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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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第2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特征；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37-05
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探究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根源以及发展走向，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和特征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特征作准确判断和剖析，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及其走向有清醒的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给帝国主义概括了五个基本特征，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特征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
一、 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集中冲破了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使资本的国际运动从流通领域加速扩展到生产领域，使以产业资本的国际运动为核心的资本国际化最终形成。资本的全面国际化，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新兴的行业外，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没有寡头、没有垄断，而且是全球寡头、全球垄断。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校的专家在对逾4.3万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全球近半数的财富掌控于147家彼此间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跨国公司手中。参与该课题研究的瑞士学者詹姆斯・格拉特费尔德指出，这相当于不到1%的公司控制着整个网络四成的财富。这其中大多数为金融机构，进入前20名榜单的就有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银行、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等。〔1〕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载体是巨型的跨国公司，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所有大的公司都是跨国性的，都以在全球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它们都不仅寻求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且寻求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这些巨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成为全球垄断寡头。这些巨型国际垄断跨国公司，是当前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服务为一体的最主要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通过投资社会化、生产一体化、管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控制着全球的技术、资本、生产、销售和市场，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导向和秩序。这些跨国公司一般具有实行全球战略，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结构复杂、实行一体化管理，以一个行业为主、多元化经营等特征。由于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使现代垄断组织对市场的垄断是全方位的、全领域的。它由流通领域的垄断，发展为生产和流通的一体化垄断；由单一产品或部门的联合，发展为许多产品或部门的联合；由“横向”的联合或独占，发展为“纵向”的联合或独占。
对于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列宁曾经指出，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2〕当代的跨国公司社会化、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成为有着高度组织计划性的全球垄断组织，与往日更不可同日而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的跨国公司就几乎控制了全球多数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如果它们被社会占有，就可以组织起全球性的生产，为人类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资本的利益服务。
第3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第4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一)财政政策可用来提供工作岗位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总供求分析，失业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开支以减少失业。手段是不仅支出其税收收入，而且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向公众借债来进行赤字支出。在就业乘数给定的情况下，要想创造出一定的工作岗位数，在理论上可以直接计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数。例如，按照这本书的假设，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如果每小时劳动的净产出是25美元，人们的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时工资为15美元，那么，就业乘数将是0.093。这意味着，若想增加93000个工作小时的工作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开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业保险制度可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减轻因失业带来的生活困难
即使工作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们在失业时能弥补工资上的损失，减轻生活困难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们应对火灾、暴风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险制度一样，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虽然许多国家确实有这种形式的保险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却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平均说来，付给美国工人的补助只是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业者能得到补助。这是因为在保险制度中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偿付期限。在美国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个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资格获得失业补助。即使具备资格，一个人也只能得到六个月的补助。2003年底，美国有超过800万的失业者，却只有300万人得到了失业补助。
(三)资本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些低失业率的证据
以美国为例，通过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及失业保险等“内置稳定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失业率被成功地控制在10％以下。又如，当每10个工人中只有9个被雇佣时。可以通过减少工作周的长度，使企业在保持同样产量的情况下不得不增雇工人，为10个人都提供工作。法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一项法律，把工作周的长度限制在35小时以内。这样，如果小时工资率保持不变，先前受雇的工人虽然收入有所削减，但却增加了闲暇，也减轻了先前由失业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难。再如。虽然同样面临来自技术飞速变革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但一些国家确实为大部分工人在大多数年份中提供了就业机会，如日本与瑞典在1959—2002年的时间中平均失业率仅为2.6％和4.1％，远低于英、美、法的失业率。
既然失业并非不可避免，为什么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时期失业仍然是经济中难以治愈的病痛呢?从表面看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充分就业的因素：高就业的利润挤压、高就业的通货膨胀压力、高就业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冲突等，但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阻碍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障碍。
四、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必须以失业和不安全感作为控制工人、鞭策劳动的工具
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是指经济决策的私人性和不协调性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在特定的生产阶段不相匹配。具体地说，因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是高度垄断性地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也为资本品的所有者拥有，而工人不拥有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工作。所以，除了为保住饭碗所必需的工作以外，他们没有理由做得更多，唯有失业的威胁会让他们警觉。因此，周期性的失业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激励和控制这些不拥有自己劳动产品的工人的必要武器。
