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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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汉语汉字范文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转贴于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第2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日语汉字；汉语汉字；意思区别

汉字是古代（隋、唐时代）从我国流传到日本的，假名也是日本人引入了汉字后潜心研究出来的，但汉字传入日本之后经历了数次文字改革，因此汉语汉字的意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有的意思完全相同，也有的完全不同，而有的或是日语h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而有的是需将前后一掉个则能得到相同意义。日本作家安藤彦太郎在他的「中国Zと近代日本中，就提醒汉语学习者们不要犯「文字主x，同样我们在阅读日语文章时，也不能犯“文字主义”，不然在欧美人不可能出的笑话，在中国人身上就极有可能发生。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对此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将分四部分分别论述一下日语h字与汉语汉字，当然重点在于后三部分的区别。

一、意义完全相同的汉语汉字和日语h字

虽然汉字到日本之后经过数次演变，但仍与汉字保持相同含义的h字还是居大多数，如：机械/C械、自动/自印⒁辜/夜g、工场/工觥⑴牌/排荨⒖掌/空荨⒛康/目的、道路/道路、作文/作文、会话/会、练习/、生命/生命，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习日语的学生才引出了望文生义的笑话和不良习惯。

二、字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

例如：日语的「油断这个词，我们一看见它会觉得不可思议，油怎么会断呢，其实它是“马虎、大意”的意思；「喧W这个词它本来就是汉语的“喧哗”这两个字，可意思上却超出了汉语“喧哗”的程度，日语意思是“吵架” ；「真这个词，也不是我们所猜测的“真的剑”，而是“认真、一丝不苟”；「怪我这个词，也不是咱们想象的责任都在自己的意思，而是“负伤”；「|这个词，也没有汉语的“质问”那么强烈，译过来是“提问”之意；而「被害在日语中则是“损失”的意思；「世也不是“人世间的笑话”之意，而是“照顾”的意思；「迷惑也不是“迷惑”之意，而是“麻烦、为难”的意思；「高P这个词，「士荬蚋Pする翻译过来是“鼓舞士气”；「菸丁拐飧龃剩国语字典的解释是“有……倾向”，「rはWれ菸钉馈狗译过来是“表有点慢”，而丝毫没有“气味”的意思，「当面这个词翻译过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眼下、目前”的意思，例如「当面のことから片付ける翻译过来是“先从眼前的事情着手”，其二是“面临”的意思，例如「困yな}に当面している翻译过来是“正面临着难题”；「手这个词也不是“手纸”之意，而是“信件，书信”的意思；「丈夫这个词不是“丈夫”的意思，而是“结实”的意思，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如果一味地单凭汉语意义来推测的话岂不是滑稽之极。

三、字同，而日语和汉语的部分意思吻合，或是日语h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

例如「反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立vSにあること、逆らうこと，即“反对、相反”两层意思，而新华字典的解释则只有“反对”一个意思，「道の反取狗译过来是“道路的对面”；「保持这个词，「婴からちょっと保持して下さい翻译过来是“不稳，请扶着点”这就是说，日语的「保持仍然有两层意思，即「保持、持续拿着；例如「o理这个日语单词在国语字典上有四种解释，其一是“无理、不讲道理” 「o理なおい翻译过来是“无理要求”，其二是“不合适，勉强” 「その仕事は私にはo理だ翻译过来是“那个工作我做不了”，其三是“硬干、强干、过度、过分”，其四是“强迫、强逼” 「o理に行かせる翻译过来是“强迫着去”，从这四个意义中看出， 只有第一个意义与汉语意义相同， 其余三个意义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再比如「保守这个日语单词，在字典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保守” 「保守主x这个意思与汉语意思是吻合的，而第二个意思是 “维修”，如「C械を保守する “维修设备”，而在汉语里则是没这个意思的。诸如此类的日语词语还有「Y日语解释有“结构”“可以、行”“够了、不用了” 三个含义，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心得日语解释有“心得、经验”“规则、须知”“、暂代”“精神准备、思想准备” 四个含意，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等等。

