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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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通读全书，该著有以下特点：

第一，精辟的理论观点，缜密的科学体系。

传人中国后，思想界对于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结合这一重要问题，就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几种观点。一为对立说，认为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不可能融合；二为并存说，认为二者在未来的多元文化结构中是并行存在的；三是融合说，认为二者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相通相容的方面，通过辩证综合与扬弃，可以创造出适合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新文化体系。诚然，与儒学这两种文化的理论渊源并不相同，但作为不同民族历史智慧的结晶，它们都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都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该书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相通相容的特征为契机，提出了要在全面审查的基础上对二者的精华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更要对其糟粕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摒弃，从而开辟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道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真理性的理论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是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形态离不开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同样，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是在新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它需要运用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梳理、总结和创新。

该著主题新颖，体系严密，系统解决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与儒学如何融合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著者从二者相碰撞、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手，分析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嬗变过程，创造性构建了二者相冲突融合的机制。该著从历史发展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重构与创新，以及中国化道路的新探索作出准确把握。无论考察儒学现代化还是中国化，都做到既坚持廓清重要思想范畴的来龙去脉，又遵循传统思想文化与相融合的内在逻辑，从而使该书既具备了严谨清晰的逻辑性，又极富思想文化沿革的历史厚重感。

第二，独特的研究视角，科学的比较方法。

本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颇具新意的论述，富于时代性的诠释，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揭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契机、特征和历史必然性。著者一方面紧抓社会特点和时代特点，对相关资料给予历史的辩证的归纳、梳理分类，对重要思想内涵演进加以动态的逻辑分析，使文章统之有宗、分之有序。该书注重从比较视角把握和阐述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它有助于突出与儒学各自的特性，清晰地阐述儒学与的异同，既浓缩涵盖了儒学丰富的文化精髓，又为与儒学的辩证融合准备了必要条件和中间环节。通过科学比较和阐述，既从总的框架方面，又从具体内容方面，全方位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展现了与儒学相融合的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

第三，密切联系时代特点，立足于当代实践，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之路。

第2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统文化；理念；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探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现实，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体含义：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从具体含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个人、社会、国家与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都纳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畴之内。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是社会各系统、阶层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一具体含义所包含的逻辑思维、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鲜明体现。《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道德修养方式，即首先从自我个人的点滴实践做起，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基础上逐步惠及家庭邻里，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当人类社会实现了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原则特征：古代中国对道德和礼仪的价值追求

整体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结合，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传统性则主要表现为诚信友爱、和平正义、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实现，这些原则既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指导性原则，也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资治通鉴•周纪》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以德为本、为先的价值取向，即便是现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鉴以道德礼仪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则既是党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礼仪内涵在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之中的深刻体现。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离不开以道德原则为核心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反过来，正如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那样，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深刻体现出对道德和礼仪的一贯追求。

三、践行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

十六大以来，同志针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现安全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力建设和谐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正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文化等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其对建设和谐文化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做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十分契合。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一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着眼生活实际的实践思想，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还是平日工作学子中的言语思想，都应该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文明礼仪、落实道德原则，从而在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幸福和谐。而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观的基本理念与思路方法。

四、结论与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所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来源、精神支撑与思想智慧的源泉。从具体含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含义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新应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特征的形成则是古代中国史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新体现，意味着其以道德礼仪为根本的思想追求与价值观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被着重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贯彻落实的具体实践措施也深刻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着眼现实、以德行修养为根本”的实践观。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借鉴参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精神根基。由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党和国家要在坚持以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立足中国现实，大力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着重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1]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四书五经第一卷[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2页

[2]张文治编:国学治要（经部史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76页

[3]（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一册）,卷第一周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月1日第2版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158页

[5]: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1日第1版

第3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孝”作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道德伦理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历代统治阶级都极为关注和崇尚。所以，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于“孝”的文化体系。孝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不同时期给它注入了不同的内涵。孝文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孝文化是指社会、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精神赡养、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孝文化就是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的总称。广义孝文化包含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内容，并将孝的内涵从家庭伦理进一步扩展到对国家效忠的态度上。传统孝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农村孝文化起初只是调整农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并没有家庭之外的社会规范。随着历史的发展，孝道逐渐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农村孝文化逐步同社会的文化、政治、法律相融合。广义的孝文化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分析。

(一)从精神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观念体系，即“孝德”

“孝”字最早发现于殷商甲骨文中，这表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西周以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孝的文献记载。《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的象形意是指年轻人背着老年人，象征着和谐的亲子代际关系，因而孝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尊重和爱戴的美德。总之，“孝”是孝敬长辈、赡养父母、善待老人的一系列观念。孝文化历来受到中国普通百姓和帝王将相的极力推崇。在古代，孝敬父母、光宗耀祖、效忠君国成为当时人们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当民众将孝行从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扩展到社会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形成统一观念时，孝道及孝行就演化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深刻地融入到了民族的观念系统。

(二)从行为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践行“孝”的具体活动，即“孝行”

第一，最基本的“孝行”包括养老、敬老、送老、祭老。《礼记•祭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养老就是照料老人生活起居，使老人吃饱穿暖。敬老就是精神上尊老爱老。送老就是老人过世之后，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礼节风俗为其送葬、尽孝。祭老则是清明或老人的祭日，子女举行祭祀仪式对老人寄托哀思。第二，家庭孝敬，包括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友爱。家庭中夫妻之间要平等和睦，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父母对子女要关心、照顾，要尽心尽责养育子女，教育子女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还要教导子女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第三，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效忠国家。孔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即一个人最大和最理想的孝行就是建立功业、扬名于世、显赫父母。这里的孝除了指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还指在社会上小辈对长辈的尊敬、礼让。孝的最终衍伸是效忠国家，就是人们要听命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封建社会君、国一体，孝就表现为爱国。一个人的成长、立业、处世，始终都贯穿了“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孝”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三)从制度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伦理准则，即“孝道”

