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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培养
学习英语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历程,当然也是一个可以不断开阔视野充实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仅要打好语言基础,而且应该培养优良的文化素质,做到学以致用,用得恰当。因此,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学习以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英语教学与学习中不可忽视的侧重点。
一、确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辞海》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具有地区差异,因此具有传播文化和道德观念,传承文化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社会标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而文化也影响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不同语言从表面看是形式的不同,即语言规律性、稳定性和脱离语境而单独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不同;就其本质来说,还是语言功能的不同,即其表现的交际意义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种差异。因而学习一种语言,必须掌握这种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单纯学习语言,是不能保证有效、无误的沟通和理解的。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应该融语言与文化及人文精神为一体,应该对英语语言所代表和负载的文化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学生文化概念的形成,引导学生形成鉴别不同文化的能力。“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就是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AwarenessorInterculturalAwareness),也称文化敏感性,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不同文化背景和因素的了解和敏感程度,是跨文化交际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1.注重英美民族文化的导入
众所周知,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英语学习理应强调英美文化的导入。在大学里,不少学校已经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有《英美国家概况》、《美国社会与文化》和《英美文学选读》等课程,对学生理解英美文化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能帮助学生更有效的使用语言。而学习者在自学过程中,也应主动发现,逐步积累,慢慢去熟悉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用所学语言传承文化和表达文化,让文化融解于语言之中。教师在英语课教学中积极的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教师在讲解“weather''''’这个词时,英语论文可有意识的举这样的例子:“weatherthestorm”(战胜暴风雨),“whileitisfineweather,mendyoursail”(修帆趁天晴),这些都是英语中的习语,学生会觉得比较有兴趣去学习和记忆,这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注意到这些习语都是和海洋及航海有关的,而且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海洋及航海有关的习语,这样就会启发学生联想已有的地理知识,顿悟原来英国是个岛国,所以英语才有这个特点。如此一来,学生无论对英国、英语还是“weather”这个词,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既学到了语言知识,又加深了对英国国家概况的了解,为跨文化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讲解翻译时,遇到“像头蠢猪”这样的话语,老师可以首先让学生自己试着去做,相信很多同学会翻译成“asstupidasadonkey”,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从字面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pig在中国人心中是好吃懒做、愚笨的代表,所以有“笨的跟猪一样”、“猪脑子”等等说法表示对猪的蔑视,然而,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对pig偏爱有加,甚至以pig做宠物,认为它们聪明、温顺、通人性,所以英语中往往用“asstupidasadonkey”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学生经历了把donkey和pig搞混的笑话,就避免了在以后的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这类尴尬。还有“Heworkslikeadog"这样的英语句子,如果学生不知道英美人士对狗钟爱有加,就会把这句话译成“他像狗一样工作”,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非常不雅,也不知是褒义还是贬义,其实这句话是对一个人工作的极大肯定。由此可见,正确的运用一门语言必须要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
在平时上课时,教师可逐步向学生介绍一些日常交际中的习惯,比如在英美国家,每日与熟人见面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寒暄,通常点头打招呼,做告别等,这被认为是最简便、礼貌的致意动作。在听报告时,中国人喜欢低头倾听,而英美人士会注视对方鼻子以上的部分,这是在表示礼貌和倾听。人们常说“出国问禁,入乡随俗”,这都是跨文化意识的体现,了解了这些有助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轻松应对,做到礼貌得体。2.重视英语变体
