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形象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城市形象是一个多元系统,包括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市民形象、窗口形象、建筑形象、环境形象、文化形象、发展形象等一系列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完整的城市形象。[1]而城市品牌与城市形象有着不同,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概括性表达,是城市形象的视觉化符号化的表现。城市品牌是对城市形象的提炼,是对城市形象特征的核心把握,它具有对城市形象的再加工再设计性,具有一定的城市推广营销理念。广大的城市消费者不会象城市经营者或者城市研究者一样去了解城市形象的多元化系统化的全部,而一个城市恰恰能够被消费者普遍了解、辨别、认同并得以记忆的是对该城市最具特色、对公众最具价值的一个或者几个要素。也正是这些要素使得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有了区别,是这些要素使得城市消费者对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记忆。城市的品牌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概念,不是强行改变消费者心目中已存在的记忆,而是把一个城市中被消费者零散记忆的碎片通过有利于城市发展、信息传达的方式系统起来,更加具象化、明确化、条理化、差异化,进而在城市消费者心理建立起一个更具明确的、典型的形象引导城市的更好更快发展。昌吉市“飞马转盘”是昌吉的城市的标志建筑雕塑,已深入昌吉市乃至全疆民众心里。为此“飞马转盘”雕塑形象就是一个值得被关注和采纳的设计要素,可以通过艺术加工、地域文化的再融入来再建构一个被升华的视觉符号;以此来承载新疆昌吉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让其附上昌吉周边民众的心理夙愿代表昌吉城市,为其建立城市品牌视觉形象。当然昌吉市还有其他的城市名片,如“回民小吃街”。“回民小吃街”也正是昌吉回族自治州历史文化、民俗饮食文化等的缩影,昌吉市是昌吉回族自治州周政府驻扎所在市,理所应当要承载和展示回族的优秀历史、文化、民俗等信息。通过以上的阐述无疑以回族优秀文化的语言来诠释昌吉市的城市品牌形象也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直接体现,在视觉语言元素的提取中也正遵循了品牌设计的差异化原则,这于品牌的设计要领不谋而合。昌吉城市品牌视觉形象元素对回族民俗文化的关照,也正是对作为全国仅有两个回族自治州的一种优秀文化的有利传承与保护,这也符合我国当下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夙愿。当然市标构思的意象还可能有好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历史文化、人文文化、地理环境资源、生活民俗等来发掘,不论市标的构思信息提取取其那类,但总的构思意象要围绕昌吉市本土地域而寻求。构思以及相关语言符号的提炼,在具体的视觉形象符号的整理与设计上应该遵循品牌标识的准确性、易识别、时代性、简洁性。在追求满足以上原则为的同时为达到地域性、民俗化、贴心化还应该在形态样式上力求地域元素形态的彰显、民俗元素的凸显、造型形态样式的贴近当地民众的心理。
2彰显昌吉市特色产业推广宣传设计研究
昌吉有着六大支柱产业,煤电煤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机电建材制造、纺织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食品加工业等六大产业。神东天龙五彩湾煤矿、华电昌吉热电已初具规模;南山屯河化工、特变电工已享誉全疆;天山纺织集团、溢达昌吉棉纺、中粮屯河番茄、天山面粉、天山生物、笑厨食品、麦趣尔等都将诠释着昌吉特色产业的发展足迹。除以上之外还有以旅游、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业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些都将为昌吉市的发展乃至昌吉州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而这些产业、文化、民俗都需要对外的宣传与推广,只有他们的循序渐进发展才会有昌吉市的长足发展,怎样将这一系列的资源对外宣传推广出去也便是昌吉市品牌形象对外宣传的根本实质是在。时下视觉传达的措施与手段众多,传统的有静态平面二位广告媒介,如户外大型高杆广告、灯箱广告、报纸广告等;新兴的有网络媒体广告、电视视频广告等。通过运用提取的昌吉地域文化的视觉元素进行创意设计昌吉特色产业广告,这样可以使受众群体更为迅速的产生认识和联想,使图形图像传达的信息更加明确,沟通变得更加容易。许多优秀的广告创意都是采用了一些被受众见惯不惯的形态形象进行巧妙的应用和设计,从而产生不平凡的视觉效果和宣传意义。每个地方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将赋予我们对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这也将带给我们在对事物认知上所产生的特有的群体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正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受众群体对自我价值的强烈确认。在具体的设计构思中若巧妙地把带有某种地域的、历史的、时代性的符号溶入现代具体的设计之中,使其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完成画面视觉效果的受众心理认同。这种刺激受众心理的认同也只有承载厚重的地域文化语言元素才能达到。在具体的宣传广告的设计上可以重点打造地域性的特色化、主题化、类型化,突出地域优势、资源优势。在具体的广告设计上力求简洁、新颖、另类,设计出具有一定地域性差异化的视觉画面来吸引受众群体。
3“回民小吃街”地域文化一条街导视系统设计研究
1历史上CI的出现
从50年代初到现在,CI的诞生有近50年的历史,他发展沿革大致上经历三个阶段:
A从商标品牌到产品视觉统一设计,
B企业风格的视觉传达设计,
C从视觉形象识别到整体形象识别,
CI已经从单纯的视觉传达设计演变为一种企业形象的传播策略,我们可以看出VI形象的识别是现在CI、MI等的最初起源,最初是商品标志视觉功能的扩展,商标品牌作为商品的标记和象征,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发挥这主要作用,1851年,美国宝龄公司老板发现负责货运的人总是在装蜡烛的箱子上画上黑叉叉,经询问才知道是为了那些目不识丁的码头工人能分辨哪是蜡烛哪是香皂。后来,有位聪明的工人把难看的叉叉改成了星星,进而成为固定的符号经常出现。
CI这一词最早由美国的设计家来蒙特于1930年左右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企业重视工业设计和产品的视觉设计。现代设计的摇篮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这所起初培养建筑设计而创建的学校,转而以培养工业设计、商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专门人才。造就了一批设计师,对今天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
据说视觉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丹尼尔·贝尔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大众社会的要求逐渐扩展延伸,品牌等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成为商品分辨和信誉保证的重要识别,使得在人们视线里出现整体的视觉识别系统,时代也有了它新的概念,即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急剧加速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使视觉文化的进步,总之,设计与经济时代的发展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二第四大众传媒互联网的发展
1互联网的发展
自从发明了电脑,出现了WWW,科学发明改变了社会,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限的,互联网的发明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伟大的发明。PC时代的数字化是个人的,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则是全球的。互联网使时空的距离成为零,整个地球被收缩成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可以周游世界,大大地降低了信息的传播费用,实现社会化,达到信息的迅速广泛的传播。与传统的传媒方式相比较,互联网具有鲜明的优势。以计算机二进制语言处理的数字化信息,构成了信息社会的最基本原子,在信息时代,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数字化信息之上,第四大众传媒互联网将普及发展与人类社会。
2四次信息传播革命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已经经历了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传播革命,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次信息传播革命是语言传播的诞生:提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质量、速度与效率。
