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保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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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人员疏散风险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筑结构、人群特性和应急疏散管理。1、建筑结构。建筑高度，现在的高层民用建筑高度大都在数十米到数百米之间。高度越高，人员疏散和消防灭火越困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风险就越大。疏散指示装置，安全疏散指示装置能够明确指示人员按照某一路线逃生，从而不至于在建筑火灾内迷失方向。而且疏散指示装置要在位置、尺寸、颜色、亮度等方面满足易于辨识。2、人群特性。人群特性疏散因素主要涉及人员在高层写字楼内所处的位置、人员的身体条件及分布状况等，尤其是在疏散中需要帮助的人群。人员心理，人员在火灾逃生时具有明显的共性，即在恐烟性、恐热性、向光性等行为心理驱使下，往往辨不清方向，产生聚集现象发生人员的拥堵、踩踏，产生更大的伤亡。行为特征，不同的人在火灾疏散中的行为能力是不同的，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人员对场所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高层写字楼的疏散效率。3、应急疏散管理。疏散人群管理和控制，疏散人群管理主要是火灾过程对人员的优化疏导和应急指挥，使人群有秩序地运动以及对人群集结而进行系统规划，涉及人群实时监控和通讯技术，人群密度估算技术和拥挤人员之间压力预测技术等。

二、火灾扑救风险

火灾扑救包含灭火能力和消防设施两个方面。1、公共灭火能力。灭火高度，消防队的消防车的灭火高度，决定了其灭火能力。对于着火高度超过消防灭火高度时，就只能依靠建筑自身的灭火设施来灭火。离最近消防队的距离，高层写字楼离消防队的距离越近，火灾发生后消防灭火就越及时。2、自身消防设施。自身消防设施包括消防水源、消防栓、火灾报警装置、移动灭火器材配置。消防水源，高层建筑火灾都需要大量水源来灭火，而消防车来灭火时带来的水量毕竟有限，这就需要高层建筑附近有能保证灭火的消防水源。消防栓，在设有消防栓给水的建筑内，各个楼层的消防电梯均应设置消防栓。且应对消防栓有严格的管理规定。火灾报警装置，火灾报警装置可以自动发现火情并及时报警，以及不失时机地控制火灾的发展，将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移动灭火器材配置，依照《规范》的规定分类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布置在干燥、阴凉、明显便于取用的地点，并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更换、维修和保养，这对高层建筑自防自救的消防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论

第2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物流物流责任保险立法完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国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之一。但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前景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物流业同时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论文百事通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1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例如自己的货仓、车辆、集装箱等仓储、运输工具的毁损丢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例如因为政策原因、行市汇率变化或者由于客户破产、清算等带来的商业上的损失等。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1.2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6）从责任的对象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既包括对客户（即物流合同相对方）的法律责任，也包括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的，属于对客户的法律责任；而物流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则属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狭义上的物流责任险仅指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

2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2.1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0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对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货物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除物流责任基本险外，还有“附加盗窃责任保险”、“附加提货不着责任保险”、“附加冷藏货物责任保险”、“附加错发错运费用损失保险”、“附加流通加工、包装责任保险”以及“附加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附加险供物流企业选择投保。

上述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上述条款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它填补了我国物流企业综合责任保险的空白；其次，它覆盖了物流服务的各个环节，初步满足了我国物流企业的基本责任保险需求；第三，它简化了物流企业投保责任保险的手续，节约了保险费用，减少了索赔理赔的环节和成本；最后，它丰富了保险产品品种，有利于我国物流保险市场的开拓和发展。

2.2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物流企业认识不足等，但是“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险”外，物流服务过程中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或其他财产损失也不属于保险的范围。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其次，保费的计算不够科学合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并没有依照责任保险的传统做法，按照保险风险的类型与范围、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限额和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等来确定保险费用，而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来计收保费。一方面，这种方法不符合责任保险的通常做法，因为物流企业的收入与其责任风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会阻碍物流企业的投保，因为越是大的、经营得好的物流企业，其保费就越高，而不管其风险控制的好坏。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使得保险费用过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险种的推广。

3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与完善的几点建议

3.1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物流责任保险不仅能够转移、分散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还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介入，增强企业风险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自己的责任风险和支出，从而形成良好的经营和运行模式。

此外，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3.2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许多物流企业对物流责任保险知之甚少，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责任保险这一回事。因此，扩大对物流企业的宣传与交流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覆盖面较小，难以满足物流企业风险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认真研究现代物流业务的流程，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高低，赔偿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的高低对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有客观影响；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用和风险等级，针对物流企业的不同信用等级，其发生风险和赔付的几率等可以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当前我国调整物流责任保险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险法》：物流责任保险合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种，首先应该受到《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保险法》第50~51条对责任保险作了专门规定，这正是物流责任保险以及其他责任保险得以承认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2）《海商法》及其他运输法规：《海商法》是调整海上保险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运输责任保险应该首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则适用《保险法》的规定。除《海商法》外，《铁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开展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依据。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审理海上运输责任保险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民法通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责任保险关系作为民事关系的一种，应该受到该法的规范；此外，物流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物流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合同法》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物流服务合同和物流责任保险合同。

综上可见，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且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责任保险法规；其次，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在其中规定物流责任保险的内容；最后，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所以我国应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时，解决物流责任保险法的完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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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赔偿，责任保险

西方保险界认为，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后来扩展到一切财产保险）；第二阶段是人寿保险；第三阶段是责任保险。保险业由承保物质利益风险，扩展到承保人身风险后，必然会扩展到承保各种法律风险，这是被西方保险业发展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同时我们还知道，责任保险在保险业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它既是法律制度走向完善的结果，又是保险业直接介入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表现。