虽然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但随着英语全球化发展,它都带有了本土文化特点,出现众多英语变体,发展成_门体现多民族文化的语言。例如黑人英语(BlackEnglish)墨西哥英语(ChicagoEnglish)和亚洲美国英语(Asian-Americandialects)。还有社会结构引起的语言的层次变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在语言使用上是有差异的,比如ain’t是居住在美国南部的黑人的方言,如果在纽约等大都市里听到这种语言,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大都处于社会底层,遭受歧视。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应该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留学生论文英语学习是国际通用语的学习,学习者应该具备在汉语文化和汉文化之外的文化现象间进行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材中所选文章和题材涉猎广泛,其中不乏有英语变体的出现,尤其是黑人英语(BlackEnglish),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遇到这些变体时要特别提及指出,并向学生简单介绍英语中存在的各种变体,鼓励学生去接触不同变体的英语,开阔眼界,拓宽知识面。比如推荐给学生难度适宜的不同民族的英语原著,建议学生去听不同英语国家的音乐,看他们的影视作品等等,这样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才能使学生从容面对文化差异,顺利进行交际。
3.合理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
语言学家弗里斯提出,交际化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建立在本族语和外族语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强调异域文化才能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掌握异域文化,也只有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探讨,才能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认知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被渗透异域文化的同时,不能忘了对汉语文化的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工作总结不仅要结合自己所用教材内容及学生兴趣特点进行适时适量的异域文化知识扩充,还应进行文化间对比与分析,与汉语文化知识及表述方式进行比较,留给学生辨证思考的空间,不至于盲目全盘接受或否定。通过比较,让学生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习俗,相反,不管是在群体间还是个体间,跨文化交际总是两种文化接触,冲突,协调的动态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习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协调的情况下,达成谅解,尊重彼此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有效吸收外来文明,并努力把中国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语境;英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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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翻译过程,其中英语与汉语存在着诸多文化方面的差异,如果在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对彼此的文化差异重视程度不够,就会给英语文学作品的正确翻译带来障碍,直接的影响到了英语文学翻译的实效性发挥,那么反之,只有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充分的关注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并根据存在的差异巧妙的在翻译过程中,加以恰当的翻译处理,英语文学的翻译才能更具实效性,所以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能否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出现的两种语言文化所带来的差异,对于英语文学翻译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正确的把握彼此的文化差异,并且恰当的处理好由于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障碍,那么其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的准确性才值得信赖。文化因素应是英语文学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翻译中只用语言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即使翻译的没问题,在忽略了英汉文化差异情况下,也很难让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让其直接理解语言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让其理解语言背后具有迥异文化元素的内在含义,只有突破这种文化的障碍才能真正的翻译出好的英语文学作品。
二、英语文学翻译过程中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1.认识作品的体裁,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英语文学的翻译与其文学体裁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文学体裁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不相同的,针对不同体裁的独有特点,根据源语言与翻译目的语言特点之间的差异性特征,熟练的运用这些语言存在的特征,才能真正把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更加完美,体现出不同体裁作品的不同风格。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文学体裁的差异不等于其文化内涵与文化元素也存在着多大的差别,如针对科技内容英语文章的翻译,其蕴含的文化元素就相对较少,因此,对这一类文章的翻译,就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而针对小说、话剧的英语文学体裁文章的翻译,则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考虑其文化的元素而进行翻译,其作品翻译出来一定让人感到枯燥和乏味,而失去了作品独有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其文体的差异,根据不同文体所具有的自身文化差异,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翻译出好的文学作品。
