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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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一)资本项目开放的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不算等价的，但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计价结算业务必然会大幅增加，同时境外经济主体需要将其日益增长的人民币存款进行投资，而其投资的方向必然是境内的人民币资产。随着对境内人民币资产投资需求的日益强烈，资本项目开放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如果流出国内的境外人民币不能够顺利回流，人民币的海外增长量就会受到抑制，因为发达的离岸市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在岸市场的支撑。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市场规模还比较小，流动性相对较差，资本的定价机制不够健全，同时利率市场化刚刚起步，在资本项目以及资本市场开放后，国际游资会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套利，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攻击，严重干扰国内经济的运行，大大增加了银行业爆发危机的风险。如果不能够建立完善的人民币回流机制，解决资本项目是否开放以及如何开放的问题，中国的宏观、中观、微观经济都将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二)地缘政治的权衡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日元作为亚洲的国际货币，必然会受到冲击，同时，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宰地位也会受到威胁，美国为了巩固其全球霸主地位一定不会坐视不理，而欧洲各国在铸币税收益受到影响后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这就会导致我国与关系国发生地缘冲突与摩擦。如果地缘关系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民币就会像卢布一样面临危机，受到来自西方其他国家的制裁，对中国现有的经济体系带来冲击，使人民币不但不能顺利实现国际化，反而国际地位会一落千丈，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很难解决的挑战和阻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合理应对，稳定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虽然在实施进程中会遇到很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大国，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巨大，对外贸的依存度极高，如果真的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造成的有利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首先，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的企业在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选择过程中将具有更大的自，降低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际贸易中交易结算的费用降低，减少了企业的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民币将会成为许多国家的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能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回流需求的增强必然会倒逼中国的金融机构对现有的金融体系与制度进行变革，以适应国际金融形式的变化，这将会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为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受益，中国要合理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平稳的渐进式的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专注发展，将特里芬难题的影响降到最低“特里芬难题”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现在都在一直困扰着美国，它几乎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挑战，连美国也只能依靠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影响来增强公众对美元的信心，维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所以中国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应当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培育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实力以及金融实力，完善现有的监管体制，正确判断资金流动形式的变化，改革现有的外汇资金管理系统，构建一个统一的监管平台，根据宏观、中观、微观的管理的需求建立一个包括中央银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全国支付清算中心在内的金融高边疆体系，保持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减轻资本流动不稳定带来的冲击，增强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将特里芬难题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统筹规划，步步为营，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的角度，资本项目都必然要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将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冲击降到最低。1、打好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础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这三者的实现是有一定的顺序的，要想顺利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就必须首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利率的正常发展变化，稳定币值;然后，对中国现有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在资本项目开放后人民币的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确定资本项目的合理开放顺序资本项目这一大项包括许多二级项目，要根据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总体的经济形势确定其开放顺序，以平衡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我国现阶段外汇储备量较为充足，同时国内的产能过剩，国际游资进入国内市场蓄势待发，我国就可以采取“严进宽出”的顺序来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3、建立完善的离岸金融中心资本项目开放后，以人民币为主要货币的计价结算业务会大幅增加，人民币回流的需求会上涨，完善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为人民币的回流，境外资金的自由出入提供一个平台，为人民币的回流提供便利，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三)体系多维，成功应对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一旦实现，意味着下下一步人民币将会被纳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以及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这势必会威胁到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分割美国的铸币税收益等利益，美国一定会采取各种力量对中国进行制裁，使人民币国际化止步不前。而从英镑以及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际主导货币的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复杂的政治及军事体系，因此，中国要想在人民币国际化后成功应对西方国家的制约，就应该构建多维的体现。首先，大力发展国内实体经济，振兴制造业，扩大实体经济的规模，构建雄厚的产业体系;其次，加快技术创新，开创内生性技术提高产业竞争力，构建强大的技术体系;其次，大力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以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提高军事战斗力，构建坚固的军事力量体系。
三、结语
第2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作为最大的债主，中国将是美元贬值风险的最大受害者”，很多专家深以为忧。人民币国际化乃至最终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储备货币被认为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近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出，无疑是向这一目标迈出了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步。然而，这个过程有多长？取决于哪些条件？将带来哪些影响？《小康》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两位国内资深的金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水到渠成
《小康》：近日，上海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是否正当其时？另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货币互换协议”有什么不同？
吴晓求：货币互换协议是双边的，协议双方进行贸易和投资时，可以不使用第三国货币，而直接使用本国货币来计价和结算，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汇兑损失。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则是多边的。
以前人民币还不能作为结算货币，条件也不成熟，大家也不太认同。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欧元，都像在竞相贬值一样。很多人开始对美元、欧元以及其他西方货币开始更多地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会受到全球贸易伙伴的欢迎，从这个意义上可谓正当其时。
刘煜辉：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现实的经济格局已经初步具备。最近五到十年中，在泛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以中国内陆为中心的生产和销售的物质流。从现在来看，日本、台湾、韩国、东盟包括澳州、巴西这样的原料国，他们的经济对我们需求依赖非常大，中国需要从他们那里大量进口核心配件，原料以及能源。对这些国家，我们都存在着比较庞大的贸易逆差，中国需求因此成为他们经济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成份，成为他们未来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被这些国家逐步接受，肯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些货币互换协议，已经达到了六千到七千亿美金之多，这都是几个月之内完成的！之所以推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现实的经济格局在里面。
从结算到储备货币是市场认同的过程
《小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推出会带来哪些影响？
吴晓求：在金融危机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美元包括其他货币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结算方式，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出口应该可以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稳定外贸企业的利润。同时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
从长期看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步骤，因为国际化必须要从贸易结算开始，因此，像跨境贸易结算和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应该都在程度不同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当然也是对改革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多元化货币体系一个重要的安排。
刘煜辉：从目前看，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明显加快，主要的一个促动因素就是，美国和欧洲实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直接从货币当局购买政府公债的方式来转移危机。这样一来，特别是对中国――全球最大的一个债权国威胁最大。因为以直接印钞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通货膨胀的危险是可以预见的，这对于债权国来说肯定是不利的。总书记和总理都很强调这一点，并在多种场合下敦促美国，希望能保证人民币庞大的美元资产的安全。
从现在来看，中国能够反制的手段并不是没有，但是也都存在着风险。比如短期内，我们可以抛售美债然后换成别的美元资本，或者做一个别的风险机制的安排。但是中国在操作方面还存在着经验欠缺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放开思路，特别是具体的金融操作部门要放开思路，既然人家用一个超常规的货币政策，那我们肯定不能用常规的方式来应对。
从中期来看，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推动的方向。因此，周小川行长在G20峰会前抛出一些声音，引发了超级货币这样一个讨论，这都表明，中国对单金货币体系垄断格局的不满，对美元的发行不受约束表现了深切的担忧。因此，中国除了在会上，或者政府层面的利益诉求的表达以外，还要加快推进我们的实际行动。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小康》：既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步骤，那么距离最后目标的实现还有一个怎样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
吴晓求：下一步是人民币自由兑换，最后才是人民币国际化变成储备货币。我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在两年内就可以实现，这并不是难事。然而，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初级阶段，将来的目标是成为储备货币，至于要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的整个进程有多长，主要是一个判断问题：基于对中国经济的判断。
