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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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目前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犯主要有以下五类: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由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具体日常管理工作。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过去只包含了社区矫正的一些内容,例如,管制、缓刑、假释等,却没有社区矫正这一法律概念。直到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对社区矫正进行界定。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学者们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诠释,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分类。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们普遍接受两高两院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且不满十六周岁者只对《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罪行负刑事责任。因此,少年犯是指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的人。少年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不成熟,他们触犯刑法与成年人不同,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发犯罪。少年犯罪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没有预谋,其往往是受到某种影响或刺激,一时冲动就容易突发犯罪;2.逆反对抗。少年虽年幼,但在他们心里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立,渴望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尊重,然而大多数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往往忽视了少年的这种心理需求,只是一味地压制不予考虑,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对抗或报复;3.冲动好奇。少年因为年少对于社会上的事物见识不多,所以对许多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但是由于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常常出于好奇之心而实施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4.盲目模仿。少年尚未社会化,因此缺少是非辨别的能力无法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对或错,他们的行为大多数模仿他人,少年所模仿的对象都是比他自己年龄大的,他们的模仿性特别强,如果被模仿对象的行为是不法行为,则该少年也会作出不法行为来。

第2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本文谨从经济法的概念入手探求经济法的独立性，并在回顾经济法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经济法历史上是重要的法律部门，而且现实仍是重要的法律部门，当然要更加明确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还须与相关的法律部门进行比较，最后以经济法的非凡性分析经济诉讼和经济审判。

要害词：经济法，法部门，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现实性，市场失灵，公共失灵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非凡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治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定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要害，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治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非凡性，在经济的治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发展和现实性

经济法成为法律部门首先是要有独立性，但现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法现实性其实就是经济法的现实存在依据，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说明。经济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成文的法典，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很多相关经济的法律条文，但这时的法是诸法合体，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的进步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随后在20世纪初出现分野，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法”，典型的如捷克等还制定了专门的《经济法典》。但随着集团的解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学说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经演变的经济法，从“战时经济法”到“危机对策经济法”，再到比较成熟的“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分析这一过程，可见它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轨迹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熟悉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同时民主经济的推动，一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比如，不正当竞争、垄断这些问题光靠民法规范的市场调节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不规范的金融治理以及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就是一个明证。

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边规范职能经济部门的治理，又逐步的放权，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进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经济形式逐渐趋同。经济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完全否定那种经济法的“阶段论”（8）.法律部门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精神（9），也就是它有它的现实性，即适应经济现实而生。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国的经济法强调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样。英美法系没有部门法划分的传统，也就没有经济法部门，但事实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被称之为“经济”，可以理解为这是其重要的经济法内容。德日对经济法德研究由来以久。由于民商法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关注经济法的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法。但不管怎样，经济法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注重到经济法的重要性，借鉴近年来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经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法的重点不在反不正当竞争而在财税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状况会逐渐的改变。

经济法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符合现实基础上的法部门才有其合理性。事实证实，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光靠计划抑或是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就是市场跟公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所在。公共权力有很大的张性和破坏性，它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必须依法划定合理的阶域，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是经济法的双重任务（10）。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究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限定，以防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11）。普遍的情形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国家就由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变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但我国的情况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就是要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12）。我们更多的是克治所谓的“公共失灵”，下放权利，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总之，经济法的现实使命就是调整公私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填补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调整空缺。

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必须由经济法重点加以调整和规范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13），通过治理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国家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国家调节这一辅助手段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按一定的程序制定经济政策等行为，如利率、税率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整有利于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使“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二，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利用，经济就会放缓，因而维护并鼓励正常的经济竞争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天性决定了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甚至走向垄断，而垄断者会维持自己的垄断价格剥夺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技术和服务止步不前。另外恶性的竞争损害了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还损害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对此，传统的民法调整显然是力不从心。

最后，经济法的调整为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提供保障。市场越是开放发达，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非凡是金融体系对此要求更高。假如金融监管不力，则会导致金融投机猖獗，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经济法必须从主体资格、程序运作等方面加以规制和监管。

当然，需要经济法调整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叙。

总之，经济法都是顺应时代而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法部门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前面仅从理论上以部门划分的标准阐明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就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治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在制定时忽略了一点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的关系，很显然，商家在信息力等方面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假如完全按照民法来调整的话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涉入这一关系中，通过调整国家与商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非凡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14）。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要害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笔者在解决经济法主体地位是碰到的最难的也是思量最久的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存在。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治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15）.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治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治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治理关系，工商治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五、小结

