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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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合同法律范文
保险最早起源于14世纪人类社会用来对付和处理海上风险而自发产生的一种互助共济行为。在18世纪保险业得到快速成长，逐渐演变成现代社会的商业保险。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保险合同的纠纷，也日渐增多，这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对保险合同特性的认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保险纠纷诉讼中，许多同种类型、同样性质的诉讼案件，只是由于司法管辖在地域上的差别，而使诉讼结果大相径庭。这种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了保险合同纠纷的增多，引起了保险业者和保险消费者的困惑，还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上的问题，归结起来，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险合同的法律特性，如保险合同的保障性、经济补偿性(或给付性)、附合性、射悻性、最大诚信原则等，因此正确认识保险合同的法律特性，对于我们合理解决保险纠纷具有重要的作用。保险合同是一种有偿合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有偿合同。因此我们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合同法》中一般的有偿合同，还应根据保险的产生、原理以及保险的目的，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等方面来理解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保险合同就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其中以机动车辆保单和人身保险单较为常见。这些保险单一般都是由保险公司事先制订好的格式合同。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释，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保险合同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分为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法律直接赋予名称的合同，属于有名合同。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此保险合同又是双务合同。
（二）、保险合同的保障性特征
保险合同是一种有偿合同，作为有偿合同，即付了对价之后就必须从接受对价的一方当事人那里取得某种利益。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给保险费支付人提供保险保障，这种保险保障既不是某种有形等价物，也不是某种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在约定事件发生时立即生效的债权凭证。保障性特征是保险合同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从表面上来看，作为个体分摊危险组织者的保险人，在收取保险费之后，似乎并未给被保险人带来实际利益。其实不然，因为被保险人交付保险费后所获得的经济保障的确是绝对存在的，被保险人所持有的由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在约定的事件发生后，就立即成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债权凭证，而这既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最根本权利，也是保险人提供给被保险人的经济保障。很明显，被保险人保障权利的取得，是以被保险人按照约定时间及方式交付了保险费为前提的。保险不是一般的双务活动，是众多个体参与的诚信性的互助式活动，将“依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交付保险费”作为被保险人保障权利取得的必要条件，是保险活动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较大的范围里进行的连续的、经济上的“互助共济”、公平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保险合同生效”和“保险责任生效”方面的规定不详，也是导致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的一个原因。尽管该法规定交纳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的义务，但实际上，是否“依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交付保险费”仅仅是保险人评价被保险人信用的一个依据，没有一个保险人会因为应收保费对被保险人提讼，这几乎是全世界保险人的规则。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当国内保险公司帐面上应收保费增多且呈坏帐趋势加剧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的不够详尽感到忧虑，当保障权利的或然取得几乎是零成本时，就有人愿意面对诉讼。而这样一种情形对已经交付保险费的多数被保险人来说就存在了不公平和风险，如果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保险人的分摊风险的组织者的角色也就难以为继。当然，在实际的保险活动中，保险人也存在从经营需要出发而同意被保险人缓交、免交保险费的情况，或约定保障生效的保险合同，则不在此例。
（三）、保险合同的补偿性与给付性特征
从理论上说，保险活动本身应该是非盈利性的。保险费的厘订取决于在一定期间、一定范围、一定个体的风险概率加上经营性费用；保险公司的盈利，应该来源于保险资金的运用。现代保险这种人类的互助共济活动形式是通过商业模式运行的，保险人作为一种类型的商业公司在市场上销售各类商品化的保险产品。保险活动的非盈利性，决定了保险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循保险的补偿性与给付性特征。
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征，是专对财产类保险而言的；它在财产类保险活动的投保、核赔以及发生追偿时具有下列实践含义：
1．在投保阶段，保险合同当事人必须按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或某种经济责任来确认保险金额(即保险合同载明的最大保障限度)；对无法确定价值或计算方法的标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约定保险金额和损失的确认方法，对于风险不能量化、不能确定保险金额和损失的确认方法的事物，不能作为保险对象；对超过标的物实际价值投保的，其超过实际价值部分无效；投保不足标的物实际价值的，视为不足额保险；传统上保险运作的这些惯常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投保中的投机行为或道德风险的发生。
2．在理赔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只负责用货币进行补偿，不负责对受损的标的物返还原物或恢复原状；对被保险人的损失低于保险金额的，按实际发生的损失补偿；高于保险金额的，按实际损失补偿并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按实际价值补偿。此外，对投保不足标的物实际价值的保险单，按照投保金额和标的物实际价值的比例，在保险金额限额内按比例进行补偿。
3．因第三人致害造成保险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可以要求保险人先行补偿，同时将对致害人的追偿权转让给保险人；保险人同时获得追偿权；保险人行使的代位追偿权是充分的、完整的，不受被保险人已获赔偿额度限制。但是，保险人追偿所获超过已赔偿额度时，其超过部分应归被保险人所有；同样，被保险人在得到保险赔偿后又从致害人处得到补偿的，则应将超过损失部分的补偿退还保险人。
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征在实践中往往受到挑战，一些法律工作者在处理保险纠纷时更愿意用自由缔约原则来对抗保险合同的补偿性原则，认为，既然合同载明了保险金额那就不论保险标的实际价值，无论是否超值、是否不足都按合同明载的保险金额给付，在实际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这不仅使得保险活动中的投机行为或道德风险难以避免，也违背了保险互助共济的内在要求。
保险合同的给付性特征是专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的。人体及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无法用货币价值的形态进行确定，生命或健康的损害从本质上也无法用金钱补偿。这种情况，决定了人身保险合同的非补偿性。因此，在人身保险活动中，通常的做法是，由投保人根据保险对象的具体经济状况，受益人的保障需求来选择档次适当的保险金额，在一旦发生保险事件时，保险人则按约定的金额和方式给付。在各类保险合同中，只有人身保险合同在发生危险事件时，可出现有人受益(获利)的情况，当然，这种受益是相对人身损害的非财务性质而言的。
(四)、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
附合缔约，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有符合该条款表示出来的意思，方能成立合同的缔约方式。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体现在每一种保险单仅对附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保险责任内的保障。
附合性合同是与议商性合同相对应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但在保险活动中保险合同的条款都是由保险人单方事先制定的，且一般具有确定的格式(因此，保险合同又属要式合同)，附合性是保险合同的形式特征。
作为附合性合同，并不是说保险合同的签订不要议商过程。保险合同的签订，同样要经过要约、承诺，但一般地说，保险合同要约人都为被保险人一方，被保险人按需对保险人提供的不同类型、不同费率、责任、赔偿给付方式的险种进行选择，填写投保单，并提出要求投保请求，保险人则根据标的、危险等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即承诺提供保障)。保险合同一经成立，同一种保险合同的差异只在标的名称、座落地点、保险期限及保险金额等方面有所反映。
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保险人按标的、危险种类及经营习惯制定的基本型或标准型条款，即使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有附加要求的，不同的附加内容也是事先制定好的，届时只须在主合同上加贴或注明即可，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保险责任内的保障，这是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的最重要含义；其二，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对有争议的条款除按规范的文义进行解释外，必须尊重双方签约时的意图，其中保险人先于纠纷之前就制定好的、和条款同时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批准的条款解释，可为了解双方本来意图作一定参考；但对由于语词不清而产生的条款歧义理解，在争议发生时，则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在实际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保险经纪和保险活动的存在，保险人大量的揽保活动是由经纪人和人承担的，一些人为业绩而超越权限，用经授权许可的保险单来超越授权去承保不属于保险单指向的保险标的，列如用家财险保单来承保经营性生产资料，用一般财产险保单来承保特殊财产，如船舶等。每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就会发现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的重要性。因为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决定了“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责任内的保障”，并非这种错用的保险单无效，它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在指定的地点、期间可以承担责任内的保障，但它对不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就不能提供保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由于人故意和过失可能给保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又比如船舶保险，一艘保了险的船舶上岸修理，由于修理过程用火不慎发生火灾，由于没有投保建工险，保险人可以作出拒赔决定，因为船舶险的保险对象是船舶，而船舶是“水上漂浮的建筑”装置，船舶一旦上岸，就自动逸出船舶险(因其已不是“水上漂浮的建筑”)保障范围，符合“每一种保单仅对符合条款要求的标的，承担责任内的保障”的保险合同附和性特征的要求。
(五)、保险合同的射悻性特征
射悻合同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订立合同时尚未确定的合同。保险合同在订立时，仅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险费，对于未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无法确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取决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保险合同又称之为射幸合同。
在保险活动中，对于单个保险合同来说，发生什么样的保险事件、什么时间发生、损失大小等都是不确定的，带有纯偶然的性质，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或者今天或者明天发生等等。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投保人多年投保，却因没有保险事件发生而从未得到过保险人的补偿；但对保险人则不然，大数法则使得保险事件的发生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规律性，保险人每日每时都在受理大量的保险案件，并通过对投保人损失的补偿、给付来履行自身的义务。