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孝道”宗法制度早在周朝初期已经制定，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孔孟儒学则提出了孝的具体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说，使“孝”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统治者标举“以孝治天下”。宋明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宣扬孝义、倡导孝行，在选拔和考核官吏时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标准。至此，孝的本义从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道德规范，从人际关系扩展到政治法律关系。

(四)从物质层面分析，孝文化还包括关于“孝”的物质载体和活动载体，即“孝形”

孝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孝文化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的传承和弘扬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活动载体，包括与“孝”相关的人物、传说、典籍、民俗、礼节、碑文、建筑等方面。对“孝”论述的论著如《孝经》《礼记》《女儿经》等文化典籍;有以孝命名的城镇，如孝感;有丰富多彩的孝的故事传说、孝的代表人物;有众多的关于孝的遗迹碑刻等。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这一民俗活动历经六百余年从未间断，就是典型的孝的活动载体。这些物质和活动载体都是当前传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一)强调精神赡养

自觉善事父母是新农村孝文化的基本内涵，儿女要自觉奉养父母，使双亲颐养天年。善事父母包括物质供给和精神赡养两方面。物质供给是善事父母的较低层次和基本要求，指尽己所能，从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精神赡养则是较高层次的奉养，在满足老人物质需要基础上关注其精神需求。当前新农村的孝文化则应更多关注“精神赡养”。(二)强调“生命价值”《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要践行孝道，首先要保证行孝者和被行孝者生命的健在。为人子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行孝，即珍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是孝行的体现。当今社会的生存压力大，个别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点困难挫折就轻生，留下年老孤独的父母。这是一种非常不孝的行为。

(三)建立“平等原则”的新型孝道

旧的孝道强调子辈对父辈的绝对顺从，是条“单行线”。新型孝道则是“双行线”，核心在于子辈与父辈的平等对话，而不是对父辈权威的盲目顺从，更不是父辈对子辈过分纵容。新型孝道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交流和理性之爱。

(四)及时行孝，厚生薄死

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有很多人认为，等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了再来孝顺父母。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可能会突然离世，行孝已晚。有人为了弥补缺憾，并受封建迷信的影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办豪华葬礼。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孝道应破除旧时代的丧葬陋俗，大力提倡趁父母健在时做到物质和精神赡养，并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丧葬新风。

三、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及其特征

(一)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来历及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

衢州市作为“南孔圣地，孝贤故里”，近年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了儒家文化发展的典型。农历正月十八为衢州市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相传余氏始祖守益公(明洪武年间)有一女儿，守益公非常疼爱该女。在女儿出嫁后，因思女心切。守益公在每年正月十八都叫其女回家尽孝。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由此得名，历经二十二代子孙的传承，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甚至在时期也不曾中断。每年正月十八，出嫁的女儿都会回到娘家团聚。在过去，女儿上午回家孝敬父母，下午到余氏祠堂祭拜祖宗，参加村里的民俗活动。“女儿节”当天的主要活动有:请佛赐福、祭祖、走马灯、舞龙灯、唱戏等。而今的“女儿节”与古时不同的是，它扩大了活动范围，女儿们会带上亲戚朋友到娘家聚聚，并与同村的“女儿”交流工作和致富信息。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代代相传不间断，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活动形式简单而隆重，是因为它过滤了繁文缛节，遗留了文化的精髓;活动内容丰富而务实，是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孝、德、伦、礼等这些最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十八十八，女儿回家。”这个专为女儿而产生的习俗，在古代是破除男尊女卑传统的表现，在现代是孝文化、和谐社会的最好体现。2011年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确立了“尊重女性、崇尚孝道”这一宏大的文化主旨。正是从那一天起，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向了更高的文化层次，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特征

1．浓郁的地方性。

女儿节民俗活动内容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请佛赐福、祭拜祖先、走马灯、舞龙灯、唱大戏等都是地方上流传甚广的习俗，体现了地方民俗节庆特点和鲜明的地方性文化特色。

2．悠久的历史性。

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孝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历经六百余年、二十二代子孙传承，至今从未间断过，在当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

3．独特的超前性。

在古代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地位低下，根本就没有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因此不可能会以女性的名义来设立一个节日，而余家山头村却恰恰相反，传承着尊重女性的“女儿节”。这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宗旨。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加强学术研究，把握新农村新型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余家山头村已经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有衢州市文化局负责人、文联、作家协会、民俗专家、大学教师参与的孝文化研讨会。对当代新农村孝文化展开了深度研究:认真理清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孝的当代涵义、当代特征及当代价值;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了解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针对当前新农村养老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展开系列研究，为新农村孝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及方法建议。

(二)孝文化教育常态化

孝文化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青少年的孝文化教育。对农村青少年进行新孝道理念教育，使青少年懂得尊重、爱戴、孝顺自己的父母。这也是爱党爱国的基础和前提。要把孝文化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范畴，学校要开展各种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孝道教育。二是对全体村民开展孝文化教育。无论何时，家庭永远是农村老年人的第一生活场所。家庭的和睦及家庭成员对孝文化认知和践行状况，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从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需求者增加，而养老资源的供给者减少的现实困难出发，政府要对村民展开各种形式的孝文化教育，使每个人对“孝”都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设立专门机构落实农村孝德制度，建立孝德管理长效机制

