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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和深入发展,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必将严重拖累已经极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其影响范围还在扩展。鉴于外需市场趋冷、内需仍旧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国经济很可能由此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换言之,中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第二,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区间。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全球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持续震荡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说来,它绝非无药可医、无路可走。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持续拖累,但从总体上看来,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规刺激措施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有所不同,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分别形成的对于物价上涨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它们都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高位运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总理(2011)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鉴于导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软肋”,而无论就全球经济而言,还是就中国经济来说,结构问题的解决都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处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以及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内部压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目标之间,我们将面临两难选择。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便在名义上仍旧维持“积极加稳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继续实施”的字面表述,相对于以往,特别是2011年,其实际内容也应当且必须做出相当的调整。这种调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不应也不宜于反应过度。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 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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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丛明,朱乃肖.2009年经济形势与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J].财贸经济,2009(12)
我国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结构性收缩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1)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
(1)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2)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3)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监督制度。因为据徐平华的'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尚需时间'一文中写到: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也即产权制度问题,但现在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却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没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对此我认为国家或可向一条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产权改革取得突破,解决国企及集体企业的经营激励约束监督问题。具体可参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思路”一文。
一、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与趋势
(一)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
今年以来,在债务上限的约束下美国财政政策发生较大调整,主要包括增税和减支两方面。
1、财政收入政策
美国年初开始实行增税法案,内容主要包括上调富裕家庭的所得税、拒绝延长实施两年的工资减税计划、增加房产遗产税等。根据国会批准的法案,富裕家庭在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情况下需要按照39.6%的新税率纳税;高于500万美元的房产遗产须按照40%的税率来缴纳税收,而不是按此前35%的税率纳税。另外,国会没有批准对实施两年的工资减税计划进行延期,意味着减税的终止。据预计,今年美国家庭的全部劳动所得平均值最高可达11.37万美元,这些所得需按6.2%的税率纳税,比2012年的4.2%高出两个百分点。
以上措施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看,美国2013财年前8个月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360亿美元,其中居民收入税收增长1440亿美元,占增长额的61%,主体部分是取消税收减免后增加的1180亿美元工薪税。企业所得税增长240亿美元,反映了企业可计税利润的增长。社会保险增长620亿美元。
2、财政支出政策
减支政策主要包括国防部门支出的下降、对房利美与房地美的净支出下降、能源计划支出以及紧急失业救济(EUC)计划付款的减少等。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2013财年前8个月的财政支出下降了1.9%,即460亿美元。其中国防支出下降了280亿美元,失业保险支出下降25%,即170亿美元。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财政净支出下降了250亿美元。对于能源计划的支出下降了26%,即60亿美元。
然而在部分领域,财政支出仍保持了增长。社会保险支出增长了6%,即280亿美元。养老保险支出增长4%,即130亿美元,医疗补助增长7%,即120亿美元。农业部门的支出增长了150亿美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应对今年的飓风桑迪。从目前看,美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首先,为促使经济复苏,政府刺激性财政支出增加。其次,人口增长使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支出增加。再次,经济衰退使更多人生活贫困,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支出增加。
3、债务上限控制
2013年出台的《没有预算没有支付法案》(No Budget No Pay Act of 2013 Public Law 113-3)将原先法定16.39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期限从2月4日延期到5月18日。根据该法案,在16.4万亿美元的限额外,财政部不得增加债务。因此,财政部启动了一些特殊措施,包括为了避免触及债务上限,推迟了公务员退休金和残疾基金、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发放,并将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债的发行延迟到5月20日至8月2日之间等。
5月19日财政部将债务上限进一步提高为16.699万亿美元。目前在16.699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中,11.9万亿美元为公众持有的国债,4.8万亿美元为政府账户债务。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的预测,新的债务上限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用尽空间。
总之,在以上财政政策的作用下,2013财年美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赤字明显下降。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13财年前8个月美国财政赤字为6270亿美元,比2012财年同期减少2180亿美元,同比下降25.8%。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13财年全年的财政赤字为6420亿美元。
(二)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动趋势
1、奥巴马政府2014财年预算报告
奥巴马政府2014财年预算报告纳入了旨在减缓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其他联邦福利开支增速的一系列措施。未来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仍将继续保障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削减财政赤字,促进美国中产阶级振兴、就业岗位增加和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增加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支出,帮助学校发展应急准备项目,支持重点科研领域等。在税收方面,一是将联邦烟草税由每包香烟1.01美元上调至1.95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为中低收入家庭四岁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二是让银行及其他机构就衍生品交易缴纳更多税款。三是限制富裕人群的税项减免。2014财年美国财政预算收入为3.034万亿美元,其中收入税占46%,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工资税占34%,企业税只有11%,消费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占9%。
根据该预算报告,2014财年美国财政预算支出3.77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2.4%,略低于2013财年。预算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主性支出两部分。首先,强制性支出是由国会各项法案法定的支出。2014财年强制性财政支出约2.3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61%。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补助计划、公务员和军人退休金支出以及国债利息支出等。其次,自主性支出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商议决定,包括除强制性支出外的所有其他支出。2014财年,美国自主性支出被削减至1.242万亿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9%,主要由政府开支构成。其中大约50%为国防支出,下降为6180亿美元。如果计入其他政府部门对国防事务的资金支持,国防支出将接近7452亿美元。除国防部的国防支出外,其他各部门预算支出总额有增有减,具体情况如下: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支出增加至783亿美元,教育部支出增加至712亿美元,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支出减少至331亿美元,司法部支出减少至163亿美元。
