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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作家,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近年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她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读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代表作有《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如今,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从小家境虽贫困,她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野火集》在台湾出版后,21天内再版24次。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13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13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邀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龙应台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这时的安德烈已是18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
坐视妻子被而不敢做声,这个丈夫确实窝囊得令人痛心。可是,我却不忍心过多地责怪他。谁不愿意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谁不愿意有尊严地活着?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这位“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为什么这么窝囊。
“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14岁丧父辍学后一直在外打工流浪,10年前来到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开了家修电器的小店。很显然,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弱势群体饱尝生活艰辛,他们在城市里受尽了轻贱和白眼。对他们来说,逆来顺受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宿命。不要怪他们窝囊,面对伤害,他们已经习惯了卑微地活着,与世无争;面对坏人,他们早就学会了退缩与忍让。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不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太窝囊,而是社会太无情――纵容坏人的暴虐,对好人缺乏应有的保护。而如果坏人本身就出自“体制内”,弱者更是要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或许,我们没有遇到过像“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那样惨痛的经历,但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何尝不也是在卑微而窝囊地活着呢?房地产将我们的血汗榨干,我们是不是“最窝囊的房奴”?教育不公和户籍制度让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被剥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是不是“最窝囊的父亲”?处处被代表、时时被剥夺,我们是不是“最窝囊的公民”?可是,我们敢生气吗,敢站出来说“不”吗?我们不少人顶多只能在网上发发牢骚,就这还要提心吊胆害怕遭遇“跨省追捕”。而更多的聪明人则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找到了解脱,过上了“心平气和”的新生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尽孝,为什么如此之难?
很多人的悲剧在于:不是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是知道,却仍然没有做。
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写得很美,说即使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也不妨暂时停下来,看看风景,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云云。但其实做起来远没有那么潇洒……
赵亮在给《中国青年》杂志信中表现出的困惑并不是个例,在异乡漂泊打拼的我们,也正经历着这样的矛盾与无奈,面对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已是疲惫不堪,偶尔休息一下,再想奔波也已是有心无力,看望双亲的时间只能是一拖再拖。如若接父母过来赡养,新潮的妻子与倔强的父母同处一室,没有谁对谁错,但却是格格不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与百善孝为先,真的就不能兼顾吗?相信世间没有绝对的矛盾,婆媳关系是一台永远唱不完的戏,但再怎么水火不容,矛盾的中心都是对儿子和对丈夫满满的的爱,所以只要这个“中间人”处理得当,总会有相处融洽的一天。
就拿赵亮来说,不能说他没有做,只是做得还不够,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就能概括父母二十几年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吗?过日子本来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过程。夫妻之间相恋相伴尚且需要磨合,更何况是原本就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公婆与媳妇呢?磕磕绊绊总是在所难免,如若说经历一点点矛盾就放弃,怎对得起父母和妻子对自己的信任?妻子跟母亲之间无非就是一些生活习惯的差异,老人坚持一些旧的观念,年轻人讲究科学,并非原则性的问题。儿子是婆媳矛盾的导火索,但同时也是调和剂。试着去慢慢化解矛盾是一个男人的责任,而不能一味地退缩,顾此失彼,把矛盾变成不赡养父母的借口。父母一天天老去,我们年轻人又怎能承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挤进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市,想象着自己能够终有一天出人头地,坐拥繁华。可多年以后,却发现自己仍是背井离乡的游子,虽然拼命的工作,但偌大的城市里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最初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逐渐被生活的压力磨得疲惫不堪,像是拿到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行走在无垠的沙漠,望不到尽头。为梦想奋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被梦想压得喘不过气,甚至让人无暇顾及家庭亲人,就不禁要思考这个梦想值不值了。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出去闯一闯,看一看这个世界,经历一些事一些人让自己成长,但是成家了,父母渐渐老去,开始对子女有所依赖,就应该要收收心稳定下来,在自身所处的位置,做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这里我想引用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都为了所谓的成功失去了自我,怎样才算是成功呢?我所理解的生命的意义很简单: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做最精彩的自己!”
