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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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第2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国内外的女性产品研究将洞察女性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分析性别差异导致的产品设计语言以及女性身份角色的转换作为研究重点，不断丰富女性产品的设计内容。在国内厨电行业，依靠现行技术的充分发展，功能上的要求基本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程度，各个厂家都有了各自的特色，但产品在人群定位上没有特别的区分，差异化效果较小，而国外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厨电定制类产品，相信很快就会影响到国内厨电市场。

2提出问题

如何以满足女性情感需求为目的，利用情感化设计理论指导厨电产品的设计输出，寻求用户群体及产品的差异化，将成为厨电产品设计的新方向。情感化设计与厨电产品的概述如下。

2.1情感化设计理论概述

（1）情感产生的三个因素。

①认知因素：经验回忆和对当前生理和刺激因素的解释评价。

②刺激因素：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外部刺激。③生理因素：内部器官及骨骼肌肉的变化所制约的因素。

（2）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发展。基于情感体验产生出的情感化设计，目的是在内心情感和精神需要的设计理念下，创造出令人愉悦感动的产品。其理论发展有三个典型代表。

①PieterM•A•Desmet的非口述情感测量工具，提出产品提供给用户情感体验的三种层次：美学、意义和情感层次。

②感性工学：通过分析人的感性来设计产品，依据人的喜好来制造产品，主要方法有语义差异法、KJ法等。

③唐纳德•A•诺曼教授提出的情感化设计的三种层次：本能、行为和反思层次。

2.2厨电产品的功能用途与分类

（1）厨电的定义以及特征。厨电是厨房电器的简称，指的是专供家庭厨房使用的一类家用电器。厨电产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厨房电器作为整体厨房的嵌入式部品，越来越趋向风格与功能形式的一体化（例如欧式、中式）。

（2）厨电产品的分类。按阶段用途分为五类：食物前期处理（如洗菜机、和面机）、食物制备过程中（如酸奶生成器、榨汁机）、特定烹饪方式（电炒锅、电炸锅）、食物储备类（电冰箱、消毒碗柜）、厨房清洁类（洗碗机、电热水器）。

3女性厨电情感化设计准则

产品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化设计要求，一定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特性之上的，结合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即本能层面、行为层面、反思层面，提出女性厨电产品设计特性必须符合安全、适配、怡情三方面的设计准则。

（1）安全性：产品固有的材料、结构，使用方式特性上，要充分照顾到用户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全，给设计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

（2）适配性：也就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与使用者操作习惯、整体环境、感官效果的契合度。

（3）怡情性：由于女性从女儿、学生、工作者、妻子到母亲角色的不停转变，导致厨房在不同女性心理的功用各不同，无论需求是哪一点，产品须做到的是尽可能突显女性产品语义，这有助于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的情感认同。

4解决问题，融入想法

（1）受众情感影响因素。从女性符号的表达角度，通过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社会收入、购买决策等方面分析女性不同需求的特点。

（2）功能上的兼容要求。产品的实用功能是实现产品价值的基础，功能设计也是最直接的设计手段，但不能刻意的去堆砌功能，要在确保功能有效性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女性操作习惯的特点，添置或消减功能特性的安排。

（3）视觉、材料的运用。产品外观需要考虑避免大、笨、粗、廉价的视觉印象，还需一改长久以男性视角出发的厨电设计误区，在色彩、形态方面可以考虑选用不落俗的粉紫、圆润的曲面和倒角、局部金钻元素的点缀等。材料的选择必须考虑产品易清洁的问题，遵循安全性准则同时需要特别注意手感与反馈度，且环保无毒害。

（4）环境的影响。宏观下考虑中外文化的影响以及时尚风潮的侵入，微观下把握厨房环境的整体融入；巧妙转化适合中国女性的厨电产品设计元素，尽量做到搭配合理以产生情感共鸣。

