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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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J5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3-2引言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展现和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其将忠义思想、爱国情怀、孝悌观念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使当下充斥在各种高科技产品中的我们依旧能够受到洗礼，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将渗透着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统木雕艺术一直传承下去是当下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 传统木雕艺术
传统的木雕艺术是一种以装饰纹样以及动植物等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以木构件作为载体传达给民众道德内涵和审美思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道德文化现象。我国传统木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木雕这种形式将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雕刻出来，促使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精神层次的意义，表达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国传统木雕艺术具有显而易见的教化作用，绝大多数的木雕作品都渗透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儒家思想的渗透主要是雕刻木雕的劳动人民借鉴小说、戏曲、历史人物以及神话故事等来完成木雕作品，其不仅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学说，更寄托人们对安定、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例如，传统木雕艺术善于运用神作为保佑人们生活幸福，“福满人间”（图一）这个木雕作品中的弥勒佛是个乐天派长耳垂肩，弯眉笑眼，面相丰润饱满寓意为幸福洒满人间；弥勒佛手执佛珠，寓意为以慈悲为怀，宽恕人们的过错，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弥勒佛又脚踏金元宝，象征招财纳福，金元宝更是象征财富和荣华富贵寓意招财进宝。这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雕刻“福满人间”将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在弥勒佛祖的身上。可见，传统木雕艺术所传达的意义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的思想和精神。
传统木雕艺术也是歌颂历史人物的一种方式，通过雕刻古代历史人物，将他们或大义凌然、傲骨清风、坚强不屈的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以此来祭奠历史人物。例如“李白”（图二）木雕艺术品中李白双手背在身后，头高高地扬起，相似在深思、亦相似大义凛然，充分的体现了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形象。相信木雕艺人是怀着敬佩和感激的心情执起雕具将李白的淡然、从容、脱俗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能够成为我国艺术瑰宝是有原因的，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高风亮节、坚强不屈、不同流合污等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以此来无声的教导人们要学习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
图一“福满人间”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图二“李白”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二、 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简单来说，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艺术息息相关。传统木雕艺术不仅在形式上展现中国传统道德意识，还在内涵上反映中国道德思想，这使得传统木雕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一直紧密相连。如若要具体说明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从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和传统美德的展现来说明，会更加的适合。更加真切，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的展现
“爱国”在我国古代是仁人志士一生所追求的。当然，作为战乱牺牲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爱国情怀与爱国将士的表达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木雕作品的创作来展现的。
1、 以戏曲人物为题材，展现忠义思想。
在我国古代，通过木雕来表达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在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臣子、将士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对君主的忠义都是深入骨髓的。将士以战死沙场的决心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为人臣子的学士大夫等是通过举荐对策来捍卫国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通过雕刻各种戏曲中的英雄人物来表达爱国之心，像古代人民所雕刻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将自己的爱国思想通过木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代表作品之一。这说明传统木雕艺术能够将人们心中忠义思想表达出来，而这也正是表达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忠义思想的良好方式。
2、 以山水花鸟为题材，表达爱国思想
古人有通过诗词歌赋描写山水花鸟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当然，也有木雕艺人借山水素材来一展心中的爱国思想的行为。是的，我国古代的传统木雕艺术善用山水素材来体现爱国思想。看似简单的山水雕刻艺术其实是雕刻艺人在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自己爱国思想，这种借山水花鸟来抒情的雕刻方式充分的将我国道德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展现出来。
（二） 传统木雕艺术对传统美德的展现
传统木雕艺术除了表达古人的爱国情怀外，还充分地展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运用传统木雕艺术展现传统美德的方式有雕刻吉祥图案、雕刻风俗民情等等。
1、 雕刻吉祥图案，寄托美好的愿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处在战乱中，对于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强烈。雕刻作为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雕刻在木雕上，它因此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各种不同类型吉祥图案的木雕出现。传统木雕艺术中对于美好祝愿的传达是通过将各种动物、植物等雕刻在木雕上，通过动植物的谐音来构造吉祥图案，像比较常见的“鱼”的谐音为“余”，人们将其寓为年年有余之一。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也是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一种方式。