在有限的生命里,见想见的人,尽能尽的孝道。
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一阵子,微信上流传过一个视频,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演讲时,问台下的观众:哪首是你的启蒙歌?这时一位中年听众操着广东普通话答道:是大学师兄们教的《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龙应台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反问了一句:真的?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话音刚落,全场响起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第一句的时候,歌声还有点单薄,但越往后,现场加入的人越多,最后变成了全场大合唱。
不少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湿了眼眶,这首歌唤起了所有中国人内在深深的共鸣,同祖同根。这样的歌曲,触及到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
这就是共鸣的魅力。
四种不同的回应模式
在人和人的回应方式中,情感上的共鸣也是最有效、最和谐的一种方式。可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某一类人,似乎以逆转人的感受为乐,你和他说什么,都得不到共鸣和回应,而这种人际的回应模式,还要从原生家庭说起。
童年的沟通模式,决定了未来的关系模式,多少父母和孩子朝夕相处却无话可说?“我心里有你,口头的沟通就不必了”,这就是以爱为名的借口。回应、理解、拒绝……父母和孩子建立怎样的回应模式,将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一共有四种回应模式,大家可以按图索骥。
第一种:共振互动型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婴儿微笑,激荡起母亲的喜悦,母亲也发自内心地对着婴儿微笑;婴儿夜半啼哭,母亲哪怕在另外一个房间也会同时醒来,冲过去抚慰婴儿。母亲以婴儿的感受为中心,与婴儿共振,给以积极的回应和关注。
这样幸运的孩子比较容易和周围的人产生共鸣,具有良好的同理心,存在感十足。
给孩子生命最好的滋养,是确认孩子的感受。I see you,正是这个意思。
美妙的爱情,也是这种感觉。你感受到的,我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心在一起。
第二种:以母亲为中心型
当婴儿对母亲微笑时,母亲没有反应。当母亲逗弄婴儿时,婴儿笑了,母亲觉得开心,也笑了。在这种关系中,母亲是主体,婴儿好像是母亲的玩具。只有母亲才可以是行为的发起者,婴儿必须要按照母亲的预期来回应。这就是“假自我”的形成,婴儿自己的感受没有被看到,被压抑了,学会了一套取悦母亲的方式,
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因为过于在意别人的感受,围绕着别人的预期转,焦虑别人是否喜欢自己,所以,在一段关系中,无法获得真正的滋养和亲密感。大多数宅男就是这样,他们躲着女性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围着“妈妈”的感受转。
第三种:无关反应型
就是典型的“你说东,她说西”。你说:快看,我抓到蚱蜢啦!妈妈说,“你的手好脏,快去洗手”,她的反应和孩子关注的内容完全不相干。若孩子经常得到父母的无关反应,甚至是漠然的无反应,就会产生巨大的虚无感,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连“假自我”都无法形成,成为“被抛弃创伤”,人在心不在的妈妈也会让孩子体验到可怕的被抛弃感。
有一类女人就是这样,一天打十几个电话要知道男人在哪里,做什么,搞得男人很崩溃,意识上的理由是不放心男人,潜意识里却是因为感受不到感情链接的存在。
第四种:情感逆转型
这种是最可怕的,一旦孩子内心生起快乐、兴趣和希望,马上上前扼杀,把美好的气氛逆转成阴暗的、绝望的气息,让人窒息。
比如孩子说:妈妈,我在楼下看到一只小狗,眼睛大大的,还会主动和人握手,好可爱。
妈妈说:别碰它!担心得传染病。
孩子说:最近雾霾厉害,我要去三亚旅游了,终于可以看到自己梦想中的蓝天白云了。
妈妈说:那个地方治安很不好,昨天刚看到报纸上有对老俩口在那里被杀害了。
反人类情感的人善于把任何气氛都逆转成压抑的、扭曲的、可怕的,和他们在一起,就一个词:憋屈。最可怕的,自己产生的任何感觉被漠视和扭曲了,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了,也不相信自己配得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比如期待、爱、信任……
我们小结下这四种回应方式,如果孩子一身汗地跑回家,兴奋地告诉妈妈:“我们球队今天赢啦!”