从结算货币到储备货币这是一个市场认同的过程，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毕竟要人家把你的东西作为宝贝一样拿着，那是别人的事情，人家需要对中国经济实力、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人民币未来稳定性、以及对法制法律环境进行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经济实力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产业的竞争力，增长模式的定位等等都是能否得到人家认可的重要指标，这里面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也很难判断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时间有多长。当然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美元会不会变坏，如果美元变坏了，人们就要拿另外一种货币来替代，这个过程就会缩短。
刘煜辉：第一步是试点贸易当中的人民币计价，下一步可能人民币离岸市场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要建立这样一个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人民币的金融服务这一块下一步必须得跟上了。结算得用他，将来人民币走出去，直接在境外可以发行人民币债券；可以用人民币债权的方式换别人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包括中国的金融体系走出去，为这样一个贸易提供一个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等。第三步，最后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不就是可自由兑换吗？如果到了这步，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国际化的过程了：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跨境直接流动。但这步可能要放到最后，要谨慎，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从贸易关系上来说，当人民币能够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所接受，并且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中官方和私人储备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币种的时候，最后一步放开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甚至最后放开不放开实际上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已经是实质性的了。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进程，能够促使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向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推进，形成这样多元竞争的市场之后，对美元的发行就是一个有效的抵制。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同节拍
《小康》：本币国际化应该是很多有实力的强国的心愿，我们知道日本也曾经努力过，但是并不成功，原因是什么？中国会不会也存有这样的风险？
刘煜辉：日本之所以不成功，就是他的全球贸易逆差关系并没有形成，那是在经济基础并不特别明显的时候就强推日元国际化的结果。
当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代全球的生产和销售，从初级到中级再到最终产品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链在一个国家很长，不是像现在由跨国公司来组织，每个国家都变成一个产品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车间。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少再能见到从初期到最后产品都在一个国家完成。基本上全球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关系。当时日本本身是一个严重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做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从海外进口的主要是原料，是一个强顺差国，因此，日本的需求并没有成为人家经济增长的一个的重要条件，人家又怎么会接受你的货币呢？当时的日元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弹性是不够的，他只能贬值，升值肯定不行。因为如果升值，整个贸易部门都受影响。美国人抓住这个软肋弄他几下，十几年的时间经济就停在那个地方。
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城市化的基础比较低，还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是转向内需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中国的经济结构一定要调整，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日本的日币那样缺乏弹性的风险。如果内需起来了，中国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动机，因为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要依赖于中国的需求，这样你才可能形成基础，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走得顺不顺，不只是取决于基础条件，还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可以说转型对中国来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条件，只有成功转型以后，全球的这些经济体，对于中国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才会加深。
为什么目前是美元本位的格局，就因为全球的经济都绑在美元战车上，完全靠美国的需求，在美国由一个复杂的金融部门不断创造出这样一个需求来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中国有这个条件，因为他是个大国，他不像日本，我们需求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但目前我们这一块的潜力是被一些体质和机制方面的弊端束缚了，包括我们增长路径的问题，过度地依赖投资对经济的主导以及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抑制了内需的快速增长。一旦我们把这一块真正解决了，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小康》：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成果，我们应如何判断和预期其成败？
吴晓求：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是最终目地，但储备货币也是一个过程，比如原来你只占全球储备货币1％的比重，现在你占了3％，那就是增长了2％，但无论是1%还是3%，甚至日后的10%甚至更多，都是储备货币。它的比重是一个慢慢推进的过程。目前日本在全球的储备货币只占3％，英国占26％，美元占65％。
刘煜辉：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多事情就是一步步推进。现在的基础很好，这么个关系已经形成，这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积极地去做。无论是货币协议、贸易的人民币计价的问题、市场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这个平台上面都将得到加速，只有推到一定程度，现有的国际货币格局才有可能真正被撼动。如果光是喊口号不可能有效地去打破这样一个困局。全球都需要美元，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需要美元，但是美元的发行机制又不受约束，持有美元就会面临贬值的风险，这两者不能统一和协调。但是，如果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形成了以后，美元的发行本身就有了一个约束条件，困境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全球不仅能够接受美元，同时也能接受人民币和其他的货币。
《小康》：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个进程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刘煜辉：还是加快我们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进程，必须和我们的风险监管能力和结构化管理的进度匹配起来，如果不匹配就容易产生一些风险。其实一些国家金融开放、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资本项目开放自由兑换的进程，超越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风险，这是要注意的。
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这样，当时几个亚洲国家的受挫是由于经济结构自身的缺陷导致的，并不是开放本身的问题，资本项目开放和货币自由兑换超越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结构形成很大的瑕疵，乃至于跨境流动资本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经济弱点，对之进行一个货币偷袭的话，就很容易发生风险。
第3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否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呢？一项事业的初始成就显然不等于最终的成功。相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远大目标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仅仅算是迈出了步伐，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崭露头角，尚不能说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远大目标”呢？对此人们或许有不同看法。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看看历史经验，看看其他货币的情形。
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货币的境外流通当作是这个货币国际化的成功。19世纪墨西哥鹰洋在亚洲广泛流通，20世纪80年代港币在中国大陆南方地区也十分活跃，这些都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典型事例。一种货币有很繁荣的离岸交易市场也不能算是货币国际化的有效标志。20世纪90年代前期泰铢也有过发达的离岸市场，瑞士法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在欧洲的离岸金融市场十分活跃。这些也都不能看成是货币国际化的成功案例。
许多人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货币国际化高度成功的范例历史上并不多见，或许就只有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那么，英镑在19世纪和美元在20世纪有什么特征呢？主要是两点：一是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二是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一国货币如何能够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呢？这主要取决于该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交易制度。按货物进出口额计算，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远远不及当年英国或美国所占的比重。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目前为10%，当年英国或美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均在20%以上。若中国贸易能在某些领域中开发出世界主导性的交易市场及其制度，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计价单位的作用才有可能出现。
一国货币如何能够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货币？究其根本，主要取决于国际流动性的提供能力和流动性市场的开放度。各国持有储备的基本目的在于为本国对外支付提供流动性保障。当年的英镑和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各国储备货币的首选，原因在于它们能充当国际支付的“流动性保障”。
历史上，有若干货币也曾试图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货币地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局部性的成功。法郎、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许多欧美列强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首先推出了“特惠贸易制”，即在联合王国本土及其附属殖民地范围内（即“英联邦”区域内）推行贸易促进的特别措施，并辅之以“英镑区”的做法，试图从货币角度巩固贸易区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法国也推出了“法郎区”的做法，将法郎与许多法属殖民地的货币相挂钩，并企图以此来推进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的经济贸易关系。“法郎区”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存在。一些法属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以后，仍然继续留在“法郎区”内。但是，法国经济在战后的复苏和增长逊于同在欧洲大陆的联邦德国，法郎并未成为那时已成为世界主导性国际货币美元的强有力竞争者。
向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挑战的货币是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马克在世界各国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就超过了英镑，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可识别储备货币的统计，联邦德国马克在世界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在1989年占到了17.8%，达到高峰。当年美元的份额下降到其历史低点，在世界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份额为51.3%。这个时期也是联邦德国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一起积极追求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即统一货币欧元的时期。十年之后，联邦德国马克与法郎等一些欧洲货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欧元。
在亚洲，日本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巅峰。日本官方机构也在当时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意向，并在其对外贸易结算、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和合作等领域中大力推进日元使用。日元在世界各国可识别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后逐步上升，并在1991年达到最高点，占到了8.7%，成为仅次于美元和联邦德国马克的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