一责任保险的产生与发展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或经过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作为承保责任的一类保险。它属于广义财产保险范畴，适用于广义财产保险的一般经营理论，但又具有自身独特内容和经营特点，从而是一类可以独立成体系的保险业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保险业务，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工业化国家迅速得到发展。1880年，英国颁布《雇主责任法》，当年即有专门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成立，承保雇主在经营过程中因过错致使雇员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1886年，英国在美国开设雇主责任保险分公司，而美国自己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则在1889年才出现。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强制手段并以法定方式承保的汽车责任保险，始于19世纪末，并与工业保险一起成为近代保险与现代保险分界的重要标志。当时的英国“法律意外保险公司”最为活跃，它签发的汽车保险单仅承保汽车对第三者的人身伤害责任，保险费每辆汽车按10—100英镑不等收取，火险则列为可以加保的附加险；到1901年，美国才开始有现代意义的汽车第三者责任险——承保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法律赔偿责任的保险。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责任保险的发展在工业化国家进入了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首先是各种运输工具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是雇主责任保险成了普及化的责任保险险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民事活动急剧增加，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人们的索赔意识不断增强，各种民事赔偿事故层出不穷，终于使责任保险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全面的、迅速的发展、在本世纪70年代天，美国的各种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就占整个非寿险业务收入的45%—50%左右，欧洲一些国家的责任保险业务收入占整个非寿险业务收入的30%以上，日本等国的责任保险业务收入也占其非寿险业务收入的25%—3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视发展责任保险业务。

二责任保险的基本特征

1、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基础的特征。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不仅是各种民事法律风险的客观存在和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而且还需要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中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成为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最为直接的基础，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都是在法律制度的一定规范之内，所以才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时必须承担起经济赔偿责任。在当代社会，没有环境污染防治法，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就不会对污染受害者承担什么赔偿责任；没有食品卫生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人对受害人也不会有经济赔偿责任，等等。因此，只有存在着对某种行为以法律形式确认为应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时，有关单位或个人才会想到通过保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责任保险的必要性才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只有规定对各种责任事故中致害人进行严格处罚的法律原则，即从契约责任经过疏忽责任到绝对责任原则，才会促使可能发生民事责任事故的有关各方自觉地参加各种责任保险。事实上，当今世界上责任保险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必定同时是各种民事法律制度最完备、最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它表明了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法律与经济法律制度。

2、责任保险补偿对象的特征。在一般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实践中，保险人补偿的对象都是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其赔款或保险金也是完全归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所有，均不会涉及到第三者。而各种责任保险却与此不同，其直接补偿对象虽然也是也保险人签订责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无损失则保险人亦无需被偿，但被保险人的利益损失又首先表现为因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第三方的利益损失为基础的，即第三方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并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赔偿时，才会产生被保险人的利益损失。因此，尽管责任保险人的赔款是支付给被保险人，但这种赔款实质上是对被保险人之外的受害方即第三者的被偿。保险人的赔款既可以直接支付给受害人，也可以在被保险人赔偿受害人之后补偿给被保险人。责任保险是由保险人直接保障被保险人利益，间接保障受害人利益的一种双重保障机制。

3、责任保险承保标的特征。一般财产保险承保的均是有实体的各种财产物资，人身保险承保的则是自然人的身体，二者均可以在承保时确定一个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人赔偿的最高限度。而责任保险承保的却是各种民事法律风险，是没有实体的标的。对每一个投保责任保险的投保人而言，其责任风险可能是数十元，也可能是数十亿元，这在事先是无法预料的，保险人对所保的各种责任风险及其可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大小也无法采用保险金额的方式来确定。但若在责任保险中没有赔偿额度的限制，保险人自身就会陷入无限的经营风险之中，因此保险人在承保责任保险时，通常对每一种责任保险业务规定若干等级的赔偿限额，由被保险人自己选择，被保险人选定的赔偿限额便是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经济赔偿责任只能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第4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责任保险，无过失责任，民事责任，责任保险危机

一、责任保险简介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在从事各项业务和日常生活时，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或者虽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受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对此承担保险责任的一种保险。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之标的为责任，而要成为责任保险标的之责任须满足以下要件：其一，须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负的赔偿责任，此处之第三人为除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一人，被保险人若成为受害第三人不可以主张责任保险金的给付；其二，须属民事责任范畴，若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须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得作为责任保险之标的；其三，须为损害赔偿责任，例如，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承担之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不得作为责任保险的标的，但应注意的是，若责任的履行得以转化为损害赔偿或得以转化为金钱计算的，也可作为责任保险之标的；其四，此责任是由于疏忽、过失等造成的，或者虽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现行的责任保险仅对意外或不确定的损害危险有意义，不确定的危险不包括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若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实属道德风险，不应划入责任保险的范畴。

具体就险种而言，责任保险一般包括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专家责任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和环境责任保险等。

二、责任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一）责任保险的产生及蓬勃发展

依照通说，责任保险创始于法国。在19世纪初期颁布拿破仑法典并规定下赔偿责任后，法国率先举办了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历史并不久远，仅有百年的渐进历程，但是发展速度却是相当惊人的，其保险费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全部保险业务的保费增长速度。现今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个形成具有相对独立理论体系和运作系统的保险制度。当今责任保险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不得不归功于以下两个因素：

其一是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每个人接触不安全因素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使得人们开始用投保责任保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台湾学者吴荣清所言，“当今社会，权利义务的观念，日益彻底而发达；各项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人的行为，在有意或无意中加害他人的可能性随着增加。责任保险应该随着发展，以发挥其效能。”

其二，无过失责任在民事责任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事责任传统上采取过错责任主义，其在19世纪到了鼎盛，但同时也遭受到了压力，此项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业灾害和铁道交通事故。随着意外事故的急剧增加和损害填补必要的凸现，无过失责任也由原先的特别法领域渐次扩张，迄至今日，已成为与过失责任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运用无过失责任虽然能够显著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也应该看到，其结果势必加重加害人承担责任的负担，不利于个人资源、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一些对社会有益但风险较大的行业，投资者会裹足不前，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前进。

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无过失责任向受害人广开求偿之门，但是对于受害人能否从加害人处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还存有疑虑。通过责任保险，将损失分散于大众，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实际上强化了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因此，责任保险的介入，可以提高加害人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力，有助于受害人利益的满足，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符合社会公益。

责任保险的蓬勃发展与无过失责任的引系密切，正如所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无过失责任的发展是与责任保险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保险制度成功地减轻并分散了加害人的负担，为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但是责任保险在其创立伊始，也受到舆论的指责。民众认为开办责任保险会助长道德沦丧，这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相左，同时使得人们对注意义务有所懈怠，助长行为，有悖社会公益。虽然有如此众多的批评，但是并未能阻止责任保险之发达。依照台湾学者王泽鉴的观点，其原因有三点：1、19世纪以来，意外灾害事故频繁，加害者个人负担沉重，受害人也难获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填补受害人之损失，符合社会公益；2、责任保险制度并未助长之行径，行为人并未因投有责任保险而降低其注意义务，“盖事故一旦发生，加害者自己不但常难逃灾祸，而且在刑事上或行政上尚须受到一定之制裁”；3、可以避免加害人借责任保险逃避民事责任制承担，“例如对某种范围之保险人可以提高保险费率，依法规或契约之规定，更可使保险公司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肇事损失者，有求偿权。”

