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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非典对中国财政的影响已初步显现,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考虑到非典对财政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随着抗击非典财税优惠政策的逐步落实到位,尤其是今后非典疫情和洪涝灾情的发展变化尚难准确预测,其对财政的影响也相应具有不确定性。
经济专家董志勇认为,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经济的逐步恢复和长期增长的惯性,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出现前高、中低、后回升的发展态势。
今年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9039.98亿元人民币,已完成预算约44%,比去年同期增长28%。但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落,4、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比一季度平均增幅低21.2和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增长加快。4、5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分别较一季度平均增幅高5.7和15.6个百分点。
目前,随着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受损严重的行业正在逐步恢复正常,非典的影响将是阶段性的,是短暂的,不会伤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趋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非典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的增长。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5月,中国经济也有不俗表现。消费、需求、投资、外贸均保持快速增长。进入6月,中国经济秩序走入正轨。上月下旬各地出现“井喷式”消费热潮后,受非典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也将很快走出低谷。
此外,此次非典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山西、内蒙、河北、天津等省市,而对拉动税收收入增长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大部分地区非典较轻,中西部地区非典影响也较小。随着疫情被控制,大部分地区将很快能从不利局面中摆脱出来。
税收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基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就是税收利益的分配;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
税收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物质前提是社会有剩余产品,社会前提是有经常化的公共需要,经济前提是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上层条件是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国的税收是公元前594春秋时代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从而确立土地私有制时才出现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税收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主要体现在:1.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没有税收,就没有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是国家的象征,并与国家共存亡。2.税收是以法制为基础的一种分配形式。税收的通常定义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凭借国家权力依法向居民和经济组织进行强制征收而取得的一种固定收入。国家通过立法和采取相关政策,赋予税收极强的法律地位,使税收征收呈现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大特征。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更加凸显了税收法律地位的重要性。3.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出来的结论。所谓统一性,就是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一经制定,各地必须无条件遵守。所谓权威性,就是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权在中央,各地无权随意制定。所谓严肃性,就是各地不得擅自违反或不执行税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实践证明,只有高度维护税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地位,国民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0%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国家运用税收筹集财政收入,通过预算安排,支持农村发展,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进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公共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开展外交活动,保证国家安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时,税收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凡是纳税商品就具有生产和经营的合法性受到政府的保护,可以在全国市场上通行无阻,具有竞争的权利;税收能够适应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在国家与企业及个人分配关系采用平等纳税原则,一视同仁,对各种所有制实行公平负担政策,使各种所有制具有平等竞争能力;税收适应企业自主经营的要求。企业可以根据税法和自己的经营情况,确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确定利益界限,可以使企业摆脱主管机关的财政控制和财政部门过多的干预。
关键词:财政收入;核算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9月30日
一、引言
政府财政核算体系(简称:GFS),是反映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多功能体系,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由于我国政府财政核算起步较晚,至今对GFS的研究较少。上海财经大学的葛守中教授,在《中国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GFS)通论》一书中阐述了我国的GFS,但他所研究的GFS是在1986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M)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核算流量的会计基础是现金收付制,将大量的实物交易排除在外。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修订了GFSM,记录流量的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介绍了收入、支出、非金融资产交易及金融资产与负债的交易四种类型的交易,并且引入了存量核算。
修改后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在收入核算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保障缴款不再包含在收入之中,出售资产获得收入的行为划为非金融资产交易。在现今条件下,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政府财政收入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我国政府财政收入核算的方法仍然相对落后,因此研究政府财政收入核算显得十分必要。
二、收入的界定
财政收入核算是政府财政核算的一个重要方面,准确界定收入是正确核算的基础。2001年的GFSM指出,收入是增加广义政府部门净值的交易。因此,在掌握收入的含义之前,了解交易和净值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一)交易和净值。交易是指两个单位之间依据相互协议进行的相互作用,或者是一个单位内部的行为,将这种行为作为交易处理具有分析价值。大部分交易是两个单位之间的行为,一个单位的内部交易只包括固定资本消耗和库存的变化。净值是所拥有的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价值与总负债价值的差额,是一个财富指标。
对于金融资产交易及非金融资产交易,一定会引起其他资产的相应增加或减少,这两类交易不能引起净值的变化。因此,区分一项交易是否是收入,即从是否能够带来净值变化方面进行考虑。若能带来净值增加,则是收入;若不能,则不是收入。对于政府财政核算来讲,能引起收入增加的交易,未必是收入交易。
(二)收入的构成。只要是由于交易造成收入增加的科目,都是属于收入。2001年GFSM规定,收入包括税收收入、社会缴款、赠与、其他收入四个部分。
1、税收收入。税收是政府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既可以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又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及稳定宏观经济。通过税收核算,可以了解政府通过税收筹措资金的能力,了解税收的总体规模及结构,分析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由广义政府单位的强制性转移构成,但不包括罚没收入、社会缴款等强制性转移。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规范性的特征。
2、社会缴款。社会缴款是雇主代表雇员缴款,或雇员、自营职业者或无业人员自己缴款而形成的实际收入或估算收入,这些收入使缴款者、受其赡养者或遗属获得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这些缴款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自愿的。与SNA相比,GFS社会缴款的范围要小,包括:社会保障计划的缴款;未备基金计划的缴款,但不包括提供退休福利的未备基金计划的缴款。提供退休福利的未备基金计划的缴款,及自主和非自主养老基金,形成政府部门的负债。
3、赠与。赠与是一个广义政府单位从另一个广义政府单位或国际性组织得到的非强制性转移。按照赠与的来源,将其分为来自外国政府的赠与、来自国际组织的赠与和来自其他广义政府单位的赠与,最后一类只有在编制广义政府单位的数据时才需要编制。