典型的射悻性现象还在赌博的输赢中表现，因而有人将保险与赌博进行类比。认为保险是一种投机行为，就自然风险而言，保险人的亏盈是射悻的；就社会风险而言，因多数事故均有致害人，因此从理论上讲，保险人的多数赔款可以从对致害人的追偿中得到补偿，所以包盈不亏。但是保险与赌博的区别在于，赌博行为人是希望出现输赢，更希望发意外之财；而保险行为人则不希望出险以期安全；不赌博便无输赢风险，不保险则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即便是被保险人获得赔款，也只是对其损失的弥补，不会出现盈利情况。
可见，射悻性对于保险，正是其重要的经营条件，保险人正是因此，才得以保证对每一保险单持有人提供切实可靠、平等的经济保障，否则，保险人便无法经营，保险活动也无从产生。保险合同的射悻性在实践中的意义在于，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必然存在风险；而被保险人投保的风险则必须是或然的、不确定的。如果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是没有风险的或被保险人投保的风险是必然的，那么，这样的保险合同必然存在欺诈。通常，保险人承保的没有风险的保险标的时，往往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舞弊行为或是一种洗钱活动；但通常比较多见的是被保险人的欺诈。比如，某被保险人投保桥梁建工险，桥梁所在河段1—3月常年平均水位为24米高程，历史最高水位为27米高程，按国家建筑规程，水下施工应在高于历史最高水位的围堰中进行，但在该河段常年水位下，该工程发生了没顶之灾，该被保险人据此向保险人提出巨额索偿，保险人以“设计错误”据以拒赔，因为设计错误使风险发生具有必然性，所以，保险人的拒赔理由是正当的。
(六)、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性特征
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可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对签订任何协议行为人的基本要求，采取欺诈手段签订的协议无效。但相对一般合同，保险合同对诚信具有更特殊的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所谓“道德”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诚信”。在相同情况下，社会对保险业诚信的要求要大大高于一般制造业，其理由在于，保险是一种以交易的承诺性为特点的商品。在保险产品“交易”的场合，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之后，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产品”，而是只能等到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保险事故(事件)发生以后，才能得到保险赔偿或者给付。由此可见，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在投保一方付费以后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如果投保人不相信保险公司会履行承诺，保险交易就不可能发生，保险交易的发生必须基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换句话说，在时间顺序上，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的信任在先，而保险公司履行承诺在后，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上百年，这是社会对保险业的诚信要求高的原因。
保险合同的诚信含义包括以下几方面：
1、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即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人的要求，“将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确定费率所需了解的危险情况告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故意不予说明，或因过失遗漏、或作出错误说明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不负赔偿责任。
2、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就标的的状态、用途重新处置以致足使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时，需事先通知保险人；危险增加不属投保人行为所致者，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有权中止合同或拒绝赔偿。
3、安全防护及事故发生通知义务。对保险标的的安全，被保险人有责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发生灾害时，应积极采取措施救护，减少标的损失，并及时通知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或因不积极施救而扩大的损失部分，保险人有权拒赔。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体现在整个合同有效期间的不同时段，在不同时段的不同情况下内容各有不同。从理论上说，当事人行为的诚信与否，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就是到了索赔阶段，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虚假证明都可能导致相应权利的丧失；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8条第3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种规定不仅使保险人原本就很难进行的核赔工作难度加大、价值降低，还使得被保险人舞弊行为的机会成本为零。
三、目前保险业的诚信状况
目前保险业确实存在着诚信缺失的现象，这里既有保险业与其他行业共有的原因，也有保险业特有的原因。
从共性原因看，主要包括历史、产权制度、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因素。第一，历史原因。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信誉没有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第二，产权制度原因。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单
一、所有者缺位，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股份制企业多数股东是国有企业，难以发挥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制约作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他们则可能放任甚至损害企业信誉。第三，社会规范方面的原因。社会规范对失信的企业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失信成本很低，守信反而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也助长了市场诚信的缺失。
还有一些保险业自身特有的原因加大了保险领域的诚信问题。第一是保险营销的中介性。保险产品大多承保的是人们不愿意谈及的与损失、灾害、死、伤、残等相联系的风险，这种产品避讳性的特点使得人们通常不愿主动购买保险。因此，大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必须通过中介人。有了中介人，自然就会产生委托问题，如果激励相容机制设计不好，就会使保险人的目标函数与保险公司的目标函数发生偏差，造成即使保险公司重视诚信也难以保证人一定诚信的现象。第二是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现代商业保险产品相对复杂(而且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纷繁复杂的条款使得一般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往往难以透彻理解，这样就会给某些不诚信的保险公司及其人留下可乘之机。第三是保险业务(特别是寿险业务)的长期性。保险业务的长期性意味着保险买卖双方重复博弈的周期间隔较长、频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及其人发生了不诚信的行为，其后果在短期内可能也不易显现，这使得保险公司可能放松诚信自律，放松对人的诚信教育，甚至有可能为了短期的指标和一时的风光而不惜牺牲公司诚信为代价。
此外，中国保险市场的远未饱和性很容易造成诚信的缺失。如果市场基本饱和，任何子市场的竞争都非常激烈，那么这种激烈的竞争必然会淘汰那些信誉不佳的公司，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市场远未饱和，仍处于拓荒期，大量待开发的潜在的市场需求给信誉不佳的保险公司提供了生存土壤，跑马圈地现象严重，优胜劣汰机制没有形成。
第2篇：合同法律范文
技术合同的法律风险：
一、 技术合同的概念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二、 技术合同一般应规定的内容
(一) 项目名称;
(二) 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 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地域和方法;
(四)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 风险责任的承担;
(六) 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方法;
(七) 验收标准和方法;
(八) 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及其支付方法;
(九) 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十) 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一) 名次和术语的解释
与合同履行有关的技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 技术合同的欺诈及漏洞
1.利用技术转让合同中的包销条款对技术受让方进行欺诈。
技术转让合同是技术持有方将自己的技术交付给受让方使用并从中获得报酬而由技术持有方和被许可实施方签订的合同。在技术转让合同中欺诈人经常利用合同中的包销条款进行欺诈。包销条款是指技术持有人，将技术转让或许可给受让方后，为增加技术转让的吸引力，减少受让方对投资风险的畏惧，承诺全部承销技术受让方根据该技术生产的产品，这种承诺性条款就是包销条款。包销条款对技术受让方或被许可方产生极大的诱惑力，认为这种合同没有任何风险，合同实施后稳赚不赔，从而对合同标的不进行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就与技术持有人签订合同，为合同欺诈埋下伏笔。技术合同欺诈中的包销条款一般都是很原则的条款，通常都必须另定补充协议才能实现。因此即使有包销条款，包销条款也很难履行，并且很难追究欺诈人的法律责任。欺诈人往往利用包销条款虚夸产品的销售量，诱使对方支付较高的技术转让费，甚至提供市场可行性报告、技术实施计划等材料，而在实际履行中往往以种种借口拒绝包销产品，或以极低的价格回购，使生产方最终放弃包销而改为自销。
2.技术转让合同签订后，以提供技术实施设备等条件为名，不平等获得受让方财产。
技术合同的标的不是一般的物品，而是一种无形的知识或技术。因此在技术转让过程中，技术持有方一般都要向受让方提供相关条件和进行具体的实施指导。在技术转让合同欺诈中欺诈人往往要求受让方必须使用技术持有方提供的技术设备，否则便不保证产品的质量，而受让方由于受专业知识的影响未能对该设备的技术先进性进行考察，盲目的接受该设备而一旦发现该技术不具有先进性，生产出的产品没有市场时已无法退回该设备，而技术转让方实际则达成了销售该设备的目的并从中获得了利润。另外有的欺诈人则以代受让方定购设备为名，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受让方以为设备如不由技术持有者组织定购会影响技术实施而同意该约定，事实上该设备往往是市场上很普遍的设备，欺诈人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
3.技术合同欺诈人将不成熟的或不可实施的技术当作可实施的技术转让给受让方。
技术合同欺诈中欺诈人经常使用的另一种手段是将不成熟的或者根本不可实施的技术当作可实施的技术转让给受让方。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将技术的成熟程度作为交付标的的一个
4.技术合同中易出现的漏洞。
技术合同中包含有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不同类型。每一类合同都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在技术咨询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应对所涉及技术问题、咨询报告的内容、期限、质量进行详细约定尤其对咨询报告可能出现的虚假、延误问题应当明确违约责任。在技术服务合同应对工作条件、工作成果等技术事项明确约定。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当事人应当约定使用该技术的范围，技术持有人应当保证该技术的实用性、可行性。在技术开发合同中易出现的漏洞经常是对所开发出的技术的所有权约定不明确，对技术成果的后续改进成果的分享方法约定不明确等。
四、 技术合同漏洞及欺诈的防范
1.对技术合同中的技术标的进行严格的科学审查，全面了解该技术的真实性、可靠性、市场价值。
技术合同中的技术标的一般由于其具有先进性，当事人并不太能凭自身的知识了解，但是技术成果不可能违反科学的常理和规律，可以在签订合同前向有关部门或技术人员鉴定该技术的可行性。对技术标的的考察还应了解该技术实施后可能创造的经济效益、市场范围、是否已实施、实施范围，从而对付出的成本有所衡量。
2.在技术合同中对技术标的的来源和技术的持有人进行考察。
对技术标的的来源进行考察是预防合同欺诈的有效手段，创造技术成果的单位或个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技术成果的水平，通过对技术来源和对技术持有人的考察会对技术成果的可信度有所了解，但这只能作为参考对技术成果的技术指标还是应当由专家进行判断。另外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受让方应当对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归属进行考察，以免与非所有权人订立合同而产生纠纷。
3.对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成果的实用价值进行综合考察。
