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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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一、资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产生也正因为资源的稀缺性。此处资源的稀缺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过去100 多年里，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资源。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全球总能耗的74%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化石能源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资源正在日益被耗尽。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将采光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能源的需求却丝毫没有减少，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在日益耗尽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使用化石燃料这种高碳能源是产生这种生态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自净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亿吨，全世界每年约剩下200 多亿吨残留在大气层中，使地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气候将更为反复无常，生态环境灾害范围更大、更频繁和更严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却是不断增加的，这就造成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稀缺的约束使得企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持续大量耗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企业就难以生存，整个社会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是现代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不管是从能源稀缺还是环境资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低碳经济。因此，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稀缺就成为低碳经济产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就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外部性经济损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价还价，以确定这种经济行为的产权形式和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其次，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环境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大气中时，企业污染的空气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再次，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的最优产量高于企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造成的碳汇，其所产生的边际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然而当存在负的外部性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负的，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的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失灵”。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气候变化如此明显的“公共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的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第2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重点对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目前我国老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老龄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收集，以及研究中碰到的难题和结症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需要，因此，加强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老人经济福利的计量
我们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和概念问题。克雷斯托对老龄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计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年人以及比较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口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估计量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选择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必须考虑的计量问题包括：（1）计量收入积蓄的层面概念，即是用个人、家庭还是用家庭户为计量单位。（2）分析单位和对“老年人”单位的界定，即老年人为户主的平均家庭户收入与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户收入是不同的。（3）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4）按家庭或家庭户规模、资产对老人经济福利的贡献，以及实物收入，对在可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一些收入类型的低报进行调整。（5）集中趋势计量单位的选择，即用平均数还是用中位数。（6）横截面视角对纵向视角，即用横截面数据还是用纵向数据。
1. 分析单位和收入概念
美国大多数消费收入和资产统计基于普查局调查的数据，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SIPP调查等，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分析单位可以是家庭户、家庭或个人。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时所使用的概念，例如，个人层面的分析可以侧重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户收入的分析。由于相对少量的老年人家庭包括非家庭成员，家庭户和家庭收入计量非常相似。许多研究使用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比较老年人为户主和非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户资产，因为，在这种分析中，以老人为户主的家庭户权数是相同的，不管这样的家庭户是否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老人。与有配偶老人相比，关于独居老人的数据被大大地加权。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户主家庭户中的老人则没有被体现出来，因此，这样的数据在统计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口。家庭户收入作为简明扼要的计量单位仅仅反映部分情况：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同样重要，因为，用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关于“经济资源共享”假设充其量只是对复杂现实的粗略估计。为了比较不同老年亚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与其他年轻人群的经济福利，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家庭户收入差异和消费这些收入的人数的差异，确定可以比较的家庭生活水平。通常按照未调整的家庭户收入，用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户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特别指出，老年户主家庭户显然不如非老人户主的家庭户富有。
2. 贫困计量
一些研究者认为，试图按照一个绝对的、不随时间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计量标准测量贫困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夸大老年人经济改善情况。他们建议使用一个相对计量标准，如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另外，官方的贫困统计以现金为基础，没有反映实物补助的变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况。争论的结果建议贫困计量标准使用更宽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医疗补助等。由于许多老年人聚集在接近按官方定义的贫困线区域附近，有关低于贫困线的老人和非老年人的比例变化趋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分乐观的老年人经济状况改善的画面。尽管研究者对使用官方贫困线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但对于使用一个恰当的贫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在现有的贫困标准框架内，运用不同的贫困线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3. 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
像现金收入一样，对资产的所有权代表着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即使这些资产在即定的年份没有兑现成现金的收入。有研究者采用几种方法来分析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特别是探讨了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净值，因为它是在个人晚年生活中可以分配的年收入。住宅资产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资产。住宅资产提供居住资源，在西方国家它的价值可以被折算为“估算的房租”。显然，在比较经济福利时，完全忽视住宅资产是说不过去的。莱德勒也将财富纳入分年龄别的经济福利比较之中。考虑到在计量方法上缺少共识，他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将财富定义为全部净价值（包括100%住宅资产），其它仅按金融资产概念来定义财富。调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财产收入加上1/3财富。通过这种方法，将资产适当考虑进来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改善了。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老年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非老年人，不管其净值或金融资产是否被用来定义财富概念。
4. 其它概念问题
