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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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政策范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理论研究步伐的加快，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逐渐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研究与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的相关改变作为出发点，分析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研究研究的视角特点，以期帮助社会政策理论在社会管理中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意见。

关键词:

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质量;社会建设

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管理活动是否有序开展和社会政策问题是否合理制定与实施是当今社会各界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问题、社会环境问题、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等。总而言之，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社会政策研究者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和政策领域中，促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实现。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的内涵

(一)社会管理的相关概念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社会各界领域对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的理论界定。就国际社会管理理论而言，社会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八方面的问题展开谈论:第一，社会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政策的形式和理论研究的结果。第二，社会管理理论研究的背景是在社会管理组织与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不断普及与推广下形成的，主要探讨社会管理组织、计划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第三，社会管理研究的方向主要围绕社会各界成员之间的需求、社会医疗保障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福利结果和社会管理类型等。第四，社会管理分析的目标是减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成本支出，并将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福利政策落实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第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分析社会再分配收入类型和再分配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原则。第六，研究社会各界成员之间的关系，保障社会阶级成员在福利机构运行中的所起的作用。第七，合理区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研究公民作为贡献者、参与者和服务者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第八，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中的职能和作用，并根据社会管理活动指定相应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为进一步开展社会管理活动的提供制度保障。

(二)社会政策的相关概念社会政策主要以社会管理活动作为依托，将社会管理活动与政府社会管理制度有效融入至社会政策中，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可靠的理论研究基础。社会政策主要围绕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探讨的方向和原则，对于儿童权利保护和残疾人福利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与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管理研究体系中，社会管理活动主要围绕贫困群体、困难儿童、单亲家庭等群体作为福利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但是政府并没有对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合理合法的方案。社会政策针对这一情况，不仅明确了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功能，还形成了一系列沟通、组织、协调、技术设备方面的制度体系。比如组织社会各界成员或者群体积极主动地探讨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服务、劳动力政策对社会管理活动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逐渐分离，不少学者认为社会管理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从政府视角对社会事务进行讨论与管理。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社会秩序是否稳定等。由此可见，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的侧重点不一致。

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特点

对社会管理的讨论视角主要包括管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社会政策视角三方面。

(一)管理学视角就管理学视角看，社会管理探讨的焦点问题主要围绕社会管理活动在社会事务中的过程、社会管理功能的成效、社会管理的效用三个方面。21世纪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特征促使企业之间不断发展与进步。因此社会管理的目标主要包含提高社会管理的成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有效控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与维护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在欧洲国家，社会管理化解的首要矛盾与冲突是贫富悬殊问题和失业问题，因此利用在对社会失业问题和贫富悬殊问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相关法律法规，为进一步消除两极分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中国，慈善组织的扶持和社会福利问题是的当今社会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随着社会各阶层之间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管理问题不只是局限在社会福利领域，还要延伸至社会综合治理和工作维护等领域。

(二)社会学视角就社会学视角而言，社会管理具有极强的经验性特征，因此国家社会学术界在探讨社会管理理论研究中需要借用社会政策明确社会管理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就社会学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而言社会学可以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假设支撑、假设方法等，社会管理将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落实到实处。因此社会学不进可以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福利问题、社会积极矛盾问题，还可以解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对象、社会管理侧重点等。

(三)社会政策视角就社会政策视角而言，社会政策主要围绕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探讨的方向和原则，对于儿童权利保护和残疾人福利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与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不仅明确了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功能，还形成了一系列沟通、组织、协调、技术设备方面的制度体系。比如组织社会各界成员或者群体积极主动地探讨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服务、劳动力政策对社会管理活动的影响。因此，社会政策是社会管理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社会政策中探讨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中讨论的焦点问题。由此可见，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

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主要包括社会体系研究视角、非政府组织研究视角。就社会体系研究视角而言，社会政策在评估与实施过程中并不局限在社会福利组织领域，还需要对收人分配制度、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进行综合评估，为进一步化解社会阶级矛盾、消除两极分化打下坚实的基石。就非政府组织视角而言，社会政策探讨的焦点问题主要围绕社会福利问题，而不是仅仅围绕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在欧洲，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相关部门协调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利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动员一切力量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危机。在我国，社会政策主要根据党的政策执行和评估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监督检查、信息引导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消除贫富悬殊差距的有效手段不仅包括社会管理，还包括社会政策。因此，国家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和社会公众的需求加强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政府加深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相关理论概述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川兰．重新理解社会管理———基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1，02:42－44．

［2］侯仕军．社会嵌入概念与结构的整合性解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1，02:86－94．

［3］陈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管理研究:内涵与范围［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02:52－55．

［4］李迎生，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研究———基于北京等地的经验［J］．社会工作，2013，01:3－55+152．

第2篇：社会政策范文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第3篇：社会政策范文

关键词：城乡社会断裂；财政支出；城乡统筹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城乡社会断裂，指转型期城乡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乡村社会与之差距不断扩大，甚至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国现阶段城乡社会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经济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二是城乡制度方面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三是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四是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教育方面；五是城乡生活环境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城乡社会断裂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成因方面。孙立平(2003)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社会断裂的根本原因。郭强(2004)认为，城乡社会断裂主要是由工业化转型、城市化转型、市场化转型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所导致的。李长江(2004)认为，城乡差距的出现具有历史、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不公平发展理念和政策没有改变。王德文(2005)认为，城乡差距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白雪瑞(2006)认为，导致城乡差距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均衡。巩前文(200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农业税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支农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农村救济费财政支出和农村存贷款差额等六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这些因素的影响，调整支农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汤玉权(2007)认为，城乡财政的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城乡各项事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为一种“断裂”状态。汪锋(2007)通过对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城乡差距扩大没有联系，而财政和金融等领域的城市化偏向是现阶段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唐尧(2008)认为，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不足导致的“拥挤效应”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缺陷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曾国安(2009)从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方面深入分析，指出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财政制度。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中国城乡社会已出现断裂的说法，权小娟(2007)认为，“城中村”是断裂社会连接带，城乡社会断裂提法过于严重。