2、 雕刻风俗民情，表达孝悌观念
“孝”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传统木雕艺术通过风俗民情来体现孝悌的观念。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尽孝是中国传统美德文化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在我国传统木雕艺术中以各种风俗民情为素材，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孝道充分地表达出来，促使人们在欣赏传统木雕艺术时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尽孝这一美德。所以，传统木雕艺术将孝悌观念表达出来，就相当于间接地传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
结束语
传承至今，传统木雕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它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一直在深深地吸引人们，使人们致力于木雕事业，更加注重传统木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要说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分不开的，传统木雕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比如爱国思想、传统美德。不管怎样，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渗透在传统木雕作品中，促使传统木雕艺术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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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道德教育目的指向的自然也是人。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人”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时代的人，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人”是什么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就使得人们对道德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道德教育目标的设定上会存在一定差异。这里道德教育目的异化便是指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不一致，更确切的说是，本体目的被遮蔽，而现实追求偏离了理想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
（一）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成“人”
“目的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追求。”本体目的则是活动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因此，道德教育的本体目的即道德教育活动得以存在的最根本追求，它蕴含着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其教育理想，并对道德教育活动起着导向作用。道德教育具有许多使命，但最基本的使命是使人成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所要成的“人”，一般来说具有两个基本目标层次：“一是对道德主体进行社会道德普遍准则与规则的灌输，使道德主体成为‘合道德’的人；二是促进道德主体内在修养的提升，使道德主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合”道德是指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符合社会对某一行为的道德规范要求，然而内心对这个规范却不一定认可。“有”道德则指一个人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合道德”的人只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基础目标，在这基础上培养成“有道德”的人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现实的道德教育追求：“知识人”
道德教育就其原本意义而言，便是导之以成人之道，做人之理，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它并不是要去告诉人：外部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去征服和占有它；而是引导人懂得：人自身应该是怎样的，如何不断去提升做人的境界。理性的道德教育只在使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不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从事某种职业，具有某方面技能的知识人、工具人。然而，我国道德教育的现实却远远偏离了我们所设想的本质目标。正如鲁洁先生所说，“塑造知识人是我国教育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当代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影响下逐渐知识化。知识化的德育课堂是将德育看作为一种知识，将道德工具理性化、去道德化。客体化的知识取代了对于完美主体人格的追求，被看作是对于外部事物、现象进行控制、预测的原理、原则，是征服、改造世界的工具。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弊病在于工具理性支配，目的理性消失，现代社会活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囚笼”之中。这在道德教育中就表现为将道德视为工具，失去了其成人的目的。另外，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塑造论”的长期指导之下，将受教育者当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加工、改造的对象，受教育者被对象化、客体化，德育过程变成了对受教育者的塑造和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束时，形成的只能是缺乏主体性、个性顺从型的道德人格。总之，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结果是“知识人”取代了道德教育原本追求的道德人。
二、道德教育目的何以异化
道德教育的现实追求与本体目的之所以不一致，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大到整个社会取向不稳定，功利主义盛行，小到教育方法的失当，教化缺失等等。这里主要通过目标、手段与目的三者模糊不清的交叉关系来探讨道德教育目的异化的原因。
（一）目的降为目标
道德教育目的与目标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但是人们却经常不自觉地混淆了二者。事实上，目的决定目标，目标是目的的具体展开，目标服务于目的。一个目标在逻辑上总有一个结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总是呈现为一个可以完成的指标。目的则不同，它是活动得以存在的依据，伴随着活动的整个过程。目的不能被完成而永远是被追求的对象，目的只有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即转化成一个个可操作的目标才能被真正把握。也即是说，道德教育目的是道德教育的理想性指向，道德教育目标是道德教育的具体化要求。比如，为了培养有道德的人，需要学生通过德育课程学习，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然后行道德行为。在这里面，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认知，行道德行为是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才是目的。然而，现实的道德教育却常常忽视最本质的目的，只停留于掌握道德知识、道德行为等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将目的降为目标。“目的降为目标，实际上就是将复杂的道德教育简单化、肤浅化，进而道德教育被工具化、功能化。”