在计量经济福利当中，老年医疗保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另一个分析问题是集中趋势计量方法的选择，因为晚年收入存在偏态分布，平均数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的影响很强（高收入人群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地影响了平均数）。一些分析家认为，分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应当主要使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作为比较的基础。假使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匀，集中趋势的任何单个计量方法都不足以为比较不同群体收入提供根据。因此，必须用其它有关收入分布的信息补充集中趋势的计量分析的不足。
二、经济状况
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一直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赫德认为，抱着众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经济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测量经济福利比只测量收入统计数据效果要好，用这种计量方法能确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些研究最终的社会目标是评价非老年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1. 收入的来源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认为，在美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金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随着社会保障受益人其它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舒尔兹分析了1996年65+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是主要来源，占40%，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西方学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舒尔兹列举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不利影响五个主要方面。（1）没有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产价值会贬值。（2）转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其实际收入会减少。（3）工资水平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减少。（4）实际税收负担的增加。（5）如果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特别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 收入趋势
赫德认为，没有一项的调查或研究能够得到对家庭户规模和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令人满意的收入结构。他首次运用一种规模调整方法，然后将这种调整方法应用于某一个年份，假定调整的结果具有稳定性，把这两种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调整后的收入趋势。
3. 收入分配
舒尔兹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情况，另外，还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数家庭收入，45-54岁为61，833美元，55-64岁为52，577美元，65-74岁为34，719美元，75+岁为27，717美元，可见，中位数收入变化还是很大的。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社会保障累进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早年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是导致晚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预测退休后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与预测退休前影响经济福的利要素是一样的。福切斯认为，65岁以上的收入状况比65岁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岁以上的收入差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性收入明显减小，前者的分配比后者更平等。经验研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尔用吉尼系数比较1984年SIPP调查中不同年龄组的不平等状况，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户收入，并对家庭户规模、低报和资产等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65-74岁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龄组都高，而75+岁最高。克雷斯托和希尔提醒说，这种分析没有告诉我们退休前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人和退休后处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这样的分析则需要使用纵向数据而不是横截面数据。他们还认为，生命事件如健康状况变化或丧偶可能引起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变，未来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深入理解这种事件的财政金融影响以及退休计划项目能否为避免这些影响提供保护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经济指标。一项研究表明，与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释了65岁以上人的经济资源的变化情况。
4. 贫困
老年人贫困一直是老龄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因为贫困问题给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时间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决的办法也很有限。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数从1959年的550万下降到1976年330万，比例（贫困老人人数占老年人总数）从35.2%下降到15.0%，老年家庭的贫困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从27%下降到8%。莱德勒认为，伴随者收入增加，老年人贫困率急剧下降。美国普查局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考虑非货币收入等因素，贫困率会显著降低。美国劳动统计署在1998年做了一项研究表明：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计算1995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贫困比例为10.5%，用美国科学院（NAS）建议的方法计算为24.2%，两个结果相差很大。
女性丧偶老人的贫困率也下降了，但比起总人口和其他老年人的贫困率还是高，原因很复杂。一种解释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贫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经常的情况是贫困家庭的女性丧偶老人继续遭受贫困。另一种解释是，当丈夫死后，一些收入来源中断了，一些财富减少了。第三种解释是，死亡率与财富水平有影响，丈夫死亡时财富构成的变化为女性丧偶老人的高贫困率提供一些解释。由于横截面的贫困数据存在同批人效应，目前还不清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个人年老时花费的资产造成的。
5. 财富
赫德认为，尽管收入实际上是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唯一使用的标准，但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至少对于老年人来说，财富却是测量消费机会更好的计量标准。基于收入的代际比较要改成用财富来比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职人员大部分财富是观察不到的未来的收入。由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我们甚至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年龄的退休老人的财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财富数据对收入数据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和补充。如前所述，单独的收入数据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经济资源的拥有量，财富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财富分配。由于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态分布更严重，在分析中忽视老年人持有的财富会低估晚年生活实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
第3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上一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料变为下一生产过程的原料（生产要素），使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实现环状式的有机组合，变成几乎无废料的生产。这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利用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采集业和农业的生产是一种基本上不交易、生产规模十分有限、以生物原料的投入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大规模投入不可再生资源、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整个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难以循环的线性状态。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以后，经济发展的轨迹又开始转向循环经济，而且是一种层次更高的循环经济。
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使得经济发展又重新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循环经济呢？首先是资源约束条件的改变，是被持续大量耗费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不能支撑粗放的、不循环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灵敏而准确的市场价格会及时地显示这种生产模式对企业来说已经不划算，如果不转换成可以替代的原料、可以循环的增长模式，企业就难以生存。其次是社会约束条件的改变，即社会要求企业与社会和谐相处，要求企业善待员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以使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质量。最后是企业制度的约束。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性企业，莫不以赢利为目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会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源约束状况的变化作出灵敏而及时的反应。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企业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当资源成本大大增加的时候，不发展循环经济就会丧失竞争力。相反，如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投入最小、收效最大的生产方式，循环经济就很难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