综上,美国2014财年政府预算支出有所增加,主要是由强制性支出大幅增加引起,自主性支出则有所降低。短期来看,要削减赤字只能通过削减自主性支出,尤其是国防支出实现。但由于自主性支出占预算支出比例较小,削减空间将十分有限。长期来看,减少财政赤字首先需要平衡财政预算支出的内部结构,即国会应修改或废除某些法案以减少强制性支出。
2、2014—2023年美国财政赤字变动趋势
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公布了更新后的预算赤字预测,对2014—2023年财政赤字的预测为6.3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将保持在GDP的70%以上,相比2008年之前40年39%的比重高出许多。根据目前的法律,公共债务将从GDP的76%(2014年)下降到2018年的71%,其后又有所回升,到2023年达到GDP的74%。未来10年这样高的债务将产生严重后果,即当利率提高时,联邦的利息支出也会增长。
相比2月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2014—2023财政赤字下降了6180亿美元。一方面是因为调低了财政支出的预期,2013年降低980亿美元,此后10年共降低5220亿美元。减少的部分主要来自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救助计划和公共债务利息等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提高了今后10年的财政收入预期,其后10年每年提高950亿美元,约2%,增长主要来自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税。
综上,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进入财政紧缩时期,10年内将逐步降低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紧缩政策下,税收的增加将对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削减不仅会使短期内的增长放慢,而且科学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也将削弱中期潜在增长。
二、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与趋势
(一)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
2013年6月19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继续维持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一是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的区间不变。二是维持目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不变,即每月购买45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和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证券。
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是,美联储认为虽然近期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保持增长,就业继续改善,整体经济在进一步温和扩张中,但目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2013年美国财政政策已经进入紧缩周期,与宽松货币政策构成反作用力。为了防止紧缩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认为目前还不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成熟时机。
(二)美国货币政策变动趋势
总体上,美联储对于未来美国经济状况持较乐观态度,将2014年美国GDP增速预期由此前的2.9%—3.4%,上调至3.0%—3.5%。这反映了美联储试图向市场传达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正在形成。未来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量化宽松政策。若今年下半年经济没有受到紧缩财政政策的明显拖累,能够保持适度稳定的增速和动力,使得美联储认为QE已经达到了推动就业实质性增加的目的,则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后期开始逐步实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措施将是平衡有序的,即逐步减少每月购买证券的总量,并在2014年完成退出。美联储认为当失业率降低到7%时,意味着就业市场出现实质性改善。因此,资产购买结束时失业率可能在7%左右。尽管长期来看美联储的投资应以国债为主,但在货币政策常态化过程中不会急于出售抵押债券(MBS),而是会在长期通过逐步的出售来减少持有的MBS。
第二,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将6.5%的失业率和2%的长期通胀目标作为考虑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门槛值,而不是触发值。这意味着,即使未来美国失业率下降到接近6.5%,而通胀率也接近了2%,也不会立即直接引发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而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经济状况触发综合考虑是否做出调整的决定。其对于QE的调整与对于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时期将是不同步的。预计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将保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通过提高短期利率对经济增长刹车还将是相对远期考虑的问题。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一、财政:由“稳健”转为“积极”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是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2009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以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这样既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最后,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最后,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采取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政策主基调,同时还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在中央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促进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设便民流通设施。
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等其他政府鼓励领域。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投向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资源节约、民生工程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四、消费: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当成为内需扩大的重点,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扩大消费一方面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
首先,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增加农村低保补助,扩大“家电下乡”服务范围,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要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提高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同时,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费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领域重点整治,建立生产经营者责任制,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取消各种违反规定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降低电讯资费标准,降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制止公路逾期收费,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最后,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以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
五、外贸:促进出口平稳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国还是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
首先,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以及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的中国优势企业,政府将予以重点支持。
最后,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扩大进口信贷规模、设立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
六、价格: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我国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未来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价格管理体制。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并要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和公益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对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政策,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减轻农民负担。
七、农村: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持久地扩大内需。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这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将对扩大内需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适应市场、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最后,进一步整合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提高创业实训质量。多方吸纳社会资本,为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创业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风险。继续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的引领作用,在创业资金、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政策法规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和服务。
九、区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的规划,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按照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我国经济改革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第一,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