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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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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

第1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宗教与民族密不可分。以赫哲族为例,宗教对于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有着特殊的教育作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利于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流。另外,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对于宗教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有利于宗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给宗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关键词:萨满教;赫哲族;经济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大国,要使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正确处理宗教与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宗教,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等。利用宗教的这些功能,使宗教服务于少数民族经济,就有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宗教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赫哲族,中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也是全中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的古老宗教。本文将通过对赫哲族萨满教与该族经济发展的关系来深入了解宗教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赫哲族的宗教观

中国少数民族大都位于环境恶劣,地域闭塞,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甚少,所以经济相对落后,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本民族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他们的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宗教基本上涵盖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化,甚至是他们所有的生产生活。所以,正确认识宗教在自身民族经济中所产生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以赫哲族为例,它的萨满教信仰是在漫长的渔猎经济生活中滋生和成熟的。他们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崇拜大自然,他们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有灵的。由于他们对于生老病死等现象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就只能提出他们自己主观虚构的臆说。他们认为人有三个灵魂,即“生命的灵魂”、“思想的灵魂”、“转生的灵魂”。这三种灵魂被统一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与这种灵魂观念相适应,赫哲族人对于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物都有自己的种种认识,他们知道多少动植物,那么就有多少神灵。所以,他们就用石头,后来又用木头,做成很多鬼神的形象,用来祭祀、崇拜,有的也制成画像,随身携带,出猎时携带,祭祀时排列。因为神的力量有大有小,他们的神也就有了高低、主次之分。他们认为人和神是不能直接相通的,所以在人神交流中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这就是萨满。萨满是一切萨满教仪式的主持人,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萨满是忙不过来的,于是,就出现了萨满之间的分工。而这些萨满在平时,也是要参加生产活动的。[1]

从氏族制度在赫哲族地区衰落开始,赫哲族萨满教的职业化发展逐渐形成,并具有了某些特点,他们构成其宗教活动生活的基本面貌。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有:第一,萨满教授的非氏族性,萨满的神是祖传的,但教导新萨满的人不能是自家萨满,必须接受外姓萨满的教导,萨满学习的方法时实地观摩,在师傅萨满给人跳神治病的时候,边看边学;第二,赫哲族的神已有萨满专用和老百姓普通供祀之分,即使同类的神,也出现不同的称呼;第三,赫哲族的萨满已分成流派、等级;第四,专职化的萨满,不同的萨满有不同的职能,领不同的神,举行不同的仪式。[2]

二、赫哲族的宗教观对经济的作用

萨满教影响着赫哲族人民生产生活,他们的贫困富有、丰收减产,甚至是他们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萨满教。下面,我将具体的谈谈萨满教对赫哲族经济发展的作用:

1.萨满教对于赫哲族人民的教育作用,可以稳定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赫哲族萨满教信徒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拥有三个灵魂,其中“转世灵魂”的作用在于转生,即“好人死后仍为人,父子互相更替不绝;次者变为家畜;恶人变为蒿子杆上的疙瘩;永远不得再投胎为人。”[3]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赫哲族人民大都善良质朴,他们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力求后世再为人。正是基于因果轮回,世代不息的来世观,赫哲族人民大都遵循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会逾越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这一点,是很珍贵的,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更是显得难能可贵。所以,赫哲族地区的萨满教,对于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健康地、有序地、安全地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萨满教造型艺术和仪式活动都独具特色,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利用当地的民族特色、宗教特色,来发展民族旅游业是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头戏。赫哲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以捕鱼狩猎为主的民族,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极为单一,这个也成为赫哲族除了自然环境限制外另外一个经济增长慢的重要原因。利用赫哲族本地的民族宗教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并把它作为赫哲族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充满了建设性的意义。

萨满教是一种氏族宗教,当氏族间举行大祭的时候,外姓人可以参与到其中,而祭祀家族也会将传世神具陈列于神坛两边,供内外人瞻仰膜拜。在这一活动中,外姓人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到这一仪式的庄重严肃,还可以看到不同萨满独具特色的着装以及有着特殊意义的道具。在萨满教造型中,神偶、神具、神服是最基本的。这些都是要由萨满自己亲手制作的,制作它们的材料都是有规定的,不能以次充好,以免破坏了各自所代表的意义。神偶要尽力保持原形原貌,较之于外形,更加重视神偶的神似,它不要求萨满精雕细琢,只要古朴简单就好。神具里面最重要的要算神鼓了,神鼓的选材往往要萨满长途跋涉,选取清净深幽山林中的木材,以兽皮来做成鼓面。神服的制作是最为精细的,从材料到裁剪,从设计到缝制都有很多讲究。[4]

3.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信仰萨满教,赫哲族可以利用共同的信仰,加强与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交流,从而有利于本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要消除各民族、宗教之间的隔阂,促进他们的共同发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行之有效的,还是只有各民族根据本民族特点,做好自身经济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对于本民族,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都把萨满教作为其民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虽然各民族在自然、人文环境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萨满教的仪式活动也有各自的不同,但是,共同的信仰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联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北方所有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看做是一个群体,一个以萨满教为他们主要精神支柱与传承纽带的群体。这样,赫哲族就不再是势单力薄了,它的经济就可以与整个大群体挂钩,可以利用萨满教,进入到这个大群体,加强与北方各民族的沟通与交流,发展自身的民族经济。

萨满教对于赫哲族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萨满教与赫哲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萨满教发展赫哲族的民族经济,可以成为促进赫哲族民族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赫哲族经济发展对萨满教的影响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辅相成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宗教活动,就是属于无形的意识世界中的精神层面。

在赫哲族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毁灭性的摧残。直到现在,赫哲族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经济方面讲都是及其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化,特别是赫哲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萨满教文化的变化,笔者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赫哲族经济发展对于萨满教活动的影响:

1.赫哲族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萨满教的各种仪式活动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使宗教活动得以更好地进行。任何宗教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举行,如有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工具,特定的服饰等等。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来保证。

作为人神中介者的萨满,他们举行仪式时,所穿着的服饰,包括铜镜这些配饰和神偶以及神具等在制作的过程中,虽然大都利用天然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在寻找和收集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不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些东西的保管,都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保证的。信仰萨满教的赫哲族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举行仪式,比如:祈求丰收、送魂、占卜、求雨止雨等等。在这些众多的仪式中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保证的。无疑,经济的发展,对于赫哲族萨满教的存在以及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物质方面的支持,萨满教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2.赫哲族经济发展给萨满教的宗教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萨满教文化的保护,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消极的一面。诚然,赫哲族经济的发展对于萨满教的存在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消极的一面。