四、字相同而需把日语h字的先后顺序掉过来理解

例如「定常这个日语单词，「定常なやり方でI理す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定常理解为“常定”，然后再更改一下措词则翻译为“按常规方法来处理”；「S容这个日语单词，「S容欷虺えた翻译过来是“超出了容许的范围”；「段A这个日语单词，「新しい段Aに高めた，翻译过来是“提高到了新阶段”；「情帷拐飧鋈沼锏ゴ剩「仕事に情幛蛉激浃埂梗翻译过来是“对工作充满热情”；「展_这个日语单词，「\婴展_された，翻译过来是 “运动开展了”；「利得这个日语单词，「利得に走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利得理解为“得利”，然后再更改下措词则翻译为“重于赢利”；「呼称这个日语单词，「この合成Sにはビニロンという呼称が使われる翻译过来是“这种合成纤维有维尼龙称号”；「\命这个日语单词，「\命を共にする翻译过来是“风雨同舟，共命运”；「平和这个日语单词，「原子力を平和事Iに使う翻译过来是“将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限界这个日语单词也是，翻译过来是“界限、限度”，等等。

以上是笔者对相同的日本Zh字和中国汉字含义的区别所做的几点论述。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民俗内涵，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按照日语的语言习惯进行思维，我也诚恳地希望广大日语学习者在充分利用汉语与日语的渊源关系的同时， 也要注意那些貌似神离的词汇。汉字始于中国，一方面给我们中国人的日语学习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日语的学习者们要辨明其异同，准确区分两国语言的汉字的意思。

参考文献：

[1]m地，幸一.常用国Z辞点[M].小学^（株）k行，昭和，58，4.

[2]高岛俊南.汉字和日本人[M].选自文春新书，2001，10.

[3]安藤彦太郎.中国Zと近代日本[M].岩波书店，1988.

第3篇：汉语汉字范文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如崔永华(1999)、赵金铭(2011)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佟乐泉(1997)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语’  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语言教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汉字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这样,汉字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着效果。(二)注重部件教学。传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1996)认为“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析、注重结构教学。(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徐彩华(2010)通过试验证明,频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对外汉语教学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显着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汉字的复现频率。

    汉字教材编写策略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声字,比如:妈、们、请等。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二)练习的编写1.认写分流: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和书写。3.循环性。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第4篇：汉语汉字范文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第5篇：汉语汉字范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如何利用这一热潮，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如何进一步扩大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推广汉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阻碍就是汉字教学。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眼中，汉字优美而古老，但是其结构复杂，犹如天书，汉字的难学难记，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时浅尝辄止，往往停留在初级水平，很难跨越中级，甚至因为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而彻底放弃汉语的学习。“汉字难”成为“汉语难”的主因，这严重影响了汉语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推广。为了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依托汉字认知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革汉字教学方法和教材，充分展示汉字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汉字成为推动汉语及文化传播的动力，而非阻力。

本文讨论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水平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应采用的教学模式以及编写相应教材时应注意的原则和策略。

二、汉字难学的成因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对汉字产生畏难或排斥情绪，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生自身认知模式和现行的汉字教学模式。

认知方面，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洛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汉字阅读的主要区域是布洛卡区，而拼音文字阅读的主要区域在威尼克区。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与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不同，威 尼克区的记忆主要靠听说。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习得汉字需要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习惯于利用威尼克区的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张必隐，1992）。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方块模式概念，往往出现偏误。曲凤荣（2012）将这种偏误概括为四种：部件偏误、笔画偏误、结构混淆、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其拆字、组字能力较差，对汉字本身的字义理解能力较差，进而影响到以字组词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此外，国内普遍采用的汉字教学模式并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目前，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开设独立的汉字课，或者即使有汉字课，也是依附于综合课的，也就是张朋朋（2007）所谓的“语文一体”“语文并进”模式。“语文一体”是指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语文并进”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 步进行。这种教学模式不区分“汉语”和“汉字”，认为“汉字”包含在“汉语”之中，因此，只提“汉语教学”（张朋朋，2007）。即“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也就是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这种模式的缺点是：1.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识记汉字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了听说课的进度，降低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2.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一开始就面对“您”“谢”“起”等复杂的合体字，使学生觉得汉字难写、难记，仿佛“天书”一般， 一开始就对汉字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影响到汉语学习的兴趣；3.由于汉字教学没有把汉字作为一个有规律、有理据的组合系统来教，学生对汉字的部件、结构、理据性了解不足，影响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灵活运用能力，以及自学汉字的能力；4.汉字教学受“词本位”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总是以词为整体，缺乏语素概念，不注重对每个汉字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制约了“以字构词”的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全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为了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加快汉语的传播步伐，必须针对教学对象，同时结合汉字的特点，改革汉字的教学模式，并编写相应的教材。