4、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财产收入、商品和服务的出售收入及其他杂项收入。财产收入是广义政府单位在向其他单位提供它所拥有的金融和非金融资产时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准公司收入提取、租金等。出售商品和服务的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市场基层单位的出售;(2)管理费,包括强制性的收费和作为出售服务处理的其他管理费;(3)非市场基层单位的偶然出售;(4)估算的商品和服务出售。罚款和罚金是对违反法律或行政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强制性经常转移。除赠与外的其他自愿性转移收入是转移的一部分,是自愿性转移中去除赠与以外的部分,包括来自个人、私人非营利机构、非政府基金、公司和除政府及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的赠品和自愿性转移。除此之外,还有杂项和其他未列明的收入。
三、我国财政收入核算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预算制度特有的缺陷,及我国核算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够,在按照国际接轨的形式进行政府财政收入核算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各交易间相互交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说明,各交易间不得交叉,而我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常常与其他交易相互交叉。交易之间的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和支出之间划分不清。按照GFS的规定,收入不能当作负支出,同时,支出也不能当作负收入。我国的收支分类中存在着多处收支划分不清的现象,如对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的处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所补贴的一般是由于国家政策干预而使国有企业发生的亏损,按其性质,该项属于支出中“补贴”的范畴,是开支,而我国政府预算将其作为负收入来处理,冲减了收入,缩小了收支的规模。
2、收入与非金融资产交易之间划分不清。非金融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贵重物品和非生产资产四项,非金融资产交易是对上述资产的获得、处置及生产过程中对固定资产的损耗。GFS规定,非金融资产的处置属于非金融资产交易,所获得的收入不能归入经常性收入。而我国政府预算体系将出售、转让国有资产的收入当作经常性收入,无疑虚增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3、金融资产的处置与收入交易划分不清。金融资产是对其他机构单位的债权,金融资产交易是对金融资产的获得和处置,金融资产交易往往表现为一种金融资产转化为另外一种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处置,一定会带来现金等其他金融资产的增加。GFS规定,金融资产的处置不能当作收入交易,而我国的预算体系中,混淆了收入和金融资产处置之间的界线,往往把对金融资产的处置当作经常性收入来处理。比如,企业对政府各类贷款的归还,减少了政府对企业贷款的持有量,是政府金融资产的处置,而我国政府预算体系将其归入经常性收入。
(二)收入分类不规范。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政府财政收支分类体系包括经济分类、职能分类以及经济与职能的交叉分类。经济分类是用于识别交易的类型,职能分类提供某项交易的目的的信息,我国现行的收支分类将不同的分类方法混杂在一起,类、款、项、目有的按部门分类,有的按功能分类,还有的按经济分类。这种不规范的分类方法,使得对某些财政指标的核算,需要拆分原有的数据,给核算工作带来困难,也使得核算的内容不够精确。
(三)社会保障基金核算不健全。我国没有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核算,社会保障基金除在基金预算收支中有所反映外,还分散于行政费和各项事业费等多个科目之中,这种不规范的管理很难全面反映基金收支的总体情况。另外,2001年GFSM将社会缴款分为社会保障缴款及其他社会缴款,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只有总额核算,不能反映社会缴款的结构。
四、解决办法
2005年,国家财政部提出了财政收支分类,指出收入分类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要克服原政府预算收支分类“体系不合理、内容不完整、分类不科学、反映不明细”等弊端;2007年财政部下发了财预文件,对原有的收入分类科目进行了调整,全面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使得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等应属于政府收入范畴的各项收入。收入分类的改革使得收入的核算更加全面,但是我国仍然存在与国际不接轨的地方。为了便于国际比较,规范我国的收入核算方法,应对我国的收入分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一)将收入交易与其他交易严格区分开来。将收入和其他交易区分开来,首先应区分收入与支出的界限;其次,要区分收入与非金融资产交易,与非金融资产处置有关的交易是非金融资产交易,而不是收入交易;最后,应合理划分收入与金融资产与负债的交易,收入是能增加净值的交易,而负债的发生及金融资产的处置都可以增加广义政府单位的现金流量,但却不影响广义政府部门的净值。
预算外资金是按照法律法规征收的政策性资金,具有财政性资金的性质,因此政府财政收入应包括预算外收入。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一直把预算外收入排除在外,缩小了收入的范围。
(二)正确界定收入的来源和性质,规范收入分类。设置出我国的GFS科目,从而形成我国的一套GFS。这就需要将我国预算收入科目进行一系列的拆分、调整与合并,调整出与GFS口径一致的收入核算指标。
(三)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核算。在政府财政核算中,社会缴款的核算属于单独的一项,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核算,是全面进行政府财政核算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宇程.试析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与新制度下行政单位的会计核算[J].财经界,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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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但国民财富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涨的变化,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会出现逐步缩小的态势,然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反而进一步向政府倾斜。对于这种有悖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彭爽、叶晓东(2008)、闫肃(2011)等学者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进行研究,都认为我国国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他们仅对原因做了相关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将视角放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关系上,重点在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研究,着重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是影响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首先会在宏观经济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初次分配,其次国家会通过政策对不合理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也就是再分配过程,不同经济主体在各阶段的总量和份额也会发生显著变化,通常认为,经过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额会上升,企业所得份额会下降,政府所得份额的变化依政府行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而在我国则表现为政府所得份额会上升。可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根本上促进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共同增长,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这种促进效果对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协调与否,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能够实现协调增长;反之则将会出现不协调增长。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税收除了需要履行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还要作为调节分配关系的主要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增加必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增加,两者形成同向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税收主要通过劳动供给选择和资本投资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税收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对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提高某一要素税负,将同时导致要素边际回报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响下,相对价格变化影响私人行为选择,减少该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替代效应;而在后者影响下,为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收入效应。增加税收在替代效应下会阻碍经济增长,进而阻碍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收入替代效应下一方面会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过剩以及企业“轻劳动重资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反而会间接阻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税收增长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国税收增长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
