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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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作为中国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文学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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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肯尼迪?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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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J〕，2004年第2期.
第2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第3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一）提高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间的知识更是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很多知识也并不知晓，所以要将这些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交际，这种教学不等同于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侧重于和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
第4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文化背景 外语学习 韩国语教学
一、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一直片面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技能的训练，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语言形式上，误认为掌握这一形式便可在交际中得心应手，结果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我国外语教学中出现了“高分低能”“哑巴外语”等现象。究其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1.历史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外语教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度深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为适应冷战需要，苏联政府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和严格的控制。结果严重扭曲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使我国外语学习和相关文化教学严重脱离。随后，“”“否定一切”的主张彻底排除了外国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导致了外语教学的大倒退。
2.社会因素的影响。
由于长期受等级考试等指挥棒的影响，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的应试色彩越来越浓。这使得各高校的外语教学在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中，片面地强调词汇、语法、听力、阅读等考试技能和技巧的学习，而忽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从而导致大部分学生虽能顺利通过外语等级考试，能够造出并讲出许多符合语法和规则的句子来，但是缺乏在特定场合下适当运用语言的能力，有时甚至运用本民族文化的言语交际标准来套用外语以致闹出笑话，导致交际失误。
3.教学主体自身的因素。
总体来说，我国高等院校教师与学生作为外语语言学习的主体，对于文化背景学习的认知与重视程度不足，同时缺乏相关实践性训练，导致教学过程中有失偏颇。
二、文化背景学习对外语学习的必要性
1.是由语言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文化具有多义性。广义的文化是指目的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历史、地理、、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概况，以及社会背景、风土民情、民族心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社会意识形态等。因此，外语学习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只有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文化，才能熟悉掌握并恰当运用外语。
2.是由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关系所决定的。
语言与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包含并影响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背景从学习者开始学习外语的第一天起就始终渗透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其语言中表现得最为全面和完善，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正如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所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3.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契机，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既懂专业又能熟练运用外语的优秀人才有巨大需求。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跨国界和跨文化的交流。为了保证国际交流的准确度和有效性，外语教学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还应传授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异国的人文地理、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等，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三、文化背景导入外语教学的途径
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文化背景知识包罗万象。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满足学生对学习的要求，而且随着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丰富，学生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也会更深刻、更透彻，从而促进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达到能够运用外语准确、熟练地进行交流的教学目标。以韩国语学习为例，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将文化背景知识导入到韩国语教学中。
1.把握词汇、习语的文化内涵。
举例来说，在韩文学习之初，讲授韩文字母及发音时，可以通过向学生介绍“ ”的创制时间、原理、过程，以及创制韩文之前韩国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等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韩国文字的理解。再如：“ ”，直译为“喝了海带汤”，而在韩国社会生活中这句话用来表示职场退步或者考试失败。
2.注意文化差异的比较。
在教学过程中，所讲授的内容涉及韩国文化现象时，应即时投影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相关知识。例如：韩国语词汇“（我们）”，韩国人在日常会话中经常使用“ ”这个词，像“ （我们公司）”、“（我们国家）”，这些词汇在中国也比较常用，但像“（我们妈妈）”、“ （我们妻子）”可能就令人费解了。这时应借此引申相关文化背景知识，韩国人之所以喜欢用“ （我们）”，是因为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韩语中的这种“无我意识”。再如：汉语有句俗语“说曹操，曹操就到”，而在韩国语中则说“ 。（说老虎，老虎就到）”，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差异。
3.重视文化因素的分类。
根据韩国语教学的内容与需要，可将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如下分类。
（1）韩国文化象征：韩国文字，太极旗，韩服，泡菜，烤肉，佛国寺，石窟庵，跆拳道，高丽人参，宗庙祭礼乐，等等。
（2）语言文字类：韩国文字，敬语系统，俗语习语，以及《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朝鲜王朝实录》等古典史籍。
（3）精神宗教类：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以及佛国寺，海印寺，梵鱼寺，明洞圣堂，天道教会馆等宗教建筑。
（4）生活节日类：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尤茨，跆拳道，摔跤，跳板，拔河，假面舞等传统游戏。
（5）科技、教育、艺术类：日晷，瞻星台，测雨计，现代科技；陶山书院，屏山书院，绍修书院，成均馆，高丽大学，延世大学；音乐，体育，美术，戏剧，电影，电视剧，等等。
（6）文化遗产类：佛国寺，石窟庵，昌德宫，景福宫，瞻星台，圣德大王新钟等历史文化遗产；世宗文化会馆，艺术殿堂，现代美术馆，国立中央博物馆，世界杯赛场，乐天世界，63大厦，EXPO科学公园，奥运会赛场等现代文化遗产。
（7）著名人物类：世宗大王，李舜臣将军，李，申师任堂，李珥，丁若镛，金兴道，等等。
4.结合教材，引申相关文化知识。
在韩国语教学过程中，还应有效地结合课文内容进行文化教育。如：结合日常用语向学生讲授韩国的日常礼节等；结合课文内容，投影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如饮食文化，节日风俗，传统艺术，传统游戏，影视艺术，等等。