第3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家庭伦理剧，人性特点；原型理论，符号标签

一、文化与电视剧

美国学者A・克罗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涵义：(1)文化包括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模式。(2)模式不管是外观还是内涵，皆由后天学习而得，学习的方式是通过认识构造的“符号系统”。(3)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模式物化体现于人工制品中，因为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4)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依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5)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产物的结果。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作为我们生产、生活、思想、行为的内在精神骨架，从政治、道德、伦理、审美乃至哲学的诸多层面渗透、积淀、泛化在我们身上；它将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信仰、道德评判、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等。随着信息化生活的活跃，而文化也随之空前繁荣起来。

电视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同时也是在电视传播的高度参与下所形成的新型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尽管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但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却包罗万象，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而电视剧是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艺术作品和神话创造、个人表现与计划生产、神圣的和亵渎的混合体。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它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方便快捷的消费故事方式，也是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在我们的文化传承方面占据相当独特的重要历史地位。

二、家庭伦理剧、女性符号标签与原型理论

家庭伦理剧最早定义为family melodrama，这个类型的电视剧大多处理伦常关系以及日常家庭的人际关系等等。最初的家庭伦理剧被称为女人戏、哭泣剧或催泪剧，因为很多人觉得家庭与女性以及各种情感密不可分，便采用女性主义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非常重视情节，而且情节紧凑(stong plot)，不会松散(loose plot)，也不会采用缀段式、因果关系不明显的叙事方式。第二，以人物为中心展开情节，最终达到情节和人物的两相结合。

家庭伦理剧凸显了女性角色，并且彰显了一些主流价值观下的女性心理，比如《春风秋雨》中黑人女主角受到歧视所反射的社会民族问题；《苦雨恋春风》中触及的家长父权制使欲望压抑的家庭教育问题；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剧本。

事实上，家庭伦理剧一方面为大众生活提供生活的真实演绎，带给大家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源泉滋养；另一方面又集中反映了大众的生活模式和生活婚姻问题，生产了一种大众文化。作为最现代的信息载体和最直接的触摸婚姻家庭的信息传播方式，它便成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和个体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女性的婚恋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家庭伦理剧是最具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婚姻家庭的智慧面具，是存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性的叙述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幻想、情感和欲望等而组成的一种凝聚物。具有社会文化功能，它包含了某种象征、形象和主题，向我们透漏了婚姻家庭中某些特定人们普遍关切和特别重视的价值、秩序和问题。每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对应着某种心理原型。要想了解当今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婚姻模式以及婚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观察思索这些电视剧。例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家庭暴力，《爱了，散了》中的无性婚姻，《我们俩的婚姻》中对家庭交流方式的思索等等。还有王海钨的婚姻三部曲，几乎涵盖了整个婚姻伦理剧的叙事结构和类型。她用一种“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手法，对婚姻这个最新鲜也最陈旧、最温馨也最惨痛、最丰富也最乏味、最给人安定感也最折磨人的话题进行了深度的审视和质疑。《牵手》的第三者插足模式，《中国式离婚》的女主人公性格失衡造成婚姻破裂的模式，《新结婚时代》展现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错位婚姻，把现代婚姻放到了城市、农村两个截然不同并且互相冲突的大背景中进行了一次现实的探讨。这些都具有了广阔的背景空间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女性贴上了一种标签和符号，有青春玉女型、贤妻良母型、无私奉献型、独立自我型、邪恶欲望型、温柔善良型、嫉妒精明型等等定位，观众和媒体对这些伦理剧所反映出的家庭和婚姻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剧本本身的关注。