技术受让方除对一项技术考察其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先进性外，还应当考察该技术是否实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和资金力量能否实施，该技术是否成熟，是否能够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适用该技术。对一项技术能否控制最终决定着该项技术的能否实施，如果受让人对上述方面的考察中有一项或多项不能确定，那么对合同签订一定要慎重，否则很可能蒙受损失。
第3篇：合同法律范文
关键词：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分析；防控
合同在企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合同是企业在日常的经济活动当中获得收益的纽带，于此同时，合同也能够产生一些纠纷。企业在日常的经济活动当中，在签订、履行、变更和中止经济合同的过程中，以及确定违反合同所需要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企业利益可能受到的损害，就是企业合同法律风险。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具有可控性的特点，它是企业最经常见到的一种重要的法律风险。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怎样更好地对企业的合同法律风险进行防控已日益引起企业的关注。
一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分析
1.合同法律风险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从本质上来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契约性质的经济。合同体现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倘若合同是合法的，那么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合同法律意识淡薄，就很容易招致风险。这种合同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能够自觉地依法经营，很容易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不限于法律法规的制约，做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比如，作假、打球等；另一方面是不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具备审查合同法律的能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急于应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签订合同存在的风险。
签订合同存在的风险，一方面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对合同方的年检情况、资质证明、准入许可、信用状况、履约能力、资信情况和主体资格等调查不力，或者是没有认真核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另一方面是合同条款的内容欠缺，约定不具体，用词不够标准，容易引起歧义等。审查合同不到位或者是没有进行法律上的审查，就可能会使合同不具备全面性与合法性。
3.履行合同存在的风险。
企业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不可抗力因素或者是对方违约而对企业造成的各种损失，就是履行合同的存在的风险。一方面是企业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缺少管理，没有注意到合同方的一些变化，不能够尽早地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导致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与纠纷；另一方面是对违约没有快速地做出反应，决策延误，策略不当或者是追究不力致使企业经济受损。
4.证据缺失存在的风险。
法律是重视证据的。合同法律的证据有合同正本、质量检验报告、谈判记录和经济往来的一些凭据等等，倘若企业保留证据缺失或者是没有保留证据，那么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会使企业陷入被动的僵局。
二 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控
1.增强合同法律风险意识。
企业认识风险与防控风险的前提条件是增强合同法律风险意识，增强合同法律风险意识也是企业建立合同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要想增强企业管理者的合同法律风险意识，一方面需要提高管理者对合同法律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要使管理者积极主动地学法、用法和维法。因此，企业需要大力地宣传合同法律法规风险防控知识，应用经验交流、案例教学和集中讲课的方式，使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尤其是低层的业务主管，让他们认识到合同法律风险和危害，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感与防控意识。于此同时，教授他们合同的起草、签订合同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谈判技巧等知识，以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提高，避免出现错漏现象。企业需要按部就班地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以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创设一种人人都学法、用法和讲法的氛围。
2.建立组织管理体系。
建立和完善合同组织管理体系是加强合同管理和防控合同法律风险的保障。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能由企业法人代表和授权的委托人签订企业的合同和行使合同的诉讼权。因此，企业需要遵循大力协同、合理分工和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一套法人代表主管，由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统一管理，各个部门分开管理，具体责任人专门管理，相互配合，彼此协调，纵横成网，上下成线的合同组织管理体系，并实施岗位负责制，让合同工作事事有人管理，层层有人抓，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确保落实。对于牵涉到的一些数额比较大的购销合同、重大技术的引进、对外担保、投资融资和企业的兼并重组等合同，需要特殊对待。
3.创建预警机制。
企业创造条件，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的管理合同的软件，借助信息化手段创建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应用信息化平台展现企业合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以做出迅速地反应，实时地应对。加大收集跟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有关联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资料，跟踪与分析跟企业合同法律有关联的立法倾向，创建信息数据库，并不断地加以更新，以更加有效地防控合同法律风险。
4.合同档案管理。
收集与整理合同档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合同之外的一些往来凭证，比如汇款单、发票复印件、签收单、到货验收证明、合同正本、购销项目中的订货单、质量检验报告、谈判记录、对账单，建设工程项目当中的工期顺延、竣工验收材料与签证确认等有关联的材料，以及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函件和往来传真都是最有力的证据，实时地收集与整理这些证据，可以把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以明确合同双方的责任，便于在出现纠纷的时候提供最有力的证据，维护企业经济利益与合法权益。
5.实时地处理合同法律纠纷。
事实上，企业合同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纠纷与争议。企业针对一些潜在的合同法律纠纷，需要评估它的影响，提出一些应急的解决方案，以尽早地防控合同法律风险。企业在面对合同纠纷的时候，需要迅速地反应与积极地应对，提出一些处理纠纷的建议。根据我国有关合同法的要求，当事人可通过和解、调解、仲裁与诉讼的方式来处理合同法律纠纷。实时地解决好合同法律纠纷，防控合同法律风险，应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的经济利益与合法权益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合同法律风险的防控是一个系统、动态和长期的工作，这既需要企业人员的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又需要企业各个职能部门的互相配合与协调。只有以组织管理体系作为依托，在实践当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才可以更好地防控企业合同法律风险，使企业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廖林.工程项目管理中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J].技术与市场.2011（09）
第4篇：合同法律范文
内容提要:保证保险一般作为分期付款消费的一种履约担保,由于当前没有调整此类合同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实践中做法各异,相同类型的案件常常在不同法院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对此,有必要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法律适用、合同的独立性和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等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当前法院审理车贷案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后,各商业银行开始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因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风险很高,各商业银行要求贷款者提供可靠的贷款担保。针对这一情况,各财产保险公司于1998年纷纷推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俗称“车贷险”。伴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车贷险速度迅猛增长,2001年和2002年达到了。广州地区的汽车贷款99%是以保证保险为担保方式。[i]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车贷险经营风险凸现,部分地区车贷险的赔付率高达100%,[ii]2003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保险公司相继停办了车贷险业务。2004年1月15日,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04年3月31日起废止原来的车贷险条款和费率。[iii]2004年4月份开始,车贷险全面停办。随着大量购车者逾期支付银行贷款,各地的银行纷纷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依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借款人尚欠的银行贷款本息。各地法院受理了大量此类案件,如深圳市两级法院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1月共受理了近500宗车贷险纠纷案件。由于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对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概念、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认识不同,不同法院的处理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对有关保证保险的法律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对此类案件的正确审理提供一些帮助。
一、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及合同关系主体
（一）概念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财产险中保证保险的一种业务,法律意义上是一种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保险。保证保险合同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等商业信用发达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属于一项新的业务。我国的第一批保证保险业务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所属的中保财产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依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保证保险业务的批复》〔银复（1997）48号〕所开办的。但至今我国的《保险法》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仍没有提出保证保险的概念。关于保证保险的名称,最早仅见于国务院于1983年9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该条例将保证保险列为财产保险的一个险种,但该条例已于2001年10月6日被国务院废止,目前仍没其他相关法律提及保证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对保证保险有所解释,但该“征求意见稿”因争议较大至今未获通过。