2.运用动态对等的方式来正确处理其文化间的差异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要把整篇的文章完整的翻译出来,使这个文章的内容全面、具体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把原有的英文内容用汉语的内容完整的表达出来,使英文所表达的含义运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来。但是,我们要看到英语的语言与汉语的语言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充分的了解,翻译时还要学会运用动态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等翻译是指将英语原文中不同的单词或者词组翻译出与之对等的汉语的表达意思,而在实际的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单纯的运用僵化的对等翻译方式来对等翻译彼此相应的意思,则其翻译的意思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偏差,翻译的结果往往不正确。动态对等翻译的含义则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将词语的翻译进行对等翻译,也要将语法的翻译进行对等翻译,并且在其翻译的过程中,其体裁的特征也要彼此的对等相应,在翻译中,我们要充分的考虑这几方面的问题,让所翻译的作品尽量的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与风格。
正是由于英语语言在世界文化范围内基本成为了一种通用语(LingualFranca),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当做成一种与外界沟通的媒介[5],所以人们对于英语实用性的需求才越来越大。虽然英语作为通用语种被人们所使用,但当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被使用时,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色,正如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在不同英语语言使用国家对于cheers的不同使用方式。因此,在英语教学中,盲目地对文化进行介绍或教学是不可取的。文化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通过英语语言了解目标文化与自身所在文化的差异性,真正意识到英语语言在其中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功能。因此,教师要尽可能地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突出英语作为通用语传递信息的功能,激发学生对于差异性探索的热情,而并非强调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或是一门课程进行学习。这里所谈的可以接受的范围,指的是英语教学中不必完全被英语语言规则所束缚而导致其失去了真正进行信息交流的作用,例如在英语教学中过多地强调语法与拼读的准确性、过多地纠正或是死记硬背的方法等,只会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排斥性。Baker曾在泰国对几个泰国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泰国学生在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交流时,其使用方式不同于其使用泰语的方式。这个结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泰语与英文具有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且使用国家也有地域文化差异,这都可能导致泰国学生在使用英语时改变其固有的使用泰语的方式。然而,即使研究也表明,英语语言系统与文化都对泰国学生交流方式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英语中的语言习惯并没有在这些泰国学生交流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时,既脱离了泰语的思维束缚,同时也没有被英语语言中的规则所禁锢。泰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甚至会利用英语语言规则并结合自己的交流需求进行调整来达到他们的交流目的。这同ScollonR.和ScollonS.W.得出的结论相似:外语学了可以作为文化沟通的媒介外,同时还要满足使用者个人不同的使用目的,这其实也就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之一。
2跨文化英语教学
跨文化英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既包括培养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使用语言能力外,还强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种能力可使学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能将英语语言看做是信息传递的媒介,将英语当做工具来使用,融合目标文化与自己所在国家文化。目前很多学生在英语学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掌握更多的词汇或是学习语法规则上,这都是老师在英语教学中不恰当的引导所导致的。英语教学中,知识通常被大量地灌输,但学生缺乏在真实环境中使用的机会,使得在课堂学习的大部分知识被白白浪费掉。跨文化英语教学法的实施,不仅能使学生了解英语词汇或语法的正确使用环境与规则,而且可以在考试中作为联想记忆法的依据,使学生快速回忆词组或语法的正确使用法则。但是包括Valdes在内的一部分教学研究者一直质疑在英语教学中植入文化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与语言不分家,语言教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化元素进行讲解。其实,语言教学中文化的教学部分远远不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国内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语,但仍要在中小学开设语文课程来提高学生对于祖国文化的了解。