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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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到目前为止，有关现代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以及比较文学领域。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经济领域，认为现代性在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方面，体现在理性和个人主义上；现代性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体现在社会治安、法律秩序、财产保护和产权界定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通过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产出，使该社会经济体可能持续处于变化之中，使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实现不同的增长速度。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社会经济领域，这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为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
一、现代性研究概述
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modern引申而来，而modern源自拉丁文modernus，这在五世纪的欧洲已经开始流行，意思是与古代互别，用于描述自己所处时代，与此同时将罗马及其他非基督教的早期社会归为古代。在十八世纪后，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被称为现代文化，现代化和现代性也随之被赋予了特殊的内容。在近几个世纪的西方学界，modem主要是用于与中世纪(Medieval Age)进行区分。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属于现代性的理论范畴，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进行反思，吉登斯系统总结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个明显主线，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前提是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在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详细描述的话，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认为现代性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回答”。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既是一种心智结构，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即“知识是通过假设和验证取得的，求知的过程理想地说应该摆脱任何外在权威与体制的专断，同时也应该摆脱个人信仰与偏见的固执”。S．N．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现代性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方式的成形和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的成形和发展，空前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核中之核”。安德鲁·芬伯格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它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并且处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取而代之。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性的本质要素是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中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尼格尔·多德认为现代性作为一般术语来使用，属于规范工程，而规范工程可被定义为一个思想和信念系统，它以某种方式涉及改善社会的作用。沃格林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其核心因素是，把世界体验为一个人迷失在其中的异乡，人们必须找到回到他所从来的那个世界的道路。史华慈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浮士德冲力(FaustianSpirit)”。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无限欲望，它影响了现代文化的每个方面。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起源来分析现代性，有人认为现代性是科学革命或经济技术的合理化，有人强调社会伦理方面的变化，个人从人类或超自然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有人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推进人类的平等，也有人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占主导地位。还有人这样描述现代性：从历史上说，现代性通常是指西方的历史，更具体地说，是指欧洲的历史，而从某个时候起也指北美的历史。“在那些明确拥抱现代性的人——现代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理性、民主、相信开放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的优点、高度尊重个体价值、竞争的市场体系等”。也有学者在与“现代化”的对照中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韦伯把合理化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很有说服力”。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在于其合理化发展，吴承明对此的看法是，“我以为，在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这个看法是可以接受的”。
齐美尔和韦伯都将工具理性定义为一种经济计算形式。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管理和核算工作中的应用是资本主义市场发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理性形式的科层组织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条件。对经济、国家和文化问的关系，韦伯作了一个多侧面的分析，认为这些关系发展的动力更多来自核算程序的理性化和市场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在于日常生活建立理性原则之上的信念，人们理性地相信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反过来通过计算来指导人的行为。
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存在一种抽象的和工具性的计算方式，它是经济人推理特色的最好表达。韦伯在这一背景下将社会行动称为目的合理性，这可以被界定为计算性行动，目的是通过最有效的方式获得一个特定的目的。另一种理性形式包含具体和应用性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承诺，这种形式的社会行动是价值合理性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可被定义为一种由压倒一切的理想所支配的行动。韦伯依据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表达了对理性的双重理解。形式合理性是对于达到一个预定目标的最高效率或最有效途径的极端；实质合理性要求依据价值合理性或实质目标合理性来对那些经济行动——虽然它在正确计算的意义上属形式合理性——进行测量。
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进一步加深对理性的理解，他将理性看作是双重性的，理性有两个维度。即工具性和沟通性。这与现代社会中两个并行且各具特点的发展模式相呼应：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由理性化的根本逻辑决定。理性化过程呈现出两种主要模式，每一种都有其特有的逻辑。第一种来自工具理性的增长，第二种来自于价值合理性，也称为沟通理性的增长。工具理性增长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和技术进步，沟通理性的增长使整个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