三、教学模式改革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如崔永华（1999）、赵金铭（2011）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佟乐泉（1997）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语’……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语言教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汉字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王汉卫，2007）。这样，汉字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

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著效果。

（二）注重部件教学。传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1996）认为“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析、注重结构教学。

（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徐彩华（2010）通过试验证明，频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

（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对外汉语教学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显著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汉字的复现频率。（梁焱，2012）

四、汉字教材编写策略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

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

（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

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声字，比如：妈、们、请等。

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

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

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

（二）练习的编写

1.认写分流：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

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和书写。

3.循环性。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五、结语

第6篇：汉语汉字范文

汉字既是简单的记录符号，又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因而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工具。

目前对外汉字教学界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语文一体”模式下配合综合课及口语课进行的汉字附属式教学；二是“语文分开”模式下的汉字独立教学。“语文一体”模式下的汉字附属式教学，优点在于外国留学生初学汉语就能与汉字对上号，但往往因汉字出现的无规律而让留学生感觉太难；“语文分开”模式下的汉字独立教学，优点在于照顾了汉字的规律，却往往让留学生感觉所学汉字离自己的语言生活太远，不能即时感觉学习汉字的功用，因而学习兴致不高。

我们认为在“语文分开”模式下进行对外汉字的独立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初级阶段非常必要，但应兼顾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及其学习习惯。从汉字应用上来说，必须注意“汉语”与“汉字”之间“语言”和“记录符号”的相对联系，部分满足留学生的“汉语——汉字”对应的语言功利动机；从留学生认知心理上讲，必须遵循学习“从已知到未知”循序渐进的规律，即要在区分汉字难度和使用频度广度的基础上分级和分阶段教学，高频易学的部件字和常用字要作为基础字先学，而学的时候应让外国留学生先感知汉字，培养他们对汉字的“熟知感”，解除他们对汉字“摸不着头脑”的畏难情绪。

不少人主张对外汉字的教学应同口语和综合教学一样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我们也认为对外汉字的分级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起始阶段的对外汉字教学最为重要，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就发现初级阶段专门学过汉字知识的，到中高级学习新的汉字会更快更容易。因此，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应进行分阶段的独立教学。

二、对外汉字教学的目标

对外汉字教学的总目标是培养外国留学生用汉字进行阅读和交际的能力。大家常把掌握《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级字视作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目标，目前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字的掌握。首先是关于字量的掌握。目前除了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规定的798个甲级汉字以外，周健先生综合《

字词的写法用法，阅读时则可以在记忆模糊的情况下通过具体语境的提示获取信息，所以“写对”较之“识对”要难得多，而实际上许多信息只要求会识读，并不要求会写。从学习汉语的动机来看，多数留学生学习汉字只是想获得以汉字为媒介的信息，比如看中文书报电视电影等，而不是用汉字写作。

事实上，不少在

的初级汉字教材。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留学生对汉字的认知存在一个获得“熟知感”的阶段，而有熟知感后留学生才不害怕，也才有进一步认知的兴趣和动力，所以初级阶段汉字教材应该特别需要加入“识字”阶段的内容编写。

如前述，初级阶段汉字的教学不能只孤立地进行汉字教学，必须与汉语的语用交际联系起来，所以，初级汉字教材中既要有注重从汉字结构规律出发的“必写字”，又要有结合汉语交际需要的“识读字”，教材的编写也应体现“识读字”与“必写字”的不同要求。比如对这两种字，教材的练习中就应该有不同难度的设计，“必写字”一定要求留学生一笔一画地写下来，“识读字”则只要求留学生在设计的词句中能认读出来就可以。

在内容安排上，“必写字”一定要在“识读字”的导入阶段出现，即留学生开始学习汉字的3－5周中就“亮相”，这样的编写才符合循序渐进、由生到熟的分阶段识字规律。

(二)教材中未能设计互动有趣的教学方法

现有汉字教材的编写多采取先介绍汉字基本知识(包括笔画、笔顺和结构等)，然后将甲和乙级汉字从偏旁归纳或义类归纳的角度系联在一课内，编排上过于单一，缺少一些与留学生互动的内容。多数教材单方面地站在教师角度，展示汉字知识、汉字规律，再加上一些形式单一的练习，未能充分考虑教材和教法的关系。对于初级阶段对外汉字教材的编写，我们更应注重趣味性，更应将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比如一些拆分字、组词比赛的游戏等)融入教材中，而只有能与学生互动的、带动学生兴趣的教材才能促使留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也才能真正使汉字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