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指保险人向被保证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稿”第34条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本文讨论的保证保险区别于与之相似的信用保险。前者是投保人（债务人）为别人（债权人）投保,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后者是投保人（债权人）为自己投保,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两者的保险标的都是信用,保险人承保的危险都是信用危险,[v]在担保领域都发挥着相同的功能,但信用保险适用的领域相对狭小。
保证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证保险合同包括针对雇主和雇员忠诚担保的诚实保证保险合同和针对合同履行担保的确实保证保险合同。狭义的保证保险合同仅指以被保证人为投保人,被保证人的相对人即债权人为被保险人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vi]本文讨论的仅限于狭义的保证保险合同。从现行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保险业务来看,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概念可概括为: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债务人）的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在债务人不按约定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因债务人未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
（二）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主体
根据前述概念,保证保险合同的关系主体应包括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投保人是保证保险合同相对应的基础合同中的债务人,被保险人则是债权人。在车贷险中被保险人是借款合同中的债权人,即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但是,中国保监会在其文件中却将被保证人（债务人）界定为被保险人。在其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中称:“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该复函并称:“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被保证人）和保险人（保证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中国保监会认为被保险人是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并将债权人排除在合同当事人之外。个别学者也采纳了上述观点。[vii]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是不准确的,认为债权人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是错误的。这将引起谁具有保险利益、谁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的争议,对于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将造成很大困难。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债权人。理由有三:
1.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通常都约定:投保人（借款人）未能按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事故发生后3个月,投保人仍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保险人负责偿还投保人所欠的贷款本息。[viii]由此约定可见,保证保险所保障的是债权人的利益,虽然银行一般未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签字盖章,但银行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是约定的受益人。因而,银行应该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此外,某些保证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更加明确列明“为投保人提供机动车辆消费贷款的金融机构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ix]
2.我国《保险法》第22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虽然债务人是投保人,但受合同保障的却是债权人,享有保险利益的也是债权人,因此,保证保险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债权人。如果将被保证人（债务人,保证保险中一般也为投保人）视为被保险人,那么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就只能是债务人,而作为保证保险合同保障对象的债权人却无法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那是荒谬的。
3.将投保人即基础合同的债务人界定为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会引起对投保人的误导。
投保人认为既然他是被保险人,那么保险合同保障的应该是他的利益,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会认为其缴纳保费后反正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何必积极履行基础合同。这就是当前车贷险纠纷案件中债务人通常故意不履行按期返还借款而引起纠纷的原因。
4.审判实践中,法院通常都支持债权人（车贷险中的银行）作为被保险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大量的车贷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原告都是银行,很少有借款人作为原告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也绝少引用中国保监会复函中的观点来作为银行没有诉权的抗辩。
对于一般的保险合同,通常认为其当事人仅有投保人和保险人两方,而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仅仅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x]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区别于一般保险的特殊性,其当事人除投保人和保险人外,还应当包括债权人（被保险人）。保证保险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其与《保险法》所调整的一般保险有所不同。该特殊性表现在,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是积极地参与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正是因债权人的需要而签订的。债权人需要债务人提供可靠的债务担保以保证其能兑现其债权,而保险公司的保证正是信用度最高的保证。保证保险单中,虽然债权人不一定在上面签字,但保证保险条款中一般都会明确约定债权人的权利（保险金请求权等）和义务（审查义务、通知义务等）,保证保险单通常都会注明被保险的债权人,而且会特别注明其保险的基础合同。在当前的车贷保证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和发贷银行通常都另外签有“合作协议”,约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即使没有“合作协议”,银行在向贷款申请人发贷前,都会要求保险公司向其出具“发贷确认书”或出具投保人“真实购车证明”。因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应该包括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作为债务人的投保人（被保证人）和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也有人指出“保证保险具有保证法律关系中存在的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三方主体”。[xi]我国台湾学者袁宗蔚也认为保证保险与仅有两方当事人的一般保险不同,存在三方当事人:担保人即保险人、被担保人即义务人、权利人即受益人。[xii]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当前争议最激烈,也是车贷险纠纷中有关法律适用的最根本问题。对保证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关系到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承担。
学界一般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在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是一种由保险人开办的担保业务”[xiii]。我国台湾学者袁宗蔚也认为保证保险不是保险,他提出四点理由:一、保证保险有三方当事人（如前述）,而普通保险仅有两方当事人；二、保证保险对被担保人的义务之履行有约束力,而普通保险对被保险人无任何约束；三、确实保证中并无预想的损失,保费是利用保险公司的名义的手续费,而普通保险非但有预想的损失,而且据以为保费的计算依据；四、保证保险中的被担保人对担保人（保险公司）给付权利人的补偿有偿还的义务,而普通保险的被保险人无任何返还的责任。[x]
司法界也普遍认为保证保险实质上属于保证。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写的《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就指出:“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从本质上分析是一种保证法律关系,与单纯的保险法律关系不同。”[xv]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小组成员郭玉涛也认为“保证保险本质上不是保险,而是担保性质”,“如果认为类似车贷险的保证保险业务是一种单纯的保险业务,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xvi]国外的司法界也普遍认为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如意大利最高法院1985年1月26日于其第285号判决书中写道:“至于与保险企业缔结的保证保险,实质上具有担保性质,其目的不是转移被保险人的风险,而是担保主合同的债的履行利益,所以它是担保合同而不是保险。”米兰法院于其1986年4月7日的判决中也认为:“保证保险不是保险,而是一个担保的非典型合同。”[xvii]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也采纳了“具有担保合同性质”的意见。
然而,保险界大多不赞同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的说法。在200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保监会召开的主要由保险公司和保险法专家参加的司法解释论证会上,多数代表对“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明确表示异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李玉泉、邹志洪两位博士在其《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修改建议》中建议删除“征求意见稿”中“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的规定,理由是:“目前理论上和实务上争议很大,尚无主流意见,建议暂不作这一具有倾向性的规定”。[xviii]有部分学者撰文支持上述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不等于保证担保合同”,[xix]我国也有部分法官主张保证保险不是保证。[xx]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从表面特征上讲是一种财产保险,形式上与一般保险一样具有保单的表现形式,其主体也有相应的保险法律称谓如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等,其内容中也通常附有保险人的免责约定,即免赔条款。但从其法律特征上分析,保证保险实质上应是一种保证合同,是一种有着特殊约定的保证合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订约目的上看,保证保险是投保人向债权人提供债的保证的需要,也正是其基础合同得以履行的保障,它是一种履约保证。在车贷保证保险中,是借款人基于银行的要求而向保险公司购买的提供给银行的有偿担保,目的在于促使银行同意放贷。
2.从合同主体上看,保证保险的参加者是三个当事人,即作为担保人的保险公司,作为被担保人的债务人（投保人）,作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保证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保证的一般特征。
3.从风险性质上看,保证保险中是以投保人（债务人）未履行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人的责任承担范围的,这种损失的风险是与投保人的主观意志息息相关的,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这与保证责任的风险性质是相同的。而普通保险中的风险一般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为难以控制。
4.从保证人的追偿权利看,保证保险中的保险人具有追偿权,保证保险合同中通常都会约定,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履行了保险责任（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投保人（债务人）追偿。保证人对债务人具有追偿权是保证法律关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而一般的保险业务中,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无权向投保人追偿。
