这一方法可以筛选处理重复的信息，根据由方差贡献率大小来决定各综合因子的权重而不是主观赋值，使得评价结果唯一，且更为客观合理。方差越大的变量越重要，越具有较大的权重，说明该因子对研究产生的结果越重要;相反，方差越小的变量所对应的权重也就越小，重要性越低。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数据资料阵为:X=(x1，x2，…，xp)，其中，xj=x1jx2j…xnj()T，j=1，2，…，p，因子分析就是将p个观测指标综合为m(m＜p)个新的综合指标，即:X1=a11F1+a12F2+…+a1mFm+ξ1X2=a21F1+a22F2+…+a2mFm+ξ2……Xp=ap1F1+ap2F2+…+apmFm+ξp上述也可表示为:X=AF+ξ，其中矩阵A=(aij)称为因子载荷阵。也就是因子分析法中要找出的公因子。式中的ξ为X的特殊因子，在实际中往往忽略不计。先观察所得到的因子在哪些变量上的载荷大，在哪些变量上载荷小，然后对于载荷大的变量描述其本身的内容以反映因子的含义。本文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是在综合简化原来提出的所有变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合成几个既能充分反映原来的变量所反映的信息，又能使少数变量之间互不相关的综合型变量(即指标)。通过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提取主因子成分，并明确解释各主要因子的经济意义，以此来解释影响甘肃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性的制定各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另外，为了消除指标间的量纲、数量级或数据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影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按下式进行:X''''ij=Xij－X珔jSj．其中，Xij代表原始数据，珔Xj代表原始数据均值，Sj代表标准差，X''''ij代表标准化后的数据。这一步由SPSS软件完成。

2．2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常用的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有效性的两个统计指标是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如表2所示)。KMO值反映样本的充足度，一般介于0到1之间。KMO值小于0．5，说明样本过小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越接近于1说明越适宜进行因子分析。这里的KMO值为0．690，大于0．5。同时，Bartlett指标用于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如果是则不适合因子分析。这里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3，与原假设相逆，证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上所述，通过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本文研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因子分析的结果

由于指标较多，为了消除评估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避免因赋予主观权重而使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受到影响，本文中提取的公因子数目按照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确定。经测算后本文得到的5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7．765%，表示这5个主因子解释了原来所有变量绝大部分的信息。其中，第一主因子F1在X10(文化产品市场需求)，X11(消费能力)和X12(产业增长动力)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体现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因此可以命名为潜力因子;代表发展资源条件的X7(人力资本)和X8(基础设施)在第二主因子F2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资源因子;代表产业发展现状的X1、X2(生产规模)和X4(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三主因子F3上有较高载荷，可以称为规模因子;第四个主因子F4在X6(文化产品资源)和X9(政府扶持力度)上的载荷较大，而这两个指标代表的是政府兴建成立的文化事业单位的数量以及政府财政支持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因子称为支持因子;最后一个主因子F5在X5(旅游外汇收入)上的载荷最大，称为旅游因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X12(文化产业发展系数)在5个主因子中的载荷都比较高，说明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是影响地区现有产业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

2．4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依据因子分析模型及计算方法，利用回归法估计出因子得分，将5个公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的综合得分ZF并进行排序(表4，表5)，其计算公式为:ZF=41．4%F1+23．4%F2+14%F3+12．5%F4+8．7%F

2．5甘肃十四个地州市竞争力评价及分析

从甘肃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各因子综合得分来看(表5)，兰州市文化产业竞争力遥遥领先，其次庆阳市竞争力排名第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综合排名为14名，倒数第一。从表中同样可以注意到，除兰州、庆阳、酒泉、平凉四地之外，其余各地文化产业竞争力因子综合得分均为负数，说明其文化产业竞争力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发展总体竞争力较弱，竞争力要素优势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再从决定综合得分高低的各个主因子具体得分及排序来看，甘肃省十四个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各不相同。在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方面，兰州市排名第一。作为省会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收入水平和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较高要求决定了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4］。资源因子方面，酒泉、平凉、天水排名前三。应该是得益于其绝对优势的文化事业机构和图书馆(博物馆)数量，电视电台节目产出量以及莫高窟、月牙泉、崆峒、麦积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自然风景区在旅游产业方面的推动贡献。而排名第四位的庆阳市，由于得天独厚的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加之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民居之乡、周祖农耕文化之乡等一系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在文化产业资源优势上也非常突出［5］。规模因子方面，兰州市因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优势而占据第一，酒泉和白银分别排在第二、三两位。分析其原因应该在于:第一，酒泉市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以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敦煌文化创意产业园、酒泉酒文化博览园、玉酒泉文化产业园、草圣故里文化产业园等一批重要的投资金额较大的文化产业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第二，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处，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涵盖文化旅游、歌舞娱乐、艺术展演、网络服务、动漫游艺、音像制品、图书报刊、印刷复印、艺术培训、古玩字画、广告传媒等业态的文化产业体系框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6］。支持因子方面，定西、庆阳在兰州之后排在第二、第三位。从统计数据来看，定西、庆阳两地三年来政府财政支出中文化教育经费支出增速明显。从两地近年来的文化产业支持政策来看，也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引导，经费扶持方面有较大作为。除前面所述，庆阳地区政策支持建立各种产业示范基地以外，定西则专门建立每年500万元的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制定出台了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土地、融资、财税等政策，动员各级力量，加大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力度。这些措施推动了文化产业各项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推进的轨道。最后，旅游因子方面，受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的影响，酒泉、平凉、天水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区资源和历史文物资源居于前列。但从各指标的载荷影响来看，基础设施资源条件对这一因子的影响也比较大。嘉峪关虽然在旅游自然禀赋上并不居于前列，但其在交通、餐饮、商贸零售方面的较好优势仍然助推其在这一因子上排名第一。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各项因子的排名上均处于较后位置。两地在旅游因子的得分上略为靠前，说明此两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优势还是在于旅游业方面。然而文化产业资源中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落后，加之财政支持力度较低，是直接导致两地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

3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