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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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神经科学范文

几年前，人们很难将脑神经研究与营销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脑是人做出购买决定的神经中枢。诱人的香气，富有韵律感的音乐，具有冲击力的商品海报，无疑都会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人的大脑“偏心”做出购买决定？通过神经科学，商家将能更准确地了解消费者“购买的大脑”，制定更精准、更完美的营销方案。

神经科学：准确了解消费者

Neuromarketing被称为消费者神经科学、潜意识营销，是基于脑神经科学在市场营销、广告投放及广告内容和信息传达等方面的综合应用。虽然目前国内鲜少听闻有关消费者神经科学的应用，但在欧美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Yahoo、Google等），一些企业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消费者神经科学实验室（如Intel）。

尼尔森NeuroFocus首席执行官A.K. Pradeep博士告诉《新营销》记者：“脑神经研究是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技术追踪研究人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神经科学在大脑如何构成和运转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尝试，我们发现脑神经研究可以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如广告评估、产品研发、用户体验研究、媒介研究等。这些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更精准地捕捉消费者最真实的消费感受，从而确保企业的产品更受消费者喜欢，营销行为更贴合消费者的潜意识认知。”

人的主观意识每秒仅能处理数百万条信息中的很少一部分，其余的信息则以潜意识状态存在。

Pradeep博士解释说：“实际上人们对于某种信息做出反应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听或者看，可以被称作观察阶段，只占1秒当中的前300毫秒。在观察阶段之后，是大脑的反应阶段，约为300毫秒到500毫秒。在之后的500毫秒到1秒之间，就是大脑将做出的反应传达到我们身体的相应部分，出现一些有意识的行为表达，比如面部表情、说话或者做动作。”

“传统的市场调研，不论是问卷还是座谈会方式，主要研究三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表达阶段。”Pradeep博士说，“在表达阶段，地域、教育程度、种族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最终表达方式。比如，按照城市类型可以将中国消费者分为不同的级别，一级城市、二级城市、乡镇等等，消费者在行为、语言表达等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传统研究得出的数据就会受到很多无关因素的干扰，因此需要大量的样本，通过剔除不相关因素才能达到研究目的。”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在情感表达方面比较中庸，不希望冒犯任何人，因而不喜欢表达带有感彩的情绪或意见。即便是通过面部表情研究，也只能捕捉到极端表情―非常高兴或非常害怕。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的感情表达是微妙而细腻的，这就使得传统的调研方式很难真正理解消费者对产品或广告的感受。

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只付钱购买他们看到并关注的产品，而关注越久记忆就越深刻，做出购买决定的可能性就越高。神经科学主要是通过眼动追踪、脑成像技术等科学方法，获取消费者对于产品和广告的关注点、大脑皮层反应和记忆情况等信息。

Pradeep博士说：“神经科学能够更精准地把握消费者的感觉、消费体验和对品牌的认识这类用传统营销方法看不见摸不着东西。”

由于神经科学研究的是大脑的潜意识反应阶段，这一阶段人们的大脑尚未受到民族、地域、教育、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很小，呈现的是大脑最原始的反应状态，因此数据的相似度极高，即便是中国市场，也只需要很小的样本量就可以达到准确理解消费者的目的。

商家的营销新体验

Pradeep博士笑称，消费者神经科学将开启一个新的B2B时代，即Business-to-Brain时代。

他介绍说：“消费者神经科学可以在许多领域应用，由于目前技术和人员的限制，尼尔森的消费者神经科学主要集中在产品的广告、包装和品牌三个方面。”

随着广告战升级，商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明星代言或者广告播放中，最终却并不是明星越多、费用越高，效果就越好。记住了明星，忘记了品牌、产品的情形屡见不鲜。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消费者在观看广告的过程中记的是什么与实际记住了什么可能完全无关。”Pradeep博士说，“消费者实际记住的东西属于潜意识记忆，这与最终购买行为的做出有75%到80%的相关性。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测量的是消费者记住的是什么，潜意识记忆很难被反映出来。通过对消费者的大脑进行扫描，我们可以测算广告内容的有效性，帮助商家找出广告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最精确的时点，在缩短广告时长的情况下增加产品的销售量。”

产品包装对于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人们通过视觉、嗅觉、触觉最先感受到商品，并在大脑中形成一系列反应。包装虽然不是商品竞争的全部，但却是目前中国市场商家最关注的竞争内容。

通过神经研究先进的技术手段，尼尔森可以帮助商家了解消费者对商品包装最原初的感受，提升产品的包装形象，让消费者与产品产生互动，达到传递品牌信息、促进产生购买行为的效果。

“品牌，实际上是商家的标志性信息。”Pradeep博士说，“这种标志性信息在传统研究中很难获取。但在神经科学中，通过对比关键词，比如将苹果同‘酷’、‘革新’、‘惊喜’等词进行关联，测试消费者大脑皮层的活跃程度，就可以获取消费者的品牌感受。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商家能够更好地引导消费者对品牌认知。”

源头打造完美产品

Pradeep博士说：“目前，很多商家都已经认识到消费者神经科学的重要性。除了能够帮助商家更准确地了解消费者的潜意识，预测商品的未来表现之外，还有助于商家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者。”

不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在全球任何地方，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目前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竞争的激烈程度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了解竞争对手，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对商家是非常重要的。

Pradeep博士认为，“付钱的人最关心营销效果”，为了尽可能确保商家有良好的市场表现，尼尔森的消费者神经科学团队会尽量在源头直接与商家合作。

Pradeep博士说：“我们与生产商家直接合作，是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与商家的广告公司或产品设计公司合作，最终还是要将信息反馈给商家，无形中延长了决策流程，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同时，我们发现商家更愿意尝试新技术和新方法，也更关注产品的市场表现，如果我们能够尽量从源头、产品概念阶段入手，将信息反馈给商家，就能确保产品从设计到生产一直符合消费者预期，保证产品最终有良好的市场表现，给商家带来利益。”

以汽车设计为例，汽车设计要综合考虑美学、功能、购买力及其他因素，设计过程昂贵且费时。一般情况下，生产厂商会通过调查问卷或者座谈会形式询问潜在顾客的想法和喜好，试图了解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主要因素。通过眼动追踪、脑成像技术等，商家可以直接获取更可信的消费者潜意识反应。然后，生产厂商根据测试结果，消费者在潜意识中喜欢富于曲线、造型简单和具有自然纹理的汽车，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设计出更符合消费者喜好的汽车，大大缩减从设计到制造的一系列成本，并确保新车上市后有良好的表现。

对话：

尼尔森消费者神经科学

《新营销》：目前，尼尔森的消费者神经科学客户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

Pradeep：消费者神经科学是尼尔森在中国市场开展的一项新业务，目前有很多企业希望与我们合作，运用消费者神经科学最集中的行业是食品饮料行业、健康和美容行业，而潜力很大的是汽车行业。

《新营销》：消费者神经科学采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营销成本是否非常高？

Pradeep：消费者神经科学的收费体系和传统营销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衡量的。我们与客户合作，会先帮客户做几个项目，搜集一些数据，然后帮助客户建立一个专属实验室，再按照项目收取费用。客户可以利用自己实验室的数据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验室的科学家只为一个客户服务。由于专属实验室的很多数据是可以反复使用的，所以消费者神经科学的成本并非大家想象的“高不可攀”。

第2篇：神经科学范文

【CHANCE或引发临床研究潮】

“预防早期卒中复发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全球难点。选择何种药物，适用什么治疗方法，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2013年6月30日，天坛会创始人、执行主席王拥军教授在会上报告CHANCE（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研究）及几项亚组研究成果时表示。

据了解，由王拥军教授率领团队牵头的CHANCE项目研究，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脑血管病创新药物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立”项目的支持下，共纳入国内114家中心，取得了5170例轻型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的有效数据，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轻型卒中和TIA的临床研究。

该研究报告已于今年6月26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该研究结论有：轻型卒中和TIA是可以治疗的医学急症；首次证明了使用CHANCE治疗方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氯吡格雷首剂300mg）可使3个月内卒中再发风险降低32%；CHANCE用药方案是安全的，不增加任何程度的出血时间；有理由推测对轻型卒中和TIA存在更积极的治疗方案，但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CHANCE研究结果得到了国际主流医学界的认可，树立了中国临床研究在世界医学界的典范形象和信心，突破了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临床评价的瓶颈，并有可能改写国际医学治疗指南并引领世界卒中治疗方向。

王拥军教授指出，评价一项研究要看效力。尽管CHANCE研究5000多例的样本量比较大，其研究结果也在NEJM这样的权威杂志发表，但其证据等级只是2级，meta分析才是1级。因此，我们即将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发表一个meta分析。

他还介绍说：“与SPS3等研究相比，CHANCE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卒中后的时间窗不同，SPS3研究的时间窗为6个月，CHANCE研究则为24小时。为寻找这个时间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在卒中后72小时内复发率高。二是用药时间长短不同，SPS3研究中是长期治疗，而CHANCE研究中双抗治疗的时间只有3周。我们按照CHANCE的入选标准对SPS3进行的亚组分析发现双抗仍然是有效的。”

3个月及1年随访：二级预防用药依从性须加强

北京天坛医院王伊龙教授代表课题组报告了CHANCE研究3个月及1年的随访结果，目前资料分析结果有：随访3个月和1年，TIA和轻型卒中患者的预后不良（残疾）主要是由于复发致残性卒中事件。早期不稳定（复发集中于90天内）仍是主要预后特征，CHANCE研究中双抗治疗方案所带来的临床益处主要体现在发病急性期。3个月至1年时处于相对平缓的状态。1年的复发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体质指数、基线NIHSS评分、高血压、糖尿病及就诊时间，提示ABCD2量表结果可能在我国TIA和轻型卒中患者中被复制。抗血小板药物依从性随时间延长而下降，1年服药率为76.5%，其中以阿司匹林为主（70%）。氯吡格雷组3个月停药后1年内卒中复发略有增多趋势，但还需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分析研究。

【本刊专访2013年天坛会执行主席缪中荣教授】

《中国医药科学》：13岁的天坛会今后还会有哪些成长？

缪中荣教授：目前国际卒中领域三个最大的会议，分别是美国的国际卒中会议、欧洲卒中会议和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从规模来看，今年天坛会参会人数近7000人，让很多首次参会的国外专家非常吃惊。从会议水平上看，天坛会也与美国和欧洲的卒中大会逐步缩小了差距。本次大会的讲座题目十分广泛，涉及卒中领域各个方面，紧跟国际前沿，前瞻性很强。

每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卒中会议上，都会一些卒中领域新临床研究结果。今年的天坛会有一件新的大事――王拥军教授在会上了CHANCE研究的主要结果。这代表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将会议进一步推向了新的高度。未来随着天坛会知名度的提升，将会更加注重对研究领域、思维方式的引领。王拥军教授的CHANCE研究在本次大会上的，将会改变过去大家不重视临床研究的状况，吸引更多医生从事临床研究；同时也会吸引更多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学家，在天坛会上临床研究结果。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把天坛会真正办成一个国际性学术大会。美国的卒中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专家主动参会，而不是受邀参会。目前天坛会主要还是以国内专家为主，国外的很多专家都是受邀前来，与美国卒中会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我们相信，这个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中国医药科学》：在今年的天坛会上，机械取栓成为专家们讨论的一个新热点，您怎么评价这一技术？

缪中荣教授：机械取栓，目前是急性卒中治疗的一个研究热点。针对急性期脑卒中患者的救治，以前都是在血管里注射溶栓药物；但溶栓需要一定时间，还易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大家都知道，越短时间实现血管再通，患者获益越大。因此，现在随着理念和材料的发展，新出现了机械取栓的技术。我们可使用取栓的装置直接把血栓拿出来，既快速还能降低出血风险。

机械取栓对患者而言，是否获益？为回答这个问题，国内外都做了大量的病例研究。应该说，这一技术正在临床研究过程中，尚未成熟。一个急诊患者来到医院，如果我们认为他非常适合做机械取栓手术，我们会向患者及家属建议。讲清楚这一手术有可能加速恢复，对患者有好处，但手术本身有一定的风险，一是手术可能不成功，二是有时会发生血管弄通畅了反而出血的情况。如果患者对技术不成熟而存在风险有顾虑，我们还是为其进行传统的内科输液溶栓治疗。以国内进行的调查研究来看，现在国际上已累计完成了几千例机械取栓手术，我国每年开展300～400例。我院即将牵头在国内进行机械取栓的多中心研究，以掌握更多循证医学证据。我们认为，目前从个体化病例来看，机械取栓是有效的，远期情况尚不清楚。机械取栓的技术可能很有前景，也可能经过若干年研究后发现疗效比不上内科治疗，因此，对患者的随诊很有必要。但目前我国只有几个大的临床卒中中心设有专门的随访人员，比如天坛医院的卒中中心会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调整治疗药物，并据此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缺血性脑卒中早期血管重建，需把控三要素】

全军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建民教授――

从急性脑梗死研究的历史来看，1946年由Mcfarlane和Pilling从人尿中提取尿激酶，1958年溶栓治疗应用于脑梗死治疗，这是一次治疗上的革命。我们意识到，急性脑梗死是急性的脑供血动脉闭塞造成的缺血，针对动脉的闭塞研究药性学进行治疗。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NINDS研究首次证实，对发病3小时内的超急性期缺血性脑卒中，应用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进行血栓溶解疗法有效，这是在尿激酶的基础上，在治疗效果上有了一大进步。这是针对急性脑梗死的病因性治疗，而不是脑梗死后的康复和神经营养等。

1996年FDA批准这一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1999年PROACTII研究证实，动脉溶栓对治疗大脑中动脉闭塞有效。21世纪，因为药物溶栓治疗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出现了机械的方法，使导管到达梗死部位去注射药物。注射药物的效果依然不好，又发明了新的机械取栓装置来开通闭塞的血管。

对急性脑梗死而言，血管重建的时间窗不同。早期的研究，静脉溶栓不管是尿激酶还是rtPA，时间窗非常短，逐渐从3小时，通过研究延长到4.5小时；动脉溶栓是针对局部用药，对全身全脑的影响较小，可延迟到6小时；机械碎栓或取栓不使用溶栓药，导致出血性的概率很低，时间窗可超过8小时，后循环可延迟到24小时，这只是从发病到治疗对时间窗的简单规定。真正涉及到每个患者，时间窗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取决于患者的侧支循环。