我们认为在遵循汉字特点和规律的前提下，初级对外汉字教材的编写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识写”分段编排，首先要有“识字”阶段内容的编排，且在这一阶段应把“汉语拼音”作为“工具”，促进留学生更快、更多、更好地识字；第二，“字图”结合展示，引导留学生感知汉字形体并与意义建立直接联想结，培养其熟知感；第三，综合汉字形、音、义三个信息源，从形近字、音近字、意义相反相对等方面进行提示，提高留学生识记汉字的效率；第四，创设语境给例句，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在词语和句子中复现汉字；第五，加入互动游戏，课后设计针对本课所学汉字设计的有趣游戏，对活泼课堂，提高学生的规律记忆和学习兴趣有很大的作用；第六，变换方法练习，在练习设计上应注意应用不同的方法。

正是基于目前汉字教材的这些不足和上述的思考，本人结合现有的初级汉字教学实践，尝试编写出版了一本《初级汉字教程(入门篇)》(与人合作)，该教材较充分地体现了这六点思考。整理

第7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汉字 文化 教学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汉字不仅承担了语言的交际功能，还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教授汉字课程，不仅仅是教留学生学习文字，更重要的是了解汉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同时，汉字文化教学也促进了对外汉字教学的开展。从汉字文化角度讲解汉字，可以提升课堂的趣味性，增加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一.汉字文化教学的意义

1.增强学习汉字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汉语也不例外。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常会被汉字复杂的形体、相似的读音困扰。常会因为枯燥、无趣的记忆产生厌烦情绪。教学者从汉字文化角度出发，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汉字。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我们在开展汉字教学时应该旁征博引，增加汉字课堂的生动性。通过趣味的故事提高学习汉字的兴趣，更好的识记汉字。

2.提高书写汉字的正确率

汉字形体复杂，形近字、同音字多，留学生在学习中死记硬背，枯燥的记忆，导致书写汉字的正确率低。这都是由于留学生对汉字的结构认识不清，缺乏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解。从汉字文化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对汉字结构的认识。适当的讲解汉字的造字理据，从汉字的部件、结构入手，优化学习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掌握。从意义上区分汉字形体的差异，对形近字进行归纳，提高书写汉字的正确率。

3.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传播文化是语言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字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开展汉字教学的同时结合文化知识的讲解，不仅可以促进对外汉字教学的开展，还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要准确的掌握汉字，必须了解汉字所属的文化。如果单纯的分析汉字结构、汉字形体，就无法深入了解汉字的魅力，不能掌握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加强汉字文化的教学，在汉字教学中融入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二.汉字文化教学的原则

1.适用性原则

由于教学对象的复杂性，我们开展汉字文化教学时要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文化信仰，兼容并包。开展课堂教学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背景，了解学生的文化信仰，这样有助于我们进行教学设计。比如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动机，设置相应的文化知识，有目标性的提升学习效果。还可以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吸收文化知识。而对于有特殊信仰的学生来说，我们要避免一些文化禁忌，尊重他人文化，兼容并包。坚持适用性原则，可以更好地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2.阶段性原则

学习是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层次性的。汉字文化教学应该把握阶段性原则，循序渐进的开展对外汉字教学。在初级阶段，要求学生对汉字的形体、结构有初步的认识。介绍汉字的来源和发展，通过动态的图形和趣味的故事，减少学生对汉字的陌生感。对于掌握一定数量汉字的中高级段学生来说，可以开展更加丰富的教学活动，比如汉字游戏、部件组合等多种方式将文化信息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文化教学，介绍中国风俗习惯、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坚持阶段性原则，可以更好地的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3.得体性原则