二、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现代性在经济领域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二是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
“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自由的个人是理性的载体，这样一种观念是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从启蒙时代哲学家中继承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现代性在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方面主要体现在理性和个人主义上。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主义不能简化为对自我利益的单一追求。个人主义与个体化不尽相同，个体化使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社会无关，而个人主义是包含着依赖社会进行真正表达的观念。更为详细的表达是，现代性在此体现在理性、个人主义和社会化上。
理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以成本——收益估算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在此，成本和收益涵盖物质、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也包括考虑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强调的是一种权衡思想。关于理性，有以下四点值得强调：一，理性并非与信仰不相容。从信仰带来平静、幸福、满足或信心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收益。假如有些时候坚持信仰与实现其他一些目标产生冲突，即坚持信仰存在着机会成本，这同样产生权衡的问题。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可以认为信仰包含在理性当中——没有边界的信仰应当被称为迷信；二，理性具有有限性。一方面是由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社会带来的理性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是源自个体心智发展水平的理性有限性。承认有限理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表现，或者说，是理性的反思性。理性的有限性也为信仰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理性并不具有唯一的衡量标准。不同当事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具体内容不同，估算能力、估算方法和风险态度也各有不同。理性强调的是权衡这种思维模式，而非要求具有相同的权衡方法或结果；四，人的理性并不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可资获得的，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理性包含了对即时性后果的考虑，即人在自己行动前对即时性后果的预期，与经过实际过程后的结果相对照，这种实际后果包括对自己的后果和对他人的影响，已经经过了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这里强调理性的开放性。
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理论，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一方面，个人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发现一套激励制度，以便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依从那些决定着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者不仅意识到个人利益之间存在各种冲突，而且更是强调建构良好制度的必要性，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主张利益竞争和妥协好处的规则和原则。其次，个人主义是一套从这种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准则，即任何人或群体都无权决定另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地位，这也是个人实现自由，包括交易自由的重要条件。个人主义要求对所有的强制性权力或一切排他性权力施以严格限制，但这并不否认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
所有的人类动机都来自于个人，这包括使用资源的动机，而现实资源是有限的，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即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实现，可以通过政府调控实现，也可以通过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础的例如企业等这样的组织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包括财产安全和产权界定。财产安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存在具有安全性，这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意味着财产的转移具有安全性，这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被普遍认可并实施的惯例习俗等的维护。由于一些产权在界定时具有理论上的争议，还有一些产权界定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实施，因此产权界定可具体分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公共品的提供和对委托一问题的解决这样三个方面。前面所说用以解决财产安全问题的社会治安、法律秩序等正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中之一类。
个人理性在经济变化中最本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中。新教教徒对于经济利益的史无前例的追求源自一种对宗教教诲的感情或说是心理反应，该反应从根本上出于——追求经济上的繁荣以荣耀上帝，支持自己成为上帝选民的内在信念——这样一种理性的考虑。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理性和个人主义与该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相当一致，而理性经济人假定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和逻辑起点之一。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理性，其含义已得以深化和相应扩展。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教育和技能等方面。运用基于该理论构建的模型所进行的一些定量分析表明，这些要素的确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于为什么不同经济体会投入不同量的生产要素(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实物资源，也包括技术、技能等。以下同。)，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为什么特定的经济体在不同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差异等此类问题，这种分析方法难以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一个社会通过武装力量和法律法规对其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将为该经济体内的生产要素流人、经济连续运行提供一种基本保障和必要的便利。一个经济体内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意味着某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的具体配置行为的效率问题，而且意味着不同配置方式的效率问题，比如在对比哪个私人通过市场竞争运用特定资源更高效之外，也可以对比私人与政府哪方更高效，竞争与垄断哪种方式更高效。一个社会对产权的有效界定和合理实施，将激励其经济主体不断追求当前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积极寻找潜在利益和实现方式。在正当的个人权益得以确保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每个个体对于这些追求的实现，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无论是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中的理性和个人主义，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资源配置制度性问题的解决，都会通过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产出，使该社会经济体可能持续处于变化之中，使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实现不同的增长速度。