资料来源和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附表和COFER（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数据库；联邦德国马克数据为1976年～1998年（1999年后马克为欧元取代）。各年度年报数据相互之间及与COFER数据之间略有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的加总数据常常受到汇率因子及其调整的影响）。本文以下各图资料来源与本图相同，不再说明。
图1显示了联邦德国马克和日元在长达24年里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情形。两者都有一定的上下起伏，德国马克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快速上升，此后出现波动的走势，即围绕着15%的水平上下波动，最高时比重接近18%（1989年）。日元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持续上升，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之后日元比重基本上表现为持续性的下降，到2007年，日元比重下降到2.9%。近年来，日元比重重新被英镑超过。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国内外许多人士都在谈论“日元国际化”的不成功及其经验教训，其中许多见解值得重视。但其中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即日本自身的外汇储备行为与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的相互关系。日本外汇储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并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将此“称号”一直保持到21世纪初的几年中。既然一国外汇储备不包含本币，本国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当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非本币外汇储备的相对减少，即本币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比重下降。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现在可以说，导致“日元国际化”不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其中，日本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行为是加速“日元国际化”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到欧元上。图2体现了欧元诞生以来世界两大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欧元诞生之初的1999年，欧元的比重达到17.9%。到2001年，欧元在各成员国零售市场上正式流通，欧元的比重升为19.2%。此后，欧元比重逐年有所上升，最高时在2009年达到27.6%。与此同时，美元比重在1999年～2001年期间基本不变，占71%左右，这大大超过了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此后不断下降，2007年达到其最低点61%，但仍然占到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二。
看到图2，人们或许会问：欧元诞生带给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变动的作用难道就表现为后者在1999年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有10个百分点的下降吗？为什么没有下降得更多？
回答这个问题又将笔者的思路带回到前面提到的有关国家外汇储备行为的事情上。欧元区作为一个集体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外汇储备显然不能包含欧元资产在内。当欧元区外汇储备增加时， 这种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欧洲中央银行决定购买新的外汇资产，而是由于新成员国的加入而带来了新的外汇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而增多了。而在美元方面，美联储很少增加其外汇储备，从而也就很少促使欧元作为储备外汇而增加了。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笔者给出图3和图4。图3是1999年～2011年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图4是1999年～2011年美元和欧元在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图3两条曲线各自上下移动，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固定关系。图4两条曲线在1999年～2003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替代关系，即一条曲线的上升伴随另一条曲线的下降， 反之亦然。
如果说欧元区与美国是发达经济体中两个“大块头”，它们之间的彼此储备货币持有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图3中两条曲线的走势。这两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很少甚至几乎不调整其储备货币的基本构成，从而使得美元比重和欧元比重两条曲线的走势一方面变动不大，另一方面也不表现出相互替代关系。
对美元或欧元来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事实上就是“第三方”。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基本上不持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它们的外汇储备选择主要在美元与欧元之间进行，有时在很小的程度上也会涉及到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如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理论上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它们减持美元储备时，欧元储备就增加；当它们减持欧元储备时，美元储备就增加。因此，两者之间就出现了相互替代的关系，即此消彼长。
当然，这种关系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然如此。在一些时候，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不进行调整或这种调整的规模很小，图4中两条曲线的走势就会基本不变。图4中两条曲线在2004年～2011年的走势反映了这种情形。
上述分析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其前景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前景而言，笔者给出三点推论：
第一，人民币势必将进入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外汇储备的可选币种。各国外汇储备的可选币种取决于各国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关系发展的趋势和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涉及人民币的国内金融交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官方机构自然会逐渐形成并增加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归根到底，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各国官方机构的政策调整只不过是对市场客观变化趋势做出的一个反应。
第二，从长远观点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发展前景与中国自身的外汇储备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前指出，当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选项时，其地位将取决于各国外汇储备的选择行为。近年来中国是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已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及其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外汇储备中各个币种的地位。但是，人民币不能成为中国外汇储备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越快，客观上就形成了对人民币以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越来越大的支持，进而也就在客观上牵制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上升。
这种“牵制效应”，在人民币刚刚进入国际储备货币市场时可能还不显著。但当人民币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一定程度时，来自中国外汇储备行为的“牵制效应”就会开始凸显出来。设想未来年份中国外汇储备继续按照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递增，在这个背景下，外国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若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保持不下降甚至还要上升，这就需要外国对其储备货币构成进行调整。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经减少了或相对减少了诸如日元、英镑等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如若进一步对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调整，势必就需要针对美元、欧元来进行。而美元和欧元正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因此，在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难以指望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进一步上升。
第三，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提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发展的新要求。前面已经提到，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保障，而这需要有一个高度发达和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历史上英镑和美元都有过这样的基础。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之后、在美元已经失去黄金所提供的支撑基础之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发挥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主要归功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和开放。
目前，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为9万亿～10万亿美元。其中若有3%到4%的比重（目前英镑和日元的情形）为人民币所占有，这就意味着有3500亿美元或2万亿左右人民币元的规模。外国官方机构持有这么多的人民币资产，势必会投放在中国国内证券市场上。如果人民币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那将意味着有至少1万亿美元或6万多亿人民币元的人民币资产为外国官方机构所持有。很明显，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没有相应的量和质的发展，就难以满足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向这种高级阶段前进的需要。
第4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化进程条件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提速阶段，但也面临巨大挑战。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进展
首先， 逐步完善人民币流出、回流机制，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不断扩大与其他经济体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一）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为1.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金额累计达到13362亿元人民币。(二)开展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已扩大至全国。(三) 推动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人民银行将适时进一步放宽个人人民币业务的相关政策，个人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将更加便利， 使人民币境外回流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其次， 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建成。具体表现为：(一)继续扩展人民币债券市场。至2011年11月末，中国香港地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1811.6亿元。（二）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快速发展。目前，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已占总存款的10%左右，共发放人民币贷款256亿元。（三）推动境外人民币业务发展。截至2011年11月末，通过中银香港收付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资金已达22219.3亿元。（四）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对外流通的一个支撑点，是人民币的市场和落脚点。人民币存款、贷款、企业债券、银行债券、贸易融资、国债、衍生产品等大力推行增加人民币回流途径，和境外影响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中国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尚待提升。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中国供需”成为大宗商品价格涨跌的绝好理由。（一）在稀土矿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卖主；在铁矿石上，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买主。在我国，有着“工业维生素”之称的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产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决定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上博弈中的胜负。（二）中国的加工贸易在外贸中占比很大。商品最终是由中国出口而主要生产环节并不在中国，从增加值的角度看，将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贸易往来中的风险。