英语教学中的教科书,许多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有些甚至出现了在英语语言中都不常出现的用法,完全失去文化的真实性。最近Kramsch的一项研究同样也证明了在教学中对文化进行教学或有意识地将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Kramsch在其研究中分析了运用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LanguageTeachingMethod)和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TeachingMethod)的效果。两个课堂虽都很好地利用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课堂讨论以及角色扮演活动等,增加学生对语言进行练习的机会。但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语法准确性或是教科书中语言点的讨论,丝毫没有对教科书中文章真正要表达的文化意义感兴趣,仅仅局限在学习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教学效果使得教科书中精心挑选的课文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即使语言教学中确实存在文化的因素,但对文化进行明确的教学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跳出语言的束缚,将语言真正地当做信息传递与交换的工具。当学生在看待英语语言时,能够从单纯地把它当做是一门课程转变到把其当做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媒介,英语教学也应该会变得更容易进行。Kramsch还提出,跨文化语言教学(InterculturalLanguageTeaching)是交际语言教学的升华,但似乎两者其实并没有先后顺序,教学中植入文化甚至可以说促进了交际教学法的实施。
3课堂教学实例分析
这里要介绍的实例是澳大利亚悉尼TESOL专业(对外英语教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如何成功地将中西方文化元素融入教学中,使课堂气氛变得融洽活跃。特别要声明的一点是,以此课堂教学作为实例分析,主要是鉴于其对于我国国内高校英语教学启发的特殊性。在TESOL专业,中国学生较多,与国内高校英语学习者相似,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学习与使用。虽然与国内中学课堂还是有所区别,例如,授课教师母语为英语,班级中会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具有文化差异的同学,这些条件都更适合对于跨文化语言教学法的施行。但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模式是可以被用来借鉴的。在教学案例中,教师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然后要求每个小组对两段典型的分别为澳洲以及中国小朋友设计的寓言故事进行讨论。小组先进行组内讨论,之后再进行组间讨论。澳洲的故事以袋熊(wombat;澳洲特有的动物)自我成长的故事为主线,而中国的故事是以3只小猪如何从不听话的小猪变成听妈妈话的乖巧3兄弟的故事为主线。故事显著的区别激发了学生们很高的热情,课堂上,很多中国学生都踊跃发言,从不同角度解读故事背后所蕴涵的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包括澳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孝道。中国学生在讨论中使用英语进行表达时,语法错误仍然很多,口语表达也不是很流利,但教师没有刻意去纠正所有的错误,而是以抓住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为主。由于有故事情节作为参照,虽然老师不会过多纠正语言上的错误,但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不少中国学生能够根据寓言材料,自发对出错的语句进行修改。讨论之后,老师才开始对寓言中的一般现在时用法进行归纳。新鲜的文化差异能够激发学生对于英语文化的探索,其中的过程便是学生进行自主性英语学习的过程,这比教师苦口婆心反复重复语言点效果要好得多。这样的教学模式成功地在不降低英语语言学习效果的前提下,将英语课程转型为文化差异性讨论。在课程内容上,也更符合大学生的口味。
4结语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教育;英语教学;文化意识
0.引言
英语教学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健全人格、文化知识和意识等的全面素质教育,了解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能力、增强全球意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际能力的培养必须处理好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充分认识文化差异,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而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教学中,通过扩大学生了解异国文化的知识范围,来提高他们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1.文化、语言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问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的、辩证的。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青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由于英汉两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各有其特点,形成了承载两种文化的英汉语青的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对英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跨文化交际理论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面,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文化所隐蔽的部分大大甚于所揭示的部分。就英语社会文化米说,它是西方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沉淀;是英语民族哲学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社会方式的集台;是西方政治、教育、修养、文学、艺术、语言、思维等的总和。