第二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文字传播的诞生:使得人类的信息传播革命第一次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得以广泛流传和长期保存。
第三次信息传播革命是印刷传播的诞生。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品大众媒介迅速普及。第四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模拟式电子传播的诞生。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并迅速普及,使得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迅疾,范围空前广泛,内容空前丰富,复制扩散和保存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强。人类进入以模拟式电子传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
最新的一次信息传播革命,即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数字式电子传播的诞生。进入90年代以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征服了文字数字化的难题,而且征服了比文字更复杂的声音世界。如今,表现和记录人类物资和精神世界的数字、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过去相互之间界限分明的各种信息传播方式,都可以用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来作数字化处理,从而可以浑然一体,相互转换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书籍、杂志、电影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形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或消失;交互式传播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正面临巨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信息时代。
【关键词】 文化建设;成都形象;文化资源;个性特色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64—4
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自2003年以来,已经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改革试验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已经获得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体制等的“一体化”)的辉煌成就。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成就,可以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三大领域,却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明显缺失。因为,就当下的中国发展的国策而言,需要的是“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按照这个标准,成都市应该及时跟进,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
文化建设的内容甚多,城市文化设施如社会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基础性设施的硬件建设,已经被很多人认识到了。中国的每个城市、包括成都市,都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确实,这些硬件设施为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审美活动,提供了条件,为提升普通市民的文化素养、培养现代社会的文明公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也为文化创造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理念支配下,中国城市的文化设施建设、包括成都市的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大多雷同,缺乏自己的特点。例如,成都市体育中心、四川省与成都市图书馆、成都市娇子音乐厅等大型文化设施的外观形制,如果把其标牌名称去掉后,换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名称都可以。像天府广场这样的不可置换的城市文化形象设施建设,在成都街头还太少。一个城市的精魂和个性呈现,就在于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张扬——这才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设最困难的所在。
城市建筑的任何一种具体物质形制,都应该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同样是皇宫,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历史文化内涵;伊斯兰文化圈的的穹隆建筑以及尖拱窗形式,与西方哥特式高耸的尖塔构成鲜明对比;即使是现代化建筑,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都有各自的文化韵味。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独特文化内涵。
事实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是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点。一个区域的禀赋受到地理、资源、文化传统、民族、基础设施、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而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态,又往往集中体现于一个中心城市的形象之中。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构成因素及分布状况、由之而来的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些前提条件决定而形成的文化、制度、人口规模等,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城市都是独特、不可互换的。一个城市的建设必须体现自己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验,展示自己独特的社会图景和地域文化气象。这种图景和气象,固然展示着这个城市当下的社会面相和精神世界,更要呈现出特定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的认知,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要将这个地域空间中多重因素叠合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物质化的建筑设施,进行显像化的展现。于此,这个城市动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的时间历程,通过不同街区的各种物质化手段,得到立体的‘‘全息化”展示。也就是说,通过对“地域空间”的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广大市民与外来者,对这个区域社会历史脉络与文化创造历程及其特色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特定的区域,既是人类在一个特定空间中生存的历史过程单位,同时也是他们基于特定自然条件禀赋而进行生存活动与文化创造的空间。这个具体的时空,一方面为该区域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和限制,但同时也是他们进行独特历史创造的“场”,一种独特的历史就在这种特定空间展示了自己的过程。作为巴蜀大盆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市,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因为位处巴蜀大盆地的成都,有着自己漫长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内陆大都市、大陆型农耕文化圈城市的典型。
成都形象定位是“文化、历史之都”,这早已被四川省与成都市政府、本土学术界与广大市民所确认,成都市为这种城市文化形象的建设,也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把这种品牌形象特征用物质化、视觉化的方式,外显出来,昭示世界。在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文殊院、大慈寺、宝光寺、都江堰与二王庙、青城山等历史文化保护地的完美化建设等方面,投入极大并获得很好效果;在锦里、宽窄巷子、文殊坊等街区的文化形象设施建设上,也取得较好成绩。