（二）目的让位于手段
目的，简单而言就是指人们行动想要达到的境地。手段则指人们为实现目的所使用的工具、途径和方式方法等。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决定手段的选择。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人、养成人的德性，相应的教育内容、评价、方式方法等则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道德教育混淆了两者的关系，目的让位于手段，手段僭越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道德知识、行为规范的学习成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评价成为对学生进行等级划分、加以控制的手段。这样，当德性变为规范，道德成了知识，教育蜕变为训练，道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被功能化、工具化、训练化，而功能化、工具化的训练式道德教育所培养的“人”只能是工具人、知识人。
三、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
重智轻德、塑造知识人是当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尽管人们加大了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力度，并极力推动道德教育的变革。但假如这一关注、变革不从方向性指导源头的目的着手，亦无益。道德教育应从明确本体目的开始着手。
（一）道德教育目的的回归：成“人”
道德教育的本质使命是使人成“人”。人是终极目的，道德教育应当向生活回归，回归人自身。这一观点得到了德育、教育、哲学等相关理论界普遍认可，其中以康德为代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明确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观点。他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工具，而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根本因素，理性特质将道德赋予了人，使人能够作为目的主体而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服从这一规律：“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目的，意味着道德教化必须把人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动力和最终目的而尊重人。也即是说，要解决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必须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
（二）如何成“人”
第3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黄岗村是侗苗两个民族杂居的美丽山村，这里是侗族传统习俗“抬官人”发源地，是侗族大歌之乡，该村的侗族大歌队曾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获得全国观众的好评，这里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可是，有关这里初生婴儿死亡率高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后，便给这个原本美丽神奇的山村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黎平县乃至全州卫生事业处于一种尴尬被动局面。黎平县为此拨出100多万元专项经费，从政府、卫生、医疗、计生、妇幼保健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进驻黄岗村，对黄岗村进行全面整治和采取一些干预措施，让这里的群众转变婚育观念，改变遗风陋俗，接受科学的生育观念和方法。经过一年的整治和干预，取得了很大成效。为了客观地反映黄岗村的情况，我台新闻中心于2006年5月策划了《聚集黄岗》系列报道，在策划时我们坚持不猎奇、不哗众取宠、不揭短的原则，从这里特有的农耕文化、民族节日文化、人文环境文化和婚育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采访，客观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以及经过党政部门的努力所取得的效果，系列报道在黔东南电视台、黔东南政府网、贵州电视台等媒体播发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消除了消极的影响。再如，2006年7月23日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为了配合州委、州政府营造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的热烈氛围，展示五十年来自治州各族群众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芒照耀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在庆祝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期间推出了系列报道《锦绣黔东南》，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进程、林业生态建设、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等方面反映五十年来黔东南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了四百多万苗侗等民族同胞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奋发图强，努力拼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热烈氛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要坚持“创意”的科学性
民族文化类新闻报道策划的最可宝贵的品格，在于策划的“创意”性，没有“创意”，没有独特的构思，便谈不上策划，而只是一种常规性的计划工作。民族文化类新闻报道策划活动十分讲究“创意”，这是记者主体性的充分体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记者的这种“主体性”，策划活动的这种创意性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基础上的，而决不是违背科学的胡思乱想。在新闻报道策划活动中，记者的主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采访报道内容的选择、表现、评价等方面，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客观存在为前提，必须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是记者科学地运筹帷幄的结果。例如:2005年我们推出的《雷公山神韵》系列报道，在确定选题时我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如果单从雷公山的自然风光、物种资源方面去考虑，那范围太狭窄，也体现不出它的神韵之所在。雷公山是苗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在贵州的分水岭，是亚热带难得的物种基库，它面积为47300公顷，地跨雷山、台江、剑河、榕江四县，它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两块牌子，如果我们围绕这些做文章也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我们在策划时打破常规考虑把它做成民族文化类的系列报道。我们把选题放在人和事上，雷公山区共有5万多苗侗民族，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有国家级古建筑保护群郎德上寨、这里有苗族银饰制作之乡、有芦笙制作之乡、有热情奔放的铜鼓舞、扁担舞、还有高亢飞扬的苗族飞歌等等。经过遴选，最后我们把选题确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筑艺术、民族工艺制作、民族歌舞、民族节日等方面，共采制六期既相对独立成篇，又相互连贯的反映民族文化神韵的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在黔东南电视台和贵州电视台播出后，受到广大观众好评，还获得了2005年度贵州广播电视新闻奖和黔东南好新闻奖。如果没有独特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就不会有这次成功的报道。
