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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尼克松时代便提出攻克癌症的宏伟计划,迄今为止投入了两千多亿的研究费用,但除了发表数以百万计的相关论文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癌症的高发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现状[1]。可见基础医学的高速发展与临床上取得的低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转化医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它被认为是一座搭建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鸿沟间的“桥梁”,将打破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沟通屏障,使发展成熟的学科间如同建起高速公路般顺利交流、共同发展,实现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治疗应用的快速转换[2]。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任何卫生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有赖于公众卫生知识掌握和应用的程度。因此,转化医学这一桥梁,也应该建立在基础研究和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之间,为人类疾病的预防控制铺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1转化医学的概念及现状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又称为转化研究。这个概念主要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research)一词———1993年,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cancersusceptibilitygene1,BRCA1)被发现,并成为新一代的生物标志和靶点应用于早期诊断,从而把实验室内的的发现真正转变成临床的应用工具。自此,“转化研究”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知[2]。作为一个新兴的医学概念,转化医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实验研究在人类中验证新的治疗策略;②研制新的医疗仪器和发展新的诊断手段;③在以治愈疾病为目标的同时,加深对人类疾病及其复杂性的了解[3]。作为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革命的时代产物之一,“转化医学”虽然是一个专业术语,但却贯穿于医疗研究与疾病防治的始终。国外医学界近年来非常重视转化医学的研究工作。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董事Zerhouni在Science发表了名为TheNIHRoadmap的文章,引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在转化医学[4]。目前国际上多间大学都已开始设置临床和转化科学中心,NIH设立了“临床和转化科学奖”,JournalofTranslationalMedicine、TranslationalResearch、Science子刊TranslationalMedicine等期刊陆续创立,更加体现了现在医学界对转化医学这一“桥梁”的迫切需求和向往。在国内,国家新科技体系构建明确了“一个中心:国家转化整合医学研究中心;三个支撑:研究型医院、研究现场、协同科技环境体系的科技支撑战略”的新思路。目前,医学临床、药学等领域的转化医学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但在预防医学中对转化医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学科还是一片空白,亟待广大卫生工作者的关注和涉猎。
2预防医学中的转化之路
大量数据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慢性病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然而慢性病是可以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因此,只有构建强大的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将高速发展的预防医学基础研究尽快应用到实际公共卫生服务中,才能达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三级预防,以最小的投入赢得最大效益,增进全民健康水平,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
2.1转化医学在毒理学领域中的应用和前景在预防医学领域中,毒理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描述机体与外源化学物的中毒机理,对外来化学物进行安全性评价,从而为制订有关卫生标准和管理方案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现在,大量新化学物投入使用,给人类健康带来了许多潜在的隐患。而现行的化学物危险度评价体系,尤其是对毒效应无阈值的化学物的检测评价,存在多种局限性和缺陷,如可以测试的化学品数量少;动物实验周期长;评价的费用高;化学物危险性评价存在物种差异等,这些缺陷正是转化医学在毒理学应用的重大课题[5]。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是转化医学在环境和职业毒理学应用的中心环节。新的化学物毒性评价策略提出,应该把当前以死亡、突变、肿瘤形成等终点事件(apicalendpoints)为观察指标的毒性效应评价体系,转换为基于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以毒性通路(toxicitypathways)相关生物标志表达异常为观察指标的高通量(high-throughout)毒性效应评价体系。即利用高通量的生物技术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测定毒作用导致的“通路”或“关键事件(keyevents)”改变,建立相应的细胞预测模型并进行剂量-反应关系的检测,结合环境检测水平和人群暴露状况进行危险度评价,从而开展预防医学现场的推广应用,以此为基础提出实际有效的防治措施。这一依赖灵敏快捷的细胞试验进行危险度评价的理念能大大减少动物试验体系所需的花费和时间,因而与转化医学概念相呼应[6]。为此,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致力于开展毒理学细胞模型的研究,力图以体外细胞取代传统的动物模型,以获得更快速,更具代表性的检测工具和评价手段。例如,Lundberg等[7]于2002年通过成功导入了猿猴病毒40(SV40)的早期区和端粒酶催化亚基———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构建了永生化的原代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这些永生化细胞可被H-ras或者K-ras致癌基因诱导致恶性转变。在随后的研究中,亦提示出该类细胞株模型对于致癌物的检测可大大缩短细胞转化的间期,从而具有潜在的应用于化学致癌活性筛查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将为环境致癌物毒性检测带来快速简便的应用手段和工具[8]。综上所述,对于卫生毒理中的基础研究来说,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转化医学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基础研究成果与预防实践指导间快速有效的转化。
2.2转化医学在营养学领域中的应用和前景从18世纪起源至今,营养学已经从单纯的食品安全和膳食结构的研究开始走向分子营养学的突破期。近年来分子营养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化学物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如大豆异黄酮,最初是由于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食用豆制品对女性围绝经期症状、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有着重要的防治作用而被发现的[9-12]。经过多学科证实其具有类雌激素的作用。随后,其他植物化学物质如番茄红素,花青素,大蒜素等植物化学物质也逐渐通过基础研究阐明其健康促进的功效,而被广泛应用于改善人群的健康状态和辅助治疗各种疾病,使得营养基础研究的成果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人体健康的功效。如果说植物化学物的研究使得营养学领域更为广泛,那么营养基因组学、营养遗传学的兴起使人们对于人类营养的研究更为深入。从实验室到临床,基因多态性的存在被认为是一个许多基础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于临床实践的主要转化障碍[5]。而对于营养学,这一障碍却恰恰成为营养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营养素具有调控基因表达的作用,同时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的个体对不同的营养需求的质和量的不同。参考摄入量、推荐摄入量、适宜摄入量等名词对由基因多态性引起的个体差异已显得不完全实用了。而近年来日渐成熟的生物芯片、蛋白组学等高通量技术则为营养膳食摄入的个体化指导提供了可能。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的常见C677T多态性便是饮食-单基因多态性相互作用的一个经典例子。过去的研究发现,叶酸和神经管畸形、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相关[13]。而MTHFR是叶酸代谢的关键酶之一。缺乏这一关键酶将导致严重或者中度的高半胱氨酸血症。MTHFR有两种多态现象:C677T(A222V)和A1298C(E429A)[14]。在欧洲人中,MTHFRC677T的发生率是0.233%~0.410%。包含前者的MTHFR可降低酶的活性,从而导致在缺乏叶酸的情况下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浓度的上升,从而增加神经管缺陷儿童的出生率。由此可认为,对于携带MTHFRC677T基因的个体,需要补充更多的叶酸,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和优生学的预防作用。此外,基因多态性和饮食的相互作用与多种慢性疾病和引起慢性疾病的危险因子之间关联紧密,包括癌症、冠心病和肥胖等[15-17]。国外的一些公司,如Genova和MetaMetrix等,已经开始就基因-饮食的相互作用特点开展专业诊断,为个体的饮食补充决策给予指导和帮助。由此可见,从人群膳食指南到个体化膳食指导的转化,将会是新世纪的营养学发展趋势所在。