静脉溶栓再通率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静脉溶栓在时间窗内确实能使一部分患者获益，但有效率在20%到30%之间，治愈率只有不到20%，大部分患者依然是无效的。静脉溶栓的优点是快捷，在县级医院即可进行，只要在时间窗内注射药物，马上可起效，然后持续用药。但即使在美国，静脉溶栓的治疗率仍然很低。美国静脉溶栓比率是4%～6.4%，22%的患者在发病3小时内就诊，3.4%的患者在3～4.5小时内就诊。我国静脉溶栓率为1.6%，21.5%的患者在发病3小时内就诊，其中仅有12.6%的患者符合静脉溶栓条件。静脉溶栓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在时间窗内进行溶栓的患者太少；二是到达医院后，由于医院急救流程不畅，耽误了患者及时溶栓；三是静脉溶栓存在风险，禁忌证非常多，使能进行静脉溶栓的患者更少；四是因为NIHSS分值高，而这意味着急性卒中患者有颅内外主要动脉的闭塞。尤其是NIHSS分值超过20分，静脉溶栓的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高达17%，并发症多，血管再通率很低，效果差。研究也证实，通过血管造影来监测血管再通率，通过静脉溶栓后的颈内动脉再通率仅为10%，大脑中动脉的再通率为25%。即便血管再通，其再通程度也较差。

动脉溶栓的再通率高把导管接近血栓来注射尿激酶或rtPA，再通率可显著提高至50%到85%，但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发生率达到5%至10%，与静脉溶栓相近。NIHSS小于或等于10分，患者无法获益，动脉溶栓只能针对大血管闭塞的患者。时间的耽误可能是没有获益的重要原因。PROACTII研究中，平均5.3小时开始治疗，治疗结束往往超过7个小时。

再通程度和时间是影响预后的关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连续发表卒中介入治疗Ⅲ期试验（IMS-Ⅲ）4篇文章，结果表明，患者在静脉溶栓开始后转入血管内介入治疗，与单用静脉溶栓治疗相比，没有提高疗效，但安全性相似。要提高介入治疗的效果，需将从静脉溶栓到开始介入治疗的时间缩短至90分钟以内。研究显示，血管重建与再通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血管不但要完全再通，再通的时间也很关键。这就好像地震时一条胳膊被压在预制板底下，救得快胳膊就保住了，要压了8小时就必须截肢一样。

我们发现，由于时间窗的限制和容易出血，采用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动静脉结合溶栓，获益的人群有限；而机械取栓的再通率是最高的，远高于前几种方法。目前报道看，Solitaire支架的再通率很高，与Merci相比，再通率从24%提高到61%，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从33%提高到58%；Trevo再通率从60%提高到86%，90天mRS分值小于或等于2的比例从22%提高到45%；如果用这个结果去看IMS-Ⅲ，其结果就会呈阳性。因此，从急性血管重建的角度看，缩短延误、选好病例、有效复流、机械取栓已成为血管再通的发展趋势和关键。

【急性卒中临床研究解析：介入治疗已到终点？】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洪波教授――

目前全球血管内治疗增长明显，高于静脉溶栓治疗的增长比例。动脉溶栓的死亡率下降的比例也高于静脉溶栓。对于大血管闭塞的NIHSS评分高的危重患者来说，血管内治疗的效果优于静脉溶栓。

虽然IMS-Ⅲ研究未显示介入治疗能显著提高对大血管急性闭塞重症患者的疗效，但更大规模的研究可能获得显著差异的结果。然而，从IMS-Ⅲ研究的治疗时间看，自静脉溶栓开始到转入介入治疗，平均达到了127分钟，显著落后于IMS-I研究的84分钟和IMS-Ⅱ研究的101分钟。研究中介入治疗方式采用138例常规微导管溶栓、22例EKOS超声微导管溶栓、95例Merci取栓、54例Penumbra碎栓取栓等较老的技术和材料，仅5例采用新一代Solitaire、Trevo取栓装置，疗效显著差于采用Solitaire支架取栓的SWIFT研究和采用Trevo支架取栓的Trevo2研究。【缺血预适应：从理论到临床研究】

低氧预适应：如何从基础研究过渡到临床？

首都医科大学低氧医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专家吕国蔚教授――

50年前的呼吸学文献、低氧适应方面的文献，多数集中于器官适应水平，如呼吸加强，心跳加快等，但对组织细胞的适应机制提得很少。我研究发现：低氧条件下，为维持机体内环境相对恒定，机体器官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积极反应，并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机体组织细胞的一种“获得性耐受”，就此提出低氧预适应的组织细胞机制，即低氧预适应（Hypoxicpreconditioning，HPC）的概念；随后我们建立了低氧预适应的动物模型。经过重复实验，低氧暴露的动物在低氧舱里存活的时间是正常对照动物的10倍。正常动物只能活1.5分钟，而经过低氧预适应的动物则可以活15分钟，个别的达到50分钟。这提示我们：重复缺氧的实质是一种动员组织细胞抗低氧/缺血/应激潜能的内源性细胞保护策略，是在重复缺氧、触发氧感受-信号传导体系、诱发缺氧诱导基因表达的基础上，启动细胞节能、脑可塑性和抗缺氧因子生成等系列级联反应。这些基础研究发现可转化为重复缺氧训练，增减脑化学成分，注射抗缺氧因子制剂等一系列的缺氧防治新措施。

缺血预适应给卒中防治带来新思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吉训明教授――

以往的药物治疗、手术及支架治疗等都是外源性干预，缺血预适应是一种内源性的调动自身对缺血的耐受抵抗。它是一种以缺血、缺氧来抗缺血缺氧的机制，可谓“以毒攻毒”的治疗手段。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得以控制。我们不对血管的狭窄和闭塞本身进行干预，而是通过这种训练去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以求改善缺血区的脑血流，降低组织的代谢，使缺血性血管病得到治疗。吕国蔚教授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缺血预适应研究的专家，早期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获得一定认可，但当时这种缺氧训练的方法很难用于患者。后来我们经几十年研究发现，四肢远程缺血预适应训练，对神经系统及循环系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一些颈动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通过远程缺血训练产生侧支代偿，可免除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尤其对高龄或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效果较好。为提高疗效，我们还专门开发远程缺血预适应训练仪，并进行了一项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发表在Neurology杂志上，在美国卒中大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解读中国脑静脉窦血栓形成专家共识】

天津市血管介入放射治疗基地十八病区主任范一木教授――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下简称CVST）仅占所有脑血管病的3.5%，死亡率却达到20%～78%。1991年全球才开始静脉窦血栓介入治疗。

流行病学研究：CVST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发病率不同，多有诱发因素，如感染、妊高症、颅内肿瘤、凝血性疾病、创伤和长期口服避孕药等。不管是获得性还是遗传性的，主要诱因几乎都是血液高凝状态。其病理学机制并不复杂，就是回流障碍。

临床表现及诊断：该病最大特点就是无特殊性、无首发症状，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是任何神经疾病都可能发生的，因此常出现高误诊、漏诊。疑似患者要进行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脑脊液检查确诊。其中，实验室检查目前还存在争议，而脑脊液检查对CVST诊断并无特异性，但有助于查找CVST的病因并指导治疗。该病发病时，脑脊液的成分不会有太大改变，更多的是改变脑脊液的压力。

CVST诊断最重要的是影像学检查，一部分患者通过CT检查即可看到静脉窦内的血栓。当看到静脉梗死伴有出血的CT影像，首先应想到是CVST。CT只能诊断较典型的CVST，一部分CVST患者无特殊CT表现，而在磁共振上多数会有所表现。两种磁共振中，MRI可直接看到静脉窦上的血栓，而在MRV上可看到静脉窦显影状态和侧支回流的方式。目前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SA）是CVST诊断的金标准，除了可看到静脉窦的充盈缺损或不显影之外，还可了解静脉回流方式（如通过海绵窦代偿等）。对一些难以诊断的CVST患者，DSA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其可计算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延长意味着血管回流障碍。

专家共识诊断建议：尽管平扫CT和MRI有助于对疑似CVST患者提供初始诊断，但阴性结果并不能排除这类疾病。对内科治疗下仍有持续或进展症状以及血栓扩大的CVST患者，建议早期随访，进行CTV或MRV检查。

专家共识治疗建议：尚无很多资料证实，某项治疗最适合对应这类疾病的某种表现或状态。抗凝治疗是目前治疗的首选和基础，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阻止血栓进展、缓解临床症状，但不能溶解已形成的血栓。

无抗凝治疗禁忌证的CVST患者，应根据患者体重给予皮下低分子肝素治疗或静脉肝素治疗，重症患者建议给予静脉肝素治疗。其中低分子肝素在专家共识讨论中争议较多，因其在应用中监测较困难。目标值是使APTT值增长一倍，然后转为口服华法林。需监测血小板计数、凝血象，并做好维生素K、硫酸鱼精蛋白等拮抗剂的准备。关于询问最多的问题，共识的建议是――颅内出血并非抗凝治疗禁忌证，同样也不是溶栓治疗的禁忌证，可评价出血体积大小，调整抗凝药物的剂量，严重时可停用。

抗凝时间：病因明确且临床症状有改善的患者，建议应用华法林3个月。对于复发或高凝状态无法改善的患者建议终生抗凝。

溶栓治疗：最早使用的方式是静脉系统性溶栓，比动脉溶栓使用剂量小，时间长。目前溶栓及取栓已广泛应用于CVST的治疗，但依据仅为临床研究资料及个人经验总结，缺乏循证医学证据，需进一步进行RCT来证实溶栓及取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血管内介入治疗：有动脉途径和静脉途径下的多种方式，但到目前为止，循证医学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目前针对静脉入路接触性溶栓仅有个案报道，还有待随机对照研究进行验证。

【大面积脑梗死：侧支循环是关键】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院长王新志教授――外科治疗大面积脑梗死效果并不理想，易造成梗死灶内出血、感染、脑组织塌陷、继发癫痫等并发症，且尚无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因此临床上内科医生对大面积脑梗死的预后判断、治疗方案的总体把握尤为重要。

以我多年中西医临床干预治疗的经验来看，首先从病史进行判断，高龄、持续血压增高、高脂血症和血糖增高，会导致侧支循环代偿的建立能力下降，预后不佳。其次，从症状看，当临床症状与NIHSS评分和GCS评分、临床症状与影像学不匹配时，往往提示脑梗死呈进展性或大面积脑梗死的可能性大，其侧支循环代偿较差，预后一般也差。第三，侧支循环的结构完整性，是发挥其一级和二级侧支循环代偿能力的重要前提，尤其是Willis环，其完整性可迅速沟通左右大脑半球及前后循环血流，增加缺血区血流灌注，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带。血管闭塞发生的速度和脑动脉发育的状况对侧支循环建立的速度和程度起关键作用。第四，侧支循环评估的影像学方法有TCD、CTA、MRA、DSA，但DSA仍是判断侧支循环的金标准。我在临床发现，在头颅CT图像上梗死灶内出血高度“脑岛征”，MR图像的血管留空影也可提示侧支血流存在。

【卒中早期干预，中医药有何优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颖教授――

高颖教授分析说，中医药的主要优势是治疗时间窗相对较宽、影像学依赖性低、成本低、人群覆盖面宽。针对中医药缺乏系统、规范化研究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探索了卒中急性期证候演变规律、治疗方药、证候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化等方面，已初见成果，但还存在诸多问题，至今仍未纳入《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因此，目前亟待开展系统研究，形成切实有效、便于推广的中医药诊疗方案。

注重转化医学模式的探索对中医诊疗方案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盲目上综合治疗方案研究和评价并不合适，因为有些病种是不太成熟的。“十一五”攻关的结论是，因前期缺乏对单一治疗措施的评价，综合方案出来后，我们的研究结果难以得出循证医学的证据。因此，针对T2、T3阶段的转化，应制定不同的任务。如脑卒中治疗相对成熟，应结合临床实践开展T2阶段研究――将临床结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指南，提出循证医学证据，并进一步完善指南，推广研究成果；下一步再进入T3阶段转化――由指南再回到临床，对每个患者实施规范化救治。这两个阶段须紧密连接。

丰富始发态证候特征的研究过去20年，我们主要规范了中医四诊信息的术语，采集中、西医院关于卒中始发态中医临床信息并制表，并进行了整合辨证分析，明确了脑卒中始发态证候特征；近几年则促进了中医院的卒中登记系统的建立，把中医专家的治疗经验纳入到治疗方案中继续深化研究。

第3篇：神经科学范文

“文化神经科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文化与人类大脑的相互作用，研究文化经验如何与生物学因素(如基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作为文化神经科学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从2005年开始在朱滢教授和韩世辉教授的带动下开始了关于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自我概念的神经科学理解，另一方面也把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引入神经科学，发展了文化神经科学的新方法。这些研究发表后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为推动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期刊邀请韩世辉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撰写此文，希望能把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介绍给心理学同行，也希望这些研究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启发。

摘要　人类自我概念的心理表征在心理学和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东西方文化自我概念的结构差异。近年来神经科学借助脑功能成像开始研究自我相关信息过程的神经机制，并探讨是否存在文化特异的自我概念的认知神经表征。跨文化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在知觉水平和人格特征表征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本文综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跨文化和文化启动神经成像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自我概念表征文化差异背后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推动了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　文化，自我，脑成像，文化神经科学

分类号

B849：C91；B845

自我概念是否存在及其心理表征的机制一直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自我是什么?自我在人类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有趣的是，东西方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极为不同。‘在西方文化中，一些哲学家强调独立于社会情境的自我认同，而东亚文化下的哲学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更注重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起的作用(zhu&Hart，2008)。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一个与他人界限分明，相互独立的行动主体——在社会组群间或环境间的迁移不发生明显改变。而东亚文化则认为自我则是与社会相联的，流动性的，情境化的，只能从与他人间的关系得到理解(Nisbe~，2003)。自我哲学观的文化差异对于旨在探究人类社会行为及其心理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