三、现代性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主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启发，这里先谈我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解。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说已经存在的事物，我们与之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在这段时间，可能相继有很多人，可能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人，对其作过思考和研究，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一直扩展和更新；从研究者方面来看，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别，社会偏好有别，到自身生活环境、成长历程有别，到思维方式或说偏好有别，偶然事件影响等等这些，“前理解”自然多种多样。林林总总的“前理解”遭遇不断发展的“效果历史”，加上研究者自身操作能力，客观上接触“效果历史”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无论从时点上还是时段上看，“视域交融”都是缤纷多彩的。
动态的“效果历史”意味着更综合的，以及更多样的理解，在研究中，可认为是已有的多种视角；从研究者方面，不同的“前理解”也可认为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域交融”产生之后，一方面，在后来人看来，即为不同的“效果历史”，另一方面，直接或是间接地扩展着研究者的“前理解”……持续产生的不同视角，这正是我们去理解我们想要理解的事物的方式，也正是我们要理解的事物本身。
理论来源于现实，确切的说来源于现实的积累，那么用现有的任何理论去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无不可。在研究事件之前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然的指导作用，之后的相关理论，可以认为是受到事件的某些启发。除非我们能证明它们是不相关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样的应用是不对的。对这点进行推论，即我们不回避所有的“前理解”，正视它们，甚至是主动运用它们，都是合理的。“前理解”正是为了让我们作出理解。
第2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时代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分析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作的总结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影响已经明显（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问题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第3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转贴于
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第4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从循环流通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行为就是利用劳动借助于土地(当然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资产和各类信息)来获得货物的过程。如熊彼特所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既可以看作是工人消费其他货物之后的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始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由于工人消费到工人劳动特征之问联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显然，这涉及到教育、文化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劳动就不是工人消费其他产品过程之后的产品，而是原始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在此背景下，人类经济行为就被理解为目的在于取得货物的行为。经济学家白身的“有限理性”选择了视劳动为经济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产出的研究图式：在主流经济学奠基时候，人类并没有关于劳动或者知识再生产的更多知识。
有限理性揭示了偏好只能在局部(时空)保持传递性，行为者的偏好、信念与行为的演变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对象。行为经济学关注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主要是因为异质性的引入导致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多样化，并作用于真实的生理过程。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产出的劳动不仅在下一次循环中具有生产率方面的特征，其感性、理性特征也是关注重点，并用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形成过程。从公理化基础来看，主流经济学默认了偏好的全局传递性；而在行为经济学中，作为经济过程产出的劳动，是社会经济体系中传递性局部化和概率化的具体化:信念、偏好与行为随着环境而多样化，指向人们主体满足(及其真实生理过程)。
行为经济学将非理性的情感纳入到个人决策框架中，脑的生理机制数据成为经济研究的客观基础。行为经济学从两个方面扩张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效用:人的行为以给定消费品(或者是决策环境下)后的产出而出现。决策环境对应的局部框架不仅影响个体的决策结果，还直接从信念、偏好与行为方面塑造决策者，影响决策者的情感、心理特征，实质上已经把劳动看作是决策环境的输出，视劳动为经济过程的产出；行为的神经元基础。行为经济学关注外部环境下人类的神经冲动特征，给出真正意义上劳动作为产出的具体生理物理基础，把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
作为消费或者决策结果的劳动，其对应的决策者信念一偏好一约束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三大非标准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平台。主流经济学也已注意到作为人类劳动关键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过程的产出，知识被视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知识之问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根源。行为经济学则把对行为人劳动特征的关注深入到个体选择与环境互动过程的信念一偏好一约束的演变中，甚至基于脑科学数据把情感因素纳入到劳动行为输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揭示框架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大非标准模型，不仅可以分析个体劳动的知识特征是如何驱动信念一偏好-约束演变过程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植根于人的主体性满足上。经济学研究图式必须把特定环境下所产出的劳动特征:偏好、信念、知识、情感和行为置于分析的中央。