第二，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亟待完善，其规避风险能力较弱。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等关键变量尚未实现市场化；金融产品种类匮乏、单一化、金融深化程度不足。相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规模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融市场应对供求因素冲击的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有限，需建立健全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相适应的资产交易市场。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管制较为严格，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仍有距离。目前，中国计划在深圳开展人民币可兑换的试验。这一举动预示着中国将开放其资本账户，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拉开帷幕。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且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历史经验来看，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必须在“有序、积极、稳妥”的开放原则下谨慎而积极地推进。
第四，在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阻碍。一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条件还不完备。即价格杠杆工具要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率、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尚不完善。二是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有序推进。三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缺乏收益性和流动性。此三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有资本的完全兑换、流动性的货币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等各个要素相互结合。
第五，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贸易、金融，势必会冲击美、日现有利益格局，为此，美国发起“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以加强亚太经济的主导权，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美国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打破了消费者购买力的约束，支撑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格局。未来，中国将面临如何接受贸易逆差（这甚至有悖于我们勤俭节约的文化）的格局、建立新的消费文化等从未有过的价值观挑战。另外，美国强调通过金融创新来强化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而亚洲国家更多的强调通过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甚至还抑制金融创新（管理汇率和利率等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关键指标）。这也是一个价值观的挑战。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
第一，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更多国家缔结在双边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合作协议，建立货币互换关系，以此扩大双边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的范围，完善地区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一部分的重要方式。
第二，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自由兑换，建立健全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一）深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进程。（二）加大金融市场改革力度，稳步推进人民币的投资化或储备化，扩大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范围。
第三，确保货币价值稳定合理，健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一）进一步推进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推进在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客观要求。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带来加剧汇率波动、冲击国内企业的风险和挑战。（二）继续稳定双边汇率、加大货币自由兑换力度、加深人民币区域影响力，有效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加快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一）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二）协调国际、国内政策，加快推动国内产业升级，鼓励低端企业、加工贸易向周边地区转移，有助于稳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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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问题,建议与争论纷繁而至。一个认知则是:中国深味“贸易大国、金融小国”之两难,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客观需要,且具初始条件,但其进程恰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难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资本与汇率管制的前提下开启。在探索“鱼与熊掌得兼”之时,香港、上海两座金融中心城市的角色差异与微妙竞争,也逐步浮现。
6月19日,人民币汇改重启,制度层面继续松绑;6月22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由最初5个城市扩大至20个省区,人民币向国际结算货币转化的过程得到进一步夯实。
同时,一项旨在引导境外人民币回流的人民币QFII(境外合格投资机构)计划,也已提交国务院。这将有限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解决境外人民币头寸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铺路。
离岸、在岸市场并行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金融市场载体。一些学者建议,为便于设置金融防火墙,香港应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首选之地。香港金管局助理总裁何东表示,这应当是一个合理而合适的选择,有利于解决许多暂时的政策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建议,香港制度建设完全与国际接轨,有着丰富运营经验,既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也可以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窗口。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谈及香港作为离岸中心的特殊性时说,中国“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弹性的固定收益市场,以此部分缓解或吸收国际资本的瞬时冲击。这恰恰是内地资本市场的薄弱之处。香港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在汇率、资本管制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仅靠香港远远不够。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此举的核心,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认为,在于建立一个基于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中心,目的是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强健,提升人民币对全球资产的配置能力,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中央支持上海“先行先试”,也是希望从政策层面加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
上海金融办研究员赵明辉认为,走出去的货币仍然存在国内银行体系的事实,说明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无法分离的协同进程,上海作为人民币在岸市场,必须快于境外离岸市场的发展。
上海崛起并不意味着香港衰落。夏斌表示:“如果在香港搞离岸市场,同时上海、香港有打通的渠道,慢慢做大,把风险先暂时隔离在境外,这样对上海金融市场为标志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度可以加大,速度可以加快。”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也说:“沪港不应像摔跤比赛非要有输赢。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它们更像二重奏乐手,其主旋律将最终落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大趋势上。”
从离岸到在岸,人民币国际化市场载体,呈现出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因自身差异而负载的阶段性使命,背后则是中国金融的战略抉择和全局安排。
上海如何倾力突破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是要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和结构。他宣布,上海将搭建信贷资产转让市场、保险交易所、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转让市场以及信托资产的登记转让市场,筹建工作已获得监管部门支持。
这是继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指期货等金融体系创建后,上海最近一年多来,在金融中心基础市场和制度建设方面可望实现的最新突破。
一年来,上海出台《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制定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意见、成立上海清算所、完成上海金融产业基金挂牌、组建上海市再担保机构,等等。
一些金融改革项目再度瞩目。一家投行负责人透露,“2007年年底被搁置的大量资本市场创新现在又重新成为热点。”其中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国际板以及金融和商品期货等。
在政策措施推动下,上海金融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2009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总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增速同比提高10.8 个百分点。
按伦敦金融城2009年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排名从2008年的第25位提升至第10位。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认为,过去十年中,亚洲金融中心的硬件建设迅速。但基础设施更需适当“软件”来配合,这些“软件”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的技术,更是精通专业的人才。在税收和监管方面,上海需要更具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原央行副行长苏宁6月25日撰文提出,虽然交易量等规模指标已在全球领先,但上海金融市场形成的价格对国际市场影响力较小。为此,要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使境外参与者能更大程度参与上海金融市场。
在“2010陆家嘴论坛”的与会者看来,屠光绍的演讲透露出一种紧迫感。他直言:上海的金融衍生品,如股票、货币、利率及证券市场的衍生品还比较单一;债券市场不够发达。
不可回避的是,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在北京,上海不仅需要频繁与中央部委沟通,一些具体的金融业务也逊色于其他城市。
据统计,北京的人民币清算业务量胜过上海,天津的产权交易和私募股权投资亦有后来居上之势,至于企业和个人财富集聚,以及私募基金管理规模,深圳胜过上海。
金融人才的巨大缺口,也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颈之一。在纽约、伦敦、东京等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业,而目前上海这一比例只有1%左右。香港拥有近80万金融人才,而上海不足11万。
据傅思途介绍,伦敦金融城有300多种语言进行业务交流,上海仅英语人才即缺乏明显。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对方星海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定要有充足的英语人才。
更重要的共识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指标是人民币国际化,中央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方向和时间表,但核心决策非上海能够左右。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清晰
“从步骤上考虑,从目前用于贸易计价,结算起步,进而人民币支付及在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和投资,最终成为储备货币;从区域考虑,从港澳台起步,进而在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中亚地区,最终全球化。”曹远征对记者说。
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去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上海、广州、珠海、深圳和东莞5城市与香港、澳门和东盟的贸易伙伴间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国际化由此正式启程。
稳固推进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被多数人认为现实可行。
人民币在港澳台地区及周边国家使用,已使人民币具有了区域性的信用基础;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和东盟等国家贸易逆差,使之具有对外支付的可能;中国与若干国家的货币互换以及清迈协定等双边和多边协议,使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使用具有了制度前提,而香港地区的人才和金融基础设施,亦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了技术保障。
2009年9月,菲律宾正式推出人民币产品和服务,标志着人民币作为国际储蓄货币的一个局部实质性突破。
央行5月10日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银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月均增量上升,至一季度末业务总量219.4亿元。相关信息显示,人民币贸易结算在4月底总规模已达330亿元,5月近400亿元。
相比中国2009年近15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总值,试点扩大只是向前一步。相关测算显示,人民币结算量只有到1万亿元以上,才可能在跨境贸易中产生一定影响力。