Markus和Kitayama(1991，2010)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文化与自我概念的理论模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由寻找普遍法则转变到探索文化多样性。他们认为强调自我认同的西方文化观促使产生“独立型自我”，这种自我具有自我倾注的特点，对自己的注意多过他人(包括亲密他人，如母亲)。相比之下，东亚文化对基本社会联结的重视则更易产生“互依型自我”，此类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同样关注自我与亲密他人。此外，不同自我概念对涉及自我的一切认知加工过程都会产生影响(Markus&Kitayama，2003)。Markus和Kitayama的理论不仅推动了考察不同文化中认知差异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脑成像研究来探索社会认知(如自我概念表征)神经机制存在的文化差异。这些脑成像研究结果进而促使了一门新学科一文化神经科学的产生。

本文回顾了文化神经科学对自我加工过程的两个主要研究部分。自我面孔识别代表了知觉领域中的自我加工过程。对自我特质的记忆则涉及心智领域中的自我信息加工。对自我面孔识别和自我特质回忆的跨文化比较中既有行为研究，又有脑成像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脑实现自我表征的方式，以及个人文化经验对这种表征方式的影响。

1　自我面孔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从William James(1890)开始心理学家就认识到自我可被分为不同的成分，包括个人的物质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不同文化环境下，由于他人对自我的认知方式存在差异，自我认同也会因之发生改变。在知觉领域中，面孔识别是一种凸显自我一他人区分的心理过程。识别自我面孔的能力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婴儿在出生第二年就可以在镜子前表现出自我导向的行为。自我面孔识别能力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一项重要成分。

自我面孔加工在成年被试使用在视觉搜索任务(Tong＆Nakayama，1999)以及外显(Keenanet al，1999)或内隐(sui，Zhu，&Han，2006；Ma&Han，2010)面孔识别任务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个主要发现是被试的反应时间对自我面孔比对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人面孔要短。造成这种自我面孔识别优势的知觉和认知机制可能有多种。例如，Tong和Nakayama(1999)认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反应了对高度学习的面孔更为牢固的表征。此外，Ma和Han(2010)提出一种社会认知机制在自我面孔优势有重要作用。他们假定自我面孔识别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意识会激活自我概念中的正性属性，从而易化对自我面孔的行为反应，进而表现出自我面孔加工优势。自我面孔识别的这种正性联结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证明。研究发现，自我概念威胁启动(启动任务要求被试判断一组负性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从而在被试的意识中产生与负性属性联结的自我)降低了自我与正性属性间的联结，并以此减弱了行为反应中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因此，高级社会认知机制同样会影响自我面孔识别过程。

然而，自我面孔识别优势对社会情境高度敏感。为检验真实生活情境中破坏正性自我联结的社会威胁是否也会减弱自我优势效应，Ma和Han(2009)要求中国研究生被试分别对混有自己导师(高威胁条件)或其他实验室老师(低威胁条件)头像的自我面孔图片进行朝向判断。由于自己导师的负性评价会比其他老师对自尊造成更大的威胁，他们预期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在高威胁条件下会比低威胁条件减弱得更多。结果发现在低威胁情境下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对自我面孔比其他老师面孔反应快)依然存在，但在高威胁情境下反而表现出一种自我面孔加工劣势(对自我面孔比自己导师面孔反应慢)。Ma和Han(2009)还发现，被试对自我面孔与导师面孔的反应时差异与其担心导师负性评价程度的主观评分相关。此结果表明社会情境对自我面孔加工相关的行为表现具有很大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上级的存在会通过改变自我概念来调节自我面孔加工。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下的社会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一个重要问题是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其自我面孔的加工机制是否也有所不同。根据Markus和Kitayama(1991)的理论，西方文化重视自我认同，所产生的独立型自我倾向于更多将注意投向自己而非他人。而东亚文化强调基本的社会联结，所产生的互依型自我通常会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并且对他们倾注的注意与对自己同样多。根据这种观点，可以预期自我面孔识别的机制在西方与东亚文化间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会对自己的面孔分配更多的社会显著性或更强的正性联结，这导致他们在自我面孔与他人面孔同时呈现时，更容易注意到自己的面孔，并对自我面孔有更深层次的加工。相比之下，由于东亚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更强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自我面孔加工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及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因而行为上表现较弱的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此假设在近期的一项跨文化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得到了验证。Sui等人(2009)采用相同的实验刺激和范式记录了不同文化组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加工时的行为和脑电反应。实验中向英国被试与中国被试呈现自我与朋友的面孔，并要求他们判断面孔朝向。尽管两组被试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均短于他人面孔，这种自我面孔加工优势在英国被试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两组被试反应时上的差异与脑电活动的组间差异呈正相关。英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时在大脑额、中央区引发的负波N2，其幅度要大于判断熟悉面孔时引发的N2幅度。而中国被试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相比于判断自我面孔，他们在判断朋友面孔时引发的前部N2成分幅度更大。由于前部N2与面孔加工深度相关，并有利于个体化过程(Kubota&Ito，2007)，这种文化特异的N2活动说明，相对于中国被试，英国被试对自我相关信息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此，独立型自我构念可能会使得自我面孑L相对于他人面孔的社会显著性增强，这导致了西方被试在行为表现与神经机制上均表现出自我一他人之间的分离。而东亚文化促生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则演化出不同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熟悉的他人面孔赋予了比自我面孔更多的社会显著性。

自我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与自我构念的关系在后续的脑成像实验中得到了进一步研究。早期的一项正电子断扫描(PET)研究发现，相比于观看陌生面孔，被动观看自我面孔或进行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会激活左半球梭状回以及右半球的缘上回和下丘脑。外显的自我面孔识别任务还与右侧额叶皮层的中部和下部，右侧的前扣带回，左侧额中回，以及左侧的脑岛前部等区域的活动相关。后续的功能磁共振(fMRI)研究同样确认了右侧额叶，右侧枕一颞一顶联合以及梭状回在自我面孔识别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确定了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基础，同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是否会调节与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

为了检验自我面孔识别认知神经过程的不同模式与自我构念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Sui和Han(2007)使用自我构念启动程序激活个体的某些文化知识，以此研究自我构念在面孔识别文化特异性神经活动中的作用。自我构念启动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个体的知识中可能具有两种文化系统，每种知识模式会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被激活(Hong，2009)。Gardner等人(1999)发现，被试在做完寻找独立型(“我”)或互依型(“我们”)人称代词的任务后，他们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自我构念会发生改变。Sui和Han(2007)在实验中检验了这样的假设，即，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会使面孔加工的认知神经过程更接近于西方被试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强自我加工优势)，而互依型自我构念启动则使这些认知神经过程更近于东方被试的模式(行为上表现为弱自我加工优势)。在不同的自我构念启动程序之后，他们在被试进行自我面孔和他人面孔朝向判断时对其进行了扫描，以此检验文化启动对自我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自我构念启动对自我与熟悉面孔加工过程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被试受到独立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要快于熟悉面孔。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时则慢于熟悉面孔。这个结果于先前的理论相符，即独立型自我关注自己多于他人，而互依型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Markus&Kitayama，1991)。更重要的是，Sui和Han(2007)还发现短时间自我构念启动(该研究中为三分钟)就可以调节自我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接受独立型自我启动之后，相较于熟悉面孔，对自我面孔的识别会激活右侧额叶的中部和下部。而接受互依型自我启动之后，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额叶活动表现出明显下降。这表明文化特异的自我构念与文化特异的自我面孔加工机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较之互依型自我启动，自我面孔识别引发的自我意识在独立型自我启动条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增强。

综上所述，行为和脑成像的研究均表明，文化对自我面孔识别的认知神经机制会产生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与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相符：东亚文化下的互依型自我对社会环境以及自我与他人间的社会联系更为敏感，而西方文化下的独立型自我则在面孔识别中增强了自我与他人间的区分。

2　自我人格特质加工神经机制的文化差异

人们形成自我概念的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其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自我人格特质这一相对较抽象的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如何?近年的脑成像研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兴趣，对自我信息加工过程背后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是探讨自我人格特质在大脑中的表征区域。此问题的研究者大都采用自我参照任务(Rogers，Kuiper，&Kirker,1977)，要求被试对自我和一个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进行判断，通过比较在这两种判断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来确定与内省自我特质相关的神经活动。研究发现，思考自己的人格特质会引发诸如内侧前额叶(MPFC)和楔前叶等多个脑区的激活。这些脑区在自省过程中分担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而言，MPFC被认为主要负责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Northoff et al.，2006；Hanand Northoff，2009)。对加工高自我相关与低自我相关形容词时的神经活动进行比较，会发现MPFC区域活动增强(Moran et al，2006)，MPFC活动强度还与自我相关词语的记忆水平正相关(Macrae，Moran，Heatherton，Banfield，&Kelley，2004；Man＆Han，2011)。

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概念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在社会交往中形成(Hogg，2003)，因此可以预期，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可能会受到社会经验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发现个体间关系确实会对自我与他人的神经表征产生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Mitchell等人(2006)首先让被试阅读关于两个陌生人的描述，两个模特分别被描述为持有自由的或保守的政治态度，这样为每个被试产生一个与自己在政治观念上自己相似和不同的任务。在fMRI扫描中，被试分别推断两个目标对一组态度相关问题的观点和好恶，并对同样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发现，与自我参照过程相关的腹侧MPFC在推断与自我相似目标时出现激活，而推断与自我不相似的目标时则更多激活背侧的MPFC。

尽管Mitchell(2006)的研究表明，心理推断的神经相关受到个人经验的调节，但自我和他人在MPFC上的表征如何受到文化经验的影响仍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Zhu等人(2007)在西方被试和中国被试进行自我、母亲和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判断时对他们进行了fMRI扫描。实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的神经表征会是否在腹侧MPFC上出现重合，而西方被试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则在MPFC上是否表现出分离。结果表明，较之公众人物判断，中国和西方被试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均出现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对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在两组被试间出现了差异。对于西方被试，MPFC活动强度在母亲判断与公众人物判断间并未表现出差异，自我特质判断引发的MPFC激活则高于母亲判断任务，表明了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在MPFC上的分离。中国被试对母亲的神经表征模式与此十分不同。母亲判断任务在中国被试脑中引发的MPFC激活要显著高于公众人物判断任务。此外，母亲判断任务与自我判断任务涉及的MPFC活动在强度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表明中国被试自我和母亲在MPFC上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和重叠的。这些脑成像证据表明，表征与自我有关的亲密他人在神经基础上存在文化变异，并从神经科学角度对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构念差异的心理学模型进行了验证(Markus&Kitayama，1991)。

在随后的研究中，通过对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进行文化启动，自我及亲密他人的神经表征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说明(Ng，Han，Mao，&Lai，2010)。研究假定在香港长大的中国被试，由于同时受到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表征自我与亲密他人的神经活动在接受中国文化启动后会接近典型中国被试的模式，在西方文化启动后则与典型西方被试的特点更为类似。Ng等人(2010)发现，在受到中国文化符号图片的启动后，这些西方化的香港被试在自我与母亲特质的判断任务中均表现出MPFC活动的增强；然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符号的启动后，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出现了减弱，而在自我判断任务中则有所增强。因此，对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这种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动态认知神经表征会因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而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动态变化是与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实践长期累积的影响。

然而，MPFC活动在特质判断任务中的文化差异并非对所有亲密他人都显著。例如，Heatherton等人(2006)发现，对美国被试，与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活动在可以区分自我与好朋友。相比于字母判断任务(大写vs小写)，判断自我特质会使MPFC的活动出现显著增强，而判断好友则不会。与此类似，Wang等人(2012)在研究中让中国被试对自我、母亲、父亲以及好友进行特质判断。他们发现，中国被试的MPFC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强度与判断自我特质时相当。而判断父亲和好友特质的时候，MPFC的激活强度则小于母亲判断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与判断公众人物相比，判断好友并不引发更强的MPFC活动。这些结果表明，尽管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母亲的神经表征重合于MPFC，但不同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父亲、好友，在MPFC上的表征权重并不相等。

自我概念在一般性或情境化自我判断过程中的神经表征也会受到文化影响。Chiao等人(2009)在日本被试和欧裔美国被试完成一般性和情境化自我参照任务时对他们进行了扫描。前者要求被试对“一般意义上，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类似的问题进行反应，后者则要求被试回答诸如“当你和你的母亲在一起时，这个句子是否适合描述你”之类的问题。她们根据被试在Singelis(1994)自我构念量表上的分数将其分为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两组。结果表明，个人主义组的VMPFC激活在进行一般性自我描述时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描述，而集体主义组的VMPFC的激活则在情境化自我描述时更强。此外，MPFC激活强度在情境化与一般性参照任务间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量表分数之差呈正相关。Chiao(2010)还使用文化启动的方法研究了一般性／情境化自我特质判断相关的MPFC激活与自我构念之间的关系。启动程序由“苏美尔战土的故事”和“找出与家人朋友的异同(SDFF)”(Trafimow，Triandis，&Goto，1991)两种任务组成，这两种任务均被证明可以对自我构念产生影响。亚裔美国被试在完成一般性／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时接受fMRI扫描。半数被试在扫描前接受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的启动，另外半数则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结果表明，受到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启动的被试，其VMPFC与后扣带皮层(PCO)的活动强度在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中显著高于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而接受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的被试则正好相反：情境化自我判断任务比一般性自我判断任务引发了更强的VMPFC和PCC的活动。因此，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对于一般性自我与情境化自我在MPFC上的神经表征具有显著影响。

自我概念的神经表征同样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强调人类个体对于上帝的依赖，并主张抛弃作为受造物和罪人的自我，以便更彻底地臣服于上帝(Burns，2003；Ching，1984；Lin，2005)。此外，为了在上帝之爱中生活，人们必须承认自我的“虚无性”，并为实现自我超越而进行精神追求。这些观念对自我造成的可能影响是模糊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基督徒有关自我与上帝关系的信念可能会对其认识自我的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为了考察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对自我加工认知神经过程的影响，Han等人(2008)招募了基督徒与非宗教信徒各14人完成对自我和公众人物的特质判断任务，并进行fMRI扫描。实验主要关注基督教特有的精神诉求与实践所产生的两种心理学后果。首先，基督教对否定自我以追求精神生活的新年可能会弱化个体对自我相关刺激的编码加工。其次，强调从上帝的角度评判自我可能会强化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过程，并会在对自我特质的内省中涉及他人视角。如果这些假设成立，可以预期，相对于非宗教信徒，与自我相关刺激编码相关的腹侧MPFC活动在基督徒之中会被减弱。此外，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相关刺激的评判时会激活心理推断的相关脑区。事实上的确如此，结果表明，尽管非宗教信徒的VMPFC参与了自我特质加工，此脑区在基督徒被试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并未出现显著激活。由于VMPFC被认为是参与编码自我相关刺激的脑，此结果与上述第一个假设相吻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进行自我特质判断时会激活与推断他人心理相关的背内侧前额叶(DMPFC)。这支持了第二个假设，因为DMPFC被认为参与对自我相关刺激的评价和再评估(Northoff et a1，，2006，)，以及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过程。这些结果表明，在特质判断任务中，基督徒被试使用背侧MPFC区分自我和他人，而非宗教信徒则利用腹侧MPFC完成这一过程。因此，宗教文化同样可以调节自我人格特质表征的神经基础，但调节方式与东西方文化对自我神经表征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