当经济扩张时，产出迅速增加，新的订单蜂拥而至，企业雇员增加，失业率会迅速下降。这时，工人能够认识到他们丢了工作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其它工作。于是，他们可能开始要求升迁、改善工作条件或抵制劳动强度的增大。而雇主们则开始着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当增加的需求提高了生产能力利用率，从而有可能增加利润率的时候，一次长期的扩张却可能是一件过于美好的事情了。因为长时间的扩张带来的失业率下降将使工人能够要求更高的工资，或允许他们减少每小时的工作成果，结果利润率被挤压了。于是，企业界的领导们会期望经济减速、甚至衰退以提高失业率。但他们知道，没有某个企业的所有者可以只手制造一次衰退，但政府的政策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使经济衰退的“重任”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二)企业的所有者具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能够促成“政治的商业周期”
政治的商业周期，是政府官员为了他们自身或别人的利益，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故意制造出来的萧条或扩张。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在于就业乘数与财政政策的双面性，即它们既可以成倍地扩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扩张效应，也可以成倍地缩小减少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收缩效应。于是就有了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制造商业周期的可能性。而影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企业的所有者具有的可观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来源于他们为竞选大量捐钱而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游说团体、迎合企业利益的媒体以及其他与高利润利益攸关的组织。
因此，当遇到上文所说令雇主们着急、希望出现一场“有益的衰退”的情况时，影响政府政策以制造经济衰退就成了企业的所有者首先想到的策略。当然，没有人会在公共场合提倡更多的失业，却可以把制造高失业的政策说成是“向通货膨胀作斗争”、倡导“财政责任”或“控制货币供给”。而在私下里，企业的领导们最重要的考虑却是调教他们的雇员、消除工人们增加工资或减少工作成果的任何企图。
如果政府愿意回应、也不得不回应企业的要求时，他们将具有众多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而核心就是减少总需求。他们可以用财政政策工具削减政府支出从而减少政府的需求；也可以提高个人或企业的税收，减少个人的消费支出或留给企业更少的资金以减少对资本品和消费品的需求；还可以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限制信用以及增加资本的成本，使企业贷款投资变得更困难或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减少对新资本品的需求；同样也可以使家庭贷款买车、买房或买其它商品变得更困难，从而减少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的需求。
随着总需求的下降，商品和服务的新订单开始枯竭，生产下降，工人们开始被解雇。不时听说有朋友被解雇了或有工厂倒闭了的工人开始为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担心。工作场所的纪律开始变得严格。如果萧条是短期的，并且有效地降低了劳动成本，企业可能会认为暂时的低生产能力利用率和短暂的利润率下降对于重新取得对劳工的优势是值得的，因为当经济开始再次扩张时，生产能力利用率将会上升，利润率将得到恢复。
(三)“资本罢工”削弱了民主政府影响经济的现实可能性
除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企业的所有者还有另外一个间接但有力的影响政治进程的武器，即投资和“资本罢工”的权力：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资——几乎全部掌握在企业的所有者手里，是他们决定着哪些州、甚至哪些国家拥有工作岗位和经济增长，而哪些会面临失业上升和经济停滞。因此，即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依靠投票选出了以高就业率作为施政目标的政府，但他们所施行的政策一旦影响到利润率，企业所有者就可能会减少该地区的投资或者根本就不再投资，导致经济停滞和失业上升，这就是能够最终改变政府政策的“资本罢工”。
从下面假想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罢工”扭转民主决策的内在机制：有一个特殊的“美国艾妮州(Anystate)”，其政府打算实施更优惠的失业保险政策，将美国通行的失业工人有权得到26个星期的失业保险改为无期限的失业救济；同时开征环境污染税来支付这项开支。
请想象一下在艾妮州雇佣了大量工人的企业或正考虑在艾妮州投资的企业会怎么办?显然，这些企业将不仅要担心“污染税”，还要担心一旦被雇佣就有权得到长期失业保险的工人是否会努力工作以及企业对他们能否拥有足够的权威。于是。不在于某个人或企业是否喜欢艾妮州的政策，而在于与其他积极宣传其优良投资环境的州相比，同一个企业在艾妮州的利润率将很可能低于其它地方。接下来的逻辑便是：低利润率竞争地位不保股票价格下跌更换CEO……这些大部分企业家们都能够独立做出的结论，就会促使他们在既不侵犯公民自由或选举权、又没有勾结起来破坏公民权利、也不一定用竞选捐赠或游说集团影响政府官员或选举的情况下。独立行动、相互竞争、取消投资计划或撤走原有企业。这些独立做出的决定的累加效果就是艾妮州失业的增加和人们收入的下降。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州财政危机、政府的治理危机以及原有经济政策的危机。随着失业的增加，州财政的失业保险支出将会上升；而人们收入的下降会减少州政府的税收，导致财政赤字。为了维持支出，州政府被迫提高税收或发行政府债券借钱开支。艾妮州出现的经济衰退使之借款难度更大．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但即使其债券被成功售出，也仅仅是根本问题的向后推迟，而没有得到真正地解决。当高额利息需要支付或新的开支必须付款的时候，这些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的再现出来，直至原有的经济政策被迫取消。
五、失业问题的解决：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的方案以及突破制度性障碍的方案
(一)批驳传统的就业理论，改用提高工资和利润的方法增加就业
1．企业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工人愿意就业的低工资在现实中不起作用，因此。传统就业理论所认为的失业的存在必然导致工资下降、以及降低工资是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方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否雇佣工人以及支付多高的工资是由雇主决定的。而雇主决定是否雇佣工人时，首先考虑的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低。而是提供某种程度的工资能否产生足够的激励以使员工努力工作、增加产出，最终使企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会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很低就决定雇佣工人。而工人提出的愿意就业的低工资在现实中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即使存在失业。工资也不必然下降。
反过来，由于企业对工人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取决于企业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积累的状况，不会直接随着工资的下降而增加。因此。降低工资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相反，降低工资减少了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销售和盈利，是在根本上切断了提高利润率的有效渠道。因此，只会制造经济衰退、增加阶级冲突。
2．在“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下。用提高最低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
“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是指工资上升使就业增加的情形。它是凯恩斯经济学在就业问题上的一个运用：提高工资虽然具有削减利润的效应，但同时也有增加利润的效应，因为它会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扩大总需求，促进企业销售，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因此，提高工资对就业的最终效应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若后者大于前者。就会产生“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
“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在现实中常出现于工资和薪水收入者大部分比较贫穷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期或波谷阶段时。这时，工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较高，提高工资会有效增加总需求；同时，企业的生产能力处于尚未充分利用的阶段，投资的利润效应较低，因此提高工资导致的利润变化、从而投资的相应变化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增加最低工资以促进就业的政策就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因为提高最低工资往往会使各个水平的工资都得以提升。随着平均工资的上升，总就业就会增加。
3．在“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下，用提高利润率的方式增加就业
“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是指工资上升使就业减少的情形。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提高工资导致的利润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因总需求增加而导致的利润增加的幅度，因而引起企业所有者减少投资。