它涉及到英语民族社会文化一切领域,就连英语民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也无不打上其文化的烙印。偌大的英语民族文化系统岂是中国人几年、十几年,在脱离社会语境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语言学习所能完全习得的!况且大部分文化是隐蔽的,而“隐蔽文化是动态的,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旧的隐蔽文化被揭示,新的隐蔽文化又等待人们去探险”…。英语社会文化如同所有的民族文化一样是个永远采掘不完的矿藏。这就是说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总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目的语文化缺失。这种文化缺失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中国式英语,故英语教学中减少学生中国式英语的唯一途径是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进行相关的文化导入。
英语语言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等有形的东西只构成了语言的物质外壳,在物质外壳后隐藏着极其丰富的英语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了解英语语言的字面意义,而且不能忽视它们的社会文化意义,力求在字面上及文化内涵方面忠实于英语语言,使学生能更深层地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共性及个性,从而完成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思想、意识、观念等都是文化的反映,英语语言的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人文景观等各种文化因素会间接地影响英语语义。因此,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育非常重要。要掌握两种语言,必须掌握两种文化。跨越目的语国家的文化障碍,才能做到交际的得体与妥当,才能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2.英语教学中强化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2.1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人们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只要会语言,对文化的理解可以凭常识和习惯去解决,从而忽视了跨文化教育。不可否认,文化偶合的现象是存在的,如英语中DoinRomeastheRomansdo(入乡随俗),AslfmanSOWS,SOshallhereap(种瓜得瓜,种豆得豆),Strikingwhiletheironishot(趁热打铁)等等与汉语的理解基本相同,但完全用汉语的习惯去理解外语经常会出现歧义。如英语中的Betterbetheheadofadogthanthetailofalion.而汉语中却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鸡头凤尾对狗头狮尾,这种借喻事物上是有差别的。也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就是加强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这仅仅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基础,而它不是全部。不同的交际对象,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同~个思想的表述方式是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英语学习中,语言失误容易被对方谅解,而语用失误、文化误解往往会造成交际失败因此,在强调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必须提高语用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2.2强化文化意识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内涵就不可能真正习得语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难以学好语言。离开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结果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targetculture),我们就很难理解某些词语项目的意义。比如Youcannotgo()tittonight,itisrail1ingcatsanddogs.这一习语来自于北欧神话。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的主神是奥丁(Odil),狗(dog)和i良(wolf)象征“风”,猫(cat)象征“雨”,所以catsand dogs就象征“狂风暴雨”。再比如对颜色的理解,乍一·看,“lIItepic—tHre,theblue—eyell0y,Io begreen e.yed,gl’eeIihand.I11theblack,graymare,GreatCaesar等渊是很让人费解的,各自对应的译法分别是“黄、红人、嫉妒、没经验的人、不欠债、母老虎、天哪”。如果只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上,恐怕是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些词组的。
3.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育的体现
3.1语篇中的跨文化教育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中有着丰富的篇章材料,包涵了许多跨文化因素,这为开展跨文化教育创造了条件。比如在BookTow,UnitThreeRichMeetingHisFutureMother—inlaw中,……Andthenhealso made the mistake ofdirnkingnotone buttwofrosted glassesfull,whileeverybody elsehad a half—inch“justfortaste”.ButthewonthappenedwhenRichcriticizedmymother’Scookin—AsistheChi—nesecook’scustom,my motheralwaysmade negativeremarksaboutherowncooking.这充分展示了中西方文化、习俗的差异。中国人不善于接受直接的表扬,对于自己感觉应该受到表扬的方面,往往采取谦虚的、否定的态度去评述,而西方人正好相反。所以要真正和不同种族文化的人进行成功的交流,不仅要掌握足够的语言知识,还要了解一些不同种族国家的风俗、文化、宗教等知识。