第4篇：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还原论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03-07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简介：孟维杰，博士，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50080

一、认知心理学：人的心智从表征化到网络化

从当初的认知科学到现如今的认知神经科学，它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研究范式：符号范式（symbolic paradigm）、联结主义范式（connection paradigm）和具身认知范式（embodied paradigm）（Campbell&Group，2007，p，1）。认知心理学第一阶段是符号范式。符号范式以表征理论和计算理论为指导，以信息加工观点来实现对人的认知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表征理论是把认知看作是心理表征，即任一心理状态除了是它自身，它还再现着对象世界。它包含着关于对象世界的内容，或者更进一步说它包含的内容是涉及对象世界的意义；计算理论把认知看作是加工操作，即任一心理状态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变换为另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在无限多样的认知活动中，就可以抽取出一个有限的形式系统和一组有限的算法规则。在这样的理论支配之下，符号范式的研究规则是，把人的认知系统比作是计算机，主张计算机不仅仅是研究心智的工作，恰当程序化的计算机，加之正确的输入和输出，本身就拥有与人类意义相同的心智，可以呈现各种与人相同的认知状态。纽厄尔（Newell）和西蒙（Simon）均主张人工智能与人类心理可以统一于物理主义基础上（Newell&Simon，1990，p，109）。人类的心理具有与计算机同样的信息加工性质，只有在物理主义基础上，人类心智才能得到客观与恰当的解读。只是，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着重的是符号形式计算，而不是符号内容理解，或者说是从原本一体的句法和语义中分离了句法内容（葛鲁嘉，1995，第91页）。认知科学的计算心灵与现象心灵之间的关系一直就处于纠缠不清之中。因此，认知主义符号范式注重的是技能的或软件的描述水平，把心智看作是信息加工系统。

如果说符号模型注重以计算机为模板，探索的是人工智能加工机制，那么联结主义则效仿神经元相互联结的特性，这主要得益于神经网络的技术手段在模式识别应用中的价值体现（胡谊、桑标，2010）。联结主义范式以生物大脑的抽象结构和信息的并行加工作为理论模型，强调认知及其相应的心灵状态的一种突显属性（emergentproperty），即在简单的联结之中产生智能行为。其主要目标不是建立脑活动的模型，而是以一个类似于脑神经元网络的系统建立认知活动模型。它不是把认知解释成符号计算，而是注重网络的整体活动，它是由类似于神经元的基本单元或结点所构成。在联结主义看来，心理表征就在于网络突现的整体状态与对象世界的特征相一致。所以，它采纳分布表征和并行加工理论，强调的是网络的并行分布加工，注重的是网络加工的数学基础（葛鲁嘉，1995，第91页）。联结主义基于神经系统，或者说通过脑的生物工程来类比人的认知活动，把分布的表征和计算看成是认知加工。在这一点上，联结主义似乎要比符号表征范式更为接近人的认知活动。虽然符号范式和联结范式的观点与主张不同，但它们都接受了心理表征理论和认知活动计算理论的前提假设，换言之，主客两分及其相应的主体对客体的精确表征是形成正确认知的前提和基础（叶浩生，2010）。

从上述对认知心理学两种范式演变历程中，可以看出，两种范式的研究趋向都为自然式和分析式，都受制于源自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所导致的本体论、元素主义和个体主义。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基础假设是忽略了所有人类特有的参与的即时意识和现实（immediate reality of consciousness）。在两者看来，人的鲜活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都仍然被认为是次要的，只有能够找到能解读出人的认知活动机制与规则才是主要的（叶浩生，2010）。“正是由于认知写接受了笛卡尔的心灵概念，因而它倡导的是一个抽象人的概念……”（Prillehensky，1990）。同时，“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本体”的虚构性质，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主要在于这种理论失落了人、瓦解了人的现实世界，这才是根本的（高清海，2004，第417页）。因此，对于认知心理学发展而言，无论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认识论，还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体论，都需要融合现象学的视角，进一步阐释脑与心理的关系（胡谊、桑标，2010）。

二、认知神经科学范式：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契合

认知神经科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研究心脑关系的研究趋向，其特点是强调多学科、多层次、多水平的交叉，研究旨在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即人类大脑如何调用其各层次上的组件，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区和全脑去实现各种认知活动。认知神经科学主张利用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方法对复杂的运动、意识、注意、语言以及学习记忆等高级神经机能的生物学机制进行研究（Gazzaniga，1995）。它把行为、认知和脑机制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试图从分子、图触、神经元等微观水平上和系统、全脑、行为等宏观水平上全面阐述人和动物在感知客体、形成表象、使用语言、记忆信息、推理决策时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当下，认知神经科学一个重要的发展及其利用神经影像技术，对正常人进行某种认知操作时的脑活动模式进行无创伤性的功能成像。在探讨人类心理活动的脑机制方面，认知神经科学有其独特的无损伤性研究手段，即在大量借鉴认知心理学的行为实验方法基础上，广泛采用了脑功能成像技术。脑功能成像技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脑代谢或脑血流变化的脑功能成像（主要是PET和fMRI），一类是基于脑电或脑磁信号的脑生理功能成像（主要是ERP）。目前，PET和fMRI等研究大量使用的是组块设计（blocked design）实验范式，这种实验设计能得到较高的信噪比，适于思维等脑高级功能的研究；与PET和fM，RI不同，ERP在前两者出现之前，就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技术，其独特的分辨率优势使其成为人类心理活动脑机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手段。由于fMRI和ERP彼此在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上具有互补的特点，因此，同时记录被试脑活动的ERP和fMRI信号使ERPfMRI的优势同时得到发挥，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心理活动脑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刘昌，2003）。

三、范式检讨与文化自觉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的认知科学带来的重要观念突破在于超越了行为主义否认心智的狭隘观点，承认复杂行为和认知能力是经内在状态即心智的调节完成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是将心智的内部状态视为抽象表征水平的逻辑或计算过程。认知神经科学是从生物学视角来追溯人类认知发展水平，人类的生物神经系统并不同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功能主义或表征计算无法充分予以刻画。纵观从认知心理学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与演变轨迹，不难看出，在其并不平坦的探索过程中，始终是以笛卡尔“二元论”理念为核心，对自然科学精神的推崇始终是其不变的基调，人文精神与文化操守则日渐式微，范式检讨与文化反思之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折射和反映出心理学研究整体范式的转变和对人的心智探索的深化。

1.科学主义上位

显然，从认知心理学到认知神经科学，其内在的研究过程与研究理念及研究方式突显出浓郁的科学主义情结。科学主义是科学思想体系突出的、持久的特征。它以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前提预设。认识论以只有人类的认知活动才是科学信念为前提假设，从而使科学的地位在社会范围内不断得以拓展和提升；本体论是人类立足现实，通过概念化的逻辑关系去追求超越现实存在以外的本质、永恒原则和绝对真理，以便规范、理解和说明现实万物存在及其变化的实质和规律，并将其转化为独立体系，这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时空局限去直接认识和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而能做到这一点，似乎只有科学才能为之。巴鲁姆曾经指出，科学隐含着一种科学的职业精神，即认为有关研究问题的所有思想形成都应模仿科学的方法和假设一尽管科学本身并不是面向所有宇宙奥秘（Less，1996）。当科学被推崇到至高无上地位，并被认为是惟一有价值的认识活动时，其实，就产生了“科学主义”。

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后期的认知心理学尽管纠正了行为主义的外周论，但是其基本特征依然是在控制条件下对心智进行抽象表征和符号加工。只有在控制条件下，对心智进行类比计算机的信息加工处理，才能实现认知心理学对人类心智的探索从黑箱转向透明。正如有学者断言，“外部世界并没有进人大脑影响行为……因此，认知心理学研究重心在探索抽象水平上的表征。经典的假设是，信息的存储是极其抽象的因此，才能跨行业应用（Dietrich，2007）。”认知神经科学亦如此。一般的说，认知神经科学也是在实验室控制条件下，不仅要找出认知事件或行为事件相关的细胞机制或者大脑区域的活动，而且要找出解释这些事件的机制，即从分子、图触、神经元等微观水平上和系统、全脑、行为等宏观水平上全面阐述人和动物在感知客体、形成表象、使用语言、记忆信息、推理决策时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从中在人类心理与神经过程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认知科学家使用封闭的、没有内部相互作用的系统机制作研究，试图通过提供这种系统机制来隔离和解释事件，借助描述机制以知觉经验和记忆的方式解释回忆的能力，这个机制可以用来获得、保持、提取和使用信息。所以，从控制的层面来说，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式、研究过程与研究理念，无不体现和渗透着浓郁的科学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为心理学搭建和支撑起了视野恢宏、理论宏大、方法精致的科学世界，心理学在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推动下，科学主义情结日益凸显，从而在科学殿堂中树立起堂皇的科学形象。

2.理性精神越位

从哲学发展历史上，有两种视角来指称理性（崔月琴，2003）：一种是从本体论视角，被称之为传统理性。这种理性被视为宇宙之本源和世界之灵魂一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是世界客观的秩序原则，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代表。传统理性哲学将理性视为无所不包，决定着万物的总体结构、运行秩序和格局，并一直致力于人与理性的客观秩序的和谐；另一种是人性论认识视角，被称之为启蒙理性。在传统理性统治的时代中，科学被界定为对超越时空界限，永远追求自然法则的一种精神。人类的理性能力独立于感知和身体运动；理性是一种自治的能力。所谓自治就是可以与身体相分离。理性在心理学追求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渐渐成为了维系和支撑心理学科学化水平的基本精神和规则，并将其发展到极致，上升到了理性“主义”的高度。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是信息加工心理学还是同时经历了“心理学转向”的早期认知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都在追求一种普遍理性形式。这就是当时的所谓的“时代精神（李其维，2008）”。认知心理学中表征模式与网络模式其实就是在控制条件下试图实现对人内在心智的探索。这种探索从实验室环境设置，到实验过程控制，再到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对比，实际上是在科学理性精神支配下，以价值中立的立场，以精致的机械图景式自然科学传统为支配，人的心智系统被视为是机械性、线性存在，以严格和精心设计的实验室环境为背景，以标准化、规范化和量化的实验程序为手段，以计算机类比人类大脑，期望能建构起在时间和空间中关于人的具有普适性的心智体系。认知神经科学中理性主义精神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以神经生物学研究技术与研究方法，彰显逻辑力量的话语方式，中立研究立场与普遍性结论为根本特征，把行为、认知和脑机制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分子、神经元等微观水平上和系统、全脑、行为等宏观水平上全面阐述人和动物在认知与信息加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这种研究模式是为了实现其研究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将人的心理与人的神经系统建立关联，从中找到人类心理的具有普适性的解说。因此，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出于对理性精神的操守，不断成就心理学自然科学的模式和传统，也为自己获得了自然科学自身规定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它们的研究在学理上所从事研究依旧是替代性研究，就是以对心理行为研究代替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研究，对理性思想崇拜代替对个人与群体研究，对抽象人格特质研究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真实个体身份研究，对抽象的“心理”实体研究代替对心理日常现实研究（周宁，2005，第39页）。这种替代性研究其实是理性主义过渡张扬的直接体现，其结果是把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中的“人”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环境中被抽离出来，置于狭隘的科学实验环境中，成为了平均化、平面化、匿名化、结构化及抽象化的“人”。因为科学心理学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理性精神和逻辑分析思维，心理学家希望确立人的行为和心理功能元素周期表……文化被看作是情景因素，并没有包含在设计当中（Kim，2000）。

3.心理学生态性失位

心理学“生态性”是针对心理学实验室研究许多人为因素，脱离了日常生活事件而提出来的（傅荣、翟宏，2000），探讨的是如何能获得实验的严格性而又要保持实验的生态学效度，即心理学实验室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问题。“生态性”来源于生态学（Barker，1968，pp，124-136）。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及规律，并探讨生态环境对有机体造成影响的科学。它主张人类的天性亲近自然，亲近生命，具有一种生态无意识。这种生态无意识潜藏于内心，是一种自我观念在内心扩展结果，最终成为一种有机体与生态系统生活的认同和相互渗透的自我意识。（Barker，1968，pp，5-14）

事实上，由于个体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环境就不再是对个体的简单刺激，个体也会对环境产生反作用。行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双向互动性、发展性和关联性，可使有机体获得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实现自主的能动性。心理学家卡思玛指出“文化提供了物质与符号工具。人类正是通过文化去适应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并建构关于世界与自我的观念，即遗传信息与文化信息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人的心理发展过程”。（Kashima，2000）从这个层面来讲，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范式都面临着生态性效度缺失的尴尬。很显然，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将人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在精心设计特定的实验环境中，以精致的实验方法为支持，履行着严密的实验程序设计。然后，将得出的实验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客观地寻求人的心智与神经过程之间的关联，力求做到结论的外推性和普遍性。这里，其实是将人类心理从其所生长的“生态环境”中被剥离出来，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纯粹、抽象的“心理”实体，去除可能会影响和制约实验过程和结果的“生态性”因素，以符号表征、神经元网络及神经基础为研究模式，以计算机或脑无损伤成像设备为研究工具，让人的心智面对有限的若干刺激，期望着实验程序和结果与预设相同，然后将实验结果推广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这种类推式研究必然会产生生态学效度失真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验室研究知道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知觉价值很小，因为考虑到实验室知觉研究人为性，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无法看到实验室环境中所设计的一切，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对人的知觉在现实生活中解释的信度（Winter，1996，pp，239-241）。“就人的心理过程来说，心灵和世界是一个更大或整体的共同组成部分，相互分享着它们的特性。其中，情境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脱离了情境就无法理解任何东西”（Yanchar，2005，p，172）。所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有关生态学效度问题既关涉到其研究结果的外推的广度，同时，也影响到研究过程的普适性，这是两者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为确保科学性和精确性而牺牲其生态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