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的双方面影响,除税收增长外,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对其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各种职能,由财政部门按照预算计划,将国家集中的财政资金向有关部门和方面进行支付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的活动。因此,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加。由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挤占居民部门收入,因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从而加剧了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此外,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性支出实现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转移性支出比重较低,弱化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最终将出现财政支出增长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差距正相关的局面。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内部增长不协调的表现,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这显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受阻又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受阻。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迫使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包括降低对农村的征税力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对居民收入增长的阻碍作用的同时降低了财政收入来源,进而对财政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对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尚难确定,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支农力度,当政府支农政策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碍作用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将会缓解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性,但这种缓解作用是两相角逐下的暂时性状态。
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村,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由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类似,工业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工业,工业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
市场化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对象按照市场原理进行组织的行为,通过市场化,实现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市场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向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影响因素考虑
财政收入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税收收入、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收入、债务收入以及费用等其他收入。根据对文献的阅读,以往大部分文章都选取了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可税收收入虽然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来源,但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的增长而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税基,因此可以把税收简化为在国内生产总值上乘以一个税收比例的结果,所以财政收入的最终来源还是来自于代表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综合的总量概念,它是由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这四个具体因素加总而得的。
所以在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问题上,可以考虑选择以下三个因素更加直接的反映:(1)商品房销售额。根据经济学者谢国忠的文章,去年全国房屋销售额为4.6万亿,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税都算下来,这4.6万亿里面政府大概赚了75%,也就是3.5万亿多。另外,2010商品房销售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平均在20%,所以它对投资也有一定代表性的。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与经济规模有很大关系,而GDP表现了经济规模,但因GDP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不利于政策指导。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35%左右,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性还是很好的。并且,我国现在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由以前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转向以消费带动经济的趋势,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的。
(3)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根据实际经济情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一般教育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所以要观察地方的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二、变量设置及定量分析
数据来源:“中经专网”
设商品房销售额(亿元)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3,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 (人)X4,地方财政收入(亿元)Y。
做最小二乘回归并修正为符合经济意义、统计意义、计量经济意义的模型如下:
Yi^=0.533120+0.322730・lnX2+0.667741・lnX3- 0.134092・lnX4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商品房销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都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似乎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似乎有悖常理,所以考虑去掉这个因素。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所以还应考察地域差异对地方财政收入是否有影响。按照我国现在通行的经济地域划分方法,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引入虚拟变量:D1=0 不是东部 ,D2 =0 不是西部 ,
=1 东部 =1西部
新模型回归方程:
Yi=--0.261203+0.268967・lnX2+0.620880・lnX3+0.232208・D1+0.183236・D2
由于中部地区的模型效果不好,所以不予考虑。这里仅比较东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Yi= -1.176641+0.684893・lnX2+0.378728・lnX3
西部地区:
Yi= -0.242806+0.248886・lnX2+0.660084・lnX3
从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分析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落后以至于边际消费倾向大于东部地区(根据参考以前的文献得到:西部地区的MPC=0.82,东部地区的MPC=0.759)。
三、结果分析与建议
(一)地方财政收入与商品房销售额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商品房销售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确实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键原因在于“商品房销售额”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土地出让金造成的成本额。而土地出让金又占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5%~50%。理论上,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其更好地发挥其职能,需要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但是,现阶段中央的政策是稳定房价让老百姓买得起房。而增加土地出让金会抬高建房成本,致使房价加剧上涨,与中央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相悖。所以,想要在这方面提高财政收入现期是不太可行的。
(二)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也存在正向关系。所以,可以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展内需从而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对地方财政收入的促进作用以及同中央的政策相符合,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大力发展内需,拓展农村消费潜力,提高城市中低收入者消费,扩大消费热点等。
(三)对地区差异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差距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落差”却十分显著,由此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差距也比较明显。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迟滞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必须加大对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的比重,科技的投入及科技技术进步的应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加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还需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增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潜力。
参考文献
[1]庞浩.计量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10(06).