这些剧本所塑造的形象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几分虚拟超脱的成分，然而期间所能体会的种种思想和理念却是不容忽视的。不同形象的代表虽然有些许的夸大，却也不失为一种女性自我的内心呐喊，其实爱情于一个女人有着无法言说的意义。女性的心理素质本身就是最显著的情感型，她要比一般的男子更懂得爱。记得冰心也说过：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去用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女人是为爱而生的，爱是女性生命的内核，生命是她们爱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女性在接触了种种女性角色之后或许也明白这种爱也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它的不可多得，因为追寻它的艰难，因为一切的不可确定，便出现了形形的女人，有些开始包裹坚强的外壳去追寻爱之外的所获，有些人开始用尽各种方式倾尽所有的智慧去寻爱，有些人干脆用自己梦幻的思维去缔造爱的童话，有些人甚至为爱丧失了最起码的做人原则，这期间的种种或许并不能丢弃爱的影响。爱于女人的价值和意义又有谁可以亵渎。而观众在欣赏剧本时有一种同感的触动，都喜欢去寻找自己的符号标签，而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

通过剧本描述的女性形象和所展现的对待女人的态度以及女性看待这些形象时所表现的种种思考，其实是人们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荣格认为，它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原型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他们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感觉到。原型赋予某些心理内容以其独特的形式，具有一种与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符合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由于集体无意识具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因此他就组成了一种超个人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且会在无意识和意识的层面上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用荣格的这种理论分析，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模式观念不管升华到科学、哲学还是伦理道德的角度都必然能回溯到一种或几种原型。家庭伦理剧的演绎也只是其原型观念的不同表现，是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原型观念应用到生活现实的结果。因此这种电视 剧便用一种符合的形式向历史和文化注入一种心理化的自我和人格色彩，对于知识女性的自我角色认同和归因以及形象模拟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象征性引导，但也蕴涵着一些潜意识的成分，也可以破译这种现实人物和原型人物之间某种意识契合的心理现实。

三、人的本性与意识基础

在谈及家庭伦理剧追溯的原型对知识女性婚恋观有意识无意识影响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下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的特点也构成了这种原型动力性影响的前提基础。何谓人性?“核桃性捶打吃”或者“响鼓不用重锤”?其实整体来把握人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就是生物性，要有求生的欲望和存活的前提，自然也在不断消耗着能量，同时还是趋利避害的，还时常表现出某种情绪反应。人类生物性的满足在人类日趋成熟的价值观、道德观掩盖下变成了一种隐藏式的替代性满足，这种情绪的发泄和欲望的彰显、满足变成了一种最原始的驱动力，而这一切为家庭伦理剧的演绎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潜意识的推动有利于意识的接受。

再者就是社会性，人与人行为之间是互相学习的，存在参照性的特点，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交换取得一种自我意识，即有互动性。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也正因为这交流受到制约，他们取得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体验，比如道德感、美感、理智感等等。从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种交互式的学习、模仿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是一种相互重塑的过程，集体重塑你，你也在重塑着集体。

第三是思维性，包括能动性、意识性、主观性和智力创造性。对一些经验的所得、行为的体验以及价值文化的构建最终形成一种自我的认知模式，进而指导自我的现实生活。最后就是整合性，对待各种变化进行整合统整，以此调节、应对各种刺激来指导生活。

人性的这一切特点形式为文化构建和自我认知整合奠定了一定的意识基础。这也要求在剧本的创造过程中深刻地构建着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和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规范。对于知识女性而言，这种电视剧中所创造的种种女性形象似乎很多还是被妖艳化的、性感化的欲望客体，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观赏符合或者是被人们心中美化了的爱神，抑或是被丑陋化了的魔鬼。这也是人性价值评判的一种重新演绎。这种角色的认同似乎还存在一定的偏颇，让知识女性的思索更多了些复杂的成分。

一部分知识女性同时也认为，电视剧所构建的社会真实并不能完全的反映女性的真实生存。那种情感伦理剧中所展现的“做善良女人最好”的演绎模式，遮蔽了社会中所存在的诸如成为男性消费品、乐品而获得某种地位身份的社会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家庭伦理剧的巨大影响力将“决定并直接影响我们如何认识自己以及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像女人一样’行动”。正如塔奇罗指出的：“大众媒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主导社会价值标准。它们所关心的不是社会的真实情况，而是其‘象征性的表现’，是人们如何看待它本身。”“媒介通过不在场、谴责或者浅薄化而把妇女们‘象征性地歼灭’了。”这种“妇女象征性的歼灭”进一步确定了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性别角色，从而有助于再生产与传统性别角色的文化陈规相一致的女性形象。似乎知识女性很容易透析到这样的事实。