与“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相反，“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往往出现于高就业和高工资的经济繁荣时期。这时人们会因为比较富裕而开始积蓄，增加的收入转化为总需求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时，企业大部分的或全部已有的生产能力都已经投入使用，使得投资的利润效应相对较高，因工资增加导致的利润下降极易引发投资的变化。这时，提高工资将不但不利于增进销售，反而会引发企业外逃。在这种条件下，就有必要提高企业利润以增进就业，其中，削减公司所得税就成为增加就业的良方。
4．防止资本罢工，将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运用于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这是针对上文提到的艾妮州的资本罢工、州政府的治理危机及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失败而言的。实际上，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并同时增进就业的方法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明智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府在经济事务上是没有“主权”的——进而使人们在次优情况下作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把公共政策的着力点局限在那些既会使公民受益又同时提高。或至少不降低公司利润率的项目上，以保证企业的所有者看好这些政策或者至少无差别地看待这些政策。从而不会减少投资、导致经济衰退。
(二)用“握手”的方式管理工作和报酬，取代用失业的不安全感来鞭策劳动
既然失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鞭策的方法，旨在阻止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纪律松懈、要求高工资，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新的管理工作和报酬的方法，既保证企业稳定的利润增长又保证工人长久的就业呢?“握手”就是其中一项有益的尝试，它指企业、工人和政府代表相互配合达成的一种协议，既兼顾公平又考虑到足够高的利润率以刺激投资，并共同分享由更高的就业带来的更大的产出。其核心在于：当就业率较高时。工会不要求增加工资，不使企业因价格过高而被逐出市场；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雇主也不使用他们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的权力，从而保证一定的就业率和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三)公平补偿：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令全社会分享由经济的灵活性带来的好处
经济的灵活性是指现代经济为了适应新的技术、消费者品味的变化以及应对国际竞争而必须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和就业规模。它使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能够从持续的经济现代化中受益，却使被调整中的失业工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失业、收入损失、自尊心受伤、断绝了与工友、邻居的友谊等等。“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是为了更公平的分担这种因灵活性而付出的代价而设计的资助项目，它在失业工人的工作转换期、培训新的工作能力时。以及需要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时得到必要的资助。
第5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 列宁 民粹主义 资本主义观
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基本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其内在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清楚揭示了资本主义反人道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深刻洞察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由此可见，在经典作家那里，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是合乎需要的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全面论述，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俄译本《资本论》（1872年出版）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由流亡西欧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翻译完成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按理来说应该熟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但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与经典却截然相反。“民粹主义者不只是受到思想的重大影响，他们还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明确取代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结局的分析。”[1]P74有关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意义问题，是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争论的重要问题。我们试图透过二者不同的资本主义观，清楚地揭示他们背后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一、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论
俄国民粹主义是西欧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在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是俄国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造成的恶果，在俄国这样一个以农民占据大部分人口并且经济落后条件限制下所做出的一种特殊反映。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落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没有真正产生，或者说俄国资本主义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用来交换表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买方的需要。卖者出卖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取得商品的价值。这说明，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基础。“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2]P165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主要以农业为主）分离，农业也成为生产部门，生产商品。一方面用于农业部门内部交换，另一方面用于农业和工业部门相互交换。但是，俄国民粹主义者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即使存在，那也是人为的、由外部输入的结果，而非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列宁所言：“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2]P166俄国民粹派除了极力否认俄国存在社会分工来证明其俄国资本主义“人为论”的理论外，别无他途。
随着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分离，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增加，农业生产人口减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c：v）不断提高。但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和可变资本（v）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减少了， 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也就是说，原来农业人口大部分转向工业生产中去。但是，民粹派对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也不去探讨这一变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列宁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对俄国城市人口增长、中心商业区人口增长有着精确的数据分析支撑。