但是,可以被称为“文化、历史之都”的城市尚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文批准并对它们进行重点保护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截至今天至少已经有113座。所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城市建设,必须探索一条自己的路子。
关键词: 关联理论 商标翻译 文化形象 转换
1.引言
商标是商品的标志,是生产者推销商品的宣传手段之一,也是商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关联理论是探索交际与认知关系的语用理论,对商标及其翻译都有相当的解释力,尤其是对于商标翻译中的形象转换和具体翻译策略很有启示。本文拟从关联理论角度对商标翻译中商标词的文化形象转换作粗浅探讨。
2.商标翻译中的文化形象价值
在当今社会,商标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商标是一个企业(商品)的形象代言,商标的优劣集中体现着一个企业的文化底蕴的程度深浅,这就对商标的翻译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译者在翻译商标过程中不仅注意到源语,还应该关注译语文化,尤其是商标词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形象内容。
一个好的商标词其所包含的文化形象应在消费者和商品之间建立最大的关联性,从而使消费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商标所代表的产品。
3.关联理论对商标翻译文化形象转换的阐释力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活动属于认知活动范畴,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其中言语交际是主要形式。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认知活动;交际双方能相互识别对方的目的或意图,其基础在于双方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认知环境由三种信息组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其中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是造成各人认知差异的主要因素。[1]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交际行为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认知行为。关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关键所在:人们只对那些与他们有关的现象产生注意。因此,一则翻译商标成功与否,应该看是否能代表企业形象,使受众感到与自己相关,是否能使他们产生注意,从而引发兴趣、形成欲望、采取行动。就是说,相关性应该成为商标翻译中译者可遵循的翻译准则。
但是中西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如何在译语文化里再现商标源语文化形象,找到中西文化形象的转换途径,正是商标翻译的关键所在。
那么在商标翻译中,怎样才能在译语里生动形象地传达源语文化形象和内涵,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源语读者(消费者)一样在看到商标后联想到产品的优质和独特功能,产生同样的购物冲动呢?谭载喜说:“翻译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2]因为商标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切换,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它可以对产品输入国消费者的传统习惯、心理、信仰等产生直接冲击,从而影响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商品的销量。
这就需要译者采用关联理论,根据最佳关联的原则,分析目的语的认知环境和文化背景,确定如何恰如其分地将交际信息转达给目的语消费者,而目的语消费者则会结合商品的话语信息和相应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下进行推理,对不同译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形象进行分析,寻找最佳关联,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3]
具体来说,商标和商标的文化形象转换从关联理论角度来看,可以采用保留源语文化形象、替代源语文化形象和删减源语文化形象三种基本策略。
3.1保留源语文化形象
源、译语读者认知环境相关方面(如语义和语用)有很大的重叠,源语的有些文化形象对译语读者来说是可理解的,此时保留文化形象可实现原、译文高层次的趋同,不会导致其与目的语文化相冲突,也不会误导读者,并且译语读者也能调动自己的认知语境,得到最佳关联。
Eg.1:Crown(car)皇冠(轿车)
Ivory(Perfume soap)象牙(香皂)
轿车Crown译名保留原文的文化形象,直译为皇冠,因为皇冠在中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和英文读者对于Crown的认知基本一致,都还有此车品质超群或车主位尊权重的寓意,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期待又满足了其虚荣心。而香皂Ivory译为象牙,也保留源语的文化形象,暗示人们使用该香皂皮肤会像象牙一样光洁细腻,对爱美的消费者有极大的诱惑力。在中西方语境下,这些文化形象对读者来说具有相同的联想,语境效果也是类似的,因此可用保留策略,鲜明的形象给人以无穷、生动的联想,读者可得到丰富、积极的语境效果。
保存原文文化形象是商标翻译过程中文化形象转换的基本措施。如“老板”电器(Boss)、美国生产的“PLAYBOY”牌服装(“花花公子”)、王安公司的“APPLE”牌电脑(“苹果”机)都采取了保存文化形象的措施,在目标国起到了良好的产品销售效果。[4]
3.2替代源语文化形象
若源语与译语读者认知环境在文化形象相关方面差异很大,对后者来说不理解或涉及社会禁忌、敏感话题(如政治、道德、风俗)等,采用保留策略会误导读者乃至产生消极影响,必须花费大量的认知推理努力,并且关联性不强,译者可在译文中相同或不同位置引入新的相关文化形象(不必是同一主题),以达到最大关联。
Eg.2:Opium鸦片/罂粟情人
“Opium”是一种名牌香水,此名称可以唤起英语读者无穷联想:浓郁的东方情调、梦幻、浪漫和诗意等。因此香水对异性极有魅力(Cook,1992:105-106)。然而在中文语境中,人们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其对应词“鸦片”几乎是贬义词,用作比喻时(如“精神鸦片”)也指消极事物,因此保留此形象可能误导汉语读者,甚至产生反面效果。译者可用替代策略,“罂粟”指美丽而“邪恶”的罂粟花,此处指其另类的情调。“情人”属于拟人,突出其诱惑力,制造一种“亲密、暧昧”的氛围。再造的文化形象新颖别致,在传递原文化形象一系列隐含意义从而产生丰富语境效果的同时并没有耗费读者不必要的推理努力。[5]
还有名牌轿车Benz(奔驰),以及超市Carriefore(家乐福)和Coca-cola(可口可乐)都是妙译,所包含的文化形象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和认知环境,从而达到最大关联的效果。
3.3舍弃文化形象
翻译如同临画,要有取有舍。同样,商标文化形象转换也要适当作出取舍才能达到商标的目的,要考虑目的语读者认知心理和认知环境,这也是符合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
Eg.3:五羊牌自行车――Five Rams(误译)
在中国文化中,羊的形象是比较可爱、吉祥的,有“三羊开泰“的成语,倍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然而在英文中,ram除有”公羊“之意义外,还有“猛撞,猛击”之意,骑上这种商标命名的自行车,不免使人产生“横冲直撞”和“不安全”的感觉。因此,在翻译中,应该舍弃原文的文化形象,笔者建议音译结合,译为“Fun Running”。
Eg.4:Goldlion(名牌领带)――金利来
在英文中lion是百兽之王,是尊贵的象征,但是因为在中文中“金狮”和“金失”谐音,这是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所不能接受的,根据关联理论的最大关联原则,必须舍弃原文的文化形象。译者根据其谐音取义译为“金利来”,意含“财源滚滚来”的意思,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顺从其认知语境,从而达到最大关联的目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商标翻译之后的文本应该仍然是商标,即仍具有商标的功能,代表企业(商品)的良好形象。不顾中西文化差异,照搬照抄原文的文化形象、力求字面上的对应的商标译文,最大程度地忠实商标原文文本的同时,也往往最大程度地丧失了商标译文文本的商标功能。因此在进行商标翻译时,译者应遵循关联原则,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对两种语言的认知环境进行比较,从原交际者(源语商标)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求出最佳关联性,然后再根据译语接受者(商标受众)共知的认知环境,对商标中的文化形象适当进行转换,传递给译语接受者,达到最大关联,从而实现商标的意图,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
参考文献:
[1]Sperber,D. an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谭载喜.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J].翻译通讯,1982.