“现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也没有途径对冲风险,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企业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有所顾忌。”一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行人士表示。
解决之道,就是原央行副行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2009年12月在《财经》年会上所说的:“如果沉淀在海外的人民币有投资渠道,会增加人民币结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取决于人民币的流出机制,也决定于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香港承担新角色
香港作为离岸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趋利避害创造新契机。而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早已写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施政报告中。
早在6年前,香港商业银行即已开办香港居民人民币存款、汇款和兑换服务。香港甚至已经实现了滞留境外的人民币可以通过贸易融资用于贸易结算。
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已初具雏形。2009年9月28日,中国财政部在香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债。
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由过去单一的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展至财政部。这不仅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了投资出路,也为海外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提供了基准利率依据。
随后,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债券发行主体进一步拓宽,经内地批准的机构可以来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非内地机构亦可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只要不涉及资金跨境流入或流出内地。
香港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近期宣布,今年将发行两年期人民币企业债券,成为首家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非金融香港企业。业内预计,其发行规模可达10亿元人民币。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月24日向香港特区立法会提交2010年-2011年度财政预算案时表示,将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动资产管理业发展、完善金融规管制度。
在现有管制体系下,香港的特殊角色可从其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安排中得到启示。曹远征认为,香港涉及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的三个渠道不仅各自运作流畅,而且相互连接紧密,整体运行良好,表明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的某种特殊安排是可行的。而目前即将推出的境外人民币QFII计划,即是回流机制的体现。
由此,利用香港金融市场,尤其是香港已初具规模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一方面满足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头寸投资或变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延缓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进程,以便赢得时间,让包括上海在内的内地资本市场做好准备。
沪港之争与“双轨互通”
前央行副行长苏宁3月29日表示,在资本项下人民币兑换尚未放开时,我们支持和鼓励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同时也在研究在上海建立离岸市场的可能性。
香港会成为另一个波士顿吗?香港一位银行家说,当时脑海里闪回当年波士顿沦落二流金融城市的历史碎片。
上海的行动很快。2010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其中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中透露,目前,已完成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金融市场的初步方案,央行上海总部还在积极研究扩大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开设离岸账户的试点。
但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任志刚表示,香港和上海并不存在激烈竞争。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在法规上对人民币逐渐国际化有利。
6月26日,屠光绍也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迫切需要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各个方面的优势都值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很好的学习和借鉴。
正如余永定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上海与香港存在竞争关系。然而,上海与香港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但两座城市表面的彼此宽容,并不能替代各自对未来角色定位的探索。
迄今,香港商业银行拥有的人民币产品包括存款、债券、跨境贸易结算及相关融资,以及支付性的汇款、兑换、银行卡和支票服务等。但关键的人民币资产性和收费性产品,如贷款、投资及财富管理等仍然欠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存在巨大空间。
上海金融界呼吁,上海的在岸人民币市场应快于境外离岸市场的发展。夏斌则认为:上海和香港同时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的两个支柱。未来十年通过发展香港人民币市场可以更快地推动中国金融开放,更快培育人民币资产市场。
接近决策层人士向《财经》透露,一度呼之欲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之所以被搁置至今,其中一个阻力来自香港,他们担心其资本市场边缘化。
香港政经高层频频造访北京,以期助推更多人民币金融产品在港推出。6月7日,香港金管局宣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穆怀朋借调至金管局出任高级顾问,其职责就是“促进香港和内地的金融合作、推广和深化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支持香港金融业拓展内地市场等,提供意见及协助。”这被视为香港与北京建立的又一金融政策协调通道。
2010年1月19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在港签署《关于加强沪港金融合作的备忘录》,以积极推进沪港金融合作和联动发展。
“一条轨在境内,按照国家内部的宏观情况,按自己的节奏来开放资本账户;一条轨在香港,用较快但可控的步伐实现人民币的非居民可兑换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认同内地学者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而双轨发展的概念,也同样出自曾荫权之口中。
夏斌提出尽快形成人民币市场的三条核心思路:其一,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先尽快流到香港;其二,想尽办法在香港形成以人民币为标的的各种金融交易活动,可以做存款、贷款、财富管理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其三,开通一定“管道”,让香港人民币部分回流内地。他认为目前上海和香港都在做打通两个市场的事,机构也在做人民币的离岸工具。
余永定则建议,上海应该将资本项目可控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推进金融创新。一是允许外国企业或金融机构在上海股票市场上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即国际板的推出);二是允许外国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在上海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即“熊猫债券”)。
长远看来,傅思途说,虽然香港比上海更加成熟,但香港的重要性已经随着上海等城市逐渐国际化而减退。对此,李小加概括为“阶段性差异”,并呼吁沪港两地“非常冷静、自然地去看待这个发展”。
“在中国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太发达的时候,香港几乎是中国企业海外集资的主要集聚地,同时得到了最大繁荣,但香港不应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独享的权利。香港从来不对纽约、东京有挫折感,为什么要对上海有挫折感。” 李小加说。
第6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关键词】 货币 金融 汇率 路径
一直以来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等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逐步开始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今年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无疑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笔者并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人民币也并非国际化不可。
1. 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尚不成熟
一般来讲，一国货币国际化要经历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蓄货币三个步骤。从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香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后，国务院随即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结算试点，使得人民币跨境交易额猛增。尽管人民币在向迈向国际化的潮流中有了很大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只能是准国际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10年人民币在整个外汇交易市场上的份额也只占到0.4%，速度在增长，但从整个量的积累上看明显不足。
从最近人民币的走势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在人民币的结算量上看，今年前四个月跨境人民币结算仅5500亿元，相当于去年二季度三个月的水平。香港人民币存款也由2011年11月的6273亿逐步回落到3月底的5500亿。人民币在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其次，从国际投资和储备来看，美元，欧元，日元依然是主要的国际投资和储备货币。这些国家不仅有着完善发达的金融系统，同时也拥有各自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都是国际重要金融中心，脱离了它们整个外汇交易市场就难以为继。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缺乏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再次，人民币投资和储蓄功能的实现有赖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从目前的情况看看，境内和境外的人民币投资产品还比较单一，产品的流动性很低。另外，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质性开放程度还很低，难以满足外国投资者的需求。
2. 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分析
2.1关于一国的货币政策问题，学界上有一个有名的“三元悖论”，即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形”。其基本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不可能三者兼得。
中国从2005年起开始逐步推行浮动汇率制，开始以市场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势必将导致资本的自由流动，大量外国资本会涌入国内，
根据蒙代尔的理论如果我们保持浮动汇率制那么将面临着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因为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必然引起国际市场上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这时国家必须采取固定汇率才能抵消资本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风险。但采取固定汇率制后又会面临丧失本国货币独立性的问题，因为根据不可能三角形这一理论，一国只有在实行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才能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综上所述，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着丧失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风险，最终将受制于人。
2.2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是否会遭遇“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最初是用来说明美元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构成了一个悖论。
由于这一难题的存在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我们要探讨的也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会不会也有这种困扰。中国经济现在高速增长，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着很强的顺差优势，从现在来讲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的币值应该是可以稳定的。但考虑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到底还能够撑多久？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必须还要保持高速增长下去，但这种增长能否支撑到成为国际货币的这一天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假设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的高速增长，人民币也会在这一时期成为国际货币。但一旦如此就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将会越来越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势必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会逐渐转化为逆差。同时，人民币还将面临着被做空的风险。一旦外汇市场大量抛售人民币，人民币的币值将不再稳定。到时候，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不仅仅是“特里芬”这一个难题，不是矛盾，而是双方都难以为继。