四、结语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外语学习不应是单纯的语言学习，还应拓宽视野，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语言。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应当切实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营造外语学习文化氛围，从而启迪学生语言学习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使学生语言综合能力得到全面提高，恰当地运用外语进行交流。
参考文献：
［1］邱德伟.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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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龙海.方今淑.中韩文化差异与韩国语教学.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
第5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本文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针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走出去”战略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利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是当今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
1企业跨国发展的理论依据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规模的日益扩大。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是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决定的，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来选择国际分工的定位。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选择正确的“走出去”的市场、行业和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图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难以在国际间流动。
随着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的减少与降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许多假设条件已经改变，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地资源，还包括外来资源，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以及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资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仅以比较优势来确定对外发展战略，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比较优势并不是最有利的。竞争优势才是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重要的是获得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的原义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上明显优于并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满足客户价值需要的独特能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具有竞争优势。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它们主要表现在：比较优势是静态竞争力，难以改变，竞争优势是动态竞争力，可以改变，拥有了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了现实竞争力，拥有竞争优势才真正拥有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是一种低层次竞争力。竞争优势虽与基本生产要素有关，但更多是与机制、政府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要素有关，在更高层次上决定了竞争力。比较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竞争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发挥比较优势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应“扬长避短”，增强竞争优势更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胜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较优势理论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不可否认，企业要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去发展，但是在“走出去”发展中仅强调比较优势，而忽略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与培育，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变，就会囿于现有的市场和产业，难以向欧美等技术要求高，附加值也较高的市场发展，难以实现由一般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
以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分析培育获得该核心竞争力所应具有的比较优势及其他条件。第三，分析现有的比较优势，以及转化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所需比较优势需要开展的工作与条件。最后，逐步实现这些工作，获得这些条件。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则其思路为：分析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指导不单纯是现有比较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确立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企业跨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把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培育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培育核心技术战略，包括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确定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个局部环节领先，还是整个过程效果的领先，就目前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现状来看，应当建立某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点是产品技术水平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如果不能发挥核心技术优势，被市场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产品差异化及成本领先战略。产品差异化是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预期价值的一种经营战略，产品差异化最明显的方法就是修正产品或服务的客观特性，突出产品特色。在保持现有特色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发展新的有价值的、不同于同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减少竞争的威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当然，在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还必须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领先战略。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外包战略。外包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来临，企业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资源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敏捷组织、组合式组织和虚拟组织的相继出现都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弥补企业发展核心能力时的资源不足问题。
政府出台并完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措施。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私人投资增长幅度加大，政府出资项目逐步减少，对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劳动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强化协调职能，使企业发挥所长，实现共赢。
加大技术创新鼓励力度并鼓励管理创新。从本质上看，企业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强化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增强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依托“走出去”发展战略，企业只有凭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生产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产品从而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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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和.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中国西部科技，2006