5.一般保险业务的开设是以大数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和计收保费的依据,但保证保险并不以大数原则为理论基础,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提供保证的手续费,保证保险并不改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因此免除债务人的责任。
另外,如果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并适用《保险法》,将存在以下两个法律障碍:
1.关于保险利益原则。我国保险法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在保证保险中,保险的标的是“债务人履约”,投保人是债务人。但事实上,他们投保对自己没什么好处,逾期还款后,虽然保险公司代为还款,但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债务人的债务并没有任何减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如果适用我国《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此类保险合同都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当然,有人主张投保人对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应作扩大解释,即包括了投保人可获得债权人的债的利益,具体表现为在车贷险中,投保人投保后可获得银行的贷款,因而具有保险利益。这种解释有些勉强,因为,保险法中要求的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是“对保险标的的利益”而非对基础合同的利益。
2.保险人可援引保险法的特别规定拒赔。按照保险第28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计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证保险中,“债务人不按约定时间履行合同”即视为保险事故发生,而作为投保人的债务人故意不向债权人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如车贷险中借款人拒不向银行还款的,算不算“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从逻辑上讲应该是的。但能否据此支持保险人的拒赔抗辩？适用该条法律来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其结果无疑是不合理的,对于无辜的债权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而仅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来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证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利于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也有利于纠纷的公平解决。
中国保监会也认为: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xxi]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也认为:保证保险虽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的一种担保行为。[xxii]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5日对中保保险青岛分公司与中国银行山东分行、青岛惠德工艺品有限公司追索信用证垫付款纠纷二审案的判决书中认定,惠德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中国银行山东分行为受益人向中保保险青岛分公司投保的《进口付汇履约保证保险单》,在保险公司与惠德公司、银行之间形成了保证关系,对这一关系应适用《担保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底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
虽然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保证担保,但保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开展的一项业务,其外在表现形式仍是一种保险,是一种由特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财产险,其条款的设计和保费的收取应征得国家保险监督机构的审批,保险人享有行业特有的权利和责任豁免。保证保险作为保险形式,有其区别于一般的保证合同的特殊性,根据特殊性优于一般性原则,在适用法律上,应先适用保险法,担保法辅之。
最高人民法院在保险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时,适用保险法；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笔者认为该规定是正确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另外,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在合同的订立、效力认定和责任承担上还应当适用《合同法》的一般性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还应通过修订《保险法》或用司法解释限制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滥用拒赔权（如援引《保险法》第28条）,并防止当事人随意主张合同无效（如援引《保险法》第12条）。
三、保证保险合同是否具有独立性
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是指其与基础合同（如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存在主从合同的关系。确立保证保险合同独立性的意义在于,基础合同无效是否导致保证保险合同无效。
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基础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存在主从合同关系。保险合同从属于主合同,无主合同,两者无从谈起,成立、履行上具有从属性。[xxiii]主合同不能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也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也随之终止。另一种意见认为:两者不存在主从性质。保证保险合同虽然以被保险的债权合同为存在前提,但这只是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动因,他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xx]保证保险合同与相关的买卖（借款）合同并存于经济生活中,后者虽是前者的依据,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独立关系和关联性,保证保险合同法律责任有且应有的独立性决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xxv]
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两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贾纬在审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湘信进出口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长沙朝阳支公司借款保证合同案中提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从属性,本案即从属于主合同借款合同”。[xxvi]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却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在其2001年3月14日作出的（2000）经终字第295号民事裁定书中指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其他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但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其他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底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基于无效的合同而订立的保证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明知合同无效而承保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而,最高院的征求意见还是倾向否定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
笔者赞同保证保险合同是债权合同的从合同的观点。理由如下:
1.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我国的《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保证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的关系,基于前面的观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上属于保证担保合同,因而,依照《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主张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是与保证保险的保证性质相矛盾的。
2.保证保险合同中风险均衡的需要。附有保证保险的借款合同,银行的风险转移到了保险公司,银行的收贷风险很低。保证保险合同中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经营风险是不均衡的。将保证保险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更有利于保护保险公司。保证保险合同中,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的保证责任风险远高于普通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风险。在一般的保证合同中,对债务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保证人对债务人的信用状况一般是清楚的,主债权合同的履行情况也是能掌握的,因而债务人与债权人不容易进行恶意串通,保证人的风险较小。但保证保险的保证人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利益关系,银行也不会主动向保险公司通报债务人的资信情况,保险公司对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是很难完全知情的,借款人恶意逃债的情况经常产生,这也是当前产生大量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将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依附于借款合同的效力之上,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如果由于银行自身的审查原因造成借款合同无效,保险合同作为从合同而无效,保险公司因而可以减轻其相应责任。这样,银行在放贷时就会认真审查借款人的身份及其资信状况。如果认定保证保险合同独立有效,放贷银行因有保险合同的保障,就必然会随意放贷,这对保险公司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特别是对于债务人是否必要诉讼参加人,存在很大的争议,处理结果也多有不同。
典型案例中,债权人在其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都会同时债务人和保险人,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并由保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中国法院网上登载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贾汪支行作为原告,在借款人王世猛连续6个月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将借款人王世猛作为第一被告,保证保险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徐州市贾汪支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向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决第一被告王世猛一次性偿还尚欠本息,第二被告保险公司对第一被告的债务的9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是一典型的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原告同时了借款人和保险公司,法院认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与借款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相关,故合并审理,并依合同法和保险法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对于投保人在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保证保险合同是保证合同的性质,在确认投保人（债务人）的诉讼地位时,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5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第126条规定,对于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讼。因此,不管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均有权将债务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提讼。