但王泽鉴先生同时也认为“在责任保险制度之下，民事责任仅系烟幕，损害赔偿实际由保险公司支付”，虽然存在上述情形，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受害第三人的补偿不可能抛弃侵权责任而单独适用责任保险合同。“认定侵权责任之构成、确定实际损害的范围仍然需要借助侵权行为法，而保险合同不过在责任的最终分担（由保险公司）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民事责任对加害人具有道德评价作用，但该作用应当服从于对受害人的赔偿的充分、有效的客观需求；若加害人没有客观的手段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民事责任的道德评价也将失去意义。

（二）责任保险危机

与责任保险的辉煌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的责任保险危机（一般出现在产品责任领域）。责任保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得到民事责任制度中无过失责任的扶植而得到繁荣；同样，在责任保险达到鼎盛时期，又是由于民事责任制度尤其是该制度的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造成了责任保险的危机。其表现为：责任的巨大膨胀与裁决金额的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采取极端的措施，或是责任保险费成倍的猛增或是人们得不到保险单。

当今社会的产品复杂程度增加，同时人们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时特别关注受到损害时损害是否能得到足额的赔偿。而足额的赔偿取决于生产商、销售商的实力及其是否拥有责任保险单。如果有保单，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消费者能够获得足额的赔偿。同样，对于企业而言，若没有保单，消费者就会转投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基于此种考虑，企业会拼命地购买保险单以吸引消费者。这样保险费上去了，成本也随之上扬，此时企业只有希冀通过扩大销售量来消化掉增加的成本。

对于发生责任事故的企业而言，境况就更为复杂了。若消费者因受到损害诉至法院，由于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存在，法院往往会支持受害人高额的赔偿要求。在责任认定上，法官认定的是保险而不是责任，裁决被保险人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责成保险人承担责任。法官成功地玩了一场“认定被保险人”的游戏，由此假借法官之手把原告的损失分散到社会中去。正如丹宁勋爵在一个判定知识丰富的驾车人作为富有经验的司机应当保持高水平的驾车技巧时阐述的那样：“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个正在背离‘无过失无责任’原则的法律部门。我们正在开始适用这样一条原则：即确定‘谁应当承担风险’。从道义上讲，这位知识丰富的驾车人是没有过失的；但是从法律上讲，他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他保了险，危险应当由他承担。”

由于法官的不谨慎，在审判中只认定保险单而不认定责任，颠倒了责任与保险的主次关系。责任保险中，责任是基础，保险金的给付是建立在对责任的认定上。正如英国法学家霍斯顿和钱博斯所倡言：“责任保险为投保人所损害的人提供补偿是以他能够证明投保人的责任为条件的。因此，这种保险在本质上是寄生的，在投保人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得到证明之前，任何赔偿均不得支付。”责任与保险的主次关系在法官审判时被颠倒了，这为责任保险危机埋下了导火索。

美国采用的惩罚性赔偿金和在产品领域内采用的无过失责任点燃了这根导火索。美国在产品责任领域内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其数额巨大，动辄数百万，而且，只要发生了事故，按照无过失责任，一般都要求厂商承担巨额的赔偿。这就使得厂商由于畏惧惩罚性赔偿而抢购责任保险单。保险金给付的负担加重，这又使得保险公司为了盈利的目的决定提高保险费。

正是美国所存在的上述法官认定保险而不认定责任的特殊情形，以及其他几种因素的混合，从而导致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均没有出现过的责任保险危机在美国“引爆”了。法国的作法很值得别国借鉴。在法国，责任保险的认定是牢牢地和责任认定结合在一起。这种做法避免了责任保险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使得责任保险的发展很平稳，没有出现责任保险危机。所以，美国的责任保险危机并不代表了责任保险的必然发展趋势，只是责任保险在发展中所走过的一段歧途。

三、中国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展望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看美国流弊，吸收法国特色，都是为完善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警示。

（一）将责任的认定与责任保险紧密结合起来

法官在裁量时一定要将责任的认定与责任保险联系起来，明确在责任与保险的关系中责任是基础而保险是附属，把握好保险的“寄生”性。责任保险关系包括三个方面：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合同关系，被保险人与第三人民事责任关系，第三人与保险人的直接请求关系。现今强调责任保险的公益性，法律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强调对第三人的保护，较多考虑第三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和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并且在思考这种关系时脱离了基础关系——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关系，这就造成美国的责任保险危机。

美国法官的这种做法是想用责任保险来取代民事责任，这是根本不可行的，最终反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责任保险虽然能向受害人提供及时充分的救济，但是并不能完全取代民事责任制度。首先，民事责任制度所具有的道德评价与对不法行为的惩戒作用是责任保险所欠缺的；其次，责任保险只承保被保险人过失所造成的损失和无过失责任下所造成的损失，对于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损失没有分担的义务，对于这部分损失要由加害人给付给受害人，不能依赖于责任保险；最后，责任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以盈利为目的，保险公司不可能承担起填补加害人致人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仅以保险单约定的金额或赔偿限额为限。所以责任保险目前是不可能取代民事责任制度的。

（二）把握好无过失责任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适用

很多人在美国出现责任保险危机时，都纷纷指责无过失责任是罪魁祸首，认为正是由于确立了无过失责任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其实不然，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真正的根源在于责任的认定与责任保险相脱节。无过失责任只是简单的诱因。但是如何将这一诱因隔绝于危险之外呢？应该明确无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认真判定哪些应采用过失原则，哪些应采用无过失原则。

在法律上，无过失责任将对受害人的保护推向极致，几乎是毫无限制地要求加害人（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从未考虑过这对于加害人而言是否公平，这是无过失责任的固有缺陷。但是因祸得福，这个缺陷推进了责任保险，但同时也为责任保险危机埋下了隐患。若是任意地扩大无过失责任范围，它固有的缺陷将随之扩大化，使得被保险人所承受的风险增加，这将导致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加重，最终引发责任保险危机。