这些约束条件，也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方向。通常而言，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例如，当土地资源丰富甚至土地所有权也没有明确的时候，人们会选择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而一旦土地资源稀缺，人们则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又如，18世纪以后的西欧，技术发展的方向是用机器代替劳动力，因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今天，当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技术创新的方向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变废为宝，以及创造出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的资源。于是，一方面旨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节约资源的技术得到重视，另一方面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一系列可替代、可循环的资源能源。在这种情况下，循环经济就水到渠成了。
目前，我国相当多的行业、企业并不缺少循环经济的技术，如把煤矸石做成砖的技术、用瓦斯发电的技术等，而是缺少发展循环经济的机制、环境和内在动力。就机制而言，主要是价格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换言之，粗放经营、不循环是有利可图的。就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而言，现有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很难使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即企业会很方便地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污染治理成本转化为社会的负担。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仅仅停留在号召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让企业对资源价格和污染环境的成本有灵敏反应，以制度的力量迫使经济增长模式从不能循环转变为能循环以至更高层次的循环。
第4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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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里的卖房者指有房源需要出售的房屋所有者，而非进行房屋宣传销售的中介机构。
③ 我们假定连续搜寻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④ 假定信息不灵通的消费者不具有任何中介机构要价的信息。因此，他们去任何中介机构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
⑤ 可能还有买房者与卖房者的共同利益夹杂其中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施马兰西，罗伯特・D・威利格主编.李文溥等译.《产业经济学手册》（第Ⅰ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68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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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网上购物；信息搜索；经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19-02
[作者简介]崔亚坤（1990-），男，汉族，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规制、网络经济等。近年来，网上购物在我国快速发展。根据艾瑞咨询2012年中国网购十大热门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大关，达13040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2%。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为77356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2012年较2011年交易规模同比增长68%。但网上购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资金安全、信用和物流等诸多问题，如何规范网上购物，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网购优势的经济学分析
西方经济学一般假定，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的参与者拥有其所需的全部信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得到所需的全部信息。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可以给市场参与者带来收益。所以，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而进行信息搜索。但是，另一方面，信息的获得也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信息搜索不会无限制进行下去。在信息的搜索过程中，市场参与者一般会在获取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停止，因为，此时效用可以达到最大。
（一）买家的市场行为
对于买家来说，如果选择传统的购物方式，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买家需要搜索足够多的商品信息以及不同卖家的价格及质量信息，也就是所谓的“货比三家”。我们假定，市场上的商品是同质的，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商店出售商品的价格不同。这时，买家就是通过搜索不同商店的不同售价以得到最低的售价。此时，传统购物方式的信息搜索的收益与成本用图1来表示：
图1传统购物方式下的信息搜索收益与成本曲线图1中，横轴代表信息搜索的范围，用Q表示。纵轴代表信息搜索所获得的收益或者付出的成本，用M表示。曲线C表示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曲线R表示搜索信息所获得的收益。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阶段，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花费时间的增加，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增长较缓慢，但是随着搜索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搜索所花费的成本迅速增加。而收益曲线则正好相反。这可以理解为，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阶段，人们总是先从自己所熟知的商店，或者距离较近的商店开始，这样，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并不高。但是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我们就会去自己不熟悉或者距离较远的商店去获得商品信息，这就会增加信息搜索的交通成本。同时，随着信息搜索所花费的时间的增加，买家的不耐烦也会加剧。所以，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买家信息搜索所花费的成本增加得越来越快。同理，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阶段，买家总是先从最可能买到最低价商品的商店开始搜索信息，所以，在信息搜索的起始阶段，小范围搜索所获得的收益增加很快。不过，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买家会转向不太可能买到最低价格的商店，这就意味着信息搜索所获得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少，即收益曲线上升得缓慢。但是，信息搜索不会无限度地进行下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买家会停止信息搜索，此时效用最大化。由收益曲线与边际收益的关系可知，收益曲线的斜率就是边际收益（图1未画出边际收益曲线）。同理，成本曲线的斜率也就是边际成本（图1未画出）。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也就是收益曲线的斜率等于成本曲线的斜率时，买家的效用可以达到最大化。如图1所示，在E点和F点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买家效用最大，即线段EF最长。
如果买家选择网上购物，那么买家为了效用最大化仍然需要进行信息搜索。仍然有上述假定，这时，网上购物的信息搜索成本与收益如图2所示：
图2网购方式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曲线图2中，横轴Q代表信息搜索的范围。纵轴M代表成本或者收益。曲线R代表信息搜索所获得的收益。曲线C表示传统购物方式下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曲线表示网购方式下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相对于传统购物方式的成本曲线C，网购方式下的成本曲线在相当长的范围内上升都比较缓慢。这是因为，网上购物时，买家利用电脑或手机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不需要支出交通成本或者较大的体力。同时，信息的获得也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所以，买家的不耐烦也相对较低。因此，在网购方式下，信息搜索的成本曲线上升得比较缓慢。不过，随着信息搜索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搜索所付出的成本也会不断上升，边际成本终究会等于边际收益。表现在图2上就是，在G点和H点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买家的效用达到了最大化，即线段GH最长。
从图2可以看出，相较于传统购物方式下的信息搜索范围，网上购物方式下的搜索范围更大，所获得的信息更多，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更大（即线段GH的长度大于线段EF的长度）。也就是说，买家的效用可以更大。
（二）卖家的市场行为
在网上开店的卖家，可以省去经营实体店的房屋租金、导购等销售人员的工资以及税收等支出，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和平均成本。所以，卖家的利润相较于实体店的利润更大。换言之，在相同的成本下，卖家所提供的商品更多。另外，利用互联网对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卖家可以适时调整经营战略，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因此，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卖家选择在网上开店。
综上所述，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网上购物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这种新兴的消费方式才会得以快速发展。
二、网上购物存在的问题
网上购物过程中买家与卖家不是直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易，而且在收到货之前，买家无法准确掌握实物状态。买家与卖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会引发实物与卖家描述不符、资金不安全、快递配送的速度慢及安全性差、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损害了买家的利益，还严重制约了网上购物的健康发展。