上面的分析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但是时代在发展，现实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让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正如前面在论述经济法的现实性所说，经济法顺应现实而生，它一定会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引自《经济法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P52。

（2）参见中国经济法绪论编写组编：《中国经济法绪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3）见史际春，邓锋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125。

（4）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53。

（5）见章尚锦主编：《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

（6）见史际春，邓锋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5。

（7）关于户这种经营单位常见的有我们常说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等，个体工商户肯定可以作为一个经济法的主体，但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作为被宏观调控一方可以做为经济法的主体。

（8）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现实并不存在，它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比如战时经济法，危机对策经济法，还有计划经济法。

（9）见张守文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0）见冯彦君文：《世纪之交经济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1年第1期。

（11）见程宝山文：《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1期。

（12）见孙同鹏文：《渐进改革与经济立法》，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1期。

（13）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64。

第3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刑事责任能力法律关系评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调。在我国，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中约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常常出现伤害、凶杀、、放火等严重危害的行为，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有的因外伤或其它原因而发病，而涉及法律关系评定问题。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精神分裂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属于内因性疾病。一般认为，遗传、个性缺陷等内在病理因素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原因，而躯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诱发原因。

该症患者通常意识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其病程分持续进行和间断发作两种形式。持续进行者病程往往迁延不愈，逐渐呈精神衰退状态。间断发作者在病情发作一段时间后，间隔以缓解期，缓解期精神活动可基本恢复正常，也可遗留一定的精神症状或精神缺损。但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渐出现精神衰退；也有的仅发作一次，缓解后不再发作且无精神缺损者。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辨认能力以及有意识的控制能力。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造成危害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据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有以下三种分法：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处于衰退期，精神活动不稳或残余病态观念诱使，可能作出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该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即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作案，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病程完全平息，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一般原则，但每个安静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案件具体，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精神，首先确定医学诊断，明确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何种病程阶段。然后分析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因果关系进行评定。

三、精神分裂症法律关系的评定

法律关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损害及相关的问题。精神损害是人体受机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现的精神障碍。法律关系的评定将直接关系到对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其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重度颅脑损伤以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或分裂症样精神病，应评定为重伤。后果较轻的，可根据实践情况评定为轻伤或轻微伤。需要注意的是，对颅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程度评定，一般需由损失起经过半年以上的观察后方可作出评定。

（二）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

由于精神损害的特殊性，在评定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伤害后果、过错原则等具体情况，全面，综合评定。如果轻微或轻度颅脑损伤，或躯体损伤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则可参照《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作出相应评定。如果精神创伤后出现精神分裂症且两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则可评定为轻微伤，但加害人必须承担“一次性”精神损害赔偿金。

由于关系的评定十分复杂，而我国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只能根据“伤”与“病”的关系，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文，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定。

结语

精神分裂症是典型且高发的精神疾病，同时也是涉及各种法律最多的一组疾病。有效地探讨和精神分裂症及其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不仅能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广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

1、《司法精神病学》曾绪承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医学基础》郑瞻培主编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林准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孙东东主编出版社1992年版

第4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笔者所称的法律责任是指法定的权力行使主体或作用对象违反法定的职责或义务时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法定的权力行使主体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的职责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是法定的权力作用对象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的义务时，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区分法律责任体现的是权义责相一致原则。依法理，任何主体在拥有和行使一定的法定权力时，必须相应地履行一定的法定义务，而权力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又必须以明确的责任承担来保证。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权力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权力的作用对象是侦查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刑罚执行机关。明确区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法律责任，既包括明确权力行使主体即检察机关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又包括权力作用对象即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及刑罚执行机关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义务时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而且这种不利后果应该是严格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是刚性的而不是柔性的，是能执行的而不是可期待的。在笔者看来，没有法律责任约束的权力是“摆设式的权力”，同样，没有法律责任约束的义务是“摆设式的义务”。从现行刑诉法的立法设计来看，一个致命的硬伤是对权力行使主体是否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及权力作用对象是否履行法定义务缺乏刚性的责任约束。这是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约束力软弱、作用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运行规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明确区分法律责任。