2.3转化医学在妇幼卫生学领域中的应用和前景耳聋是一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每100名新生儿中就有1名患有先天性耳聋[18]。而我国每年新生听障儿童也多达3余万人。不可忽视的是,遗传因素在所有致聋原因中占有高达60%的比例。如何通过快速、敏感的筛查方法进行产前诊断,减少遗传性耳聋患儿的降生,是妇幼保健的关注重点之一。近年,我国遗传性耳聋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中国的遗传性耳聋中的基因位点较为集中。针对这一结果,中国人民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研究所联合博奥生物有限公司共同研发推出“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系统”,为遗传性耳聋的广泛筛查,尽早诊断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手段,同时也为临床医生的诊断提供了病因学方面的证^p据。从2006年到2007年,中国人民总医院进行的515例双盲对照实验中,芯片结果与测序结果符合率为100%,非综合征性重度和极重度耳聋患者的突变检出率为42.41%[19]。从而使得该技术在中国人民总医院、北京同仁医院、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等医院开始得到了应用。这一检测技术能否像唐氏综合症的产前诊断那样灵敏与特异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但是,在这个从基础到临床,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儿少预防保健技术的过程是明确的———从临床观察到实验室研究,再根据流行病学的调研结果,协同相应产业共同开发,推出相应手段应用于临床与预防保健。
2.4转化医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中的应用和前景2003年的SARS病毒造成的非典型肺炎流行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发的流行性感冒引起了全球公共卫生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但正是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为疫苗的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的快速转化带来了新曙光:例如,传统的疫苗生产的方法从研发、毒理学和动物研究直到一、二和三期人体试验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而近年来,疫苗佐剂改良、皮内接种节约疫苗用量以及反向遗传学技术和应用重组DNA技术直接细胞培养等研究成果均可大大缩短产品的生产时间[20],而采用鼻腔喷雾的方法也将使接种更简易快速[21],同时由于这些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政府对于疫苗管理审批制度程序化的改革也大大加快了疫苗投入使用的时间。因此应该认识到,以基础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技术成果为支持,相关企业产业化为依托,多学科共同协作为平台,政府的决策支持为后盾,才能真正快速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基础研究的成果和科学实践结合,把“转化医学”的桥梁搭建于研、产、学的鸿沟间,实现科学进步、公众健康的双赢局面。
从疾病转归中发现问题尽管医学科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许多疾病的治疗还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疾病、恶性疾病,治愈率低,死亡率高,长期困扰着医学界。众所周知,胰腺癌的恶性程度很高,手术治疗的复发率也很高,一旦复发,基本难以控制。本院普外科医师在追寻复发原因时推测,病灶区的神经丛内可能藏有毛细淋巴管,成为癌细胞转移的通道。实验室研究证实了这一设想,于是扩大了手术清扫范围,使术后复发率有所降低。这提示,临床医师在治疗一例患者、特别是难治性疾病结束后,应该认真地回顾分析,在不断提高疗效上下工夫。
临床医师应主导转化的进程
1确定研究框架包括设定研究内容:根据要解决的临床问题确定,如研制新器具、研发新药品、创立新方法等;设计研究方案:如项目负责人、研究团队、支撑条件、技术路线、起止时间等;设立研究目标:证实临床假想而后提出新技术、新疗法;研发新的器具、药品、试剂等,解决某种问题。临床医师作为项目研究的发起者,必须完成好这些基础工程。
2搭建研究平台包括选择合作团队:根据课题特点寻求合作方,如基础医学、理工科学、工矿企业等。筹集实验设备:协调利用合作双方或多方的资源,满足课题对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的需求;筹措研究经费:院内申请启动基金,立项申请国家基金,争取其他渠道支持等。作为项目研究的主要组织者,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相当精力。
3参与研究工作包括提供研究资料: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样本,整理相关诊治资料信息;配合研究开展:承担基础研究中的临床相关任务,如采集患者血、尿样本及其他技术操作等;实施临床研究:承担基础研究完成后的后续研究任务,如新药临床研究等。
4把握研究方向包括跟踪基础研究的全过程,始终以临床需求为牵引,考量基础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及时剔除没有临床意义的研究结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保证基础研究的正确走向。如果没有临床医师的把握,研究往往与临床脱节,甚至误入歧途。
临床医师应催生转化的成果
1临床前研究包括少量患者研究:检验药品、器具、方法的安全性;适量患者研究:检验药品、器具、方法的有效性;多中心临床研究:在更大范围内试用,为临床应用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临床医师要协助把握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案、时间的长短、标准的掌握等,确保临床前研究达到预期目的。
2临床应用包括观察临床疗效:进一步确认成果的有效性;查找存在问题:对群体患者治疗情况进行分析,找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再回到实验室进行研究,以求更精准的治疗方案,更完美的产品性能。如在血友病乙的治疗上,国内外都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本院血液内科与某大学合作开展基因治疗,取得一定效果。但治疗过程很复杂,有的患者效果还不太理想。因此,又重新开展实验室研究,期待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
3宣传研究成果通过现场讲座、视频、发表文章等途径,及时宣传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获得其他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认同、接受。
4推进成果产业化协调政府部门、生产企业等相关链条,尽快实现成果的产业化。尽管这不是临床医师的责任,但是其参与使产业化的进程更快、更有效。本院医师在用于膑骨骨折治疗的聚膑器、用于大动脉血管瘤治疗的各种支架等器具的推广应用上,与产家密切合作,使产品应用于更多的医院。
5指导临床应用帮助其他医务人员尽快掌握并熟练运用。通过培养进修生、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大力推广新技术、新疗法,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临床医师应促成转化的目标
1由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变临床医师要加强个性化的治疗研究,实现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的转变,为公共卫生循证决策服务,即E-E(ExperiencetoEvidencebase)。这是对临床医师的更高要求,也是转化医学的发展方向。如对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临床医师要考虑到,哪些患者必须化疗,哪些患者可不用化疗。必须化疗的,也要以通用化疗方案为依据,合理调整,在化疗药物使用方式、方法、时间选择上,因人而异,妥善安排。这种精确的个性化的治疗,会提高疗效,节约资源,节省经费。
关键词:药学教育;转化医学;研究生