三、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网上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通过网络等方式发生的消费行为并未得到应有保障，因此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明确退换货天数，对更多产品实行“三包规定”切实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对于实物与卖家描述不相符的情况，可以建立买家的反馈机制，并且对不如实描述的卖家加以惩罚。对于资金不安全的情况，可以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买家选好商品后，先由买家把资金打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收到付款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后再确认把资金打给卖家。这样，既可以保护买家的资金安全，又可以保障卖家的利益。
2规范快递行业发展，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买家与卖家空间上的距离，网上购物离不开快递行业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国快递行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暴力分拆、快件丢失、偏远地区交通不够发达等。这些问题不但制约着快递行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到网上购物扩大。所以，应出台有效措施规范快递行业的发展，制定科学完善的快递行业标准，加强对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同时，继续加强偏远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艾瑞咨询：2012年中国网购十大热门数据盘点
[2]淘宝网，ctr：中国消费风向标报告2012
[3]张彬阳网购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商业，2013（7）
第6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审计模式 管理审计 必要性
综观审计的发展史，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现代经济结构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财产所有者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委托给他人代管或经营时，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委托关系。
委托关系一般可定义为委托人（如企业所有者）授权人(如企业的管理者)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项活动的一种契约关系。然而在现实中人往往不能按契约的规定完全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这一方面是双方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由于经营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没有任何理由或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是无私的，或者会天然地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信息完全的假设背离了客观现实，因为人只有有限理性，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而且信息的分布在个体之间是不对称的，这导致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又称“信息不对称”）。这样就可能导致人利用信息优势在契约达成前，千方百计诱使委托人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或者在契约达成后利用委托人无法观察和监管的情况，利用信息优势而不履约或不按契约要求履约，问题随之产生，即产生所谓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人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企业的价值，给资产所有者造成损失，即“成本”。根据理论，成本是指委托人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各种成本的总称。资产所有者希望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管理者以获取高额报酬为目标。在委托人观察不到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无法监督人的工作过程同时又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委托人往往要求人向其报告经营业绩。如果人没有机会主义倾向，委托人就会相信人的报告，并按报告的结果和合约的约定支付给人报酬。在存在人机会主义倾向的情况下，委托人需要对人的报告进行判断，将人的报酬建立在自己对人工作努力程度的计量上。所有者直接监督考核管理者的途径有限或成本太高，通常会实行各种措施力求缓解和消除冲突，降低成本，制止道德风险。为此，股东会考虑将管理者的报酬直接与其工作业绩挂钩，以刺激管理者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管理者虚报业绩的可能，如效益差时，管理者试图粉饰财务报告以获得高额报酬，效益好时，他可能隐瞒收入，侵吞所有者的财产；而如果给管理者固定的报酬，那么，虽然管理者没有必要虚报业绩，其机会主义倾向将使其选择偷懒，因为努力工作对他来说是负效用，这同样对股东利益不利。由此可知，人追求的自身利益与委托人利益的不一致、双方契约的不完备以及报告制度与内部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缺陷使得对人的监督成为必要，即委托人须“通过对人进行适当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来使其利益偏差有限”。
实际上，委托人为确保人提供的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采取的监督措施有以下两个方案可以选择：方式一是由财产所有者自己进行监督检查；方式二是聘用专职审计师实施审查鉴证。显然，聘用专职审计师是一种比较经济的选择。现代企业的股东不止一个，如果每个股东都亲自去查帐，势必造成重复监督，监督成本上升，聘请专职审计师代表全体股东进行监督，监督成本降低，监督效率更高。这样，基干减少成本的目的，委托人就会要求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并与委托人和人都没有直接利益联系的独立的第三人对人（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鉴证，而人为了避免委托人出于合理预期而对其报酬进行逆向调整，也会主动地要求独立的第三方对其报告业绩进行确认，上述独立的第三人就是注册会计师。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指出：“审计是提高企业价值的一种监督活动，它可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1]
由此可知，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制度安排下，为了消除和减轻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CPA审计市场便应运而生。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问题产生了对CPA审计服务的需求，CPA审计制度就是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整个市场类似“lemon市场”。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能够区分质量好的产品和质量差的产品，他们就愿意支付高于平均质量产品的价格去购买质量最好的产品，从而质量最好的产品的社会价值就大于平均质量产品的社会价值。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由于高质量产品能够获得好的价格，就愿意提供高质量产品。但是，在购买者不能确定产品质量的情况上，他们最多只愿意支付平均价格，从而高质量的产品也只能降价出售，获得低于其价值的社会认同，结果，在同一个价格之下销售价值较高产品的销售者将会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一些价值较低产品的销售者会利用这种机会占据市场，形成“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现象，从而导致市场崩溃。
目前，委托市场所需求的主要还是财务及部分管理方面的信息，但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委托人对信息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导致了受托责任从受托财务责任到受托管理责任的演进，委托人不仅需要了解受托企业的财务信息，还需要充分了解受企业管理方面的信息，从而产生了管理审计[2]（管理审计不仅包括对管理行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审计，还应包括对管理者管理素质的综合评价）
目前，由于诸多原因，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相对很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加严重。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不相适应，客观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因此是否有必要对企业进行管理审计以及如何有效的进行管理审计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两个问题。本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分析的假设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1996)提出的X（低）效率理论，即使在投入（资本）与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并不一定能实现效益的极大化。这是因为投入与产出不完全取决于单纯的资金与技术因素，还存在着组织(organization)与动机(motivation)因素，当组织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或组织内部人员的动机存在问题时，企业就会产生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3]。从前面的分析知道，由于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在信息的掌握上的不对称性，受托者在信息的掌握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样客观上极有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4]。此外，我们还可从前面的分析知道，对企业的审计既包括财务审计，也包括管理审计，其中财务审计主要是针对受托财务责任所进行的审计，应用于企业中时主要目的是确保受托财务责任的有效履行。而管理审计是针对受托管理责任所进行的审计，管理审计有多种类型，其中有对管理的审计(to management)和为管理进行的审计(for management)[5]，本论文中对委托者和受托者层面的审计是立足于对管理的审计，即针对企业的管理状况和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进行的审计。
此外，由于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当企业经营效益好时，委托者将不能完全判定这是由于受托者管理素质高引起的，还是完全由其它因素引起的；而当企业经营效益不好时，委托者也不能完全判定这是由于管理者素质差引起的，还是完全由其它因素引起的。也就是说委托者不能仅凭企业的经营效益对管理者的管理素质作出评判。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委托者将依据什么标准给予受托者报酬。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中将委托者设为A，而受托者设定为B，并做出如下的假设：
1.我们假定委托者付给受托者的报酬是按照企业的效益支付。即受托者的收益是企业经营效益的函数。且委托者和受托者均是风险中性的；
2.为简化分析过程，假定审计市场不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且通过管理审计能够对管理者的管理素质作出合理的评价。
3.假定A没有对B进行管理审计，这有两种情形：
①B的管理素质为eH(管理素质不仅包括管理水平，还包括努力程度，因为素质的体现不仅要有水平，还得发挥出水平，eH为较高的管理素质)。此时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其它因素（除管理素质外其它所有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因素集合θ，我们把这些因素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设定为高和低两种，分别用θH和θL表示）则A第0期可能的收益为：[л0(eH,θH)+л0(eH,θL)]/2。