第4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儿时的不平等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她不仅成为西方女性文学评论的理论先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娴熟运用手中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伍尔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然而，伍尔夫感慨道，这样一间独立的书房对于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简·奥斯丁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种藏藏掖掖、时断时续的状态下完成。

伍尔夫认为，要使女性自由创作，充分展露其才华，除 了自己的一间房，还得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只有这样双性同体，女性才有可能四处行走，置身于广阔的生活天地中，获取更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阅历。而不是像简·奥斯丁那样足不出户，因此她的生活阅历和活动空间决定了她的小说只能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让伍尔夫倍觉惋惜的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镑售出了她的几本小说的版权”，【1】 除了缺少人际交往和人生经验，生活拮据也是她不得以廉价出让的原因之一。所以伍尔夫设想，如果夏洛蒂拥有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果她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将会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样不幸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她用一个男性的笔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耻笑和攻击。因为女性写书在当时被认为精神错乱，非疯即傻。不仅如此，乔治·艾略特由于爱上了有妇之夫而必须得隐居乡间“自绝于尘世”。【1】 可想而知，这将对她的创作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门的托尔斯泰却能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与各阶层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战场，记下生活与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才有了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假如托尔斯泰携一位有夫之妇“自绝于尘世”，是断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战争与和平》的。

在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权社会，很多女性不战而败，心甘情愿地成为“房间里的天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该与写作绝缘，浑然不觉地充当着男性的的女佣和附庸。自我牺牲、纯洁优雅是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们丧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尔夫除了哀其不幸，还怒其不争。为此，她大声疾呼：女性要独立，要成为自己，必须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桎梏，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自由。

然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通过当时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与男性分庭抗礼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伍尔夫不同于那些激烈声讨的激进女权运动者，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缓解两性冲突。她认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制度，而不仅仅是当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女性不仅是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迷不悟的参与者。所以她劝诫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双性同体，先要认识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种自主又开放的女性自我，既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世界有着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赖、相互促使的关系。”【2】 既然男权文化在两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难实现，不妨忘却幽怨与愤怒，承认两性的差异，将两性中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两性和谐共存。

二．“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在伍尔夫看来，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1】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人的情感和心理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断和女性的温柔体贴。伍尔夫沿袭“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奥兰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张特色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对“双性同体”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诠释，是伍尔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性别的改变，改变了他的前途，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特性。”【3】 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年轻、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声，无人可比。”【3】 而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虽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3】 但此时的她却处于迷茫混乱的状态，对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权社会，无论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会的“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优雅高贵如奥兰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双性同体，因此奥兰多被剥夺了对祖传豪宅的继承权。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奥兰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来，除了性别，所有其他方面都与过去别无二致。为何曾经由他统治的世界仅仅因为性别的改变使她步履艰难？伍尔夫的一段男女有别的言论恰到好处地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3】

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即刻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她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轮番发现两性的弱点，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奥兰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收获了双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诗作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奥兰多既是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形象化表现，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化产物。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是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4】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与男性和谐相处，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

三．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5】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争取独立的物质环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上，她还呼吁女性应敢于冲破男性文化霸权为女性设定的缄默温顺的话语模式，要大胆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让男性、也让整个世界听到女性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独到见解。伍尔夫身先士卒，不断挑战男性文学规范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从女性立场出发，用女性话语进行女性写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评价伍尔夫时说，“她以自己的力量、失败及困惑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建筑师与设计者。”【6】