解放前,赫哲族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经济不景气,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打雷、下雨、生病等等,只能作出自己的主观的臆想。所以,在那一时期,坚信“万物有灵”的萨满教盛行。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很多自然现象的实质,萨满教信徒也不断减少,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间,萨满教的观念以及传统显得更为微弱。这些都是赫哲族经济发展对于当地萨满教这个古老宗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萨满教的很多文化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该族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哲族地区的文化,与萨满教文化是一体的。所以,保护萨满文化就更加迫在眉睫。不能把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萨满文化的传承对立起来,要寻求他们共同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萨满教在赫哲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萨满文化与赫哲族的民族文化是一体的,是赫哲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民众,促进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加强了赫哲族与其他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反之,赫哲族经济的发展也给萨满教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萨满教的发展壮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两面性的,赫哲族经济的发展也给萨满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通过对赫哲族宗教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覃广光.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2]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4]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2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一、全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现状

我县共有少数民族人口45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其中回族2780人,满族1240人。少数民族村有安平镇一街、五百户镇香椿营村、董家湾村、六百户村。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民族经济,逐步以牛羊屠宰、皮毛购销及餐饮为特点,加速向运输、商业网点、市场批发种植、养殖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20__年,全县少数民族个体工商户达400余户,百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3家,从业人员2300余人,既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四个民族村人均收入,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二、少数民族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在我县少数民族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少数民族经济要持续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三差”、“一低”、“一重”。

“三差”,一是机遇意识差。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要想加快发展就必须面向市场引项目、调结构,借外力求发展。而就我县少数民族村来讲,长期以来封闭保守、怯于竞争,缺少创新等,传统计划经济的旧观念束缚着一些干部群众的头脑,开放的气氛不浓,没有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关系资源。最近几年,三河李福成的牛肉闯出了国门,大厂清真牛羊肉享誉京津两市。而80年代就已形成的牛羊屠宰专业村香椿营,由于缺乏机遇意识。屡屡丧失机遇至今屠宰业没有形成品牌和规模优势。二是发展意识差。表现在不动脑子,不谋思路。等上面给政策、等客商找上门,保守经营思想严重。三是风险意识差。一些党员干部对抢抓机遇上项目,挣大钱怕担风险,缺乏迎难而上、开创大业的勇气和气魄。多数个体工商户,发展经济稳重有余,创劲不足。不敢把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形不成规模优势。

“一低”即低素质运行。从组织结构上说,一些企业内部的家族管理把选人用人限制在了家庭,近亲这个小圈子里。往往人力资源短缺、兵多将少,无帅才,无法形成一个良性的组织结构。当企业需要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产品向“精、特、优”方向发展时就明显暴露出人才的不足。

“一重”,即税赋偏重。现行税收政策是由上至下逐级分配任务,一定一年,年年按比例递增。这对经营搞得好的工商户问题不大,而对经营不好的工商户问题就大了。因为不管效益如何,只要干着,照缴没商量,给工商户造成很大压力。如此竭泽而渔的结果导致少数民族个体工商户比以前呈现减少趋势。

三、几点建议

1、坚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首先是更新观念,搞好定位。切实解决好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与全县经济工作中的定位问题。各级政府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建议组织少数民族村干部和工商户到大厂及周边地区看一看,在实际中感受发展气氛。到先进中去找差距,开阔眼界、开阔胸怀,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促进我县少数民族经济再创辉煌。

第3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少数民族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仍较为滞后,与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立足于当前少数民族县域经济的发展实际,并针对其存在不足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能改善少数民族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县域经济 发展战略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少数民族的县域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这不仅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严重落后于其他地区,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尽快采取有效促使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进而加快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县域经济的相关概念

1.县域经济的内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我国县域经济的特点

县域经济是我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县域经济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农村性。县域经济与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联,要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要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2)地域性。地域性主要是指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行政界限,只存在于一定范围内。

(3)层次性。指在某个县域范围内,全体经济的总和不仅包含产业的总和,也有经济所有制的总和。

(4)差异性。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各县域经济间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3.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

所谓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是指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为主体,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县域为范围,以不断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因此少数民族劳动力是促进该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由于风俗习惯、、生活环境等差异而形成的民族特色也赋予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不少独特性。

(2)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由于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大多较为封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落后的特点。

(3)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例如生活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就较为发达,以市场经济为主;而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就较为落后,依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或河谷地区,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因此,水、电、网络、公路等基础设施极不完善,例如分布在新疆的一些游牧少数民族,由于经济建设成本高,地质条件复杂等因素的限制,至今还没通电,也没有公路。除此之外,许多少数民族还存在着饮水困难、灌溉困难等各种问题。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的落后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导致其严重落后于其他地区。

2.经济结构不合理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产业大多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经济模式仍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收入水平低。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农牧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普遍较低;再加上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农牧产品的销售也面临着极大地困境。这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低下,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矛盾突出。

3.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滞后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自给能力低,政府投资少,所以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十分落后。虽然有国家财政拨款,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全面改善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教学环境和简陋的医疗设施。因此“看病难、因病致困、因病返贫”等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极为常见。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有效措施

1.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区域化合理布局

在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性产业。首先,各县域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发展实际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化经营;其次,要找准定位,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产量和质量的提升,进行专门化生产;最后,还可以依靠地域优势,发展特色旅游业或者农牧业。

2.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要想促进少数民族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当然,也不能盲目地调整产业结构,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随后,还要根据自身发展优势和市场要求,建立起支柱性产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形成支柱性产业、主导产业以及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改革,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农产品经营,加强对运输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建设,改善当前的交通条件,促进物流贸易的流通,使城镇成为市场的集散地和经济辐射源。

3.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一些沿海小城镇加强联合,密切经济合作,形成了密集城镇群,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可以借鉴其发展经验,推动城镇化建设,从而促进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带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显著提升。同时,不断推进以发展县域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建设,不仅能有效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环境,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能为当地二、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四、总结

综上所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能缩小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使中华人民能以更加伟岸的身姿,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姚远征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第4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畲族是分布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80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大大地优于我国内陆或中西部地区。因此,在相同的时期内,东南部沿海地区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比中西部地区深刻得多。作为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的发展变化及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福安市是我国畲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福安市位于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但就福建省而言,福安市则属于全省比较落后的闽东地区;而福安市的畲族与我国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差的山区。可以说,福安市畲族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是我国畲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畲族乡村经济的基本特征