此种情况下B第0期的收益为：{ω[л0(eH,θH)] +ω[л0(eH,θL)]}/2 (为货币收入与发展前途的效用总和)。
在此种情况下，由于B的收益{ω[л0(eH,θH)] +ω[л0(eH,θL)]}/2〈ω[л0(eH,θH)]，因此高素质的管理者有很可能选择解除委托―关系，或者在以后增加自己的闲暇，同时降低管理水平，这样以后各期A的收益就变为：[лi(eL,θL)+лi(eL,θH)]/2，而B的收益变为：{ω[лi(eL,θL)]+ω[лi(eL,θH)]}/2+ω0（ω0为B在此种情况下获得的额外收益，包括增加的闲暇和将一部分精力花在别的工作上而获得的收益等，这一部分是不为委托者所知的。且ω[лi(eL,θH)]+ω0大于ω[лi(eH,θH)]，ω[лi(eL,θL)]+ω0大于ω[лi(eH,θL)]）；
②B的管理素质为eL(eL为较差的管理素质)，则第i期A可能的收益为：[лi(eL,θL)+лi(eL,θH)]/2。
此种情况下B的收益为：{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4.进行了管理审计，由于前面我们假定通过管理审计能够对受托者的管理素质做出合理的评价，因此时委托者将能够只依据受托者的管理素质高低支付报酬。这也有两种情形：
①即使进行管理审计，B也可能努力不够，没有或不能发挥出高的管理素质，我们假定此种情况下A更换受托者，且更换的受托者具有且能够发挥出较高的管理素质（我们做出这一假设是基于，委托者发现受托者不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或不能发挥出高的管理素质时就会更换受托者这一假设），则第0期的可能收益是：[л0(eL,θL)+л0(eL,θH)]/2-c，以后各期收益为：[лi(eH,θH)+лi(eH,θL)]/2-c，c为进行管理审计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或产生的成本，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其为一定值。
此种情况下B在第0期的收益为：ω[л0(eL)]+ω0，以后各期收益为0；
②如果管理审计结果发现B体现出了很好的管理素质，则A第i期可能的收益为：
[лi(eH,θH)+лi(eH,θL)]/2-c。
此种情况下B的收益为：ω[лi(eH)]；
(5)假定B没有或不能发挥出很好管理素质的概率为α, A进行管理审计的概率为β；
(6)各指标数值均大于零（我们这个假设是基于收益和成本不得为负得出的，因为如果收益为负，委托―关系便不会发生，而如果成本为负，则变成正的收益）。当A没有进行管理审计，则不能评价B的管理素质，由此可能在更长的时期里让B承担受托管理的责任，我们假定B承担受托责任的时期数为n；
二、管理审计的成本―效益分析
为分析的方便，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即假设лi(eL,θL)= л(eL,θL), лi(eL,θH)=л(eL,θH), лi(eH,θH)=л(eH,θH), лi(eH,θL)=л(eH,θL)。
1.针对委托者的成本―效益分析
1.1若进行管理审计，则第0期A可能的收益为：
U01=α{[л0(eL,θL)+л0(eL,θH)]/2-c}+(1-α){[л0(eH,θH)+л0(eH,θL)]/2-c}
以后各期可能收益分别为：[лi(eH,θH)+лi(eH,θL)]/2-c
n期的收益共为：
U1=∑Ui1+U01=∑{[лi(eH,θH)+лi(eH,θL)]/2-c}+α{[л0(eL,θL)+л0(eL,θH)]/2-c}+
(1-α){[л0(eH,θH)+л0(eH,θL)]/2-c}
=(n+1-α)л(eH,θH)/2+(n+1-α)л(eH,θL)/2-(n+1)c+
αл(eL,θL)/2+αл(eL,θH)/2
(i=1,2,…,n) (3.1)
1.2若不进行管理审计，则第0期A可能的收益为：
U02=α[л0(eL,θL)+л0(eL,θH)]/2+(1-α)[л0(eH,θH)+л0(eH,θL)]/2
以后各期可能收益分别为：[лi(eL,θL)+лi(eL,θH)]/2
则n期的收益共为：
U2=∑Ui2 +U02=∑[лi(eL,θL)+лi(eL,θH)]/2+α[л0(eL,θL)+л0(eL,θH)]/2+
(1-α)[л0(eH,θH)+л0(eH,θL)]/2
=(n+α)л(eL,θL)/2+(n+α)л(eL,θH)/2+(1-α)л(eH,θH)/2+（1-α）л(eH,θL)/2
(i=1,2,…,n)(3.2)
1.3令U1=U2，则有：
[л(eH,θH)+ л(eH,θL)- л(eL,θH)- л(eL,θL)]/2=(n+1)c/n
当n∞时，[л(eH,θH)+ л(eH,θL)- л(eL,θH)- л(eL,θL)]/2=c＊(3.3)
式(3.1)―(3.3)表明，从委托者层面来说，是否开展管理审计的关键是看开展展管理审计所带来的收益是否能够补偿进行管理审计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是0
2.针对受托者的成本―效益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们再次假设ω[лi(eH)]=ω[л(eH)]=ω[л(eH,θH)]，ω[лi(eL)]= ω[лi(eL,θL)]= ω[л(eL)]，当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2.1 B的管理素质为eH时，n期B的收益共为:
V1=β∑ω[лi(eH)]+βω[л0(eH)]+(1-β){{ω[л0(eH,θH)]+ω[л0(eH,θL)]}/2+∑{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i=1,2,…,n) (3.4)
2.2 B的管理素质为eL时，n期B的收益共为:
V2=β{ω[л0(eL)]+ω0}+(1-β)∑{{ω[лi(eL,θL)]+ω[лi(eL,θH)]}/2+ω0}+
(1-β){{ω[л0(eL,θL)]+ω[л0(eL,θH)]}/2+ω0}
(i=1,2,…,n)(3.5)
2.3 令V1=V2，则：
β＊={ω[л(eH,θH)]+ω[л(eH,θL)]-ω[л(eL,θL)]-ω[л(eL,θH)]-2ω0}/
{ω[л(eL,θL)]-ω[л(eL,θH)]-(2n+1)ω[л(eH,θH)]+ ω[л(eH,θL)]}
(i=1,2,…,n) (3.6)
式(3.4)―(3.6)表明，当委托者不进行管理审计或进行管理审计的可能性很小时，即β≤β＊，此时V2≥V1，则对于B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保持低的管理素质，从而可以获得最大收益。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现实，使得那些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感到心安理得，并把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原因归结为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宽松，企业没有压力感和紧迫感，最终导致了经营的低效率。其次，从内部因素看，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许多企业内部员工往往陷入个人行为的隋性区域，有时甚至表现出集体隋性区，在这一区域内，任何个人都想保持现状，谁也不想努力工作[6]。这种现象再一次说明了没有进行管理审计所造成的管理低效率。这是在没有有效监督下的一种必然现象。
此外，作为现代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一般都实行“一业为主，多业经营”的经营方式，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核算单位多，横向生产关系较为复杂，有的还要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的经营。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面对众多的纵横生产经营系统不可能事必躬亲地检查，而评价下属或联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可能单靠财务审计，而要以管理审计为重点，通过管理审计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发现管理中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从而实现管理审计的效益。
第7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21世纪已经进入以快乐为首的情感消费时代。在物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追求情感的满足。以娱乐为首的快乐消费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娱乐经济的日益强盛离不开消费者对快乐情感的需求。众多企业 将快乐当作产业来经营并获取丰厚利润。娱乐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为广大消费者 带来快乐的品牌。此类品牌不仅包括同娱乐业直接相关联的娱乐品牌，还包括融入快乐情感 的消费品品牌。如何引入娱乐因素去最大限度地激起消费者的兴趣、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根据品牌经济学原理，利益既包括物 质利益也包括情感利益，快乐则是情感利益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快乐经济学强调快乐 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对“效用”概念的解释与补充。快乐情感同物质 利益一样，都是影响偏好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快乐”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快乐的经济解释
（一）快乐的内涵
经济学将效用（用u表示)解释为对个人心理满足感[1］(19)的一种描述。满足感 （效用） 表示个体对利益刺激的偏好反应的描述。若满足感能够计量，个体心理存在一种平衡状态， 即在快乐与痛苦之间有个零点，快乐为正，痛苦为负（如图1所示）。
所谓快乐，是指个体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当中获得的满足感之和大于零的状态。作为影响 效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快乐同样是主观心理满足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图1中，如果消 费者通过某种物质或者精神利益获取的满足感处于零点的右方，u>0，他（她）将获得快乐 的体验，并随着满足感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则获得痛苦的情感体验。当满足感u=0时， 消费者处于无偏好的均衡状态，既感受不到快乐也感受不到痛苦。任何能让人获得更大快乐 或者更大痛苦的事情，都会改变决策行为，这种变化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假定物质利益（消费者从物质当中获取的浅层次的生理满足程度）通过商品数量q（多多益 善）影响消费者满足感，情感利益通过情感系数θ影响消费者满足感，则有：
u=u(q,θ)=um(q)+ue(θ)[JY]（1）
[SX(]u[]q[SX)]0,[SX(]u[]θ[SX)]0[JY]（2）
其中，u表示消费者从物质利益与情感利益当中获得的满足感，θ为情感系数（消费者对情 感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q为商品数量。
由公式（1）可知，消费者偏好取决于从物质利益与情感利益当中获得的满足感的总和。在 不考虑产品物质利益的条件下，消费者满足感取决于情感利益的大小。当θ>0，即消费者从 产品当中获得正向心理满足（快乐）时，u>0；当θ
（二）快乐的特征
1．快乐是一种情感
人类对情感的追求与生俱来。随着基本生理生存需求的满足，追求内心情感需求的欲望会更 加强烈。情感已经成为今天人们首先考虑的需求乃至渴求。例如，娱乐消费就是消费者在基 本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由“追求快乐”的欲望推动而产生的消费决策与行为。在人类快 乐情感需求增加的时代，如何使品牌与产品直达消费者内心深处并产生快乐共鸣成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情感具有递减性。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消费者内心由某种短期的外部利益刺激 产生的情感由强渐弱，同时会对已有刺激习以为常。若要保持情感强度不变，需要不断提高 刺激程度，或者更多的新刺激。20世纪70年代末，心理学家Brickman发现，为了持续获得满 足感，人们必须不断寻找更为刺激的挑战。[1］(19) 如图2所示，i表示情感强度，s表示刺激强度，t表示时间。随着时间t由0转移到t1，情感 强度由i0增加到i1，在此之后逐渐减少到i2。由此推测，若不采取任何措施，i将最 终消失。如果要使情感强度保持在i1的水平，需要不断增加刺激强度，即由s1增加到s 2，甚至更高。
2．快乐能够无限延伸