[2]周忠辉,丁建勋,王丽丽 .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2011(04).
【关键词】 财政收入;ARMA模型;协整分析
1978~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由1978 年的1132.26亿元到2007年的51304.00 亿元,扩大了近45倍。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过经济增长,体现出高态位、高偏离、高离散和高依赖的特征。我们要警惕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国民和企业负担过重,社会不平等加剧使矛盾激化等。
一、研究与分析
本文选取1990年到2007年的税收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动因素。定义变量:Y财政收入(亿元), X1税收(亿元),X2GDP(亿元)。我国财政收入的有关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做取对数处理)。
1.对序列Y的研究
(1)分布图
(2)对序列Y的相关性和平稳性研究
从自相关图来看,除了延迟1阶和2阶的自相关系数大于两倍标准差外,其它的都在两倍标准差内,说明该序列具有短期相关性。各阶滞后的Q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序列相关。由上述结果可得出白噪声检验结果:由于在各阶延迟下,Q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0.05,所以拒绝纯随机性假设,此序列不是纯随机的,序列非平稳。
(3)对序列Y进行差分处理,根据差分表做出折线图
(4)对序列Y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得到二阶差分序列较平稳,从分析结果中,可知ADF统计量的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1,0.05和0.1时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序列Y近似服从一个平稳的二阶自回归模型。同时,二阶差分的白噪声检验结果: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由于6阶和12阶延迟的Q统计量的P值都大于0.05,所以该差分后的序列可以视为白噪声序列,即二阶差分后的序列几乎提取了所有的相关信息。
(5)模型选择
从差分序列Y2的自相关图可以看出,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均显示出显著的拖尾性质,所以考虑用ARMA(p,q)模型拟合二阶差分后序列。根据最小信息量准则(AIC准则)ARMA(2,2)是最优模型,该模型的口径为:
S=[AR(2)=-0.067115,BACKCAST=“1990 2007”]+[MA(2)=-0.318943,BACKCAST=“1990 2007”]。
(6)模型优化(用残差的一阶差分对模型优化)
该优化后的模型口径为:
Y=-2.566325D(SER02(-1))+0.601096D(SER02(-1),2)+0.012679
可以看出,优化后可决系数R2变大了,模型更有效。
(7)模型拟合
2.对序列Y和的协整分析
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本文着重分析财政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
(1)协整分析
在这里我们使用Eviews3.1软件对各变量分别进行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所有变量的对数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而所有变量的对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根据单位根检验,由于LCZSR和LGDP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可以利用“Engle Granger两步法”来检验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首先对LCZSR和LGDP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协整方程为(括号中的数据为t统计量,以下同) :
LCZSRt=-0.6139+0.7388+ut(-7.30) (31.67)
R2=0.953 Adjusted-R2=0.952 F=1002.93 DW=0.381
S.E.=0.1821
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的模型为:
ut=-0.2579ut-1+0.344ut-1+et(-2.82) (2.46)
残差序列为平稳的,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可知,长期内,我国GDP每变动1%,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739%,即从长期来说,我国的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为0.739,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根据Granger定理,如果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用ECM表示上述模型中的残差序列,利用Eviews3.1软件进行反复尝试,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LCZSRt=1.322LGDPt-0.585LGDPt-1+0.361LCZSRt-1- 0.17ECMt+u2t(7.73) (-2.29) (2.41) (-1.94)
R2=0.658 Adjusted-R2=0.636 S.E.=0.095
D.W.=1.9524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短期内,我国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具备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0.17) 来看,其值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虽然调整力度不是太大,但可以保持我国财政收入与GDP的协整关系,自动调整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协整分析结论
第一,根据协整检验,尽管我国的财政收入和GDP都具有非平稳性,但它们之间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就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短期内我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由于误差项的存在,可以自动地实现我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第二,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收入对GDP 的弹性为0.739。弹性小于1,说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小与GDP的增长率,财政收入的增长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因此,仍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
二、结论与建议
1.积极推进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机制
各国规范的财政收入都是由税收与收费两部分组成,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一般税收占90%左右,收费占5%~10%,且收费都纳入预算内管理和统计。税费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彻底规范税收与收费的范围,理顺政府的收入行为。当前应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不合理收费,标本兼治,从体制和机制上解除滥收费根源,解决各种收费对税基的侵蚀,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少量收费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体系。
2.调整和完善现行税制
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解决现行增值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适当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征收内容:尽快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规范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合理确定税收负担;清理整顿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按纳税人性质、所在地区给予的优惠;实行以产业政策和地区优惠相结合,以产业为主的优惠方法,并对外资在产业和科技含量上给予特定的优惠。
3.健全财政秩序,规范财政分配
依法管理政府的非税收入,依法将这部分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取消预算外分配,一切收费、罚款和基金收入,必须全额上缴国库,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收入上缴、支出按预算执行。政府要按照普通公民的意愿来决定公共财政项目,通过预算支出提供普通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使公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要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并且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从而带动财政收入结构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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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026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101亿元,增长1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144亿元,同比增长25.6%;地方财政支出8122亿元,同比增长8.9%。