第6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 资本主义危机，“空间”理论，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3-06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可以说，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和其他经济著作中，很难找到不分析作为危机根源的种种矛盾、不探讨危机理论的各个方面的章节” 〔1 〕5。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多缺陷之一的“无害化”处理以便“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一些理论者则避重就轻、敬而远之，严重“稀释”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当代新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则通过“空间”的引入，在当代境域中赋予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一、“空间”理论的解释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哈维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滋养。自1971年参加《资本论》阅读小组以后，哈维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或讲授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甚至一年之中不止一遍。因此，哈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马克思是我借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但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问题上，哈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哈维首先激烈反对那种带着“排斥性立场”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试图以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来彻底驳倒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其次也反对片面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 〔3 〕3；最后也反对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的观点也需要随之变化或被重新整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和说明是简明易懂的。但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 〕15。因此，依赖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历史和知识环境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必要的重构和重新解释”。
哈维的“空间”理论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是个关键词”是哈维在赫特纳讲座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作为关键词“空间”运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界定介入批判对象的特定条件，而在传统中却对这一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在传统里，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是例外，缺少对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意识的广泛认识” 〔4 〕136。地理专业出身的哈维自20世纪70年代便转向，并致力于实现地理知识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母本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空间已经不再是笛卡尔、康德等所认定的纯粹的、既定的、绝对的容器和僵死的盒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5 〕48。可以说，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场地和容器，资本主义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空间，“空间中的生产”概念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所取代。因此，面对空间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通过对空间的正确认识以便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马克思概念的更新最好通过将空间充分考虑在内来实现” 〔6 〕343。这种对理解的新趋向很快便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为当代西方新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贾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中引入空间，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 〔7 〕69
哈维推动了空间理论与深度融合。在哈维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将空间引入当代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因为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维认为，其实自1850年以后，“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 〔8 〕329，而且“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安分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产与剥削形态”，以至于“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变成人类事物中迅速移动而非固定的数据点” 〔9 〕。哈维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重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坚持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9 〕其次则是因为对于空间缺乏必要的关注。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著作中经常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真正整合到理论构想里，这个理论在时间方面很强大，空间方面却很薄弱。地理变异被排除，视为‘不必要的复杂’。” 〔10 〕476而在马克思之后，空间问题也未曾引起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奋力从马克思塑造的非空间铸模里抽取出他们的理论，并试图维护与他们的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分析” 〔10 〕452。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摧毁了空间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对其重新加以型塑，另一方面却是者囿于经典，缺乏敏锐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新的许多理论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缝对接，极大地减损了的说服力。在哈维那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是到了当代，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只能源自于马克思，而“不会出自其他地方”，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今的理论者可以自我封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在“立足之处”或“置身的地方”努力“寻找其他出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空间便成了重新焕发活力的关键，必须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纳入新的批判理论建构之中。
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发生机制的关键，必须将空间引入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层次透视中。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1 〕72。列斐伏尔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谜底，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活的答案，不过，他却未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证明与阐释。哈维则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更为清晰地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灵丹妙药，从根本来说是由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也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 〔11 〕73。马克思并非不重视资本生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他仅仅“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 〔10 〕45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由于空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先前危机的升级版，原先简单的理论已经不能对复杂化的现实作出完整的描述和精确的阐释。因此，者在问题面前决不应该裹足不前，而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通过空间的引入相应地完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升级与重构。诚然，在当代猿趾头⒄孤砜怂贾饕骞程中应该将空间因素纳入其中，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定位。但是，如哈维这样，视空间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将其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认识，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是由于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12 〕278。马克思认为，资本从其最本质规定性来看是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旨归，“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13 〕87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便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值，而外在的竞争更是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利润。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则是以社会购买力的成比例增加为前提，从而保证社会流通过程不至于出现中断。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是建立在对工人无止境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聚集了更多的财富，便意味着工人相对工资的减少、贫困程度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下降和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12 〕548