福安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乡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个乡镇的429个行政村有畲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6%;“小聚居”是指畲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个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4.2%。因此,可以说畲族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乡村经济。进入90年代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由1990年以前的几个百分点提高到10个以上百分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同步。以康厝畲族乡为例:该乡1983—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9%,而1991—1996年则达到12.84%,年均递增速度提高了3.77倍;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了30%,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乡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根据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康厝、穆云、坂中三个畲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90年的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996年的1600元、1780元和2013元,增长了1.64—2.13倍。不可否认,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畲族乡村经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经过实地考察畲族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畲族经济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

1•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福安畲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个别村外,畲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缺乏办工业的基础条件,故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尽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畲族乡设立了工业区,建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和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但都与畲族村经济的关联度不大。甚至以铁湖畲族村命名、在该村地盘开办的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其开发区的工业亦与铁湖村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村委会不参与开发区的管理,不享受开发区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一名铁湖村居民在开发区的工厂就业。1996年铁湖村经济总收入的81.72%依然来自农业,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三个畲族乡虽然也有一些工业,但基本上都是乡政府及其周围村庄的私人或村集体开办的,与山区的畲族村没有什么关系。

2•畲族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福安畲族乡村普遍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地强化粮食的基础地位,始终坚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的原则。与农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畲族乡村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没有减少。如康厝畲族乡1996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39,800亩,比1983年增加了12.79%;粮食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3.49%,仅比1983年减少了4.66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在我国南方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作为“小康明星村”的铁湖畲族村,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也占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1.06%。随着杂优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广泛使用,粮食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目前,畲族乡村居民的人均口粮大多数都在300—400公斤之间,少的也在250公斤以上,吃饭已不成为问题。1997年粮食大丰收后,福安市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的定购粮收购价低15%(50公斤稻谷约低10元)左右,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反而要按合同定购粮的数量每50公斤稻谷向农户返回10元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绝大多数畲族村居民的穿着也比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其穿着与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畲族居民的住房条件还普遍较差。

3•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畲族村基本上都处在山区,农田以山垅田、梯田为主,且狭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一分,小块水田仅一张桌面般大小,所以绝大多数农田都无法使用机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劳动,甚至像犁田、耙田这样的农活也要用田锄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传统方法。据福安市民委1991年4月对25个畲族行政村的调查,这25个行政村仅有4台手扶拖拉机,①而且这几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不是用于田间耕作。因此畲族村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50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种的推广、水利条件的改善、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民植保技术的提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技术,其生产也必然是自给型的。手工劳动也使得农业耕作粗放。例如,许多畲族村只种植单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种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锄田、耙田时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锄田、耙田都很麻烦。但这就降低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与周围的汉族聚居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铁湖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中,畲族聚居的铁湖、满洋、岩角亭3个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农田都是空闲的;而汉族聚居的高坂村则在冬季空闲的稻田里种植蔬菜、搭暖棚种植花卉,一片忙碌。畜牧业生产亦然。作为农户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生猪和家禽饲养,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90年代初已开始根据生猪和家禽的不同品种及不同生长期,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饲料,从而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克服了环境和资源的约束,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了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畲族村,则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鸡鸭,将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猪等,在观念上还未能摆脱“买饲料要花钱,番薯藤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的习惯思维,结果依然是每个畲族农家都养几只至十几只鸡鸭,养一两头猪,与十几年前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在福安的畲族村,畜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较低,如铁湖村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6.39%,凤洋村占17.85%,康厝畲族乡占17.24%,而我国南方农村一般都占25%以上。除了虎头、溪塔等个别畲族村外,水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远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化,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也就难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p#分页标题#e#

4•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福安畲族村的绝大多数家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即外出,但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康厝畲族乡的凤洋村,全村共有351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者多达200人左右,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其他畲族村也大体如此。除了凤洋、和安等少数几个畲族村的打工者有建筑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外,绝大多数畲族中青年都是外出做无技术的小工。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小工不包食宿一天可挣20余元,有技术当师傅的一天可挣30—40元。有无技术对打工的地点有很大的影响:无技术者一般都在福安市区或本地乡镇打工,铁湖、满洋和岩角亭等畲族自然村的居民即是如此,通常都是白天到福安市区打工,为节省住宿费用,晚上回村里住;有技术者打工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如凤洋村的打工者,在福建省各地和邻近省市的浙江、上海,远至广西、四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中青年外出打工对畲族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审美观、婚姻观等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于打工者主要是在城市打工,城市居民的审美观及生活方式无不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在服饰方面,如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畲族山村,年龄35岁以下的居民及少年儿童的穿着与大都市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深秋时节,山村里男青年身着夹克或西服,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身着紧身衣、短裙、连,脚穿旅游鞋或高跟鞋的比比皆是,把城市文明融入了山村的生活。打工的生涯也使青年人的视野更加宽阔,从而更加强调婚姻自主,择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凤洋村的打工者甚至将他们娶的四川、广西媳妇带回了山村。其次是年轻人已不愿干农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的现象非常普遍,道理也很简单,用畲族村居民的话说:“打两三天工就能挣回一担稻谷”。对于习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靠种田生产一担稻谷显然太费时、费事、费力,有些畲族村的居民甚至把承包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外出打工。有些30岁左右的山村居民虽然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也不太尽心尽力,一心惦记着忙完农活外出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从畲族山村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的情况看,即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干农活,甚至把家务活也交给了老年人。实际上,他们的衣着打扮已不适合做砍柴、挑水之类的家务劳动。由于外出打工挣的钱多,老年人对年轻人不做家务和不下地劳动也没有什么怨言。依靠老年人干农活,其农业的技术进步必是缓慢的,其生产方式也必是粗放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投资增长速度趋缓,房地产市场由于积压严重而呈现不景气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外出打工者找工作的机会大大减少。根据我们在一些畲族村的调查,无技术的打工者连续几天、十几天找不到活干是很平常的事情,运气好的每月最多能干20余天,运气差的每月只能干两三天,一般的能干十几天。按照每年外出打工6个月的时间计算,打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务农的收入。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安畲族乡村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状态。由于耕作粗放,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又由于打工者普遍无技术,找工作不容易且机会不多,因此靠打工也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当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富裕的人家。当然,倘若家中无病残者或不缺乏劳动力(如孤寡老人家庭),也不会太贫困,至少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而由于支撑这种经济模式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很不容易。