[3]何自然.认知语用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齐齐哈尔;城市文化形象;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87 ― 02
一、城市文化形象
(一)城市文化形象的概念
城市文化形象是一个城市凭借其历史、建筑、环境、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等多层面的内涵对社会公众产生意识上的影响之后而形成的最基本的印象。
(二)城市文化形象的构成
城市文化形象集合了城市地理环境、标志建筑、政府职能以及市民素质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1.城市功能形象
城市功能形象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心,直接体现出城市的特点。城市的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占地面积等,所以通常大城市会成为经济政治发展中心,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而那些小城市往往都会抓住自身特点,发展标志性产业,即产业形象,如桂林立足本省旅游资源,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旅游形象。
2.城市景观形象
城市景观形象是指城市的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它是一个城市展现魅力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景观是由长期的地理环境演变而成,而人文景观是经过人工建设而成,它们都是城市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上海的外滩依水而建,加之丰富的人文历史,形成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的观光带。游客既能感受到自然的美丽,也能体验到文化的魅力。
3.城市标志形象
城市标志形象是城市最独特的标志,它不仅体现城市文化内涵,而且能给人留下独特的印象。标识形象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我国的天安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自由女神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标志性建筑,都具有独特的象征。那些无形的形象标志往往是美称或者宣传口号,如“桂林山水甲天下”。
4.城市环境形象
城市环境形象同城市景观形象相似,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城市居民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优质的自然环境会让城市居民生活得更健康幸福,而人文环境更侧重为人类活动提供便利,如建筑、道路等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加方便。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城市环境形象的重要体现,二者缺一不可。
5.城市政府形象
政府扮演着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往往会从各个方面来促进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形象建设。政府自身的形象建设也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体现,政府的廉洁高效、服务于民往往会吸引外来投资,加速城市建设,有助于城市文化形象的打造。
6.城市市民形象
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主力军,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也是为他们自身谋取福利。市民的整体形象体现的是一个城市人文方面的素质,这一点成为评价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依据。因此,城市居民的言行举止、精神状态以及个人素质都直接关系着城市文化形象的构建。
二、城市文化形象传播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形象是一个城市的无形资产,体现在文化资源、文化气息、文化特点等方面。这种无形资产会对社会公众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能够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而且能够强化市民思想认同,增强城市活力。
(一)建设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经济水平
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分不开的,在城市发展中,经济与文化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形象建设的一部分,早已渗透到城市之中。城市文化形象体现着市民对文化的追求和品位,它会在无形之中带动城市发展,促进经济与文化的良好结合,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潜力。
(二)建设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表现城市的精神面貌
城市文化形象体现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一个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化的灵魂,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而且随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文化形象得到了很好的补充。每个市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都有不一样的情感诉求,希望为自己所在城市的建设贡献力量。
(三)建设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助于体现地域的独特文化
每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独特之处,在地域上、历史文化上以及文化认同上存在差异,但这正是城市文化形象的一部分,不同的地域特色也代表了不同的城市文化形象,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城市特色。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认同和对文化的传承之上,在时代的巨变中寻求创新融合,这样才能让城市保持永久的魅力。
三、大众传媒视域下提升齐齐哈尔市文化形象的对策
(一)齐齐哈尔市文化形象的国内传播
1.央视媒体――城市文化形象专题片为主
央视媒体在信号覆盖率、影响力和权威性上都是国内最一流的,它的栏目在策划、制作等的环节上一直遥遥领先于我国其他媒体。央视媒体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正是在于它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认识上颇具广度、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也十分深刻透彻。各个地区的城市文化形象在央视媒体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宣传片、城市广告和综合性节目这三种形式。
2013年4月1日,大美鹤城:齐齐哈尔城市文化形象宣传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齐齐哈尔市政府为了扩大影响,塑造并宣传齐齐哈尔城市文化形象,提升齐齐哈尔城市影响力,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在央视投放了这个城市文化形象宣传片。目的则是宣传“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形象,体现出齐齐哈尔市作为一个滨水园林城市、装备工业基地、绿色食品之都、生态旅游胜地等优势,用这种方式来推广象征着美和祥瑞的鹤文化,扩大齐齐哈尔城市知名度,使国内外都能将目光投向这个城市,吸引更多人来到齐齐哈尔,带动齐齐哈尔的经济发展,促进齐齐哈尔城市建设。
2.省级媒体――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为主
每个省级电视台皆有综合新闻节目,这些新闻节目既有省内事件报道,也有省外重要事件的报道,新闻报道的形式有利于促进城市文化形象的传递。在省内媒体播放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通常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省内的城市文化形象专题片,把城市文化形象当作重点题材进行推广,宣传介绍省内城市,促进本省政治经济发展,推广先进产业的发展模式,供本省其他地市借鉴;第二种是外省城市文化形象专题片,目的是提升在省外的知名度,宣传推广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不同省市间的经济贸易、旅游文化交流等。
3.地方媒体――全方位多类型的系统宣传
地市级媒体对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城市文化形象在这类媒体的宣传中,有很多节目形式。在综合性节目里,可以把齐齐哈尔市当地风俗特色作为素材,打造具有独特城市文化风格的文艺演出;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将齐齐哈尔的城市环境当作背景的微电影能够体现出本市的文化形象;政府投资制作的城市形象广告或宣传片,利用媒介进行播放时也是首选本市电视台。这些在地方媒体上播出的有关城市文化形象的节目能使百姓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产生更多的信任与自豪感,从而使得他们更积极的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去,推动城市的发展。
(二)齐齐哈尔市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
1.媒介:加强传播交流技巧,实现文化对接与融合
文化跟传播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旦发生传播行为,必然也会产生文化交流。国际传播是不同国家间的传播,也便是不同文化的传播,所以在跨国界传播里的文化各有不同是非常正常的,可尽管如此,并不代表这些文化差异不重要。这些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应当在了解、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重视文化上的不同,再对这些差异进行战略上的改善,从而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对接。
(1)文化适应:用文化去亲近文化
对于世界闻名的品牌,在国际传播中一定要注重不同文化间的对接。采用文化适应的战略,在理性了解、分析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之后,为了使这些地区的百姓能接受这个品牌,便要调整自己的行动,使产品更易于被大众接受。
(2)文化转换:向世界表述,讲民族故事