“太棒了,你一定很开心吧!”这是共振。
“哦,这样。妈妈在忙,一会再说。”这是以母亲为主型。
“你的衣服好脏!”这是无关反应。
“赢了,又不能算成绩。”这属于情感逆转型。
当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平时你会怎么回应呢,请认真思索一下。
亲密关系中,请制造更多的共振
小A在关系中跌跌撞撞走了许久,总觉得对方和自己的情感链接不紧密。突然有一天,他恍然大悟,老公和她在一起,老是闷闷不乐,却又说不出原因。
有次他谈起他工作上培训招生的事情,兴致勃勃地说,这次已经招了三个学生了。
她在边上很担心地说,上次招满了,临时又退了好几个人,这次千万不要这样哦。
没想到老公非常生气,说她乌鸦嘴!悻悻地瞪她一眼,不搭理她了。
她好委屈,“明明为你好,说出自己的担忧,有什么错吗?”
她不知道自己说出的话,已经犯了大忌。这一招就是情感逆转,当一个人处在兴奋、充满期待的状态下,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共鸣,希望对方和自己一样开心,而不是担忧,这种担忧会沉重地打击到他。_实,他的内在也怀着恐惧和担忧,但当下这刻,他需要的是看见,是共振。
小A的妈妈,也是个忧患意识特别重的人,老是担心天会塌下来的那种。从小小A和她说什么,得到的回应总是――担心!出去玩要担心哦!不要被人骗了……小姑娘去补习,路上也要搭个伴的,注意安全……那个有什么好吃的,太贵,还不知道卫生不卫生,还是妈妈给你做的菜安全……
她每次都给妈妈整得悻悻然,觉得妈妈是个扫兴大王,也不爱和她说话。但不知不觉之间,她沿袭了妈妈的思维模式,每次老公提议去哪里玩,回家和她分享开心的事,她要不无动于衷,要不总是出言,扫她先生的兴致。
慢慢地,他们的感情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如果不是那天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老公和一个朋友眉飞色舞、幽默有趣的互动,她也许还以为自己的回应都是正确的,都是为先生好。那一刻,她被他们的情绪感染,突然悟到了自己回应模式的短板。
在现实生活中,像小A一样的人比比皆是,这来自我们原生家庭的互动和回应模式。当我们意识到这点,就可以作出相应的改变,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先看到对方,感受到对方,作出及时的回应。
有个朋友分享说,有次看到她先生迷上高尔夫,在这项运动里得到莫大的快乐,当他兴致勃勃地和她分享时,她却叹了口气:你总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我呢?先生当下的兴致就降低了一半。相反,如果她能开心地回应先生:真好,真为你高兴,我也要努力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许,她先生的快乐就会成倍地增长。
不仅共振快乐,也共振悲伤
在关系中,我们更大的挑战可能不仅是共振快乐,而且还共振悲伤。
在对情绪的接纳中,男人总会显得弱一些,而女人的同理心更一些。
这也源自从小父母对我们情绪的接纳度。当孩子悲伤、哭泣、愤怒时,父母容易把孩子的情绪评判为“不好的”,然后出自自己的焦虑,希望孩子赶快停止。比如拿玩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甚至呵斥、威胁孩子。这样的做法也许有效,但孩子的能量被堵塞,长期堵塞会形成心理疾病甚至生理疾病。
孩子天然地会通过完整地体验自己的情绪而得到自我疗愈。父母最好的办法就不打扰、不评判,确认孩子的感受。
现实版的窃听风暴
在没有任何悬念地夺得奥斯卡之后,剧组并没有大肆庆祝,在酒会上短暂逗留就各自回了酒店,次日的德国媒体也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赞誉式报道――对于他们来说,最轰动的一刻早在奥斯卡之前就来过了。
这个时刻是由主演欧路奇・莫赫在接受德国电视台访问时创造的,主持人先把一连串的赞美抛给他,然后问:“你怎么能够揣摩出一个窃听特工的心理状态?”莫赫面无表情地回答:“再简单不过,在东德时期,我被监听过。此外,负责向国安局汇报我行踪的是我妻子。”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个不好笑的玩笑,编导喊了暂停,要求重录。主持人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莫赫又给了同样的回答。看到主持人的一脸茫然,导演斯马克站出来确认了这个回答的真实性,演播厅内顿时一片沉默。一个演员的荣誉和一个普通人的悲哀,在最恰当或者最不恰当的时候,被纠结到一起了。