要严格划清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之间的分水岭。无过失原则虽然能很好地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过失原则存在的意义，大部分民事责任制度领域都应采用过失原则，毕竟在社会生活中人的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无过失责任的兴起只是为了保护特殊群体，所以也只应针对特殊的领域来适用。

美国出现责任保险危机的另一诱因就是赔偿金过于庞大（其中主要部分是惩罚性赔偿金），这使得厂商只有通过购买保险才能转移自己的损失，这样加重了保险人的给付负担，提高了保险费。但是我国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50条的规定，保险人只支付保险金（即被保险人的赔偿费）、施救费、诉讼费等必要费用。产品责任法里也没有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保险人的赔付负担轻，保险费也不是太高，所以不可能出现危机。

我国即使在将来的立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也要遵循“威慑适度理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威慑，并不是要彻底摧毁加害人的经济地位，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讲，应与加害人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法院的一般观点是，如果就被告的财富而言，他可以对判处的罚金毫不在乎，那么威慑作用就荡然无存了。所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应与加害人的财产状况相一致，即所谓威慑适度理论。

注释：

[1]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控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吴荣清，财产保险概要[M]三民书局，1992。

[3]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第5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建立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不是只要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选择强制而放弃自愿保险的模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一般受害人数众多，受害范围广大并且影响深远，受害人群的人身财产损失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来说很可能是天文数字，人数众多的受害群体的赔偿问题往往不止是一般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时赔付损失既是受害人利益的保障，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较而言，自愿原则是充分尊重主体的自由和权利的体现，是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强制污染企业和保险公司订立合同，主体自我选择的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一味地让各方承受不利益，相反，它不仅能为污染企业分担环境风险，而且能为保险公司扩大市场需求，即受强制缔约的双方仍然能从该种强制中获益，所以，综合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是一种可以为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权利冲突处理抉择。

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优势

(一)受害人方面

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给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赔偿。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损害之巨往往超越其他一般损害，污染企业很难或根本无力承担损害责任，加上环境损害潜伏期一般比较长，难以判断其与企业污染行为的因果关系，企业推脱责任等原因，受害人在遭受人身财产损失之后很可能索赔无果，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通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会比向企业主张更加迅速有效，这样，环境污染事件中最棘手也是最首要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二)污染企业方面

对污染企业而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是重要的分险途径。企业的生产经营伴随着诸多风险，环境污染风险是其中之一。不论环境污染是突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其带来的损害责任都是巨大的，企业承担污染责任的后果往往就是破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不公平的，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实现有效分险的效果。此外，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够使企业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改善我国的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普遍意识不强的现状，只有这样，作为防控风险最主要主体的污染企业才更有可能注意加强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积极投入到环境污染风险控制中，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三)保险公司方面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为其提供了新的经营领域。在很多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领域，由于国内环境风险意识不强，投保此类险种的企业数量少，使得相关市场需求小，保险公司便没有研究环境问题、开发相应保险类型的动力，强制投保则能刚性地扩大市场需要，开发维持新的险种领域。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一保险业务的发达能满足保险公司营利性的要求。

(四)政府方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当受害人向污染企业无法寻求到救济时，转而向政府求助，政府为避免产生社会矛盾，介入并成为了最后的责任人，但迫于财政负担、应急能力有限等因素，赔偿可能难以实现。而且，如果每次事件都要政府来承担也是不可行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够给政府提供解决之道，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

(五)社会发展方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具有正当性且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纵向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多是在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发展绿色经济日益受到重视，直至今天，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环境污染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企业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环境保护，但是也有很多环境事件是在按照规定办事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难以避免的。宏观来看，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由全社会共享的，那么，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也应当由全社会来承担。再则，环境损害的影响巨大深远，是关涉社会公众利益的大事，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通过大数法则将风险强制性地进行分摊十分必要，保护广大受害群众的同时，也更加符合社会利益。

三、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的困难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行牵涉多方主体的利益，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现阶段，我国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困难存在于各个方面。

(一)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

交强险的推行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指导下进行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展开也必须找到其正当性的法律基础，拥有专门立法规范的具体指导。现行立法中，《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均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做出规定的，当然，这也是出于这一制度还处于初步阶段的原因，2013年《意见》已经开始作出立法尝试，但其效力等级不高，有待于后续立法的继续跟进。

(二)投保人不愿投保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无疑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必须承受保费压力，这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尤其环境风险的发生几率不高，而且很多环境事件的潜伏期很长，或许会在企业终止之后才显现出来，当事故没有发生时，企业很可能会认为这笔支出是不值得的。这也有环境风险意识淡薄的原因。很多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时根本不会考虑环境污染问题，直至损害发生必须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之时，才会明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也有部分企业在生产经营之中已经意识到了环境风险的存在，只是出于防控成本等原因而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任由环境污染的发生，这些都是制约了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发展。

(三)保险人不愿意承保

保险公司是实现环境风险分担的重要环节，其承担此项重大责任存在很多困难。首先，现阶段的投保企业数量十分有限，依靠保费收入来进行赔付是无法达到保护受害人利益目的的，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风险只是单纯地从投保企业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而无法真正实现大数法则下的集众人之力分担风险的效果。此外，如同交强险中，保险公司实行的是不盈不亏经营，一方面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一方面又不能从保费收取中盈利，只能自己承担损失。这种不合理体现的是强制责任保险公益性和私益性的冲突，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问题。其次，现阶段保险公司还不具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服务能力。在风险管理方面，保险公司有义务加强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技术性检查和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还要定期查找环境风险和事故隐患，提出整改意见，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来搜集信息、了解投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风险、研究风险对策，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行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在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中应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1.应当积极促进专门立法。

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必须由法律或行政法规来创设，并按照规定实行，这样强制保险才具有其正当性基础。此外，我国的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制度都已成体系并有综合性的立法，环境立法先行，就必须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从合同主体、各方权利义务、违反义务的后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使得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行有法可依。

2.投保人方面。

应当完善有关投保企业的环境责任的制度，严格执行承担环境责任的规定，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也应加强宣传，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意见》中有关投保企业的规定比较可取，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审批等与企业投保挂钩，对抱着侥幸心理的企业起到了督促投保的作用，而针对已经投保的企业则规定政策支持，正反两方面着手，实现强制投保。应当将这些规定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以便更好地落实。