在实务中,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恶意逃债的借款人多数下落不明,银行时,为了避免法院公告送达,常选择不诉借款人,而直接保险公司请求其赔付保险金。如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04年8月份受理的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行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三宗车贷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原告交通银行仅保险公司而没有三个借款人,罗湖法院一审依保证保险合同（保险单）直接判令保险公司偿还借款人尚欠的借款本息。[xxvii]
对于债权人仅保险人,法院是否应该追加投保人（借款人）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法律规定不明确,审判实践中也存在很大争议。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杨洪逵认为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一般具有类似于一般保证下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在被保险人尚未向基础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即被保证人提讼并被依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不得先向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提讼。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当保证保险合同约定在基础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作为债务人的被保证人未向被保险人履行债务,得由保险人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即可直接依保证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起理赔诉讼。作为基础合同的被保证人在该诉讼中顶多只有充当证人,不能成为该诉讼中保险人一方的共同当事人,也不是诉讼第三人。
基于保证保险是保证合同的性质认定,笔者赞同杨洪逵先生分不同情况处理的意见。
1.对于当事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公司具有先诉抗辩权（或穷尽债务人的财产后才补充清偿）的情况,应当认定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保险为一般保证性质。根据担保法,不管债权人是否先诉了债务人,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均不应该直接追加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债权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向债务人提起过诉讼或仲裁且债务人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应该裁定驳回其并告知其先诉债务人。对于有证据证明债务人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法院应当直接审理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索赔请求,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已无必要。
2.对于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或者保证方式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依《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这些情况均应认定保证保险合同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权利人仅对保险公司提讼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债权人可单独对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险人提讼,法院不应该将债务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般也不应该追加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5篇：合同法律范文
大家都知道，招标采购人发出的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投标人针对招标文件的进行响应是要约，招标采购人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并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是承诺。在承诺生效上，我国《合同法》采用“到达主义”。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开标后，评标委员对各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从中确定合格的中标人；定标后，应该招标采购人应该向中标人发出书面的中标通知书；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不论是通过那种政府采购方式，定标或确定成交结果后，都应该向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发出书面的中标、成交通知书。两部法律都规定了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即具有发生法律效力，这又不同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国的招标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活动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是采取“发信主义”。所谓承诺的“发信主义”，是指承诺在承诺通知发出时生效。“发信主义”更适合于招标采购方式的特定情况，因为采取“到达主义”，如果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在送达途中丢失或延误，那么将到招标采购过程的有效性和严肃性，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约束供应商或承包商，为了使中标人或成交供应商承担起签订合同的义务，受到采购合同的约束，从而更好地保护采购主体的权利。所以，我国招标采购合同的订立中，规定了承诺生效时间依“发信主义”，而非合同法上的“到达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合同法中有关承诺的撤回等规定，不适用于招标采购。根据合同成立是否应以一定的形式为要件，合同又分为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所谓要式合同，是指应当或者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由于政府采购涉及到财政性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如果双方当事人还没有签订书面的政府采购合同，说明合同关系还没有成立，也就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来承担违约责任。这样以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生效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对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政府采购合同成立的约束力，更不是生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而是拘束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对这种法律强制力的违反所承担的不可能是违约责任，而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倘若我们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构成政府采购合同，则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购主体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通过书面的形式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这一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就徒具形式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为无效合同。所以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如果发生采购主体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一方面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如果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承担的只能是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
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采购主体与供应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等同的呢？笔者认为，这要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宗旨和采购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义务开始谈起。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不平等，众多的供应商始终是弱势群体。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公共权力，对于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采购程序、评审专家等享有选择的权利或称权力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权利或称权力，为了对这种权力或称权利有所限制，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采购主体许多的义务。这些义务集中体现在法律责任这一章节里。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我国《招标投标法》。在《招标投标法》这部法律中，招标采购人享受更多的是权利或称权力，而投标人承担更多的是法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那么根据违法情节轻重不同，采购人或采购机构应该分别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和警告、罚款等行政法律责任。而对于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没有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虽然我国财政部2004年8月11日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但这是一部行政规章，由于违反上位法的立法宗旨，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无效。又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由于我国立法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政府采购合同不属于行政合同，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无权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否则，行政主体就违反了处罚法定原则。这样以来，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是否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呢？回答是否定的。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由于其所具有的严肃法律效力，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不是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中标人不执行中标通知书的义务，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即：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我国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已经有明确的定位，即属于民事合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新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旧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颁布时间都晚于《合同法》，而《招标投标法》则早于《政府采购法》，我国《合同法》相对于前两部法律，为普通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方面规定，都不同于我国合同法，前述已经过，所以应该优先适用于特别法的规定，但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我国《政府采购法》在确定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适用法律进行了概括性的原则规定，即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在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合同终止、违约责任等方面，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执行。由于政府采购资金属于财政性资金，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公共事务，政府采购还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腐败等功能，因此，政府采购合同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所以，政府采购法在明确适用我国合同法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订立、效力、变更、终止等有关特殊问题作出了必要的规定。对于中标、成知书发出后，采购主体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执行相应义务的，前者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后者必须承担缔约过失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