要落实好农村孝德制度，使孝德管理工作日常化就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在村委会建立孝道奖惩机制，树立孝德典型进行表彰，促使村民孝德观念的养成。余家山头村每年“女儿节”都评选并表彰“好女儿”“好媳妇”。2011年评选出了“好女儿”26名、“好媳妇”46名并予以表彰，还建立了“孝慈善”基金。该基金针对本村生活困难家庭的老人予以帮助，为该村的孝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2011年9月，该村好媳妇邵玉仙被评为柯城区第一届“十佳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

(四)要强化法制监督，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与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力相比，运用法律规范人们的孝德行为、强化人们的孝德意识是很有必要的。政府要完善对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机制，做到每个乡、镇都有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村都有法律援助联络员和调解员，不断把援助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使农村养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部分农村家庭尝试签订了《家庭赡养协议书》和《继承财产办法协议书》等，减少了多子女农村家庭中的赡养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政府可以对这些有益探索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解决当前农村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倡导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险

第4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

列维纳斯是法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继承了法国差异性思潮的基本旨趣，但是他更激进地把他者放在哲学的起始点，提出了“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其他哲学问题的起点，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性得以萌生，接着才有关于主体性哲学的问题。伦理学打开了西方整体性思想(暴力)的缺口，在伦理学视域下，列维纳斯对“内在性与外在性、理性与情感、自由与责任、对等(互惠)与付出”等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现象学探讨和反思。列维纳斯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起点是他人的外在性:主体性的基础是他人的外在性，伦理的真正内涵是爱;良知先于理性;责任先于自由;人与人之间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无条件的付出。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具有伦理性，人才是伦理的人。1．外在性与内在性:良知先于理性。西方伦理思想的一个传统是，“它试图证明，遵循理性行动就是遵照伦理行动。”⑥这种伦理路线从斯多亚主义一直到近代的康德达到顶峰。它以纯粹自我为基础，认为纯粹自我的理性判断是普遍可以接受的，理性的普遍性构成了伦理的普遍性。而这种伦理路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唯我论”，它以一种“纯粹自我”的目光把他人及其差异性抹杀了。这种从“唯我论”的普遍理性出发的伦理路线构成了对他人的暴力，对差异性、陌生性和情感的模糊性的同化(吸收)或者扼杀。在这个背景下，列维纳斯试图寻求一种整体性思想的缺口，这个缺口的来源就是他人的外在性，列维纳斯将他者(异质性、外在性)作为伦理可能性的基础，突出理性之前的原初伦理经验———良知。首要的，“自我”不是一个坚实的实体，自我单纯的内在意识的出现是因为与他者(外在性)的相遇，主体性的基础是外在性。并不是先有自我意识，然后再发现世界;也不是先有我的道德意识，或者良知，然后把这种良知朝向他人。相反，他人———作为意识的激发者、严格意义上意识的源头———已经先于我的自我意识在那儿了。与他者相遇的“回应”(re-sponse)唤醒了我的意识和良知，而后主体性及其理性结构才得以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自我是在他人和世界之后而在场的，他人的外在性先于我的内在性。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关系是他人的召唤以及我的回应。这种回应体现为最初的良知的出现，它先于理性。2．非对称的关系:付出高于互惠。基于主体性之上的现代性伦理在处理我和他人的关系上的立足点始终是“自我”:首先是我，然后是他人，从我达及他人。即使是在平等的维度上，也是从我出发的平等。这种平等实质体现为一种互惠性质的经济行为。列维纳斯他者伦理颠覆了这种关系，将优先权给予了他人，将主体性让位于他人的异质性。于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非对称的关系:“主体间相互关系是一个非对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者负责，而不期待任何互惠。”⑦与他人的相遇中，自我是被动性的，是被命令、被召唤的。用列维纳斯的话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对称性”⑧。这种非对称的根基是什么?它基于他人的绝对外在性。他人不是与我同等的另一个主体，相反，他人始终先于并且超越于我的意识主体。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可被概念化的关系。概念化就是用思想把自我和他者重新统一于整体性之中。”⑨也就是说，他人始终在我的意识把握之外，我的意识无法用概念去整合他人的异质性，只有他人超越于我的意识把握，他人才真正如其所是，这是我与他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基本品质。进一步讲，这种伦理品质体现为不是把对方平等地看待，而是把对方看作我的主人，他从“高处”临近我。于是，真正的善是我始终把他人看得比我自己重要。⑩与“付出—回报”的对等交换模式相反，我对他人永远都是单向度的回应(负责)，是无限的给予和耐心;反之，对方亦然，我与他人是互为他人的。这种非对称和无限的回应(责任)是一种自我让位、无己的伦理姿态。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列维纳斯认为，“只有无私的(self－giving)爱才能使得人类成为人类。自我通过爱他人而找到自身，自我通过舍己而成为自身。”瑏瑡3．责任先于自由。他人的外在性和呼唤打破了主体绝对自由的幻想。伦理的基础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他人呼唤的回应。“存在的外在性是道德自身。自由构成了我，但与此同时，也保持着和外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防止存在的整体化。”瑏瑢在列维纳斯看来，伦理只有在“防止存在的整体化”中才获得伦理的本性，即，抵抗暴力，使得暴力成为不可能。而这种整体性的裂口只能在他人的外在性那里才得以实现。我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是我对他人暴力的原因，只有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才能阻止暴力。在列维纳斯看来，外在性通过他人的面容被揭示，他人的面容显示为一种脆弱和，它以直接迫近的请求和命令召唤我的回应(责任的最原初形式)。他者进入我的同时，质疑了我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占有，质疑了我的自由。我成为了他人的人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伦理的人的第一要义是欢迎他者，是放弃主体内在性和占有，而不是占有和自由。列维纳斯指出:“对他者的欢迎是去质问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把质问我的自由这样一种境地称为良知，那么对他者的欢迎就是良知。”瑏瑣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伦理的人的“为他人而活”的基本内涵。先是欢迎他人、成为他人的人质，然后我的自由才得以可能。“我是负责任的我，他是使我负责任的他，正是在这种他者也因此是我自己的意义的创造中，我的自由，我伦理的自由才形成。”瑏瑤对列维纳斯而言，自我在与他人相遇时才成为自由的，因为自由不是别的，而是我对他人请求的回应。自由源于与他者的相遇。“存在并不是现成地被宣判为自由的，而是被邀请为自由的。自由不是的。”瑏瑥于是，我们从列维纳斯那里看到一条新的路径:(他人)邀请—回应(责任、良知)—(我)自由。列维纳斯他者理论思想始终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对他人的责任(obligation)，也就是内疚感，这种责任和内疚感先于所有的自由。在《整体与无限》一书中列维纳斯曾质问道:“难道自由在自身面前不感到羞耻吗?”瑏瑦也就是说，如果自由仅仅是为自身，那么这种自由始终是带着一种罪责和羞耻的。只有首先对他人负责，自由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现代性伦理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却忽略了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基础———对他人的责任。