二、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

所谓调和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合法、合理，要素之间无梗阻、无矛盾、无冲突、协调一致。笔者所称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是指检察机关中承担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相关职能的部门在法理上不存在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不相容的矛盾或冲突。换言之，承担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相关职能的部门既不能同时扮演“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双面角色，也不能同时兼具“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笔者之所以强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力行使具有调和性，是因为宪法和法律既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与诉讼职能，但同时又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侦查职能、诉讼职能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从宏观上讲是相对的权能，两者的身份尤如“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运动员”与“裁判员”，是一对矛盾的双方，在一般的法理意义上两者不能兼容。如果这种不能兼容的权能由检察机关同一个职能部门承担或行使，则既会削减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造成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内耗”，又会难逃检察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两面角色”之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理解和把握权力行使主体具有调和性时，应着重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在一般法理意义上之所以不能兼容，其根本原因是存在“两面角色”或“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二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兼容，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不能相容，指的是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整体上的不能兼容，但诉讼法律监督的部分职能与诉讼职能则可以兼容。是否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是评判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具体职能能否兼容的根本标准和依据。换言之，如果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则两者不能兼容;如果不存在有碍司法公正之嫌，则可以兼容。我国现行刑诉法第54条规定，在审查环节对非法证据应依法进行排除，这充分说明了诉讼职能与诉讼法律监督的具体职能并非绝对不相容。三是承担刑事诉讼的职能部门可以承担法定的部分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但不应承担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刑事诉讼职能之所以与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兼容，是因为如果两者兼容则存在“双重身份”的利己之嫌，这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5］不相容。

三、权力行使手段法定且适当

一般而言，权力的有效运行往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手段是体现权力作用强度和促进权力运行效果的重要保证。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是一项重要的检察权能，其规范运行要通过法定的手段来保证。从法理上讲，法律如果不赋予权力行使必要的手段，则该项权力就不可能运行，实际上该项权力也就成了虚设的权力。法律如果赋予权力行使的手段不明确，则容易造成手段的滥用，最终导致权力的滥用，造成司法无序的混乱局面。在笔者看来，如同权力配置一样，在赋予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手段时，既不应唯少、又不应唯多，而应以适当为原则。唯少则不利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唯多则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适当则要求手段种类适中，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规范化必须适当配置法定的权力行使手段。

四、信息资源充分共享

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往往由于监督的事后性，一般很难做到同步监督，监督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能否及时监督在一定意义上对监督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及时监督的首要前提之一是信息收集反馈要及时迅速。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信息是“触角”、“传感器”和“信号源”。可以说，如果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缺乏必要的信息，则其应有的效果很难体现。从信息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来看，理论上，信息的封闭性越强，则监督的效果越弱;信息量越少，则监督的效果越小;信息获取越迟，则监督的效果越差。相反，信息的开放性越强，共享度越高，则监督效果越好;信息量越多，则监督效果越突出;信息收集反馈越及时，则监督效果越明显。实现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运行的规范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确保信息资源充分共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强调的信息资源充分共享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迅速、准确、全面地收集信息;其二是收集的信息及时反馈;其三是信息的全面互通和充分利用。

五、配套制度机制健全完备

由于法律本身所固有的滞后性和粗疏性，因而任何一项权能的实际运行要想实现法定的预设价值，取得预期效果，离不开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其中健全完备的制度机制又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可以说，如果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备，权力的实际运行就不可能顺畅，权力的作用效果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司法实践中，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备存在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入成本的增加;二是隐患瑕疵的增多;三是资源的浪费。就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而言，笔者认为健全完备制度机制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是发现机制;二是监督制约机制;三是纠错机制;四是责任追究机制;五是保障机制。应当指出的是，“制度机制是理性构建的产物，也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制度利益直接联结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对它的衡量是利益衡量的核心所在。”因此，制定健全完备的制度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其制度利益与利益平衡，保持制度机制的利益理性。

六、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第5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经济；主要形式；旅游精品；发展趋势

2006年04月24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会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和旅行经济强国。报告预测，2006年中国在旅游和旅行上的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将实际增长14%，达27703亿元，预计2007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8.7%，旅游和旅行经济的直接、间接贡献加在一起为国内生产总值13.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旅游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越来越重，旅游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旅游经济的几种形式