三、要符合本民族的欣赏口味
民族文化类新闻报道策划不是完全的记录和全盘的展示，在做这类新闻报道策划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和欣赏角度，换言之，就是要充分考虑各民族的禁忌，在确定选题时要有所回避和取舍。生活在黔东南的苗侗等民族勤劳勇敢、热情好客、朴实真纯、乐观宽容，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同时，在他们生产、生活中也产生了一些禁忌。他们乐于向世人展示他们敢于同大自然斗争的精神和各种民族文化，所以，我们在策划此类新闻报道时要迎合少数民族同胞的这种心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与外界的交流活动的增加，少数民族同胞的思想意识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也逐渐地接受一些外来文化，一些原有的禁忌也被解除。黔东南从江县岜沙苗族是一个崇拜树的民族，他们认为一个人就是一棵树，在岜沙，人一生下来其父就要种一棵树，人死时要用当年种的这棵树埋葬，死人下葬后再种上一棵树，表示生命的轮回。因此，在岜沙是找不到一座坟的，他们认为每一棵大树都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这种奇特的丧葬文化曾吸引很多学者和新闻界人士，但绝大多数都是无功而返。2006年，我台的两位记者前往从江县岜沙苗寨拍摄采访《人树合一的岜沙》，在采访过程中恰好遇上村里有老人过世，他们前往拍摄，遭到拒绝，后来在当地文化、旅游部门负责人的耐心解释和劝说下，记者才如愿以偿地拍下了岜沙树葬的珍贵画面。
四、要讲究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民族文化类新闻报道策划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它的要求高，涉及面广，往往需要记者、编辑以及领导群策群力，共同谋划，有时甚至需要外界力量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因此，民族文化类新闻报道策划是属于一种群体，是集体的智慧结晶。比如，我们在策划《雷公山神韵》时，前后策划四五次，参加策划的人有二十来人，涉及到采访、编辑、后勤保障部门，还有雷山县委宣传部、旅游局、广电局、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我们分三组人员拍摄，包括每组拍摄的细节、外景主持人出镜、采访的内容以及各组之间拍摄内容的衔接都充分考虑，然后各组又进行小策划。由于各方面的通力协作，所以此次报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结语
第4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有助于开发中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教学任务就是要充分开发中学生理解与使用语言的沟通能力。文学的本质是语言，优秀的中外国文学著作可以借由语言艺术提升中学生的语言交流与沟通能力，文学教学可以促使中学生吸取文字营养，帮助中学生进一步开发语言沟通能力，更是提升中学生文学素养的有效手段。
有助于发展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接受中外国文学教育。原因是文学教学的目标不单单是培养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学著作的素养，更重要的是开发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文学作品教学旨在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开发中学生的创造能力与想象能力。文学作品感染人心的重要途径就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心中的想象与联想，从而诱发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思维则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所以说，文学教育有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加强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途径
1广泛征引国内外作品，充分教授综合的文学知识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具有强烈的综合性，一定的文学知识可以促进中学生加强理性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掌握。中学语文中的文学题材通常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类型，在文言文与诗词歌赋的教学中，语文老师通过引导中学生记忆文学载体中涉及到的文学知识，促使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外国的古代文化，体会中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语文老师在议论文、小说等现代化的文学题材中，广泛征引文学作品，充分教授给中学生适当的文学知识，从而促使其了解、接触中外国的社会、文学与历史，正确看待中外国文学内涵。文学教学不可以局限在人物形象的明确与表达手法的感悟方面，还应当充分了解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并在充分了解中外国文学背景的基础上，区别、明确两者间的差异，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深入挖掘外国文学的作品内涵，有效发挥作品的感染能力
在中学的语文教材中所选的外国课文，具有较浓的文学特征。各类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以具体、形象及生动的感性认识，同时又有着精细、含蓄、凝练，和无穷的思想内容。如果外国文学教育能够达到好的效果，把握到形象教育这一特征，实现以情感人和以文感人，这更能让同学们的思想情操受到熏陶。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最重要的是在于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内容，抓住外国文学作品的特色，做到寓教于文，寓教于趣，使学生觉得学习外国文学更有兴趣，提高教学的质量。语文课有了语文的味道，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文学是形象的东西，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学习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生活的兴趣，这样就要求必须倾注于感情，使学生在感情上达到共鸣，受到文学的熏陶，在心灵中激起浪花，从而影响他们的智慧、情感、意志、思想、道德和信念。抓住了文学特点，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挖掘就深，教学才会有深度及新意。另外，在外国文学教学时，需要充分发挥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才能使学生文学中学到一些文采，受到启迪，增强文学素养，受到艺术的熏陶。
第5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只有在被普遍接受、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群体意识，从而被广大干警自觉遵循和奉行。为提升干警对检察职业道德的理性认同，红桥区检察院将以研读传统道德经典为内容的读书活动纳入建设学习型检察院的制度构建范围。一是明确范围，保障阅读内容。一方面提倡干警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阅读《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另一方面由政治处从近千余种传统道德相关图书中，甄选主题鲜明、内容精炼、语言通俗易懂的书籍进行推荐，经过广泛征求干警意见和多次试读，最终确定将《党员干部活学活用的国学经典》和《中国传统道德》作为传统道德读书活动的必读书目。二是完善制度，保障读书时间。为确保读书活动落到实处，红桥区检察院专门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读书活动领导小组，提出“五有”读书要求，即：学习有计划，读书有笔记，研讨有考勤，集体交流有情况通报，经验体会有文章；修订了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将“每年读一本传统文化经典书籍”的要求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完善了部门“学习日”制度，要求各部门将传统文化学习纳入年度学习计划，全年学习不少于6次。三是改善环境，保障读书条件。在将图书馆、阅览室、文化大厅纳入新办公楼建设规划的同时，对旧办公大楼的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了集图书、报刊、杂志、网络为一体的资料阅览室，以现有办公格局为基础打造文化走廊，充分利用院局域网开辟读书栏目，定期为干警统一购买学习资料，统一下发读书笔记本，并发动全院干警为图书室捐书赠书，为干警打造了便利的读书环境。