二、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潜力

“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基础是传统农业已无法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畲族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从加强农业生产和提高打工者素质入手,为提高农业产出和为打工者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把“双层蛋糕”的上下两层都做大。我们认为,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资源丰富,开发的潜力大。福安市山多临海,气候条件优越,农业资源开发的潜力很大。就分布在山区的畲族乡村来说,无论是山林土地资源还是物种资源都非常丰富,用材林、经济林、竹类、水果和茶叶等均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开发利用的程度很低罢了。在我们调查的一些畲族乡村,林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很低,如1996年康厝畲族乡林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9.61%,该乡畲族聚居的凤洋村占7.74%,铁湖村仅占4.77%。水果、茶叶等在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些恰恰说明山区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近几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均呈回落态势,对农业精耕细作和农业的综合开发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尤其是茶叶、水果和稻谷价格的下跌,已直接影响了畲族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畲族乡村荒废的茶园面积增加,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衰减,砍果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应该认识到,与大量的人口相比,我国的农业资源是相当有限的,由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农产品的价格将呈现出长期稳定向上攀升的趋势。因此,绝不能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暂时回落而放弃农业综合开发。

2•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利于发展加工业。福安畲族乡村开发潜力最大的是花岗岩资源。近几年来,畲族乡村花岗岩的开采与加工业迅速崛起,其中以康厝畲族乡的发展速度最快,如果能有效地控制污染,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1997年,康厝畲族乡的石材加工企业已达28家,而且赢利情况都不错,与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亏损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我们对单台电锯的调查测算,开办一个单台电锯的石材加工厂只需十几万元投资,毛利率约为30%(未扣除设备损耗),获利是比较丰厚的。在穆云畲族乡发现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蕴藏量极为丰富,可加工成高档建筑装饰材料,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丰富的矿产资源为畲族村居民直接参与开采或加工提供了可能,至少也可为其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

3•畲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两年,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通过政府各部门与各行政村挂钩扶持、增加资金投入等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全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福安市统计局和市民委提供的数据,到1996年底,全市尚有111个行政村不通汽车,227个行政村不通电话,分别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4.80%和50.78%;在畲族人口占60%以上的78个畲族行政村中,尚未通车的行政村22个,不通电或简易拉电的行政村41个,不通电话的行政村71个,收不到三套或三套以上电视节目的行政村75个,分别占78个畲族行政村总数的28.21%、52.56%、91.03%和96.15%。然而,仅仅过了7个月,即至1997年7月底,全市所有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电和通电话,电视信号覆盖率也达到100%(均能收看三套以上的电视节目),90%以上的畲族行政村都通了简易公路。其建设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至1997年11月,所有的畲族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车。畲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中,1997年3月通车的凤洋村,已出现了两户运输专业户;1997年6月通车的满洋村已出现了全村第一户运输专业户。这两个原来闭塞的山村通车后,村中的小商店迅速配备了冰柜,使山村的居民也吃上了冰淇淋,还可以随时买到鱼肉;居民们外出也更加方便,生产经营的渠道也明显拓宽。#p#分页标题#e#

4•“造福工程”的实施,为畲族乡村居民发展经济创造了新的条件。从1994年起,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福安市政府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山村居民实施异地搬迁的“造福工程”。搬迁形式有整个行政村、自然村的迁移,也有若干户山村居民的搬迁,政府对搬迁居民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从1994—1996年底,全市的畲族村就有662户、3318人实行了搬迁,1997年这一工程仍在加速实施。这是一项巨大的、名符其实的造福工程。在历史上,畲族可以说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畲族的迁移历史都是从一个地区的山上迁移到另一地区的山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山。而“造福工程”则是将一些畲族居民搬下山,这就为这些原来的山区居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搬迁的畲族居民不仅仅是在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建立村庄或家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如新的地方有路、有电等),更重要的是其观念的变化。我们在康厝畲族乡东山村调查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东山村包括3个自然村,因山体滑坡,属于整个行政村的搬迁。当我们问及搬迁有哪些好处时,一位村干部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位村干部没有罗列新的村庄地势平坦、有路、有电、不用每天爬山等好处,而是仅仅强调两点:一是人变得勤快了;二是人的精神面貌好了。因为在原来的山村,辛苦一年种的粮食仍不够吃,再勤快也没有用,人也就逐渐变懒了;搬迁以后,不仅在原来的山里种单季稻,还在山下的村庄周围租地种菜、租田种水稻,有了奔头,人也变得勤快了,精神面貌也好了。村民们租的水田种的都是双季稻,有的村民还养了成群的鸡鸭,也有的到建筑公司等单位打工。原来的山村居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东山村居民目前的要求更高了,认为村里的简易公路不好,要改建;村民用水不方便,应当安装自来水;村里的污水排放问题要解决,等等。这些要求是那些未搬迁的畲族村居民从未考虑过的,是重大的进步。具有了新观念的畲族村居民,也具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潜力。

5•福建省的经济实力使加快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福建省是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因此,福建省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许多内陆省区所不及的。例如,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解决偏僻山区农村的通路、通电、通电话问题;向每户无电视机的农户提供100元补贴让其购买电视机;乡财政年收入不足50万元的一次性补足50万元,村财政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一次性补足3万元;实施大规模搬迁移民的“造福工程”,等等。如此大的扶持力度是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想象的。福建省的畲族只有30多万人,对于一个经济强省来说,扶持其发展应当不成问题。此外,福建省制定的发展规划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中,以求实的态度,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展规划中所确立的支柱产业,根据福建省山多及海域辽阔的特征,提出大念“山海经”,把发展“林”、“海”产业列为全省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避免了与其他省、市、自治区产业雷同(如十几个省都将汽车、化工、机械列为支柱产业)而可能造成的过度竞争。福安市就像是福建省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山多靠海,将“林”、“海”作为支柱产业符合福安市的实际情况,其中将林业作为支柱产业更是有利于带动畲族乡村山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畲族乡村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支持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三、迈向21世纪的畲族乡村经济