药学研究生教育作为药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最前沿,其规模和质量是我国药学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药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我国药学专业研究生人数不断增长,药学专业培养体系逐步合理,药学教育质量稳步提高,为我国药学学科发展和新药研发事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教学和科研人才。药学也是一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多学科高度融合、知识技术快速更新的交叉性学科[1]。因为药学专业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对药学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研究生教学不能完全适应学科快速发展和新药研发的重要需求。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多数药学研究生缺乏对新药转化的深入认识和正确理解,对所从事的新药科研工作片面地理解为论文的发表,这与药学研究的实际工作情况严重脱节。而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药学研究生教学探索将可能是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在肿瘤及其临床治疗方面的研究累计投入数千亿美元的科研经费,科研和临床单位共计发表了约150万篇研究论文。然而,人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从大量的医学科研成果中获得明显收益。例如,最常见的癌症病人5年生存率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显然,在基础科学研究和临床实际应用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道看不见的鸿沟。人体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其与人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行为、精神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小到分子、细胞和组织水平的研究成果,大到小动物甚至大动物的整体研究,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人体的真实生命过程和疾病状态。美国NIH院长Zerhouni率先提出了转化医学研究的概念[1-2]。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逐渐被广为人知。“转化”是指将基础知识、科学发现、工程技术从基础研究领域转移至实际应用领域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医学相关的科学研究应该更多地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再将其科研成果转化至临床应用,以此提高医疗总体水平,使其快速发展和交叉融合。事实上,转化医学不仅仅应被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领域,而且更应该被理解和描述为一种理念和文化。从转化医学出现的历史中人们不难发现,从一开始转化医学就没有被单纯的视为一门单独学科或者一个研究方向,它代表着一种尝试,其力图通过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固有研究模式,以一种更经济、更有效的形式,实现从基础研究成果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临床应用甚至全人类健康应用推广的努力,并由此形成共识。而转化医学所秉持的理念恰好与药学学科的目标任务不谋而合。
2转化医学与药学的关系
2.1转化医学与现代药学的内涵高度一致
广义的转化医学研究范畴,其内容涵盖临床需求的提出、科学问题的凝练、研究方法的选择、实施路径的建立、临床前阶段的研究、临床阶段的验证、临床应用等方面,是一条作为链接临床-基础-临床的重要途径[3]。而药学从本质上来讲,正是一门以满足临床需求,解决临床问题为目的,具有鲜明转化医学特征的学科。现代药学正发生着深刻的学科模式转型,药学研究的模式从传统的药物化学、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等相对独立专业划分领域,向强调交叉交融、协同创新、着眼于实际临床问题解决的模式转变。整个药学研究和新药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再由临床验证到基础研究的双向转化过程。现代药学学科的研究范畴涵盖了从小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到组织、器官、整体动物乃至人体临床研究,需要借助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计算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分析科学、材料科学、生物信息学、临床医学知识和技术,整合基础与临床各个学科间的知识,建立适应现代新药研发的靶点发现平台、药物设计与合成平台、药物筛选与评价平台、药物代谢动力学与安全性评价平台,探索更适合现代化新药研发的模型、理论和方法。
2.2转化医学理念是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
随着药学研究模式的深刻变革和各个药学亚专业边界的日益模糊,这些新变化也对药学人才培养和药学研究生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药物研发技术和知识的学习,需要学生从整体上对药学不同阶段的任务分工、各个阶段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作用及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比如,药物设计虽然属于药物化学教学范畴,但药物结构中不同官能团引入,将会影响药物候选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和体内代谢,这两个方面又涉及药物制剂筛选和药物体内代谢研究;原料药工艺研究中不同合成路线的选择,将决定药物质量研究中的杂质种类和含量;药剂学中使用的各种制剂辅料,常常与药物稳定性和生物安全性有关。而新药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研究的关系,也极为紧密。比如,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中,每日最大给药剂量是新药质量标准设定的重要因素,给药剂量越大,药物杂质的限量越低,反之,则限量越高。因此,药物研究的各个部分、各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互为支持。在药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中,教师如果只是孤立地依据学科分类进行教学,将有可能会走入“盲人摸象”的误区。
3基于转化医学的特点构建药学研究生教学体系
3.1基于转化医学的药学教学内容
转化医学是最纯粹的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以转化医学的不同阶段作为教学体系构建的基础,基于转化医学的特点优化药学研究生教学的课程安排,将使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临床实际与药学科研的双向互动关系。根据转化医学的不同阶段设置研究生培养课程,不同阶段中的课程安排,将教学重点放在药学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密切结合上,使学生认识到药学的研究全过程中都必须紧密结合临床的实际应用,同时学生也能更加清晰地了解,药学技术是如何在新药研发过程中通过突破技术瓶颈、回答科学问题,最终满足临床需求的。通过以转化医学为主线,教师串联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各个不同亚专业和研究阶段的知识点和前沿技术,拓展研究生教学中的专业知识结构,增强研究生在药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意识和能力,促进药物研究与新药开发专业人才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转化医学虽然涉及多个学科相互交叉,但自身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基于转化医学理念探索药学研究生教学体系的优化,并不能等同于药学知识教学的大杂烩。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可以基于转化医学不同阶段的划分和定义来进行。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组织药学教学内容的第一阶段可以与转化的初始阶段(T1)相对应。这一阶段通常被定义为建立基础研究与临床早期研究之间的联系[4]。在研究生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更多的与临床相关的课程和知识讲授内容,如临床药理学、病理生理学、肿瘤学等,引导学生认识到,转化医学研究的起点既不是单纯的临床线索发现,也不是简单的研究课题提出,而是寻找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密切内在关系。通过这一阶段教学内容的设置,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药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寻找研究课题如何起始于对疾病复杂发生、发展过程中,及对有价值临床线索的收集、分析和提取,同时还要求学生学习如何结合临床的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理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与临床切入点相对应的具体方案。