（一）利用特色产品举办大型庆祝会、商贸会高层论坛来牵线搭桥，吸引游客。例如扬州每年都搞的“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台商投资洽谈会”“扬州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各项活动就吸引了大量投资商和游客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扬州。

（二）利用具有特色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人文景观吸引游客，游览山水，瞻仰前贤，参观宗教建筑，了解民俗风情。扬州近来挖掘、整理、修建了朱自清故居、八怪纪念馆、宗教禅寺平山堂、观音山等。现在很热的红色旅游，也是这种形式，此外还有丽江的东巴文化、泸沽湖的女儿国等。

（三）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吸引游客，回归自然。例如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青藏高原的冰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等。此外，还有沙漠访古、海底探险等形式。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为风光旅游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二、发展旅游经济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应该相得益彰，名城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正因为有了名城，旅游资源才更加丰富。名城又是旅游亮点，有很高的知名度，能吸引四方游客。名城保护得好，能延长旅游资源使用时间，吸引大量游客。旅游经济靠名城吸引资金、吸引游客；名城又靠旅游经济发展实力，来装饰、保护、发展。旅游经济在名城会得到更大助推力，名城实力增强后又会促进旅游经济更快发展。

（二）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为旅游经济增加了实力，又反过来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快速增长必须是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工农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快速增长才能实现工农业的产值，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旅游经济与规章制度和法制健全的关系。服务不规范、旅游接待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法制不严密是发展旅游经济最大的障碍。游客们满怀热情而来，却遭遇住宿、餐饮、游览收费不合理，卫生未能达到标准，游览项目打折扣，在正规商店买的珠宝首饰也是假货等，导游吃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要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净化旅游环境，必须健全规章制度，严明法纪，为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八荣、八耻”，在旅游业树立讲道德、知荣辱，游客与导游间、游客与环境间和谐友好的新风气。

三、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了新的方向，突出表现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农民和大学生旅游、参与互动型旅游。

（一）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确保旅游事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共存、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同时也包括到森林、海滨、乡村这样一些生态环境好，让人可以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旅游方式。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我国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区遭破坏，有十分之一强的旅游景观出现旅游资源退化，有些地方甚至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青藏铁路开通带来的旅游热潮，向人们打开了我国最大的绿色净土，若不注意生态环保，这块净土终将消失。发展生态旅的关键在于节省资源，保护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平衡。

（二）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是指以景点内涵的历史、文学、艺术、民俗风情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旅游方式。文化动机是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动机之一，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更具精神人文和心灵感悟性，能使人得到更多的教益。一流品位的山水和自然景观，也都在不断加工中被注入、融合了文化因素，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其审美价值。如果没有了那些早已融入了它们肌体风骨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文章，楼台亭阁、殿堂庙宇、碑刻雕塑、民俗风情等等，那么它们的价值、品位和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础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形成特色突出、层次分明的各级各类文化旅游产品。

（三）农民与大学生旅游。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会成为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他们的旅游以城市风光和游乐项目为主，对吃、住、行的要求不高，只求开心、新奇。和一般旅游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是旅游者，还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如果能在旅游的同时，还为他们设计一些先进农业生产的观光，农产品信息的交流，会更受他们的欢迎。大力开发农民旅游市场，设计适合他们需要的线路、项目，为他们提供耐心热情的服务，我国这样一个人数最大的群体，会逐渐成为旅游市场最大的顾客群。这不但对发展旅游业，更主要的是对提高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都有极大的意义。

（四）参与互动型旅游。人们旅游动机重要的就是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改变和解脱，释放压力，放松身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满足于旅游中单纯地看和听，要求参与互动。同时，现代社会的人即使在休闲场合也不愿作被动者，愿意做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世界旅游景点中效益最好的依次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东京的迪斯尼乐园、香港的海洋公园，三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互动。不分年龄、性别、身份、种族、肤色的人完全被那种欢乐的气氛感染，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身心得到完全的释放。这种游乐项目也许是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们释放自己最好、也是最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但有助于心理健康，甚至对一些封闭、刻板、孤僻的性格会起到很好的改变作用，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参与互动型游乐项目的原因。目前我国本土类似的旅游景点极少，且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很难满足国人这方面的需要，也是我国旅游业的一大损失。要开发此类项目，必须经严格的规划，根据我国的国情、民族性格特点，社会习俗进行设计，以求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双赢的结果。