3.保险人方面。

第6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一)责任保险市场的风险环境。风险环境是影响责任保险需求的首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不断增加，所面临的事故风险也就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是各类事故和民事法律责任纠纷案件的高发期。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3天发生一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个月发生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每年因事故造成70多万人伤残，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每年发生的侵权案件约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

(二)责任保险市场的经济环境。保险业的发展又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责任保险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责任保险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国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人均C－DP将达到1900美元，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保险业超过30％的年均增速，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责任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日趋下降，与责任保险发展较为密切的第二、三产业，如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煤炭、建筑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而这些领域正是安全隐患较大，是责任事故的高发区，相反经营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却较弱，一旦发生事故，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责任保险在这些领域应该大有作为。

(三)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死由命、息事宁人”等观念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的主动维权意识较弱，遇到侵权事件发生时抱着能忍则忍的态度，放弃索赔，而致害人一方则以种种借口减轻经济赔偿甚至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责任保险认知程度较低，保险意识不强也是现阶段存在的客观事实。但随着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由责任风险所引起的投诉和纠纷不断增加。公民维权、索赔意识的增强将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环境要素

责任保险与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一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有利于公众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从而刺激责任保险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与完善同步。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是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历史。国际司法界和保险界一般都认为，归责原则基本上经历了合同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三个阶段：

第一是合同责任原则。最初的产品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是以合同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受害者只有与生产者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才能就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害，对生产者或销售者提出请求赔偿的诉讼，否则无权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是过失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原则，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并不需要合同责任原则的契约关系。第三是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绝对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致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只要有损害的结果发生，并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过错，致害人也要承担责任。严格责任原则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归责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害方无须承担举证责任。比较过失责任原则而言，严格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二)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法律的发展与完善同步。从责任保险的发展看，法律制度的变迁引发了符合时代潮流和市场需求的责任保险产品的变更创新，如：由于英国在1880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而有了专业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的产生；英国的《1930年道路交通法》催生了强制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等；产品质量法的颁布也造就了产品责任保险，进而推广到食品和药品领域，以致到几乎所有工业制造产品领域，其他各种法律的颁布产生了药剂师、会计师、律师责任保险等等专业人士的职业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新险种的开发至今仍然活力无限。

关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各种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目前正处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废止、修订了大量不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法律文件，陆续颁布实施或修正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各种侵权行为的审理有法可依、赔偿标准更清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责任保险也将成为政府部门运用商业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责任保险发展的趋势

(一)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务的发展趋势。首先，经济的发展必定促使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史表明，责任保险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大量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工业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致人损害等事故必将随之增多，加之技术成果应用的大众化，使普通民众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纠纷的大量涌现，必将促使社会各界转而求助责任保险以转嫁其责任风险，从而促进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责任保险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管理功能，使得许多国家认识并开始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责任保险的发展问题，这无疑为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

(二)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产生之本意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第三人利益而为损害赔偿所造成的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保护受害人权益思想的发展，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新的建构体系正在逐渐展现。表现在：第一，在诸多领域责任保险由“自愿责任保险”向“强制责任保险”方向发展；第二，在所承保被保险人的行为方面，由承保被保险人“过失行为责任”逐渐走向承保被保险人的“无过失行为责任”的方向；第三，在责任保险的功能方面，逐渐由“填补被保险人因赔偿第三人所受之损失”转向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目的的方向。

四、我国责任保险现状及滞后原因分析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尽管近年来责任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商业保险中所占比例较低，其保险品种、技术含量、偿付能力、服务水平都与保险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需要认真反思。

1、我国责任保险投保率极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根据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34.8亿元，占全国财产总保费的4％左右，相比国际上责任保险占财产业务总量的1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甚至高达30％以上，像英国、德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0％左右；美国的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竟占到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与国外相比，显然我国责任保险的差距还很大。

2、责任保险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责任保险产品少，承保范围窄，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在4％的责任保险业务中。绝大部分是产品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而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公众责任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则少之又少。责任保险的投保率虽低，然而，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触目惊心。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中石油付出了3000多万元的责任赔偿；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密云县政府的财政也付出了几百万元的赔偿。然而，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故中，由于责任方存在侥幸心理，投保不积极，保险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损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补偿，最终只能由政府善后处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3、外资抢占中国市场。在国内责任保险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在保险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推广还没有积极性的时候，外资保险公司已开始抢滩中国市场。我国在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已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丰富，直接结果就是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相较于国内保险公司具有更多的风险控制经验和更成熟的保险产品。因此，给国内各保险公司以极大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滞后的原因。我国责任保险滞后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所致。

第一，公众的保险和维权意识较弱。由于我国现阶段保险知识仍未完全普及，很多人尚未形成主动的保险消费意识；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对可能发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第二，责任保险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虽然市场中的责任保险产品为数不少，也不乏新型险种，但很多险种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先天不足”，如费率科学性问题、市场不完善、险种设计问题，产品的种种缺陷使责任险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三，缺少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持。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民法体系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现行的《民法通则》对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文解释及表述不够系统和完善；其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侵权法体系，如《产品责任法》、《劳工赔偿法》《隐私法》等法律的缺失，无法对于某些本来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实现法律的硬约束。

五、发展和完善我国责任保险的对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法律环境。当前，各项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的法律不断完备，是发展我国责任保险的重要前提，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我国的民法体系还处于初建阶段，诸如产品责任、雇主责任等与现行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增加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险业应切实从市场需要人手，并作好前期的数据搜集，特别要调研司法案例中侵权案件的种类和赔偿额，研究和探讨产品费率、承保面、责任范围，以此保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引进较为成熟的险种，并加以改造。

3、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现阶段，在公众对于责任保险的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有必要将一些责任风险事故频发、损害大、影响大的领域涉及到的责任保险通过立法或制度形式强制实行。如在煤矿、公共场所等高危行业和人群聚集的场所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强制企业或行业投保，使得一旦发生大的灾难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分散损失，既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能力，也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需要构建专业化经营模式。责任保险虽属于财产保险的种类之一，但不同于狭义上的财产保险产品，其风险性质决定了其从费率的制定到赔偿方式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较其更为复杂。所以，财产保险公司如果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在增加了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经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在已经成立的专业责任保险公司的基础上，鼓励建立更多的专门经营责任保险的保险企业，专业经营责任保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5、积极寻求再保险市场的支持。责任保险具有涉及面广、运作复杂、风险大等特点。根据发达国家发展责任保险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健全，保险公司为了协调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赢利性目的，可能会承保一些高风险责任保险。对此，可以探索建立国内责任保险再保体系，或者与国际一流的再保公司建立再保渠道，在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分保机制，有效化解责任保险的经营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以确保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屏.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供求环境分析[J].时代经贸，2007，(5).