2.3人民币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
3.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尚不统一和明晰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问题就有不同的争论。一部分学者主张借鉴英镑，美元和日元等国际化的经验直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不经过区域货币这一阶段。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人民币应该先成为亚洲的区域性货币，然后再过渡到世界货币。这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应该吸取日元的经验，因为在当今货币体制下，一国货币不可能直接国际化来挑战美元的霸权。欧元的实践告诉我们有必要先建立区域性货币。
从现阶段人民币发展的趋势来看，基本上是沿着后者的思路在进展。从香港，到周边国家再到整个东亚，人民币实际上是按着先周边化再东亚化再国际化的道路稳步推行。但从近期来看，人民币开始逐渐与一些国家的货币进行直接交易，人民币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比如伊朗的储备货币，这其实是与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的步调不一致的，人民币的区域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急于跑出去，虽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很快，但过快的速度很可能打乱稳定的步伐。
笔者认为，当下人民币的发展还是要进一步发挥好香港这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在整个“中华经济圈”的影响力，同时加快自身金融中心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辐射范围，增加其辐射深度。无论是通过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这一“三步走”战略，还是通过结算，投资，储备这一货币职能的“三步走”战略，时机都还不太成熟。人民币要想真正国际化，还是要首先强化内部机制。
总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化注定是一种趋势，但正如马克思所讲，新事物的成长总要经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人民币在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现在的条件不尽成熟，但笔者也坚信，人民币终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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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眼下，人民币逐步成为环球贸易结算货币及国际间的投资货币。其离岸产品的种类亦日渐增多，涵盖存款、债券、股票、基金及衍生产品等。部分国家亦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之内，可说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迈出了一小步。
然而，即使人民币国际化之旅已经展开，要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货币，尚需时日。我们相信内地政府会维持双线发展，在更多境内外金融中心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之余，继续落实国家金融市场改革及开放资本账，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
人民币国际化之旅始于香港。2004 年香港银行率先获准向个人客户提供人民币存款、货币兑换、汇款及信用卡服务。2007 年，当局进一步放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容许内地金融机构于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然而，初期香港居民将存款由港元及其他货币转为人民币的意向不高，发展步伐相对缓慢。其他法规限制亦使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可兑换性受限。
2009 年内地政府批准香港与内地试点城市的跨境贸易可用人民币结算，带动人民币国际化迅速发展。央行的数据显示，2012 年国内全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结算金额累计达29352 亿元人民币。
2010 年当局宣布更多措施进一步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银行（香港）签署协议，容许人民币存款于香港跨银行转账，以及香港公司可以无上限地以外币兑换人民币。其后一个月，内地政府再宣布容许外国中央银行、香港及澳门的人民币清算行，以及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银行，有限度参与内地的银行同业债券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在香港展开，香港亦顺理成章成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计划推出以后，香港人民币存款自2010 年起大幅增加，2012 年11 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5710 亿元人民币，约占银行体系总存款9%。计及人民币存款证，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模更为庞大，达6700 亿元人民币，远超其他人民币离岸中心。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为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要里程碑。自2009 年当局放宽有关限制以后，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金额大幅上升。央行的数据显示，2012 年国内全年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金额，如计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 累计达29352 亿元人民币。
至于经香港作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金额，2012 年首11 个月每月平均为2150 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10 年下半年每月平均的570 亿元人民币及2011 年的1600 亿元人民币，显示香港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当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内地经济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好处甚多，最直接的莫过于为从事跨境贸易及投资的内地公司节省交易成本。内地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所面对的汇率风险亦会相应下降。长远而言，在环球贸易及投资交易增加使用人民币，可使内地收取“铸币税”之利，一如美国政府正享受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助减轻美元汇价波动及美国经济政策更迭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以及提高内地于环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他正面影响还包括促进内地金融及汇率改革，而该改革对人民币能否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至关重要。
比如，利率改革。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央行只负责设定银行同业隔夜利率，如美联储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及欧洲央行的主要再融资利率，商业银行则以此作为厘定贷款利率的参考。然而，央行却负责厘定所有主要利率，包括商业银行贷款及存款的基准利率，再交由国务院审批。目前内地的利率厘定制度存在不足之处。譬如过低的银行存款利率可能导致存户实质收取负投资回报。基于投资选择不多，存户或因而倾向将银行存款用于房地产市场及股市之上，继而酿成资产泡沫及引发通胀加剧。对银行体系而言，商业银行采用统一的存贷利率，意味银行之间缺乏竞争，容易导致营运效率低下及经营规模过大，亦是银行缺乏改善财务风险管理能力或提高经营效率的诱因。
再比如，汇率改革及开放资本账。诚然，人民币汇率改革已历时30 年，起初容许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其后则容许其升值。自2005 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超过30%。与此同时，人民币汇价波幅限制亦有所放宽：兑美元的波幅限制由2005 年的0.3%扩大至2007 年的0.5%，其后于2012 年4 月再扩大至1%。观乎近年市场走势，人民币汇价再不只是单边发展，而是更为双向浮动。随着内地逐步减少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经常账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或逐渐稳定于大约3%，人民币双向浮动的趋势亦会持续。我们预计，2013 年底美元兑人民币将趋近6.20。此外，当局可能放宽人民币兑美元目前1%的汇率波幅限制，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开放资本账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关键。我们认为，准许更多资金进出内地的进程已经展开，未来更会加速。虽然内地仍然实施资本管制，但当局正以循序、有选择及审慎的方式撤销有关限制。随着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等计划陆续扩大，进出内地的资金流量正不断增加。
2013年展望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为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使其可用于全球贸易结算、投资及储备管理。不过，要达成此愿，内地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无可避免，当中涉及推行利率及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改革，以至开放资本账。
未来数年，内地政府将推行更多政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当中可能包括鼓励更多人民币跨境流动、扩大人民币兑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之双向浮动，以及为人民币交易设立更多离岸及境内试点城市。金融机构或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冲、投资、贷款及保险产品。
人民币在环球经济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亦会受惠。我们的预测如下：
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升值，主要因为内地出口回升，带动贸易顺差增加。中国人民银行订定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或于2013 年底趋近6.20，意味人民币汇价较2012 年底上升1.4%。
当局或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波幅限制由目前的1%扩大至1.5%-2%。
随着内地经济回稳，以及预期房屋市场气氛改善，年内人民银行进一步放宽银根的压力得以舒缓。我们预计贷款基准利率年内保持不变，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维持于6%。
香港撇除存款证以外的离岸人民币存款增长会加快，以反映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增加及银行可能以高息来争取更多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存款占香港总存款的比例，或由2012 年底少于10%升至2015 年的25%以上。届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长久以来在香港银行体系的地位，成为香港存款第二大主要货币。
第8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关键词】日元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 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也进一步热烈,人民币国际化究竟选择何种途径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纵观一些国际货币的国际化途径,由于条件所限,中国不可能选择美元或欧元的国际化策略。而在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是人民币和日元,人民币若想成为区域内的主导货币,进一步实现国际化,日元的国际化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及启示
1、日元的国际化进程
纵观日元的国际化过程,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64年至70年代末)。1964年日本正式接受IMF的第八条款,承诺履行对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没有给日元国际化留下很大的空间。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日元凭借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崭露头角。但从日本国内来看,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持一种否定态度,甚至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国际化在这一阶段并没取得实质进展。
(2)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根据1984年5月发表的《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大藏省发表了题为《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政策报告,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其后,由于日本政府在推进日元国际化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日本的经济繁荣,日元国际化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3)停滞和倒退阶段(20世纪90年代)。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举行会议,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旨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下调。广场协议后,日元拉开了不断升值的序幕,但是日元的过度升值逐渐引起人们的恐慌,日元持有者纷纷开始抛售日元资产,导致了日元的大幅度贬值。随后的十年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及长期经济停滞的影响,日元国际化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局面。
(4)战略转换阶段(1997年至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迫使日本政府开始反省以往的日元国际化进程,更加积极地探讨日元国际化的新战略。自此,日元国际化战略开始发生新的重大转变。