参考文献

第6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一）凸显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由于身心发育不全、法律知识欠缺以及心理上的恐惧，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客观上需要通过法律援助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由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代表其参与诉讼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这将有利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二）健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也可以实现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

（三）切实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由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较少，生活阅历较浅，因而，自身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较弱。而法律只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而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违背了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赋予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均等的享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实现司法平等的必然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可以从刑事、民事各个方面为其提供帮助，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二、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不足

（一）立法缺失

由于犯罪行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身心危害严重，且未成年人自身缺乏防范意识，其在刑事个案中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因而，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列〔2〕。《法律援助条例》虽然将刑事案件被害人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但其规定援助的范围、阶段和程序，与一般成年被害人同等适用，未能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群体的特殊性，而且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上仅仅规定“可以”申请，没有规定强制辩护，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特殊利益的保护。

（二）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呈现单一性特点，虽然有来自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其主要来源仍是政府拨款。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模式导致法律援助资金不足，尤其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缺乏专项的法律援助基金。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办理完法律援助案件后无法拿到补贴。经费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三）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偏低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彰显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重视和保护，对于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专职、稳定且经验丰富的律师队伍是提高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质量的有力保障。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承担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大多是新加入律师队伍的年轻人。他们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很多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委托后，选派一些年轻人去办案，目的也仅仅是让他们去熟悉办案流程，培养锻炼新人。由于新加入律师行列，经验不足，相关领域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综合知识欠缺，因而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效果。

（四）救济体系不健全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包括国家补偿、公益救济以及心理救助等一系列制度。首先，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如果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也无法获得国家补偿，生活将陷入困境。其次，我国公益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单一性限制了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虽然社会上不少爱心人士在得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处境后愿意慷慨解囊，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多数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难以得到社会公益救助而身处困境。第三，我国欠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由于权利受到侵害，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往往情绪过激，不愿配合援助人员工作。如果有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疏导、心理干预加以关爱，帮助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缓解紧张、害怕等心理，那将有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心理调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而目前这方面工作还很欠缺。

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构建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在遭受犯罪侵害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强制法律援助制度，而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缺乏相关规定。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该制度，以实现司法平等。

（一）立法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需要法律援助

2013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2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这一规定给检察院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就是要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可以说，这是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改进。笔者建议，在将来的法律修改中，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并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再将《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从立法上真正确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多角度、全方位保护。

（二）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基金中划分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专项法律援助基金，专门为保证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并对需要医疗救助的被害人提供经济帮助。关于专项基金的来源，主要渠道还是应当从政府的财政中拨款，也可以鼓励爱心人士进行捐赠。

（三）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法律素质

未成年刑事案件涉及被害人的诸多隐私，因此，在办理这类型案件过程中，忽略任何细节都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这就给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从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出发，对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各方面综合素质，以适应办理该类型案件的需要。笔者建议，可以建立一支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拥有一定的辩护经验、致力于未成年人的感化与挽救、专职从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队伍，以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相结合

对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对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伸出援助之手，有益于改善其身心状况，减少与避免二次被害现象的发生。在进行法律援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济体系，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1.建立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一般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害人通常并不能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等。

2.建立社会公益救济金。在进行国家补偿的同时，可以吸收社会公益力量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有些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不少爱心人士慷慨解囊，伸出援手。然而，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只有经过媒体报道的个别被害人有机会获得来自社会的捐助，众多同样遭遇的被害人由于得不到媒体的宣传身处困境。因此，有必要设立刑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使得社会公益救助制度化、规范化。

第7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关键字：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法律交易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本质（比较之法律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准确的表述应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本质问题是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争议最大之处。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即是其合法性。其理论受苏联民法理论影响。80年代制定《民法通则》时，苏联的各种制度性影响尚存，以公法维持私法领域的秩序也成了理所当然。自然“合法性”成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所在，没有“合法性”的支撑，民事法律行为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再者从翻译上来看，传统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 ft”由“ Recht”和“gesch ft”组合而成。 其中“Recht”指法律，同时有“公平、合法”之意。这也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本质的合理性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问题