1―5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支出4661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442亿元,增长13.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7776亿元,同比增长11.3%;地方财政支出38834亿元,同比增长13.6%。
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保障。1―5月累计,教育支出6787亿元,同比增长11.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52亿元,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2956亿元,同比增长25.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50亿元,同比增长19%;住房保障支出1083亿元,同比增长8.6%;农林水事务支出4002亿元,同比增长13.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706亿元,同比增长18%;节能环保支出821亿元,同比增长24.9%。
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增长6.2%
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44亿元,增长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7170亿元,同比增长2.6%;地方财政收入(本级)5579亿元,同比增长11.3%。本月中央财政收入由前两个月同比下降转为小幅增长。
5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250亿元,同比增长5%。
2.国内消费税629亿元,同比增长4.9%。
3.营业税1152亿元,同比增长13.8%。主要是上个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大幅增加带动房地产营业税相应增长。
4.企业所得税458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银行业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9.6%。
5.个人所得税503亿元,同比增长14.5%。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241亿元,同比下降2.3%;关税233亿元,同比下降4.4%。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幅较低的影响。
7.出口退税912亿元,同比少退60亿元,下降6.2%。
8.车辆购置税229亿元,同比增长15.7%。
9.地方其他税种情况:受上个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大幅增加带动,契税315亿元、同比增长40%,土地增值税276亿元、同比增长27.4%。
10.非税收入1338亿元,同比下降8.9%。其中,中央非税收入200亿元,下降49.9%,主要是清缴石油特别收益金收入减少;地方非税收入1138亿元,增长6.4%。
1―5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562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459亿元,增长6.6%,增幅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134亿元,同比增长0.1%;地方财政收入(本级)29080亿元,同比增长13.4%。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48979亿元,同比增长6.9%,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
摘要: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增长速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也达近20年的最高值。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关于财政收入高增长的疑虑。本文从多方面分析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政府职能合理化及完善财政调控的要求,说明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客观必然性。当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等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时,可产生消解矛盾、促进和谐、支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效应。为消除和防范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gdp;产业结构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社会上对其是否会有不良影响的担忧时有所闻。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和增长率又创历史新高,质疑声音再度高涨。所以,很有必要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作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弄清表象下面的根源,从而为决策提供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一、我国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的对比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指标,它反映政府分配的集中程度和财政能力,又反映国家宏观税负水平。这一指标过高,企业和社会成员的负担较重,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这一指标过低,则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公共品保障。因此,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保持合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2006年,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4681.22亿元、5 252.82亿元、7 110.91亿元,2007年实现财政收入5.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万亿元以上。从增长率看,虽然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动,但近三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呈加速上升趋势(见图1),其中2007年名义增长率从2006年的22.47%提高到32.36%,提升近1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率从2006年的18.62%提高到26.08%。从增长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方面看,2007年财政收入既延续了自1995年以来的强劲上升势头,又带有一定的超常规增长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30年间平均增速高于9.7%,2007年达24.66万亿元,比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长了66.7倍,比2002年增长65.5%。近五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更高达10.6%,然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又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名义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09%,实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69%。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曾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多年间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31.06%下降到1995年的10.30%,而后扭转为稳步上升,到2007年为20.8%,年均上升约1个百分点,尤其是2007年该比重比2006年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见图2)。从增量对比看,财政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近五年逐年升高,其中2006、2007两年显著上升(见表1)。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升高及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加快说明财政集中程度和财政能力在提高,但是否形成了对经济主体的过高负担,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否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作为社会关注的问题,需要分析和澄清。