在文化对接里,文化转换是指为了完成某个目标,有意识地适应另一种文化的情况。既要保住原文化本身的特质,也要考虑到另一种文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当富有生机且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达到国际化的标准,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2.政府:演绎大型文化事件,巧用大众传媒塑形象
演绎大型文化事件重点在于城市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目的在于宣传齐齐哈尔市城市文化形象,增强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在如今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积极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是首要任务。时下政府举办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通常都是一次汇集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利益集团的过程,会带来两个基本效应:即齐齐哈尔市知名度的提高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
各种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都可以展现出齐齐哈尔市文化形象的特质,更是齐齐哈尔城市文化整体性的象征。这些活动广泛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吸引大量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让内外部公众在活动过程中了解和感受城市的发展,对齐齐哈尔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齐齐哈尔城市影响力的提升、齐齐哈尔城市对外竞争力的增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大型文化活动将会引起媒体瞩目,有助于扩大齐齐哈尔市的知名度,对齐齐哈尔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操作时,将大型文化活动同齐齐哈尔城市文化形象的结合要注意方式方法,将某一大型文化活动作为媒介,与齐齐哈尔市独特的有形、无形资源达到完美的融合,扩大齐齐哈尔城市的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
仅仅是文学问题,其背后一定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论文。研究异国形象,文化问题总是作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义和原因出现的。事实上,异国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创作者对一个不同文化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同时又代表着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言说,它涉及人物、物质精神生活、观念思想等。形象不仅展现了与本文化相异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传递着形象建构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确提出形象学的研究原则,指出在研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考证,而应注重“研究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基亚进一步归结为:“不再追求总括性的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话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是怎样生存的。”〔2〕显然,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民族神话”或“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诠释的情况。这就
给当时已趋呆滞的实证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纪60年代,形象学进一步发展。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开始提出扩大研究领域、注意视角转变的问题。他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称“异国形象”,是一种“人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对“人为的形象”深入探讨,发现和确定该形象的形成过程及根源;“正确提出有关影响的问题且力求寻出答案”〔4〕。这里强调的是对“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证其影响方式,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罗列。这一探索和思考体现了异国形象研究背后哲学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凸显了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化构成。另外一位对比较文学或者说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巴柔。1989年他发表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此定义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真实地描绘出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事实上,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形象塑造者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也可以说,形象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对异国的理解和想象),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形象是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之一,其作用是说出跨人种、跨文化的关系。在言说者、注视者社会与被注视者社会间的这种关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较少具有确实性。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注视者审视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构了异国形象,此异国形象同样也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即“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正如让-马克·莫哈所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7〕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已经转移到对文化给予高度关注。与此相应,形象学研究所处理的文本也从文学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围。文学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的关系不仅构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个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二、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形象是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进行的描述,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确认自身的身份及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整体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异域形象的意义体现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产生与交流,都必须分享与遵循该文化有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是由差异系统构成的。
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关系永远都会多少被习俗所限定。社会、文化规约解释、担保了形象的传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创造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异国文化。这种对本文化的依附现象正是观察和创造异国形象的出发点。就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原则,构成一个总体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础,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则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的意义语境。西方不同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关系。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想象,是协调权利的话语或整合权利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批判的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9〕。因为形象建构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认同为基础来对异文化进行审视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视域决定了他如何建构叙写异国形象。通过他者形象的创造,其背后的文化动机得以凸现。法国学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简而言之,我们研究异国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参考文献〕
〔1〕卡雷.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1.
〔2〕基亚.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0,83.
〔5〕〔6〕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18,26.