畲族乡村目前形成的“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格局,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土地与人力资源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这两个基本矛盾的长期存在,目前这种“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基本格局仍将延续下去。实际上,在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例如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苏南和浙江的一些农村,我们也能在其经济结构中发现这种模式的影子。但其根本的区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的是一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的技术含量较高,只需很少劳动力就能实现原来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农业产出;发达的乡镇企业不仅能完全吸纳本地乡村的离土农民,而且还吸纳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只占其经济收入的很少部分。然而,受地理环境、劳动力素质等条件的约束,畲族乡村向这种模式过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但是,经过畲族乡村居民的自身努力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充分发挥各种潜力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能够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模式提升为“种田除了吃饭也能挣钱、打工能挣更多的钱”这么一种新模式的。建立以上的新模式,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大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目前所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以粗放的农业耕作为基础的,因此改变粗放的耕作方式是充分发挥其资源潜力的基础,也是畲族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福安畲族乡村中个别比较富裕的畲族村和一些比较富裕的畲族农户,也基本上都是由于其实行了较精细的农业耕作。例如穆云畲族乡畲族聚居的溪塔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不特别好,只是村民的耕作比其他畲族村精细得多,该村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精心地种上了各种作物或果树,就连小溪两岸的乱石滩都精心地种上了葡萄(在小溪的上面搭起支架,让葡萄藤在小溪上面的支架上生长),可谓是充分利用土地和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的创举。能做到如此精耕细作的畲族农民没有不富裕的道理。溪塔村居民因规模化地发展水蜜桃等水果生产而成为福安市最富裕的畲族村之一。依靠农业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外出打工者也就自然减少,溪塔村也因此成为福安市外出打工者最少的畲族村之一。在一些畲族村,比较富裕的居民固然很少,但其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技术或者是家庭中有人在建筑公司当工头或老板的人家;另一类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耕作比较精细的居民。坂中畲族乡和安村的一户钟姓农家,是全村极少的依靠种植和养殖业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这户居民所做的只是养了5头猪,比本村一般居民家庭多了一倍;每年收割完水稻后就翻地种菜,然后将蔬菜挑到城里卖,而村里其他几十户居民承包的水田基本上都是空闲的,收入差别也就由此产生了。从上述的个别例子来看,畲族乡村的农业是能够实现精耕细作的。#p#分页标题#e#

2•加强科技推广和普及,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近几年来,福安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粮食、茶叶、绿竹、水果、水产、食用菌等几大主导产业,建成了五大粮食高产区和高优农业综合开发区,其中赛江两岸万亩巨峰葡萄、百里绿竹长廊、穆阳水蜜桃、潭头芙蓉李等均闻名遐迩,有20多种农副产品的产量已居全省前列。畲族乡村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也已列入发展规划:沿海畲族村广泛种植晚熟荔枝、龙眼等名优水果,重点发展海水滩涂养殖业;山区突出发展茶叶,尤其是明前茶和高档优质茶叶;毗邻城区集镇的畲族村主要发展蔬菜;沿溪、沿河、沿路的畲族村大面积种植绿竹。从而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一村多品”的畲族乡村经济发展格局。但是,做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仅是完成了第一步。农业产业化所包含的种、养、加工、储运和销售服务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产的规模化。没有生产的规模化,农业的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生产的规模化不是分散的农户简单生产量的叠加,而是注入科技因素后由于效益提高所引起的量的扩大,是农业科技进步形成的生产规模化。实际上,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服务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福建省及福安市成功地推广食用菌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向广大农民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推广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菌种的生产(向农户提供菌种)、向农户提供技术帮助的咨询服务体系以及食用菌加工企业的建立等,很快地形成了食用菌生产的产业化。这项从无到有的产业使福建省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而食用菌生产也成为福安市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生产遍布全市所有农村,成为福安市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因此,无论是畲族乡村农业的精耕细作还是推进农业的产业化,都应当从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入手。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工作目前也是畲族乡村最薄弱的。在面向21世纪的时候,在畲族乡村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3•建立劳务输出的中介服务机构,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技术培训。应当认识到,外出打工者的大量出现是畲族乡村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反映,创造条件提高打工者的收入与推进农业的产业化是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亦即村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畲族乡村的外出打工基本上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打工者找工作主要是依靠亲友和自己碰运气,找到工作的概率不高,既耽搁了时间又影响了收入。福安市毕竟是位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建立劳务输出的服务机构,适当地组织劳务输出,这无论对增加打工者的收入还是对促进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此外,应重视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打工者普遍无技术的现状。打工者无技术不仅找工作困难,而且收入也低。我们在畲族村“打工族”的调查中感受到,这些打工者都有学习一两门技术的愿望,只是苦于无处学或因为学费高昂望而兴叹。因此,很有必要由各级政府出面,为畲族村青年开展一些收费较低的职业技术培训活动。劳动者从无技术到有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还包括了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使之成为一名全新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对推动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第5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关键词: 云贵高原 少数民族 生态环境 经济文化类型

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不仅表现在其地理生态环境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其人文环境方面。云贵高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可以用“复杂多样”来描述,而生态环境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又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云贵高原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也造就了生活在这一地域里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在“生态系统”和“生计方式”这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的构成要上要素中,“生态环境”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起限制和制约作用的一个要素。“人类必须结成社会才能生存并发展经济文化,而社会又一定是要建立在某种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1]就是说,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的,而这个地域的各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就必然会对其经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其经济文化类型也有相应的不同,民族学家因此将其归类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即“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的生计方式的各种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2]因此云贵高原这一特定的地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就存在着这种密不可分的紧密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不但包括地形地势、气候、水文、植被、动植物的结构和种群等,还包括人们的居住与活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及诸如此类的因素之间的互动等,也即是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复杂多样性不仅表现在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复杂多样性上,同时还表现在“各个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的交叉切入、时间进程中的转换更替和具体内容上的重叠融会上”。[3]本文主要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论述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关系和特征:

一、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

云贵高原是以中国南方型的高原地理特征为基础的。它由海拔高度从1000米到2000米不等的高原和盆地低谷组成,是青藏高原向中国东南丘陵地区过渡的过渡地。其高原的东缘向东是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地带。从云贵高原的南北地势来看,总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的,而其西北的横断山脉海拔在3000米以上,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向南的河流纵贯其间,山势越往南越开阔,形成了众多的亚热带河谷盆地。这样的地理生态使得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和气候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气候景色,由此形成了这三带气候条件下的植被和动植物的种类和结构及高原雪山、丘陵草场、盆地低谷、森林河流等不同的地形地貌。甚至在同一地区由于海拔高度的不同,还垂直地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在如此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环境下,人们的生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环境中一定会有不同的生计,这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4]自古以来,云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就是在适应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自然及其生态环境为人们的谋生提供了空间场所,而人们的生计方式也要受到它的限制和制约,人们不得不去适应它。这就是为什么云贵高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人们的生计方式也多种多样的外在原因。