从图1、表1可见,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所占比重随着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开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纵观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中间充满了曲折,却始终没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忽视了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地域经济基础,试图走一条直接的、功能性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2、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1)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日本经济在早期的迅速发展为日元的国际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而后期发展的不平稳则明显阻碍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我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给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要通过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若干阶段,逐渐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提高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程度、渐进放开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的自发地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结算、资本计价和外汇储备工具。
(3)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日本走的直接的、功能性的国际货币道路被证明是错误的,忽视区域性的经济基础只会影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对于人民币的发展,加强区域的货币合作与协调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要以人民币的区域化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分析
1、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有利条件
(1)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从图2、表2可知,我国的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32名上升到目前的第三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7.7%。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6.3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23倍,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14285.5亿美元,增长146倍;进口总额从108.9亿美元增长到11330.9亿美元,增长103倍。
(2)国内币值稳定,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在人民币的对内价值上,尽管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高通胀,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直较为平稳。在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上,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升值势头,但升值幅度较平稳,同时,国内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的坚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人民币被世界广泛接收提供了坚强后盾。
(3)中国正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拉开了外汇体制改革的序幕,资本账户的开放也随之不断取得进展。改革至今,中国资本账户下的大部分子项目已有相当程度的开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账户交易中,目前我国有20―30个资本账户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已经实现了部分可兑换。
(4)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加快,终于实现跨境结算。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央行签署了1800亿元框架协议,与香港特区金管局签署了2000亿元正式协议,与马来西亚央行签署了800亿元正式协议,与白俄罗斯央行签署了200亿元正式协议,与印度尼西亚央行签署了1000亿元正式协议,央行行长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700亿元框架协议,总的互换金额达6500亿元。2009年7月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共同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决定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市为先行试点城市。尽管跨境结算的贸易总额并不是很高,但它却为人民币实行周边化、区域化乃至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
(1)我国只是经济大国,不是经济强国。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经济规模上居全球第三,但个人平均收入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2)人民币还不能真正实现自由兑换。为了成为国际货币,首先要求人民币能实现自由兑换,但由于监管障碍限制对本国资本市场的进入,中国同国外市场的交流以及向世界的开放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同时,高交易成本、监督管理架构脆弱等因素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障碍。
(3)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发达。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所属国,它应该能提供开放而先进的交易所,供外国交易商交易多种货币主导型的金融产品。同时还应落实监管和宏观经济保障措施,以便将货币的动荡和与汇率相关的风险降到最小。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显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不能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从日元国际化过程可知,强调货币的地域性经济基础、加强货币的区域合作对货币国际化有着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在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时还有诸多复杂因素,使得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必须遵循周边国际化―亚洲化―国际化的渐进过程。其中,人民币周边国际化是人民币亚洲化的基础,而人民币亚洲化的实现,对于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关键货币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通过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为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区域经济基础。在具体实施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推行稳健、有效的经济政策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可完全自由兑换,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2、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在经济区域组织内扩大人民币的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目前倡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一行动的具体体现。为了扩大区域合作,还可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
3、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2005年7月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币仍然面临着不断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不断深入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来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弹性。
(注:本文得到北京物资学院工商管理创新基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WYJD200904。)
【参考文献】
第9篇：人民币国际化范文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也有亚洲金融市场的特点，笔者审视当前关于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讨论――这个话题常被总结为人民币的国际化。笔者觉得中国采取的方式严重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尽管人民币贸易结算额不断增大，中国政府也出台了许多鼓励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存在着若干障碍。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是缺乏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完全可兑换的保证。事实上，交易成本、支付结算成本以及由贸易产生的任何资金流动的相关成本，都与资本是否自由流动和是否具有市场之外的独立性有关。中国正尝试用离岸市场银行去推动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之间的直接兑换，但这不太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大的进步。
亚洲金融市场的特点和弱点
1.两次金融危机和被改善的市场结构。在过去的20年间，亚洲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然而，这两次危机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严重，后者相对温和。危机产生的影响是，亚洲金融市场取得了更好的恢复能力，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政府及中央银行能够更加密切地配合。
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亚洲各经济体的结构性缺陷：第一，企业融资仍然高度依赖银行。第二，该地区金融业有货币和期限的多重错配，尤其是银行业。因此，亚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中是脆弱的，其充足的储蓄并没有有效调动起来。
为纠正对银行过度依赖的问题，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即EMEAP，由11个央行和该地区的货币管理机构组成），发起了亚洲债券基金（ABF），它是旨在扩展与深化亚洲各经济体及区域债券市场的一项倡议。与此同时，东盟10+3成员国的政府正在执行“亚洲债券市场提议”（ABMI）来放松管制，并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这个举动成果显著：从政府和企业债券的欠款来看，亚洲货币债券市场获得显著发展，如图1所示。尽管增加幅度相当不平衡（见图2），亚洲货币债券在全球债券市场的份额从1996年底的2.1%增加到2011年底的8.4%。值得注意的是，亚洲本地货币债券市场上的外国投资者正在迅速增加，如图3所示。这不仅是因为债券发行者的信用度和债券收益的改善，还因为这些经济体市场基础的完善。
此外，货币错配问题也得到显著改善。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外国借款者的贷款占本国融资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图3所示，虽然这类贷款的期限仍然为一年内或一年。
2.发展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的挑战。然而，要把亚洲地区国家（日本除外）变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仍然面临众多挑战。虽然在某些领域已经有所改善，但要把亚洲建成和发达地区一样，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建立多样的、深度的、良序的金融市场。前两个挑战是老问题，现在依然存在，其余三个则是相对较新的挑战。
（1）解决货币和期限的双重错配。银行部门的货币和期限的双重错配问题，尤其是期限错配。虽然这个在中国还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所谓的国际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话，那这个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这主要取决于中国银行业的调整。
正如笔者已经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刚结束时被发现的。当银行用外币短期借款、兑换为当地货币，并投资国内的长期资产时，就要面临货币和期限的双重风险。对于一些外部原因，如果短期外币借款在市场上变得很困难，银行往往就要面临资金问题。更有甚者，如果本国货币同时大幅度贬值，外币的负债没有套期保值，那么以本国货币衡量的该外币负债就会大幅度上升，这就最终导致了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事实上，当雷曼兄弟倒下的时候，这样的脆弱性在亚洲经济体中就出现了。
过去的十年中，这种结构性问题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如图4所示，2000年之后，外资银行对当地居民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跨境信贷迅速增长。然而，与发达地区相比，他们对外国货币的依赖程度仍然较大。正如图5所示，期限错配导致的金融脆弱性依然常见，虽然据报道，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2）改变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结构与过度依赖外国机构的情况。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媒介机构基本没有改变。中国也是如此，其实在中国这个问题最严重。
虽然近年来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企业对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当一个大的负面冲击击中金融机构时，不管这些非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多么健全，非金融企业可能会发现很难从这些金融机构顺利获得债务融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亚洲的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尤其是制造业的广度与深度都非常不足。对银行融资的高度依赖，意味着该地区企业债券市场的不完善。另外不完善的衍生品市场使得合适的风险交易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对冲风险的工具是非常有限的（见图6）。此外，由于这些地区证券化市场的不完善，亚洲经济体不能充分享受到证券化过程以及吸引各种投资者根据风险承担能力来投资的好处（见图7）。笔者要强调的是，这里缺欠的是真正的新的重新分配风险的金融创新，而不是简单承诺高收益率的“创新”，这些新“创新”本质上都仅仅是规避各种监管的旧金融工具。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在亚洲以本地货币计价的投资机会依然不多。亚洲区域内有着丰富的储蓄，这些储蓄没有在本地区得到充分投资，而是最终投资到了区域外，如美国和欧洲。