近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年版。]展开的,希望用现象学方法为被歪曲和误读的中国文化“去蔽”“还原”,强调中国文化的“身份立场”,并将思想中国或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艺术可持续地进行“文化输出”,呈现给世界以恢宏、雅正、刚健、浑厚的中国“新文化形象”。[参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书法是东方汉字文化圈的标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书法是书写文字尤其是汉字的艺术,在世界各类艺术中只有书法和文字结合得最为紧密,一提到书法就不可能不提到汉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审美书写的中国文化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书法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代却面临诸多危机。其一,国际上对书法的理解有限,国际展出和流通的中国书法作品数量不足,层次低,质量差,严重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其二,国际书法的审美共识尚未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甚至出现了对于书法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韩的“书法命名之争”暗含了对于东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日本对于本国现代“书道”的西方宣传攻势使其档在了中国前面,因此亟需建立中国书法的大国形象,使得中国书法获得国际性的审美共识,以应对书法的文字、形式和内容等最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其三,书法在二十年“书法热”普及之后,对书法大家和经典作品推出的重大意义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重视书法普及到重视书法提高的“书法文化转型”中,大学书法教育无疑责无旁贷。其四,书法的文化生存环境问题。书法脱离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后在当代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在鼠标键盘的诱惑下,青年一代很少用毛笔写字,在波普艺术和大众传媒的轰炸下,黑白两色的书法艺术正在青年五彩斑斓的图像生活世界中走向“文化缺席”。
这给我们以警示:当代书法如果一味追求技术性形式性结构性,而忽略了文化性精神性和人格心性的提炼,那么青年一代真有可能最终抛弃书法。在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的时代,书法的真正魅力恰恰与诗歌、哲学和思想相通――其中蕴涵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昭显着特殊的文化魅力。因此,借鉴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文化中国”的观点,我将“书法文化”转型为“文化书法”。
人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但知道“文化中国”这一概念大概不多。以来的中国文化徘徊在时间性的争论中,不断重复着现代与古代、创新与复古、变革与守成等二元对立的争论,这些争论隐喻了古代中国被强行抛入现代西方世界体系中的尴尬角色,“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归根结底还是在纳入西方框架内去思考问题,这在今天已经出现了现代审美疲劳和后现论疲劳。可以说,“文化中国”更多地从文化空间拓展入手: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局限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那么“文化中国”就扩充了“中国”这一概念的空间范围,包括逐渐扩大的四个圈层:本土说汉语的中国人的文化圈,全球说汉语的中国国人的文化圈,说英语但思考汉文化问题的外国汉学家文化圈,不懂中文但喜欢中国的外国访问者旅行者文化圈。这样几个文化圈,把中国文化的涵盖范围由十三亿中国人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二十亿人,而成为开拓性的“文化中国”。不妨说杜维明消解了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与西方的对立,从而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空间。
关键词: 美国文学 文化中国 哲理化 诗意化 唯美化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说明中国日益成为我国外语研究者的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研究异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聚焦这一领域,但对于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纵观美国文学,其间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两种迥异的趋向:其一为“苦难中国”,其二为“文化中国”。“苦难中国”的表现,可以说是“排华运动”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记者型作家们以在美国的中国劳工为样本描写中国的结果,有妖魔化的倾向;而“文化中国”的实现,则是美国知识界力图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多方借鉴的结果——从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文化中国”与19世纪前期美国的思想独立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互呼应,颇受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具有哲理化、诗意化、唯美化的特点。这两种形象可以说都是片面的,前者的书写者们只书写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状况漠不关心——记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国的苦难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对光明积极的一面视若无睹;精英文学界只关注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对现实中国置若罔闻。关于“苦难中国”形象已有诸多研究文章问世,而对于“文化中国”形象则鲜有人问津。本文从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和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对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进行剖析。
一、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
诚如钱满素先生曾经指出的:十九世纪的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在精神上仍然处于两个世纪前移民从宗主国带来的清教文化的阴影之下,这份遗产已经更多地成为负担而非恩惠。要否定它,就产生了向欧洲以外的文化——一种真正的异己文化——去另辟蹊径的迫切需要(钱满素,50)。于是,超验主义的倡导者爱默生“为了表达德性的本来含义”,决定“大大超出自己的环境和习俗”,“飞向异教徒,引用苏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索罗亚斯德的名字与有关人事”(Emerson,104)。
爱默生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为争取美国的文化独立、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爱默生曾钻研孔孟之道以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同时还接受了启蒙时代的共和与人权思想,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一样,爱默生也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恶的态度,更视现实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这一充满悖论的现象表明爱默生为充实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加强同加尔文“预定论”的决裂,同时保持对正在兴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觉。
超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爱默生的爱徒兼好友——梭罗,对儒家学说也曾学习借鉴,并加以抒写。在与爱默生一道编辑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时,梭罗就曾登载儒家语录;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中,梭罗还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显个体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间,他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近两年的刻意隐居生活,自己动手建房、栽种,通过与自然对话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实践儒家思想,但并未体悟到儒家“济世”文化的深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梭罗只是截取了儒家语录的字面意思,而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蕴并未理解,就将其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个人主义思想之中。
由上看见,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对中国的抒写极具哲理化,他们将中国从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抽象成一种可以对抗美国清教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的思想话语,从而为确立美国文化的主体身份服务。这一文化中国的形象随着美国文化的独立而日渐暗淡,直至一战后美国文化出现危机,意象派诗人庞德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之法,并对中国古典诗歌大加赞赏,文化中国的形象话语才重新活跃。
二、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