第5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知识经济管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造知识，发现知识，传递知识，这三个阶段组成了知识经济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知识经济管理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例如信息传递，工作流程和复制技术的改变。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经济管理是未来企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知识管理具有较多益处。知识改变命运，当然企业命运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知识可以全面提升企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最终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知识经济管理企业并不遥远，近十几年来，通过我国政府单位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不断努力，已经为知识经济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数据，以及规章制度，企业通过知识经济管理在竞争激烈占有一席之地。
二、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1.加强创造价值与核心能力的培养
创造价值是新的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它是在能力基础之上建立的竞争模式，集体的价值来源于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因此，企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务必要加强能力的培养，在培养的同时还要积极发展创造价值以及核心能力。以解决问题与改善现状为目标，可以延伸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新的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在于人员创造价值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目前在知识经济的管理过程中，创造价值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指企业在人才管理中伴随着人员的流动，会给企业发展带来财政与竞争的风险。在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中，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必将成为发展趋势的佼佼者。
2.中层管理者组织地位的确定
知识经济管理强调创新，所以在组织管理中，中层管理者务必要扮演好具体落实创新管理决策的角色。知识经济管理趋势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管理的模式。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是基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但是知识经济的管理过程中要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此创新需要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发动，由中层管理者具体落实，起传达信息的作用。自下而上的管理则是知识经济管理的创新，颠覆了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因为知识创造起源于具备创新精神的个人，高层管理者在其中只是起到指引的作用，知识主要集中在个体之中，隐性的在小范围内流传，沟通方式的选择也是符合组织人员偏好的，如此依赖，可以节省很多的因为沟通障碍造成的时间浪费。
3.知识经济将成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经济管理是企业参与行业竞争的基础保证，隐性知识的共享成为企业知识经济管理最大的挑战。一个企业一旦迈入知识经济管理的步伐，便可以将管理重点转移到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能力。一个成功的企业知识的变现形式应该是分散的而不是聚拢的，因为分散的知识有利于循环利用。知识经济管理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员工创新的积极性，也便于企业的人员管理，最终可以使得企业的监督机制淡化甚至是消除。
三、结语
第6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经历了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和知识化时代。知识经济无疑是现代化发展中最亮丽的浪花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的富有朝气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所以具有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才是知识经济长久发展的根基。
1．1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
1．1．1资产的无形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资产从有形资产占主导地位逐渐转换为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企业的主要资产不在是固定资产中的房屋、机械等，而是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每个企业都开始注重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的比重，那些在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的企业无疑是注重企业的研发和创新。
1．1．2知识的产业化
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逐步从“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也推动着我国从劳动密集型国家发展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国家。知识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化经济，也带来了“知识密集型的软产品”。传统的技术创造的利润将被知识创新产品创造的利润逐渐取代，成为人类创造利润的主要来源。
1．1．3企业的虚拟化
在知识经济之前，企业发展依靠的是有形的产品，企业的利润都是通过薄利多销形成的，企业对合作企业的评估主要是看企业有形的固定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不在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销售量，企业主要是靠关键技术、品牌、互联网和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发展不在拘泥于一定要有厂房等固定资产，企业的发展逐渐的虚拟化，“互联网+”和传统企业的整合升级，企业对合作企业的评估主要是依靠企业的技术、品牌等。
2．会计的四大假设
2．1四大会计假设
2．1．1主体假设
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会计核算对象的空间范围。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的服务对象，可以是企业、公司和特定单位，换句话说，会计主体是会计工作中反映和监督的对象。
2．1．2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是指企业或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清算或破产。
2．1．3会计分期假设
会计分期的划定是为了编制财务报告的方便，人为地把企业一个持续的经营期间化为一定的期间，比如月、季和年。
2．1．4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是指会计在核算公司业务的时候，用货币来反映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
3．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3．1对主体假设的影响
从“云计算”到“物联网”，从“大数据”到“工业4．0”，知识经济中的互联网给予人类的巨大能量与无穷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促使许多网上的“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使会计主体假设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另一方面，“网络经济实体”的出现打破了原来会计主体假设的“空间”范围，很多企业取得巨额的利润但是却没有实体的企业作为依托。