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一国特定条件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合理量值(或合理数量区间)。在这个水准上,资源总体配置效率最高,政府应力求使本国财政收入符合这一水准。但从现实来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政府职能定位、经济体制与财政体制不同,这个量值不可能简单划一,也不可能固定不变。我国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但下降过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所以其后的恢复性增长也有其必要性、必然性。近些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因素
财政收入的增长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一般来说,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越高,则财源越丰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当进入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相对稳定。因此,从横向比较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经济发达国家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要高于低收入国家(见表2)。从纵向来看,英、法、美三国1880年全部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目前已上升到30%~50%,并保持相对稳定。如,美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明显的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有密切关联。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较高;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收入的主体转变为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1992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先后进行了分税制、费改税等项改革,同时加强税收征管,确立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并顺利实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调。只有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条件下,该比重回调的目标才可能实现。1995年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一路走高是“解放生产力”、分权让利、放水养鱼、搞活经济、培养财源的努力进入“收获期”的表现,既是该比重降到过低状态后的一种恢复性增长,又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的有力支撑:1994~2007年,我国不变价gdp年均增长9.82%;现价gdp年均增长15.13%;同期财政收入取得年均增长19.36%的成绩。这充分印证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原理和“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成就。进一步分析,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还有产业结构变化、效益与收入提高和进口环节税收贡献三大原因。
1.产业结构变化因素。三次产业各自的增长率和提供的gdp与财政收入的相对份额是明显不同的。从1994年至2006年间,按可比价计算,我国一、二、三次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11.4%和10.o%(见表3),按当年价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15.5%和16.3%(见表4),第二、三产业的增幅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考虑到第一产业过去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就很低,取消农业税后则已几乎不提供财政收入,那么从大的产业结构上看,只有二、三产业对财政收入有贡献。因而,有实质意义的合理对比,是将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作比较。
2.效益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因素。近十余年来,随我国企业效益水平上升、居民个人收入增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数据资料计算,1994 200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率为23.6%,而同期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率高达34.9%。这些高速增长的财源及实际收入,是同期财政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的重要因素。
3.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的贡献因素。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扩大开放,我国的进出口规模逐年上升,外贸依存度已居于世界各国高位,由此带来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收入也成为总体财政收入强劲增加的一个贡献因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及国家海关总署网站数据计算,1994~2007年,以美元计价的我国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8.3%,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0%,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年均增长23.1%。
(二)统计和价格因素
1.统计角度的分析。财政收入是按一定时期累计的现价收入计算的,而gdp增长率通常是按照不变价或可比价核算的,由于统计方法不同,造成财政收入的增速相对于gdp的增速出现部分虚高。2007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7%,实际增长率为11.4%,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为32.36%,而实际增长率为26.08%,可见,不同统计方法下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差距不同。因此,选择剔除价格影响的实际增长率进行同口径比较,就会发现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实际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此外,财政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存在不同,由于我国税收政策中包含某些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规定,所以财政收入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先期计入而后期退还的收入,可能造成财政收入的“虚增”;又由于我国没有将股票交易、房地产二手交易等一部分带来较高税收的虚拟经济活动以及某些产生税收的服务活动充分纳入gdp的统计范围,也会造成gdp的一定低估或“虚减”。
2.价格角度的分析。如果全面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量中还存在价格再分配的部分,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通货膨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现象导致名义收入在账面上增收。二是产品比价变动部分,当出现结构性物价上涨时,财源(税基)分布就会改变,有可能导致财政收入相应增加。三是累进税受物价影响的增收部分。对采取比例税率的流转税来说,税收收入的增长率等同于物价上涨率,财政收入只有名义增长,而对于采取累进税率的所得税来说,物价上涨会提升税率档次,会出现名义与实际财政收入双增长。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很大。当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首先,2007年我国出现了结构性物价上涨,能源、原材料、食品、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 2.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4%;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8.5%;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从而拉动相关税收收入大幅增加。其次,我国现行税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同时存在财政收入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当然,由于流转税的比重较高,所以受2007年价格因素影响的财政收入增长,有相当部分属于名义增长。
(三)征管因素