通过提取临床需求和启动基础研究两方面有机地结合,形成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层次清晰、分工明确、风险可控的新药研究计划,这部分教学内容安排,将引导学生从源头理解药学研究,为接下来教学内容的展开奠定基础。在第二阶段的教学内容组织中,可以借鉴转化医学的第二阶段(T2)。在这一部分的教学内容,可以引入基础研究中获得的对疾病的理解和新药的发现信息,基础知识向新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以及产品开发的转移过程,以及如何形成治疗药物和诊断试剂的原型等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具体案例的方式,讲授新药开发中各个药学亚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帮助学生理解药物研发中从早期的药物靶标的发现与确证、药物分子的合理设计与合成、药效学筛选与药理学研究,到药物分析方法与质量标准的建立、制剂处方的筛选、安全性评价等新药临床前研究工作的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关系,而非独立地讲授某一门课程的知识内容。第三阶段的教学内容,可以基于转化医学第三阶段(T3)的研究。这一部分的课程讲授主要涉及进入研究结果的临床转化应用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前期教学效果,循序渐进地安排临床伦理、生物安全、新药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等课程和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到新药研发是如何根据临床实际需求和临床前研究数据,进行合理的临床试验设计的;进入Ⅰ/Ⅱ/Ⅲ期临床试验的新药是如何不断地根据临床试验进展反复进行修正和优化。引导学生通过指南开发,荟萃分析和系统评价的学习,了解新药研发从早期临床前试验转移到临床试验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临床场景和患者情况,并理解动物疾病模型与真实临床病人的巨大差异。同时,相关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习和认识生物安全和临床伦理问题:无论是临床前的安全性考察,还是临床人体安全性评价,生物安全问题都是新药研究中需要药学工作者高度关注的高风险事件,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传统教学中往往受重视程度不够。第四部分的教学内容组织可以新药研究成果的传播、实施以及上市后的再评价(Ⅳ期临床试验)(T4)为主体。这一部分包含着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临床研究结果,其对于新药研究真正的成功至关重要,但这一阶段的学习却常常被学生所忽视,甚至认为与新药研究无关。实际上,药学研究人员常常基于上一次新药转化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再次以基础研究为起点进行新一轮转化研究,从而意味着整个新药转化研究闭环的形成,研究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果再研究”[5]。有关这一阶段的学习内容,教师可以以介绍新药研发成功上市后,通过临床实践挖掘了的完全不同于之前适应证,扩大了药物使用范围的诸多成功案例。可以通过转化医学第三和第四阶段相互渗透的案例讨论,讲授在药物研发中“老药新用”的研究策略和开发思路。让学生切实认识到,医学与药学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还可以考虑引入现有药物品种的升级作为学习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新的药学基础研究是如何将上一次成功或失败作为新的起点开始新一轮的研究。
3.2基于转化医学的药学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由于以转化医学理念对教学内容进行设置与传统药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差别较大,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案例教学方式。以转化医学的不同阶段为“线”,以鲜活的新药开发真实案例为点,将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带到课堂,以案例为中心,围绕一个教学目标,进行案例的剖析和知识点的讲解。同时,教师还可以在授课前先安排学生进行具体案例信息收集和策划准备,安排不同的学生组成团队代表新药研发案例中的不同技术部门,通过教学双方的共同讨论分析,达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把“填鸭式”授课变成“沉浸式”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能设身处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考虑新药研发中的种种问题。
4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药学研究生教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从临床需求出发,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树立理论知识联系临床实践的意识,引导学生更加注重药学研究成果的可转化性;从药学研究的立题、选题上瞄准目标,从根本上避免以发表文章为唯一目的的错误认识,让学生在未来的教学、科研以及其他工作岗位中树立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建立药学专业研究生多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背景,为在将来工作中解决新药开发的具体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无论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寻找可能的发病机制和药物靶点,还是在早期的新药开发工作中对靶点确认、药物设计、生物标记物等知识的了解,以及后续的新药转化涉及的病理生理、药理毒理和伦理等方面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转化医学教育既能够使研究生获得更全面、更综合的研究背景,又能够帮助学生打破墨守成规的学科定势,发挥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的精神。同时,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药学教学,能够培养药学生与临床团队的合作意识。尽管新药研究是以药学为核心,但毫无疑问,在转化研究过程中将面临各种异常复杂的情形,有时并非单一领域能够完成。因此新药研究必须打破学科的壁垒,建立一个跨领域的团队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完成。通过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药学教育,学校对研究生的团队合作意识进行培养,在转化研究的模式和过程中,包括交流机制、信息共享、利益分配等每个环节中树立合作精神。良好的团队合作将会是有效解决新药研究过程中药学、医学、生命科学以及其他学科研究人员分歧、充分发挥团队优势的坚实基础。总之,转化医学在新时期药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本科教育中引入转化医学的理念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6-7],甚至提出了“转化药学”“转化药理学”等新概念[8-9],在药学研究生阶段开展转化医学教育势在必行。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教学理论和药学研究实际不能很好结合的缺陷,其有利于培养符合药学学科发展新要求的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药学学科与临床医学、生命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推动药学专业本身的发展进步。尽管转化医学在药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化医学与药学教育结合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在国内发展状况还有待提升[10],比如:建立新理念的药学教学教程和人才培养体系尚需时间、现有的教学设备和科研条件欠缺、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与转化医学教学模式的固有差别等等,基于转化医学理念的药学教学体系的完善还需要教学方法、教育模式、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共同协调共进。但转化医学理念必将深刻地影响并改变未来的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这样的变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药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抓住机遇,尽快普及转化医学理念和知识,使我国的医药研发体系和人才培养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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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勇,胡莹莹.转化药学在药学本科生培养中的探索[J].药学教育,2016,32(2):1-4.