哈维认可过度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的描述，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无力消费和资本家的无暇消费所带来的消费不足，也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积累理论则从马克思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将其归结为资本无法找到营利性投资的机会。哈维更认可后一种解释：“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观点。” 〔11 〕114在哈维看来，积累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而结束，“‘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 〔11 〕116。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也即“资本家所能提供的盈余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形” 〔14 〕。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家可以接受比例利润的领域都已被侵占完毕，而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在业已存在的生产领域内得以消化，资本家宁可让资本闲置也不会投入到利润过少或没有利润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能力的闲置，资本盈余的贬值甚至破坏，劳动盈余的严重损耗，社会经济的萧条。因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的机会，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无法找到一种将它们在盈利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明显方式。哈维认为，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创造恢复积累的合适条件，而这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原素的复杂混合建构起来：（1）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例如农民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或在生产系统里扩张交换点以及使得分工多样化――穿透到新的活动领域；（2）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20世纪的典型事例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将消费组织成为“合理的”而能与积累过程相对应；（3）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积累一致的速率扩张；（4）在地理上扩张至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出口资本，并且普遍的朝向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展。前三个原素可以视为社会活动、市场和人口在特殊空间结构里的强化，而最后一个原素则直接是空间组织和地理的扩张。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10 〕374
资本主义为了在当代给自身争取和扩张更多的生存空间，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 〔13 〕873，而“血腥立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统一国内市场、“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则是原始积累实现的具体方法。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其方式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始积累开始逐渐让位于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 〔11 〕120。剥夺性积累可以被解释为资本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下为自身盈余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当代主要通过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两种形式得以推进。通过某种外力强加于资本活动的特定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地区性货币贬值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然后使得那些缺乏营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贬值后的资产进行营利性使用。哈维举例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金融大鳄操控下为资本盈余创造新的营利空间而发生的。国家政权和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扮演着资本重要帮凶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 〔11 〕123。私有化是为资本盈余开疆拓土的另外一把利刃。这把利刃首先挥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全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营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 〔11 〕128。其次私有化还冲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剧变，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塌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私有化，为资本盈余提供了更多的营利机会和更宽广的地理范围。
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之所以持续进行，未曾中断，危机一而再地被化解和延缓，最根本的原因是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11 〕94。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幅地理图景：资本与政治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等）上，通过危机操控、私有化、制度安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盈余寻找新的营利途径，从而摆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配合下，一切未曾被资本所染指的领域和区域都成为新空间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力求消灭所有的处女地，从而使得资本盈余能够奔走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寻找一切能够营利的途径和空间。哈维以空间的视角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问题中，似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然而，这种新解释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绝对割裂开来。按照哈维的逻辑，资本积累新空间的开拓使得资本盈余有了与劳动盈余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为继，一种新的空间好像在等待资本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根本不存在一个开拓或发现资本积累新空间的间隙。
三、资本主义将危机扩散为全球危机
空间是资本积累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容器，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构，最根本的原因是空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仅仅作为特定的场所而存在。如果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纯粹的容器，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盈余在一个区域无法找到营利的途径就应该顺序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或领域，最终导致全球发展的同质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总部设立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大型跨国公司或金融集团一般不会将总部移至亚洲、非洲，经济危机中总是有些地区相较于另外一些地区贬值更为严重。这当然一方面归因于区域的自然环境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空间本身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空间是社会行动的活跃要素，是被e极生产出来的，应该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角度对其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再被视为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因此，资本积累在空间中发生，同时又创造出空间，形成不同形式的空间性，影响着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对此，哈维形成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逐步扩散的，而是“插入、生长和传播于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之中” 〔15 〕415-416。