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增长,即所谓的“管理性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税源管理覆盖不全、监控不力、执法不统一和不严肃、欠税逃税处罚偏轻和偷、逃、骗税违法现象较多等问题,造成税款大量流失。近年来,我国税收征管理念逐步向“依法治税”和“税收服务”转变,强化税收监督,加大征管力度。因而,“管理性增长”对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贡献较大。如,2007年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在土地增值税方面,各级税务机关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进行了土地增值税清算,征收管理力度较往年显著加强。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作在各地税务机关首次开展,完善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同时强化了转让二手房等财产转让所得税的征管,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费用扣除额)而造成的减收。在税费改革方面,继续加大清理税外收费力度。这些措施有效堵塞了税收漏洞,抑制了偷漏税现象,是我国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由于仍实行指令性的征收任务切块下达,在因某些原因难以完成当年任务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基层县乡,确实存在“征过头税”、“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现象,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部分“虚增”的一个原因。但这在财政增收中毕竟不是主要的部分,在近年加强依法治税过程中正在收敛。
(四)临时政策因素和特殊不可比因素
10余年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的动态调整总体特征是实行“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不着重于增税,并且在近年屡出减税举措(包括取消农业税、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试行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并轨等),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年度出台特定的增税措施。如,2007年5月30日调增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o调升为3%0),成为财政收入净增l 800多亿元的一次性政策因素(当年该项收入增长率高达1017.4%)。具体分析,如表5和图4所示,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量中有91.6%来自税收增收,有8.4%来自非税收入。在税收收入的增量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的贡献率分别为16.8%、12.7%、21.0%、6.4%和12.9%,其他税收的贡献率为9%。这些大体上均属延续以往年度情况的正常增长,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幅度为1 017.4%,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达15.9%。这是属于一次性不可比因素。2007年这类一次性因素还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特别收益金入库等,合计约3000亿元左右,为数不小,但在当年1.2万亿元以上的增收财力中,只占1/4,仍然不是主导部分。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财政收入与gdp增长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对比分析,能得到近年包括2007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总体上正常的基本结论。因此,既不应列2007年财政收入32.36%的高增长“望文生义”地得出其不合理的总体结论,也不应忽视这一年所存在的超常规因素。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转轨经济相适应的改革开放成果和财源建设成果显性化,以及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范围调整,决定了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有其客观性、必然性,但在特殊年份,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可能发生较明显的波动,包括不确定的、一次性因素影响带来的超高结果,不具有常规的可持续性。在瞻前顾后、统筹协调时,必须充分考虑排除不可持续因素。
从我国财政增收的主要效应看,首先,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安排,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因为在间接税制下,作为厂商的纳税人较容易将税负转嫁出去,从而使纳税人的投资、储蓄行为不易产生税收扭曲效应。因此,近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对民间的挤出效应较弱,有利于从整体上优化经济运行环境。其次,当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支出等方面时,财政收支的挤出效应也不会被强化,反而有利于宏观经济运行。因为从基本原理上说,财政收入的规模应以财政正常履行职能为标准。就我国来说,在市场机制逐渐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逐步弱化,而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加强,为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尤其是公共财政致力于改善民生的需要,十分需要充足的财政资源来支持。目前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规模在加速扩张,另一方面以支出为主导的民生财政进展如火如荼。根据预算乘数原理,通过扩大转移支付等支出,把超收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可将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使社会有效需求扩大,且增加与之对应的有效供给。因此,近年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谋福利。
既然我国近年财政增收的原因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就可更加坚定地贯彻当前稳健财政政策框架下的优化结构方针,把财政增收的“真金白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合理投入支持“三农”、调节区域差异、改进民生(包括教育、医疗、社保、人居条件等)、保护生态环境、激励科技进步等方面,从而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这些举措将会增加有效供给,消解矛盾,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满意的投资环境,助益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进程。同时,我国财政增收所关联的并非全部都是正面效应,也与单纯gdp导向和单纯财政收入导向、粗放型发展及短期行为等有一定相关性。消除和防范与财政增收有关而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坚定地树立科学政绩观和科学理财观,明确地将节能减排、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列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约束和降低单纯gdp和单纯财政收入导向。
关键词:乡镇;财政收入;困境;出路
一、乡镇财政收入现状
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乡镇财政收入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2008年为例,全国财政总收入61330.35亿元,占全国GDP的21.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2680.56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3.3%;地方本级收入28649.76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6.7%。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乡镇财政收入在全国GDP中的占比连年升高,但可用资金并没有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乡镇财政一般支出庞大,基础设施投入越来越多,乡镇财政管理的压力反而越来越沉重。实际上,乡镇政府财政负债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地方上的债务远远超过了风险警戒线。在实际情况中,财政部的决算数据只体现了税收收入和预算,非税制收入和预算并没有被纳入统计。而在实际情况中,很多乡镇财政非税制收入和预算反而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仔细分析当前乡镇财政收入的现状,很容易发现乡镇财政目前面临着不小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乡镇财政收入面临的困境