比起《窃听风暴》,很多人认为德文直译的片名《别人的生活》可能更为贴切――政治议题在影片内只是一块蓝幕,真正站在台前的是一男一女的生活细节,细腻、伤感并且无力自主。住在德国的龙应台看了影片后向朋友感慨:“那是一个‘1984’式的历史时空,但我很高兴,片子里出现得更多的是一对夫妇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的软弱,这些都是生活的记录。”但对于莫赫,以窃听人员的身份在影片里观察自己曾经的生活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在答应接演的第二天就后悔了,坚持要求退出剧组,在斯马克的追问下,他透露了自己曾被监听的经历。这段经历随即被斯马克重新写进剧本中,在影片结尾,被监听的剧作家在史塔西纪念馆里找到了自己的“忠诚档案”,这是莫赫的真实经历,没做任何改编。莫赫回忆说,1990年,他在一个朋友的怂恿下去了纪念馆,并没有想到会从中发现什么,但多达254页的报告向他证实,从1979年到1989年,他每天的行踪都被前东德国安局记录在案,包括电话记录,提供这些记录的正是他的妻子。
演播厅爆料之后,莫赫完成了自己的同名回忆录《窃听风暴》,这本书很快脱销,前妻看到内容后向法院状告他诽谤。在法院的聆讯上,莫赫把254页报告依次铺开,整整齐齐地摆在法官面前,引得旁听席上掌声如雷。但在这出现实版的窃听风暴发展到最的时候,莫赫的前妻戏剧化地患了绝症在家中暴毙,让所有伸长脖子等待大结局的人都极为失望。作为在影片中出现过的媒体,《镜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官司的报道中,它不无遗憾地宣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没能看到现实中的结尾”。但聊以的是,在官司期间,《镜报》的销量上涨了20%。
窃听和被窃听
莫赫的现实故事已经由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变异成一出肥皂剧的话,幸好这部电影并非如此。法院最终向莫赫发出通告“无须再纠缠此事”,但对于走过那个年代的德国人而言,回忆才刚刚苏醒。
有三年时间,导演斯马克躲在维也纳的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在动笔之前,他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和采访那些曾经在前东德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人。采访完之后,他整个人近乎崩溃,回到家对父亲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也许,感情会让人软弱和犹豫,这对他们是危险的。”
事实上,像维斯勒那样被逼真的生活所温暖的人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斯马克四处奔走,借用了很多前东德的机关大楼进行实地拍摄,唯一遭到了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后者直接对他说:“你的剧本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那个年代。一个受到他人生活感染,而最终选择转变立场的秘密警察?对不起,历史上永远没有这个人。”
这句话随即被媒体大肆转载,尽管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愤怒,但也只能承认,这是事实。相比起被生活感化的维斯勒,那位被监听的妻子可能更具有真实性,她的屈辱,她对现实的妥协,甚至在最后,她向国安局供出了她丈夫的秘密。这些剧情安排让她成为整部电影里最活生生的人,似乎只有她身上,才具备人性应有的软弱。生活的选择
关于东两德时代转变的电影永远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是那部《再见!列宁》,但那种温暖的怀旧情绪让整部片子里只有淡淡的哀愁。罐头小黄瓜和新闻播报,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在这种忧伤怀旧之下,几乎难有人记起背后的事情。
而《窃听风暴》则成了第一部直面那个白色时代的电影。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任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
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局的85000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在管理局开放的当天,有6对夫妻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所有人都必须壮起胆子,承受这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
――题记
失语现象,顾名思义是指失去了语言表达的意识。本文所言及的失语现象是学生被动式地被绑架了言语表达状态。在当下教育教学中,这种被失语现象可谓比比皆是,不禁令人痛心万分。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失语”?是失语的时代,亦或是在迎合教师中“被失语”,还是失语者的弱势――无法言说,不可说?