城乡社会断裂，从财政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中国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是最能反映政府政策和政府投资的“指向针”。为了能更深刻地揭示城乡社会断裂的财政政策因素，本文通过对中国政府财政城乡差别化支出政策的表现及成因进行分析，寻求政府财政城乡相对均衡支出的对策，以消除城乡社会断裂。

二、政府城乡差别化财政支出政策的表现及对城乡社会断裂的影响

(一)政府财政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断裂

增加农民收入，是政府财政支农的一个基本目标。王敏(2007)通过对中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机制。但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远远低于城市，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主要表现在：(1)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上的不足，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307.8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虽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徘徊，1990年到2006年平均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而且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9.98％下降到2006年的7.85％。在财政支农稳定性方面，中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波动较大，财政支农稳定性差，具有相机抉择性，即农业发展的好坏变化在国家财政支农减增之前(雷启振等，2008)。这不仅低于农业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而且也与中国新《农业法》规定不符。(2)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上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内部结构不合理，缺乏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与使用绩效的评估，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被地方政府扣留或挪用，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基础性部分，而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不足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作用，造成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如图1所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断裂。

(二)政府财政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社会保障的断裂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从法理意义上讲，每一位农民都应该与城市居民平等享受。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投入倾斜于城市，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出现断裂。目前，中国城市在政府主导和财政资金大量投入下，已经建立起覆盖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企业劳动者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政府财政支出不足，造成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小、标准低，难以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如图2所示，从1999年到2006年，中国财政投入农村的社会保障总量虽在增加，但其占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自1999年到2006年一直持续在较低水平上，没有超过5％。而且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社会救济，缺少农村养老补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显示，1999--2007年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平均约为7.53％。

(三)政府财政在城乡公共卫生、医疗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

公共卫生、医疗是保障居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条件。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医疗上的投入倾向于城市，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在城乡卫生支出费用上，如图3所示，1990年中国财政卫生费用支出中城市为396亿元，农村为351.4亿元，城乡比为1.13:1，而2006年城市为6581.3亿元，农村为3262亿元，城乡比扩大为2.02:1。在医疗条件上，据2007年统计显示，农村每千人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为2.63张；农村每千人拥有1.06名卫生人员，城市则拥有5.35名以上。而且，大部分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人员的职业技术水平低于城市。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

(四)政府财政在城乡教育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

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已经在城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相比较而言，政府财政在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人均投资少。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质量和范围、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过低，调查显示，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以下(含初中)占到农村劳动人口的80％以上。这最终导致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如表1显示，1997--2007年，中国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和事业费支出)不断增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国家近年实行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的政策，对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教育人力资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快速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同时，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导致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足，科技素质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竞争力不强。

(五)政府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城乡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断裂

基础设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化财政支出政策，各种资源配置倾斜于城市。以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由于受到政府财政投入及市场失灵的影响，1996－2007年虽然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持续增长，但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考虑到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农村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水平(如图4所示)。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水电设施及公共娱乐与休闲设施等得到优先发展，为城市市民提供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基础性生活设施。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忽视，造成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健全，存在诸如公路质量较差且缺少维护和管理、电压不稳定、供水设施落后、通讯设施不足等问题。这都影响到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造成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断裂。

三、政府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政策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导致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由于财政政策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国家实施财政支出的城乡差别化政策的必然性。建国后，政府根据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实施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赶超型发展战略，农业积累倾斜投资工业，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形成突出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但由于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在城市，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大力推动城市和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实施的依旧是城乡非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其间在财政支农方面对农村建设和农业的投入仍然远低于城市，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从199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城乡财政支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受非均衡发展理念的指导，中国财政政策较长时期里表现为“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差别化支出，即财政大量投入城市，积极发展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建设、城市居民教育等，这实际上从财政政策上导致了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所以，中国长期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导致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支出政策决策过程中农民利益诉求难以有效表达是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一方面，中国农民由于知识与资本匮乏，参政意识淡薄、参政能力弱，导致政治参与性差；另一方面，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地域分布分散，相互之间缺乏交流，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联动效应弱。这造成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降低了农民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最终导致财政城乡差别化支出。

(三)以单一经济发展指标(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是造成政府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行政考核与官员绩效考核目前仍然缺乏科学化的综合城乡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体系，许多地方实行以GDP为核心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过多强调经济指标，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低。与工业相比较，农业生产周期长、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投资回报率低；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只能在长期内发生作用，短期内无法兑现为经济增长。因此，地方行政官员在短期利益的诱导下，容易将财政资源倾斜投向具有高收益率、见效快的工业和城市，而弱化农村投入，造成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

(四)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是造成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直接原因

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与“三农”联系最为紧密，对农村财政需求最为了解。但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结构，财政分配决策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导致县乡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省级以下政府财权层层上收、基本事权却不断下移，造成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由于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财力配置和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等原因，中国县乡财政资金缺乏，不少县乡财政甚至背上债务，从而无力加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

四、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弥补城乡社会断裂的建议

(一)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从根本上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

要改变城乡社会断裂的现状，必须转换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实行政府财政城乡相对均衡支出政策，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切实发挥财政在“三农”发展中的杠杆作用，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二)保障农民在城乡财政分配中的话语权，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

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导、整合农民组织，使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增强农民组织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力，保障农民在财政决策执行中的监督权，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最终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城乡社会断裂。

(三)建立科学的、体现城乡协调发展内容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促使其在财政执行时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