乡镇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腾飞,乡镇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但在乡镇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乡镇财政收入方面却面临着诸多困境。从客观角度看,乡镇财政近年来的税收收入由于农业税制改革等原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大部分乡镇存在的普遍现象,极大的约束了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同时,乡镇财政收入也有着管理缺乏科学性、监督力度不足等等主观问题。这些困境是制约当前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要改善乡镇财政收入现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客观存在的困境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后,基本上从制度上堵死了面向农村收费的渠道。“税不够,费来凑”是前几年乡镇解决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税费改革后国家从政策上、体制上杜绝了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用,乡镇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加上大部分乡镇缺乏优质的经济资源,也存在着交通不发达、办公条件差等硬件原因,乡镇财政收入很容易陷入窘境。同时,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对乡镇的财政收入有着极大的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当地财政收入的基础,但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形成有足够高附加值得产业链,很难保证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现在很多乡镇经济发展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甚至很多乡镇依旧以单一的第一产业为主,这大大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对当地乡镇财政收入规模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二)影响乡镇财政收入主观存在的困境一些乡镇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当地自然形成的地理条件,或是过分依赖本地固定几个企业和公司缴纳的税款,税种单一,税收收入脆弱且应变能力不强。而且很多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在农业税取消后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只能从“非预算”收入上想办法。从地方财力结构来分析,非预算资金占地方财力的比重较高,1997~2003年该比重分别为25.71%,29.76%,37.75%,31.15%,30.86%,29.72%,29.28%,28.67%,25.76%,23.12%。非预算财政收入占地方财力的1-4以上,而且大部分都是通过卖地获取,并不是科学、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增长方式。缺乏稳固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制约我国乡镇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另外,虽然现在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财政收入预算制度,但一些乡镇落实方面依旧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部分村级财政管理,与各部门的权责管理仍然不够明确,村级财政收入的预算和管理责权不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有票证管理混乱,各种财政收入的原始凭证缺失;会计科目设置不合理,一些资金的流动甚至只有简单票据,没有根据会计原理记账;缺少严密的资金管理体制,一些教育、卫生、农业发展专项资金被挪用;预算决算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支平衡,在编制决算时个别领导采取隐瞒、压低收入数,虚列、加大支出数的办法在账面上平衡收支。财政收入预算制度轻落实,严重影响财政收入的安全性。最后,乡镇财政收入的监管力度不足也会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水平。乡镇财政的监督一直以被动监督为主,并且一些监管制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村级财政来说,财政所并没有执法资格,独立性和威慑力均有所不足;一些乡镇财政赤字较大,而财政资金监管又是一项长期的、大范围的工作,需要资金链支持。乡镇财政状况不良导致难以下本钱投入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不足又导致乡镇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乡镇财政收入不在目前的监督范围内,容易产生乱收费、“小金库”等乱象。
三、促进乡镇财政收入增长的方案
乡镇政府只有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进一步促进以政府为主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稳定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乡镇财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效,乡镇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当前乡镇财政收入总体的增长速度却并没有跟上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乡镇财政收入面临的困境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困境,才能更好的促进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本文针对乡镇财政收入面临的种种困境,简单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展税源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农业税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乡镇政府想要改善当前财政收入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当地乡镇经济。目前我国乡镇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偏小,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拓展当前乡镇税源可行的方案。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关键是“实施网络化发展战略”,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层次的社区之间,建立纵横交错、密切联结的农村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体系,把农村一、二、三产业有机联系起来,使一、二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成龙配套。以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将第一、二、三产业有机结合,共同促进乡镇经济发展,对改善乡镇财政收入面临的不利的客观条件、提高乡镇财政收入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二)切实落实乡镇财政收入预算制度首先要解决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客观因素,建设更成熟有效的财政管理团队。针对乡镇财政管理遇到的实际情况,乡镇政府必须精简人员配置避免不必要的行政费用开支。同时,根据公共财政建设的要求和乡镇财政职能的需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进一步调整规范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科学划分乡镇财政支出范围,加大对经济薄弱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乡镇财政管理制度方面,要将责权明确到个人,尽可能规避财政收入可能遇到的风险。切实落实乡镇财政收入预算制度,是降低财政收入风险的有效手段。乡镇财政收入预算编制,必须细化到所有可支配财政资金上,最大程度完整反应当前乡镇财政收入状况。同时,财政预算管理责任必须明确,管理秩序必须规范。在财政预算编制时,优化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只有保证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合理,才能在保证乡镇财政收入充足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反之,就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同时,在优化乡镇财政收入结构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影响加以警惕,以免出现新的问题。
(三)优化乡镇财政收入监督机制保证乡镇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监督机制是重中之重。首先,必须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审查机制。针对财务管理部门,必须更加注重内部监督,防止财务管理部门发生管理漏洞。强化财政所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积极对乡镇财政收入预算和执行进行监察,保证乡镇财政收入的安全性。其次,各个监督部门要将乡镇财政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触犯法规的个别人员要严肃处理,真正给乡镇财政一个清正廉明的环境。最后,乡镇财政收入预算应该公开透明,将社会舆论纳入监督范围,让民众参与到财政收入预算落实的监督中来,以保证乡镇财政收入预算切实执行,同时也能让民众感受到财政收入增长带来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