一、虚假质疑,在迎合教师中“被失语”
孙双金在《公开课,到底为了谁?》一文中写到:“然而无情的现状是,这样看表象的教师占了一定的比例,有逐渐形成‘热闹的大多数’的趋势。一些教师就开始迎合他们,在外在形式花样上做表面文章,追求表演效果、现场效应,以赢得些喝彩和掌声为满足。对此现象,我深深地忧虑。”
公开课教学是很多青年教师模仿的示范课、样板课。作为听众的学习者,听到的是什么,收获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听课不是看课,听的不仅仅是教师的精彩表演,更要关注学生的上课反应。结果往往是喧宾夺主,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公开教学学生第一,这是不容动摇的!不能因为换了一个大场子上课,下面坐着几千位教师,就变成了观众第一,学生第二了。教师迎合观众,学生迎合教师,教学就变成表演了。
公开课,你为了谁?当然是为了学生,这是理直气壮的答案!有了这杆标杆,那么我们就要思考那些公开课:执教者哪里启发了学生的思维?哪里唤起了学生的想象?哪里发展了学生的语言?哪里提升了学生的语感?而不再是仅仅关注:哪里教师课件画面美,哪里运用了好听的音乐和视频,哪里运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哪个环节现场响起了掌声。教师们应多在学生思维语言发展上下功夫,少在展示自己才艺上做文章!少一些表演的成分,多一些教学的规律!
二、有中生无,在不被理解中“真失语”
对一个学生而言,当代社会最艰难的不是如何与人交流,而是如何让人倾听。
你站在这个世界里,你的思想在脑中不断划出一道道闪耀的光芒。但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你是一个失语者。
你无法告诉任何人,你无法说出你的感受,你无法让人们驻足听一听你的声音,人们似乎看不见你的存在,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
相信这是当下很多人的感受。与人沟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归根结底是要彼此信任,相互交心,做到“真正在意对方,把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上”。这是《跟所有人都聊得来》一书的出发点。该书以世界五百强企业为基准,细致阐述其用人之道,着眼于提高沟通能力。美国人迈克・贝克特尔将现代社会屡见不鲜的交流障碍归因于个性差异:外向的人善交际,内向的人爱自省云云。
在《蔡康永的说话之道》里,蔡康永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好好说话,你才会过得好”。所谓“好好说话”,是要正视他人,把对方放在心上,简而言之,就是“讨人喜欢”。蔡康永作为一位资深主持人。“说话”是其终身志业,他所有成就皆仰赖于八面玲珑的处事之道。他自称他在意的不是“说话之术”,而是“说话之道”。由此得出结论:只有推倒阻隔思维的高墙,耐心倾听他人的想法,才能更好地与人交流,从而获得影响他人和世界的机会。
“励志男神”的艾力26岁时就一说成名。不过,他的“说话之道”并不同于“以我心换彼心”的谈话技巧。比之逐条逐款地铺陈,他的理念极为简单,即“愚公移山式的苦干精神”。好比“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同样的话说上千遍百遍,还怕什么交流障碍?因此,我们看《你一年的8760小时》,看到的是连篇累牍的正能量和苦行僧式的励志故事。
若是照着此类秘籍一路修炼下去,将来的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者,还是动辄鸡汤加身的温情主义者,或者是跻身世界500强的成功主义者?一切仍是个未知数。
三、无可奈何,在适应社会中“被失语”
作为“2014年度最佳图书”小说《无声告白》围绕一个华裔混血家庭的故事展开,只是为了展现出这样的“失语现象”。为了体现华人受到排挤的处境,就安排一个事业优秀却被种族限制而郁郁不得志的父亲;为了体现妇女受到束缚,就安排一个怀抱理想却被迫委身家庭的母亲。“她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尽管她不愿意成为这个中心――每天都担负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这对父母甚至将人际交往也变成了一门任务,送给莉迪亚《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希望她能尽快融入白人朋友圈,为了显得更像“自己人”。
于是顺理成章,失意的丈夫一定会出轨(对象还是给他归属感的华裔同事);哥哥总会保护妹妹,并且对妹妹的男友心怀敌意;妹妹也一定会在家庭和朋友间受到人际挫折时投入到一个“坏孩子”身旁(也就是典型的“负心男孩”模式),最后总是会被自己复杂的心绪纠结得产生脱身的想法,这一脱身,要么借助由某件事情获得“新生”,要么就是死亡。
国人好热闹,更讲究人脉。某种程度上,人脉是否兴盛,简直就是人生完满度的重要指标。同时,这又是一个崇尚成功的国度。不信,只要打开电视,立马就被各式成功理念、完美人生的宣讲所淹没。要成功,首先要人脉。在成熟的商品社会里,这是唯一的成功模式。这样看来,现代人无疑是不成功的。