其次，伍尔夫作为把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还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伍尔夫之前的女权先驱们倾向于向男性社会争取各种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等，而自伍尔夫之后，女权运动就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在女性主体内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尔夫强调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双性同体，也应与男性建立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开放包容的两性关系。女性应走出“自己的一间房”，与男性、与整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尽管伍尔夫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8】，但纵观西方整部女权主义运动史，伍尔夫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最后，伍尔夫作为把“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权文化的权威，又不局限于女权意识的单一，而是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和谐并存，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对立的二元，这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9】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对自身性别的内省。”【10】 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后世女性文学批评开启了理论先河，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所主张的在女性独立基础上的两性融合更为两性和谐共存开拓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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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雪儿・海特是继金赛之后，用纯女性的角度观察的研究者。

她的报告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对性文化模式中男性中心的批判。上世纪60年代，西方性解放未赋予女人真正的自由和选择权，而是把她们置于一种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位置，把她们从私有财产变成了更易得到的公共财产。

海特的人生就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片，一切该有的好莱坞要素俱全。但是，直到今天，她的故事并没有被搬上银幕，或许就因为最具戏剧性的人生冲击波恰恰是美国给她的。

海特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乡村，当时她的妈妈只有十几岁，并且很快与父亲离婚，她是由外公外婆养育的。外公外婆很宠爱她，给了她贫穷美好的童年时光。后来，外公外婆也结束了35年的婚姻，她又到姨家生活。到此时为止，尽管生活远比同龄人颠沛，她的言行举止还是颇合乎人们对一个“好姑娘”的规范。

变化起于读大学后。姨妈和外公的努力让她接受大学教育成为可能，她获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士和美国史学士后，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历史研究课题。第一个打击正来自这位教授，他质疑海特的学位论文，不相信如此好的论文是她独立完成的。这个时期，纽约的多元文化裹挟着海特，当时正是学生运动、市民权利、马丁・路得・金、嬉皮士的年代。

海特当过餐厅女招待，做过模特，为《花花公子》拍过照。海特在她的自述里回忆：“我戴着一顶有花朵的帽子，在一张床上抱着摄影师找来的一条狗。这张照片很大胆，我是的。但是拍得很有尺度，并不。给我的报酬不是很多，但比平时的要多，这钱正是我当时需要的。”

她为打字机拍的一个广告遭到女权组织的激烈抵制，却让她因此走进了妇女运动中。随后，那些妇女组织的讨论、会议、斗争、游行迷住了她。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她开始发问卷，对女性与性进行调查，迈出了“海特报告”的第一步。

此后大约四五年时间，她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开始了浩大的问卷发放、回收、分析工作，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76年，《海特性学报告・女人篇》出版，出乎她的预料，这本写法通俗的书引起极大震动，成为畅销书，很快有了16种语言的版本。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书和作者都成为炫目的明星。

依靠对7000人的问卷调查，《海特性学报告・男人篇》出版，引起了更大的喧嚣，评论的注意力更多地从研究本身转向作者本人。第三本海特报告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并且逐渐演变成对她的人身攻击。海特最终离开了美国。

那一年，她见识了传媒的厉害。书还没有印出来的时候，《时代》周刊作了一期封面故事，封面上画着一对男女在争吵，女人在挑剔男人，而男人看起来显得惊讶而无辜。内文是批评海特的匿名问卷调查方式是荒谬的。《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谈论的是她的人品和“情感忠诚度”，还附着那张15年前《花花公子》上的老照片，暗示这是一个浅薄、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女人……

这一年，性骚扰是家常便饭。“一个又一个记者不厌其烦地描绘我的头发、我的身体、我的面孔、我的皮肤、我的声音（通常用俗艳的笔法）。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在欧洲，她得到了比较和善的境遇，得以继续写出海特报告的新篇。“研究性学本身就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研究者的私人领域，其实不只是我，其他的性学家，比如金赛，私生活也曾被人们过多谈论。这和我们研究的问题相关，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太敏感，令人们感到不安。当然，如果研究者是男人就会好得多，基本上对女性都是负面的评论。”

第6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参考文献

[1] 陆薇.全球化语境中的跨界的华裔美国文学[J].思想文综，2005（9）.