[2]江生忠.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06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杨艳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第7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一、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险种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青睐，相反医院普遍对其反应冷淡，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等问题。例如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计551家。2003年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医疗机构具有很高的赔付率。即使在我国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间，医疗责任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200多万元，投保医疗机构比例不足5%，这与深圳保险市场接近20%的年保费增长率是极不协调的。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到充分弥补，从而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证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种新的医疗损害赔偿给付机制和保险制度，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维护和实现患者利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医疗责任保险却面临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医疗机构赔偿能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险制度予以解决。事实表明，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自我积累不足，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发生医疗事故后这部分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通过责任保险制度来实现医疗损害的赔偿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已推行多年，但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机会主义选择而拒绝投保，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无法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患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仍面临索赔艰难、损害难以得到弥补的困境。

基于医疗损害赔偿风险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损害赔偿无法兑现的现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机构投保的法定义务，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防范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散医院赔偿风险、降低赔偿压力的需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现行医疗损害赔偿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弊端是：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高度集中，从而承受较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尤其是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为此，应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实现损害赔偿的转移，即把集中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

尽管如此，不少医院和医生对医疗责任保险缺乏认识和了解。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医疗责任保险的存在；有的医院尽管对医疗责任保险比较感兴趣，但仍持观望态度，或者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而对医疗赔偿风险抱侥幸的态度，或者是基于短期内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拒绝投保。在自愿投保不积极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医院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强制投保是解决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当前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与医疗责任保险自身不足有关系，但是医疗机构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不少医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为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过硬，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因而也就缺乏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内在动力。其次，在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医疗诉讼败诉概率小、赔偿金额低的情况下，医院普遍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存在侥幸心理，从而缺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力。最后，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错位也抑制了对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很多医院不仅希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而且希望实现医疗纠纷的转移，使自身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明显，医院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期望存在错位，实际上超出了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功能。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逐步予以解决，但这种模式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故发展缓慢而缺乏效率。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因此，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国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法定保险，强制医疗机构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愿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四)强制医疗责任保险适应了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客观化、损害赔偿分担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可见，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弥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即如何实现将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风险通过一定的途径由多数人承担。对于高度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赔偿风险全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无疑会提高医院的经营风险和医生的职业风险，对于医疗机构及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损害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但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仅仅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医疗赔偿风险，不仅会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损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会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和矛盾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构想

第8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责任；强制性保险；商业保险

2006年6月国务院在的《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其中把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个重点发展领域，这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1406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515（未包括松花江污染事故损失）万元。这些损失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世界上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通过环境责任保险来转移这种风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从事保险单约定的业务活动导致环境污染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投保人以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社会经济和法律建设逐步发展完善的结果，也是保险业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直接表现。近几十年来，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财产保险中的重要险种。美国的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的50%左右，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含汽车责任险），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0%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很大，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环境责任保险有着更大的需求。

（一）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的紧迫性

1.环境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国际保险发展的历史表明，责任险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产险业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产险市场险种结构是否良好的主要参照。责任保险的发展水平是受国家经济发展制约的，责任保险的需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传统的有形财产保险市场趋于饱和，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随着外资保险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并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外资保险公司和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中资保险公司在有形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开发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继续开发的潜力有限，而国内环境责任保险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抢占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无疑将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2.政府减轻财政负担。如果企业没有通过环境责任保险转移责任风险，在企业无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国家必须承担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财政将会负担最后的责任。2005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2388.0亿元，比2004年增长25.1%，占当年GDP的1.31%，达历史最高水平，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将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3.增加监督主体，加强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监督。在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过程中，保险人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是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通过掌握环境污染事件的统计资料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能相应的减少保险金的赔付，从而增加保险基金的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加强防灾防损工作的动力；保险人在对投保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可向投保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的合理建议，投保方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否则由此引起的保险事故带来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人还可以采取差别费率和费率优待，对多年无赔付的投保人可采用优惠费率，对赔付记录较多的投保人提高费率，以鼓励投保人加强防灾防损工作。通过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参与主体，即保险公司。这样有利于对环境污染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

4.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环境责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企业缺乏全面、系统的管理体系，造成环境质量的不稳定。随着有关环境责任法律、法规的颁布，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环境责任诉讼案件将会不断增加。当赔偿责任巨大时，企业不仅可能被迫终止生产、销售，而且可能面临破产的危机。因此，企业要想提高承担环境责任的能力，避免环境责任风险对企业经营造成的较大冲击，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是将责任风险转移出去的最好的风险管理方法。此外，投保后的企业还可大胆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增强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企业生产经营得到稳定发展。

5.公众环境维权的实现和社会稳定需要环境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虽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它并不能改变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害者所获赔偿额的多寡受到致害人经济状况的刚性约束，如果污染侵权企业不具有足够的清偿债务的能力，被侵害者将无法得到事实上的救济。通过开发环境责任保险，集合多数经济单位，建立保险基金，使受害人即公众的利益在承担环境责任的致害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得到确切可靠的保障。如果民事赔偿不能顺利地履行，将会造成很多家庭和个人的焦虑和不安，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环境责任保险保证了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顺利履行，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功能。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实施油污损害的强制责任保险，作为缔约国，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另外，我国对于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已经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1991年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后来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但范围不大，保险规模也很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有的城市由于没有企业投保，已处于停顿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是不成功的。就整个环境保护领域，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没有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目前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我国试点适用的是任意责任保险制度。在任意保险模式下，企业是否投保取决于其自身意愿，不具有强制性。而很多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造成短期行为，置环境损害于不顾，不愿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第二，保险责任范围过窄。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将排污企业正常、累积排污行为所致损害以及污染所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损害排除在外。事实上，由于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不仅仅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还同样会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累积性污染事故。

第三，保险赔付率过低。在开始试点情况相对较好的初期，大连市1991年至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至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而国外保险业的赔付率大多为70%～80%。保险责任范围过窄，风险就相应减少，这是赔付率过低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使得企业不愿投保。