另外,西方人非常注重主题句的明确设定,并且通常把它置于句首,这是由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的作用,突出主观见解,强调主观对客观的判断和态度。英语段落往往先在语篇的开始就直接点题,态度明确,观点清晰,主题突出,其后内容按直线展开,层层深入,辅助句紧扣中心思想。段落的直线性发展围绕主题展开先陈述中心思想,后分点论证说明,使主题句的内容展开。例如: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One课文It’Sasatisfyinglife.too.InthesummerwecanoeOilthefiver,gopicnickinginthewoodsandtakelongbicyclelides.Inthewinterweskiandskate.Wegetexcited aboutsnnsets.We love the smelloftheearth warmingandtheSO1I11(]ofcattleowing.W ewatchforhawksintheskyanddeeriuthecornifelds.第一句话是主题句,在围绕中心思想论述的过程中,内容有序衔接,陈述顺其自然,条理清晰,层层推进,向纵深或高峰发展,具有流动感。汉语的段落设定与英语不同,汉语思维认为万物相生相克,且均有联系,其思维模式呈螺旋型,语篇的开始往往是从很远的卡¨关的外围问题人手,陈述观点的手法委婉曲折。段落语言倾向于围绕主题进行螺旋式重复。
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针对篇章的布局把西方的文化传授给学生,这样有助于学生准确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和篇章结构,更好地理解文章,将促进阅读及写作能力的提高。
3.2词汇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构素,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支柱,必然最突出、最广泛地反映文化差异。英汉同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特有的语言体系与建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王佐良先生曾说过:“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到许多联想的意义。”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词义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大相径庭。
在最普通的词汇教学中,也有跨文化教育的空间。词汇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词汇本身的产生、消亡和新陈代谢,提供了有关文化发展的信息。同时,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化意识会影响词汇意义。比如中英两国人都有养狗(dog)的习惯,但对狗有不同的传统看法。在西方,狗是可爱的宠物,人类忠实可靠的朋友,甚至用狗来昵称,如:Heisaluckydog(他是个幸运儿),acleverdog(聪明的小孩子),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topdogs(最重要的人)。而在中国,狗常用来看家护院,多用来比喻受奴役的人或坏人坏事,有一定的贬义,如:狗仗人势、走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眼看人低等。再如中国人历来把“龙”dragon视为“吉祥”和“权力”的象征,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的皇帝象征,炎黄子孙都骄傲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我们的语言里就有了“龙飞风舞”、“龙凤吉祥”、“龙马精神”、“望予成龙”等成语,然而,在西方的文化中,“龙”dragol1却是(1)fabulouscrea一ture like a crocodile orsnake,often with wings andclaWS,ableto breatheoutfire,often otaMing atrea—SUre;(2)fie!-cepe/’son。是被看作是穷凶极恶的怪兽(monster),在俗浯中还被认为是“凶狠的人”(aiferceperso。如果我们对一位英国朋友说:“IwishyourSon tobeadragon.”他会高兴吗?这样的词汇比比皆是,敦师应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
英汉用词存在着具体性与慨括性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即产生了英汉对事物的定义不同,从而用词出现不同的倾向。林洳吕和李曼珏(1999,407)认为“汉语多表示种概念的词,而英语多表示属概念的词。”。英语偏好用属概念的词,即特指,用词具体细腻;汉语偏好种概念的词,即泛指,用词概念模糊。如在汉语中“惊吓”是个种概念词,其中可分为惊恐、惊慌、惊奇、惊愕、惊吓、恫吓、威吓等,英语中有“frighten,scare,startle,alarm,ter.rifv,intimidate,COW,bully,awe,amaze,astonish,astound,dumbfound,surpirse”等属概念的词,这些词的使用既简洁准确又富于变化。而汉语往往趋于泛指,在“惊吓”的前面加副词修饰,这样就导致学生在英文写作时往往总是重复中心词“惊吓”。教师若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英语用词的文化特点,那么在句子表达方面学生就会避免用词的单调和重复。
3.3语法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
有学者们认为中西方存在“心理时空”和“自然时空”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心理时空,思维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而西方人思维讲究秩序、思维系统化。表现在语法上,即是英语的句子在人称、数量、时态、语态、情态受制于时空,要与形式一致,而在汉语中语言形式要求并不严谨。
例如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一册UnitTwo翻译作业中“离开旧街区和那里的朋友们已经有好几年了0(IthasbeenBcoupleofyearssinceIleftmyoldneighborhoodandallthefirendsIhadthere.)”学生很自然地会写出“IhaveletfmyoldneighborhoodandallthefriendsIhad thereforacoupleofyears.”