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是对散布于世界经济体内部各个区域当代政治经济极度多变命运更好的理论解答。对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不同学者依照各自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主义”“扩散主义”“建构主义”“环境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理解。这些论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重要方面作出了描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哈维认为，这样存在的潜在的危险是人们只能从不一致的理解中得出一个大杂烩的观念，而无法形成精准的认识。哈维的论证路径是，将不平衡地理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作，通过四项制约条件的结合来勾勒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1）资本积累过程是镶嵌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2）剥夺式积累，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形态，将既有的资产聚集起来，变成资本，纳入循环；（3）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必须努力根据周遭所处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的情形来选择最有利于资本盈余营利的方式，但是，资本又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它会将自身的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态过程中，从而积极地重塑生活之网。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规矩和法则以“真实的论述实践、理解和行为”等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态世界，“这些中介以影响深远的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均地理发展” 〔4 〕79。剥夺式积累追寻的是将资本主义力量延伸到一切尚未被纳入资本循环的疆域、部门和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最初建立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剥夺式积累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剥夺，运用外部强制将一些地区高品质的自然资源、货币商品（黄金）、劳动力等直接占用。当代资本主义剥夺积累则显得更为隐蔽，是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通过自身掌握的力量将危机所带来的贬值局限在别人的地盘，使得处于资本积累边缘地区承担贬值的后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跨区域或国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发展” 〔4 〕89。
资本积累活动具有扩张性、依靠剥削活劳动得以维持、追求技术进步、内含的阶级斗争和危机以及操控危机等特征。这些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如何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呢？哈维认为，这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市场交换-空间竞争的强制法则-地理分工-垄断式竞争-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实质基础设施-区域体的生产-尺度的生产-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为例来说，这一思想根源于马克思，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然而，哈维却得出与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都是运输和通讯的发展，马克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而哈维却认为，这样并未瓦解区域的差异，相反使得高速移动的资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区域之间的细微差别，“自由贸易和运输成本缩减的综合效果，并非透过疆域分工的变化而达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扩大” 〔4 〕96。所以，哈维认为通过上述十个步骤，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最终导致了资本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也被整合进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之中。在先前三个制约条件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所必然引发的阶级与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被严重忽视了，这些斗争虽然被认为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却被视为“只不过是干扰或重新定向完全能够再现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微观动力” 〔16 〕84。其实不然，这些斗争“不能被扫到一边，当成只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小病痛” 〔4 〕105。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区域阶级联盟的形成，不仅会产生必然的区域与地缘政治对抗，甚至还会容纳所有相关的族群、政治以及社会斗争，从而与剥夺式积累产生内在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简化为剥夺式积累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混合，却可以在理论上将这种内在的联系拆解为三种元素：社会运动与剥夺式积累、环绕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冲突和有关“生活网络”中社会过程之物质镶嵌的冲突。
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力求容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给予多样、特殊且常常独具一格的地理变异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地理发展而存活”，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均地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的过程，再加上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危机被扩散至全球。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消除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却无法真正根除引发危机的内在根源，反而是将危机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得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危机。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包含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中。” 〔15 〕429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无限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空间便不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后避难所，毕竟，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止境扩张的需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7 〕406。伴随危机全球化而来的，只能是阶级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胜利条件的成熟，“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8 〕26。
“归结起来，空间对于哈维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生产，并且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19 〕237毫无疑问，哈维通过空间视角的引入使得马克思危机理论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和扩张的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尽管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解自身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将其纳入对当代危机的理解之中，却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本质因素。哈维认为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不必要的驮印迸懦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使得他关于危机的说明过于简单。而哈维以空间为基准建构起来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一个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似乎遇见空间便能够自动进行，危机不是由于两大阶级之间关系的内在紧张而爆发，而是由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如果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过于简单的话，那也是一种抓住本质基础上的简单的抽象，而哈维看似杂糅许多步骤和原素的重构，则是一种简单的复杂，是将危机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仅仅利用空间这一非本质原素实现元理论的简单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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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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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7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显然，资本主义是出了问题了，而且挺严重。问题出在哪，该怎么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有必要把“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加以区别，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早期资本主义”与“成熟资本主义”两个阶段或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主要问题是它能解决生产问题，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以至于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要不然也不会引起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并揭示出一条高举社会公平与正义大旗的社会主义新路。