第6篇：合同法律范文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利弊分析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优势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灵活性。最密切联系原则克服了以往适用冲突规范的生硬性，将主观与客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法律关系的各种客观因素结合起来，避免了传统冲突法中对每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连结点的弊端，给千奇百怪的法律冲突提供了灵活有效的解决办法，顺应了当前涉外合同法律关系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第二，最密切联系原则保证了裁判的一致性。国际私法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使同一法律关系适用相同法律，但因为各国冲突法规定之不一致，在世界范围内还难以找到实现该目标的办法。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就是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发展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保证审判的科学性，从而实现判决和裁定的一致性。第三，最密切联系原则追求结果的客观、公正。传统的法律注重形式上的平等，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官采取传统单一，机械的选择方法，根据法律规定确定审理结果。表面看来很公平，但是面对复杂的合同法律关系，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特点，机械的依法裁判很难有真正的公平。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本着追求实质正义和个案公平的态度，通过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纠纷，从而保证了审判结果的客观、公平。第四，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补缺的功能。“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随着涉外合同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法律冲突的现象越来越多，对于未发生的可能性立法者也不可能考虑的面面俱到，故而各国的立法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或疏漏。此时就可以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权衡各种因素从而找到适当准据法以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克服了传统选择方法的单一、僵化的不足之处，但其灵活性是以牺牲其确定性为代价的。过分的随意性使人们在从事法律活动时显得无所适从，导致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第二，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性偏见。法官在审理涉外合同案件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思想和民族情结的影响，为了本国的利益，法官不自觉的就可能会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法官提供了扩大法院地法的法律依据，以为认定法院地法与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最密切联系对法院来说是轻而易举的。第三，自由裁量权乱用导致非公平性。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而法官的素质和能力各异，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式往往不一致，即使对性质相同的案件也可能会选择不同国家的法律，其判决也会因此而不同，从而导致判决的不公平性。综上，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上的最大优点是赋予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潜在缺点是，缺乏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的精度和准度，法官不能排除地域偏见。这就产生了如何扬长避短，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过程中科学、公正、合理的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问题。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的发展和完善
令人欣喜的是，2011年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明确地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写入立法，确立了该原则在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重要地位。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法没有像奥地利国际私法法典那样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一般条款，也没有像瑞士国际私法法典那样采取例外条款的形式，而是将该原则作为一项补充性原则。特别是在涉外合同领域，该法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仅次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适用准则，并采用了“特征性履行说”。第41条明确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情形下，合同“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因此，本法就不涉及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和合同的终止及违约责任等问题。
我国立法对确定最密切联系地采用了“特征性履行”的方法。这样既顺应了国际通行的做法，吸纳了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最新成果，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特色，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同时，考虑到“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在中国缔结或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中国的法律有不同规定时，应当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若合同应适用我国实体法而我国法律无相关规定，则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鉴于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利弊分析，我们还应对在涉外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应用做出相应的完善。
第7篇：合同法律范文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29-02
韩国保险法分为商法保险篇和保险业法，把保险合同法律制度编入商法当中。相反我国将保险合同相关法律内容和保险业法统一编入保险法当中。通常保险合同法律体系作为合同法和商行为法的一部分编入民法典或商法典中；再者以单独法典的形态进行立法，韩国保险合同法律制度采纳前者的立法模式编入商法第4篇中，我国保险立法模式选择了后者。
一、 中韩财产保险合同制度概况
韩国商法规定的损害保险合同（contract of property insurance）（第665条，第638条）即为财产保险合同。损害保险合同指物品及其他财产具有财产性利益受到损害时，以损害赔偿为目的的不定额保险，并且保险事故发生应当是不确定，偶然性的，韩国商法规定的财产损害保险合同种类可以分为火灾保险（第683条），运输保险（第688条），海商保险（第693条），责任保险（第719条），汽车保险（第726条2），保证保险（第726条5）。
我国保险法中财产保险合同是指被保险人的财产及与其关联的利益在保险事故范围内，以补偿或支付保险金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损失为目的缔结的合同（第48条）。我国保险法制度将财产保险合同分为财产损害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财产保险以不定额保险为原则，但在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可以缔结定额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在保险法只是规定了原则性的内容，而主要的内容规定在个别条例当中，例如空中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等。
韩国与我国财产保险法律制度构造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内容规定上具有相似的部分。我国与韩国不同的是，从实体法上看，我国多数财产保险标的排除在保险法承认的范围内，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企业财产保险条款》对不能成为财产保险标的的客体，例如土地，矿物，山林，水产资源，文书，现金等进行了规定。
二、 中韩财产保险合同法律制度比较
（一） 重复保险的告知义务
《韩国商法》第672条第项1对于重复保险的产生的责任以原则性的连带责任主义（连带主义）的方式承担，以比例分担主义（比例主义）方式为附加方式进行了规定。即，投保人以同一个保险合同标的，同一个事故与数个保险人缔结合同，保险金总额超过保险价值时，《商法》第672条规定各保险人以保险金范围内对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责任，但赔偿责任以保险人内部以比例承担。而且，在重复保险的保险合同缔结人需要向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进行通知义务（第672条第2项）（通知主义）。通知无需区分书面或口头形式。韩国对保险合同缔约人在无正当的事由的情形下没有尽到通知义务不构成欺诈。韩国大法院对没有尽到通知义务的当事人是否构成欺诈做了严格的解释，只有当保险合同缔结人知道如果自己向保险人告知相关情况而导致保险人拒绝缔结保险合同的情形，保险合同缔结人才构成欺诈行为。单纯以保险合同缔结人没有及时告知保险人相关情况而认定为欺诈是不允许的。
我国在《保险法》第56条规定了重复保险相关内容，它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几个保险合同。2.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和保险事故都必须是同一的。3.必须具有相同的保险期间。在重复保险告知义务内容上我国保险法也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做了表述。在重复保险保险人的责任方面，韩国与我国赋予保险人的责任具有一定的差异。韩国保险法以保险人承担连带责任为原则，且负担赔偿责任时将以比例分担做了规定。相反，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连带责任，只是采取了比例分担主义制度，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相对较低，韩国保险法赋予保险人更大的责任。
（二）保险标的转让
《韩国商法》第679条第1项规定，在发生保险标的转让情况，保险标的受让人继承其权利与义务。与此同时，同条第2项规定保险标的转让人或受让人应当通知保险人相关事实。如果依据第679条第1项的规定取得保险标的转让的权利与义务，转让人和保险人需要存在有效的保险关系。同时，在转让时期即使缔结了保险合同，因条件、期限等限制性原因保险合同没有发生效力的情况下，受让人是不能继受保险关系权利义务的。保险标的一旦转让成功，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减少保险费请求权、保险费返还请求权、保险合同解除权以及保险费支付义务、通知义务、防止损害义务一同被转让。同时韩国商法规定对船舶的转让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第703条之2），对汽车的转让也要取得保险人的承认，这样受让人才能继承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船舶或者汽车作为保险标的时，不能适用第679条的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可知被保险人和受让人违背通知义务时只对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保险责任。当标的物被转让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并不能说保险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如果转让行为没有提高风险，保险公司其也需要承担保险责任，相反只有在转让行为导致风险明显增加时，保险公司才可以免除责任。