通过各种不同的消费行为获得较高的满足感时，消费者都感受到快乐。当消费者得到对美的 需求的满足时会感受到快乐，例如到风景名胜区观光游览；而当消费者得到自我价值实现、 自我发展需求的满足时同样会感受到快乐。
消费者在每次购物决策中都在寻找快乐因素并将其归并其中。换言之，他们在寻求某种信息 来找到这类产品并最大程度用于满足快乐所需。因此，不同的消费行为又表现为消费者对 不同商品和品牌的决策选择。在物质产品过剩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永无止境， 凡是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快乐感受的产品与品牌没有领域和产量的限制。因为情感消费的量可 以无限上涨，情感消费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从而为企业产品及品牌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 （三）快乐的来源
1．快乐与金钱无密切关联
研究发现，基本需求（生存条件）一旦被满足，我们的注意力将从物质东西转向深层次的内 心情感，金钱、权势等并不能增加快乐或者满足感。消费者真正的支出增长更多来自于能给 生活带来感觉舒适和欢乐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发展，紧张的学习、工作 及竞争压力使得人们产生新的情感需求，更加渴望归属感，渴望体验放松、充满刺激的娱乐 产品。乐趣导向消费在“快乐驱动”的作用下成为满足消费者生理和心理趋乐欲望和精神愉 悦需要的消费行为。[2］(44) 2．快乐与消费心理密切相关
消费者选择某种产品或者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她）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消费者可能 会喜欢那些他们熟知的公司的名字贴在其上面的东西，但是，这些新提供的东西必须能满足 其 需求或提供给他们一种不同的愉快体验。例如，ESPN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者忠实的电视体育 娱乐品牌，就在于它同观众建立起的心理亲近感。娱乐经济的产生归因于消费者对心理情感 的 需求。在产品同质化的市场情况下，谁能在提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含有娱乐因素的附 加值的服务，谁就能吸引顾客，诱之消费，并占有该产品的市场。过去那种只用其表现产品 物质特征的概念已被新概念所替代，即品牌是某种情感的表达，通过产品向消费者传递快乐 情感。这也是品牌拥有消费者信任和忠诚的关键点。
3．快乐与文化密切相关
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快乐体验的产品的生产和制造与各种快乐资源息息相关。这些资源的重要 性首先体现在它属于一种文化领域的资源。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 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同普通产 品与品牌相比，包含独特文化价值的产品与品牌更容易直达消费者内心深处。一种产品除本 身的使用功能外，同时还能带给人快乐，那么，消费者往往会乐于选择它而不是去挑选一 个毫无修饰的具有类似功能的产品。
4．快乐与创意密切相关
精神行为学研究发现，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事物可以刺激多巴胺和皮质醇的分泌，使人获 得满足感。产品与品牌能否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在于其中蕴含的创意和挑战程度的高低。能够 为消费者带来快乐体验的资源不仅是文化资源，更是一种有创意的文化资源。对于企业来讲 ，通过产品与品牌创造合适的氛围和内涵，使合适的能量集中于轰动性产品的创造中，甚至 由此带来文化上的经典性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存之本，持续的创新和抢得先机对于处在经济 浪潮中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相对于提高产品物质利益的领域，诸如技术或管理科学等，产 品在情感利益领域的创新，诸如具有原创性的、更具挑战性的文化创意，使其具有更高的附 加价值和吸引力。
此外，消费者对已有刺激容易产生“疲劳”心理。换言之，人们对第一次出现的事物感到新 鲜，再次出现之时则感觉不到新鲜了。消费者的“疲劳”心理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企业只有不断生产出更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产品以消除消费者“疲劳”心理，从而保持 其信任与忠诚。
（四）快乐与社会福利水平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为消费某种商品而愿意付出的代价与购买该商品实际付出的代价的差额 ，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意味着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产品或品牌在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需 求的同时，如果能够满足其更高的快乐情感利益需求，将有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如图3所示，假定在某一市场中，某品牌x的产品在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需求时的需求曲 线为D1，当产品价格为p1时，消费者购买为q1，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Ap1B的面积。 该品牌在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的同时，通过文化创新，赋予品牌及产品“令人快乐”的情感 内涵，成功实现与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在产品市场价格保持p1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购买 由q1增加到q2，需求曲线由D1移动到D2，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Cp1E的面积。由于 Cp1E>Ap1B，消费者剩余增加。换言之，快乐情感的引入使得该市场上的社会福利整体 水平得以提高。
二、快乐品牌的经济学分析
依据品牌经济学原理，品牌不同于法律符号商标，它是通过确立品类，满足目标顾客物质利 益和情感利益的同时，降低其选择成本（择优过程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3]融 入快乐元 素的娱乐品牌及消费品牌成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皆以“快乐”情感利益作为品牌对目标顾客 的承诺，并在品牌信用建设过程中正确的运用同信用密切相关的各种要素。下面以娱乐品牌 迪士尼为例，运用品牌经济学理论进行具体解释。
（一）品类单一
品类单一是指品牌只向目标消费者提供单一利益点。迪士尼品牌是快乐的缔造者与传播者， 迪士尼早已成为消费者心目中“快乐”的代名词。尽管迪士尼品牌产品广泛涉及各种领域， 但其核心理念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即让目标顾客感受到快乐。
品类单一能够保证消费者选择成本最低。假设某商标包含n个利益点，则构成利益点的集合B s：{Bs1，Bs2，…，Bsn}，即代表多功能。每个消费者在选择时，对 每个利益点进行权重排序，得出权重集λ：{λs1，λs2，…，λsn}， 确定权重集λ所需要的时间费用就是选择成本。反之，如果某商标只有单一利益点，则利益 点集合为{Bsk}，某个消费者的选择集合是［0,1］，即要么需要，要么不需要，不存 在建立对多个利益点进行排序的选择成本。消费者选择成本（Cc）的函数关系为：
其中，γ为待定系数。
选择成本与单一利益性之间的关系为：
随着品牌利益单一性的提高，即Bs越大，选择成本越低，反之则越高。当Bs=1，选择成 本Cc=0，即该商标具有高度单一的利益点时，消费者选择成本为零。当消费者需要该利益 点时，将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该品牌。
（二）品类需求敏感
品类敏感性，是指消费者对该利益点需求的真实性、迫切性和替代性。人类对快乐情感的追 求与生俱来，并且随着基本生理生存需求的满足，追求内心情感需求的欲望会更加强烈。快 乐情感具有强烈的品类需求敏感性。迪士尼以“快乐”作为品牌品类，符合品牌信用对品类 需求敏感性特征，通过各种产品巧妙地将“快乐”传递给目标顾客，提升品牌在消费者心目 中的情感价值。尽管迪士尼许多产品与其它品牌的产品都能满足消费者对物质利益的需求， 而情感利益的提升使迪士尼与众不同。
某一品类的单一利益点一般包含物质利益和情感利益。物质利益是产品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 值，能够满足消费者对物质利益的需求，而情感利益则是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附加价值，与 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满足其情感需求。在物质利益点没有差异或差异极其微弱时，情感利 益点就显得尤其重要。情感利益点的存在使得品牌在选择品类时具有空间无限扩展的可能， 因为消费者对情感的需求是敏感、多样和无限的。
假设有利益点集合Bs：{Bs1，Bs2，…，Bsn}，则存在品类敏感集D s：{Ds1，Ds2，…，Dsn}，，求Max Dsi=Dsk，（其中i=1 ，2，…，n）。则对应的单一利益点Bsk就是品类需求最敏感的。消费者选择成本函 数关系为：
其中，δ为待定系数。
则选择成本与品牌品类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为：
随着品牌品类需求敏感度的提高，即Ds越大，选择成本越低，反之则越高。当Ds=1，选 择成本Cc=0，即该品牌品类在同类产品品类中敏感度最高，消费者选择成本为零。
品类由物质利益（m）和情感利益（e）两方面构成，那么品类需求敏感度函数关系可以表示 为：
其中，μ为待定系数，α为物质利益点数量，β为情感利益点数量。
品类需求敏感度与物质利益、情感利益之间的关系为：
品类需求敏感度与品牌所包含的物质利益点和情感利益点正相关，即随着品牌物质利益和情 感利益的提高，品类的需求敏感度将提高。因此，品牌带给消费者的物质利益和情感利益越 高，该品类的需求敏感度就越高，越能够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企业要想争取更多的消费者 ，必须提高产品带给消费者的物质利益和情感利益需求，要么提高产品质量，要么增强品牌 与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实践证明，在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像迪士尼品 牌这样，通过提升品牌情感利益，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来增加市场份额是一种优势策略。
（三）记忆持久
信息具有随时间推移逐渐消逝的特征，保证消费者对品牌情感记忆的持久性是联系企业与目 标顾客的重要纽带。迪士尼通过品牌延伸策略成功实现消费者对其品牌与快乐之间的记忆持 久性。迪士尼可爱的卡通形象深入人心，为保持目标顾客对卡通动画及品牌的喜爱，其在进 行卡通形象设计与制作时，始终保持“可爱”的风格和诙谐有趣的故事情节。此外，迪士尼 还利用主题文化和资本，开发系列产品（有线电视频道和节目、儿童教材、与动画有关的配 套产品、服装、文具、背包、迪士尼品牌专卖店、广播业、电视业及网络公司等）。有趣的 产品源源不断的涌向市场，消费者对迪士尼自然记忆持久且深刻。
假定记忆度为R，记忆持续时间为t，已有信息为f(A)，记忆函数为：R=f(A)t
选择成本与记忆度之间的关系为： Cc=[SX(]α(1-R)[]R[SX)]，其中α为待定参数，R∈［0，1］
由上式可知，记忆的持久度越高，选择成本越低，反之则越高；当持久度达到1时，选择成 本为零，选择效率最高。
三、结 论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人追求快乐的本性将会显露得越来越充分。 娱乐正侵入经济的各个领域，许多与娱乐毫不相干的产业，也学着融入娱乐内容。在功能与 服务同质的条件下，消费者更乐于接受带有娱乐性的品牌和产品。快乐是主观心理满足感的 一种表现形式。快乐与消费心理、文化创意密切相关。快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 水平。快乐作为人类的基本情感之一，快乐能够无限延伸。研究发现，成功的快乐品牌满足 消费者对“快乐”需求的单一利益点，快乐情感的特性决定品牌品类具有高度敏感性，正确 的品牌延伸策略使得目标顾客对品牌记忆持久。事实证明，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中更具有 竞争力，提升品牌情感内涵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注 释：
① 美国埃默里大学精神级行为科学专家格里高利•伯恩斯在其著作《人生的真谛即是满足 》中认为人类对某种行为的痴迷，是人们追求享乐，即满足感的结果。满足感是一种积极的 、实实在在的情感。
主要参考文献：
［1］董国明.想快乐，就要不停地找“刺激”［J］.养生大世界. 2006(5).
［2］［美］爱丽萨•摩西. 全球青少年市场［M］.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4.