借鉴与反思

列维纳斯一生都在思索着人，为我们提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对他人的责任，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只有如此，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才具有伦理品质。进一步讲，只有在责任的基础上，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公平正义才得以可能。就此意义上，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称之为“伦理学的伦理”。用列维纳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寻求的“不仅仅是伦理，而是圣洁的圣洁性”瑏瑨。但是作为伦理，它必定对人和社会生活具有引导意义，正如当代著名实践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伦理并非一种在理论上高尚、实践上无益的理性体系。”瑏瑩基于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培育“敬畏”的文化土壤。伦理道德不是一种语言表述，更不是空洞的教化，而是行动，是一种生活姿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培育一种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首先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敬畏。把对差异性、对他人的敬畏融入到社会文化中去，作为社会个体基本的生活姿态。只有首先对异质性、对他人的尊重，才能真正生发出爱与责任，而不是最后把他人纳入到自己之中，去统治、控制、占有他人，或对他人冷漠。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面对他人，对他人外在性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得社会个体在他人面前保持谦卑与责任。这种文化土壤的培养还体现在宏观上。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全球政治呈现出多极化和多文明化，我国要应对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冲击，就必须“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多种文明和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保持自我文化认同的同时，尊重他者的文化差异，使其如其所是，维护文化的多样性。2．重视情感教育、良知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育应该先于科学技术和理性教育。道德伦理是情感性的，它不是通过理性计算而得到的，更不是科学技术所能够赋予的。但是，我们时代的教育基调是理性与科学的“知识教育”，教育社会个体按照理性判断去生活，换言之，就是去分析、计算。因此，在道德生活中，在任何一种道德行为发生之前，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先用理性去分析、判断，去思考(计算)我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我有没有必要去做?做了结果会怎样?)，而这直接导致情感和良知的泯灭。根据列维纳斯他者伦理思想可知，良知是直接性的，它先于理性思考和分析;面对弱者的呼唤，首先应该是回应(负责任)，而不是去考量利益得失。以2011年10月广州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为例，那些目击小悦悦被撞倒的行人的共同特征就是理性(考虑)的介入，第一意识地对事态进行利益考量、分析。从事后对那些行人的采访得知，当看到生命垂危的小悦悦躺在地上，他们最初有一丝情感冲动想去施救，可是伴随这种情感本能的另一个更强烈的利害分析意识是，“如果我救了她会不会有麻烦，要是别人把事情推到我身上怎么办?我救了她可能具有哪些风险?”他们会立刻想到社会上发生过的一些案例，比如南京彭宇案;会想到人们常提到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说法。也就是说，在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小女孩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本能、情感和良知被厉害分析意识所掩盖了。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是先判断、再行动，先分析利害、再行动，是一种理性主义教育。在这种理性主义教育氛围中，人们不自觉地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分析、计算，动用意识理性地“考虑”。良知的直接性被理性意识掩盖。而任何行动一旦经过思虑后再作出，那么这种行动的真正伦理性就被淹没了。因此，在根本上，要减少这种冷漠，要减少理性对情感的压抑与抹杀，我们就应该反思理性主义教育，要把情感教育、良知教育放在中心位置。3．建立“爱、责任与付出”的家庭伦理关系。我们一直说婚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却忽视了爱是建立在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基础上的;我们重视家庭关系中双方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却遗忘了爱在根本上是一种付出与责任。爱是超越理性分析的，更是超越平等和自由的，它高于和先于这些。联系到我国当前的婚姻状况:据统计，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2007年离婚登记数为320．4万对，2008年到2010年3年间的离婚登记数分别为356．1万对、404．7万对和451．6万对。瑐瑠当然，导致婚姻破裂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社会个体关系的层面上，它反映出我们的伦理道德在家庭关系上的某种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把理性、平等和自由等理念放在了爱之前，而忽略了尊重、付出与责任。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建立以“爱、责任与付出”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关系。4．道德为法治提供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声音，这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的法治进程取得了重大发展。虽然也有另一种提倡“德治”的声音，但是它仍然相对微弱。在今天的新形势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德治。德治不是与法治相对立的，而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根据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伦理为正义奠基，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个体的层面上实现了“为善”，社会的正义才最后具有根基。推而广之，只有我们的社会有了道德基础，法治才能够真正是正义的、是和善的。可是在当下语境下，道德与法律、凭良知行动和按法律办事在很多时候有冲突。比如南京彭宇案，好心施以援手的彭宇反而被冤枉赔偿当事人损失，虽然这其中有着法律不健全的因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对良知行动的不信任，南京彭宇案的判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案法官从“常理”推断认定彭宇不可能因为良知而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彭宇只有可能碰倒了老太太才会去扶。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使得良知的行动在法律面前失去了支持。于是，该案件助长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凭良心做事是得不到支持的，甚至在法律面前要吃亏。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而且要在法律上保护和支持这种良知。