这是一个重视亲情的国度。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人情社会,父母的爱往往变成过多干涉子女生活的暴力,孩子们也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意愿而活,痛苦地实现着他们寄予的期待,最后失去了真实的自己。伍绮诗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你的外表和周围的人非常不同,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体验。你会觉得自己很显眼,并且因此活得很累、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属于这个社群,但别人却不这么想的时候。”
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所写:“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我想说的也是如此,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人的灵魂已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作为嘴巴的一大功能――说话,已经慢慢被主动或被动的“失语”状态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这就是中国式的“失语”时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打下的烙印。
然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保留内心的一份真诚,让自己的灵魂赶上自己的脚步,亦或是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正如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中所写:“蒲公英年年都有,孩子那样幼小,却只有一次。”
我有一个超级妈妈,她有个外号,叫气象局,原因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第二天穿什么,她就帮你想好了,我的朋友小胖,我们两个从小就会一起去上学,那个时候她已经穿上了这个白色的T恤,而我已经开始穿上一个棉袄,比她还要胖,她就站在那个楼道那等我的时候会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呀,穿成这样丢不丢人啊!”那我只能告诉她:“对不起,你还小,你不懂,世界上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这是我的妈妈,后来上了大学,大学同学给她送了一个外号,叫江湖夺命连环call,为什么?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多久会跟家里人联系一次,一天一次可以吗?你们能接受吗?你在摇头好吧,一天三次呢,那肯定不能。我妈妈曾经打破过一天打9个电话的记录。每个电话的内容就是:你在哪儿呢?你吃饭了吗?你回家了吗?记得穿秋裤。
这就是她,但是,尽管这样,我们的关系很和谐,从来没有过特殊的矛盾。所以我的朋友就会说:“小溪你看你多幸福,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对,说这话的是我的朋友小Q,她从小跟她的爸爸就是武力对决,解决问题,一个女孩子哦,有一次巅峰对决的战果就是:她的鼻梁骨里面还留着当时的骨头渣子。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会说:“小溪,你看你多好,妈妈每天还会给你送饭,都是皇家级别的待遇。”对,说这个话的是我的朋友小A,她跟她爸爸见面的次数:第一次还是短发,她第二次就已经长发及腰了。最让人觉得心酸的原因是,她爸爸送走她的时候还会特别客气地说句:“那个,慢走啊。”亲爸。
对,我有一个好爸爸,特别的好,他崇尚富养女儿,怎么样姑娘们,听到这个特开心吧,富养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大我九岁的姐姐,从小就开始学唱歌学跳舞,十二岁之前她已经把全世界各地好像都走遍了,然后他也是个特别好的丈夫。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吧他就会主动地给我妈妈买一件两千多块钱的那个翻毛皮的大衣,特别时尚!到现在我的妈妈每天都还在说:“你看你爸多爱我。”他也会很爱我,应该,也许,大概,可能……
原因是因为,在我三岁半的时候,我的爸爸因为是肺癌还是胃癌,我已经记不清了,他就离开了,我就只能偷偷的把他的照片然后拿到厨房里偷偷地看,这个男人怎么回事,来了又走了,他人呢,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带来的这个缺失,是任我后天看多少书做多少努力都填补不了的。
所以每当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问我:“你看怎么办,我又跟我爸吵架了,他又是这样,每天都烦,磨磨叨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想打断他们,我特别想问:“哎,你能告诉我,跟爸爸吵架顶嘴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吗?”或者说,你能告诉我:“你放学有一天你放学,你突然发现那个高大的身影在那接你的身影,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再或者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那双大手拉着你,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告诉我,叫一声爸爸的感觉是什么?