4.逻辑语词体系错位

与其他形式的科学一样，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充满了逻辑语言。通过语词分类，把知觉混沌的世界秩序化，从而便于认识和实践，这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本能（石中英，1999，第86-97页）。当语词逐渐演绎，伴随着人类理性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表达的工具，演变成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无意义的、简单的“符号”。以这些特质为特色的“符号”发展成为概念和判断的表达手段以后，其实，它已经放弃了丰富性和充分性的语词意蕴而获得了科学概念，具有了抽象性和确定性的新的形式。从而，语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性和中立性“符号”而日益孤立起来，彼此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每一个语词只有依靠自身种属的分类系统和逻辑联系，按照一定的发生程式才能与其他语词发生联系。于是，逻辑演绎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和膨胀，以至于发展出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逻辑语词体系。所以，精确性、确定性、准确性、普遍性、同一性等特质成为了科学语言的标志和语言诉求（石中英，1999，第170-171页）。

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秉承了自然科学中逻辑语词的精致性和中立性，奠定了逻辑语词的优势地位，至于心理学中具有丰富表达意义和智慧的理解性语言，如隐喻语言或日常语言，因为其并不具备逻辑语词的精确性与客观性，所以，也就在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话语表达体系中失去了话语权。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中存在大量的凸显以简单性、抽象性和精致性为特征的逻辑语词或话语元素，如神经机制、神经元、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符号表征、计算表征、语言结构、心智类比、结构方程等，其研究过程是在精确控制实验室中，以计算机、ERP、PET、fMRI等作为研究工具，以生理学语言、数学语言和神经生物学语言为话语方式，构建起以最简单的逻辑语言形式来阐释和说明最复杂的人类心理心智，并追求普遍适用性的一种准则。因此，从一定层面上而言，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以无所不包的科学精神建构起结构化、平面化和抽象化的逻辑语词世界。只是，这个过于理性和客观的科学世界已经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样的逻辑语词世界只能容存我们的身体，却无法安顿我们的灵魂。

5.人的主体性缺位

西方心理学历史上，还原论（reductionism）始终伴随其科学进程。还原论是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只是，还原论一旦从适用走向极致，它的作用则会走向反面，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心理学中人的主体性迷失。认知心理学基于计算隐喻，心智被认为是按照某种程序对符号进行的操作。第一代认知科学的任务就是去为各种心智活动构建各种算法和程序（Stin，1990）。在认知心理学中，符号加工模式被还原为信息的接受、编码、提取和输出过程，信息在各个独立的加工单位中依次得以处理，最终输出信息。所以，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类比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同于人的智能，智能运作类比计算机信息加工，这是典型的还原论模式。有学者指出，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误在于对于符号表征及其计算的假设过于依赖，以至于把“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完全等同起来，模糊了心与物的界限（杜晓霞，2009）。认知神经科学主张利用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方法对复杂的运动、意识、注意、语言以及学习记忆等高级神经机能的生物学机制进行研究，即通过脑认知成像技术所观察的乃是伴随心理现象而发生的脑神经生理活动。它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寻找各种认知活动的神经系统分子基础，在细胞以下基因分子水平对脑的实质进行探讨；单神经元放电和脑皮层场电位的记录让人们能在细胞水平了解认知功能的神经电生理的基础等。所以，以还原论视角，认知神经科学是从神经与大脑的层面来回答和解释“大脑如何创造精神”这一核心命题。正如有学者主张，认知神经科学是还原的，所以它不能完全解释一个人的心理。它最多只能说明神经事件与认知或行为事件之间的相关。文化、历史条件等是理解人类知识和行为的真正相关因素，神经科学对这些没有真正解释（杜晓霞，2009）。丹尼斯就对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表达了警醒与反思，他说：“心理学正面临着在某些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完全受到各种脑研究驱动的危险”，他指出，认知神经科学“不能取代心理学的行为层面的研究，因为所有的神经科学实验设计必须基于已知的心理学的知识”（荆其诚，2006）。我国有学者也很清醒地认识到，通过脑认知成像技术所观察到的乃是伴随心理现象而发生的脑神经生理活动。凭借这些生理活动往往难以区分复杂丰富精神活动的特异性，因此现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尚不能用来寻求心理现象的因果解释，众多研究只是揭示心理现象与脑神经活动的相关关系。所以，需警惕丧失心理学研究的主体性而迷失自我，避免走入企图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生理现象的盲区（张卫东、李其维，2007）。

结论

当下，认知心理学在困境中出现了转向，开始强调把认知放到实际生活中加以考察，将认知的本质视为一个活的身体实时（real time）环境中的活动，因此出现了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概念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情境性、具身陛、动力性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首要特征（叶浩生，2010）。第二代认知科学有着这样基本的理念，即人的鲜活经验的变化，可以由脑与行为的变化来说明；反之亦然。认知科学从符号范式、联结主义范式到聚身范式，其实是暗含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学视角转变：从自然的到自然的与现象的整合（胡谊、桑标，2010）。如果说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符号计算范式展示了人类有意识的符号思维活动的重要特点，即一种遵循规则的逻辑能力，但是这个范式不能充分地描述常常是无意识的身体水平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具身认知方式则不是描述的、序列的、离线的（off-line），而是协调的、并行的、在线（on-line）（Clancy，1997，p，1）。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作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而是应该采取克兰西深入分析的“既-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描述的模型是错误的而情境认知是正确的。相反，我的宗旨是揭示不同观点如何可能调和”。（Clancy，1997，p，3）

第5篇：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 心理理论；模块论；模拟论；理论论；执行阐释

分类号 B844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1.007

1 引言

“心理理论”，也称心智化，它是指个体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并据此推测他人行为的能力（文， 林崇德， 2004）。发展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都非常注重心理理论研究，然而两者考察了该社会认知能力的不同方面。发展心理学家侧重于心理理论是怎样获得的，而社会神经科学家更注重心理理论激活的大脑区域。心理理论的神经影像研究已经关注到与心理理论有关的神经区域的差别，并且区分了不同群体的心理理论加工过程和系统，然而，它还没有明确的与发展理论联系起来。两个领域虽有明确的联系，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整合在一起。本文的目标是试图通过整合发展神经影像方法来推进心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将介绍与心理理论的理论解释有关的神经影像证据，以使该领域更加概念化、理论化和方法论化。

2 模拟论

2.1 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模拟论认为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心态是通过自我心理内的模型完成的（Gordon， 2013）。该理论认为在推理他人的心理过程时，知觉者可以利用他们自我心理状态及相关情境下自己的经验来解释他人的相似心理。个体在利用模拟论理解他人心理时只需要想象着他们正在体验他人具有的内在心理状态。模拟论可以合理解释心理理论的发展轨迹，即从早期的错误信念理解到后期要求更复杂的模拟心理理论任务（Bradford， Jentzsch， & Gomez， 2015）。

2.2 验证标准

模拟论认为使用自我投射是心理理论的基础，即需要展现想象力（Lillard & Kavanaugh， 2014）。研究发现，听力正常家庭聋童心理理论发展滞后可能就与其缺乏模拟能力有关（郝坚， 苏彦捷， 2015）。在模拟论中，儿童的经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心理理论的神经网络应该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具自动化。理论上来说，模拟进程应该会被神经影像学技术研究证明，一个与自我相似的、他人的心理理论任务激活了特定的神经网络。

2.3 社会神经科学的证据

将自我投射到他人的模拟加工的神经网络系统主要包括皮质中线结构。皮质中线结构可能支持评价性模拟，因为该结构被发现参与到对自我和他人的意图、控制性和评价性思维的加工中（Uddin，Iacoboni， Lange， & Keenan， 2007）。该结构的激活可以作为模拟加工的象征。比如，Saxe（2006）发现，成人在进行自我反思任务和信念推理任务时激活了皮质中线结构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内侧楔前叶。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揭示皮质中线结构不仅仅参与加工他人的心理状态，更参与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加工活动（Pfeifer， Masten， Borofsky， Dapretto， Fuligni， & Lieberman， 2009）。研究发现个体在评价自己和别人时似乎激活了大脑的相似区域。另一项研究显示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后部在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churwek， Schecklmann， angguth， Dohnel， Sodian， & Sommer， 2014）。还有研究发现，相比不相似的人，个体更倾向于将自我的心理投射到与自己相似的个体（Schurz， Kronbichler， Weissengruber， Surtees， Samson， & Perner， 2015）。与这些研究结果相一致，内侧前额叶皮层的两个区域，尤其是它的腹部和背部，在成人思考相似或者不相似个体时，激活程度是不同的：在思考与自己相似的个体时，腹侧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反应更灵敏；在对与自己不相似个体进行判断时，背侧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反应更加灵敏（Mitchell， Macrae， & Banaji， 2006）。一项元分析也证明了上面的结论，该分析揭示心理理论在内侧前额叶皮层有个空间梯度，自我相关判断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相关，而其他相关的判断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相关（Denny， Kober， Wager， & Ochsner， 2012）。总体来说，在思考相似和不相似个体的品质或者心理状态时，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不同区域，该结论显示有些特定脑区在反思自己和模仿相似的其他人心理状态时起作用，而有的脑区可能对不相似的其他人作出判断的加工形成支持。

到目前为止，结果显示皮质中线结构在模拟中起作用，尤其是成年人推理不相似的他人时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成人不同的是，儿童在自我推理时激活了腹侧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在皮质中线结构激活上的变化可能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模仿和推理其他相似或者不相似的人有了特定的加工过程，而儿童的大脑可能在这个方面没有专门化。另外，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皮质中线结构在童年时期心理理论的获得方面起了作用。尽管成人的研究已经显示，当评价相似或者不相似的他人时，内侧前额叶皮层中背侧/腹侧具有特殊化作用，但是对儿童时期的相关研究是很少的。有研究比较了9到10岁的儿童和成人对于自己和熟悉个体、虚构个体的评价，研究显示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随着个体的不断成长而改变（Pfeifer， Lieberman， & Dapretto， 2007）。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支持模拟理论。关于模拟论已经有了很多发现，但是只有少部分研究指出镜像神经元是模拟所需的要素（Rotenberg， Petrocchi， Lecciso， & Matchetti， 2015）。根据新经验主义，概念一般被认为包括模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建立在感知、动机以及其他系统上的。这里的术语“模拟”指的不是参与者模拟目标的经验，而是感觉、动机、情感和内省的激活。

儿童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背侧和腹侧在加工相似/不相似他人心理状态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否像成人一样也呈现特殊化？这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证实。另外，最新的研究指出镜像神经元是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加工他人心理状态时，镜像神经元系统与皮质中线结构具有怎样的联系？二者对心理状态加工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异性？这也需要进行深入地考察。众多研究表明知觉者只在合理使用自我心理状态作为他人参照的心理理论加工过程中才会选择性的使用自我参考策略。与此相比，当个体认为自我与他人不相似时，他们会拒绝将自我的心理体验投射到他人身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个体怎样对与自我不相似的个体的心理状态进行推理？也就是说，当投射不适合时，个体采用什么样的认知加工？这个问题对社会认知的研究者来说仍是一个未解决的挑战。

3 模块论

3.1 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模块论认为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建构基于个体先天的大脑结构和模块。模块化理论假设心理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先天神经结构中的心理状态的推理机制。在心理理论方面Leslie等提出了著名的模块机制，他们提出的中心理论认为婴儿在出生第二年，先天的心理理论模块开始工作，在儿童后期，抑制选择加工促进了与年龄有关的心理理论能力，该加工过程渐渐可以控制心理理论任务的执行要求（Leslie， Friedman， & German， 2004）。

3.2 验证标准

领域特殊性、快速的加工、限制性的输出、专门的神经结构和障碍特征模式是模块论的典型特征。基于这些严格的标准，Leslie的模块论可能是所有心理理论中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模块论的发展成熟，可以被清楚地检测，神经影像学证据十分有利于对这个理论进行验证。首先，如果一个特定的大脑区域或者是大脑区域结构，无论何时只要个体参与心理理论推理都可以被持续激活，这样就可以支持模块化的观点。第二，这种活动模式不仅在早期发展时期而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会出现。神经网络的激活是随着经验调整的，但相同的神经区域应始终参与发展过程中的所有方面。第三，为满足专用神经结构的标准，心理理论加工激活的神经网络需要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如果负责心理状态推理的神经系统不具有选择性，或者只是在童年或者成年期加工心理状态时才有选择性，那就会挑战模块化体系。最后，如果Leslie提出的抑制加工是正确的，那么在幼儿园期间，心理理论的发展应该和与抑制加工有关的神经区域联系起来，而不是只与心理理论有关的神经区域相联系。

3.3 社会神经科学证据

与模块化解释相一致的是，尽管心理理论神经网络的组成在各研究中有所不同，但一个成人心理状态推理的神经网络已经确立。与心理理论加工密切相关的最典型脑区包括皮质中线结构（该脑区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和内侧后顶叶皮质）、后扣带回、楔前叶以及两侧的颞顶联合区（文， 刘岩， 高艳霞， 陈晶， 张文新， 林崇德， 2008； 文， 黄亮， 张振， 宋娟， 白丽英， 2014； Schurz，Radua， Aichhorn， Richlan， & Perner， 2014； Young，DodellFeder， D.， & Saxe， 2010a）。

颞顶联合区是心理理论模块的强大支持者，它选择性地为心理状态信息进行反应（Saxe et al.， 2009）。而皮质中线结构还支持像整合和预测的能力（Spreng & Grady， 2010），所以其对心理理论加工不具有反应的选择性，因而该脑区结构不符合心理理论模块的标准。

早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两侧的颞顶联合区在成人的心理状态推理中都被激活（Saxe & Kanwisher， 2003； Saxe & Powell， 2006）。适当的比较条件是颞顶联合区和心理理论模块论关系解决的关键。如，Saxe和Powell（2006）发现与阅读故事主人公非心理状态如身体感受或身体特征相比，个体在阅读故事主人公的想法时显著激活了双侧颞顶联合区和后扣带回。