汉字文化教学是汉字教学的一部分，起到辅助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汉字。开展汉字教学不能本末倒置，我们要把握汉字文化教学的度和量。首先课堂时间有限，我们在传播文化知识时，不能占用过多时间，应该恰当的与教学内容相融合，以服务汉字教学为核心。其次，汉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讲解汉字文化要突出重点，切合教学目标。我们可以选择学生易于接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内容，增强得体性，更有助于我们开展汉字文化教学。

三.汉字文化教学的策略

1.运用汉字的造字法进行汉字文化教学

汉字对留学生来说比较陌生，他们缺乏对汉字结构的整体认知。从汉字的造字法入手，一方面可以加强其对汉字形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汉字的产生，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造字法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象形字的教学，可以通过描摹事物的整个外形或显著特征创造出来，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汉字的意义。比如说日、月、人，这些简单的汉字，都可以从图形了解到它们的涵义。从这些象形字入手，可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兴趣。指事字的教学，可以通过添加抽象的符号来区别字义。比如说木、本、末的区别就在于“木”上的一点添加在何处。“本”在树木的根处加上符号，表示树木的根本。“末”在树梢处加上符号，表示树木的树梢。会意字的教学，可以通过组合部件，整合意义来理解汉字。比如两个木是“林”，很多树木是“森”，两个人一起行走是“从”。形声字的教学，可以通过偏旁的表音、表义功能理解大部分汉字。比如与“水”有关的都有“氵”，如：江、河、海、溪等。比如“支”作声旁的读音相似，如吱、枝、肢等。所以从造字法入手，是最基本的方法帮助学生了解汉字来源，对汉字形体、结构形成初步认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字感”。

2.利用汉字的部件音义规律进行汉字文化教学

第8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 日语 汉字 读音 中古音 对应

一、日语汉字读音的分类

按照汉字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时代和地域的不同,日本汉字音读可分为吴音、汉音、唐宋音和惯用音。吴音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吴楚地区,六朝时代由和我国的吴地有来往的百济人传入日本,反映出了我国南方音系的特点;汉音来自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僧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一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唐宋音主要来自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以“明”字为例,其吴音读作みょう,例如:明日(みょうにち);汉音读作めい,例如:明白(めいはく);唐宋音读作みん,例如:明朝(みんちょう)。惯用音是指一些吴音、汉音、唐宋音在读音中发生讹读,将正确的音错误地读成其他音,一般人们将其称为“百姓み”,例如:(ヒ),就是读的其惯用音,而它的吴音、汉音分别是ベ和ハイ。

二、现代汉语拼音b、p、m、f的来源及帮、滂、并、明母的演变过程

探究日语汉字音读与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必先弄清汉语音韵自身的发展过程。汉语语音的演化史一般大致划分为三大段: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狭义的上古时期指先秦时期,广义的则包括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本文用广义的概念。中古时期指南北朝至北宋。其内部可划分为两期:南北朝至盛唐为中古前期,以《切韵》音系为代表;中唐以后为中古后期,三十六字母为中古后期声母系统的代表。近代时期则指元代及其以后。古人用汉字代表汉语的声母,称为“字母”,如“明”字代表“m”声母。现代汉语拼音中的辅音b、p、m、f来源于上古及中古字母――帮母、滂母、并母、明母,如下表:

按照声带振动及送气与否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全清是指不带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及擦音,如帮母[p];次清指不带音的送气塞音、塞擦音,如滂母[p‘];全浊指带音的塞音、擦音及塞擦音,如并母[b];次浊指鼻音、边音和近音,如明母[m]。

并母字为全浊,但从9世纪初到14世纪甚至更晚,汉语语音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运动,即“浊音清化”。所谓浊音清化是指从中古到近代、现代,除了次浊声母[m、n、l]以外,所有的浊声母都变成了相应的清声母。全声母按声调的不同而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两类,大体是平声变送气,仄声(上、去、入声)变不送气。这导致一整套浊音声母的消失,是中古至近代声母演变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演变。并母受浊音清化的影响,8世纪中叶以后与清声母的帮母和滂母合流。如下图:

隋和初唐时代唇音声母有四个,即帮[p]、滂[p‘]、并[b]、明[m],至中古后期分化为两套:一套为重唇音(双唇音)帮组,一套为轻唇音(唇齿音)非组,也就是宋人三十六字母所记的帮[p]、滂[p‘]、并[b]、明[m]、非[pf]、敷[pf‘]、奉[bv]、微[m?捋]。从重唇音中分化出轻唇音的过程称为“轻唇化”。因为[pf][pf‘]的音值十分接近,它们要长期保持分立是不可能的,到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非母和敷母合流,奉母作为非母敷母[f]的浊音,音值为[v],按照浊音清化的规律,逐渐并入[f]。