第四，保险费率过高。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而其他险种一般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过高的费率使企业负担过重，无法调动其投保的积极性。

第五，我国的环保法规不够健全，尤其是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没有形成压力。虽然污染环境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很多排污企业都是地方的利税大户，对当地的财政有重大影响，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网开一面，造成排污者很少有忧患意识，认为进行环境责任保险无关紧要。

（三）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的战略选择

1.在发展步骤上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侵权行为，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我国二元化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环境侵权而言，根据环境侵权的原因可以把环境侵权分为突发性的和持续性的两种，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在事故发生前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一旦发生，就即时造成损害，受害人也能发现受害之所在，且能比较容易对损害作出认定；而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延续时间长，甚至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结果，特别是在环境法律法规因迁就经济发展和技术落后的现状而放宽环保要求的情况下，其损害的发生往往存在着必然性、确定性。因此，侵权人和受害人对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经过，常常缺乏深刻认识，以至于对侵权行为何时存在、侵权人是谁等问题难以认定，受害人更无从举证。

2.在发展模式上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责任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由于环境损害原因的复杂性和承担责任的特殊性，再加上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国外较为典型的模式有三种：一是以美国和瑞典实行强制保险制度；二是以法国及英国等国家则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三是以德国兼用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保障制度。政策性保险指一国政府基于政策性因素及目的所举办之保险，系属强制性保险，多由政府制定法律为实施依据。决定某种风险是采取商业性保险还是采取政策性保险，取决于该种风险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及在正常商业环境下承保该种风险的盈利程度。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行为多体现持续性的特点，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所以，对于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应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予以干预，采取政策性保险模式；而对于突发性的环境侵权，由于对侵权人、受害人损害程度的认定较为容易，对其发生的概率也容易统计，因此，对于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可以采取商业保险模式。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采矿、水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行业。在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可以实行任意环境责任保险，是否投保取决于企业的自愿，因为这类企业是否投保，对企业和社会的影响都不会很大。

3.在保险范围上以适度范围为标准，因地制宜确定保险责任范围与除外责任。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正处在起步阶段，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编制适宜的保险合同条款有相当的难度，因此保险人要严格限制责任范围，对于被保险人的非正常生产活动、违反规范的行为以及故意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责任、预防性费用等都可列为除外责任。我国有些学者主张应该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但从目前我国的污染现状、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环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还是不能扩大，与其涉及许多险种在出险后无力赔偿，倒不如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保护环境切实发挥点作用更为实际。当然，也不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责任范围过窄，对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转移得太少，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4.在险种设计中要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国目前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率较高，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如此高的费率，赔付率又低，企业根本就没有投保的积极性。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后，要制定相应的条款限制或降低被保险人的不诚实或欺诈行为。如限制保险责任范围、明确除外责任、对被保险人的不诚实行为给予严厉经济制裁等，以降低道德风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承保时要对投保企业进行检查，严格估算企业的风险程度，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对确定损失概率及损失数额有意义的补充资料；保险人还要对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设备和措施提出建议。在合同有效期内，要监督企业的生产活动，提出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措施。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应明确企业的责任程度，按照污染的种类和造成污染的原因确定不同的赔偿数额，视其违背保险人提出的防污染措施的情况并决定制裁的措施。

5.在保险赔偿限额上，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理论，环境侵权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中造成了环境和他人合法环境权益的损害，就应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但是，在环境侵权责任保险中，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应实行责任限额制。环境侵权限额赔偿原则是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限额赔偿的基础。在环境侵权中，环境本身所遭受的损失和由环境侵权所导致的受害人的财产、生命、健康和精神损失一般都相当巨大。如果让环境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极可能使该侵权人陷入困境甚至走向破产，这不仅使受害人因侵权人破产而得不到全部赔偿，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基于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就业的考虑，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有限额的环境侵权赔偿制。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有利于促进投保人、受害人采取措施，减少环境侵权的发生及其损害的扩大。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也有利于维持保险机构的清偿能力，与普通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相比，环境侵权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则要复杂得多。保险人为了限制其责任承担，在环境责任保险单中不得不使用“日落条款”，所谓日落条款，是指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的期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通知索赔的最长期限条款。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正处在起步阶段，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编制适宜的保险合同条款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保险人要严格限制责任范围，对于被保险人的非正常生产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及故意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责任、预防性费用等都可列为除外责任。

6.对环境责任保险予以再保险。再保险是指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的方式，部分转嫁给其他保险人的一种保险方式。再保险是原保险人以缴付分保费为代价将风险责任再转嫁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人)，在保险人之间进一步分散风险。对于环境侵权而言，由于环境侵权具有被侵害对象的广泛性和环境侵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能否有效解决保险人的风险分散问题是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能否广泛开展的关键所在。如果只由一家保险公司予以承保，有可能因为保险公司的规模较小或赔付能力较小，在危险发生以后出现赔付不了的情形。所以，承保风险的保险人为了防止自己承担的风险过大，通过寻求其他保险人(再保险人)的方式来分散风险，这对于原保险人来说，可以避免所担风险过大；对于再保险人而言，通过对原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予以保险，可以收取保险费，开展保险经营；对于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人分散了风险，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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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祁祥.中国保险业：矛盾、挑战与对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第9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专利权；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近年来，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特别是出口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我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市场。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在不断遭遇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又面临着上述发达国家另一种更具威慑力的贸易壁垒——专利壁垒，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专利壁垒是指专利权人依其专利权，对进入其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以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司法机构或专利管理机构，阻止该外国产品的进入，或向该外国产品的出口商或制造商征收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其结果是，要么该产品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要么该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该产品退出国际市场。如何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不仅是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及早采取对策解决的问题，也是保险业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保险这一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的有效机制，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化解专利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巩固和提高竞争力，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将这种风险纳入了保险人的承保责任范围——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险保障。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那么，在我国的责任保险中是否可以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保险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若按“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只要是专利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似乎保险人都应予承保；若按“合同的约定”解释，保险人可以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列为不保事项。但从保险制度提供被保险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偶发事故的发生所遭遇的损失，可经由保险人补偿损失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来看，如果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造成损害发生，如故意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则保险人并无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这是维护保险制度不可缺少的。因此，如果被保险人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而导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应被列为除外不保事项。

各种必要费用属于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范围。《保险法》第5l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仲裁或诉讼费用是指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因仲裁、诉讼而产生的费用，这一费用的计算比较简单。所谓“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一般包括以下费用：