当前国内成立的转化医学中心特点主要表现在多以高水平的医学院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平台,以多家单位自发合作的自由形式建立,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质,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松散化的共性特点。作为一个创新的复合型组织机构,从它的建立到未来发展将会面对一系列的难点问题:1)共建单位的责权利分配机制。如果单一地签订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既缺乏合理的弹性系数和必要的牢固性,又缺少完善和规范的法律保障,在运作过程如出现利益摩擦则易发生合作断裂;2)运作资金长效投入机制。生命科学科研发展从投入到产出,其间耗资又耗时,过程的艰巨性和产出的滞后性与市场经济急功近利的心态发生强烈的价值碰撞,且产出成果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对社会风险投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转化研究资金链的持续保障将是一大难题;3)运作机制的管理创新。发展转化医学不能仍等同于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或高校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它需要探索和重构全新的科研流程模式,以跨越传统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间的鸿沟;4)正确定位发展的适宜目标。机构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是建设的核心,组织专家系统论证比较优势,逐层明确远景-任务-行动并有力执行,是确立有利竞争地位的保障;5)运作相关环节的有效协调。机构软硬件的齐备虽是必要前提,但有效联通相应转化通道和保证相关衔接环节的通畅则是长足发展的必要保障;6)样本资源的效用。小范围的联合难以达到规模化效应,转化医学所需的海量医学信息数据、生物标本将如何得以保证,等等。这些问题如若不能有效地协调解决,将会成为转化医学机构发展的制约瓶颈。
转化医学研究的落脚点在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这一点已达成广泛共识。那么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关键的出发点呢?笔者认为,应是“科研管理体系的创新”,由此切入,将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为转化医学机构的运作、发展提供“黏合剂”和“油”,而这一职责的承担人应是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的管理者,其中政府首当其冲。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健康需求的提升与医疗资源的紧缺,疾病谱变迁,人口老龄化带来疾病负担加重,新的流行性疾病出现等。特别是在我国医疗资源有限和经济发展欠发达的时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医学科学研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从而更大地发挥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率,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转化医学关系到医疗、教育、科研、产业链的有机结合,除政府外,其它单位机构都无法扮演这一统筹的主导角色。这关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与“社会组织”的分工合作,或者说,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率,存在政府角色如何重新厘清的问题。举个例子[2]:2003年,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细胞》、《神经元》等世界顶级生物杂志发表了关于吗啡镇痛耐受中的新机制,国内医药厂商对此缺乏重视;去年,他们的一个项目卖给欧洲一家制药公司,项目总价值约为6000万美元外加销售提成;今年,该实验室又在《神经元》杂志发表了关于阿片受体自身调控的新机制,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受到了世界制药巨头辉瑞的学术报告邀请,然而国内制药公司对此仍反应滞后。此例子对当前中国基础科研的成果是一个肯定,但却是对国内成果转化链上存在环节阻滞的一个典型警示!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卫生事业中的角色及其跨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由此交织成国家卫生战略发展的网底。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在科技产业扶持模式中以强调市场调节为主,在“市场失灵”时,则进行及时的“补位”。即着重于宏观管理,以间接干预为主,主要通过制定强有力的经济与科技法律、法规,创造一个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大环境。同时,通过实施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来支持科技发展,政府干预的主要方面是:基础研究的统一管理;参与解决投资大、风险大的重要领域;对重大、跨学科、综合性技术领域及公用技术领域给予适当扶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建立和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对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给予税收上的优惠[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继2003年提出了“临床与转化性研究奖励计划”(CTSA)并致力于建立60个转化性研究中心后,近期又新设立国立转化医学推进中心(NCATS),接手制药公司既没意愿也无资源去实施的相应的临床研究工作,尽一切努力保障前期研究工作,以便吸引制药公司的后续投资。此举进一步促使具有潜在商业吸引力的项目走出学术象牙塔,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4]。
我国政府在以往科技发展的推动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1984年开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1995年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1997年教育部在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试点,至今国家仍不断投入大量的科研建设经费。然而,据报道,在我国每年取得的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平均转化率仅为20%,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而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更是不足8%。很显然,投入与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巨大差距对纳税人、政府、研究人员和企业各方来说都无法接受。既然转化医学强调理论型科研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发展,那么该如何推动这一整体产业的升级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指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泉;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可能达到高度的上限,但它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由制度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必须与政府创造良好创新环境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相结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观点异曲同工:“制度安排的作用重于技术演进自身,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创新,才能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5, 6]。2012年3月,总理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重点工作时,谈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调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由此可见,在这场生物医学变革中,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并且需要尽早明晰,成功定位。
在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医学科学部项目指南中,首次提出“鼓励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在一些地方卫生项目申请指南中,这一引导倾向也有所体现,但这还不足以全面、高效推动转化医学研究的发展。转化医学研究并非通过几家单位合作,联合攻关项目,经过三四年研究就能出明显成效或作为经验推广,它的发展需要内外环境兼修,长远缜密布局且能宽容失败。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的“转化医学不是一个口号,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需要行动,需要战略规划,需要路线图,更需要一些创新,特别是机制上的创新”。政府作为卫生事业发展的管理者如何发挥在转化医学研究上的机制创新呢?可从以下几点来探讨。