改变以往以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按照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生活水平等社会发展指标等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调动地方政府官员对农村财政投入的热情，促使其在财政执行时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达到消除城乡社会断裂的目的。

第4篇：社会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 社会政策 挑战 转型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中国正在从发展中国家阶段向低收入中等发达国家转变。在全球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上,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兴起的起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1.2元,1990年是1644.5元,增长了4倍。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起飞的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7857.7元,2006年则高达16164.8元,6年翻一了番。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物价总水平涨幅亦得到控制;财政收入为6.13万亿元,增长了19.5%;人均GDP达到了22698元,即约为3000美元①。

根据世界通行的标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GDP3000美元是进入中等发展水平的标志,比如北非、拉美和中亚一些国家,就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07年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约达3000美元。

根据国际经验(见表2),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在达到3000美元后,用了3年的时间实现了向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日韩两国则更为迅速,仅仅历时2年就达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由东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可知,一般国家经济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后,通常只需2～3年的时间就能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因此,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人均GDP在越过3000美元大关后,会很快迎来新的历史时刻。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这些挑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并被市场取而代之,弱势群体丧失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新的社会阶级提出的利益诉求和矛盾更加多样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些变化,对社会政策的目标模式、社会福利的项目设计、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服务递送方式以及对政策制定和管理的透明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也在社会政策的领域反映出来,社会福利的制度成本成为决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发生着意义深远的性质变化。中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深远的影响。

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

纵观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社会政策的目标,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达到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基本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缓解贫困,收入保障和社会平等。

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专家Townsend曾经讨论过社会福利的三项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给少数人提供有条件的福利(缓解贫困),第二个原则是对很多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收入替代或收入安全),第三个原则是社会公正和再分配。从社会福利的项目安排上看,社会救助针对的是缓解贫困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为少数弱势成员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解决的是社会上很多成员的收入安全(收入替代)问题,收入的再分配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在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这三个政策目标的提出是历时性的:缓解贫困是社会政策最早的目标,其后提出了收入保障的目标,然后才把促进社会平等作为重要的社会政策目标。不过,在福利国家成熟之后,这三个政策目标则是共时性的,只是侧重点变了。比如,在主要发达国家,缓解贫困都不是最优先的政策目标,但是,促进社会平等、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则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之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是发展经济。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在社会政策的目标选择中,缓解贫困始终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较早地把城市人口的收入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来追求。社会保险支出占了社会保障支出的95%以上。但是,这个目标始终不是针对全体人口的社会政策目标。针对全体人口的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缓解贫困。

在向低收入中等发达阶段迈进的时候,最主要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农村社会政策的目标,开始逐渐拓展,从缓解贫困为主,向缓解贫困和收入保障并重转变。同时,为了应对老龄化、贫富分化和公民权利运动等挑战,出现了多样化的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拓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社会政策领域研究者的认真考虑和应对。

路径改变的挑战

在社会政策的目标从缓解贫困,开始向缓解贫困和收入保障并重转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路径转变的挑战。路径转变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城乡分裂的社会政策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转变;第二,在社会保障的提供方面,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变为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存,并主要依赖社会救助的政策手段。

中国目前以社会保险为主要手段的收入保障政策非常昂贵。根据Whiteford等(Whiteford 2009,Salditt, Whiteford and Adema 2007)的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缴费占劳动力成本的百分比高达27%左右,超出OECD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6%)。除了原东欧国家,这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这个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险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是养老保险,用替代率衡量,其待遇水平是世界之最。如果从人均养老金占人均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看,中国的水平在全世界最高,超出OECD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制度只覆盖城市中的少数人口,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来保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低收入家庭得到最大份额的公共转移支付。如英国,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有33%来自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只有6%的收入来自公共转移支付。在中国城市居民中,这个比例和英国正好相反。10%的最高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有33%来自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只有6%的收入来自转移支付。③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的情况,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平等就更明显了。

现行这个昂贵的、不平等的制度之所以可以维持,依靠的是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对年轻的劳动人口。如果这个制度扩大到全体人口,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降低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老龄化高峰来临之际,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对社会安定也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转变社会保障的提供方法,采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重的社会政策,有利于减缓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有利于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在过去的10年中,路径转变正在逐步发展。从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看,由于中国最大的社会救助项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到2004年,社会救助在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受益人口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④到2008年,社会救助的受惠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保险的受惠者人数,正逐步向“三分天下有其二”发展。社会福利递送路径的转变,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技术手段的更新、管理能力的建设以及专业化的发展,很难一蹴而就。但是,没有递送路径的变化,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为全国人口提供有效的保障。

专业化和管理能力的挑战

社会政策目标的拓展、社会福利递送路径的转变,对国家在社会福利的资金筹集、项目管理和服务递送方面的行政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要求更高。这是中国社会政策面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特定的条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其中,政府机构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1997年,根据Newman和Clark等的研究,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有资本和劳动之间达成的合作和妥协的共识;在经济方面,有凯恩斯主义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方面,传统的关于典型家庭(一夫一妻加几个孩子,男性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女性在家里照料孩子)是国家福利提供的基础;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官僚制度和专家负责结合的制度:官僚制度保证了政府官员对公民一视同仁,使所有的公民得到同样的福利待遇。同时,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在专家负责制下得到辨认,并获得国家相应的支持。这几个条件对福利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危机,导火索是石油危机,导致了战后劳资之间关于妥协条件共识的改变(资本要求减少国家干预和税收、占有更多利润、拥有更宽松的流动条件等)、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滞胀经济问题等等。但是,福利国家社会基础的改变(如妇女参加工作,家庭分工模式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危机等,也是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福利的发展,国家机构对社会福利的递送能力和我国社会福利递送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过低,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构成重要的制度瓶颈。

民主监督的挑战

在世界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展与公众参与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中国在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即是民主监督的挑战。

社会福利的提供,必须在公共财政大大增加、国家税收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现代社会中,民众参与意识提高,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政府无法像以前那样垄断信息。国家机构通过纳税征收了大量的收入,纳税人对国家机构在经济、政务等各个方面的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政府如果不能满足对公民对政府运作的公开性、公民社会对民主监督的要求,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合法性。这对于我们政府机构,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结 语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在积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成功地应对新的形势的挑战,拓展政策目标,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并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是维持社会和谐状态,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建国60年GDP超过30万亿 经济总量增加77倍――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关注60年中国经贸发展系列报道”,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2009-12-01.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Whiteford, Peter 2009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Presentation for the Workshop on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7th July, 2009.