［3］孙曰瑶, 刘华军. 品牌经济学原理［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第8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民生经济学 看病难、看病贵 医疗改革
一、浅剖民生经济学
民生问题永远是一个令人感到棘手的难题，不同于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等隶属于经济研究领域内的传统课题，这类问题一般超越单一的学科界限，被归纳汇总成为社会问题经济学，即民生经济学。
在讨论民生问题时，对政府与市场的审视是注定无法回避的。一个以治权民授、人民为基本政治原则的政府必定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因此，为了扩大人民的福祉，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实例层出不穷。政府采用税收和补贴、直接供给（垄断）和监管这三种政策形式对经济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有益于促进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从而在技术约束条件下和资源稀缺状态中达到福利产品供给的最大化、最优化，并使这些产品和服务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具有公正性。然而，由于种种现实问题的存在，市场提供和政府干预都可能出现效率和公平的失灵，因此，在涉及民生的很多重要领域中所实施的改革多具有准市场、混合经济的特征。
二、永恒的问题——医疗保健
健康决定着人的生活与工作质量，是构成个人福利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获得未来收益的人力资本。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疾病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国家如何提供医疗服务的问题越来越关心，医疗保健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焦点。
面对医药改革这一“永不消失的难题”，纯粹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产生的高额的治疗费用将主要摊在患者身上，使其不堪重负；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对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服务撤除支持，在纯市场条件下很难激励对基础医学和疾病防控技术上的创新，也会造成传染病防治等公共产品的短缺。而另一个极端即医疗服务国家化方案会刺激过度需求和加剧道德风险，国家企图同时控制医疗价格和医疗供给的情形，又会推动非价格配给制出现，届时医疗问题就转化为排队问题，全民免费医疗服务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也可能造成“有病要排队等死”的怪象。实际上，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体制上，既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市场体制，也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政府体制，而都是政府和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以政府的集中计划为导向的体制，便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宏观效率；而以竞争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便于实现生产的微观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的满意度。近年间世界各国发起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都力图将这两种体制的优点有机结合，从而形成能反映共同规律却又各具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
医疗行业是一种知识高度密集型行业，医务劳动具有高投入、高协作、高技术、高风险的特征，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包含经济伦理和法律内容的、具有契约性质的专业关系。最近几年，我国的医患纠纷现象越来越明显，很多患者抱怨医生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小题大做、小病大治。现行医疗体制的各种投入、消费机制和控制措施使得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收入（如护理费、诊疗费和手术项目价格等）相对较低，这就导致了医院中劳务收入偏低、药品收入偏高的“以药养医”状况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使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
三、医疗服务中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看病贵、看病难”是对当今医疗服务情况的最佳概括，这反映了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越了现阶段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公共财政的支持乏力现状。此外，医疗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均匀、医疗基础设施的缓慢完善与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等都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以来的这些年实现了天量增长，而这些财政收入确实投入到了包括医疗事业在内的公益事业之中，其最终受益群体是人民群众。然而，医改的最关键环节在于压制医院具有的对药品销售的垄断作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形成来源于政府的药品分类管理体制，该体制限制了占国内药物零售额80%以上的处方类药物的专有销售权，导致市场上绝大多数药品的销售业务由公立医院掌控。面对这种局面，单纯的将药房从医院剥离出去的“医药分离”改革显然无法将问题根治，因为医药合一毕竟具有范围经济意义上的必要性和其专业上的必须性。因此，如若不放开处方药品在社会药店的销售权，民营机构的发展就得不到有效支持，公费医疗和医保定点机构的范围无法扩大，全社会对公立医院的依赖程度无以降低，那么公立医院在药品批发和销售上的双重垄断地位将无法被打破，最终导致看病难、看病贵、药品价格屡抑屡起的现象永无改观。
四、总结
医疗卫生市场具有诸多产业特性，需要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看病难”是由于医疗消费所具有的不可逆性和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健康的极度重视，更是因为医疗资源和医疗基础设施布局上存在的严重的城乡非对称性；“看病贵”主要指的是药价贵，其体制根源是“以药养医”，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医院在药品供销过程中的双重垄断作用，如果采用单纯的医药分离政策将于事无补。
参考文献：
[1]曹东勃.医疗改革的民生经济学分析.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2010
第9篇：经济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分析；犯罪；刑罚；局限性
一、概述
法律经济学习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制度，为法律规范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分配提供最优化的配置。从最能体现社会效率的角度解析法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意在建立新的符合效益的法律结构体系。从而与经济分析和法律的法理方法论结合起来。波斯纳所探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似乎被其运用到一切法律问题之上。从宏观的法学理论的角度的研究，也包含对刑法，民法等单个部门法的分析理论。
刑法的经济分析理论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在刑法这一法律部门中的运用和体现，在这个学科中波斯纳对刑法的分析理论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运用道德和政治的视角，而使用了一种从一个全新的经济层面进行分析的手法――以犯罪成本和刑罚成本等概念来剖析刑法，对刑法的意义，存在的依据，犯罪论，刑罚论等有关刑法的具体问题进行论述，构造了一个由经济学分析法为脉络的新型刑法理论。按照其效益中心说，建立更加符合利于降低成本的刑事体系，从立法，司法更加符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出发，使得社会资源被更好的分配。
二、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一）刑法存在的根据
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体系就是以刺激效益为目的，用来阻止企图规避市场的行为的发生。因为，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市场是资源合理配置最有效益的方法，任何规避市场的强制易都是没有效益或低效益的，因此，法律就是用来对这种行为的阻止。[4]犯罪都不可能导致使资源从低效率转向高效率的配置（利用）。拿盗窃来说，如果小偷不愿意用交易的方式来获取一件财物，那么此件财物在小偷手中的效益肯定要比在物品主人的手中要低，因为小偷的取得不需要对价。他以想象中的价值进行销赃，物品的效益则会贬损。如果法律允许这种犯罪的存在，则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受到激励去占有别人的财产。而这是对效益的极大浪费，人们去占有别人的财产，社会财富没有增值；相反，人们防止财产被侵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刑法的存在，除了可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其在经济学角度上区别于侵权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可以弥补受害人损失和加害人所得的差价。因为刑法可以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因为刑罚的制裁显然是大于犯罪收益的。刑罚投入需大于犯罪“收益”，也就是指惩罚量给罪犯的实际或预期损失须大于罪犯的犯罪所得或预期收益。而这种投入有些是超过侵害人支付能力的。由此可知，刑法正是因为侵权法最基本的补救措施一一损害赔偿无法满足对付某些需要天文数字般的损害赔偿而侵害人无能力支付的危害案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法律补救方式。[1]