最近几年，对成人心理理论的研究支持以下观点：颞顶联合区尤其是右侧的颞顶联合区，对心理状态推理具有选择性，它可能是心理理论模块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研究采用经颅磁刺激（TMS）发现，破坏了右侧颞顶联合区功能后，被试解读心理状态信息时表现得困难（Young， Camprodon， Hauser， PascualLeone， & Saxe， 2010b）。Dohnel（2012）也发现右侧颞顶联合区在成人的正确或者错误信念推理中都被激活。

如前面所阐述的，颞顶联合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应该具有相似的选择性。已有的证据并不十分支持模块化。尽管8到12岁的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推理的心理理论故事中比推理非心理理论故事更强的激活了双侧颞顶联合区

（Kobayashi，Glover， & Temple， 2007），然而更小的儿童的颞顶联合区脑区没有表现出这种选择性。例如，研究发现与社会推理相比，6到11岁的儿童右侧颞顶联合区对于个体的心理或者身体表现出了同样的激活，而更大儿童的右侧颞顶联合区对心理状态信息表现出了更强的激活（Hollebrandse， Hout， & Hendriks， 2014）。与之有关的是，

Gweon，Dodell， Bedny和Saxe （2013）发现5到11岁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侧颞顶联合区对于心理状态信息的选择性不断增加。总的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该脑区对于心理状态信息的选择性也在增加。该发展轨迹对于当前的模块论提出了挑战，模块论认为心理理论模块的选择性在生命早期就表现出来了。

此外，即使是在成人时期，与心理理论推理不相关的任务好像也激活了颞顶联合区，这再次违反了特定性标准。Sabbagh（2011）提出右侧颞顶联合区可能是心理理论和其他任务的共享脑区。比如，在注意适应（Mitchell， 2008）、集中注意（Geng & Vossel， 2013）、目标检测（Kubit &Jack， 2014）和运动的抑制反应中（Rothmayr，Sodian， Hajak， Dohnel， Meinhardt， & Sommer，2010），右侧颞顶联合区都被激活。然而，右侧颞顶联合区的特定区域对于心理理论加工具有特定的选择性。比如，Rothmayr（2010）发现右侧颞顶联合区的背侧参与注意调整，而腹侧可能专属于信念归因。对于双侧颞顶联合区角色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和颞顶联合区在心理理论加工中作用的不明确，可能是因为fMRI数据具有不同的分辨率，更高的分辨率可以解释更具体的或差异性的激活。

综上所述，Leslie的模块化理论认为婴儿在出生第二年，先天的心理理论模块就开始工作，在儿童后期，抑制选择加工促进了与年龄有关的心理理论能力。伴随着认知神经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可以探测2岁的幼儿心理理论加工的脑机制，揭示心理理论加工的先天模块。同时，抑制加工在儿童期心理理论加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关键期目前还不清楚，还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确定。最后，颞顶联合区或者颞顶联合区的一部分在推理心理状态中的作用是否具有选择性仍然是不明确的。

4 理论论

4.1 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理论论假定关于心理的知识存在于特定领域的理论中，基本观念的变化带动了儿童心理状态理解的发展（Gopnik & Wellman， 2012； 郑玉玮， 文， 2014）。该理论表明，抽象理论的有关内容是从形成心理概念体系的社会中一点点收集起来的。因此，个体可能学习一系列他人工作的“原型”以及整合他人的“社会语法”来解释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的经验在概念形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Lillard & Kavanaugh， 2014）。

4.2 验证标准

在心理理论的研究通常显示理论论对现有的发展数据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尤其是解释儿童评估由简单到复杂心理状态的一系列加工过程（Carlson， Moses， 2001）。大量研究证明，伴随着儿童经验的增长，其理解心理状态的概念也在不断进步（Lohmann & Tomasello， 2003）。理论论可以被以下证据所支持：（a）支持领域特殊性概念结构的神经结构或者神经网络的证据；（b）与概念的变化有关的，同时与年龄也相联系的神经变化的证据。理论论的主要预测是：由经验导致的概念的变化促进了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因为当前对概念的变化是怎样反映到大脑中的问题还不清楚，所以理论论可能在神经影像学方面遇到了最大的挑战。

4.3 社会神经科学的证据

模块论的大部分证据与领域特殊性结构有关。比如，证据显示颞顶联合区由其支持心理理论，这与理论论和模块论观点都一致。而且，颞顶联合区对心理理论表现出的选择性对模块论提出了质疑，但没有影响理论论，因为选择性的增加可能反映了随着年龄增长的观念的转变。另外，虽然大脑区域缺乏选择性对模块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它是不反对理论论的，因为对于是否同一神经系统能够被不同目的所激活的观点，它是中立的。

颞顶联合区可能与观念的变化在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密切相关。比如，目前的成人研究显示颞顶联合区可能在个体区分内部的、当前的自我观点与外部的、他人的观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orbetta， Patel， & Shulman， 2008）。另外，由疾病或者电流刺激中断颞顶联合区的活动导致个体对身体和环境产生幻觉、误解等表现，再一次显示颞顶联合区在内部和外部表征中起作用（Lenggenhager，Tadi， Metzinger，& Blanke，2007）。如果颞顶联合区确实参与更新个体的内部期望与外部现实，那么就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该脑区在概念理解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儿童必须整合他们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状态的信息进而更新他们的假设。与该假说有关的证据是目前使用负荷调整范式的研究（Sabbagh， 2011； Sabbagh，Hopkins， Benson， & Flanagan，2010），该范式要求个体根据自己的预测举起一个意外重量的物体。负荷调整任务测量了儿童是怎样根据与最初假说相冲突的证据而有效调整了他们关于物体重量的概念的。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右侧颞顶联合区参与了负荷调整任务，这表明右侧颞顶联合区参与更新原来的假设并形成更精确假设的加工过程（Jenmalm，Schmitz， Forssberg， & Ehrsson，2006），这与一个个体根据理论论更新心理理论假说相似。与理论论相一致的是，Sabbagh发现3到4岁儿童的心理理论推理水平与其负荷调整的能力相关，因为在心理理论和负荷调整中都需要根据经历改变原有的概念结构。另外，在休息状态时，儿童颞顶联合区的α波与心理理论推理和负荷调整都有关，这表明与概念变化有关的神经发展可能促进个体在这两个任务上的表现（Sabbagh， 2011）。

有研究使用注视时间范式发现，15个月大的幼儿可以通过非言语错误信念任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的儿童才可以通过二阶错误信念这一更复杂的推理（Ruffman， 2014）。研究发现7岁的小孩可以通过口头错误信念推理任务，但是却无法通过一个同样复杂的低言语任务（Hollebrandse， Hout， & Hendriks， 2014）。这一发现表明言语支持关于信念的显式推理，它可能通过促进认知的发展来增强对别人信念的理解。另一项研究发现，语言的复杂性能够调节8～10岁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成功性（Wang et al.， 2016）。还有研究发现，伴随着认知资源和言语的发展，青少年的心理理论能力相比学前儿童有了很大的进步（Im-Bolter， Agostino， & Owens-Jsffray， 2016）。这表明，后期言语的习得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心理理论的推理能力，而后期言语中包含了很多理论，也许正是这些理论的获得发挥了作用。

一个对心理理论的理论变化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方法是去验证心理理论的相关脑区结构如皮质中线结构、镜像神经元系统和颞顶联合区等是否可以随着心理理论的进步而出现发展性变化。也许在儿童早期阶段发生变化的神经系统就是在概念变化中发挥作用的系统。只有少数研究关注心理理论概念的变化在神经层面的表现，研究者从考察概念和神经变化关系来进行研究。其中一个研究热点为内隐和外显记忆的不同神经机制。Schott（2005）发现内隐记忆激活了前额叶、梭状回和纹状体区域，而外显记忆激活后扣带回、楔前叶和顶下小叶。这个研究可能与理论论有关，因为婴儿期和儿童早期不成熟的心智化被认为是一个内隐的心理理论，而学龄前儿童的错误信念这一更具言语形式的心理理论可能代表外显的心理理论（Low & Perner， 2012； Thoermer，Sodian， Vuori， Perst， & Kristen， 2012； Wang， Low， Jing， & Qinghua， 2012）。内隐和外显心理理论的加工可能依靠部分独立的脑结构，就像内隐和外显记忆加工那样。另外，可能发生从内隐到外显心理理论的变化，因为心理状态概念的理解是不断进步的。与这种可能性相一致的是，Wellman（2008）的研究表明，与学前期儿童一样，婴儿对于意图行为的注意可以预测他们的心理理论能力，这显示了从内隐到外显理解的一种联系。

总体来说，尽管目前的研究开始关注理论论，但是关于心理理论的理论变化的神经证据还是很少（Sabbagh， 2011）。目前，只有少数研究关注心理理论概念的变化在神经层面的表现，今后还需要大量研究揭示该问题，阐释个体概念发展的关键期与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关系。未来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内隐和外显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揭示二者神经机制的差异。另外，神经体系的发展应该与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行为表现有关。这种类型的理想化研究需要采取纵向研究，从那些还不具备相关的心理理论概念儿童开始，直到他们通过过渡期获得心理理论概念。

5 执行阐释

5.1 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执行阐释假定儿童推理心理状态的困难至少部分源于为了产生一个不同观点而抑制自我观点的挑战，或者将有关的观点保持在工作记忆中存在困难（Carlson，Claxton， & Moses， 2015）。该理论假定在学龄前阶段，执行功能的发展对于心理理论的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郭筱琳，任萍，马凤玲，徐芬， 2016）。关于执行功能在心理理论推理中的作用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表明执行功能能够满足心理理论的需要，即使是在缺少其他加工过程的情况下执行功能也能支持心理理论推理。另外一个观点表明执行功能不能满足心理理论，它需要依靠别的认知加工的支持，尽管如此它对于心理理论还是重要的。

5.2 验证标准

执行阐释被大量的研究所支持，这些研究在控制了年龄、言语能力和其他混淆变量后证明了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之间存在高相关（苏彦捷， 于晶， 2015； Devine & Hughes， 2013）。就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推理的关系而言，支持执行功能的大脑区域应该也参与心理理论任务。另外，如果在心理理论推理中，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激活的大脑区域是接近的或者结构、功能上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证据也会支持执行理论。理论上，神经影像证据应该在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激活神经结构的连通性方面提供信息，这方面的信息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很容易检测出。

另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个特别的执行功能：抑制控制。因为以下几个原因：（1）在学龄前阶段，抑制控制已经被作为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过程（Carlson，Moses， & Claxton， 2004）；（2）成人的行为和神经心理研究显示，在某些心理理论评估中，抑制起到了必要但不充分的作用（Fanning， Bell， & Fiszdon， 2012）。

5.3 社会神经科学的证据

第一方面的相关证据来自于与抑制任务相比较，个体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神经活跃度。比如，Van der Meer（2011）研究揭示高抑制的错误信念任务和停止信号抑制任务都激活双侧额下回，这体现了相同的神经控制机制。另外，Rothmayr（2010）发现抑制控制和错误信念推理任务激活了一些相似的神经区域，如额内侧的右上部、右颞中回、双侧额中回和双侧颞顶联合区。然而，对执行功能能够满足心理理论这一观点提出挑战的是，Rothmayr也发现抑制控制和错误信念任务激活了一些不同的神经区域，如中央前回左上部、额上回的左下部和中部、左侧颞中回、左侧颞顶联合区、楔前叶和两侧丘脑。

第二方面的证据是通过比较评估心理状态的神经基础和评估了解非心理的表现来提供严格的控制。Saxe和Kanwisher（2003）发现相比较于错误照片的故事，错误信念故事更强地激活了成人的双侧颞顶联合区。这表明，心理理论激活的神经区域超过了抑制激活的脑区，错误信念和错误照片条件都要求相同的抑制控制，他们只是在心智化方面有区别。进一步支持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之间的神经机制差别的是一个研究显示了右侧颞顶联合区是与错误信念有着特殊联系的，反之错误符号推理则激活了左侧颞顶联合区（Perner， Aichhorn， Kronbichler， Staffen， & Ladurner， 2006）。在该研究中，错误信念和错误符号推理被设计为在抑制上的需求相同，右侧颞顶联合区支持错误信念推理，显示了执行功能是满足不了心理状态推理的。

第三方面的证据试图通过操纵信念任务本身来揭示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之间共同和独特的神经基础。比如，Van der Meer（2011）的研究比较了两种早期的错误信念，一个要求在不了解物品位置的情况下进行错误信念推理（低抑制条件），一个要求在了解物品位置的条件下的错误信念推理（高抑制条件）。与低抑制条件相比，高抑制条件的信念推理更强地激活了与认知控制或冲突操纵有关的脑区，如双侧额下回、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脑岛。相似的是，Hartwright（2012）考察了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加工机制。他们发现成人的心理理论神经网络（比如双侧颞顶联合区）的活跃度可以调节，执行控制区域（比如腹侧前额叶皮层）也是如此。这些发现证明执行功能对于错误信念推理是必要的，但对于正确信念推理不是必要的，从而支持执行控制的不同神经区域可能在不同心理理论推理中被激活。

如果先前讨论的理论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执行功能在儿童期心理理论获得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这方面的证据很有限。只有一个神经影像研究验证了童年时期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Sabbagh（2009）验证了学龄前儿童心理理论和静息时的α波（6-9 Hz）之间的关系。α波是一个EEG波形，它被认为反映了大脑发展过程中功能性、领域一般化和成熟的变化。不论个体年龄以及在执行功能任务中的表现如何，个体在休息状态下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的α波与错误信念理解的α波不同。这个结果表明在早期发展中执行功能是不能满足心理理论的。然而在生命发展的早期或者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执行功能是否是心理理论的必需条件，是否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是否是心理理论的表达形式，这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总体来说，一些神经证据支持心理理论发展中的执行理论。然而，虽然在支持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区域之间有重叠部分，但是这些区域在心理理论概念获得中发挥的作用还是不清楚。与行为发现一致的是，神经方面证据显示执行功能是满足不了心理理论的，但执行功能可能对于某些心理理论推理是必要的。

