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保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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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1.1油污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1．1.1油污损害作为环境污染损害之一种，属于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自然是民事侵权责任，对于损害，责任方应予以赔偿［2］。依据环境法基本原则之“污染者负担原则”，海上钻井平台的所有人和经营管理人应该对油污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对国外大型石油公司的技术依赖，目前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特点，一般采取中外合作的模式，由国内的大型国企和国外大型石油公司合作共同所有海上钻井平台，而经营管理上由国外石油公司垄断，很多项目分包给其他承包商，因此在产权关系和经营管理上相对比较复杂，一旦发生油污事故，对于各责任方的确定相对比较困难。1.1．2油污损害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了增加油污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机会，促使责任人积极预防海上油污，保护海洋环境，相关国际公约一致确立了海上油污民事责任的归责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1969年责任公约》第1条第3款将责任主体明确为船舶所有人，正式确立了“谁漏油，谁负责”原则。“谁漏油，谁负责”原则体现的归责原则即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强调的是油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管当事人是否有过错。《1992年责任公约》第3条第1款也规定了“船舶所有人应对该事件引起的一切污染损害负责赔偿”。这些国际公约都一致地规定油污民事责任主体具有单一性，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解决油污索赔的及时性问题，使海洋污染可以早日得到治理和恢复，并且使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赔付［3］。同样，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也确定了这一原则。1.1．3油污产生的后果一般比较严重，损害赔偿比较复杂海上钻井平台一旦发生爆炸或者漏油等事故，所产生的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原油的泄露会造成海域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都会非常巨大。关于油污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比较复杂，首先，发生油污事故之后，第一要务便是应急处置和清除污染，在油污责任人赔付这笔费用之前，一般先由海事局进行垫付;其次，国家海洋局可以代表国家向致害人索赔海洋生态损害，再次，个体受害人可以索赔其直接财产损失和间接财产损失。其中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油污造成受害人财产的直接减少和人身伤害以及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间接财产损失包括油污直接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和为采取预防措施而导致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失。1.1.4强制责任保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业性保险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某些特殊行业或群体对其可能承担的某种特殊责任，不管其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投保的责任保险险种。如机动车辆第三人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强制责任保险在海上保险领域中已广泛存在，例如1992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1996年《国际海运有害有毒物质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公约》(HNS)，2001年《燃油公约》和2002年《雅典公约》都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4］。由于强制责任保险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国家对个人意愿的干预，所以强制保险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依据2009年颁布的《保险法》第十一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即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对强制保险作规定。
1．2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是指针对海上钻井平台的特殊风险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主管机关强制要求钻井平台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投保的特殊商业性保险［5］。根据保险法基本原理，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海上钻井平台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保险人(保险公司)和第三人(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受害人)。海上钻井平台因为污染事故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包括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损害)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使清污工作能够及早并尽快进行，并且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赔偿，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保险机制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6］。所谓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就是以海上钻井平台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
2我国法律对于海上钻井平台的油污问题规定很不完善
2．1我国法律制度中，能直接适用海上钻井平台