[2] 万桂莲.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拼合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96-98.

[3] 辜正坤.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A]//北大清华名师讲演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Paul Yee.Tales from Gold Mountain：Stor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M].Vancouver：Groundwood Books，1989.

[5] 萧元恺.余兆昌：用英语将华人大写[N].环球华报，2011-02-11.

[6] 陈中明，魏莉.重新审视个人、社会与价值观：余兆昌笔下加籍华人女性身份的文学与跨文化研究[Z].首届加拿大华裔/华文文学论文奖获奖论文（一等奖）.

[7] Nestor Garcia Canclini.The State of War and the State of Hybridization！，Paul Gilroy Lawrence Gross-berg and Angela McRobbie，eds.，Without Guarraraees——In Honour of Stuart Hall.London：Verso，2000.

第7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第8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题材；宫斗剧；热播原因

一、女性题材电视剧的兴起

关于女性题材电视剧，学界和业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可以明确的是女性题材电视剧不同于女性主义电影的叙事方式。女性主义电影重点强调女权，将大篇幅讲述女性为争取男女、政治与职场平等的历程。女性题材电视剧与日常生活贴近的平实叙事，与寻常百姓心心相印的人物形象都使其掩饰了先锋的女性主义特色，从而以更加中庸，也更加符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呈现在观众面前。①女性题材宫斗剧是女性题材电视剧与宫斗剧的结合，既以女性角色为主要叙事线索，又将其放置于古代宫廷这一历史时代的特殊场合，还原了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与身份的斗争，体现了现代人对于女性角色寄予的期望。

由郑晓龙执导，孙俪主演的《甄执》和《芈月传》的播出掀起了人们对于女性题材宫斗剧的强烈兴趣。剧中甄直蛔鹞太后，虽然母仪天下，无上尊荣，却也失去了一切：爱人、亲人、朋友，甚至敌人，实乃天下第一孤独之人。②；由唐嫣主演的《锦绣未央》天资聪慧，但不幸遭遇变故，从一个没落的贵族靠自我的坚强意志飞上枝头，但最终所爱之人也随之离去；景甜所主演的《大唐荣耀》讲述了唐朝皇室的恩怨情仇，一生都为爱而付出良多，最终却只能远离皇宫而了此一生。可以看出，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表现出一致的男权性别叙事。讲述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女性为了追寻一生挚爱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以上题材虽均为古装戏，但都体现了现代人对于女性的思考。这类题材电视剧的备受关注，不仅体现了女性观众对于剧中意识形态的认同，更体现了对女性的身份认同。

二、女性题材宫斗剧热播原因

1.女性题材文学作品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斯认为：“文学中的爱是女性的、母性的、利他的，这都是由文化界定价值统治的爱。”③可见，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时代烙印，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纵^近几年热播的女性题材宫斗剧，均改编自同名小说，而且该小说在播出前几年就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在《甄执》未播出前，网络作家流潋紫的同名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小说《芈月传》（初稿题为《大秦宣太后》）为作家、编剧蒋胜男的原创小说；《锦绣未央》改编自秦简的同名小说；《大唐荣耀》改编自该剧改编自沧溟水的小说《大唐后妃传之珍珠传奇》。可以看出，女性题材文学作品的兴起为电视剧的播出做了铺垫，电视剧筹拍期间，书迷们也是给予很大的期待，给予了最多的支持。同名文学与电视剧形成了互动效应，文学作品的受欢迎也就为电视剧的制作提供了观众的保障。