6 未来的挑战和研究展望

6.1 挑战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于理解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有重要的作用。上述讨论的每一个理论都有一些神经证据支持，同时每个也都会被质疑。也就是说，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考察这些理论。目前，在心理理论获得的各种理论的神经证据方面，至少有四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需要更好的心理理论的理论，以便神经影像研究可以更好区分它们而不是简单地积累支持它们的证据。一部分问题在众多理论之间也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比如，没有观点认为模拟化理论或者理论论不含几个模块基础，以便为模拟论和理论论提供更多灵活的机制。另外，执行功能的发展可能在促进更准确的模拟和更复杂的理论建设方面起了作用。然而，因为这些理论在这些点上太模糊，所以很难评估一个证据支持一个理论而不支持其他理论。只有等到更好的理论来明确表达这些，否则相关方面的神经证据是不可能完全辨别它们的。

第二个挑战是心理理论获得机制在神经水平上很难充分地表达。比如，概念的变化，这个理论论的核心机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在行为和神经水平方面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同样，模拟化是很难去定义的，因为有许多方法去接近另外一个个体的心理。此外，模拟化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自动化/内隐或意识/外显的程度，这种差别直接关系到模拟是如何被测量出。相比之下，模块论在解释和量化神经选择性的进展方面，提供了一个关于复杂的神经过程怎样被测量和如何用来检验一个理论的范例（Saxe， 2010）。如果可以在大脑活动的差异以及神经结构选择性方面来量化概念变化或者是模拟化，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获取证据支持或反驳这两个理论。

第三个挑战是心理理论文献中采用任务的异质性。尽管大多数心理理论关注认知心理理论任务而不是情感方面，但是心理理论范例差别很大。至少研究之间的一些分歧和不一致可以被不同任务结构和任务要求以及不同的概念内容来解释。因此，这些神经成像研究的意义对于心理理论获得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同样的挑战来自研究中被试年龄和神经影像学的方法和分析的不纯一性。

最后一个挑战是心理理论神经影像研究主要是针对成人在线心理理论加工的研究，只有一小部分研究考察了心理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是怎样获得的。成人研究在理解心理理论的神经层面是重要的，但直到对神经系统怎样支持心理理论的发展轨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能对不同的心理理论获得理论假说进行强有力地验证。考察概念变化神经机制的研究应该对儿童进行深入地研究，所考察的儿童应该是处在获得心理理论相关概念的过渡期，也可以操纵他们向获得成功概念过渡。幸运的是，技术和方法已经进步到可以对很小的儿童进行考察，尽管会有少量数据的丢失，但是这为我们最后揭示心理理论获得机制提供了机会（Cantlon，Brannon， Carter， & Pelphrey， 2006； Gaffrey， Luby， Belden， Hirshberg， Volsch， & Barch，2011； Raschle， Zuk， & Gaab， 2012）。成功地对年幼儿童进行神经影像研究并不是没有挑战。例如，相比心理理论的行为测量，如错误信念任务只需要很少的试次，但是神经影像学研究需要对这些试次进行高度的重复。所以让孩子保持专注和多样的任务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容易。

6.2 未来发展方向

在此提出发展方向以便帮助阐明心理理论获得的神经基础。首先，神经区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与社会认知发展有关。例如，Mills（2012）发现心理理论区域如皮质中线结构和颞顶联合区的灰质和皮质厚度从童年到成年早期不断减少，这些区域的表面积在早期或者青春期前达到顶峰，在25岁之前减少。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可能影响心理理论功能的发展。从功能性来说，从青少年到成年人，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激活程度逐渐降低（Gunther Moor，

Macks， Güroglu， Rombouts， Van der Molen， & Crone，2012）。另外，研究还发现支持心理理论的脑区由前部向后部转移（Blakemore， 2012； Gunther Moor et al.， 2012）。然而，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心理理论相关大脑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年幼儿童心理理论的神经网络。该研究领域下一步应该着重研究以上问题。

第二，伴随心理理论的发展，神经系统也会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训练或遗传研究应该极大地增加到研究中。比如，执行功能、模拟化或者心理理论推理本身的训练对心理理论脑区的影响是什么？这可能是区分不同理论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就像理论预测的，不同类型的训练将是有效的，而且会对上述讨论的心理理论脑区产生独特的神经变化。用神经影像技术去验证心理理论训练对自闭症个体的神经结构影响的研究早已经开始（Bolte， Hubl， FeineisMatthews， Prvulovic， Dierks， & Poustka，2006）。在实践方面，了解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神经区域会提高训练计划和干预水平。例如，儿童的模拟化或执行能力可以被训练以提高心理理论，然而，如果神经证据表明早期发展模块负责心理理论推理，那么训练儿童上述能力可能是徒劳的。

最后，用TMS去检验与模拟化、概念进步和执行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这可能会阐明这些加工在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破坏心理理论关键脑区可能会导致不成熟的行为表现，使成人在一些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表现像儿童，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负责早期心理理论发展的神经区域。另外，研究暂时破坏与某种心理理论类型加工有关的神经区域可能表明这些加工是否独立工作或者同时对心理理论作出贡献。例如，破坏了右侧颞顶联合区可能会导致较差的心理理论性能，但是有其他神经区域如内侧前额叶皮层或颞上沟可以独立于右侧颞顶联合区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理论表现吗？换句话说，没有颞顶联合区，个体在心理理论任务中可以成功吗？

参考文献

郭筱琳， 任萍， 马凤玲， 徐芬 （2016）. 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4（1）， 70-79.

郝坚， 苏彦捷 （2015）. 聋童的视觉观点采择与心理理论：基于模拟理论的证据. 中国特殊教育， 8， 17-22.

苏彦捷， 于晶 （2015）.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关系的元分析：抑制控制和灵活转换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1）， 51-61.

文， 林崇德 （2004）. “心理理论”的实验任务与研究趋向. 心理学探新， 23（3）， 30-34.

文， 刘岩， 高艳霞， 陈晶， 张文新， 林崇德 （2008）. 错误信念推理的时间过程与源定位. 中国科学 C辑：生命科学， 38（1）， 93-100.

文， 黄亮， 张振， 宋娟， 白丽英 （2014）. 友好还是敌对？理解互动意图的大脑动态时程.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44（7）， 736-746.

郑玉玮， 文 （2014）. 成人期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范式与神经机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2（5）， 712-719.

Blakemore， S. J. （ 2012）. Imaging brain development： the adolescent brain. NeuroImage， 61（2）， 397-406.

Bolte， S.， Hubl， D.， FeineisMatthews， S.， Prvulovic， D.， Dierks， T.， & Poustka， F. （2006）. Facial affect recognition training in autism： Can we animate the fusiform gyrus？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20（1）， 211-216.

Bradford， E. E.， Jentzsch， I.， & Gomez， J. C. （2015）. From self to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of mind mechanisms and their relation to executive functioning. Cognition， 138（2）， 21-34.

Cantlon， J. F.， Brannon， E. M.， Carter， E. J.， & Pelphrey， K. A. （2006）. Functional imaging of numerical processing in adults and 4-yearold children. PLoS Biology， 4（5）， e125.

Corlson， & Moses.（2001）. L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childrenstheory of rnind.

Child Development， 72（4），1032-1053.

Carlson， S. M.， Claxton， L. J.， & Moses， L. J. （2015）. The relation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ory of mind is more than skin deep.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6（1）， 186-197.

Carlson， S. M.， Moses， L. J.， & Claxton， L. J. （200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theory of mind： an investigation of inhibitory control and planning a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7（4）， 299-319.

Corbetta， M.， Patel， G.， & Shulman， G. L. （2008）. The reorienting system of the human brain： from environment to theory of mind. Neuron， 58（3）， 306-324.

Denny， B.， Kober， H.， Wager， T. D.， & Ochsner， K. N. （ 2012）.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self and other judgments reveals a spatial gradient for mentalizing i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4（8）， 1742-1752.

Devine， R. T.， & Hughes， C. （2013）. Silent films and strange stories： Theory of mind， gender， and social experiences in middle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84（3）， 989-1003.

Dohnel， K.， Schuwerk， T.， Meinhardt， J.， Sodian， B.， Hajak， G.， & Sommer， M. （2012）. Functional activity of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d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ssociated with true and false belief reasoning. NeuroImage， 60（3）， 1652-1661.

Fanning， J. R.， Bell， M. D.， & Fiszdon， J. M. （2012）. Is it possible to have impaired neurocognition but good social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Research， 135（1）， 68-71.

Gaffrey， M. S.， Luby， J. L.， Belden， A. C.， Hirshberg， J. S.， Volsch， J.， & Barch， D. M. （2011）.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severity and amygdala reactivity during sad face viewing in depressed preschoolers： An fMRI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29（1）， 364-370.

Geng， J. J.， & Vossel， S. （2013）. 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TPJ in attentional control： Contextual updating？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7（10）， 2608-2620.

Gopnik， A.， & Wellman， H. M. （2012）. Reconstructing constructivism： causal models， bayesian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the theory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6）， 1085-1108.

Gordon， R. M. （2013）. The simulation theory： objec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Mind and Language， 63（7）， 11-34.

Gunther Moor， B.， de Macks， Z. A. O.， Güroglu， B.， Rombouts， S.A.， Van der Molen， M. W.， & Crone， E. A. （2012）. Neurodevelopmental changes of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7（1）， 44-52.

Gweon， H.， DodellFeder， D.， Bedny， M.， & Saxe， R. （2013）. Theory of mind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correlates with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of a brain region for thinking about thoughts. Child Development， 83（6）， 1853-1868.

Hartwright， Apperly， & Hansen. （2012）. Multiple roles for executive control in beliefdesire reasoning： Distinct neural net works are recruited for seif perspective inhibition and complexity of reasoning. Neuroimage， 61（4）， 921-930.

Hollebrandse， B.， Hout， A.， & Hendriks， P. （2014）. Childrens first and secondorder falsebelief reasoning in a verbal and a lowverbal task. Synthese， 191（3）， 321-333.

ImBolter， N.， Agostino， A.， & OwensJaffray， K. （2016）. Theory of mind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different from befo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49（1）： 98-115.

Jenmalm， P.， Schmitz， C.， Forssberg， H.， & Ehrsson， H. H. （2006）. Lighter or heavier than predicted： neural correlates of corrective mechanisms during erroneously programmed lift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35）， 9015-9021.

Kobayashi， C.， Glover， G.， & Temple， C. （2007）. Childrens and adults neural bases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theory of mind. Neuropsychologia， 45（7）， 1522-1532.

Kubit， B.， & Jack， A. I. （2014）.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rTPJ in atten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light of the opposing domains hypothesis： findings from an ALEbased metaanalysis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7（1）， 323-323.

Lenggenhager， B.， Tadi， T.， Metzinger， T.， & Blanke， O. （2007）. Video ergo sum： manipulating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Science， 317（5841）， 1096-1099.

Leslie， A. M.， Friedman， O.， & German， T. P. （2004）. Core mechanisms in ‘theory of mind.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12）， 528-533.

Lillard， A. S.， & Kavanaugh， R. L. （2014）.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ic understanding and theory of mind in preschoolers. Child Development， 85（3）， 1535-1551.

Lohmann， H.， & Tomasello， M. （2003）.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lse belief understanding： a training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74（4）， 1130-1144.

Low， J.， & Perner， J. （2012）. Implicit and explicit theory of mind： state of the art.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1）， 1-13.

Mitchell， J. P. （2008）. Activity in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is not selective for theoryofmind. Cerebral Cortex， 18（2）， 262-271.

Mitchell， J. P.， Macrae， C. N.， & Banaji， M. R. （2006）. Dissociable medial prefrontal contributions to judgments of similar and dissimilar others. Neuron， 50（4）， 1-9.

Perner， J.， Aichhorn， M.， Kronbichler， M.， Staffen， W.， & Ladurner， G. （2006）. Thinking of mental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the roles of left and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1（3）， 245-258.

Pfeifer， J. H.， Lieberman， M. D.， & Dapretto， M. （2007）. “I know you are but what am I？” Neural bases of self and social knowledge retrieval in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8）， 1323-1337.

Pfeifer， J. H.， Masten， C. L.， Borofsky， L. A.， Dapretto， M.， Fuligni， A. J.， & Lieberman， M. D. （2009）. Neural correlates of direct and reflected selfappraisals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hen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informs selfperception. Child Development， 80（4）， 1016-1038.

Raschle， N. M.， Zuk， J.， & Gaab， N. （2012）.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lefthemispheric posterior brain regions predate reading onse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 109（6）， 2156-2161.

Rotenberg， K. J.， Petrocchi， S.， Lecciso， F.， & Matchetti， A. （2015）.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truth belief and theory of mind abilitie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4（2）， 206-214.

Rothmayr， C.， Sodian， B.， Hajak， G.， Dohnel， K.， Meinhardt， J.， & Sommer， M. （2010）. Common and distinct neural networks for falsebelief reasoning and inhibitory control. NeuroImage， 56（3）， 1705-1713.

Ruffman， T. （2014）. To belief or not belief：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al Review， 34（3）： 265-293.

Sabbagh， M. A. （2011）. Adjusting expect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right temporal parietal juncture in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 In： Pap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Meeting Montreal， QC， Canada.

Sabbagh， M. A.， Hopkins， S. F. R.， Benson， J. E.， & Flanagan， J. R. （2010）. Conceptual change and preschoolers theory of mind： evidence from loadforce adaptation. Neural Networks， 23（8）， 1043-1050.

Saxe， R. （2010）.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 specific brain region for thinking about thoughts. In： Leslie， A.， German， T. （Eds.）， Handbook of Theory of Mind.

Saxe， R. （2006）. Why and how to study theory of mind with fMRI. Brain Research， 1079（1）， 57-65.

Saxe， R.， & Kanwisher， N. （2003）. People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people： the role of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in theory of mind. NeuroImage， 19（7）， 1835-1842.

Saxe， R.， & Powell， L. J. （2006）.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specific brain regions for one component of theory of mi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8）， 692-699.

Saxe， R.， WhitfieldGabrieli， S.， Scholz， J.， & Pelphrey， K. A. （2009）. Brain regions for perceiving and reasoning about other people in schoolage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80（4）， 1197-1209.

Schott， B. H.， Henson， R. N.， RichardsonKlavehn， A.， Becker， C.， Thoma， V.， Heinze， H. J.， & Düzel， E. （2005）. Redefin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priming， remembering， and control of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4）， 1257-1262.

Schurz， M.， Radua， J.， Aichhorn， M.， Richlan， F.， & Perner， J. （2014）. Fractionating theory of mind：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studies.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42（5）， 9-34.