1规划角色
1.1顶层设计、统筹兼顾
包括确立转化医学发展目标和规划、设计战略路线图,聚焦重大疾病、重要医学问题、重点领域,设立转化医学中心、转化医学协调办公室、转化医学基金项目等。即:一是从国家层面组织专家设计、论证总体发展蓝图,确立近、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利用好现有优势资源,如已建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医学高科技园区、教育部重点学科和卫生部专科专病中心等,在此基础上谋求重构;三是科学评估、合理遴选转化医学研究工作试点,统筹条件成熟的地方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四是从原创性命题的研究、融合现有先进技术的研究、改进现有药物的研究等不同层面制定战略目标,鼓励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的优势,多角度有效开展转化医学研究。
1.2创造有利的软硬环境
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大幅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包括与转化医学发展配套的优惠性财税政策、行政服务中介、人才汇聚机制及合作开放环境等支撑。
2引导角色
2.1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单靠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已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因而“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突显出现实的意义。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志愿者组织等不仅能对政府的管理起协助作用,还能通过反映合理诉求、平衡各方利益,弥补政府的某些缺位。为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创造合理的发育、生长空间,引导他们在转化医学研究中各尽其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2.2引导风险投资
医药厂商在转化医学环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最终将基础研究成果、药物研发与临床应用对接的一个活跃因素,并承担着投资的风险。虽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但由于我国社会投资体系的不完善,政府在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中还须参与和推动。因为一般风险投资热衷投资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期或成熟期,而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在种子期、初创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以维持持续研发,这便造成了供需双方在时间上的错位,投资和融资不能有效对接,政府出资进行前期投资,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矫正和引导。
2.3引导人才培育
在社会培育方面,引导多部门合作、多学科交叉,引进和培养多栖人才即懂得基础科研的临床型科学家及了解临床的基础研究专家;在高校培育方面,转变观念,对课程设置、教学训练模式进行评估,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使专科人才培养逐步过渡到复合型人才培养上来。
2.4引导学科交叉合作
通过设立项目和建立人员流动机制,打破地域和部门障碍,开放课题增强创新思想的碰撞,从而不断注入创新活力,组建多学科交叉团队实现联合科技攻关。
3服务角色
一是牵线搭桥,有效推动多部门参与共建,及时高效地协调和沟通,同时保障各成员方的利益;二是作为社会架构的中枢,构建公共资源信息和市场供需信息的汇总、维护、咨询等网络服务平台,满足研究人员与医药厂商的需求;三是定期举办或交办研讨会议,尤其注重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加入,既有助于在交流与交往中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理念,也有助于形成广泛的人际网络。
4监管角色
转化医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长期、持续的监管,其原因基于四点:一是对申请转化医学研究机构的资质审查,研究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退出机制的评估认定;二是转化医学多涉及生命科学与医学伦理问题,患者权益需要得到切身保障,而这又将反馈作用于后续研究对象的有效配合;三是病例资源的安全维护、有效共享需要政府发挥守门人的作用;四是加大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转化应用力度,创造有效吸引投资的良好法律、人文环境。
5权威角色
基于研究成果产出的偶然性和长期性,一支精良的科研团队显得比一个项目本身更具魅力,评估资助项目的重要指标之一应是对资助对象的成功把握。政府建立项目执行者的过往科研经历、工作业绩、科研诚信等档案库,建立我国科研人员的信息辅助管理系统和信用评估动态跟踪系统,将间接降低风险投资成本,提高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的效益比。
基于目前及将来转化医学研究平台的全国性布点建设及合作网络的交叉联合,政府须尽快建立国内统一标识的、与国际认证接轨的信息建设标准及控制中枢,这将避免因标准不一造成数据缺失、重复投入的资源浪费,有力保障数据信息的对接共享、安全维护和成果数据获得国际认可。
6外交角色
随着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在基础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的日渐突显,如何更多、更高层次地参与和融入国际卫生科技领域工作,需要政府开展相应的外交策略研究和分析,争取更多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合作组织管理事务工作,从而提高我国在转化医学这一兴新领域规则制订的话语权和参与机会的权重。通过建立官方双边或多边交流与合作渠道,促进民间社团、组织交流的活跃,将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全球科研竞争力,增加科研人员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总而言之,有效激励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民族精神的转化医学领军人才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也是政府推进转化医学工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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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王红阳提到了“转化医学”这一名词。她说,转化研究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医学健康领域多次强调的新领域,其与个性化医学(personalized medicine)、可预测性医学和数字化医学等一起构成了系统医学(systems medicine),包括系统病理学、系统药物学、系统诊断与综合治疗等,它是建立在基因组遗传学、组学芯片等系统生物学与高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医学。
转化医学是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力图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转化医学在健康产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它的精确定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转化医学的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实际可行的预防治疗手段,强调的是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联接,这通常被称为“从实验台到病床”。
王红阳说,她带领的课题组所开展的“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与生物标记筛查”课题,其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甲胎蛋白+MXR7(GPC3)”联合检测方法,可使肝癌早期诊断准确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15%。
王红阳继续解释说,MXR7在肝癌中可以特异性地、稳定地高表达,因此可以作为肝癌血清学早期诊断的新指标;而目前临床诊断肝癌所使用的甲胎蛋白指标,对肝癌的漏诊、误诊率可高达60%。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如果将MXR7与甲胎蛋白联合使用,诊断准确率可大大提高。