1912年随着芝加哥《诗刊》的创办,庞德对中国古典诗的译介给美国诗坛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纷纷学习借鉴外国诗歌,吸收多元思想与不同表达,美国现代诗歌由此发轫。虽然借鉴源头众多,但诚如新诗运动中曾一领的诗人宾纳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起阿拉伯诗人的全部夸张,波斯诗人的全部冷嘲,日本诗人的全部叹息,印度诗人的全部推理的狂欢,比起这一切,中国诗人对我们来说更为真实(Craft,225)——庞德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影响最大。在庞德等人的推动下,这场原本是促进美国诗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学浪潮却意外地建构起了或者说营造出了一个异域情调十分浓郁的中国形象,该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女诗人玛丽安·莫尔甚至提出:新诗运动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的影响,是作为中国诗的一个强化形式而存在的(赵毅衡,1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不仅对一战后的新诗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二战后黑山派、垮掉派、新超现实主义等“反学院”诗派也有很大启迪。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诗坛所关注和借鉴的都是中国古典诗歌,换言之,他们看到的和想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现在”的中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营造出的艺术氛围可以帮助美国诗人逃避过分工业化和物质化的美国主义,用艺术的幻想抵御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由此可见,美国诗人在潜意识中将中国审美性地放置在了前时代。
三、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
美国文学中的超验主义对中国有着哲理化的倾向,新诗运动对中国有着诗意化的倾向,而美国现代戏剧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则有一种唯美化的倾向。这是因为戏剧服饰、舞台布景、灯光等直观手段更容易被按照想象制作得美轮美奂,富有异域情调。与此同时,这些被用作嘘头的想象出的中国式布景、音乐、台词等亦愈来愈偏离现实的中国。
二战前有关中国的美国戏剧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代戏剧开山鼻祖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奥尼尔对中国文化十分倾慕,曾于1928年来访中国,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国诗人一样,奥尼尔对“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和杂乱的文化环境感到失望,为没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国而遗憾,遂匆匆离去。回到美国后,他继续沉溺在他从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国形象,并用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国式居所,上书“大道别墅”。此外,奥尼尔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巨作《马可百万》之中。该剧倒叙了马克·波罗的一生,详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女库珂金对其的暗恋。剧中的库珂金宁谧与执著,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美,象征着东方文化对纯净精神境界的追寻;原本才华横溢的马克·波罗却禁不住诱惑,日益贪婪、势利,演变成为典型的美国商人,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两相映照,东方文化的内敛和直觉与西方文化的张扬和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阴阳对立与转化的观念更凸显了本剧的回归主题。中国由此在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物质主义的相互映衬下成了怀旧的理想象物。
参考文献:
[1]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
[关键词]城市动画;动画形象;动画景观;动画文化资本
近年来,创意产业在国际上方兴未艾,城市创意产业特别是动画正在成为现代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动画片一直也都是动画理论研究的重点,国内学者多有论及动画的造型、动作、语言、绘画、声音等造型艺术,也有论及动画形象的概念,特别是美国好莱坞、日本动画形象的诸多经典形象,通过符号诠释动画形象的文化价值。从“城市动画”的角度切入动画形象、动画景观,继而探讨“动画文化资本”概念的,鲜有论及。当前中国城市正在由工业制造型向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要素驱动的生产创意型城市过渡,城市动画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正在推动着中国城市社会的文化变迁,一批批的城市被授予“国家级动画产业基地”称号,仅在江苏苏南就有四个城市。根据2014年CCCI(中国城市创意指数)分析,四大城市中的苏州、南京还位居此指数榜前十,此外,苏州还入选了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从城市创意产业的角度,提出“动画文化资本”的概念和思路,对当前中国城市动画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城市动画、动画形象与“动画文化资本”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城市空间的拓展离不开创意文化产业的兴盛,城市动画是城市创意产业的一部分。21世纪动画的发展,随着3D、数字捕捉技术等科技的进步,动画艺术正在形成一种虚拟影像图腾的动画美学,各种动画造型视觉符号的出现,形成一种吸附各种文化基因和地理学、区域性认同、人格身份认同的系统媒介。动画集城市的景观记忆、消费者审美记忆、市民形象记忆等于一身,构成了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市民文化的心理符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动画’的相关表述和博弈,已经在实践着一种新的文化资本的整合性产业范式。‘文化资本’在如何叙述‘中国动画’这一议题下,‘城市动画’是作为思考中国动画的一个重要角度。”[1]
动画作品的形象世界是一个空间构造,这个空间由动画创作者的“惯习”实践构成,这个创作出的空间可以被命名为“场域”或“场”,动画形象处在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艺术场域”中。惯习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的系统中,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practical mastery)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做是某种创造性艺术”[2]173。动画作品的创意实践关乎“文化再生产”的文化传播传承。“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2]173“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2]134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画形象创造了一个符号系统,承载着动画(儿童)“伊甸园状态”[3]似的直接意指信息,也代表了延伸的含蓄意指信息,诸如文化内涵等。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动画形象必然与城市形象、企业形象等密切相关,特别是包含了MI、BI、VI识别系统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动画形象也应该与其一致,动画形象作为一种视觉形象符号,是动画有效传播的重要手段,动画形象也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并成为“动画文化资本”的一种内容和形式。
在资本中,动画文化资本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资本不仅可以传承传统文化,赋予文化遗产以现代化属性,随着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资本逐渐形成“社会上层文化(high status culture)”[4]的行为、惯习和态度,并最终在一个城市里形成对动画乐此不疲研究和欣赏、文化投资趋之若鹜的“动画朋友”创意人才集聚,“动画朋友”是“这样一种非制度性群体,它的成员有着对动画的强烈兴趣”[5]。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的,在整个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对动画产生了兴趣,成为动画爱好者,继而出现动画创作人才和投资动画的人群以及一些动画收藏家、购买动画的人群,动画产业与动画文化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城市动画产业就呈现出成熟的发展态势。在动画形象再生产过程中,城市文化的内容只是原材料,由动画创作人才完成动画文化内容的“符号”编码,市民在购买和消费“解码”动画作品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语境和市民文化潜意识的激活。
二、动画形象是动画文化资本的核心价值之一
动画形象是城市动画的一种文化资本,动画文化资本是通过动画形象的符号化被确认的。动画形象的塑造对于提升城市动画力度以及动画意识形态的构建蕴涵着无限的价值,动画形象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文化偏好,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会迁移成一种消费力,它是动画文化资本的一种呈现方式。比如,常州动画通过一个恐龙的形象符号,确立了动画文化资本的输出,常州宏梦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奇奇颗颗历险记》,通过可爱的有点憨厚、近乎卖萌的恐龙奇奇和颗颗营造了常州城市动画的氛围,消费者接受了这个动画形象传播的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常州不断通过恐龙文化主题公园的加强和突出,让恐龙形象成为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让动画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动漫博览会等逐渐成为推动常州动画形成动画市民空间深层结构。
2006―2013年,江苏省动画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既有传统题材神话动画,如《东方神娃》,也有商业动画过程中逐渐形成风格的科普动画、探险动画和保护自然动画等,如《智慧岛》《奇境历险气摩城》《雪翎飘飘》等,但有一类“后现代城市美学”的动画形象逐渐成为城市动画的主流,出现了以《哈皮父子》《炮炮兵》等作品为代表的益智、搞笑类的后现代动画。