Schurz， M.， Kronbichler， M.， Weissengruber， S.， Surtees， A.， Samson， D.， & Perner， J. （2015）. Clarifying the role theory of mind areas during visual perspective taking： issues of spontaneity and domainspecificity. NeuroImage， 117（4）： 386-396.

Schuwerk， T.， Schecklmann， M.， Langguth， B.， Dohnel， K.， Sodian， B.， & Sommer， M. （2014）. Inhibiting the post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by rTMS decrease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theory of mind reasoning.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74（12）： 312-318.

Spreng， R. N.， & Grady， C. L. （2010）. Patterns of brain activity supporting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rospection， and theory of mi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6）， 1112-1123.

Thoermer， C.， Sodian， B.， Vuori， M.， Perst， H.， & Kristen， S. （2012）. Continuity from an implicit to an explicit understanding of false belief from infancy to preschool age.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1）， 172-187.

Uddin， L. Q.， Iacoboni， M.， Lange， C.， & Keenan， J. P. （2007）. The self and social cognition： the role of 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 and mirror neur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4）， 153-157.

Van der Meer， L.， Groenewold， N. A.， Nolen， W. A.， Pijnenborg， M.， & Aleman， A. （2011）. Inhibit yourself and understand the other： neural basis of distinct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ory of mind. NeuroImage， 56（4）， 2364-2374.

Wang， B.， Low， J.， Jing， Z.， & Qinghua， Q. （2012）. Chinese preschoolers implicit and explicit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1）， 123-140.

Wang， J. J.， Ali， M.， Frisson， S.， & Apperly， I. A. （2016）. Language complexity modulates 8and 10yearolds success at using their theory of mind abilities in a communication tas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49（9）： 62-71.

Wellman， H. M.， LopezDuran， S.， LaBounty， J.， & Hamilton， B. （2008）. Infant attention to intentional action predicts preschool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2）， 618-623.

Young， L.， DodellFeder， D.， & Saxe， R. （2010a）. What gets the attention of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attention and theory of mind. Neuropsychologia， 48（9）， 2658-2664.

Young， L.， Camprodon， J. A.， Hauser， M.， PascualLeone， A.， & Saxe， R. （2010b）. Disruption of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with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educes the role of beliefs in moral judg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07（15）， 6753-6758.

第6篇：神经科学范文

神经内科是一门复杂、抽象、科学性强的学科，为提高见习教学质量，我们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改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 优选带教老师

课前制定系统的教学方案，选定一名业务熟练、基础知识扎实，从事临床工作多年的医师带教。专业的带教老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理论知识，容易发现见习学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并重点辅导，以弥补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缺陷。从事临床工作多年的高年资医师，在病人面前易得到信任，病人配合较好，一些阳性体征能准确掌握。对见习学生可以详细讲解，增强见习效果。

2 抓好三基训练

神经内科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神经系统的体现，这是神经内科的“金钥匙”，也是神经内科入门的关键。我们首先组织学生复习基础知识，观看体格检查的录像，并要求学生预习见习内容。见习时，找一个典型病历进行重点讲解。并给予每一个学员一定的机会亲自查体。其余的学生给予补充纠正。实行“学习-实践-再学习”的模式，使每个学生都能熟练的掌握基本功。为将来的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由机械式记忆转为理解式记忆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它包括两个方面：定位和定性诊断。它与许多基础学科如解剖学、病理生理学有广泛的联系。学生在最初的基础学习中将这些学科生硬的分开，一块一块的机械地记忆。我们在见习教学中有意地把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诊疗与有关的解剖、病理生理及药理知识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由最初的生硬的机械记忆转为逻辑性强的理解记忆。如重症肌无力，其最基本的病变在神经肌肉接头处，由于自身的乙酰胆碱（Ach）受体致敏机体，产生抗Ach受体抗体，使受体变性、破坏所致。新斯的明是抗胆碱酯酶药物，抑制胆碱酯酶活性，能增加机体内神经肌肉接头处乙酰胆碱的有效浓度，而缓解症状；而激素类药物能够抑制受体抗体的产生等，这样就能使学生将基础知识与临床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4 利用科学教学法变被动为主动

见习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鼓励学生到神经科病房来亲自动手体检及察看病人，发现那些阳性体征，做出初步诊断，然后再对照教科书，看是否符合诊断，有哪些方面符合，哪些方面不符合，哪些体征不一致，然后再次察看病人，看是否有遗漏之处。对于不懂或想不通的问题，可以请教带教老师，并与老师所查出的体征及做出的诊断进行对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实践，从而加深对神经内科疾病的理解和认识。

5 观摩新技术新进展加速知识更新

医学知识的更新是日新月异的，尤其是神经科，有很多新技术、新观念是教材所没有提及的或仅作简单描述。作为教师应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及时把新的知识和观念传递给学生，尤其是结合本科室的科研成果，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学科进展和发展方向。血管内介入治疗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神经科都瞩目的新技术。睡眠障碍是现代社会困扰人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不同类型睡眠障碍的区别和处置，能极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多导睡眠图检查的应用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依据。在见习过程中，将上述两个专题介绍给同学们，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丰富了医学知识。

通过以上几项改革，使学生在神经内科的见习中，既掌握了基础知识，又锻炼了基本技能，了解了学科的前沿知识，圆满地完成了教学大纲的见习任务，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7篇：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转化医学；微创神经外科；应用

目前，我国神经外科学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取得了一些的成绩，但仍需神经外科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以获取更大的进步[1]。进入21世纪， 转化医学理念诞生，本文着重阐述了转化医学在微创神经外科、显微神经外科及经典神经外科3个阶段中的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微创神经外科是转化医学的技术平台，将成为神经科学和神经外科临床之间沟通的桥梁。

1 转化医学理念

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迅速发展，医学知识逐渐积累，医学的专业分化越来越具体，每个医学专业学科仅接触疾病的一部分。从事某一专业的医师很容易受其专业限制，忽视和割裂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医学问题。使得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各自独立进行，缺少交流，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在20世纪末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打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各自为战的局面，在基础实验研发与临床应用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沟通桥梁，能够将基础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果迅速转化为临床上新的治疗方法和诊断手段， 转化医学缩短了"从实验台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过程，推动了医学的全面发展[2]。

2 转化医学理念在微创神经外科中的应用

2.1微创神经外科是实施转化医学的技术平台 微创神经外科是沟通基础研究与神经外科临床之间的桥梁，是实施转化医学的技术平台。微创神经外科改变了传统颅脑手术的模式，利用脑功能监测系统和脑解剖定位系统，如微骨窗开颅、脑功能MRI导航、神经内镜、个体化脑沟入路（ individually designed trans-fissureapproach）等，进行颅脑手术，从脑解剖保护提升为神经功能保护，微创神经外科手术使颅脑手术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术中应用荧光造影（ fluores-cence）技术，确定动静脉畸形、脑动脉瘤切除术及烟雾病手术后的血管通畅状态；应用超声波对脑和病灶进行解剖定位；应用运动诱发电（motor evoked-potentia，l MEP）、皮质电刺激（electrical stimulation mapping，ESM）和体感诱发电（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SEP）对脑干手术、大脑皮质和脑神经连续进行电生理监测，对手术操作可能损伤脑皮质功能时，及时进行预警。

微创神经外科正在向细胞水平发展，将实现治疗学的最大突破-基因治疗，用相对简便的方法治疗众多基因变异和缺陷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操作，实现自动操作、自动识别、自动调整，精确地完成各种操作程序。转化医学的理念将继续推动神经外科的发展。

2.2利用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实施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

2.2.1神经疾患基因治疗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是破译人类基因的密码，更重要的是在分子水平寻找治疗、预防疾病的方法。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中枢神经系统的基因治疗成为可能，称之为细胞分子神经外科。目前已明确为基因遗传病的神经系统疾病有Lesch-Nyhan综合征、溶酶体储存障碍（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s）、Sandhoff综合征、Mucopolysaccharidosis综合征、神经纤维瘤病、脑海绵状血管畸形等。①中枢神经系统内细胞全部基因置换。该治疗方法用以矫正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病变，如酶的功能障碍等。应用全基因置换治疗酶的功能障碍时，要求神经干细胞能够充当基因治疗的载体，病毒载体系统能够在神经细胞和胶质细胞中无毒性长期基因表达，使用正常的等位基因进行基因置换，这样可有效地消除中枢神经系统中由于单个基因隐性突变引发的疾病显性表现。②脑肿瘤基因治疗。选择性表达毒性基因，这种基因能够引起肿瘤细胞的溶解坏死，抑制肿瘤生长，具有特殊的抗肿瘤效应， 杀灭肿瘤的同时不损害正常的脑组织。与传统肿瘤治疗方法相比，基因治疗配合手术、放疗，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③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特定位置细胞功能的基因治疗。该方法用以恢复特定的神经细胞的亚细胞群在神经退化过程中丢失的功能。把病毒性载体介导的治疗基因转移到大脑定位置的神经细胞的亚群，对蛋白表达和基因转录进行严密的调节，可用于特定部位神经退行性病变的恢复性治疗。移植基因改变的细胞或者胚胎性的移植物，产生特殊的生长因子或神经传输，恢复因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特定部位的神经功能缺失，如Alzheimer病和Parkinson病的基因治疗。④脑卒中的基因治疗。脑卒中，导入治疗基因能够保护缺血损伤的神经细胞免于死亡，控制不同脑内炎性调节因子表达的基因。3～5w的基因表达有利于血管的生成和正常修复缺血性疾病，可以达到治疗目的[2]。

2.2.2神经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 神经干细胞的用途主要有： 充当基因治疗的载体、生命科学的研究及损伤的神经细胞的替代疗法。将神经干细胞移植到中枢神经系统，替代因疾病或损伤而缺失的神经细胞，对于恢复神经系统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神经干细胞具有显著的特点，能够重复进行有丝分裂，产生大量子代细胞，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能力。目前，医学上已经能够实现在人体外神经干细胞的增加，并保持一定时间的增生能力，但中枢神经系统细胞的再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神经干细胞应用于临床的空间还很大。

2.3国内转化神经外科学现状

2.3.1基础与临床研究体系初步形成 转化医学提倡建立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神经外科临床多学科的合作。以脑血管病为纽带，整合神经内科学、放射学等多学科，组建脑血病诊治中心，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与国外合作开展合作研究，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学术水平。

2.3.2建成微创神经外科平台 在国内率先建立微创神经外科平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系。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系与神经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脑血管病、胶质瘤及脑认知功能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效，转化医学的优势初步显现。

3 结论

转化医学打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能够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方法，我国的神经外科学工作者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微创神经外科这个技术平台，广泛应用转化医学理念，打造具有国际话语权的现代神经外科学。

参考文献：

第8篇：神经科学范文

科学家指出，这一发现将对治疗患有面孔失认症（即无法识别他人面孔的症状）的病人具有实践性的价值，同时也会揭开普通人中为何有些人在识别面孔方面高人一等。

据科学家指出，这两个神经簇分别位于大脑纺锤内，相距仅半英寸。他们对脸部的反应比手、腿、车、吉他、花束以及建筑物等都要来得强烈得多。

据了解，来自加州圣克拉拉的患者罗恩-布莱克威尔（RonBlackwell）正在斯坦福大学著名医学博士乔瑟夫-帕维兹（JosefParvizi）的引导下接受医学治疗。这是斯坦福大学医学者们首次将两种图像技术方法和大脑电击联系起来研究人类纺锤体的尝试。该实验结果也首次证明了这两个神经簇，即pFus和mFus对人类面部识别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针对布莱克威尔的治疗中，大脑电击刺激要求电流从一个电极传导到距离其1厘米远的另一个电极，这个过程中会穿越一小部分大脑组织。而pFus和mFus的大小大约占到纺锤体的1/4，同时也相距1厘米远。更巧的是，科学家植入的两个电极正是位于患者pFus和mFus受损中心之上。这样的高度匹配度便使得帕维兹将电击刺激同时直接作用在这两个神经簇之上。

很快，布莱克威尔对帕维兹的面部感知发生了变化，他说：“你看上去想我见过的一个人，但又有些不同。可能你之前是那个人，但现在你整个脸有点变形了，就像是你脸部的一些特征外形没有了。”

而当电击停止时，布莱克威尔立即看到帕维兹的脸由扭曲变成正常。据布莱克威尔称，当电击pFus和mFus时，他看到房间内其他物体的画面并没有扭曲现象。帕维兹说：“当病人看到我的脸扭曲时，我跟他是一样的惊讶。”

第9篇：神经科学范文

一、从科学引向经典

在教学《月相变化》一课时，为了激发孩子对月亮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先出示一副美丽的月景图，问：“看了这幅图给你什么感受？在这么美好的花好月圆夜，如果没有了月亮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诗人、词人这样赞美月色――‘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用这样的方式导入新课，不仅很大程度上激发孩子对月亮的探究欲望，还实现了不同课目间的整合。

二、从经典走向科学

作为一名班主任，早晨我会早早到班上督促孩子进行早读。一次，当我在孩子们间穿行，一个女孩问：“老师，‘繁灯夺霁华’是什么意思？”“说的是众多明亮的灯光把月亮的光线都遮盖了。”看她似懂非懂的样子，我又继续说，“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晚上打开灯光觉得很亮，可是如果我们打开比台灯的光线更强的日光灯时，台灯的光线就显得比较暗了。”“这是为什么呢？”看着女孩那求知的眼神，我把作为一名科学老师所知道的科学知识，详细地给孩子讲解说：“当光线发出来之后，它要在大气中传播。大气中的气体和尘埃会把一部分光线散射掉，空间就被照得比较明亮了。白天之所以会亮，是因为太阳的光线很强，足以把地球照得亮堂堂的。其实，我们白天看不到星星，也是这个道理。白天因为太阳光把天空照得十分明亮，再加上太阳辐射出来的光线特别强，明亮的背景使得星星的亮光看不到了。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星星都是在天空中闪闪发光的。要想在白天看到星星，我们可以通过天文望远镜来看。这是因为天文望远镜的筒壁可把散射在大气里的大部分阳光挡住，再加上望远镜中的透镜发生了折射作用，使得天空的背景变暗，而恒星的光点加强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白天看到星星了。”

女孩恍然大悟，继心满意足而又快乐地对我说：“没想到，这简单的一句诗词，包含着那么大的科学学问。我现在完全理解了词意，我想以后对于这句词也不容易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