“出国留学前,我是个临床医生,抢救过很多患者,也亲眼看到了许多肿瘤患者在巨大的痛苦中病逝,而我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对那些倾其所有送患者来治病的患者家属,我常常有愧对他们的感觉;这也是许多临床大夫共同的、经常的感受。临床诊断、治疗手段和使用的药物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若没人去做艰苦的基础研究,癌症患者的治疗就毫无希望。”王红阳说,正缘于此,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学的基础研究。她说:“我们要弄清楚肝癌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找到阻断病情恶化的关键途径,提出肝癌新的分子分型方法,以便能对不同基因型和不同病期患者开展个性化治疗。肿瘤是最需要精确的分类分型和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遗传、发病诱因、发病阶段都不一样,而现在‘一视同仁’地治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正是因为目前在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便制约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目前,王红阳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区正是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实践基地。
王红阳说,转化医学倡导以疾病防治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先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针对基础科研成果快速推进研发并转向临床应用。只有基础研究者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整体水平。转换医学研究主张打破以往课题研究单一学科或“小作坊式”研究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学科交叉性的课题攻关协作,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王红阳提起她出国留学的推荐人裘法祖院士和吴孟超院士时,言语中充满了敬仰之情。她说,他们一直强调肿瘤的问题并不是开刀能够解决的,必须结合基础研究,所以他们推荐了很多医学生及医生到国外学习基础研究的新理论、新技术。
1整合
1.1血,管重建的内外科整合趋势国内胡大一教授几年前提出了心脏中心的模式,并在一些医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而欧美近期了两个血管重建指南,为心血管中心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际指导。
前不久,ACC/AHA同时了经皮冠状动脉介人治疗(PCIi)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新版指南[1]。这两部指南均明确建议,临床医生应根据"心脏小组"的意见,对每例无保护左主干或"复杂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患者确定其最佳血管重建方式。指南建议,每个"心脏小组"应包括心内科和心外科医生至少各1名,由小组成员共同决定患者接受介入治疗或手术。
新指南均将"心脏小组"列为元保护左主干或"复杂性(即3支冠状动脉病变,或2支冠状动脉病变且累及近端左前降支)"CAD患者的1类治疗建议,紫杉醇药物洗脱支架(T缸us)PCI与心脏手术的协同研究(SYNTAX)23分为复杂性CAD。
2010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和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SC/EACTS)联合了心肌血运重建指南。该指南中也提出了"心脏团队"的概念,建议心脏团队包括介入医生、临床医生和外科医生,强调为患者选择最优策略,这与ACC/AHA的理念如出一辙。心脏小组的概念最早体现在SYNTAX研究中。
而近几年风靡欧洲的经导管置入主动脉瓣术(TAVI),更需要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医学影像科、麻醉科和重症监护等多科室的协作,也体现了心脏团队的概念,这从PARTNER研究中可见一斑。
欧美的这两个指南强调了心内、心外科的联合,是站在病人角度,为病人提供优化服务的一种模式,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
1.2疾病救治模式的整合和探索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救治延迟是得不到有效治疗的主要原因。"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及时恢复梗死相关动脉(IRA)的血供是救治的关键。ST段抬高的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救治一直是学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针对院前和院内救治的延迟时间,近几年欧美的探索也反映了学科的整合趋势。
关键词:内科教学;转化医学理念;教学满意度
一、前言
转化医学理念有助于为临床医学试验人员和临床主治医师提供交流的平台,彰显临床医学研究为疾病防治服务的核心价值。现阶段,传统医学教学呈现明显的与实践脱节的迹象,因此促进教学理念的积极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转化医学概念显得尤为必要,对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大有裨益。通过在内科临床教学过程中运用转化医学理念,有助于形成教学质量提升的辅作用,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在内科临床教学中应用转化医学理念的效果,现阐述如下。
二、一般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于X院2017年9月接收的内科学生中,采用随机双盲法抽取38例学生入组研究,将教学指导思想的差异性作为划分依据,将所有研究样本分为传统教学组和转化医学组,传统教学组学生的年龄介于18—20岁之间,平均年龄19.04±0.21岁,其中男10例,女9例。转化医学组学生的年龄介于19—21岁之间,平均年龄19.14±0.57岁。两组学生均为高中毕业入学,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p<0.05)。
2.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教学方法,在对内科理论知识进行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采用临床实践的形式对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巩固。观察组:将转化医学理念作为内科教学的指导依据,具体措施如下:(1)教师应对传统教学课程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克服“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将学生对患者的临床表现作为开展课程的基础和核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临床实践机会,利用临床实践解决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惑,弱化学生的学科意识,使学生能够建立起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实现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注重提升内科临床教学课程的完整性,实现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2)现阶段,针对内科实验教学,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教师大多采用演示法和验证法进行教学,这种教学形式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能够凸显出对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尊重,因此教师应加强对内科临床教学形式的改革,依托于探索性实验价值的充分发挥,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3)内科临床教师应重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充分认识到转换医学的重要意义,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为学术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4)尽管部分内科教师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但由于不能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容易与教学实践脱节。因此,内科应为临床教师与内科理论教师搭建沟通的桥梁,理论教师为临床教师提供理论与经验的指导,临床教师将临床教学时存在的问题反馈给理论教师,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5)内科应构建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对内科临床教学成果的评价与反馈,教师应对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创新思维、理论知识运用、职业态度等内容,并结合客观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实现对学生的全方位评价。