二、写文章，将道德感悟升华为检察干警规范化行为模式的理论指导
传统道德教育一定要贴近工作实际、贴近生活感受进行，在交流感悟和理论升华中促进理念的形成，从道德感知上升到理论认同，并最终对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红桥区检察院紧扣“三个环节”，督促干警将读书感悟转化为理论成果，为检察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智力保障。一是紧扣活动环节。要求干警在研读传统道德书籍后，撰写读书体会、心得感悟，并鼓励干警运用多类型文体，结合多种主题，在文章立意和形式上尽量做到不拘一格。在道德体会文章的基础上，鼓励干警结合“天津检察精神”“读书最美”等主题参与征文活动，让干警带着主题读书，带着思路写作，极大增强了检察干警读道德、写感悟的自觉性。今年以来，全院干警共上交心得体会文章80余篇，30多篇文章随笔被区级、市级以上报刊、网络刊发。其中，由我院干警撰写的《检察人也需要温情》一文被登载在《天津检察》上，引起广大干警的共鸣。二是紧扣交流环节。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在院局域网开辟读书专栏，专门刊登干警的读书心得体会，为干警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分享平台。通过撰写和交流读书体会，使干警充分感受到到传统美德在强素质、砺品质方面的突出作用，从而加深对检察官职业道德的理解和文化认同。三是紧扣激励环节。为调动广大干警的创作积极性，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了调研、宣传奖励办法和职级晋升加分制度，不但对多写、能写的干警给与物质奖励，更将文字成果转化为职级晋升时的重要加分条件，鼓励干警多思考，勤动笔，实现了由“要我写”到“我要写”的根本转变。
三、比奉献，以道德熏陶为动力带动全院创先争优的整体氛围
注重发现、培养和宣传践行传统道德的先进典型，可以带动广大干警自觉践行检察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职业风貌。红桥区检察院注重强化典型示范的效果，牢牢把握“三个契机”，将传统道德转化为促进全院工作的“柔性动力”。一是牢牢把握争创契机。将忠诚爱民、敬业爱岗、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等传统道德内涵分解到各类先进评选活动中，鼓励干警在日常工作中比奉献，在争创活动中看成绩，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道德模范和文明岗位。红桥区检察院先后荣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天津市精神文明单位、连续14年被评为天津市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先进单位，控申科被评为全国文明接待窗口，未检科被授予天津市青年文明岗、天津市新突击队称号，侦查监督科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1名干警被评选为“天津好人”，作为道德模范代表接受表彰，53名干警在全国、市、区级各类比赛、评选中获得荣誉称号。二是牢牢把握宣传契机。对道德高尚、事迹突出的检察人员和集体，及时宣传、优先宣传、重点宣传，用“看得见的鼓励”带动示范效应。在全市检察机关首批教育培训精品课程评选中，我院报送的两门课程均入选了首批精品课程。为此，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春明专门作出批示，号召广大干警向获奖干警学习，批示刊载在院局域网显著位置，极大地鼓励了干警，特别是青年干警的工作热情，在全院营造了“弘扬道德做好人，比追赶超学先进”的良好氛围。三是牢牢把握选人用人契机。将道德考核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指标，严格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理念。将对职业道德的考核列入领导班子、部门和个人年度考核。这些规定涉及到干警的政治思想、工作纪律、业绩考核、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按照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定岗定责，结合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的要求，细化量化职责，层层分解目标，将责任落实到人。考核结果列入个人档案，与年度奖励挂钩，并作为职务聘任、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
四、创举措，用弘扬践行传统道德带动检察工作整体上水平
一抓对接机制，搭建道德实践平台。将传统道德教育活动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接，着力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院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同时兼为传统道德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定期听取活动进度、检查督促、组织经验交流，以点带面，统筹规划，发挥合力。各部门将弘扬传统美德与深挖“”问题相结合，以美德为引导，以“”问题为警戒，制定制度措施。侦查监督部门制作案件审查逮捕流程图，用直观方式评查跟踪案件审查期限，确保程序公正；公诉部门开展“案件百日评查回头看”活动，对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查，增强办案人员“公心办铁案”的责任意识；自侦部门重新修订了严守工作机密和托情通报制度等13项制度规范，严格办案纪律，确保秉公用权。
第6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一 从追新逐后到寻求差异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现代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应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我们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我们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我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我认为，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二 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
但是，我们在强调文化输出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应如何输出？中国文论有没有这种文化权力机制，它是否处在话语的边缘，因而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妄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关注。二十年前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韩国人大抵只研究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无所看，一无所得，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国文学理论》的刘若愚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这种看法在20世纪末已经极大的改变，日本近两届全国性汉学大会，已经将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转型问题看成重中之重。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在21世纪前一、二十年成为西方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上。这使得我们自己关注中国文化问题将产生一个新的动向，即寻求国际性审美共识框架，装入我们中国本士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寻找审美共识就是要寻找一种共识性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负载着中华民族的的审美内涵。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我反省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历史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一个忽略不得的问题。