3．2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之前，企业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在经营模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促使“无实体公司”的兴起及飞速发展。这种无实体公司是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存在，当特定的目标达到后，这种暂时性公司一旦目标实现就面临着宣告解散。这种暂时性公司与持续经营的假设是不相符的，因为暂时性的公司在经营目标实现的时候，就可能被解散。
3．3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预收、摊销、预付、折旧等经济业务都是建立在会计分期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会计反映的信息与客观经济现实背离，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上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是通过历史成本是确定的，但是残值、使用期间却是人为规定的，同时对会计科目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会对当期的损益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使得会计信息和经济业务不相符。
3．4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发展，支付宝等支付方式的出现并在不断地推广、使用，货币未来发展的一大主流将是无纸化。无纸化对会计中以某种纸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4．对策
第7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体验经济；体验设计；服装设计
截止到2015年10月25日，使用百度搜索“体验设计”，有24,300,000条相关结果。而同我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服装设计的搜索结果是3，070,000。动漫设计的搜索结果是1,830,000。工业设计的搜索结果是2,370,000。环境设计搜索结果是389,000。室内设计搜索结果是4,920,000。网站设计搜索结果是20,800,000。平面设计搜索结果是100,000,000。从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体验设计”的热度，为什么这个看似没有明确产品的设计会有如此的高频率的搜索热度呢？因为“体验”本身就是产品，而是这种产品相对特殊，是将人内在的情感需要转化为市场的需求。
一、体验经济及附属产品体验式设计
体验是一个具有情感维度的词，它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都是具有情感的，这种情感是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下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体验经济以消费者感受为出发点，塑造良好的感官体验，丰富消费行为，并为商品找到新的消费价值与空间。由于经济发展的变化，人们的个性化消费欲望不断加强，而个性消费市场难以得到彻底的满足，企业把注意力转移到能够为其提供价值的新经济模式—体验经济。现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在完备的服务型经济基础上，正在向更人性化的体验经济另一拓展。体验经济被称为第四经济形态，在农业、工业和服务经济形态后，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点的具有情感因素的商业模式。这种依靠情感因素为卖点体验开始被各行各业所重视。是商业模式的演变，是服务经济的更高层次,是以创造多元个性化生活及商业体验获得利润的。我国首次对这种形态提出讨论是在2002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国际工艺设计讨论会”上，提出“体验经济”和“体验设计”，这种通过情感带来的消费变化，开始被各行各业所重视。设计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活动，又是一种体验，设计师要体验潮流资讯，体验材料材质、体验生活经验等。通过设计的互动，消费者感受体验设计，设计师感受销售者，在设计过程中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
二、体验经济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对服装设计过程的参与度及消费过程的需求在不断提升。消费者更希望从中难忘的愉悦的感受，以及服装所传递出的个性化表现。体验经济更重视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与参与性，比较其他经济形态而言，体验经济对于服装设计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以设计师和潮流资讯为主导的设计方式很难满足体验经济这种更为人性化的经济模。消费者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主要从服装的显性因素如:造型、色彩、款式因素考虑，而体验设计要求设计师从更专业的角度，考虑消费者心理需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设计师以消费者的感受设计过程的结构、材质、工艺等专业过程，理解设计所包含的情感与商业价值。重视消费者潜在感受、注重消费过程的互动性心理愉悦和自我满足感受。体验经济下的服装设计，体验消费心理，开发消费者潜在需求，提升情感消费比重。因此，在体验经济时代下，就如何关注和打造服装消费者认同的独特体验并引导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共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体验式服装设计及研究意义
服装行业的利润是通过创造区别于“同制化”产品的来获得的,在体验经济时代关注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来进行设计开发是对设计师必然要求。研究服装设计、工艺等因素外，“消费需求”，“消费环境的合理性”，注重消费者参与互动，体验式服装设计的本质就是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潜在需求，在设计因素的基础更为人性化更满足消费者需求是服装行业的发展前景。国内服装设计产生路线多数为，第一步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国外流行资讯和相同类别产品的比较，第二步是根据较为多数是设计师的经验进行信息整合，最后才在成品的基础上才去关注消费者的体验设计。而国外知名的国际品牌在设计之初，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是最先考虑因素。这种体验式服装设计理念并不是意味着将现有理念全部，而是在现有的理念的基础上将情感体验作为设计的重要目标，侧重的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发现和探索，了解消费者感受挖掘消费者需求从而不断用服装这一特殊的词汇来诠释自己的感悟。体验式服装的研究意义：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人”是服装的最终使用者，对“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才能做出更为人所服务的设计。在设计时，突出消费者的感性价值，将消费者的内在需求并转换为现实。其次，从企业利益出发，相当一部分服装设计还是以借鉴国外时尚资讯。对消费者的关注度欠缺，如感觉、行为、习惯等方面来触动消费者，用无形的服务创造出另消费者难以忘怀的感受设计，提高了消费者和服装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再次，从社会角度出发，提高服饰文化的影响。中国服装设计起步相比欧美起步较晚，还有待发展。但是服装行业的要求与标准在国际上应该是相通的，以消费者为中心设计，全程高品质为顾客服务，强调专属性和个性化，注重消费者参与。消费者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文化，以“消费者的感受”为服装发展的关键，创造生动的体验文化，与消费者进行良性互动。这种让消费者参与其中的体验设计并不是将否定现有的设计理念，是服装文化的一种升华。通过适当的设计，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得到高质量的产品，享受有品质的服务，获得生理的满足等需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将会收获一段难忘的经历和独特的体验，并且这段难忘的经历和独特的体验会转化为美好且深刻的回忆。综上所述，在体验经济模式，服装设计通过情感体验带给消费者享受和愉悦的消费过程，体验式服装设计为服装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服装设计在体验过程中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体验，也会提高服装设计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互动。
作者：孙曾钰 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1]覃京燕.体验经济下的交互式体验设计[J].包装工程,2007,（10）:200-201.