结束语

第5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大学生寝室文化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建构与发展；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大学生寝室文化的融入与创新；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品质与育人功能。以期使学生的寝室生活环境更加和谐、充溢理想信念、激扬时代精神。

关键词

寝室文化；核心价值观；融入与创新；育人功能

大学生寝室文化作为高校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具有特有的力量，对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正确对待寝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构寝室文化，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课题之一。寝室文化是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之间在寝室这个载体中相互冲突和适应中反映、传播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彰显了学生的自主和自觉。其在对高校整体文化发展和大学生价值观建设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在一定层面上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一些不稳定、不靠谱的价值态度和低俗的文化品位，一些嘲讽、戏虐和虚假的信息，一些批判、围攻式的语言暴力和单纯的情绪发泄，以寝室“夜谈会”等形式传播开来，在思想内容和行为方式上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消解力量。一个人不切实际的意见和标准，往往会使得周围人丧失自己的判断，误导大学生对主流思想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构成大的冲击。客观地说，在寝室文化建设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一些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建设和管理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着“不解”和“宽容”的情况，不但没有正确、翔实的传递正确价值观，反而扰乱了大学生的认知和信仰，造成消极影响。基于寝室文化客观上存在的多样功能和多重价值观，我们既不能因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漠视其消极影响的一面，也不能因为其“可能”存在一些消极影响而限制其发展。放纵而不加以引导和堵死而不探究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建设好大学生的寝室文化，关键在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真正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做出积极贡献。在高校后勤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寝室文化建设工作要尽快掌握学生的个性特征，适应高校改革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主动转换工作思路，及时更新工作方法，在寝室这片“热土”上做到守土有方法、有担当。

一、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构建与发展

毫无疑问，构建和发展大学生寝室文化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律和特点相一致、相协调，以使寝室文化具有价值标准和发展方向。大学生寝室文化建构与发展的价值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评判标准。随着大学生寝室生活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同学们面对校园这个“小社会”的结构关系和既得利益的深刻变化，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这就迫切地需要寝室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考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使寝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接、相结合。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必须站在维护和发展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高度、站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度、站在适应“90后”大学生个性发展和思想教育管理的角度，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制度性要求、文化传承与学生认同的关系。充分体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涵、本质特征和时代要求，反映当代大学生寝室生活的新方式和青春活力；充分吸收借鉴古今的优秀传统文化，迸发时代精神，反映青年学子的共同愿望、价值追求和根本利益。大学生寝室文化建构与发展的方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辩证法加以明确。当代大学生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寝室文化建设只有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才能够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以及行为素养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增强寝室文化宣传教育的通俗性和共识性；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又要掌握其对寝室文化引领的“处方”性和技巧性；既要强调寝室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要坚决维持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底线的不可触动性；既要尊重多样化的寝室文化，又要有力抵制充斥在其中的腐朽、曲解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价值目标、取向和准则，我们要强化寝室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掌控寝室文化建构与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形成符合核心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深入到生活在寝室中的每一名同学。通过创建核心价值观与寝室文化的双向“同构”机制，把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传统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梦想追求当中，丰富大学生寝室生活。

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大学生寝室文化的融入与创新

当前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建设，正在着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快创新、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校园生活文化，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化传承之中。大学生寝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根植于其中生根、开花、结果。寝室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大学生精神风貌、纪律素质、价值取向、政治素养的最集中体现，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和强大的感召力，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其核心是通过文化传承，使学生群体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形成价值规范和思想观念，对学生个人习惯的塑造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寝室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影响和作用，引导大学生的寝室文化生活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工作中，不能简单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入寝室文化领域，而要与文化传统和大学生寝室实际相结合，既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寝室文化，又批判和摒弃腐朽的寝室文化：一方面根据当下寝室文化的需要从历史传承中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优秀内容；另一方面根据现代市场经济下大学生民主管理等价值观念的新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故鼎新。在融合过程中，要敢于对旧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新的寝室文化，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寝室文化建设之中。构建当代大学生寝室文化要求对思想、制度、行为等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在“返本开新”的过程中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宣传教育当中。在融入与创新中，不可忽视出现的思想引导不到位、活动时效性差等问题。一些人机械简单化地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够完全引领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交流网络化、文化交流自由化背景下的寝室文化，强调与传统决裂、用肤浅的现象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主张用西方观点来解决当今中国大学寝室文化建设问题。当代大学生寝室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在价值追求新的起点上开创新的传统，试图将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去创造独立的、背离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寝室文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寝室文化作为一种存在，良莠共存，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努力形成与历史传承、时代特点、学生需求相互联系的大众认同和精神追求。寝室文化建设要根植于学生思想意识的深处，不仅着眼大处，更应注重微观的“落细落小落实”，落实到每一名寝室成员，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达到实效；要紧贴新媒体时代的“微博微信微视”平台，加强正向引导，统筹兼顾“线上”互联网等虚拟媒介的推广和“线下”真实存在的行为，要积极探索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工作机制，发挥好两种模式的优势特点，形成线上线下工作合力，增强大众的认知和知晓程度；要打造“贴民心接地气正能量”的通俗元素，以软性渗透和平等对话代替直接灌输和居高临下，固化形式，内化于心，形成价值认知和行为准则。