三 从文学理论泛化到文化理论
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不是单方面的，即便是一个声波传过来也还会有回声。我们第三世界理论也要向中心播撒，因为理论旅行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现代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总结，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时代，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第7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资源形式都必定是产生在一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一些民族文化资源必须在一定的地域里才彰显出自己独有的艺术魅力，因此我们在保护它时，要竭尽可能地保护与其有关系的生态原貌因素，使其成为本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一项代表名片和符号。第六种是旅游开发：在这一方式上，我们很多地方都有点走入误区，有的地方开发者糊弄游客，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顾艺术规律，不讲市场法则。这当然是部分领导阶层的文化眼光不长远的原因。怎样把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给人民大众是提高当地文化影响力的重中之重，也是最为市场欢迎的一种最佳保护方式。第七种是数字化、网络化保护：数字化是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最有力的方法，我们用这种方式进行保护和利用是最便捷的途径。所有文字、声像资料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全世界超越时空的资源共享和传承。第八种是其它的一些保护：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一种保护方式就是为了保存而保护，让所有人知道了解有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资源影响着大家的文化生活，让人们通过文字声像等就可获得很好的了解和学习，其次就是保护为了开发与利用，更好地创造民间特色的新文化，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保护的方式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方式，在充分尊重民族文化资源特点的前提下进行资源保护。
二、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
第一项是美学原则：我们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应该是民族文化资源中有价值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资源。第二项是代表性原则：代表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广泛的基础上有代表性的选择，这样才能产生文化资源的精品。第三项是保持原生态环境原则：任何文化资源的产生都有其具体的人文生态环境，离开环境就脱离了轨道，就会变味。所以对原生态环境的尊重绝对是是核心原则。保护、开发和利用一种民间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在保护其人文和生态环境，这些东西得到尊重才能真正起到传承和发展的作用。第四项是放眼未来原则：文化资源的发展工作主要是发掘其精髓，影响教育青年人，通过他们使民族文化资源发扬光大。不被青年人认同的民族文化绝对是行将灭亡的东西。第五项是分级分类保护原则：我们要根据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市场价值等进行分类，遵循濒危优先与少数民族优先原则，哪些只能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哪些可以利用，这样民族文化资源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
三、当前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急需要解决的几项工作
首先是一些依靠人为传承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亡、濒临灭绝；许多大量珍贵的资料与实物遭到破坏、毁灭或流失。第二，管理还不健全，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缺乏制度保障。各方面工作都非常薄弱，资金和人员的匮乏普遍存在。第三，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一些县市重开发、重申报，轻管理、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意识淡薄；少数地方做作化痕迹太重，人为倾向比较明显，有的还借此之名随意胡编乱造，对民族文化资源还存在破坏性开发和歪曲利用。鉴于上面所述的的原因，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教育，不断建立完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保护措施，及时有效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及时抢救、保护。第二是分类整理。第三是继续推出民族文化科研成果。第四是确定一批保护带和研究基地，努力建好重点文化保护社区。第五是加大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抓紧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对民族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通过开发和利用，在尊重的基础上让其显现出更新更高的价值，达到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理想效果。
四、结语
第8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凝结和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春节是童年的重要生命组成，对儿童的身体行为、道德情操、伦理关系都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按照人类学的仪式种类划分，节日属于“时令仪式”，每年或多年规律性的出现，伴以纪念或庆祝等活动。春节来临的时刻，既是中华子民温习家族传统、重演回归仪式的时机，也是中华子民精神更新之时，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春节，作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标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张文化名片，影响很广。作为农历新年的开始，春节充分体现着中国人的传统情怀与更新意识。而在这场盛大的节日仪式中，儿童不仅仅是欢乐的在场，更重要的是通过节日氛围的熏染、亲身经历的活动，来发展道德、习得文化。
一、儿童在春节中借助模仿进行道德养成
儿童品德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节奏与规律，外部的环境和实践活动可以影响和养成他们的道德。道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儿童的道德养成是一种模仿（mimesis）养成的过程。模仿在人类学的视角中被解释为个体，尤其是儿童建立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人类一个重要的能力是“mimesis”，中文翻译成“模仿”。教育人类学家Christopher Wulf把mimesis描述为个体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儿童借助于模仿在活动中完成身体、情感、心灵的生长。而春节所营造的节日氛围，正是给儿童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横贯古今、全民参与、周而复始的宏大、规律、稳定的仪式时空。在这样一个仪式时空里，儿童从自身开始，以同心圆的方式逐步扩展、丰富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儿童紧凑而丰满地触碰到家庭伦理、家国情怀以及与世界的联结。从这一点来看，春节文化巧妙地实现了隐性德育，它在愉悦温馨又神圣庄重的仪式空间里，通过模仿实现了儿童的道德成长。（见图1）