从古至今,在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里,人类社会共发展出来的五种生计方式,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中均有存在。这是云贵高原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的强烈影响的结果。狩猎―采集这种最古老的生计方式一直是居住在云贵高原上众多少数民族的谋生方法,如独龙族在二十世纪初进入刀耕火种农业前仍主要以狩猎―采集为谋食手段。云贵高原的地理生态环境为人们的狩猎和采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人们也采用最可能的有效的方式来适应这种地理环境而谋生。茂密的树林中动植物种数繁多,这是一个动植物的王国。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域的环境下求得生存的。而初级农业也即“刀耕火种”农业正是云贵高原地区的怒、僳僳、拉祜、布朗、景颇、佤、基诺等民族的生计方式。在云贵高原地区许多民族都知道使用犁耕地的优点,但因为云贵高原的地形大多山高坡陡,并不便于用犁耕种,所以他们的生计方式只能以“锄挖地”的形式出现,生计方式不得不适应自然环境,受到地理生态环境的制约和限制。而在滇西北和黔西北地区,那里的生态环境更宜于游牧经济的操作,那里的少数民族自然以畜牧业作为生计的手段。在云贵高原南部的比较开阔的地带,那里有众多的低平的河谷盆地,又有热带、亚热带的湿热多雨的气候,因此那里的少数民族以“精耕农业”为生计方式,他们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并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出现了农作物的轮作制,这些少数民族有傣、佤、黎、壮、侗、毛南等。可见人们的生计方式总是随着生态环境的不同而不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平原和低山地带的群体过渡到高山地区的群体之间,明显地改变着农作物、劳动工具和家畜的成分”。[5]总而言之,在云贵高原的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下,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也因此多种多样。生态环境是人们生计方式展现的舞台,人们的生计方式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利用。

二、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

经济文化类型里的文化特征首先取决于该类型所处的地理条件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方向。云贵高原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生计方式,同时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因此,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的烙印。在今天的云贵高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的共同存在。“云贵高原是这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的三大板块的接触与碰撞,从而形成了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6]

今天的云贵高原分布着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种类,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这是其特有的地理生态和人文生态共同的作用和影响所造就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历史,才使得我们这些同属于现代智人人种的人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并且出现了操不同语言的许多民族文化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操亲属语言的某些民族却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别的现象”。[7]云贵高原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和特性,是建立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的,既有共同的特性也有各自的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的类型、交通工具、服装和装饰、宗教和道德意识等等无不处于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这个特点的深深的影响之下。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也即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文化多样发展的内在因素。云贵高原一直是多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地域,这为民族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场所,他们的生计方式和文化的创造、发展,是云贵高原特有的人文生态现象。这种人文生态是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文化多种多样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说,这些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云贵高原的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下,各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文化选择。从古至今,云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文化无不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深深地根植于云贵高原这块土地的,成长于这块土地所特有的生态环境之下的,所以他们一直保留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形成了云贵高原千姿百态的多元文化特色。

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云贵高原少数民族众多,众多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世居云贵高原河谷平原、平坝地区的壮、侗、布依等民族,生态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计方式主要是农耕稻作,是精耕农业文化,而世居云贵山区的怒、佤、景颇等民族,生态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计方式则是山地农耕、刀耕火种,是初级农业文化,如此等等。因此,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又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创造发展,不同的生计方式和文化(包括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可以归类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与云贵高原上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特色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三、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多种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分布

经济文化类型不是单纯的经济类型,而是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着的综合体。这种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前苏联的民族学家提出来。经济文化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在历史的过程中,生态环境对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既是共时的、静态的空间分布的,又是一个历时的、动态的构建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特点,即生计方式和文化特点,决定着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的类型、采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方法、饮食习惯和饮食用具、服装和装饰等。

云贵高原上分布着多种经济文化类型,这是由其生态环境所决定的。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以解放初期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状况为基础而整理出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都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中出现并找到实例。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共有三个大的类型组,一是采集―狩猎经济文化类型组,二是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三是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而且每一个类型组里又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尽管在采集―狩猎经济文化类型组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云贵高原上没有明显的实例,但可以肯定这类型组里的各个类别在历史上都在这一地域出现过。正是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各族人民内部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变化,才使得这个类型组里的各个经济文化类型在云贵高原上的分布有了变化,后来有的开始转换为更有效的经济类型,如锄耕农业。在另外两个类型组里的各个经济文化类型在云贵高原上都有广泛的分布,可见其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紧密关系。生态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必然会有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尤其是在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里的各个经济文化类型几乎都可以在云贵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明显地看到。如云贵高原的横断山脉及滇东南的一些地区山林刀耕火种经济文化类型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独龙、怒、佤、德昂、景颇、基诺及苗、黎等少数民族;而云贵高原中西部山区的羌、纳西、彝、白、普米、拉祜等族多是在山区经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同时畜养牛、羊、猪、鸡等禽畜,他们是山地耕牧经济文化类型;此外,云贵高原以东的山区有山地耕猎经济文化类型,云贵高原中部和南部有丘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当然也有很多是属于混合类型,交叉着盆地草原游牧型或是高山草场畜牧型。在云贵高原一些地方,如丽江平原还有平原集约农耕的经济文化类型。

云贵高原民族众多,生态环境复杂,文化现象丰富,生计方式多样化,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有时甚至无法用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囊括出来。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及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人们的生计方式的改变,这些经济文化类型也在变化中。云贵高原尤其如此。但归根结底,生态环境与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所述,云贵高原有着多种类别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主要是由于云贵高原有着特别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因此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下,各少数民族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由此构成了多类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透过这些经济文化类型,我们所看到的是“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切不可将它们割裂开来。这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征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1][2][3][7]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79,86,96,79.

[4]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11:163.