又如“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Shehascomeherefol-threeyeam.”“她已经来这里三年了”。
在讲解这样的内容时,老师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buy,go,come,leave,arrive”等动词不能跟表达一段时问的时间状语连用。汉语句子不产生时空的矛盾,但按英语的时空观,上面的动词是表示一时性动作的瞬问动词,它们跟的时问都是一段时间,二者难以协凋。
此外,英语是主语显著,而汉语是主题显著。许余龙(1999,I12—125)认为:形合的英语是主语显著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主题往往就是句子的主语;而意合的汉语是主题显著的浯言(topic—prom!nent),其主题往往并非是句子的主语。如“夏天很难保藏食品。”(Itisdilflcuhtopre.sel-veif}o,{insummer.)这是个主题句,按照汉语的思维模式,“夏天”是主题,后面的是评注,即说明主题怎么样,那么受汉语影响学生们就会翻泽成“Summerisdiifculttopreservefood”,其实英语的主语是“保藏食品”,“夏天”只是时间状语。英语句子结构多为重心在前,句式呈直线性,即:开门见山,以主——谓——宾(SVO)为核心,首先安排主要内容,然后借助于连词、短语、从句进行扩展,使句子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汉语句子重心在后,句子习惯于在开头从侧面说明外围环境,最后点出最重要的信息,句式呈螺旋型,即:先交代旁支末节,诸如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等等,层层铺开,然后点题。教师在教学中多导入目的语文化,学生将能更好地掌握句子的表达方法,以至于更好地理解句意。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一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
: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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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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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研究性学习的整个过程应该紧密结合研究性学习的开放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特点,正确处理好它与学科常规教学、兴趣小组、学校常规管理以及教师负担之间的关系,因此,优化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可以提高研究性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一)研究性学习强调自求自得
古代教育家就特别强调学习的“自求”“自得”。
学习必得从师。孟子说:“孟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深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这段话深刻阐明了“自得”之效。宋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也说过类似的话:“须是自求,已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经学理屈·义理》)他从学生求知心理这一角度,阐明了自求自得必致意趣横溢,成为永久不衰的学习动力。当今的青年学生,其自尊心、自信心已逐步形成,对于自己的认识能力亦渐趋自信。在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的前提下,希冀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获取知识,他们既有依赖性,又有独立性。因此,老师有必要因势利导,小心诱掖,培养其自求自得的能力。明确了学生的学重在自求自得的道理,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大可革除以教师自我为中心的陈规陋习,开创研究性学习的新天地。
(二)研究性学习强调功在自习
课堂讲授,无疑是进行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但教师的讲授毕竟只是从外部灌输信息,学生接受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再则,教师的讲授只能起“领路”的作用,而万里征途必须靠学生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迈。因此,如果只讲不习,知识便无以转化为能力,正如曾子所言:“传不习乎?”清代颜元在《总论诸儒讲学》中也说:“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既在培养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能力,而能力只能在实践中形成。功在于习,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巩固已得知识;二是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四是从看到的学习成果中倍添兴趣,激发求知欲。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此类熟能生巧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个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当然,功在于习,也不能乱来一气,乱练一通,应有通盘的谋划,要能体现出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序列来。正如《学记》所言:“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力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懂得了学生的学功在于习的道理,我们在教学中大可革除一讲到底、越俎代庖的陈规陋习,开创讲练结合,知识能力齐长进的新天地。
(三)研究性学习强调寓知于趣
兴趣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极其活跃的催化剂。大凡做教师的常常过于强调学习的艰巨性和恒久性,喜欢用“铁杵磨针”“闻鸡起舞”等故事来启发学生刻苦攻读。而不大关心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甚至还会有意无意的泼点冷水。诚然,学习本身的确是一件苦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无所成;嬉笑取闹,高枕以对,亦难进益。然而,倘若学生真的愁眉苦脸,忧心忡忡,恐怕也难学出个名堂。因为心灰意懒,人处厌倦状态,他的竞技力是很差的,思维力受到阻遏,注意力也很难集中,记忆力也会退避三舍。因此,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只有寓认知于趣味之中,则学习的劲头才会经久不衰,学习的成果才会硕大事盛。明白了学生的学必寓趣味之中的道理,我们在教学中大可革除死气沉沉、板板六十四的陈规陋习,开创生动活泼的新天地。