④Shang, Xiaoyun and Xiaoming Wu,2004 Changing Approaches of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Assistance Reform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Vol. 3 No. 3, 259-271.

延伸阅读

第5篇：社会政策范文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4406

自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学术界围绕数量型中介目标适用性而展开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01年学者夏斌和廖强就率先提出了货币供应量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论断[1]。陈利平[2]、于慧君和邱长溶[3]等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采用“一主一辅”两类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而将利率作为辅助中介目标，以发挥利率在货币政策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孙力军和黄波[4]、奚君羊和贺云松[5]等进一步研究发现，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远低于价格型中介目标，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选用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项卫星和李宏瑾[6]认为，数量型目标容易引发顺周期操作， 致使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最终加剧我国经济失衡。在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具备敏感性的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已具备了向利率间接调控转型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自由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无论在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弱化趋势，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维护宏观经济目标的稳定中，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局限性日益显著。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4月开始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数据，并将其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纳入到金融监控体系中，希望通过引入新的数量型中介变量，来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然而，相对于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其他中介变量，社会融资总量是否更适合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国内相关研究还非常少，仅有尹继志[7]、盛松成[8]等从理论上进行过探讨，并认为社会融资总量更合适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和揭示社会融资总量是否优于其他中介目标，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是否能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这样的文献研究至今还未曾看到。鉴于此，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这一传统的分析工具，对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总体表现进行评价，希望能够得出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一、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主要指非金融部门当年所获得的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全部新增融资[9]。社会融资总量是否能够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取决于该变量能否被人民银行有效监测，能否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密切相关，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能否利用政策工具对其有效调控。

首先，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较强。从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供应量的构成来看，货币供应量代表金融机构的总负债，主要是由现金和存款构成，这些资金中只有部分才能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和运用。社会融资总量代表实体经济获取的资金总量，是由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和其他融资三部分构成。以社会融资总量所表示的资金已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和运用，更能反映资金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带动作用，因此理论上社会融资总量与CPI、GDP的相关性应当更强。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只公布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月度和年度数据，为便于进行对比分析，可将社会融资总量月度数据按季度进行累加，得到累积社会融资总量，这样所得到的变量与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类型完全相同。利用相关性检验发现，名义GDP与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以及累积社会融资总量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同理，将上述变量按照同比方式进行指数化处理，以此来代表各变量的增长率，这样处理后所得到的变量在数据类型上将会与CPI、短期利率、汇率等变量保持一致。进一步做相关性分析后，可以得到CPI与短期利率、广义和狭义货币增速、累积社会融资总量增速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相关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的相关性最强。此外，与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相比较，虽然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与CPI的相关系数较低，但由于相关系数大于05，说明社会融资总量与CPI依然存在显著相关性。

其次，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相对较弱。与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较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融资总量包含的资金种类广泛且涉及的主体众多，从而会削弱数据测量的精确性。社会融资总量既包括企业发行的债券、股票，也包含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其他融资，并且社会融资总量数据的采集和测算是由多方主体共同完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又涉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这些因素的存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总量数据统计的精确性。二是随着直接融资和新型融资方式被实体经济广泛采用，并在融资方式中逐渐占据突出地位，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也将不断降低。从目前来看，虽然实体经济通过直接融资和新型融资方式所筹集资金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传统本外币贷款和委托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始终超过65%，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能对本外币贷款总额和委托贷款总额进行较为准确的监测，还是能够较为精确地测算出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相比之下，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所包含的资金形式相对固定，因而其规模数量可以被中国人民银行更为准确地测量。

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可对社会融资总量实行有效控制。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利用常规性、选择性、补充性工具对数量型中介目标进行调控。其中，常规性工具可采用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工具可利用各类信用控制；补充性工具则包括信用配给、直接干预、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等措施。由于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只要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实现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即可有效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同样的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也能有效控制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

综上所述，同货币供应量相比较，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较差，但其与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关性更强，与CPI也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国人民银行借助政策工具可以对其进行有效调控，因而社会融资总量满足充当中介目标的一般条件，适宜作为数量型中介目标。

二、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构建

为评估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能否相对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可选择数据易于采集的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短期利率、汇率作为对照比较的中介目标，选择基础货币、隔夜拆借利率及银行信贷规模作为对应的操作目标变量。在最终目标的选择上，可以利用GDP增速和CPI作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替代指标。按照是否属于数量型指标这一标准，对各变量进行分类，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对每类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在三个滞后期以内和10%显著性水平上，同类型的操作目标与中介目标存在因果关系，同类型的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也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数据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因果联系。

但是，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时发现，部分变量在模型中出现的次序发生调整后，会对模型的最终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为此，可以增加约束条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SVAR模型以消除此类隐患，SVAR模型的具体形式可以表示为：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货币政策含义

根据S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可分别考察操作目标对中介目标的影响，以及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确定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之间的最优组合方式，并据此判断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是否优于其他变量。