3.吴汉篙.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企业经济，2004
第6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第7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文化受到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视理所应当，但对外汉语教学应该讲什么样的文化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在初级阶段应是文化因素的教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应遵从适量、适度、有代表性的原则，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阶段相适应的原则，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把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的原则。
关键词 ：文化因素；适度；适应；技能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60-02
程裕祯在他的《中国文化要略》中把文化按内容分类为：物质文化、习俗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成系统跨文化交际涉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就是所谓“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这其中文化教学是主体， 语言教学居于从属地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外国人更好地掌握汉语技能，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语言”而不是“文化”放在首要位置， 语言技能教学才是教学的重心，文化方面的教学要适可而止。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语言技能这一教学目的展开，解决的是“中国人这么说的含义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么说”的文化规约问题，文化知识教学为语言技能教学服务，扫清语言理解的跨文化障碍。影响外国人语言理解的文化因素一般是隐含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中的反映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道德标准及审美倾向等文化规约，文化因素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是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是文化因素的教学。林国立指出：“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教学则必须在语言教学的范围内来处理。换言之，文化因素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一个语言教学的概念， 只有在语言教学中才有意义。”因此，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教学应融于语言教学之中，为外国人汉语交际技能的培养扫清跨文化障碍。
一、适量、适度、有代表性的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是隐含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中的文化因素，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融合在一起。在对外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能脱离语言教学阶段去选择文化项目，而应与语言教学的不同阶段相相协调，使文化的引入服务于语言教学。文化因素既然是依附、隐含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的语言子系统中的，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 教材内容的安排与设计就应注意文化因素与语言形式有机结合，让文化因素有步骤有系统、均衡定量地分布到各语言点的教学中去，协调好各教学阶段的语言项目、功能项目及文化项目的定量搭配。当然，教材的语言项目、功能项目及文化项目的综合协调，需要进行精细的设计与安排，需要进行系统研究。林国立从语言教学的需要出发做了对文化因素进行有序定量安排的尝试，在《交际文化》中确定了21 种民族观念和民族心理，在编写的视听教材《北京行》中，有计划地渗透了7种民族观念和民族习俗。张英认为，随着语言教学阶段的上升，文化教学的比重也应随之增加；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比重，在初级约为5:1，中级阶段约为4:1，高级阶段则要上升到3:1。张英规定的比重是不是合理有待教学实践的检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要在语言教学的框架中进行，要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规约密切相关。文化内容必须有所选择，适度融入；要突出重点，以介绍当代中国正能量的主流“小”文化为主。所谓当代中国文化，就是不必介绍那些已经过时的、陈旧的文化；所谓正能量文化，指的重点介绍那些积极向上的、具有一定质量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点与生活习俗；所谓主流文化，指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具有群体倾向共性的观念与习俗；所谓“小”文化指的是与日常的交际语言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教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要适量，不要冲击语言教学。基础汉语教学阶段，要重点介绍与日常的交际语言密切相关的交际“小”文化；中、高级教学阶段，对系统文化也应有选择地讲解，不可超越外国学生的语言接受能力。
二、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阶段性相适应的原则
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语音、语法、词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独立的外在形式，隐含性和依附性是它最根本的特点。文化因素既然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必须依附、隐含在各语言子系统中，那么文化教学阶段的划分也应依据它所依附的语言形式进行。陈光磊、黎天睦、魏木春和卞觉非均主张“以语言为本位”对文化项目进行等级划分。基础教学阶段讲解的与语言点相同步的交际文化，一般都是附带性的、随文解释性的、零散的文化因素。中、高级教学阶段，可将这些零散的文化因素进行局部整合，但仍不太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必须在不超越外国学生语言接受能力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
1.初级阶段——语言的文化因素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教学语言，语言之外的文化内容少一些为好，尽可能不分散学习的注意力。但如果那些隐含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中的文化因素影响到语言的理解，教师就要选择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加以讲解。口语课、精读课学习日常交际语言，能碰到很多语用的文化规约，例如中国人见面用“吃了吗”、“干什么去”打招呼等，如果不向外国学生介绍，就会产生跨文化交际障碍。在举文化方面的例子时，宜多用外国学生一踏进中国便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直观物态文化的例子，让文化因素渗透到语言点的讲解中去。
2.中级阶段——国情文化（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在中级阶段，外国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教师除了随文解释语言点的文化因素外，还应着手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诸如首都、长江、黄河、长城、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这些基本国情是掌握汉语所必需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些知识要陆续安排在初级阶段后期和中级的精读课中，以及听力、口语、阅读等教材的语言材料中。这些国情文化仍属于表层文化，教学中尽量用形象、具体、生动的方式感性地加以介绍，同时照顾到文化项目的系统性框架。
3.高级阶段——专门性的文化知识。“专门性文化知识”是针对汉语言专业的高年级外国学生开设的单独的文化课程，与语言教学平行设置。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三年级开设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选修课，四年级开设的“中国民乐”、“中国民俗”、“中国艺术”、“中国思想史”、“中国电影欣赏”选修课，都是专题文化课，意在介绍各个领域的中国文化，具有初步的专门性、系统性和学术性特点。这些专门性文化知识涉及深层文化，需要引导外国学生从具象的文化现象中进行理性思考。
三、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把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的原则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目的是为帮助外国人更好地掌握汉语言语技能，排除跨文化语言理解和交际的障碍，正如陈光磊所说：“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最直接的目的是消除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理解和使用中的文化障碍。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或者说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应当落实在确立发展学生运用语言交际的文化技能上。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大体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对语言本体结构(主要是语法规则和语义系统)中有关的文化涵义做出阐释，以便为学习者使用目的语做好必要的交际文化上的准备；二是对语言使用中的文化规约做出解说，养成学习者对目的语正确理解和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外国人跨文化理解和交际障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就要直接针对外国人的这些交际障碍，做好文化对比，指出差别点在哪里， 做好相关的文化教学。