(一)请求确认救济的费用

“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确认救济的请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即将面临诉讼；(2)经保险人同意；(3)经合理谨慎的专利律师事先出具意见书，认定该确认救济行为是基于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而进行的；(4)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请求确认救济。若符合上述条件，请求确认救济行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其他抗辩费用

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下列情况所产生的抗辩，保险人须赔偿该抗辩费用：(1)符合承保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2)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所作的“停止侵权”的请求，并且该请求已经以书面通知了保险人。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又规定，在损害赔偿或停止侵害的请求结果确定之前，保险人对抗辩费用不负责赔偿。这一点对可能拖延多年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被保险人不利。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保证避免损害在各国保险法上被视为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之一。这一点通常包括在被保险人的保证条款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基于其与保险标的距离最近、最了解标的的性质和特点，其进行的避免损害行为最为有效，能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

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依照专利法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必然是保险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同时，被保险人还应履行保险合同中其他可能的避免损害的义务。因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通常应履行以下避免损害的义务。

(一)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判断一项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其主要标准是，确认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是否相同。依多数国家专利法，下列四种情况构成侵权：(1)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完全相同；(2)争议产品除了包涵专利产品的全部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又增加了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元件；(3)将专利产品中的一项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均等物置入争议产品中，其他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两者完全相同；(4)争议产品中缺少专利产品中的一项非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但两者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完全相同。但下列两种情况则不构成侵权：一是争议产品中至少有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二是争议产品中缺少一项以上的专利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由此可知，被保险人要想不构成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必须保证其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能被置换成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的元件。这就是被保险人的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违反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保险人又将“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延伸到“专利文献查阅义务”，即在研发工作开始时查阅专利文献，以确定其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因为以此为起点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上述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因此，只要被保险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即使未达到避免损害的效果，其费用也应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相反，如果专利侵权损害与被保险人的上述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时，保险人可不负赔偿责任。

(二)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规避专利设计是指，为避免侵害某一专利权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持续性、创新性的设计活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这种活动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行为，受专利制度所保护。本来是否进行规避专利设计并非专利法上的法定义务，但合理且适当的规避设计确实能起到避免侵权的效果，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的规避设计的建议”作为必要前提，赋予被保险人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在美国，被保险人欲进行规避专利设计以避免故意侵权，则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要出于善意。这种善意的证据是设计者内部的研发纪录和专利律师的意见书；(2)规避设计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这种合理程序是：专利检索、解读申请专利范围、进行规避设计、专利律师评估、客观自我评估。如果做到了上述两点，但其结果仍然是规避失败，构成侵权，只要当时出具意见书的是合理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原则上该专利侵权的责任仍属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确认救济

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也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做出使专利无效的建议”为前提条件，赋予被保险人确认救济的义务。被保险人因进行确认救济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情况下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利法，通常都规定哪些情况是不授予专利权的。另外，各国专利法也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因此，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向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提出争议专利存在不得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主张该专利无效。这一行为一般称之为对专利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该专利将被视为无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假如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对争议专利提起确认诉讼等挑战仅是挑战者自己的一种合法权利。挑战成功了，则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侵权损害；挑战失败了，其后果由挑战者自己承担。然而，一旦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对争议专利的挑战与上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被保险人挑战失败了，不仅使其本身增加财务负担，而且可能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因为保险人赔偿责任还包括相关费用。因此，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被保险人自身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使还必须考虑其对保险人的影响。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必须征得专利律师的同意。

那么，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是否应先通知保险人?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可能引起或扩大损害的主观危险行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37条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似乎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但被保险人的挑战行为实质上也是以避免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国家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导致危险增加时，无须通知保险人。这一点，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范。因此，未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引起争论。

在专利实务中，有些企业可能收到专利权人发来的专利侵权警告，其内容之一就是，专利权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如提讼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即将面临侵权诉讼。此时，若被保险人主动向专利发起挑战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甚至扩大损害，其结果还可能增加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当面临侵权诉讼时，被保险人有权采取法律行为，但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双方必须协商一致：被保险人所采取的各种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必须是合理谨慎的。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据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挑战专利有效性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保险人负担，即使未达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效果。至于被保险人是否也如同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的那样，必须征得保险人同意并与之达成共识，我国《保险法》同样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此应注意，对被保险人而言，即使其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是在取得了专利律师的意见书之后进行的，也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已经遵守了其与保险人的限制约定。这是由于专利律师良莠不齐，对于策略的选择未必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因此，瑞土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所采取的挑战专利有效性等行为，必须是经过一位相当谨慎，而且熟悉被保险人所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建议而进行的。换言之，若被保险人所进行的专利有效性挑战，不能被视为经过相当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的建议进行的，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当面临诉讼时，被保险人的法律行为不够合理或谨慎、未取得保险人同意或未与保险人达成共识，也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四)取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他人可主动与专利权人联系，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的授予，即使在即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也可以如此。即使存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主动请求专利权人授予其专利实施权这也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并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说明这是合理谨慎的策略选择。因为这对保险人而言，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遭受专利侵权指控，进而减少或避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专利实施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侵权，则被保险人必须保证获得的专利实施权足够充分，以确保日后不会受到侵权损害赔偿的指控和请求。如果由于资金的不足，或对自己的产品与专利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而未能获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从而导致虽然获得授权，但仍然在未来造成侵害专利权。其后果是，不仅被保险人得不偿失，也可能会导致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专利律师基于善意，以意见书的形式认为被保险人应该以授权、交叉授权或受让等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则被保险人有义务取得专利实施权，以防止发生专利侵权；并且被保险人取得的专利实施权应保证足以使此后的行为可以免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指控和请求。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使同一项专利在不同的国家也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要使自己的产品在所有具有同样专利的国家都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则被保险人必须向所有具有该项专利的国家的专利权人请求授予实施权。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被保险人的使用费支出。因此，在专利实施权授予中，被保险人往往会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以减少使用费支出。当然，被保险人应事先考虑其产品不在哪些国家制造、销售或使用，然后再考虑不请求这些国家的专利实施权授予。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为了节省使用费支出，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最终导致在这些国家发生专利侵权，此时，保险人可援引上述充分取得专利授权义务的规定，主张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其义务，该专利侵权不属承保责任范围。

四、被保险人减轻损害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