第8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背景、会计统计、措施
引言：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计与统计的一体化逐渐成为一种可能。会计与统计的一体化能够减少会计和统计人员的负担，减少一些重复的工作，因此也受到了人们的喜欢。本文将在讨论会计与统计联系的基础上，分析实现会计与统计协调发展的意义，从而探讨如何实现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
一、会计与统计之间的联系
1、统计在会计中的运用
统计是指数据的汇总和数据的分析，会计是指财务的预算、收入支出费用 的核算、利润的结算和各种税务上报等等。在会计方法中，广泛地运用了一些统计的方法。首先，统计方法在财务会计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比如会计核算涉及到的静态三要素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体现的就是统计中的时点指标，会计核算涉及到的动态三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体现的就是统计中的时期指标。其次，在会计中的财务管理预测、控制分析和决策方面，统计也有着广泛的运用，比如在混合成本分析中使用的成本预测和销售预测的趋势分析预测的模型和相关回归分析等都是统计的内容。最后，在会计的其他领域，如财务管理中的投资风险预期和资本结构等，都有统计方法的运用。
2、会计在统计中的运用
会计在统计中的运用是指一些统计工作，特别是统计指标，必须从会计方面获取。统计中的价值量指标需要从会计核算的结果中获取有用信息。其次，一些会计的方法也逐渐地运用到统计中来，比如说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循环账户核算，都有运用到会计的方法。最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发展，因此，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统计的修正同时也引起了会计核算的改变。
二、实现会计与统计协调发展的意义
1、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如果会计和统计相互孤立，那么就会导致企业做很多重复的工作，这样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办事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减少企业的一些重复工作，增强数据的可分析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从而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2、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为现代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会计和统计运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获取数据信息，然而它们都是为企业的财务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会计提供的是财务方面的数据信息，统计提供的是统计方面的信息，这两种信息都是最基础的信息，他们为企业的其他信息提供信息来源。因此，实现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准确丰富的数据信息。
3、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风云变幻，各种信息都在不断地变换，企业只有掌握不断变幻的市场信息，才能及时地做出科学准确的经营决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能够及时地为企业提供可靠科学的数据信息，为企业的科学准确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会计与统计协调发展的对策
1、制定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统一指标口径
会计与统计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者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所以要本着的原则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做出规范。如果是相同的指标，那么就要保持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在计算方法、口径和指标含义上一致；如果是不同的指标，那么就要加以区别对待和详细说明，避免两者被混淆，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从技术上保障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
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的处理和传输的速度在不断地加快，同样，技术的发展也能够为在会计核算软件中加入统计核算功能提供可能，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和提高企业的数据处理效益。其次，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使表处理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从而使让会计数据生成统计表变成一种可能，这样会更加促进会计与统计的统一协调发展。
3、建立增加值会计，真正实现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
在会计中建立增加值，就能够反映债权人、股东、职工和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贡献，为企业提供一项综合的权益指标，将企业的宏观国民经济核算和微观核算、分配核算和经营核算结合在一起，从而真正地实现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一体化，从而促进会计和统计的协调发展。会计核算不仅要加强微观的核算，而且也要加强宏观的核算，从而实现企业会计固有职能和增值会计的统一，更加促进会计和统计的发展。
四、实现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构想
1.完善会计、统计核算体制
制定一套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要求的财务收支统计制度或会计决算制度。企业财务收支资料，除按财政预算体制要求上报财政部门外，还应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按统计核算的要求，将企业全部资料按块块逐级上报统计部门，由统计部门按主管系统、产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用于宏观分析。这样既可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各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减轻基层负担，使信息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
2.加强会计统计的信息管理
现代管理理论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管理的重点是经营，经营的中心是决策。而决策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会计统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及时性与正确性。企业只有对所发生的信息、形成的信息流进行及时、迅速、科学地处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说，信息是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据，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资源。信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使用目的的多样性上，它既能满足企业内部的管理需要，又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外部集团的需要。
3.改进会计、统计核算原则
在核算中，对会计、统计相同的指标，在指标名称、涵义、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上应力求一致，使会计、统计核算找到共同语言。如现行会计制度中的“存货”同统计中的“库存”“储备资产”，在经济含义、核算内容上基本相同，为便于同国际标准接轨，会计、统计在核算时均应采用“存货”的概念。对会计、统计在核算中存在着差异的资料，应有明确分工，相互补充，搞好协调统一。如反映本期生产成果（如产量、产值）以统计资料为主（不合格产品应统计在内），反映本期实现的经营成果（如销售收入）以会计资料为主，以解决会计、统计在核算原则和指标口径上的不协调。
4.建立增加值会计，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或追加值，会计上习惯叫增加值，它是本企业经营活动在外购货物和劳务上获得的增益，即营业收入扣除经营活动中耗费的中间产品和劳务后的余额。增加值的核算扩大了现有会计、统计信息的使用范围，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结语：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会计和统计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实现会计与统计的一体化成为了人们的普遍要求。因为企业会计和统计有着很强的联系，所以实现会计与统计的协调发展是有可能的。由于实现企业会计和统计的一体化能够实现巨大的效益，所以企业等要采取措施加快会计与统计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谭永生.对企业会计和统计相互协调的思考[J].财会通讯， 2000
第9篇：经济史研究范文