比较韩国与我国的保险法对保险标的转让的相关规定，两国对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做出了相同的规定。但是，韩国商法对承担转让通知义务的主体只限定在转让人及受让人，而且韩国对个别保险类型的保险标的在转让时做了不同的义务要求，但我国保险法规定通知义务人为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并且对转让保险标的导致危险增加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标准，相比韩国的规定我国对保险标的转让制度更具有合理性。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
《韩国商法》第683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损害，交付保险金的保险人在交付保险金范围内，可以取得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利并向第三人行。”与此同时，《商法》第729条禁止在人身保险当中行使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代为请求权，但是在伤害保险合同当中可以在约定的限定条件下允许代位请求权。《韩国商法》通过修订在第683条增加了第2项，即规定“第1项规定的事实是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一起生活的家属导致时，保险人不能取得相关的权利。但是，损害是因其家属故意导致发生时，可以行使。”同时，韩国大法院对共同不法行为者的代为做了判例解释，多数人共同对被保险人行使不法行为时，共同的不法行为人要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可以对共同的不法行为人行使求偿权，各个不法行为人以其负担的部分承担责任。
我国《保险法》第44条对代位求偿权进行了规定，从条文可以看出，保险人如果要行使代位求偿权，要符合以下条件：1.被保险人具有向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必须要满足这一要件，也是实体权利。2.保险人支付完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将索赔权随意移转给保险人，导致保险人无法向第三人求偿的处境。3.代位求偿限定于所支付的保险金内。从以上分析也可了解到，两国在保险人代为求偿的相关内容具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商法对家属之间产生保险事故的做了区别对待。其次我国对残留物的代位请求规定在《海商法》第252条，我国的这种立法是一般性的立法形态，但是韩国商法对残留物代位的规定在保险法中，韩国的这种立法受到了日本法的影响。
第8篇：合同法律范文
关键词：涉外合同 法律适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
涉外合同法律冲突的解决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随着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研究的不断完善，最密切联系原则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在涉外合同中，若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选择的法律无效，多数国家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由法院在与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择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
该原则在英国称为“最真实联系原则”（theory of the most real connection），在美国称为“重力中心说”（theory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在奥地利则称“最强联系原则”（theory of the most strongest connection）。说法不同，但精神一致，统称为最密切联系学说（Theory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这一思想来源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即任何一个法律关系逻辑上和性质上都与某一特定的法域有固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法律关系的本座，本座所在地就是应适用的法律。受此思想的启发，20世纪中期在美国冲突法革命中，威利斯·里斯兼采柯里的“政府利益说”、艾伦茨维格“法院地法说”、利弗拉尔法律选择的“五点考虑”以及卡弗斯“优先选择原则”各说所长，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他的理论在1971年在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中被作为原则确定下来，随后在世界得到了广泛地推广以及应用。至今，最密切联系原则仍处于迅速发展中，在不同国家适用的具体状况也不同。
（一）美国的合同要素分析说
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采用“合同要素分析法”，对合同各要素进行“量”和“质”的综合分析。“量”的分析是指将与合同有关的全部因素列举出来，确定连接因素数量上最集中的国家或地区为最强联系地；在此基础上进行“质”的分析，即对列举出的各国家拥有的连结点的质量及重要性作分析，确定与案件有最强联系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除美国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希腊、匈牙利、德国、土耳其等亦采用此类做法。
（二）英国的合同自体法
英国学者创立了“合同自体法”（theory of proper law of contract）理论。该原则从胡伯的学说中演变而来。莫里斯在《法律冲突》（第十版）中解释为“当事人意欲选择合同受其支配的法律，而在当事人无此明示选择且不能依情况推定当事人选择的意向时，应是那个与合同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屈广清，2011）。莫里斯提出了确定自体法的三原则，即：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为自体法；没有明示选择但是依情况可以推断他们选择的法律时，适用该法律；既无明示选择又不能依情况推断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合同自体法理论汲取了合同法律适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精华，并使之有机结合，被认为是英国法学家对国际私法的一大贡献。它确立的理论模式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又符合国际经济的客观情况，因而在当代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瑞士及部分国际公约都采用此模式。
（三）大陆法系的特征履行说
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特征履行说（theory of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判定最密切联系地。该学说最早由哈堡格（Harburger）于1902年提出，到195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关于有体动产的冲突法公约中正式采纳。它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方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殊性来决定合同的准据法，即确定特征性履行的标准和场所。在确定特征性履行的标准上，可以将合同中非支付金钱一方的履行确定为特征性履行；或者对合同具体分析，既要考虑当事人各方的具体利益，更要考虑合同的社会作用。在确定场所上，各国有三种做法：以特征性履行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为特征性履行的场所；以特征性履行人营业地为场所；不动产合同则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确定特征性履行的方法包括：先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再根据特征履行方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明确规定特征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管理中心所在地法律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按合同的性质种类运用特征履行方法分别确定各类合同的法律适用。特征性履行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结合，使合同准据法的确定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特殊场合若能证明有其他法律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则可以适用其他法律，而对法律未作特征履行规定的合同，应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找到重心所在，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利弊分析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优势
第9篇：合同法律范文
关键词： 劳资关系 劳动合同法
一、《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背景---劳资双方利益均衡和人权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及丰富的物质资源。但这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劳资冲突激烈化，劳动力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下降，，技术结构与人才需求不匹配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纳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基于物质资源的竞争，使得企业忽略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品安全生产，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现象严重。社会开始进一步关注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劳动者的各种劳动权利遭到侵犯而无法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劳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第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没有得到全面执行。第三，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第四，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够，未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应运而生。《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通过保护劳动者利益来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企业的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思想到它的具体条文，均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共识，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兼顾了各方利益，力求在劳资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就业、休息、健康、薪酬等方面的规定使得人权的内容得以具体化。
二、《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关系的法律支持
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核心内容。因此，《劳动合同法》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劳动合同法》正是通过立法思想和法律条文来引导和支持劳资关系的健康发展，让企业和员工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灵活运用各种规定，在公民的劳动权和用人单位的企业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双方利益。
（一）强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与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将劳动合同确立为一种要式合同。但是基于非全日制用工灵活和特殊的用工形式，《劳动合同法》吸收了之前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允许其订立口头形式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时候订立书面合同，或约定报酬不明则按集体合同标准执行；如没有集体合同或集体合同未作规定则实行同工同酬。如果用人单位自用工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则视为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如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颖想起每月支付双倍工资。《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调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现阶段市场信用低，即使书面合同的履行率都不高，口头合同就更难得到保障；第二，国外的经验表明，在劳动标准、集体合同等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合同的内容有缺失，劳动标准、集体合同等也可以起到明确劳动权利和义务的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有关劳动标准、集体合同、内部劳动规则等确定劳动权利义务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劳动合同当事人劳动权利义务的确定主要还是依赖于劳动合同的约定。
(二)扩大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