三、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品质与育人功能

寝室文化建设必须防止一种倾向，即只聚焦于外在的传播形态，而忽略其内在的价值品质，从而导致信息模糊、形神颠倒。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内在意向和外在指向的两面相互相融、不可分割，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统一于实践，通过具体的行动体现出来。提升寝室文化品质，不能搞形象工程，“求吆喝”“求名声”或求快速显现的政绩，而不注重其影响度和延续性，否则寝室文化建设项目将无论怎样具有“新意”也会很快的“夭折”。“形象工程”的思维渗透弥漫已非一朝一夕，因此而形成良莠不齐的文化泛滥、低水平重复，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也让同学们产生强烈的反感。可以肯定地说，寝室文化的“形象工程”虚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是豆腐渣工程，其危害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不断深入，寝室文化中的“经济元素”越来越多，在建设上，仅凭“权力人”的个人喜好或商业性目的，生硬地加入一些浅层次的文化符号，少了韵味，多了噱头，大学生寝室文化更易沦为“商机文化”。作为大学生特有的寝室文化，内在的、无形的精神内容依附于外在的、有形的表现符号，它犹如滴入清水中的一滴墨，随着同学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到其思想深处。因此，寝室文化切不可“娱乐观众”，失去其内在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品质。寝室文化不只是表象符号，更应是其内在精神的传承。要充分了解传统和现有文化的内涵与实质，掌握文化的规律，准确把握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独具魅力的寝室文化。人的存在与发展既要受到文化的“化”，也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育”。寝室文化是大学生在校园中思想创造和价值传播的排头兵，理应实现育人功能，帮助大学生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促使学生成为具备家国情怀、仁义道德和社会观念的有为青年。良好的寝室文化有利于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践行和检验。要充分认识到寝室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提高大学生寝室文化的育人功能，在深刻领会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科学把握文化传播和价值教育的相统一、相协调，辩证处理好文化基础、时代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特点的关系；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寝室文化的育人功能之中，贯穿寝室文化活动开展的全过程；要充分利用这一载体，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哲学大师、教育家涂又光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泡菜理论”即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校园环境好比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浸泡”其中的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风格。而寝室文化正是能够如“泡菜”一样，日久“酱染”每一层“菜叶”，具有陶冶人、启示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巨大作用。大学生毕业之后要走入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成为骨干人才，他们在大学寝室生活的“酱染味道”将直接作用于国家建设之中，因此，寝室文化的“泡菜理论”不容小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的寝室文化精神，使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化人”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的前提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育人”为使命，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遵循受教育者的认知特点和规律，真正敲打在学生的心田，使其更好地成长发展。

四、结语

建构以为核心内容的大学生寝室文化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寝室文化要“高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使大学的寝室生活充满和谐氛围、充溢理想信念、彰显时代精神。

作者：梁玉玺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海彪，孙晶.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高校宿舍文化建设探析[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4（8）.

[2].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2-26.

[3]郗戈，张梧.弘扬核心价值观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N].光明日报，2015-2-26（16）.

第6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特色管理学民族三个代表

在管理学的范畴中，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对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跟踪考察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世界500强胜出其它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凭借企业文化，这些一流公司保持了百年不衰。

一、企业特征与企业文化

每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做出反应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索尼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开拓创新，尼桑公司的企业文化则强调顾客至上；同样属于美国文化，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则强调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这说明，企业文化是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立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需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整合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

二、民族精神与企业文化

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的，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的民族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行为模式、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生活情趣、共同的价值观念。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作为一种潜意识、一种内在的思维定势存在于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这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通常被理解为历史文化的延续与继承。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文化演变中保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强大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强企先强人”。

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三个代表”的提出，为创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指明了方向。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新时期的企业文化就是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第7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要从认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从两种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等方便划清两者的界限，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较量的重要内容。划清两者的界限，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文化安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家学者认为，社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认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专家学者认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表现为在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现象，政治领域的个人专权现象，人际关系上的庸俗化现象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封建迷信等。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败坏社会风气和党风，是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变质的重要思想根源，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上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从历史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看这种文化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价值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看这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在当今世界，只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反映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处于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反映最先进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这种基于两个尺度有机统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划清两者界限的认识前提，又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两种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上划清界限。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一是在社会基础上，前者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坚持“人”本位，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官”本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物”本位；三是在历史作用上，前者推动社会发展，后者企图复辟倒退，前者为人民服务，后者损人利己，前者健康有益，后者消极颓废。

从“公与私”、“新与旧”的维度划清两者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在“公与私”维度上，前者包含了集体主义、公平、公正、公意、公益等思想观念，后者以私有观念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新与旧”的维度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看起来旧，却具有扬弃、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价值；有些来自西方的时髦思想文化花样，看起来新，却不过是借尸还魂，或者变异翻新。

把人类文明成果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区别开来。专家学者认为，对待以往人类文化时不能简单粗暴，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清理。特别要区分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专家学者认为，划清两者界限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实践上模糊性，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思想文化实行“彻底决裂”，忽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可以共享的一切文明成果；误区之二，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然后才能以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展除了顺序模式外，还有跳跃模式和后来居上模式。