(四)研究性学习强调教学相长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早已富含这种主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后生可畏,焉知者来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教学相长是建立在师生平等观的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要求摒弃师道尊严。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绝不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孔子敢于当学生的面承认自己的无知,认为自己与常人有所不同的只是好学与诲人的精神。《孟子·公孙丑上》载有:“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事实上,“教不倦”实以“学不厌”为前提。因此,教学相长要求教师首先要“以教人者教己”(陶行知语),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
研究性学习要求师生通过教学相互启发,提高为学的兴趣,以期在无涯的学海中并肩有所收获,这也可视为教学的最高境界。
二、关于研究性学习的拟题的优化
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要进行一些课题、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我们常说“题好一半文”,同样,课题拟得好,则会有利于论文的选材和写作。因此,拟题过程中,同学们一定要在量力性原则下敢于探索,不拘一格,要把题定得集中,缩小覆盖面,切忌空泛,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综合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不是某些学科特定的知识,而是着眼于研究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使得研究性学习内容极具开放性。为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这体现了研究性学习的综合性,研究性学习应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尊重每个学生的选择,重视学生整体的发展。不能把研究性学习等同于科学研究、科技活动,也不能把研究性学习引向狭隘的单科知识问题的探讨,变成新的知识点的记忆。如《怎样提高写作水平》《怎样提高阅读能力》之类的单学科、浅层次、知识强化型的简单延伸。研究性学习是全方面的综合性学习,拟定课题应该充分体现其学习内容的综合性,打破学科限制。如《中式与西式早餐的比较》《电动小船的原理及制作》等课题不仅仅涉及营养学、物理学等知识,还涉及人文、历史学、社会学的知识、道理以及电工、木工等手工制作等。
(二)实践性原则
研究性学习在重视书本学习的同时,更强调书本的学习必须服务于生活的学习,有着鲜明的实践体验、探索感悟的求知特点,因此拟定研究性学习课题必须注意实践性。注重实践性,不仅要求课题的研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充分动手、动脑、动口,使学生真正行动起来,在亲身体验中产生积极的情感,激发探索欲望,更重要的是要能使学生走向生活。因此,我们拟定了如《街道广告的调查研究》《南丰镇街道文化设施探究》《南丰地区方言状况研究》等,打破了“死读书”的老传统,使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感受生活,学习生活,研究生活,发掘出生活的意蕴。
(三)针对性原则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和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和方法上是有层次差异和类型区别的,因而拟定课题一定要切合实际,有针对性。首先,课题要切合中学生的知识水准、能力水平和生活经验。中学生的知识尚未形成系统,分析、综合、实践的研究能力和思维水平有限,科学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还比较淡薄,这就要求课题应重视亲身体验而非理论研究,重视由兴趣出发的自觉性而非无兴趣的强制性,比如《青少年近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关于教师可爱度的研究》等。其次,课题要充分考虑学校条件和现有的学习资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其有效负载能力。比如,对于普通农村中学来说,《航天测量与数学》《现代兵器研究》等课题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在图书资料匮乏、信息网络不健全的学校进行诸如《金庸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课题更是无从下手。第三,还要注重学校以外的社区环境、社区资源,从而形成有地区特点的学习内容。如《南丰河道污染调查》《WTO与华夏第一钢村——永联的发展》《张家港市金陵体育器材面临的挑战》等课题,充分挖掘了农村中学现有的资源,开展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研究性学习,使学习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
(四)自主性原则
在研究性学习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兴趣,自主选择研究性课题,选题、收集资料、撰写报告、展示成果等整个过程都由学生自己作出判断,教师只起宏观调控、指导作用。这种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更能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当然,由于学生的年龄特点、心智水平的限制,这种自主性如果不加以指导,就有可能演变成随意性,或幼稚而缺少实际价值,或期望值过高而失去可操作性,所以拟题的自主性应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由学生自主确定研究范围或研究课题。这样,课题融入了学生个人的倾向,有利于个性发挥,使学习真正走向富于创新精神的主动学习。例如《初一新生学习习惯的调查》《中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南丰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报告》等;还有涉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如《家居装潢的污染问题调查》《南丰镇文化建设探究》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对大自然的茫然无知,到渐渐有所了解,艺术家的视野开始回归了人本身,此时的艺术在弗洛伊德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看到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位一体,让艺术家更注重发现人、理解人、诠释人。而此时的文学,“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封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西方早期的绘画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美术开始,古希腊与古罗马出现了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古希腊的古风瓶画是实用工艺的杰出创造,而古罗马绘画的色彩更加艳丽,其壁画、肖像画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绘画同样经历了一个“写实性”的发展过程。《人物御龙帛画》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了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是早期美术作品的主要功能。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大多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当作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