3.观察指标。观察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4.统计学方法。本研究将统计学软件SPSS作为统计和处理数据的主要工具,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p<0.05,则所得数据具有可比性。
三、结果
下表显示,对照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分别为68.09±2.33分和60.41±1.57分,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分别为86.98±2.76分和90.33±2.04分,提示转化医学理念对内科临床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
以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和依托,20年来,医院收治肝胆病人600多万人次,其中手术治疗30多万人次,手术成功率达98.6%,术后病人5年生存率达53.6%,积累了世界最大的肝胆疾病病理标本库和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完整的肝脏肿瘤样本库。
依托肝胆医院丰富的肝胆疾病肿瘤标本和病理标本这一得天独厚条件,加上对攻克肝胆疾病的强烈愿望,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近10年来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细胞信号转导和肝癌个性化诊治等有重要建树,获得以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上海医学科技一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等为代表的奖励,发表SCI论文近千篇,并获首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与新院一河之隔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由吴孟超院士和王红阳院士带头发起,由国家发改委立项,总后与上海市合作共建,第二军医大学牵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具体负责建设和运行,是继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后立项的第二个国家级科学中心。
中心主任王红阳院士是我国精准医疗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据她介绍,这个中心将以安亭新院为依托,利用安亭新院肝癌病人资源丰富的条件,紧紧围绕降低我国肝癌发病率、病死率的目标,聚焦肝癌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关键问题,开展肝炎、肝硬化向肝癌发展的预警与预防研究,开展肝癌标志物筛选及早期诊断、分子分型和个性化治疗中的应用,以及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积极为精准医疗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转化医学 ; 胃肠外科 ; 病例讨论 ;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12-01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医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类年龄增加的同时,其病变原因和死因也在发生着改变。胃肠外科是抗击肿瘤的主阵地之一,但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隔阂却逐渐扩,缺少基础成果转化为临床技术的方法[1]。转化医学的兴起使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紧密的结合至一起,其中再融入病例讨论教学,在临床教学中有着明显的成果。为此,本文特选取我院2010-2013年普通外科实习医师共60名采取转化医学理念结合病例讨论教学模式,分析其实践可行性,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2013年普通外科实习医师共60名,拆信封法随机将其分成实验组(30名)和对照组(30名)。其中男性38名(实验组21名,对照组17名),女性22名(实验组9名,对照组13名)。两组学生年龄,性别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进行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实验班:给予实验班学生采取转化医学理念结合病例讨论教学模式。首先编写病例讨论教学法案例。实施病例讨论教学法的第一步就是选择恰当的临床病例,由于教学对象是学生,所以所选择的病例不能太过偏难和复杂,病例临床表现要和医学理论相符。选取临床来源的病例并按照医学原理对其修改,在修改中成为标准化病例。制作图文并茂的PPT课件,诊断和治疗是开展教学的重点,教师应在其基础上预留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讨论和思考。例如某女性22岁,8小时前被木块击中腹部,6小时来腹痛腹胀逐渐加重入院。查体:头颈心肺未见异常,腹式呼吸减弱,脐周可见挫伤痕迹,全腹均有压痛,肠鸣音甚弱,听不清。上述病情应选择哪一种诊断和治疗方法,有无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其次编写转化医学教学大纲。根据课堂教学单元设计转化医学教学内容。具体步骤为:①围绕肠胃外科提出问题,指出教学空白点。②指导学生进行独立探索。③个人提炼,以4人为小组依据教学内容探讨交流。④总结提高。例如指导胃癌化疗转化医学教学,了解肿瘤的组织和分子分型,选择合适的化疗时机和化疗方案。第三统一培训实施转化医学结合病例讨论教学的胃肠外科教师,初步形成统一的教学思想和操作方法,预想各种可能会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完善教学过程。第四采用医院定制的临床统一考试题库对学生进行考核,对比两组学生成绩。
对照班:给予对照班传统教学法。以多媒体为主导,理论和PPT课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1.3 统计学分析
本次检验结果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学生成绩和相关问卷调查指标用%表示,用X2检验,如果P
2.结果
2.1 两组学生平均成绩对比
实验班学生平均成绩为82.252分,对照班学生平均成绩为73.151分,实验班学生平均成绩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对比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2.2 调查问题指标对比
实验组30名学生中,有26名学生认为能增加探索临床问题的兴趣,占86.66%,有24名学生认为能提升从临床实践中提炼科研思路的能力,占80%。有25名学生认为能促进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占83%,有22名学生认为能增加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占73%。与对照班学生17/30,56.67%、13/30,43.3%、15/30,50%,12/30,占40%调查比例相比,两组差异对比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转化医学最早在美国当地某杂志上提出,其定义是从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转化为临床使用的诊疗技术。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快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临床实践应用的脚步。胃肠外科是普通外科的主要阵地,它包含胰腺癌、胃癌等在内的消化系恶性肿瘤。目前肿瘤学领域明显存在理论基础和临床脱节的现象[2]。转化医学作为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如在临床教学中将转化医学理念结合病例两者结合,能更好的解释复杂的临床现象。胃肠外科临床教学的特点则是需要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其中的不足,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重点强调临床与科研的各取所需,进而实现实验室与临床的双向转化。本文实验组采用的转化医学理念与病例讨论相结合,重于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其中以临床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分子层面分型,有助于选择特异性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和效益。同时引导学生以全新的科研思路面对病例,提高转化研究意识。本文所研究的120名医学生中,采用转化医学理念结合病例讨论的60名学生学习平均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法学生,调查问题指标中不管是兴趣、个人能力提升等都高于传统教学法学生,两组差异对比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转化医学理念结合病历讨论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适合当下临床所需,同时也适应现代医学教学的要求,教学效果明显,值得在胃肠外科临床教学中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