2.女性观众身份认同

有数据现实，女性观众是电视剧的主要观众群体。1944年赫卓格对广播肥皂剧的听众进行调查，发现人们怀着多种多样的动机收听肥皂剧：有的是为了“寻求参加的幻觉”，即对剧中人产生“认同”和“一体化”，体验自己未曾亲身历经过的生活意境。④大部分女性观众表示对于女性题材电视剧不仅满足了娱乐消遣的动机，而且还促使其身入其境的感受女主角深处逆境的坚强不屈、百折不饶、善良勇敢的“正能量”，也能让观众体味剧中女主角被迫失去亲人、爱人的痛苦和身不由己放弃爱情的悲痛，从而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马琳在其博士论文《电视剧传播框架中的女性：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认为女性在媒介艺术中如何被表达是对女性文化身份的一种建构，这种性别身份结果会进一步促进现实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建立具有时代特征的性别文化。《甄执》中女主转变为腹黑女王，脱离了“灰姑娘”叙事，满足了女性观众与现实对照的心理，成为了现代职场或生活总的“学习指南”。⑤

3.视觉符号的盛宴

女性一直处于大众媒介中“被看”的地位，无论是小说、广告、电影或者电视剧中均离不开女性角色的塑造。性感和美丽成为了媒介中女性形象的标签，满足了广大男性观众对于女性的幻想，同时也满足了女性观众对于美好形象的追求。女性题材宫斗剧立足于历史背景，对历史文化有着严格的考究，并以此展开会女性角色的塑造。小到女性角色的发饰、服装、礼仪，大到道具、场景、动作无不体现了女性角色所带来的视觉符号盛宴。无论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都能能够最为真实的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不是简单追求帅男靓女的角色塑造。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视觉消费和对古代宫廷人物的窥探心理。《芈月传》随着芈月的成长变换了电视剧的基调与色彩，也同时与女政治家的气质相符；《锦绣未央》的艺术展现形式随着剧情的展开逐渐变化，身边的人逐渐漏出自私一面，女主初心不变；《大唐荣耀》中华丽的宫殿、宏大的战场、国家祸福的叙事，预示女主最后离开的悲痛。

注释：

①马琳.电视剧传播框架中的女性：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D].华东师范大学，2008.

②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http：///tims/site/views/include/quickSearch/checkBlueprint/result.shanty？

ids=01295e4038e000024028e4a1295e3be9.

③转引自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

⑤张智华等著.《电视剧名作解读》[M].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第9篇：女性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大众文化如何表现女性是女性主义者一直关注的问题，而广告在大众丈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广告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而且时我们从性别角度研究女性形象传播现象及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各种广告形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如同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吸引着受众的目光。有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广告中，女性单独或与其他女性一起作为广告形象的占70%，可见女性形象在广告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仅仅从数量上去评价是远远不够的。本文结合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

女性形象定位的偏见

我们不难发现，护肤、化妆、洗涤用品的广告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女性来做，角色也常常被定位成年轻美貌、担当传统角色、在低层次职业中工作的形象。一项调查显示，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教科文卫及领导管理者为47%,家庭主“夫”一个也没有;广告中女性的出现地点51.5%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合的只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中，也多为娱乐(31.0%)，做家务的男性只有5.3%。广告中普遍地存在着复制传统的性别角色，过分渲染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倾向。打扮人时的白领丽人步态款款地走来，亮出某种名牌保健用品，“现身说法”地介绍该产品如何使她在男性统治的职业世界里燕得了成功;千娇百媚的妙龄少女扭动着腰肢，吸引了一群小伙子爱慕的眼光，然后或是电视画外音，或照片配上文字:“某某洗发露/防晒霜，留住你的青春，留住他的目光，’;或者是一副贤妻良母相貌的家庭主妇向你推荐某种洗衣粉;或者是母亲打扮的妇女用某种调味品烹调了一桌美味佳肴，张罗着让全家人吃饭;或者是年轻的妈妈在哄着摇篮里的宝宝，做婴儿用品广告……这些广告无一不是在强调女性的被动、依赖与顺从等性格，并刻意塑造身体魅力或性的形象。正如学者杨瑞明所指出:“妇女的形象与事实常被新闻媒介为赚利目的而进行哗众取宠乃至夸张、歪曲、侮辱性的报道。女性报道对象成为媒介市场竞争和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手段。女性形象可以在广告电影、肥皂剧、MTV、文化衫等等商业活动中被买和卖，女性形象不过是专门供消费用途的商业文化的具象符号。媒介控制者让社会消费女性文化符号，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一一文化控制。”’可见，大多数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定位仍然是带有偏见的固定形式。