处理好“一与多”、“拒与纳”、“破与立”等重要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尊重多样，又要确立主导；二是正确处理“拒与纳”的关系，在坚决摒除糟粕的同时撷取精华；三是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要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文化，又要破除貌似新潮而实质腐朽的西化思潮，还要破除似是而非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闫志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人民日报．2010-04-14．

［2］陈冬生．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报．2010-05-02．

第8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价值选择；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在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现代文化。和谐文化建设要突出以下价值追求：

1.把握方向性、目标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价值理性，融行为规范、行为选择和行为评价于一体，它表达、设定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时期，扭转社会成员某种程度的心理浮躁、信仰缺失、信念动摇、行为失范的态势，抛弃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单调的、概念化的、说教式的弊病，迫切需要发挥和谐文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的功能；迫切需要发挥正确思想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其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竞争力，唱响主旋律，弘扬正气，疏通民意，化解负面情绪、凝聚人心。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种一致性的价值追求引领社会思潮，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繁荣。

2.突出主导性、主体性。党是和谐蓝图的规划者、设计者，是建设和谐文化的主导者。和谐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党对先进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的宏观把握和创新统领，同时在党内营造意志统一、民主集中、平等公正、团结友好、关系融洽、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和谐局面，发挥党内和谐的示范、导向功能。广大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必须发挥其主体作用。要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用和谐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和谐理念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从而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和谐理念、和谐观念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需要执政的党和政府借助各种有效载体，整合现代媒体、媒介资源，以各种形式和途径进行有效的宣传，内化为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落实在工作、社会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中，体现在实际行动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培育新的和谐生长点和增长点。党和政府与其他各种组织、人民群众要形成和谐的良性互动，建立长效机制，共同繁荣和谐文化。

3.凸显时代性、开放性、民族性。现代和谐文化的建设应有开放的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融汇百家、兼收博取，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展示、丰富和壮大自己。同时，和谐文化来源和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是维系民族团结、形成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纽带，要进一步挖掘和发扬这一特性。

4.注重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文化是一种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的文化。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平衡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的原则，既要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思想文化，又要承认差异性，尊重个性、包容多样；更需要把握好基础性和广泛性，使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追求的人能够普遍认同。从全球层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在和谐文化指导下建设和谐世界，创造持久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繁荣，实现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需要更多地倡导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开放意识、宽容意识、社会认同，倡导明礼诚信、互助协作、谦和友爱的社会意识。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发挥其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支持健康有益文化，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引导大众文化、宽容通俗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要努力改造落后文化，自觉抵制媚俗、低俗、庸俗文化，坚决反对腐朽文化，以净化和谐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转贴于

5.着眼长期性、艰巨性。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和陈旧管理方式带来的历史惰性，在无形中制约着和谐文化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用和谐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解决矛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及法律规范、行为准则以约束各种社会非和谐行为，更需要我们反复探索。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包括建设和谐文化，既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乐观，必须自觉按规律办事，脚踏实地，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序推进。

6.贯彻创新原则。文化是一种创新的存在，创新也应该成为和谐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常态。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手段、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创新不是照抄照搬、盲目移植，也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提高“卖点”，借发展文化产业之名，行追求所谓的“眼球经济”之实，为低俗、庸俗之风蔓延推波助澜。决不能借口创新，假借全球化、一体化之名而囫囵吞枣、“食洋不化”，把主阵地、主熔炉和主旋律拱手相让；更不能“食古不化”，让封建遗毒“借尸还魂”，用文化垃圾腐蚀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灵魂。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换言之，文化创新的主导是党和政府，包括肩负社会责任的舆论媒体，建设和谐文化的主体永远是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所谓创新只能是失去生命力的盲动。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时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不断创造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添砖加瓦，夯实基础。

第9篇：社会主义文化范文

文化环境内涵或是单指精神文化环境、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的一种，或是其中的两种加以组合。比较全面揭示文化环境内涵的观点应该是文化哲学学派，该学派认为文化环境是指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现实的社会文化，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当下处境。这样看来，与人相关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都从属于文化环境。这种全面揭示文化及文化环境要素的观点，其优越性在于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梳理出两者的相互关系，建构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表面上看，单纯地从文化与文化环境的构成要件分析，文化与文化环境确实有其交融点，物质内容、精神内容既构成文化，也是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就连构成文化的制度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甚至多数情况下会变成一个概念。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与文化环境定义的抽象化和表面化，造成两者区分困难甚至混淆。如果将文化具体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文化本身是文化的内部构成部分，文化环境则成为文化的外在环境。这种文化“内”与“外”之分的着力点在于“人”，内涵于人的就是文化，外在于人但仍然与人发生紧密联系，构成文化成长、变革条件的就是文化环境。此外，两者的特性更能够将二者加以区分，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文化环境是具体的、当下的，是现实性概念；而文化是具体与抽象、历时和共时、结果和过程的统一。”这样看来，文化环境必定是某一阶段的文化环境，它一旦与历史时期相联系，就会呈现出固定性、常态性。文化则不同，它时刻处于变动过程中，其变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文化和文化环境的相互结合也体现在对于文化和文化环境特性的理解中。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文化环境的当下性包含具体的文化环境，如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机制、文化体制、文化方式，这些文化环境因素通过“人”这个发力点，作用于其内部观念、认识等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文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客观条件，最终培育出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内容。