这种文化教学本质上属于语言交际技能的教学。张占一认为，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赵贤州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导入论略》中将交际文化细化分类为12个方面: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无法对译的词语；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某些层面意义有差别的词语；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词语使用场合的特异性；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词语褒贬不同；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潜在观念差异；语言信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含有民族特殊文化传统信息的词语；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词语中反映的习俗文化信息；有特定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语言结构差异；其它因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社会习俗等造成的文化差异。程棠认为：“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则是在教学汉语结构规律的同时，还要使学习者了解以至习得汉语本体结构和使用法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所遵循的文化规约，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交际能力，以期在一定范围内加入汉语社团的交际活动。也就是说，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是以学习或习得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为指归的，它带有某种技能性与实践性的特点。”这些语言大家的论述都可归结为一点：要把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跟外国学生的交际直接相关的语用文化项目，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重点关注的内容。
总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跨文化的、交际的、技能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需针对跨文化交际障碍，把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
参考文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1).
〔3〕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3).
〔4〕黎天睦.现代汉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5〕魏春木，卞觉非.基础汉语教学阶段文化导入内容初探[J].世界汉语教学，1992，(l).
〔6〕张英.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J].汉语学习，1994，(5).
〔7〕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8〕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
第8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对外汉语教学理念文化差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增强，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和应用力调查报告》上，汉语被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英语。“汉语热”的日渐升温，同时暴露出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很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往往只重视语言结构系统和文字的学习掌握，却忽视了文化的教学，容易导致学生在交流中因对交际礼节、民俗民风、历史沿革等文化因素的缺失，导致表达不得体、理解不达意的尴尬。因此，将文化教学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之中，选择恰当的文化教学手段，提高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
一、对外汉语的教学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培养、训练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研究、教学和翻译为职业的学生则必须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多半是成年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爱德华?安东尼说：“语言的背后是有故事的，并且语言不可以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础形态，民族文化对于语言的约束性是非常明显的。民族文化的差别，发展文化的轨道在语言中会留下深深的印记，民族文化对语言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达范围；另一方面，是表达方式。并且民族语言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民族文化对语言有着非常强烈的约束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也影响着地方文化。正如爱德华?安东尼在《语言》所表示的方法是，“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史和语言史沿着平衡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语言自身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然载体，渗透了大量的文化内涵。并且人是使用语言的文化的缔造者，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产物，不可能摆脱文化之间的约束。
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人类在情感与思想上表达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语言，在这个社会中语言的表达是无法取代的，就像是字、词组、语法等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构成所谓的语言系统，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它都必将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是我们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在对汉语教学的进程中加入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可以使得学生了解并喜欢上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样能够更好去理解并运用汉语。可见，文化的差异是在语言学习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是很难的到突破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文化的学习与语言的学习是要有一定的统一性。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就需要对这个语言进行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并且通过语言学习、推广并且传播这种语言文化。因此，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进程中，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在语言上有些用法使得学生总是会弄不懂或是含糊其辞，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学生不能够进行完全的理解与掌握。也就是说，语言的核心就是词义，并且基础是词汇，而且词义与文化的关系最最为密切的，可以说词汇也就是表现着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一种特殊语言结构的方式，在词汇结构中文化内涵的发掘也是需要花费很打的功夫。在对词汇的内部结构上看来，汉语的词义与词形中的关系要比西方中的表音文字是更为紧密，在汉语的词汇中一些词形是直接来表示词义的，可以说是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其固定词组与习惯语的作用是突显的，成语典故大都是与民族得习惯与心理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吕必松先生曾说过：“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就必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因为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时，在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了解汉语词汇和语音以及语法的规则，这样使得学生能够在交际进程中的表达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规则要素外，还要帮助并且使得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这种特定民族文化背景所产生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特征，能够让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非常得体并且有效地传递心中所想的信息。