第6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总面积为1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846.2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1096.49万人,占总人口的59.39%,有55个民族成分,其中有维吾尔族为主的13个世居民族,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新疆也是多种语言文字和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基础教育阶段主要采用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7种语言进行教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疆各少数民族对国语的学习需求也随之阔大。本文就是从此角度出发论述了当今新疆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加强双语教学的途径。

一、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一)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学校竞争力和办学质量的需要

在少数民族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一方面能促进学校的素质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能促进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和运用汉语进行教学的能力,并且能丰富教学内容,为学生使用汉语进行学习和交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空间。从而他们能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就业能力,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二)实施双语教学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主体的语言交际能力。对一个地域的社会公众而言,对外语的接纳意味着对世界的开放,而对国家通用语的接受则反映着他们加入主流社会,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相互开放。在这种关系中,经济、政治上处在强势地位的语言具有比较高的地位,处在弱势地位的语言往往在交往中表现出学习强势语言的更多兴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有国家级贫困县,不少少数民族还没有脱贫。这些贫困地区要改变现状,首先要加快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的联系,要改变许多传统的观念,要培养较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些都离不开努力学习汉语,离不开双语教学。 (三)大力开展中小学双语教育,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质量、是培养知识渊博民族人才的有效途径

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我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始终坚持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摆在重要位置来抓,采取倾斜与扶持政策,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少数民族教育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加强中小学双语教学,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和素质。 --!>

二.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双语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欠缺

双语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大部分双语教学紧缺专业教师是经过在岗校本培训后,跨专业、跨学科承担双语教学,因而专业基础不牢,学科知识不精,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双语教学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及素质均跟不上双语教学发展的要求。尤其是维族教育进入新课程改革实施新课程改革后,双语教材建设发展相对滞后,教师培训不到位,许多教师未受任何培训,教师仅凭自己的经验进行教学,这与“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新课改要求是相违背的。

(二)我区学前教育仍是基础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城市和乡村学生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一方面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农牧区学前教育严重滞后。由于每个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语言环境有所不同,学生从小生活,学习所接触的语言环境也有差异,影响了双语教育顺利进行并造成双语教学中的单一发展趋势,尤其是一些农村学校,双语师资队伍的汉语水平有限,普遍使用母语来授课情况比较严重,而汉语语言环境和交流机会很少,之所以给学生造成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教学方法陈旧,手段落后,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一是现代教学设施短缺。学校缺少必备的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尤其是现代教学仪器和设备十分紧缺。二是信息化教学程度低。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教育起步晚,发展慢,普及程度低,停留在重设备充实,轻使用的层面上。

三.加强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实效的途径

(一)加强对双语教学的基础教育,大力帮助偏僻地区和乡村中小学双语教学

自治区有关教育部门,党委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一些列重要文件及措施,为我区学前双语教学工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人力财力方面大力帮助偏僻地区和乡村中小学双语教学尽可能跟城市中小学协调发展,让乡村的孩子们也能够收到良好的双语教学,享受优质的教育环境,为此尽快制定符合各自实际的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发展规划以及加强乡村双语教学规划,统筹推进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为培养“民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夯实基础。

(二)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

坚持“从教师抓起”,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全面推进我区双语教学工作。目前,我区中小学双语教师存在“一缺二低”,即数量缺乏和汉语水平低、教学能力低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另外,还应严格和完善双语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及聘用标准,把符合条件的教师招聘、引进到双语教师队伍中来,实现双语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总之,在新疆中小学加强双语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区长期大力施展双语教学,首先主要提高双语师资队伍的综合水平把学校办成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的重要阵地,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促进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民族经济,巩固民族团结,实现我区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和发展。(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阿力木江·依米提·塔尔肯阿布拉·玉苏普《谈少数民族中小学实施体育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意义》 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在自治区中小学双语教学会议上的讲话/hsk10_files/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的讲话.doc

[3] 王迪吉.双语教学是发展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必由之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8卷第4期。

第7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流入新疆与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早已超出了流出人口。人口流动导致民族结构变化,新移民与原住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悬殊会对当地秩序带来冲击。不过,研究者反对将人口迁徙简单归结为“中央政府试图稀释少数民族比例”的阴谋论调。首先应该认清,人口迁徙的总趋势是从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其次,应该区分自发迁徙与政府指令下的迁徙,而后者只有三种情况:消除贫困,生态保护与大型建设,这些均与改变民族分布无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人口迁徙都是市场驱动下的自发迁徙。

以新疆为例,80年代以来大量维族人因为商业、旅游、教育等原因从农村迁往城市或迁往其他省区,也有很多汉族人因工作迁往新疆。大规模人口迁入分为三类,生产建设兵团雇佣的季节性工人,国有企业或大型项目建设雇佣的建筑工人,生产建设兵团雇佣的长期农民。只有最后一种是长期居民。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服务、旅游、食品、零售的零散移民。这些都是经济驱动下的自发迁徙。

尽管80年代以来大量汉人涌入,但人口的94%依然是藏人。迁入移民集中于旅游、零售相关行业。此外大量建筑工人,教师、干部、专业人员涌入,但他们都是临时性的。如同新疆,迁徙可分为自发与政府引导,且迁入多于迁出。

在市场化大潮面前,少数民族的适应程度各不相同。回族、满族、朝鲜族的经济表现最佳,甚至与汉族相当。作者认为成因有四:城市化程度,人均受教育程度,汉语掌握程度,与汉族交往乃至融合的程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少数民族笼统地视为经济上的劣势群体,但以市场为导向的迁移和混居在增进交往的同时也的确会引发民族摩擦,尤其是当竞争资源和就业机会时,市场机制只会加剧这些矛盾。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近年来新疆与的经济增长远超平均水平,但贫富分化也明显表现出民族性。为改变这一现状,自治区政府以签约的形式努力为穆斯林创造就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补贴与直接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很难通过行政指令为少数民族提供就业。

第8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在此发展目标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教育、卫生、医疗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值增幅较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就业人口数量增加,缓解了就业压力。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范围来看,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表现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主体不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较弱;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脱节,经济发展的促进性较弱。

(2)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工业和商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合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重传统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3)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小,城镇化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密度和面积小,城镇化水平低,规模经济效应得不到发挥,经济力量薄弱,城镇经济的辐射功能差,经济发展较慢。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1)明确经济发展主体原则。明确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才能发展县域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认真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的关系,才能有效调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2)实施工业化导向原则。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技术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努力改变生产技术,使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化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现状。

(3)发展特色,突出特色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相对特殊,其县域内资源、文化等相对特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从特色出发,体现经济的特色优越性和特色潜力,以特色作为出发点,打造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

(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中,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关系,发展县城、乡镇的经济辐射作用,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5)构建循环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丰富。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积极构建循环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1)确定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保障,但是与其他县域相比,其素质技能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推行中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实现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

(2)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特色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然要求突出特色,强调特色,以特色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利用优势资源,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3)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文明的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4)政府及职能部门健全市场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属于行政性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及职能部门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扶持和宏观调控,建立县域经济服务性的政府,健全市场机制,合理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第9篇:少数民族经济范文