但西方经过了一两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摸索，不但为人诟病的分配问题获得了大幅改善，而且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与运作方式也都得到了完善。扼要言之，这个逐渐完善并堪称为成熟资本主义的理论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以私有制为基础，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即足以确保效率及生产力的极大，这叫作资源优化配置。
(二)前述的市场经济之运作需要有两个前提：(1)无论个人、企业及政府均应有道德基础，可以逐利，但不能贪婪(贪婪不同于逐利，它是可以以牺牲别人利益来成就一己私利的)。我曾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即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2)还要有有效的监管，以补道德自律的不足。
(三)即使具备了这两个运作前提，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下的效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市场缺陷或失灵”，例如外部不经济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及贫富差距，这些，则有赖于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来加以矫正。
这三个部分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今天美国、欧洲各国都能切实做到，就不会有太大麻烦。
现在的问题是，时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却出现了三个“变化”，可以统称为“三化”：
(一)是“退化”。退化者，首先是忘掉了道德基础，其次是在相当程度上也轻忽了必要的严格的监管。这是最近很多人已发现的问题，责任在“当代资本主义”退化了，退步了。
(二)是“全球化”。全球化是近二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大潮流，是新生事物。早先在个别国家已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对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可以做得很好，但如今全球化之下却缺乏一个全球范围的有效监管机制。换言之，金融已全球化了，但政府监管却还未全球化，如何能不产生问题?
第8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生态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3
生态学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坚持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力图运用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等弊病。首先，科学技术运用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观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自然仅仅被看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因此科技工具化必然会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其次，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为了逃避劳动异化，人们试图通过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来获得自由和体验幸福，而实质上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徒具替代意义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本身也不可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以利己与逐利为特征，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绝对化，即对资本增殖的无穷需要和无限追逐。这就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限开发和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从而使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无法避免，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绝对化的矛盾由此产生。
第9篇：当代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奥康纳；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20—04
在西方发展史上，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并把生态危机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心。在总结自己和其他众多西方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时，阿格尔明确指出：“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最后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批判资本主义，形成关于资本主义主要危机形式的理论，最终提出如何从战略上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后来者，詹姆斯·奥康纳批判性地发展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思想。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探析，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生态危机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诸多启示价值。
一
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自近代以来，人类在向自然进军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日益严重。在寻求损害环境的真正因素时，奥康纳和阿格尔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阿格尔关注的焦点是“消费”，核心性范畴是“异化消费”；奥康纳聚焦于“生产”，核心性范畴是“生产条件”，因而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两者首先产生了差异。
通过对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形势的分析，阿格尔认为，随着晚期垄断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愈演愈烈，重新研究危机理论成为现代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者正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原本思想。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现论形态，即生态学开始形成。生态学的中心论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再能单独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因为这种危机趋势已经发生了转移，“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转移，需要生态学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以弥补早期者的相关理论缺陷。
阿格尔指出，不难发现，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异化消费已经取代异化劳动成为一种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因为既然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那么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为了确保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同时消除其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操纵广告和大众媒体向人们大肆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把消费作为人们治疗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的最好解药，最终将满足和幸福的实现引导到消费上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向人们许诺，人们不用担心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商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无止境地消费。持续增长的“消费行为”不断刺激着资本的过度生产，逐渐成为损害环境的直接根源。最终，由异化消费导致的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