《卡拉乐队》塑造了四只个性独立的鸟儿,反复咏唱中国式民谣音乐,激活了一幅幅寓意城市人感受的城市物件:垃圾回收站、水果促销等。《炮炮兵》设计了一个无厘头形象:身穿绿色军装、头顶大钢盔、眼睛不外露、圆滚滚、胖乎乎的小兵,与传统的英雄人物的道德规范不同,炮炮兵酷感十足,亲和力也很强,告别了《东方神娃》传统动画的“神”型,回归到“人”型,通过搞怪的、无厘头的丰富表情和符号营造出轻松、恣意、洒脱的市民日常生活氛围。《风影少年》采用游戏方式,强调角色表情的感染力,用Q版设计了一个夸张、轻松的人物形象黄风,围绕着轮滑故事展开冒险。《哈皮父子》塑造了一类“非生命物形象的拟人化动画”,通过拟人和夸张的手法,结合Q版方式设计角色表情,简洁的线条,单纯的色彩,通过对都市真实生活的仿真,将人生中的困难移植到小皮陌生化的动画场景里,隐喻地表达了都市父子间淳朴的亲情、爱与宽容等理念。与此相似的动画有《老鹰抓小鸡之智斗富豪城》《山猫和吉咪之一家亲》等,《老鹰抓小鸡之智斗富豪城》中小鸡形象,也是一类通过拟人化手法结合动物自身特征塑造的动画形象,简洁的造型,结合传统剪纸艺术风格,寓意现代城市人追求的卖萌、可爱特质,通过现代城市卖假货的情节植入,表达小鸡们对富豪城老鹰代表的权力体系的冒险斗争。《奇奇颗颗历险记》中恐龙的形象颠覆了现代美学中暴力等行为特质,在动画线条的简化处理下,塑造了奇奇和颗颗的甜美型外表,在与恐龙故事危险的情境张力中试图表达儿童天真、可爱、善良、乐观等现代城市逐渐消失的气质。《山猫和吉咪》也是通过极简的线条勾勒了正义、勇敢的山猫和“甜蜜型”天真的吉咪,试图教会儿童如何尊重他人,学会理解和宽容、敬老爱幼等品格。《诺诺森林》将现代城市“蜗居”人的枯燥、烦闷、机器般的生活置于原始丛林那个人类曾经熟悉的陌生化环境里,艺术地表现了阿布等人的勇敢、宽容等。《向钱冲,向前冲》中将古代的各种钱币――刀币、开元通宝等与现代的银行卡、电话卡等角色,融入一个现代场景里,尝试表达钱的不同价值。《小卓玛》中小卓玛的动画线条分明,有点男性化特征,纯洁并正义凛然,在战胜毒蜘蛛等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表达环保和人与自然和谐等主题。《芦荡金箭》塑造了一个利他、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形象金端阳,金身上被涂上了传统英雄色彩,该片借抗日政治意识形态传达现代城市人逐渐泯灭的勇敢等价值,通过勇敢、坚韧能达到复仇的幻想世界,这是这类历史题材动画代表的中国文化符号。
总体来看,江苏城市动画形象存在着“众声喧哗”,特别是个性化行为举止的嫁接,幽默与无厘头形象与善良纯真等基调并存。在这些动画作品中,存在着作品蕴涵深层文化附加值不够的问题,也有魔幻奇遇过程与日常生活审视之间不能很好兼容的矛盾,让动画形象的内在质朴情怀、存在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观照深度丧失。光有时代精神,没有城市文化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动画形象是“动画文化资本”的原力,它集中体现了城市人的信仰、素质、审美品质,无论是写意、写实还是个性化的另类风格或者抽象风格,都必须承载浓厚的文化含义、城市人的精神内涵,拓展受众定位等。
动画形象的创造,是创造城市动画核心竞争力乃至动画文化资本、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有力要素,动画形象的符号代表了城市动画的无穷魅力,是城市市民社会的精神文化象征,能够给城市带来真正的无限遐想的可能,动画形象具有成为市民社会大众心目中令人向往的可能,这将有力地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文化象征地“动画景观”的创造
――“动画文化资本”的核心运作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离开城市文化。马克思・韦伯有个著名的观点,新教徒的伦理形成了简朴、勤劳、高效的精神,这种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城市时代,无论是动画人才、动画企业还是动画销售受众,矢志于对城市动画的创意精神的追求,必然也推动动画创意思潮的发展,对各种城市传统人类精神的共同传承,才能为动画的发展提供永续的动力。城市动画的发展是由创意人才驱动的,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容易接受新思维的地方,而城市的发展必然也导致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分包商去做,因为这样有利于削减开支,同时也激励了创意。[6] 另一方面,人类基因决定了人类必然以“种群”的方式出现,[7] 城市文化基因决定了人类种群的存在方式之一――城市动画,随着动画受众层的增大,文化程度的增高,“受众潜意识中所固着的审美理念和审美标准具有强烈的本土情结”[8]。城市文化传统是深刻烙印在城市人心灵深处的痕迹,这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最能够打动现代城市中人类的审美情趣。用这样的标准评价2006―2013年苏南四市的动画作品,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城市传统文化、城市时尚、城市记忆、城市独特的地理特质等并没有被文化资本转化,动画集体呈现出低龄化及认同程度较低的倾向,引不起市民的心理共鸣,自然客观上也拉远了作品与城市市民的认知距离,导致动画的整体市场状况并不理想。
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指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想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主要转移到精神需要。在当前城市创意经济时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文化产业的诸多产品更关注以精神文化生产方式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精神需求在动画精神上的表达侧重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比如宫崎骏的动画,《幽灵公主》《天空之城》等,探讨物质文明的弊端,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和环境污染破坏等;新海诚《追逐繁星的孩子》《云之彼端》等作品对城市贪欲、征伐的文明的反思,借助于城市中的地铁等象征场景,展开对短暂生命意义的追问,在恶劣的自然中需要心怀感激与祝福,仰望星辰等,而这些角度也恰恰是站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文化上的反思。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大背景,中国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兴盛,城市动画才有可能由于一种人类生存的自我观照而备受瞩目。2006―2013年间,江苏城市动画在动画景观方面有意识地寻求一种特色地域景观的表达,在和谐、恬静,远离喧嚣、浮躁的动画景观中给儿童提供一种生存的想象空间,这方面,《小卓玛》借助淳朴宁静的湖泊、静穆的雪山等独有的地理景观,把一个藏族姑娘热爱自然的故事演绎成现代草原上追寻自我成长的故事,也激起了很多城市市民的感动。《泡泡鱼的美丽生活》中美丽水塘的诗意勾勒,《芦荡金箭》《沙家浜新传》融入常熟沙家浜阳澄湖独有的芦苇荡场景等尝试用地理景观作为动画表达的突破,这些动画共同的表层价值是讲一个现代的故事,比如环保、抗日等,表达人性的善良、天真、勇敢品质等,深层文化价值是对远古自然文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颂歌。
不同动画文化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导演的主观需要对文化有所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有动画文化资本运作可能的动画产品。“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存在。”[2]135 动画形象可以承载地域特色场景的元素,传达角色性格并表达故事情节,可以通过先进的动画技术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再生产,比如,利用实物景观的拍摄,经过专业的PS处理后融入动画。将城市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和情感记忆融入动画设计中去,从而制作出富有地理学气息兼具时代特质的更具真实感的动画。在动画景观方面的文化资本运作上,江苏城市动画可以不断拓展,在动画城市景观的渲染中可以融入城市的特色街景、有中国文化或者江苏地域江南文化的室内桌椅、斑驳的长椅上的疤痕、火车站标志等,在真实精细的表现过程中讲一个故事。动画的场景加入了地域文化特色,实现城市地域审美观的现代性转移,文化资源就变成了文化资本。
比如,将古街古巷、小桥流水人家融入动画作品中,江南地域文化与动画产品形象的象征意义就可以很好地交织在一起,桨声灯影、园林、斑驳的浦口火车站等形成江苏动画角色生存空间的秩序,昆曲以及一些民俗艺术象征文化身份,苏州东方之门等建筑象征了承载着苏州古老传统文化的开放,南京长江大桥沟通天地,有限的形象赋予了无限的意义,动画作品能自然地融入这些文化要素,动画语言的载体最终会体现出文化底蕴。在这方面,有些作品逐渐引起了关注,《粉墨宝贝》就是一部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融入动画的作品,该片用传统京剧式的繁复线条勾勒出“粉粉”和“墨墨”学习昆曲的形象,动画巧妙地融合传统昆曲文化,特别是将戏曲中“髯口胡须”“水袖戏服”等仿真飘逸情景用3D表现,达到非常逼真、可视的视觉效果。其他的还有《姑苏繁华图》《欢欢喜喜闹园林》等。
四、结 语
城市动画是一个城市的信息场,是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地。城市动画在今天信息化的时代里,无论是街头巷尾的显示屏还是公交车,无论是公共空间逛超市还是私有空间看电视、玩手机,动画信息场逐渐为城市市民所使用和传递。这些动画信息的构成要素已经成为城市形象的表意符号,代表着城市市民对文化乃至艺术的理解和感知。
随着中国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外包业的转向,城市动画形象的塑造和创新,就是对城市所有的文化资源进行再生产、再塑造。在动画中,市民生活的韵律在物质化的长廊与技术的、艺术的处理之间寻找相应的平衡,坚硬的建筑、斑驳的景观,通过动画的重新创意设计,被扩大了意义和价值,其城市物质符号的释放被置换成巨大的精神容器。对于当前中国创意城市的发展来说,动画文化资本的运作意义就在于使城市中的动画景观源头得到艺术的最大效益化。因此,在当前城市动画的创作和经营过程中,江苏动画公司或可根据江苏城市地域特色,有目的地进行“动画文化资本运作”,塑造全新的动画形象,挖掘城市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画资源,在价值观念上需要处理好文化消费与个体自我表达、现代文明反思等命题,使动画文化资源转为动画文化资本,让城市市民价值和心理有了归宿,让每座城市历史与美学交融并重新增值。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文化资本在江苏动漫外包中的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 2012SJD840021);2014年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项目编号:KY12-GGJS-201309)。
[参考文献]
[1] 张建亮.文化资本视阈下的中国动画博弈[J].大舞台,2012(12).
[2]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 [法]罗兰巴特,让鲍德里亚,等.形象的修辞[M].吴琼,杜予,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5-46.
[4] 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J].社会学研究,2001(04).
[5] 苏锋,方淑芬.美国“动画文化”现象的成因及演变机制[J].国外社会科学,2006(06).
[6]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61.
[7] 张鸿雁.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J].社会科学,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