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并不能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文化环境是历史和现实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文化的历史支撑和岁月积淀是文化环境产生、发展和求变的首要前提条件，现阶段文化环境的特质是历史文化因素累积的结果，文化的内需力支撑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相处的关系，都会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反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文化环境的每一阶段都汲取、扬弃历史赋予的条件，历史的文化有可能在改变后成为现实的直接文化环境，也有可能为时代抛弃，为人们所遗忘。传统民间习俗、精神内涵、民艺民粹，在与现代化的对抗中，直接被重建到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必须重视的重要关系，在现实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认真研究文化发展的现状，深刻理解现实文化的逻辑内涵，建构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文化环境体系，是现阶段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经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在中国传统封建小农经济文化中“义”是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文讨论的“义”是作为传统社会中评价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价值取向，“义不容辞”、“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反映了人们追求义的不同层次实践活动，他们为了取义，用行动代替言语，甚至以不惜放弃自我生命为代价，提倡对义的绝对追求。对于“利”的价值取向，人们普遍表示否定。对于“义”的无底线价值追求和对于“利”的全面否定的现状，在社会道德的弘扬过程中，虽然倡导了道德的纯粹性，无疑也忽视了人的合理性需求，遮蔽了人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对利和义作出了层次性划分，使之成为层次分明的极具现实基础的概念。学者光将道德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单纯的为己利己的自利行为,既不损人也不利人,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私自利，这是最低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即‘伦理底线’；第二层次是为己利人或利己利人的互利行为,这是最普遍的道德要求；第三层次是为人利人、无私奉献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倡导社会道德风尚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了绝对化的取“义”和舍“利”的行为，等级化的取“利”原则在守住道德底线、弘扬社会风尚的同时，也保证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诉求，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倡导的经济价值取向。

第二，就伦理价值取向的立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谋求“文理并存”。所谓“文理并存”，就是指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适度权衡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赋予科学理性以人文精神，形精神和理性精神紧密结合的局面。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使人类社会推动经济生产发展、社会生活充实、人类素质提高。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绝对推崇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异化”问题。人类被自己所生产出的成果所控制，逐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意识，成为科技的衍生物，对自然的绝对破坏危及到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出路就在于“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科学建制”既是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发现和消除谬误的严格程序。“科学气质”，按默顿的说法包括“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四方面要素，这是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6〕。因此，应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宣传科学气质和精神，系统建立科学机制和组织，预设性防止人类异化，避免科学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产生的恶果，保证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

第三，从作用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崇“法德并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倡导法律规范力和契约的执行力，也注重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外在法律规范并驱的方式在经济活动中倡导公平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化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作用机制是法律和道德并驱的机制建构。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两者对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效应，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法律制定和运行主体的人为性，并不能保证法律本身的纯粹理性化，人类的非理性总会作用于法律，影响法律的公平性；就法律的效力而言，针对某个领域发挥作用的法律手段，着力的范围具有局限性，单纯依靠法制建设也会加重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德治的非强制性特点会减弱自身的效力，无法实现道德的作用，其本身的多元化也会混淆视听，加大执行难度，单纯依赖道德力量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内涵起源于“义利共生”的经济价值追求，它合理地提出了解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措施，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文理并存”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理念保证，不断调解异化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着力点。“法德并驱”的制度建构，在人与物之间建构起合理的桥梁，合理作用方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必备条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的建构

良性运转的文化环境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外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新自觉要求准确定位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合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主要从文化理想、文化制度、文化方式方面出发，全面地建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

（一）文化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目标。

文化理想孕育着文化最深层的底蕴，是建筑文化长城的基石，是体现文化灵魂的关键。“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7〕。文化理想的建构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空洞的文化发展目标。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儒家学说提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在革命年代“翻身求解放”社会理想下，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文化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统观念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道德和文化面临重塑的境遇，社会的紊乱连带促动个体道德的倒塌、文化的徘徊及心理的迷惑。参透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文化深层的意蕴，必须首先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理想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理想应该是“共同富裕”社会理想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文化理想，脱离共同富裕基础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缺乏凝聚力的空洞口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该处理好多元文化的关系，用文化引领众多社会思潮，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平衡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用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实现文化共享的新局面。

（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文化制度的引导，逻辑顺畅、组织紧凑的文化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文化环境，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文化制度方向性把控基础上的体制机理：“一般说来，制度比较原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体制比较具体，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体制是制度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制度是体制的原则的或本质的规定。”〔8〕保障市场经济正确运行应该从文化制度入手。文化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必须反映出社会制度的特色，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文化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形成脱离社会制度的文化制度。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文化制度理应保障人民群众公平、自由进出市场经济，维护其合法权益，避免不合法权益对其的侵害。建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呼吁，暗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赋予文化制度的先进性特质。文化制度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其努力保障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更注重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文化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动力。

文化方式也就是文化的模式问题，是社会成员行为选择遵从的最高价值标准，它构成社会全部价值观的基础。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的文化模式主要包括个人本位、群体本位和伦理本位。个人本位是西方社会文化模式，倡导个体价值的最高追求，意味着社会运行中对于个人利益的合法保护，产生了契约文化以及对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东方文化熏陶下的文化模式是群体本位，中国将这种群体与血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政权和经济紧密勾结的关系本位社会“，官官相护”“、”、“商商互结”的局面就是传统文化推崇伦理本位与“关系本位”相结合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在小农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市场经济却是格格不入的。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倾向扰乱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市场主体自由出入的秩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生长于中国文化中，必然附加着伦理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与契约制度和信用体系紧密结合、信奉个人能力至上的文化模式，以个人综合素质作为价值的最高标准，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员流动，突破传统的关系模式，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本位的伦理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