我站在这,说一个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在众人面前说的话题,揭开我内心的一个禁区给你们,并不是想告诉你们我有多惨,相反我一点也不惨,我只是想试图去揭开你们心灵上的那层纱,想告诉你们,任我们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你依旧无法停止爱他的脚步,因为你发现,这种爱是本能,它超越生死。
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它特别用心良苦,如果它能的话,它一定会告诉你说:“嘿,宝贝儿,你知道吗?我给你的所有的磨难、折磨,都是想在告诉你,你可以变的更好,要知道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 尽管这个帅帅的男人离开了,但是,他其实依旧在,因为我妈妈每天的九个电话当中有一半是在替他打的,就像我能够接受妈妈这种肆无忌惮的爱一样。我也要给她,她缺失的爸爸的爱。
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也只有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到现在还会对你说:“过道看着点儿车啊!”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会对你时候:“记得吃饭喝水……”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觉得你穿秋裤漂亮的人。
这就是他们,岁月很长,然而我们能够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请你们去理解他,最后我想去说觉察。光有爱还不够,因为你必须觉察到他的创伤,他的那份痛,他的隐忍,他的敏感;请你包容他,原谅他,就像现在一样我依旧感谢这个巨帅无比的男人,谢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他给我这份爱的力量,让我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每一次看到妈妈给我送完饭,离开的背影,我就想到龙应台《目送》当中的那一句话:“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们的缘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
超级演说家邱晨演讲稿2:人生需要负能量
我的正式职业是一名设计师,但我同时还是大学的辩论队教练,咱们一般人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但是我跟我的队员们讲的是不论你有多努力,不论你天赋有多么的好,你都是会输的。
2007年的时候,我站到了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赛场上面,我竭尽了全力也赢得了掌声,但还是止步半决赛,输了。所以在宣布结果之后我就当着人山人海的观众哭的个稀里哗啦,但是这个时候,我一位中国台湾的朋友执中他拉住我,忽然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邱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奥运会里面每一个项目我们只比一次呢,如果奥运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最高、谁最快、谁最强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的对手都集中到一起,让他们在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里面,各比它个十几趟,然后再算一个平均值呢,一次就定胜负,这样的胜负难道不是很不稳定、很不精确、很不能服众,包括不能让你感到心悦诚服吗?”我当时就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之后我渐渐理解了胜负成败真正的含义。
胜负,它不仅是一种竞争的结果,它更是一种仪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成长的仪式。各位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是不是每一次失败里面我们都有一丝不甘的遗憾,每一次成功里面我们都有一点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侥幸,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不稳定的胜负才能最终击溃我们心底深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让我们最终真真正正的学会谦卑和感恩。
如果你想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人生,或至少用不太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人生,那你就应该彻底的摆脱这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机械等式的束缚,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比胜负宝贵万倍的东西,是自由。
超级演说家林义杰演讲稿3:没有试过你永远不
我曾经获得世界四大极地超级马拉松总冠军,我的双脚曾经跑过北极,曾经跑过南极,甚至于跑过全世界最大型的温带、寒带跟热带型的沙漠,当然也闯过亚马逊丛林里。曾经我在五十度的高温里头我跑了一百一十一天,穿越了7500公里撒哈拉沙漠,缔造了人类新的纪录,在那次的过程当中,我穿坏了十一双鞋,还有更可怕的是我只洗了四次澡,然后呢,我在最后的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合上眼睛,疯狂地跑向终点,只因为我想要回家。
在运动生涯的二十八年里头,我想我今天带了两个讯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冒险。冒险是什么,冒险不是因为我想要寻求刺激来去做的一件事情。记得有一年我带着我两位新的伙伴进入北极冒险,在我们冒险的规则里头,我们都必须要非常的清楚跟严格地去遵守所有的原则,哪怕是一丁点小小的错误都可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我举例来讲,我们吃不完的食物就必须要拿着拉链袋把它封起来之后呢,挖一个冰洞把它藏下去,隔天再把它拿走,这样主要是为了防止北极熊因为食物来攻击我们。有一天我的伙伴他没有去把这个食物放在拉链袋里头,他直接放在我们帐篷内帐跟外帐之间,睡啊睡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我脑袋瓜后面有一步一步的脚步声,很真实,渐渐地靠近我,后来我眼睛睁开结果北极熊就把我们帐篷给抓破了,然后就把我们的食物给抢走了。
我们三个人简直吓坏了,你要知道北极熊它可能只是轻轻地跟你握个手你的手可能就不见了,它轻轻拍你的肩膀你的肩膀可能就掉了,所以在那一次的冒险之后,我发现冒险这件事情是留给谁,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我来讲让我更珍惜我自己的生命。
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极限。很多人认为极限遥不可及,极限就是完成你自己的承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极限,那超越极限呢,就是完成你的承诺加一,我们就可以叫做超越极限。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大家要跑五公里,后来我们却多跑了一公尺,其实你就超越你的极限。还记得有一次我跑在亚马逊河,它是一个原始森林,它的树枝它的树叶都是非常锐利,我每跑的一步,来回割在我的脚上、割在我的身体上造成非常深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