（一）春节增进儿童的家庭伦理观念
家庭是儿童生命成长的第一站，被描绘为童年的摇篮。一个人后天成长的很多品质与行为习惯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家庭教育是儿童生命成长的土壤。家庭生活是由日常生活和特殊活动组成的，节日属于家庭的特殊活动。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每年的春节会是所有节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家”更因为“年味”而有了更特别、更浓郁的滋味，过年成为许多儿童感受家的存在的最强记忆。“年夜饭”“穿新衣”“放鞭炮”“收红包”这些特殊的过年习俗，年复一年地在儿童的生活中出现，它们符号化地印刻在儿童的生命成长之中。拥有一个热闹、温馨、和谐的“在家过年”，会有效促进儿童对家的归属和依恋，进而形成健康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观念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庭概念就比较凸显，无论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四大境界，还是对“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期待，都充分表明了家是中国人生活和生命成长的重要场域。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观念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上已经有所改变甚至淡化了。因为父母为持家的打拼，孩子为学业、特长的进步，各自都在努力拼搏着，居家过日子的天伦之乐成为了偶尔和想象。由于春节的长假，使得家庭成员有机会较长时间相处，届时能够静下心来，放下手中忙活的事情，坐在一起聊天，聚在一起吃饭，愉快地携手出行，儿童可以暂时脱离原本紧张高压的家庭生活，w会到家的舒适与温馨。可见，春节是对生活紧张节奏的制动与调整，春节时丰富多彩的家庭活动，无疑会大大促进孩子对家的理解与感受、温情与热爱。
（二）春节养成儿童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节日，虽然各地有些许习俗上的差异，但是我们拥有共同的记忆与追求。对于儿童来说，尤其是低龄段的儿童，他能理解的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需要成长叙事与共同经历。首先，春节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民族的历史与精神通过神话、传说、故事、仪式、游戏等方式完成大线条的宏大历史与文化传承，让我们的孩子们体会中国第一大传统节日的浩大声势，无论是家庭内的长辈给晚辈讲述他们儿时过年的有趣往事，还是社会风俗如空气般的全面包裹，抑或媒体节目的宣传衬托，都全方位地使春节在儿童的内部世界中构筑了深刻的记忆空间，让他们深深感受和体验到了一个所有中华儿女都欢心鼓舞、热切期盼、尽情享受的文化狂欢。其次，儿童在春节时候会发现所有的人，包括家人、邻居、亲戚朋友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同在”感，觉得周围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起的，这种原始的质朴统一感，就是最基本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在网络社会兴起之前，春节对于儿童和成人是相似的记忆，都是传统、世俗而崇高的。再次，春节有助于儿童形成爱国的朴素情怀。“爱国主义之所以在与传统节日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它源于人们对群体力量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高于这种力量表达本身；二是它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性地互动与融合，并且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维护、发展安全提供内在的持久的精神支撑；三是它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始终表现并契合着时代精神。”[2]所以，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更是培养儿童爱国、爱民族的最重要的仪式活动。
（三）春节提升儿童国际理解的素养
春节虽然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但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交往已经越发紧密。每逢春节，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对外传播中国的春节文化，如，采用走出去的方式，世界各地共享中国春节的庆祝活动，孩子们也会从电视、网络看到世界各地过中国年的欢乐场面；同时，我们还可以请进来，通过邀请国外的一些艺术团队在春节时期来到中国表演，各大剧院都可以有类似的节目，如交响乐、歌舞剧、马戏、杂技等，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将国外的一些节日元素呈现在中国的春节狂欢之中，如北京朝阳公园每年春节的“洋庙会”。通过这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国家化”春节活动，为孩子创造了一个节日文化比较的机会。儿童在知晓和参与这些活动的同时，可以对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同时，借春节的节日窗口见识了国外的各种文化。这种学习是增强儿童“国际理解”的意识与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国际交往与合作的日益密切，当今的儿童不但生活在中国快速国际化的时代中，而且将来必将生活和发展于国际交往更加紧密的世界中，拥有“国际理解”的素养，正是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借助春节活动体验的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儿童的这一素养。
二、 儿童通过实践知识实现有关春节的
文化习得
（一）儿童在春节中参与身体表演
春节从整体上看是一种时令性仪式，其中又包含着很多的仪式和仪式性的活动，如团圆饭、吃饺子、拜年祝福、放鞭炮、逛庙会、拜祖先、祭灶神等等，在这一系列仪式性活动中，无论是表现在身体上的手势表情、言语歌辞，还是特定场合的布置、符号性器具的准备、乐曲声音的配合，都具有一定的表演性。仪式行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动作，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和功能，它套嵌在一些事件、时间和行为中，再通由身体表现出来。如团圆饭的座次、吃饺子的时间、拜年的话语、放鞭炮的心情、逛庙会的感受、拜祖先时的行礼、祭灶神的献词，等等，都是丰富的身体表述与展演。儿童在成人的示范和指导下，完成了身体表演的象征维度的操练，从而增进了身体的文化性和历史性。身体的表演性操练是儿童模仿学习的重要体现，也是儿童内部知识外显、熟练的重要方式，还是儿童文化学习的身体表征，更是儿童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联通与实现的重要保证。
（二）实践知识是儿童习得春节文化的重要组成
在实践活动中，人们会获得一种可以应对该事件或活动的知识，进而可以应对相应的生活和事件，这种知识被称为“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儿童的整个学习成长不单单包括学科体系的系统性、逻辑性知识与能力，还包括更为普遍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是儿童生活、成长的重要构成，也是儿童文化习得的主要内容。文化习得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学习体验过程，它有助于个体了解和适应自身文化、发展和革新所处文化。文化习得发生在儿童认识世界的种种经历之中，仪式是儿童文化习得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在仪式活动中，参与者会借助一整套带有象征意义的身体动作直接应对和完成内涵深刻的文化事件。（见图2）