1、命名谬误

首先，命名本身在逻辑上就不成立。法律行为必定会成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一个环节加以详细的规定。做为民法理论的一个逻辑环节，法律行为是其已经包含在内的下位概念。民法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包含法律行为这个下位概念的外延之时，再于下位概念中强调上位概念的表达成分显得十分累赘也无必要。

其次，翻译问题。自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到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编纂完成乃至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有关立法和法律理论始终采用的表述是“法律行为”，台湾、澳门至今仍然如此。因此，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谈论的“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都应该是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这一术语。

2、合法性问题

首先，从理论起源上来看。萨维尼认为“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称为法律行为”，其另一概念创始人海特也赞成这种观点。这说明在理论上，学者们大多是支持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本质，而非合法性。

其次，合法性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特别在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问题上。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而合法与否是一种价值判断。同样“生效”也以合法性为标准，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成立”却是一种事实判断。那么我们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直接忽略掉了事实判断，将“成立”与“生效”混同，势必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最后，合法性不是民事主体可以判断的。民事法律行为合不合法，应当由司法机关经法定程序予以判断。在没有司法审判的情况下，普通民事主体怎样判断某一行为合不合法？

（二）立法缺陷

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之规定，除了上述“合法性”问题外，关于何种主体之私法行为可谓“民事法律行为”也值得商榷。根据《民法通则》第54条之阐述，将民事主体限定为公民和法人两种，而将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社会团体等等排除在外，实际上与现实情况完全不符。这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或者团体难道就不能为民事法律行为了么？当然不是，其进行交易、订立合同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又被认定为民事法律行为。这就出现了法律与现实的悖论。

三、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未来民法典中的构建

（一）区分“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以及广义的“法律行为”狭义的“法律行为”

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法律行为”。从其起源来看，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在《德国民法典》中的德语表述为“（recht）gesch fts hnliche Handlungen”，我们现在通常译作“准法律行为”。日本学者翻译的“Rechtsgesch ft”，现在用任何翻译软件得出的中文表达都是“法律交易”，而不是“法律行为”，用准确的汉语表达为“表意行为”。

其次，从广义上看，法律行为这一术语不仅仅指向私法领域，在许多公法领域也有法律行为的表述。所以, 除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以外, 还可能有公法上, 如行政法上和司法上的法律行为, 像判决、形成判决、强制执行、逮捕、成年宣告、监护设定等；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劳动法合同等。但是上述这些法律行为均非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更非法律交易；法律理论或法哲学意义上的广义法律行为, 现今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 也都不是民法范畴所要谈论的法律行为。此外,违法行为, 其中主要是侵权行为(不法行为)、违约行为等也都不是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关系范围内的给付障碍或积极违约行为。所有上述法律行为, 都是广义上的法律行为。①

（二）如何对待事实行为

传统民法在制度设计时，将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作为一个同等位阶的概念，对于这一制度设计，又要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产生的根源来分析。我们现在使用的“法律行为”一词是从德语“Rechtsgesch ft”一词翻译过来的，但如前所述“Rechtsgesch ft只相当于汉语的“表意行为”，如果用“表意行为”来替换“法律行为”，从德国民法理论的本意来考虑丝毫不会引起内容的变化。根据舒国滢先生的考察，德文的“Rechtsgesch ft”的准确的汉语翻译只能是“表意行为”，与事实行为处于同一位阶。与汉语“法律行为”（在即民事法律行为）相当的德文是“Rechts kt”它是“Rechtsgesch ft”的上位概念，包括表意行为和事实行为。②

（三）立法应当符合传统民法理论与逻辑

第一，显然在先前的阐述中，笔者已经明确表明在法律行为中参入合法性要素有种种不利。为了确保我国未来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运行的逻辑顺序，笔者不赞成合法性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而只能将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标准和生效要件, 以确保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有明确可辨的界限。

第二，立法者不宜将某种概念或定义当做法条使用。概念界定是学术界的工作，类似于“民事法律行为”这样在学术界具有广泛争议的命题，立法者最好考虑不使用概念性的法条加以规制。

第三，重新规划“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从命名至结构）。综合笔者先前的阐述，我人为在未来我国的《民法典》中。应抛弃“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命题，替之以“私法行为”作为专门一章。

参考文献:

第8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大学生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受到宪法、法律和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的确认和保障。从宪法精神、行政法、民法、刑法视角来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中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受教育权是大学生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学生受教育权不容侵犯,而实践中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主要生活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环境,这增大了学生侵权的可能性。当然还存在其他个体、机关等等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所以有必要对现有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问题进行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归类、分析和研究。 

一、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提出 

1.从宪法精神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一些宪法学方面的问题。如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高校应该试图提高办学水平、丰富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完善管理制度,以此来保证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近年来,由于学生维权意识不强,对侵犯受教育权概念模糊,学校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2.从行政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行政法方面的问题。高校入学资格审查、纪律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原因引发的纠纷大量出现,典型的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这起案件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侵权案件,这说明近年来行政案例越来越普遍化。 

3.从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很多民事问题。“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①。”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齐玉荃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根据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 

4.从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马加爵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类特殊人群——大学生。马加爵在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他群体适用同等刑法?这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学生在服刑的同时也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犯罪的同时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笔者认为服刑期间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应当被剥夺。 

二、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学理分析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宪法学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宪法方面的法律关系。我国宪法第46条的规定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解释力的。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实施着全方位的保障与供给,当时“国家培养青年”义务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确实落到了实处。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第46条对大学生学习权愈来愈失去了其应有的解释力和涵盖力,时至今日更是凸显了其内在矛盾性。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行政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大学生有义务遵守学校的合法的管理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人,大学生也拥有一系列的相对人权利。当高校公共权力不当介入其自由领域时,大学生有拒绝的权利;而对于高校的管理工作,大学生则有监督权、参与权;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大学生有请求的权利等。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随着高校扩招和实行缴费上学,使大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在承担相对高昂的学费的同时,其“消费者”意识开始觉醒,作为教育资源的“消费者”,大学生享有诸多的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等。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高校管理者和大学生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及对等的。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刑法关系分析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刑法关系。近年来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剧烈变化,与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形成反差,激化了学生内心的矛盾,加上大学生的这一群体自身心理特征,校园犯罪的案例呈上升趋势。作为刑法关系的双方,受害者有权利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做出相应的补偿;被告有权利提出上诉,要求律师辩护,在审判期间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宪法方面的思考 

宪法和法律应保障其救济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司法界,法院通常会认为被告虽然明显的侵害了公民的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不能通过宪法诉讼予以救济;而宪法在我国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因此法院对受教育权案件的态度通常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只有司法救济才能给宪法全力以最有力的救济。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行政法方面的思考 

行政诉讼保护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只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做扩大解释,受教育权被解释为“直接或间接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直至把受教育权遭受侵害引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的结果视为受教育权本身。这种解释非常牵强,在事件中也会遭遇法院不予受理的结果,在行政诉讼保护范围还不够全面。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民法方面的思考 

民事诉讼保护范围不够完善。因民事诉讼无权审查学校做出的公权力性质的处分行为,所以即便学生胜诉,其受教育权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同时无法追究侵犯受教育权者的行政责任。正如齐玉荃案胜诉后其家人所说:“经济赔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法院和政府能对冒名顶替者本人,以及其中的责任人、责任单位拿出一个让老百姓能接受的说法。”这类事件说明在民事诉讼保护范围方面还不够全面。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刑法方面的思考 

完善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尽管该条涉及了学生招生工作,但是对受教育权整个实现过程的保护还没做到。为了有效利用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在条件成熟时,应通过修改刑法设立专门刑名严厉打击严重侵害受教育权的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媛.大学生受教育权救济途径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 08(上). 

[2]马驰.大学生犯罪原因及对策分析.法律论文资料库.2008.10. 

[3]冯丽萍.马加爵残忍杀害四名同学被执行死刑.2004.06.17.四川新闻网. sina.com.cn 

[4]陈思静.中外高等教育史发展沿革的分流与合流.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8). 

[5]范履冰.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104. 

[6]张蔚.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浅析——以高校学生受教育权为视角.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7. 

[7]劳凯声.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2). 

[8]张嘉军.违反诉讼契约之救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01). 

第9篇：刑事法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多元统筹 法律责任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为了更好地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该出台一部专门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统一规范，各级政府可依照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法，来制定适合当地经济状况的地方政府法规。同时，农村医疗保障法必须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出现的医患纠纷，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决。此外，如果国家能够依法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纳入特定款项，可以避免资金挪用等问题，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