所以在侵权救济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情况下，由于包括任何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内的最佳侵权损害赔偿是在潜在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范围之内，所以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即使在仅仅处以罚金的情况下仍比民事罚款更费成本的刑事处罚了。[3] 刑事制裁从其严厉性出发可以弥补侵权赔偿中被告无法支付的价款，且最佳赔偿额常常将是越来越大。
（二）犯罪产生的原因
回避通过合法手段获利所需支付的成本成为激励罪犯大胆冒险的重要因素。人犯罪的原因，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即其预期的收益，大于其犯罪成本：包括罪犯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2] 市场交易是他从事合法职业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交换。如果罪犯认为这种交易给他带来的成本大于其自身造就交易条件所花费的劳力成本，则其就会通过规避市场交易来节省合法的劳动成本。罪犯通过这种规避市场的强制性转让的行为所获得的的各种不同的有形（金钱获得性犯罪中）或无形（在所谓的性犯罪中）的满足则是犯罪收益。[2]
知晓犯罪根源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犯罪成本，以及减少犯罪收益的方法来抑制罪恶的发生。最为一个理性人，必然会对做出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因而当社会稳定没有动乱之时，人们大多不倾向于进行犯罪，因为犯罪会使他们丧失更多的可得收益。当然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做出的选择也是截然不同。一个律师犯罪的机会成本显然大于一个无业游民，如果其犯罪后被逮捕，那么他将会丧失名誉，地位和以后从事律师职业的机会――这些对其价值昂贵的利益。
所以，社会的大环境也会决定一个理性人对于机会成本的考量，越稳定的社会，犯罪成本就越大，相对的犯罪效益就会缩水，理性地考虑会促使想要犯罪的人放弃犯罪行为。动乱的社会，犯罪人不会考虑稳定的收入，美满的家庭等成本，犯罪几率便会增加。因此，我们因该造就一个使人们倾向于创造社会财富的大环境，这样才能降低犯罪的发生。
三、刑罚的经济学分析
在犯罪模型中，犯罪人考虑的各种成本不仅包括现金支出（购买作案工具）还要考虑犯罪的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虽然波斯纳认为仅仅通过一定量的法律实施活动和惩罚的严厉性还不足以控制犯罪活动的水平。[2]而不得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成本，但是刑罚的确会给犯罪人以相当的威慑。如果对每个犯罪都作出非常详尽的标准，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成本，但如果做出的规定是一个普遍的范围，不过应对其的限制是刑罚不会妨碍价值最大化的偶尔犯罪。[2]譬如说快饿死的人偷了一个馒头来挽救生命，我们不能运用盗窃罪惩治低成本交易的这种行为，而是可以用紧急避险来进行抗辩。
（一）刑罚的严厉程度和刑法确定性和及时性的关系
我们希望从刑罚模式中找寻一种实施刑罚确定性（刑罚几率）和严厉度之间的关系组合，将预期处罚成本加于可能成为罪犯的人，得到刑罚的最大效益。因为增加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可以在总数上减少犯罪的收益，使得犯罪得不偿失。波斯纳认为预期刑罚成本是由刑罚严厉性与刑罚确定性相乘之值决定。以罚金为例，当预期刑罚成本一定时，最有效的组合是刑法几率无限趋于零而罚金无限趋于无穷大。[2]原因是：第一，刑罚处罚是无成本的，罚金数额的任何增长都是无成本的。第二，查获几率的上升是伴随着查获证明罪犯有罪的成本上升的，这包括了对警察公诉人，法官，辩护人更大程度的需求。只要是收取罚金或赔偿金的费用很低，惩罚概率的降低（这可以节省用于调查和的资源）就可以以很低的费用通过对被抓获的（少数）违法者加大惩罚的严厉性来补偿。[3]在司法实践中，刑罚确定性的高概率也很难达到，降低其几率可以节约侦查、审判、监禁的资源，[4]因此，只有提高刑罚的严厉性足够阻止刑法效率的下降。
（二）刑种选择
对于哪种刑罚最符合经济学对于效益的追求，波斯纳显然钟情于适用罚金，对他来说罚金有着徒刑无法比拟的优势。从罚金自身的优势来说：1、罚金可以为国家创造收入。由于处罚罚金对于国家来说基本上不会增加成本――没有行刑费用，而收到的罚金可以作为国家的收入，归于国库。2、在执行上，罚金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来进行。首先，它将支付赔偿成为可能，而不会由于罚金超过罪犯的偿付能力而始终无法得到实现。其次，以这种方式进行惩罚会减少罪犯的合法活动收入，从而降低了他选择这种犯罪活动相对的活动的激励。[2]相对来说似乎徒刑只是取得更多罚金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为相关的执行成本和管理开支都比罚金要高的多，并且由于罪犯失去人身自由后无法对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加上监狱的各种成本花费，甚至还有刑满释放后因耻辱效应缺失的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源贬值的危险。所以波斯纳希望通过用徒刑对无法支付的罚金进行替代，如果不支付罚金，就会被处于徒刑或更高的刑罚，以求改善罚金的的征收，从而达到一种有效益的“歧视性”平衡。
四、犯罪与刑罚经济分析的局限性研究
对于经济学上对犯罪产生和存在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法经济学家对于理性人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学中，理性人会追求效益最大化，成本过高和收益过低都会阻碍罪犯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这种观点运用在一些谋利性犯罪上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价值。但是这个建立在单个理性人分析的理论割裂了某些犯罪可能带有的社会阶级性和整体性的烙印。当社会这个阶级制度成为被蔑视的社会次序，人们采取“犯罪”的方式去将其时，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5]这时，犯罪就不仅仅是单个个体对于犯罪收益对成本的判断，或是强制市场交易可以用来解释的了。“其次，在非财产领域的犯罪，譬如、激愤杀人等罪行经济学做出的定量经济分析说服力显然不足，他们并不像偷窃或是抢劫一般简单的寻求规避市场交易。在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那一刻，甚至对于犯罪所产生的效益毫无察觉，运用道德因素似乎更能透析实行这些犯罪可能。所以在用经济模型分析犯罪的时候，也应该适当考虑道德和政治因素，以弥补单纯从理性人的效益出发可能带来的理解上的困惑。
虽然波斯纳自己也认为徒刑会带来罚金刑所不具备的好处，譬如关押会阻断罪犯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但其依旧明确指出徒刑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过高，而不适于经常适用。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徒刑只是做为当罪犯无法支付罚金时的替代，那么会造成穷人和富人在司法领域的不平等对待。假设犯罪情节相同，富人可以支付罚金而避免被关进监狱，而穷人只能牺牲自由支付比富人更高的犯罪成本，这种牺牲掉一部分人利益的做法，并没有使整个社会财富增长。正如德沃金所言，这种极端的理论品性具有严重的“反理论”倾向，从而忽略了对公平、正义、秩序等“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要求。[6]公平正义的观点是经济分析所缺失的，但这会使刑法理论变成效益的游戏而失去最原本维护社会公义的意义。
国家在给定刑罚效益的条件下，实现刑罚严厉性与刑罚确定性的最优配置是尽可能降低刑法几率，而使刑罚严厉度最大化，这种理论又是否合理呢？首先，刑罚必须设置上限，因为如果存在一种意外触犯刑法或法律错误的风险，那么非常严厉的刑法将会诱导人们处在犯罪活动的边缘时剔除社会所需要的行为。[2]再者，刑罚过于严重的风险是发生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很高的社会成本，因此波斯纳自己也承认使刑罚较轻一些以减低避免和错误的成本是很有道理的。最后，如果贴现率很高，那么更长的刑期不会比较短的有更强的威慑力。原因是将未来的犯罪成本进行很高的贴现，在贴现率不变的情况下，时间越远折算的现值就越小，20年比10年的刑期延长部分所产生的威慑力增益不大。既然罪犯对于20年和10年刑期处罚的反映不会相差差太多，因此也不没有必要设定过于严苛的刑罚。就像贝卡里亚大法官所说：“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因而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而这一切只有在宽和法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有益的美德。” [7] 所以国家在制定刑罚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效益的因素，也应该做到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而不是一味的寻求重刑。
五、结语
由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分析犯罪和刑罚，在放弃了道德和公义的标准之后，刑法成为了一个数字模型，简单的公式很理论将其更加明晰。从一个理性人对效益的追求出发，做并不复杂的加减乘除，用可能的高收益来讲犯罪的产生，或是刑罚成本来论最佳刑罚制度，虽然不够尽善尽美，完整精确。这种理论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它重视与昔日保持连续性，但又是面向未来，有助于我国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刑罚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陈正云.波斯纳的刑法经济分析理论述评[J].比较法研究，1996（04）.
[2]（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苏力，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92.
[3]（美）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0.
[4]焦武峰.犯罪与刑罚效益论――波斯纳刑法理论解析[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2（4）.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