三、对外汉语教学要求
第9篇：对外文化论文范文
本文作者：何娣邹璇工作单位：江苏大学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中介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在做中介效应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中介变量的稳健性。对此，我们分别对三个中介变量进行基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表1中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R2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3个因素在的回归中可决系数都比较高，这意味着模型的拟合度非常好，中介变量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解释产业结构的变动。3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并且F统计量的值都很大，回归模型的效果很好。以上说明，中介变量的稳健性很好，适合做中介效应检验。（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路径图本文利用AMOS对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进行建模，并加入三个中介变量，最后得到模型图如图3所示：从模型路径图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直接效应，但是并非十分显著。服务外包同时对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优化和技术进步三个中介变量具有促进作用，从而最终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三）中介效应详细1．资本积累在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表2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在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在模型第一步中原效应系数c为0．338，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回归系数a和b分别为0．687和0．204，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中介变量lnK起到了明显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1．47％，说明资本积累可以解释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41．47％的作用。2．人力资本优化在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表3结果表明，在模型第二步中回归系数a为0．829，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服务外包对人力资本优化具有明显的正面促进作用。在第三步的检验中，回归系数b为0．068，在1％水平下不显著，进而进行Sobel检验，得到最终结果为显著。中介效应为0．056，解释总效应16．57％的作用。以上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优化在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但是远小于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国服务外包兴起比较晚，而人力资本优化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如资本积累的效果直接；其次，在本文中表示人力资本优化的变量选取的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他们主要就业于二三产业。相信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优化的中介作用会越来越明显。3．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表4结果表明，在模型第二步中回归系数a为0．743，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服务外包对我国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面促进作用。在第三步的检验中，回归系数b和c’分别为0．134和0．239，均在1％水平下显著。中介变量技术进步P的中介效应为0．0992，解释总效应29．32％的作用。以上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在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中同样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一方面，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的同时获得了发包方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我国也大力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加强了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
结论和建议
（一）实证检验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发展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一定的直接效应，但并不十分显著，说明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和质量有待提高。服务外包同时对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优化和技术进步三个中介变量具有促进作用，从而最终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这三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存在着差异，其中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最大，技术进步效应次之，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小。说明目前我国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因为服务外包不仅增加了外汇流入，同时也促进了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力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业的资本积累。（二）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建议目前我国在服务外包市场中的占有率还比较低，并不能长期有力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所以针对以上所述对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提出几点建议：1．优化服务外包环境尽管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时具有较明显优势，例如劳动力储备丰富、人力资源成本较低、国家政策扶持等，但是也要看到高端人力资本、语言沟通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方面的弱势。要进一步扩大承接服务外包规模，就需要完善外包环境，增强吸引力。优化服务外包环境要从软、硬两方面着手。在硬环境方面，要加快我国服务外包的配套产业发展；在软环境方面，进一步完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包双方提供稳定、安全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在软环境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解决发包方的后顾之忧。2．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是高端人才比较紧缺，并且与印度相比，我国在语言沟通方面仍存在障碍。除此之外，我国人才结构不合理，很多人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这都严重影响到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交叉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有效掌握技术与管理水平以及外语能力，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外包人才队伍。另外，还要对现有的高校教育进行改进，引导学校进行更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使培养出的人才更接近市场需求。3．加强自主研发，鼓励技术创新在承接服务外包中，要真正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需要不断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提高我国在服务外包价值链中的位置。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可以搭建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在自主研发过程中提供需要的业务咨询、技术培训等相关信息，这会对于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还需要重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现象，发挥城市示范作用。目前来看，我国已经拥有20多个服务外包的示范城市，这些城市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些城市也为我国其他区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可以通过产业体系扩大、规模扩张来带动周边城市，这同样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