此外，亚洲地区的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金融机构。例如，在项目融资和贸易融资领域，亚洲地区持续地大量依赖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欧洲的银行。事实上，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后，这些地区在2012年8月到12月，除了10月外，都出现了净资本流出，虽然资本在2013年1月份回流到该地区。亚洲金融市场也受到了由全球资本流动造成的大幅波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或多或少也经历了相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如债券市场仍然不发达。虽然亚洲债券市场已有所发展，但在企业债券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方面仍然是有限的。
（3）致力于发展抵押交易市场。第三个挑战是对发展抵押交易市场的重要性应更加强调，以发展更深层的、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例如发展债券回购协议。就像欧债危机这样相对紧张的市场状况，让市场参与者更加倾向于使用有抵押的交易，而非无抵押的交易。这就显示了具有合格债券交易的牢固的市场基础，以保证稳定的市场交易的重要性。
（4）促进金融创新。第四个挑战是开发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在亚洲，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不只在日本，在其他经济体如中国、韩国和泰国也是如此（见图8）。金融创新对于提供多样化产品、适应不同年龄层的群体极为重要。从这方面看，证券化的发展，似乎是一个关键点。尽管自雷曼冲击以来，证券化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但简单的证券化产品也有助于实现包括贷款在内的金融交易的风险调整收益率，让金融机构更好地运作。此外，作为对传统的补充，信贷中介渠道变得更为多层，势必会通过分散风险来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说，把有用的证券化技术重新安装到这个金融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5）增强金融的包容性。第五个挑战是增强金融的包容性。从开发深层金融市场的角度看，改善基础设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获得金融服务也是同样重要的。据报道，全球有超过25亿成年人不能得到金融服务，同时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正面临着严重的融资问题。亚洲也不例外。事实上，与此同时，亚洲也有一些地区显著依赖于所谓的小额融资。小额融资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来说，因此也一直是G20会议的主要议程。然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小额融资的主要商都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们没有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督，但是像银行一样，向客户提供存款和贷款。这就意味着，如果小额融资商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份额成为了不可忽略的部分，有可能成为金融系统的一个风险因素。
中国的金融国际化
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有关金融国际化的讨论，尤其是最近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贸易和金融政策上都有讨论。
一般来说，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就是结算、计价和储备功能扩大并超出一定区域。为了充分维持这些功能，货币完全可兑换必须能够一直得到保证，资本流动必须是自由化的，用来避免多重风险以及遵守国际海关条约的支付和结算制度也必须建立。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基本条件被违反了，或者被政治上修改了，真正的金融国际化将无法实现。
1.人民币正在崛起但仍存严重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观察一下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是值得的。近年来，我们观察到以下现象：（1）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量有所增长，（2）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3）在香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有所扩大。（4）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最近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由此可见，人民币已经在跨境金融交易中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同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中国货币当局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的结算功能，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雷曼冲击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扩散，中国货币当局希望减少中国企业在其贸易结算中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同时减少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持有的巨额美元头寸面临的外汇风险。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在2009年7月开始试点，即在上海、广东的四个城市、东盟、香港、澳门等地之间的365个指定企业之间进行。从那之后，结算量在2011年第三季度达到创纪录的6000亿人民币（大约7万亿日元）（见图9）。
然而，贸易结算量的显著增加并不能自动保证人民币的国际化。相反，一些限制正在阻止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突破。应当注意的是，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人民币应该流出中国。其次，人民币应该在境外发现一些投资机会，最后它应该流回到中国。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简单地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媒介，资金流动才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是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往使用外币结算的金融交易，减少以外币计价的汇率风险。这种方式并没有显著减少资本管制。虽然人民币在离岸市场跨国贸易结算额逐渐增长，但是，在现行的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严格管制下，离岸人民币流回大陆的空间依然有限。
持有人民币并投资大陆机构的需求日益增加。实际上，香港离岸市场在吸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陆市场监管严格，价格不能像发达经济市场那样反映市场参与者的金融状况。但是，香港管制放松的离岸市场，能够较好反应市场参与者的状况。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如果两个紧密联系着的市场中的一个监管严格且不灵活，另外一个监管不严格且灵活的市场就会背负两个市场调节的压力和负担，从而波动性巨大。虽然香港离岸市场提供了有效的市场信息，但它依然反映了监管严重的大陆市场的某些扭曲。
所以，假设人民币国际化会在没有明显减少资本管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这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现在对资本回流到大陆的严格管制，正在成为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巨大障碍。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即所谓的点心债券（dim-sum bonds）的需求毕竟有限。在香港离岸市场，点心债券发行在外的余额大约是700亿人民币，与6000亿人民币计价的存款相比数量很小。如果中国想要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解决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问题是必要的。
2.新举措：增加除香港之外的其他离岸市场。现在把焦点聚集在中国政府想要得到的汇率风险的降低上，看一看这样的企图是否得到满足。实际上，从2011年以来，中日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的贸易额扩张了2.5倍，2010年达到了26.5万亿日元。同一时期，把公司运作从日本扩张到中国的日本企业数目增长了1.5倍，达到22000家。然而，以日元或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额依然非常有限（见图10、图11）。考虑到两国之间牢固的长期经济联系，以及他们对亚洲地区贸易的重要性，通过以双方任意一个国家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减少进出口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现在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交易时，美元一般被作为中间货币。所以结果就是，日元和人民币的价格是由日元-美元、人民币-美元的交叉汇率决定的，最终还是需要美元结算。如果具有日元-人民币之间的直接汇率交易市场，并且该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就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不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金融机构的结算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发展以人民币-日元直接计价的金融和外汇市场是应对金融稳定的重要议题。不仅对中日很重要，对亚洲和其他地区也非常重要。
虽然表面上看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实际上优势并不是这么明显，因为存在与之相关的各种贸易支付、结算的成本和风险。通过美元交易且使用运行良好的支付和结算系统，能够明显降低结算风险。使用美元支付和结算的成本其实是不高的，因为大部分结算仅仅是贸易本身的，大额交易占主体。与之相对的是，人民币结算成本对大额交易来说实际上是很高的。虽然市场贴牌交易成本并不高，但人民币市场是一个缺少流动性的浅层次市场。
强调一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汇率风险降低的问题，而是更广泛的有关降低支付和结算风险、增加流动性（其中货币自由兑换是核心部分）、降低资本进出中国成本等一系列结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人民币的全面可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应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与亚洲其他金融市场同样面临诸多脆弱性和挑战。中国官方深知这一点，他们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和允许外汇交易市场自由决定人民币、美元及其他汇率方面极为谨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宁愿对这个现行体制小修小补。然而，如果他们真的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再多这样的小修小补也不会形成一套框架。如果中国官方依然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决定，迟早都会到来。
3.未来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协同效应。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币在国外结算中的使用量正在稳步增加。随着资本交易自由化方面的发展，使用人民币的数量预期还会增加。另一方面，日元已被视为可自由兑换且具有良好交易市场基础的国际货币，就像美元、欧元、英镑一样。所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会提出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日元的角色是什么？
在发展中日之间金融和外汇市场的过程中，日元及日本政府债券大有可为。在这方面，日元、人民币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
要发展具有高度流动性和深层次的债券市场，市场上的价格透明是必不可缺少的，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作为定价基础的稳定的收益率曲线。发展包括企业债券市场在内的风险金融产品市场，发展能够反应经济基本面的外汇利率等。利率信息得到改善后的市场环境同样非常重要。在欧洲，德国政府债券不仅是德国境内金融产品的价格基准，同样也是欧洲其他地方交易的固定收益产品的价格基准。现在在亚洲，日本政府债券因价格稳定、交易结算迅速，成为类似承担基准角色的候选货币。此外，日本政府债券的发行数量够大，且信用评级很高。
日本政府的债券发行量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而且存在着发展良好的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同时，由日本银行管理的日本政府债券支付和交易系统，在未来几年内有望会在其容量、可得性及与其他系统的联系方面得到显著改善。还有就是日本债券市场保持了高度的流动性。流动性对抵押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使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日本政府债券作为提升亚洲各国间有抵押交易的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如果想把该国经济从廉价劳动力制造变成真正发达的工业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必要的。另外，日益明显的是，中国政府严格监控资本流动，及渐进的、碎片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措施，是不大可能对国际化的范围、速度、内容有很大影响的。这是因为，国际化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方法，这涉及到支付和结算系统间相联系的发展，涉及到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和深度，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参与方的相互信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市场任意突然干预都是不该有的，这样的干预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加系统的方法，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复杂甚至隐蔽的互动，以及市场结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资本流动的有效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