三、声母为b、p、m、f的汉字在日语与汉语中的读音对照

1.汉语拼音辅音b对应日语ハ行音和バ行音

日本政府于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中以b为声母的常用汉字共90个,全部发ハ行音或バ行音。其中读吴音的汉字14个,读汉音的汉字36个,吴音汉音都读的有6个,吴音汉音同体的有28个,读其惯用音的6个。

现代汉语中,以b为辅音的汉字,是由上古唇音的帮母[p]或并母[b]仄声演化而来的(见上表)。从古代到中古到近、现代分别有两种演化形式,(1)[p][p][p](2)[b][b][p]。例如:

上古中古 近代

(1)八puǎtpuΛtpa班puǎnpuǎupan浜pienpiěnpi?藿n

(2)白bǎkbΛk paibǎrbǎipa

(1)是由帮母演化而来的,帮母为全清,日语吴音、汉音以清音(ハ行音)对之。

(2)是并母演化而来的,由于浊音清化运动,作为全浊声母的并母当然也发生清化,日语也将中国语音史上的这一变化反映了出来,吴音在浊音清化前传入日本,仍以浊音(バ行)对之,而汉音受浊音清化的影响以清音对之。例字如下:

班(帮母) 拼音「ban 吴音「ヘン 汉音「ハン

布(帮母) 拼音「bu吴音「フ汉音「ホ

棒(并母) 拼音「bang 吴音「ボウ汉音「ホウ

弊(并母) 拼音「bi 吴音「ベ 汉音「ヘイ

日语以ハ行音或バ行音对译声母为b的汉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帮母和并母都是双唇塞音,中古日语似乎也应该用双唇音来对译才合乎情理,为什么使用与其毫不相干的声门擦音来对译呢?据桥本进吉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在奈良时代以前ハ行音的音值为双唇塞音[p-](即パ行音的子音),其后变为[Φ-](双唇擦音),并一直使用至室町时代甚至江户时代初期。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双唇的紧张程度进一步降低,就逐渐成为现在所使用的[h-]。日本西南诸岛的方言至今还把『花读为パナ、『舟读为プネ。考察万叶假名中相当于ハ行音的古代汉字音,均是以[p][ph][f]开头的,没有以h开头的,可见当时ハ行音为唇音。日语以ハ行音或バ行音对译声母为b的汉字无疑又可以成为ハ行音变迁的旁证材料。

2.汉语拼音辅音p对应日语中ハ行音和バ行音

以p为声母的常用汉字共45个,全部读为ハ行音和バ行音。其中读吴音的汉字8个,读汉音的汉字17个,吴音汉音都读的有2个,吴音汉音同体的有8个,读其惯用音的10个。

现代汉语中,以p为辅音的汉字,是由上古唇音的滂母[p‘]或并母[b]平声演化而来的。从古代到中古到近、现代有两种变化形式,(1)p‘p‘p‘;(2)bbp‘。例如:

上古 中古近代

(1)派p’ěgp‘ai p‘ai拍p‘ǎkp‘Λk p‘ai

(2)畔buanbuan p‘anbuanbuan p‘an

滂母字在清浊分类中为次清,是送气清音,但是因日语中没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所以和帮母一样,日语吴音、汉音以清音(ハ行音)对之,例字见表三。

受并母浊音清化的影响,日语汉音以清音(ハ行)对之。吴音在浊音清化前传入日本,仍以浊音(バ行)对之。例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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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滂母)拼音「pai吴音「ヘ汉音「ハイ惯用音「ハ

品(滂母)拼音「pin吴音「ホン汉音「ヒン

盆(并母)拼音「pen吴音「ボン汉音「ホン

畔(并母)拼音「pan吴音「バン汉音「ハン

3.汉语拼音m对应日语マ行音和バ行音

以m为声母的常用汉字共73个,全部发マ行音或バ行音。其中读吴音的汉字27个,读汉音的汉字32个,吴音汉音都读的有10个,吴音汉音同体的有0个,读其惯用音的4个。

现代汉语辅音为m的汉字,是由上古的明母和中古的明母以下面两种形式演化而来的:

(1)mm(mb)m

(2)mmm

例如:

上古中古近代

(1)měkmεk(mbεk)mai蛮mlǎnmǎn(mbǎn)manmuanmuan(mbuan)man

(2)盲mǎ?耷mΛ?耷ma?耷mΙě?耷mΙΛ?耷mi?藜?耷me?耷 me?耷mi?藜?耷

其中,以形式(1)变化来的汉字,吴音为マ行音,汉音为バ行,例如:

(明母)拼音「mai吴音「ミャク汉音「バク

蛮(明母)拼音「man吴音「メン汉音「バン

(明母)拼音「man吴音「マン汉音「バン

漫(明母)拼音「man吴音「マン汉音「バン

以形式(2)变化而来的汉字,日语吴音汉音都发マ行音,例如:

盲(明母)拼音「mang吴音「ミョウ汉音「モウ

(明母)拼音「ming吴音「ミョウ汉音「メイ

(明母)拼音「ming吴音「ミョウ汉音「メイ

吴音、汉音在日语的明母上出现マバ的差异是因为六朝时代的[m]在唐代的长安语中变迁为[mb],出现的鼻音声母非鼻音化现象所致。所谓鼻音声母非鼻音化是指前期中古音中的鼻音声母(m、n、?耷等)的鼻音特性减弱,逐渐向同系的有声破裂音接近的现象。例如泥母从[n]变为[nd]、疑母从[?耷]变为[?耷g]、日母从[?挹]变为[?挹?捺])等。这里所说的鼻音声母非鼻音化是指鼻音声母的后半部分,即[mb]中的[b]。这一现象是唐代长安语的特色之一。吴音译音到マ行,汉音译音到バ行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现象。

4.汉语拼音f对应日语ハ行音和バ行音

以f为声母的常用汉字共84个,全部读为ハ行音或バ行音。其中读吴音的汉字8个,读汉音的汉字27个,吴音汉音都读的有8个,吴音汉音同体的有28个,读其惯用音的13个。

现代汉语辅音为f的汉字,是由上古及中古的帮母、滂母、并母分别分化出非母、敷母、并奉母演化而来的。

因此,现代汉语辅音为[f]的汉字,从古代到中古到近、现代,是由上古和中古的帮母、滂母、并母演化而来的,有三种演化形式:

(1)bbf

(2)ppf

(3)p‘p‘f

例如:

上古 中古 近代

(1)乏bΙǎpbΙΛpfabΙǎmbΙΛmfan

(2)翻p‘Ιuǎnp‘ΙuΛnfan峰p‘Ιu?耷p‘Ιo?耷f?藜?耷

(3)pΙuǎtpΙuΛtfa富pΙu?藜gpΙ?藜ufu

形式(1)是中古并母演化为现代汉语拼音f的过程,并母为浊音,吴音对译为浊音(バ行),汉音反映浊音清化,读为清音(ハ行)例字如下:

乏(并[奉])拼音「fa吴音「ボウ汉音「ホウ惯用音

(并[奉])拼音「fan吴音「ボン汉音「ハン

(并[奉])拼音「fan吴音「ボン汉音「ハン

伐(并[奉])拼音「fa吴音「ボチ汉音「ハツ「バツ

因为日语中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所以帮母和滂母都归为清音ハ行,那么以形式(2)(3)演化而来的,吴音清音(ハ行),汉音清音(ハ行)例字见下表。

翻(滂[敷])拼音「fan吴音「ホン汉音「ハン

峰(滂[敷])拼音「feng吴音「フ汉音「ホウ

(帮[非])拼音「fa吴音「ホチ汉音「ハツ

富(帮[非])拼音「fu吴音「フ汉音「フウ

以上就声母为b、p、m、f的汉字读音与日语吴音汉音发音进行了对照分析,可归纳总结如下表:

四、结语

通过对比可知,日语没有重唇音与轻唇音的区别,所以在对译中古汉字音的时候也就不加以区别,均以重唇音对译。日语没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所以在对译中古次清汉字音时也就与全清汉字音的对译等同。作为日语汉字音读和现代汉字字音的渊源,中古汉语既有清音与浊音的区别,又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而现代普通话中只保留了送气与否的区别。可见一国的音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消长变化之中。ハ行音值的变迁同样印证了这个道理。汉字音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受到日语音韵体系的制约。随着中日交流的不断加深和日语学习者的增多,利用中国人以汉语为母语这一优势,加强汉语读音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照研究无疑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对日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中括号表示尚未分化出来。

参考文献:

[1]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2]董同和.汉语音韵学[M].中华书局,2001.10.