1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分别将各操作目标作为冲击变量，将各中介目标作为响应变量，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一是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影响最为显著；二是隔夜拆借利率对短期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最为显著；三是基础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用方差分解发现，银行信贷规模增速对社会融资总量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隔夜拆借利率对短期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基础货币增速对人民币汇率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完全一致，各中介目标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情况如表2所示。

其次，将中介目标作为冲击变量，将最终目标作为响应变量，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一是同社会融资总量相比较，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对CPI的影响更加显著。二是所有中介目标均能对GDP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短期利率的作用更加突出。利用方差分解进一步发现，在CPI预测误差方差的变动中，短期利率的平均贡献最大；在GDP预测误差方差的变动中，短期利率的平均贡献最大。方差分解的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一致，CPI与GDP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情况如表3所示。

2货币政策含义

首先，单纯从操作目标对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影响来看，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调节能力更强，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更加显著，这种差异性取决于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资金构成。社会融资总量的构成主体是信贷资金和直接融资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实体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刚性，对利率的敏感性较弱，因而信贷规模变动对其影响就会更加有效；对广义货币供应量而言，其资金构成主体是各类存款，这些资金对利率的敏感性相对较强，因而利率变动对其影响也就会相对更大。

其次，单纯从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影响力度接近，但广义货币供应量对CPI的调控能力要比社会融资总量更有效。社会融资总量所代表的资金可全部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规模越大或增长速度越快，代表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更为活跃，国内有效需求以及对外净出口增长也就相对更快，因而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就会更加明显。同社会融资总量相比，广义货币供应量所包含的资金形式也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但在资金注入的规模上相对更多，因而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就相对更大。与此同时，社会融资总量增加以后能够改善本国市场的供给水平，对抑制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价格水平的变动主要受货币供给所引起的需求变动影响，因此社会融资总量对CPI的影响就相对较弱，广义货币供应量对CPI的影响相对就更强。

最后，从数量型及价格型目标变量的作用效果来看，价格型目标变量的总体表现要优于数量型目标变量。其中，在操作目标中，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的调控能力最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作用虽然不及银行信贷规模，但总体表现也非常突出；在中介目标中，短期利率对GDP与CPI的影响效果全面优于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若利率能与汇率实现联动，其影响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四、最优货币政策操作选择

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人民银行应根据操作目标对中介目标的影响效果，以及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确定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

首先，倘若中国人民银行只选用数量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应选择银行信贷规模作为操作目标，同时选择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主导，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辅助的中介目标，这样的操作组合所表现出的执行效果相对更优。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可综合运用政策工具或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规模进行有效调控，以此来引导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对GDP和CPI的调节。考虑到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变动的贡献为47%，而社会融资总量对GDP变动的贡献为98%，因此，通过银行信贷规模调节社会融资总量，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46%。相比之下，依靠信贷规模来调节广义货币供应量，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仅为1%，显然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的数量型中介目标，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加有利。同理，通过银行信贷规模来调节社会融资总量，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8%，而通过银行信贷规模来调节广义货币供应量，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65%，从权重对比来看，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的效果更优。但是，也应看到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辅助中介目标时，会进一步强化操作组合的执行效果，使操作组合对GDP的影响权重扩大到56%，对CPI的影响权重扩大到15%。

其次，中国倘若人民银行只选用价格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应选择隔夜拆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同时选择以市场短期利率为主导，以汇率为辅助的中介目标，这种操作组合效果更优。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或实行直接管制来改变隔夜拆借利率，并以此来调整市场短期利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实现对GDP和CPI的调节。考虑到隔夜拆借利率对市场短期利率变动的贡献为603%，短期利率对GDP的贡献为146%，因此，通过隔夜拆借利率调节市场短期利率，最终能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88%，同时，借助于隔夜拆借利率来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预期，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约为01%，显然将市场短期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对GDP的调节效果更好，但是若将汇率作为辅助中介目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通过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操作组合对GDP的总体影响权重将达到9%。此外，通过隔夜拆借利率来调节市场短期利率，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303%，通过隔夜拆借利率调节人民币汇率，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03%，显然在实现物价稳定目标时，短期利率更适合作为中介目标，但若将汇率作为辅助目标，能够进一步增强对CPI的调节效果，使操作组合对CPI的总体影响权重进一步增加。

最后，倘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选择数量型和价格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在国内利率和汇率还未彻底实现市场化的现阶段，在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遵循数量型变量为主导，价格型变量为辅助的原则。其中，在操作目标的选择上，应将银行信贷规模最为主要变量，将隔夜拆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变量，将短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这样的操作组合对GDP所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将提高到13%，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将达到32%，因而是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社会融资总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SVAR模型，对能够作为操作目标及中介目标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社会融资总量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相对较差，但其与最终目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并且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规模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因此社会融资总量满足充当中介目标的一般条件。

第二，社会融资总量对最终目标的影响要比广义货币供应量更加显著。在银行信贷规模作为操作目标的前提下，当社会融资总量充当中介目标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要远超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实现物价稳定所发挥出的作用也略微高于广义货币供应量。

第三，价格型变量的总体表现要优于数量型变量。在操作目标中，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的调控能力最强，虽然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影响效果不及银行信贷规模，但总体表现也非常显著；在中介目标中，短期利率对GDP与CPI的影响要全面优于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若短期利率与汇率联动，对最终目标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增强。

第四，现阶段，由于国内利率、汇率还未彻底实现市场化，因此在最优货币政策操作的选择上，应推行数量型变量为主导，价格型变量为辅助的组合方式。在操作目标的选择上，应将银行信贷规模作为主要变量，将隔夜拆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变量，将短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