1我国财经环境现状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经工作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而具有十分关键的战略地位。如果财经工作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的经济环境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撑。经济环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经济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财经工作，才可以保障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企业管理也需要财经工作的约束，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使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当下财经环境急需提升财经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经济环境的平稳运行。一方面，提升我国财经工作的水平，可以为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财经工作的开展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财经工作的执行力，而财经工作的推行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实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也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持。只有处在健康的法制环境下，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财经工作才能得以发展。
2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问题
2.1缺乏整体规划
当下我国经济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财经工作的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缺少整体性的规划，导致财经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挑战。财经工作的规划应当与实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但是不同经济领域、层面的环境比较复杂，难以协调。而财经部门职责的发挥，也离不开财经整体规划。但是在制定财经规划的时候，往往不能真正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造成一些内容存在重复，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财经工作的进行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有关财政转移的制度等，与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有的财经制度不能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侵占了大量的资金，却不会受到财经制度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尤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务
随着财经工作的不断发展，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财经工作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财经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也别是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的服务效果。对于一些公共建设、运转需要的资金，投入较少，到位效率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导致这部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且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作为经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财经工作应当关注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保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监管，以确保资金到位后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发挥财经工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有的作用。
2.4缺少区域互惠
财经工作的发展也会收到地域的影响，不同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过分关注本区域的经济环境与财经问题。但是经济的发展与财经工作的实施，不仅仅在区域内就能够实现，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区域联合起来，实现互惠互利。只有摒弃了地方保护主义，重视联合与合作，保障双方或是多方的经济利益，才能将区域经济逐渐扩展，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是当下的各个区域往往只关注本身的利益，在区域内部奉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与其他区域之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
3应对财经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完善财经工作规划
只有保障财经工作的平稳进行，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当对当下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形势进行仔细地分析，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财经工作规划，并结合规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不断完善。同时，还需要保障财经工作规划的客观性与标准性，以确保与财经有关的各个部门能够严格按照规划的指导完成工作。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各个部门无法明确自身任务的问题，也有助于不同经济领域顺利完成财经工作。
3.2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在财经领域内负责对效果进行调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地区间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好地体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结构逐步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不断完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测算方法，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议集中力量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和减少项目数量；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和服务观念，克服部门本位观念，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做好专项转移支付工作。逐渐提升对财政支付转移的关注，通过积极推行与财政支付转移有关的政策与条例，使支付转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朝着活跃的方向发展。另外，在对支付转移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应当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经济知识，确保财经工作的质量。此外，还应当重视法律法规对财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对财政支付转移进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执行效率和力度，在减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时，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从而有效地规范经济市场。
3.3保障均衡发展
财经工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会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了提升，才能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并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重点抓资金到位的速度，确保专款专用，避免资金的滞留，使其尽快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同时，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为经济环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关注财经工作的同时，重视公共服务十分关键。
3.4推动经济区域互惠
针对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违规进行的地方保护政策，严重阻碍的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区域性的合作从利用资源互补、人文差异互补、地理优势互补等合作共赢方面考虑，区域化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人文方面的进步等远远超出本地区独立发展的所带来的增加值。因此，财经工作应当重视地方保护主义，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有针对性提出一些对策，以避免地方保护注意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应当制定相应的财经计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特别是在地方的营销观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区域认识到地方保护注意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同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互利互惠，在与其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使经济更加活跃，为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
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