[3]杨剑桥.汉语音韵学讲义[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

[4]桥本进吉.国音の[J].青空文,2009.

[5]藤堂明保,加喜光.学研新和大字典[M].学研究社,2008.4.

[6]成春有.游衣明.日语吴音汉音子音差异比较研究[J].外语研究,2004,3.

第9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汉字教学；现状；探索

汉字教学质量的好坏是决定对外汉语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形式，在读写方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汉字在识度、书写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文字，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时存在的最大难题。对于以字母作为母语载体的外国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见字不知音，出现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汉字教学教材的设计和课程安排方面落后，不能帮助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有效地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虽然，我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自身的不断总结和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国的对外汉字教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此，教育工作者要充分了解汉字教学的现状，并且探索出符合汉字教学的新方法。

一、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现状

1.汉字教学方法不够完善

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发现汉字教学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够完善，缺乏必要地阅读实践，海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能从教材上获得少量的汉字难以形成正确的汉字结构体系，这也使海外学生的汉字积累量不足，打击了海外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产生对汉语学习的抵触心理，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展。另外，在汉字形体结构的教学方法上编排欠妥，没有按照由简到繁的教学方法开展汉字教学。比如，在汉字教学的第一课教授“谢谢、你好”，虽然这两个词汇很实用，但是你、好、谢这三个字结构复杂，让海外学生难以快速接受，不利于汉字教学的开展。

2.汉字教学研究开展不足

目前，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逐渐增多。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性教学课程，应该引起老师和学生的高度重视，但是当下的汉字教学却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归根结底还是对汉字教学研究的开展不足。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工作者对汉字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经常开办相关的专题研讨会，探索汉字教学的方法，并且结合新的学科知识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出版各种专业的汉字教学教材。但是，目前的汉字教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比如，既满足教学规律又满足学习规律的汉字教学素材不足；进行汉字意义教学时，缺乏对汉字的横向剖析，导致与汉字教学相关论文数量不足；教学方法落后，无法有效提高汉字教学效率。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方法的探索

1.采用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方法的前提是学生已经认识部分汉字，可以通过字形的相似、字义的相近和读音的相似进行对比联系，实现对汉字的学习和掌握。采用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掌握汉字规律的必然要求，成人的理解能力高于儿童，通过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汉字形、音、义三者的结合，掌握学习汉字的规律。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不仅适用于生字的学习，而且适用于汉字的巩固和复习，可是这种方法只能应用于初级水平以上的学生。为此，在采用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时，老师要先了解学生的识字水平，进而确定能否使用相互联系的教学方法。

2.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在进行对外汉字教学时，老师要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促进汉字教学的有效开展。在进行对外汉字教学时针对不同的文化圈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进行汉字教学时无法使用声音通道，这是因为汉字本身不带拼音，学生只能依靠汉字的字形识记读音，从而了解字义，这也是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字困难的原因。所以，为了让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熟练掌握汉字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让学生尽快熟悉汉字的结构，教师可以采用及时复习策略，用学过的汉字学习新的汉字，用新的汉字巩固学过的汉字，通过新旧字交叉学习的复习策略，让学生尽快掌握汉字；其次，针对欧美学生可采用提高口语的方法实现汉字教学，这是因为欧美学生偏爱口语，可以通过提高他们口语水平的方法，提高他们对汉字学习的热情；最后，要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讲解许多有关汉字的小故事，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热情。

对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初步了解了汉字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而对他们而言，掌握汉字的读音才是他们的难题。例如韩国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掌握了1800多个汉字，日本学生也掌握了1900多个，这对他们学习汉语十分有利。可是韩语和日语只借鉴了汉字的字形而忽略了字音和字义，让其在日后的学习中容易出现混淆。为此，针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进行汉字教学的同时进行字义的教授，让其在掌握汉字的过程中掌握字义。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要认清目前汉字教学的形势和现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改进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索汉字教学的新方法，实现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李林钊.对外汉语教学汉字教材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