女性形象定位的深层原因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学者就对广告中的性别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他们不是停留在一般地指责广告对妇女形象的贬低，而是在承认广告的女性符号使用增加了广告吸引力这一历史现象的前提下，对广告何以有效地利用这种贬低来进行自己的商业宣传进行了深人的研究。sutJhally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操作”和“阴谋控制”的层面上来理解广告的作用。广告作用发挥，是需要得到受众的支持的，其中有内在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一则能为公众接受和影响公众的广告，其中的女性符号使用规则不是来源于广告制作者自己，而是来源于先广告而存在的文化。

事实上，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成年男女在就业机会方面比过去平等多了，而在广告中体现的却是男女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别。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男性统治的基本假设沮胃男性统治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声望。男性统治并不表示所有的男人都故意压迫女性，或者个别女性不能改变她们的境况取得与男性同等的成就，而是指男性在社会中处在主宰地位，男性统治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各种文化中，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成员的认知和日常交往。广告作为一种宣传商品、服务、理念的传播形式，也必然是这种统治的表现和反映。

历史沿袭下来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及行为方式是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宰地位一直有效的延续着，封建礼教所维护的是男人的权力和需要，并以双重的价值标准去束缚女性，使她们处于绝对从属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属于她自己的尊严。她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只有靠男人的评鉴才能具有形形的价值。不可否认，这种评鉴有时候是公允的，富有良知的，但更多的时候则充满性别的歧视、傲慢和偏见。

女性形象定位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也在悄然发生着积极的改变。女性形象出现的广告类别范围扩大了，不再局限于美容用品和厨房用品，一些科技产品广告上出现了女性形象。广告上表现的女性形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出现了自信的现代妇女。她们不仅追求美丽，还追求事业的成功、生活的自由。

这些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的深人发展，现代女性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视。在保持女性本质的前提下，她们希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承认，希望自己被社会尊重、鼓励、赞赏。她们不能忍受仅仅作为男性看的对象，更不能接受带有歧视性的极端表现。

其次，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并且进人一些从来被认为是男人世界的领域;社会也给予妇女更多的机会追求圳门的目标。圳门工作勤奋，视事业为生活，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追求独立自主，把“不依赖男性生存”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在家庭内她f门承担着和男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家庭外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影响着女性在广告中的形象。

第三，从广告行业自身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进人了仍然为男性主宰的广告作品的策划、导演和制作领域，她们自然会将男女平等的观念融进她们的作品中，积极地彰显女性的自尊、自强和自信。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只要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那么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偏差的现象就会继续下去。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偏差问题，仅仅从广告业本身入手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关键是要逐步改变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土壤。

(一)追求性别规范现代化

性别规范在男性和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性别规范中的糟粕，比如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树立现代的性别规范。从宏观上来讲，现代的性别规范的核心应该是男女平等，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性别规范应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完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日益现代化，传统的性别规范也应该随之变化。性别规范越现代化，男女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就消失得越快。

(二)实现社会职业多样化

职业地位的改观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带来传媒形象的根木改善。女性的职业多元化和全面发展，有助于女性同男性劳动者进行广泛的接触和沟通，取得相互理解和支持，协调两性关系。同时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专长，同男性竞争，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增加收人，最终有利于提高其平等地位。

(三)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要想改变在女性身上积习已久的以丈夫、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妇女形象，一方面人们要从观念上摒弃家务劳动是女性的专职的落后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从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人手，使家务劳动日益减少和方便，从而减少和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自我发展的活动，这会大大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