关键词:农村经纪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农村经纪人是在农业经济活动中为农产品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进行沟通,从中获得佣金的个人、法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它对农村经济的多个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促进农民的生产与市场的对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推动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山东、浙江、江苏等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村经纪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地区但由于经济、文化、历史的原因,农村经纪人的发展水平都较低,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宜州市位处广西的西北,人口62.86万,有壮、汉、瑶等3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80%以上[1],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市县,故本文以宜州市为例。

一、宜州市农村经纪人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经纪人数量少,经纪业务量低

根据工商局、供销社和农经局提供的材料来看,宜州市的农村经纪人2012年不超过500户,由他们推销的农产品还不到宜州市农产品总量的一半。同样在广西的全州,总人口78万,2009年就已有农村经纪人4000多人,推销的农副产品占全县农副产品销量的70%以上[2]。可见,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宜州市农村经纪人数量和经纪业务量都是很低的。由于农村经纪人的数量少,很多农民不得不自产自销,导致本地区农村的种养规模普遍偏小,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难以实现。

(二)农村经纪人以个体经营为主,规模小,组织化程度偏低

在宜州的农村经纪人实体中,个体经营占了很大比重,合伙型、公司型等经纪人实体很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经营规模、经营信誉、经营资质、抗风险能力都比较低。而且至今还末建立起农村经纪人协会,使农村经纪人信息无法互通,行动无法互动。在调查中还发现,农村经纪人队伍不稳定,由于遇到各种困难,导致不少农村经纪人退出经纪人行业。

(三)农村经纪人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1.文化方面,初中文化的农村经纪人占绝大多数,导致农村经纪人经销观念和手段落后,大多数经纪人还只会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经纪活动,无法跟上现代先进的经营模式。2.业务方面,很多农村经纪人的经济、商贸、谈判和法律等有关知识相当缺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产供销及流转逐渐专业化和细化,经纪业务的分工也越来越专门化,而且向高层次的方向发展,目前他们的专业知识难以适应今后的发展。3.道德方面,仍然有少数经纪人法律意识不强,社会责任观念淡薄,具体表现有:有的经纪人只顾个人利益,为促成生意,不惜哄这方骗那方,侵犯了两边利益;有的经纪人缺乏信用观念,货款到手后,不及时交给卖方,有的甚至一味拖欠耍赖,致使不少农民宁愿卖不出去,也不愿给经纪人。

(四)普通民众对农村经纪人相关知识的缺乏了解

人们对农村经纪人作用的仍然认识不足,导致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经纪人发展关心不够,媒体也对农村经纪人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贡献和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作用宣传不够。根据2012年发放的问卷调查统计,很多农民甚至村主任都不知道农村经纪人是什么。甚至还有人把农村经纪人当成“买空卖空”、“投机钻营”,这些误解必然阻碍农村经纪人在农村的发展。

(五)农村经纪人缺少企业家的进取意识和精神

在调查经纪人过程中发现,农村经纪人普遍眼界狭窄,大多存在小富即安的小农心态,他们经销的范围很窄,基本都是在自己熟悉的本市和周边地区,极少有人在外地跑,有意识地把产品销往外地,扩大业务范围和增加资本积累,导致宜州市农村经纪人无法做大做强。

二、加快宜州农村经纪人事业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对农村经纪人的政策支持,大力培育、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

1.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情况,减少手续,免登记费用,兼顾农村经纪人主要来自农民、经纪活动季节性强的特点,允许农民季节性或临时性从事经纪活动,由属地基层工商所就近予以备案,备案后免予登记。2.通过政策进行引导、支持和扶助,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工商等方面提供优惠,对农村经纪人多予少取,多放宽少限制,鼓励更多的农民投身于农村经纪人行业,使农村经纪人的数量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

(二)建立农村经纪人协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组织

1.当前宜州农村经纪人经纪活动分散,经营规模小、信息闭塞,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农村经纪人协会,按照“自愿、互助、合作”的原则,把经纪人组织起来,逐步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轨道[3]。2.引导农村经纪人组织多种形式并存发展,支持农村经纪人产供销一体化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各类种植户、农村致富能人、加工经营企业或有能力的农村经纪人牵头等紧密型和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同时也可以在经纪人自身之间或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开展经济联合,促使其向公司化方向发展,成为经济实体,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4]。

(三)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综合素质

1.从宜州市农村经纪人的文化程度和基本素质分析来看,他们普遍缺乏必备的市场经济理论、营销原理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和基本常识。为此,要从市场调查、市场经济信息的获得和分析、买卖社交礼仪、谈判、签约、法律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入手,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法律、商务、农副产品营销和经纪业务知识,从而有力提高其自身的业务素质。2.加强互联网知识的培训,互联网已经成为和获取信息重要手段,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村经纪人积极开展网上供货、订货信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拓展农产品市场营销空间。

(四)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宣传报道,让更多干部群众了解农村经纪人的作用

1.加强典型宣传。树立一批农村经纪人典范,宣传农村经纪人在助农增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点到面,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村经纪人的作用。2.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宣传农村经纪人。充分利用当地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以及农村远程教育网络等各种媒体宣传渠道,有计划、有目的、有方法推介农村经纪人,让老百姓知道经纪人就是他们致富路上的引路人。3.结合农民培训工程,把农村经纪人内容纳入培训课程。目前宜州市农民培训种类有很多,如贫困村妇女培训,村支书(主任)培训,农民创业培训,农民阳光工程培训,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等,参与的部门有妇联、工商、扶贫、农业院校多个部门,政府可以把这些部门协调好,统一在培训中加入农村经纪人的内容。

(五)培养农村经纪人的企业家精神

1.对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村经纪人进行再培训,向他们介绍新的经营理念、经营思想、向他们展示发达地区农村经纪人业绩,让他们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看待自己已取得的成绩,保持着奋斗不息的进取精神。2.为农村经纪人创造更优良的经营环境等,使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开拓,为自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3.营造健康有序的竞争氛围,以市场竞争方式让靠自身的精明、勤奋与努力的经纪人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结束语

目前,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纪人发展还比较落后,但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只要能找出原因,政策恰当,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纪人必将会得到快速发展,为当地的农业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宜州市[EB/OL].百度百科,http:///view/395034.htm.

[2]李宗和,刘艳秀.全州4000农村经纪人大显身手[N].桂林日报,2009.

[3]陈淑华.发展农村经纪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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