但是，随着直接融资方式在实体经济中推广，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变量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对最终目标的影响也将不断降低。因而，我国应在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步将价格型变量作为主要的操作和中介目标，促进利率与汇率实现联动，以便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参考文献：

[1] 夏斌，廖强 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 经济研究， 2001，（8）：33-43

[2] 陈利平 货币存量中介目标规则下我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理论分析[J] 金融研究， 2006，（10）：37-47

[3] 于慧君，邱长溶 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J] 经济经纬， 2007，（6）：134-136

[4] 孙力军，黄波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动态关系——基于2001—2008年季度数据的实证检验[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9）：95-102

[5] 奚君羊，贺云松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0，（2）：89-98

[6] 项卫星，李宏瑾我国中央银行数量型货币调控面临的挑战与转型方向[J]国际金融研究，2010，（7）：20-28

[7] 尹继志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上海金融，2011，（9）：36-41

第6篇：社会政策范文

公共财政；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就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基本的经济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公共财政提出了基本的政策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因为，我国达到社会和谐还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速的增长与就业不足并存，几乎成了中国经济的特有现象；二是收入分配呈逐步扩大的态势，城乡差距近十几年明显拉大，全社会收入分配拉开的幅度和速度过快，相当部分人未能真正共同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与贫富悬殊导致阶层分化对立，增加，积累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公正；三是地区差距仍旧较大。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必须建立公共财政机制，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1.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完善公共财政职能，必须把支持经济快速发展作为公共财政的第一要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此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居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沐浴公共财政阳光，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财政新增用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应主要用于农村，逐步提高财政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网络

“和谐社会”就是指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不同社会组织或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助合作、和睦协调的社会状态。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取得收入并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全体国民因各种原因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对城乡居民进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也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社会保障体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更是弱势群体的安全网，它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目前，我国一部分人享受过度保障，一部分人则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这种做法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政策上落实政府、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济责任，努力构筑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3.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社会成员充分就业

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是“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应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财政部门要把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

一方面，采取补贴、税收、担保投融资等财政政策，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弹性大的服务业以及就业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提高就业增长弹性。另一方面，支持设立“再就业基金”，对吸纳再就业的公益性岗位实行工资补贴，对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培训补贴；加快构建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服务网络，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第三要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城乡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支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鼓励自谋职业、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4.发挥公共财政职能，确保教育、卫生改革平稳推进

应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促进教育公平。因为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一方面继续加大“两免一补”、助学贷款、贫困大学生救助等工作力度，保证每一个困难家庭的城乡学生都能够上学读书。改革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将目前以县为主的承担体制改变为由省以上政府承担，解决基层财政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投入长期严重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清理整顿教育收费秩序，有效减轻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经济负担。

公共医疗卫生关系国计民生和劳动者的素质，公共财政应发挥其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和重要作用，加快发展以农村为重点的城乡卫生事业。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加大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农村卫生等事业发展的投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加快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支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卫生医疗体系。积极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加强以传染病防控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努力改善基层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5.生态型财政，支持环境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家园。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现代财政最终将向生态财政转变，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损害越来越小。财政工作既要实施对环保产业的支持，也要对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调节。

第7篇：社会政策范文

2008年，黑龙江垦区为改变长期以来粮食流通方式单一和落后，造成运输成本高、周期长，严重影响种粮户积极性的局面.责成北大荒商贸集团发挥自身优势，整合黑龙江垦区内外仓储、运输资源，投资1.5亿元构建黑龙江垦区粮食银行，年可收储粮食达500多万吨，仅减少损失一项每年可为种植户增加收入5.6亿元。

“粮食银行”的建立，黑龙江垦区实现了集并、存储、交易、运输一条龙业务流程，实现了粮食这一特殊商品与现代银行经营管理方式相结合。通过“粮食银行”提供的免费存储服务，解决了种植户以往储存粮食不科学、不安全、占地多等难题。

几年来，黑龙江垦区“粮食银行”业务运行平稳有序。垦区种植户种地心里有底，都尝到了甜头。

然而，今年以来。黑龙江垦区“粮食银行”有些逆袭般沉重的感觉。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8月中旬，记者来到世界第一大场――黑龙江垦区红兴隆管理局友谊农场。

“过去把玉米送进粮食银行，眼瞅着粮价往上涨，保值增值没问题。去年玉米就降价了，也不知道今年价格会咋样，谁敢往粮食银行存粮呀。”盛夏谈粮，壮汉惆怅。黑龙江垦区红兴隆管理局友谊农场43岁的玉米种植户祝远程眺望着225亩绿油油的玉米地.猜测着今年的玉米销售价格，不无担忧地说。

友谊农场第八管理区粮食银行法人吕感触颇深，他向记者介绍说，粮户不承担风险，签单全是保值增值，把风险都压在企业。而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种风险，特别是玉米市场滑坡情况下，粮食银行发展受挫，也给农业产业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粮食银行到底为农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现在经营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哪些扶持？带着疑问，记者对黑龙江垦区红兴隆管理局粮食银行发展状况进行了走访。

烘干仓储加流通保值增值保安全

今年，友谊农场与具有粮食银行、烘干仓储、加工贸易作用于一体的赛福瑞斯米业有限公司签订1.2万亩绿A级稻花香水稻种植合同，规定每亩产量以1060斤楸曜级档资展2000元，超出1200斤的部分每斤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全国种粮大户马国强签订了3000亩种植合同，保底可销售600万元。

拥有近730万亩耕地、粮食产能超80亿斤的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在国家惠农政策扶持下，鼓励以合作社、合伙经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协作体等多种方式发展粮食银行建设项目，解决粮食烘干、仓储、保值和流通等瓶颈问题，共成立粮食银行23个。购置烘干设备56套，仓储能力超43亿斤。2013年和2014年的秋收季节，连续阴雨天气给粮食收获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粮食银行烘干设备全部24小时开机，仓库全部打开，保证粮食在10月15日前100%入库，没有发生水稻站秆发芽和粮食霉变现象，保证了粮食生产安全。