如上图所示，当儿童面对外部世界时，会遇到很多陌生的、新鲜的事物或事件。他们往往通过观察、参与等间接的和直接的方式试探性学习，形成最初的内部映像（inner image），这种学习具有一定的模仿性，需要借助人类学习的模仿（mimesis）机制，当相似或相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儿童个体反复借助已有内部图像应对之后，儿童就会形成越发稳固清晰的内部映像，即内部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当真实的外部事件再次出现时，个体就可以独立判断和应对这些问题与事情，以前习得的实践知识，便可以发挥实效。在春节的经历之中，有许多的学习是文化习得。孩子在每年的年三十都看到或者直接参与家人准备年夜饭、贴春联、放鞭炮……那么孩子就慢慢学会了年三十的这些习俗。孩子在大年初一开始跟随家人走亲访友，见面要问“过年好！”，握手或拥抱，收到红包要答谢……耳濡目染，孩子也就学会了如何拜年、如何应答等拜年的礼数。这些都是关于身体的实践知R，可以直接内化在自己的实践知识框架内，最终可以应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这种基于身体的实践知识，直接体现在仪式活动中的手势、言语、表情、心境，还包括器物、氛围和关系等。
春节是中国传统美德传承与文化习得的际遇，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最为美好的生命童谣。我们不能只是简单把它当作节日度过，而更应在珍视中传承春节文化，增进春节文化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与稳固作用，在欢庆中感受春节伦理，让春节伦理滋养人们的道德和精神。春节已然是中华民族对天地、对人伦、对家庭的最强大的文化表达，它的影响早已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甚至全球华人的血脉之中。
参考文献：
[1]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2.
[2]黄玲丽.国・家・人：善用中国传统节日德育资源的三维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6-9.
【张志坤，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第9篇：道德文化论文范文
一、伦理和道德的差别
罗国杰教授认为摘要：“汉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而且和英语中的Ethics和Morale的词源涵义暗合。”（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因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德现象。”（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北京大学魏英敏、金可溪在对中西有关伦理和道德两词的运用分析后认为摘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和‘伦理’都是一个意思。因此道德现象又可叫做伦理现象，道德行为又可称为伦理行为，道德判定又可以叫做伦理判定，道德学又可称为伦理学。”（注摘要：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作为一种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工具，笔者宁愿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实在上述观点中，作者在肯定“伦理”和“道德”的相通之时，也承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罗国杰教授认为摘要：“伦理”和“道德”又有所不同，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注摘要：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魏英敏、金可溪两位教授则认为摘要：“就西方而论，‘伦理’和‘道德’两个词，意义基本相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互相通用的，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它们加以区别，前者指社会道德，后者指个人道德。”（注摘要：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其《伦理和义务》一文中也提出摘要：“黑格尔曾对道德和伦理作了区分，在他看来，道德主要和‘应当’相联系，并展开于良心等形式中；伦理则涉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结构。”（注摘要：杨国荣.伦理和义务[J.上海摘要：学术月刊社.学术月刊，1996.6）
同样，笔者也同意这种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非凡是黑格尔的区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明晰和独到之处，对笔者的思索和写作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本文试想在黑格尔区分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将伦理和道德作进一步的厘定。
在此必须指出，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去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由家庭人伦推而广之，形成了家和国的难解难分。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受到多年西方文化，非凡是西方道德文化的冲击，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已轰轰烈烈，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在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探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摘要：中国社会依然是伦理社会。（注摘要：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北京摘要：社会学探究杂志社.社会学探究，1996.6）
勿庸置疑，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中国的道德是伦理，是伦理道德。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摘要：“道”，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摘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德者，得也”。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索。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索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索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和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和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和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二、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一）中西道德价值文化的不同发源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来自人们对现实的思索和回应。而对现实的不同思索，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差异，非凡是价值文化上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不同的行为取向及其行动结构。中西价值文化的差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伦理”和“道德”的差别。很显然，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思索着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