粮食银行不仅保证了粮食生产安全，也起到了保值增值的作用。双鸭山农场粮食科科长詹海波介绍，农场以合作形式成立3家粮食银行，仓储能力1.2亿斤。2014年秋季，不仅解决了农场46%粮食烘干仓储问题，还保证种植户粮食每斤增值1到2分钱。第六管理区玉米种植户廉东海说：“2014年秋雨太大了，收回来的玉米至少有70多个水，堆在场院里肯定得发热霉烂。我把500多亩地产的玉米全部送进‘众鑫’粮食银行，保住了粮食不说，来年二月份卖出时，每斤还涨了2分钱，多挣了不少钱。”

据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粮食管理负责人李强介绍，粮食银行的兴起，解决了粮贩子压等压价的问题，拓宽了粮食销售渠道，开辟了山东、江苏、山西等9个省的市场，至少保证粮食增值6000余万元。

联农聚产出精品拓市场俏走四方

江川农场“广粮”米业有限公司与水稻种植户以联合体的形式成立“广粮”有机稻米生产合作社，并以粮食银行的形式建起8万亩有机水稻生产基地，生产的“江川”牌大米被评为黑龙江省著名商标，产品直销广州，转运香港，年可为种植户实现亩增收320元。农场场长李国锋介绍，全场现有7家稻米加工企业以联合体的形式建起粮食银行.年加工转化水稻9.2亿斤，产品在全国建起100多家代售点。

粮食银行的兴起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加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五九七农场“弘盛”粮食仓储公司借助4座日烘干粮食3000吨的优势，吸纳1.4万户种植户以合作社形式成立了“弘丰”谷物银行，为100万亩土地提供保值增值服务。“弘丰”谷物银行的建立不仅保证了种植户有利可收，也加快了仓储公司的发展进程，建起结构性贸易监管库63个，总仓储能力达30亿斤吨，成为国内单体仓容最大的民营粮食仓储企业、省级龙头企业，获得自主贸易权，建起江海连运流通模式，形成购、储、加、运、销的一站式粮食物流服务。

“粮食银行解决了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种植户一般都要把粮食放到这里近半年，所以我借助这个优势，发展起制酒业和生猪养殖业。”双鸭山农场“丰达”粮食银行法人付盛军说。他组织9户投入120万元成立玉米专业种植合作社，建起粮食银行。是粮食银行解决了他创业融资难的问题，发展起制酒业，使“老付家酒房”成为当地品牌，在双鸭山市一带热销，年销售量超过8万斤。

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全局依托粮食银行，使中高端大米走俏市场。曙光农场富硒大米、二九一农场葡聚糖养生米每斤销售价格均超过10元，红旗岭农场“牙克河”山泉有机米每斤销售价格18元，八五三农场高钙米每斤最高50元、最低保持在25元以上。

呼吁政策支持完善社会化服务

在双鸭山农场走访时，“益农”粮食银行法人孙显军一幅无奈的神态说着自己的忧虑，去年因玉米市场下滑，种植户看不清楚价格走势，便都在地头草草地现场收获现场变现了。很少有人来做保值了。因此，“益农”粮食银行也失去了保值功能，同时因没有足够的玉米储存，只好将生猪养殖规模缩减了一半。

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粮食管理负责人李强介绍，自2015年秋以来，粮食银行做玉米保值的基本没有了，主要是受到玉米市场价格下滑的影响。今年，种植户又怕水稻市场也下滑。与粮食银行签订保值增值订单的也非常少。

粮食银行面对市场的震荡，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

素有“棒子场”之称的曙光农场是玉米生产大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51岁的胡运田从事粮食保值工作多年，他认为问题主要存在四个方面：一是很多粮食银行没有延长产业链条，收储的粮食不能产生高附加值，仅依靠市场走势来获取赢利点。市场下滑自然就失去了保值增值功能。二是部分粮食银行仅具有烘干仓储功能，不能与现有产业对接，仅靠坐等粮贩来收购，没有形成优质优价保值增值销售格局。三是部分粮食银行成员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风险共担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在市场下滑时便会出现各自顾各自的问题。四是粮食银行缺乏资金来源，不能够发展链接产业，造成抗压能力弱。

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商务局局长刘永明接受采访时说，要保证粮食银行发挥应有的作用，既要有政策的支持，又要有给力的社会化服务。目前，Z食银行急需要五个方面支持：

一是需要国家给予设立专项贴息贷款。粮食银行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周转资金来源渠道不畅，扩大再生产和延长产业链条能力明显不足，创造高附加值的再产品路径受阻，导致了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因此，需要国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保障产业链条的完整发展。切实让粮食银行生成“造血”功能。

二是需要国家出台保证政策盘活存粮。现在粮食银行大多以烘干仓储为主，粮食存储时间越长成本越高，生存和发展压力就越大。而就现行情况看，粮食的市场流通量并不大，库存量非常多，让粮食银行处于高成本经营的同时，也给今年粮食收获安全带来了隐患，所以急盼国家出台保护政策，提升粮食市场的流通量，盘活库存，让“死”粮活起来。

三是引导粮食银行开展专储业务。现在黑龙江垦区也在积极推进转型发展进程.积极化解资源性与结构性调整的矛盾，通过调整种植品种结构和优化种植模式，高优农产品的品质结构，力求实现优质产品卖出好价钱。因农业基地设施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优质产品专品种仓储、加工、销售能力不足，由此需要国家以给予补贴等形式，引导粮食银行开展专品种收购、专品种经营工作，用优越的产品品质排除市场瓶颈，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是要加快规范运营机制建立。粮食银行经营大多以民间自愿组织为主，因缺少有效的法律和法规进行监管，出现运营不规范的问题，特别存在把风险转嫁种粮户的问题。当前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整体结构的稳定，维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也应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第8篇：社会政策范文

关键词：构建 和谐社会 财政政策 探讨

一、现阶段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但是，现阶段我国仍存在一些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造成了过高的农业人口比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的两大难题。这就会导致了在就业方面、子女就学方面以及就医三个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其次是由政府政策以及地区政策等导致的地区之间的发展极大的不平衡。这就使得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居民收入、教育条件等方面产生不平等的现象。第三是由于行业的垄断，使得收入的分配秩序产生混乱，对社会大众的利益造成了损害。第四是不够完善的税制体制。我国当前的税制只是在收入形成的环节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而在收入积累的环节却不进行不动产税或是证券交易税等的征收。这种税收是一种不够合理的税收，因为它没有将纳税人所要赡养的人口以及纳税人的赋税能力考虑在内。不仅如此，个人所得税的税点也很低，在征税的范围内有很多低收入者。从这方面来看，低收入者有着较重的税负，而高收入者却税负不高。第五，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这就使得再次分配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对社会的和谐有很大的影响。

二、构建和谐社会财政政策

（一）进行区域差距的调节，构建区域和谐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已经开始高度重视东北老工业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扶持他们的发展，中央出台了大量的财税政策。当前，从发展趋势上看，在中、东、西三个经济板块中，中部已经成为了矛盾转化的关键点，对于扩大市场的需求、就业问题的解决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矛盾，可以通过中部大开发来将此问题解决。那么，为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政府应该进行投资、对支付制度进行转移，并且推出新的税收政策等。

（二）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

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城乡收入的不平衡现象，第二是不同阶层、行业以及职业之间才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企业家、文体明星、律师等等，而另一极是农民、失业职工等等。第三是东部地区收入高、西部地区收入低。因此必须对居民的收入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财政方面来讲，对支付手段进行完善，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行提高。为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利用税收这一有利杠杆。首先是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其次是进行特别消费税的征收。除此之外，还应该对社会第三次分配进行积极的调节。

（三）缩小城乡差距

当前的城乡差距，在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差距两个方面体现，不仅如此，还在社会发展的方面有所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表现为：对于政府投资的领域，城乡居民是否可以直接的享受，例如：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等。政府应该从财政的方面将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要求就是将“三农”问题进行解决。所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应该特别关注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

（四）实现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教育的公平，只有教育平等这一目标实现，才能够实现机会的平等，进而将分配以及区域的平衡进行实现。当前，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是我国实现教育公平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因此要将农村的教育发展速度加快，给予足够的治理支持和经济支持。在财政支持方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性：一是将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大。通过对国债的发行和教育公债的发行来将基础教育的财政收入来源拓宽。由政府的财政来负担农村的义务教育的费用。二是对于义务教育的资金供给，政府应该给予保障。保证义务教育的发展是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三是对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手段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该对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对于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调节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财政政策的完善，能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单学勇，洪江.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的构建[N].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03）

[2]孙亚.贯彻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J].税务研究. 2006（03）

[3]胡劲松，梅哲.构建和谐社会中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实证研究[N].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4）

第9篇：社会政策范文

一、凡是我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享受如下减免优惠政策:

（一）每户每月免交4吨水费；

（二）每户每月免交8度生活照明电费；

（三）子女入学免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

（四）医疗服务免收挂号费，诊疗费减半收取；

（五）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每户每月不高于16.5元；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必须同时出具由县民政局核发的有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保障金发放银行存折、户口簿、身份证(以下简称“四证”)分别到相关部门办理减免手续。

三、《领取证》与相关部门核发的收费证卡户主姓名不一致的，由相关部门具体经办人员根据户口簿核定，属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均可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共同生活的家庭有两本以上《领取证》或户口薄的，只享受一户待遇。

四、城市低保户持“四证”到城管、电力部门指定地点办理水、电费减免认证手续，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减免证卡，凭证卡免交水、电费。

五、城市低保户每户每月免生活用水费4吨，超出部分按实价收取，低于4吨按实数免交，剩余部分不累计接转下月。

六、城市低保户每户每月免交照明用电费8度，超过8度部分按实价收取，不满8度的按实免交，剩余额度不累计接转下月。

七、城市低保户用水、用电，实行“一户一表”制。未单独开户的，由水、电管理部门进行改造，改造费用只收材料费，改接水表每户收费不超过200元，电表按采购实际成本价收取，由低保户家庭承担；农村五保户水、电入户和改造所需费用全免。

八、城市低保户子女入学免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每个学期开学前五天办理，由低保户持“四证”到教育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审验，办理认证手续，符合条件的发给减免证卡，凭证卡到子女就读学校免交杂费。

九、城市低保户家庭成员在全县范围内的国有、集体、个体医疗机构就医，由医疗机构财务收费部门审验低保户“四证”后，免收挂号费，诊疗费减半收取。

十、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由广播电视部门收费人员入户审验城市低保户“四证”后减收，低保户每户每月收视维护费不超过16.5元。

十一、各级教育、卫生、电力、城管、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负责督促检查落实到位。

十二、加强宣传和监督。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在指定办理减免手续的地点、固定收费场所，公布城市低保户优惠政策及具体办理程序，并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不按规定落实优惠政策的单位或个人，要及时进行查处。新闻媒体要将各项优惠政策以及具体办理程序向社会公布，广泛宣传。对群众举报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事例，要公开曝光。县物价、民政部门每半年要开展一次检查，对不按规定落实政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查处，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