油污问题的条款很少虽然关于海上钻井平台是不是船舶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海上钻井平台一般是在作业过程中才会造成油污，而钻井平台在固定位置作业过程中其根本属性显然并不属于船舶，因此也无法适用国际公约及相关法律关于船舶油污的特殊规定［7］。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防治船舶油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无一例外地将海上固定式钻井平台排除在了船舶的范畴之外。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钻井平台的油污问题和船舶的油污问题分别放在了第六章和第八章。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于船舶油污的规定相对比较完善。首先，从国际公约层面，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t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他财产保证，以便按公约的规定承担其对油污损害所应负的责任。对油污损害的任何索赔，可以向污染企业索赔，也可以向保险人直接提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实施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之后在2010年3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提出航行于中国管辖海域内的船舶，需要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奠定了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作为行政法规，条例首次在国内法层面为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结合我国《海商法》及中国已经加入的《1969/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相关规定，构成了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船舶油污保险制度的规定。然而遗憾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提到石油钻井平台的油污强制保险问题，随后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对之进行补充，以至于令钻井平台油污强制保险问题无法可依［8］。相对于船舶造成的油污来说，海上钻井平台在作业过程中一旦发生事故，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更严重。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条例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互配套和呼应，以至于涉及钻井平台油污事故除了寥寥可数的法条可供参考外，几乎无法可依。国外石油公司深知我国法律制度之软肋，对我国进行石油资源掠夺的同时，还完全置我国海洋环境严重破坏之风险于不顾。
2．2发达国家的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模式可供借鉴
从目前发达国际的油污责任保险的模式来看，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美国是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代表，其在“ExxonValI_Jez”号油轮造成油污事故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便迅速制定并通过了《1990年油污法》，且该部法律还将海上设施(包括石油钻井平台)等纳入其适用范围。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政府或者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其环境损害保险制度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补充。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要审批的污染危险企业(包括石油钻井平台)，应当按年度缴纳一定数额的环境损害保险费。在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的通知发出后30天内，义务人仍未缴纳的，保险公司应当将该情况报告环境监督机构，监督机构责令缴费，并处以罚款等惩罚措施，义务人对该命令不得。德国自1990年12月10日开始实施《环境责任法》，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具有污染危险的特定设施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先保障义务措施，对设施营运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和由此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害采取强制保险制度。危险企业必须与保险企业签订损害责任保险合同，否则主管机关禁止该设施运行。该法还以附件方式，列举了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险的设施名录，列入该名录的设施的经营者必须采取责任保证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金融机构提供财务保证或担保［9］。
2．3海上钻井平台投保的现状
关于海上钻井平台的保险，目前以“伦敦标准钻井驳船一切险保单格式”(简称L．S．D．B。F－－－－LondonStandardDrillingBargeForm－－－－AllRisks)为基础，各大保险公司定有自己的“移动式钻井平台一切险条款”。L．S．D．B．F是一个一切险条款，承保范围较广，基本能满足石油公司对财产风险控制的需求，承保了物质损失，施救费用和碰撞责任等，但是并没有涵盖油污的责任保险。一些船东互保协会也设置了移动式钻井平台的保赔保险，例如挪威的AssuranceforeningenGard和AssuranceforeningenSkuld，涉及了油污的责任保险。1970年，30多家石油公司作为作业者在百慕大建立了互保公司，对作业者的油污责任及其他作业责任进行了保赔保险［10］。然而在我国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早就有保险公司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极少有企业去购买这类保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根据我国国内立法，对由于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法律上虽有规定，但是怎么赔和赔多少则规定得很不清楚，有的即便是赔偿也要经历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造成很多企业对现行法律有恃无恐，不愿意为这种小概率事件增加费用［11］。其次，因为没有良好的推行该保险的环境，对保险企业而言，绝大多数企业不愿购买环境责任险，而只有少数高危行业企业出于风险分担的目的愿意购买该险种，但是由于保险企业不能在“大数法则”下运营该保险产品，因此很难在收益和赔付上获得平衡，也就很难推出成熟的保险产品。
3对海上钻井平台实施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
3．1强制责任保险是严格责任制度发展的必然需求。
严格责任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国家认为有必要对特殊的受害群体进行特别的保护，促使生产者加大注意义务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减少和制止损害发生，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增进社会经济效益。强制责任保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严格责任制度，对严格责任的有效实施进行保障，并且有助于赔偿功能的强化。油污责任作为一种典型的严格责任，需要有强制保险制度对油污的严格责任进行支撑［12］。
3．2油污责任强制保险能够合理地平衡资金负担，海洋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对钻井平台油污责任实施强制保险。
海洋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高投入、技术含量高，回报周期长的行业，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定难以对其进行充分而全面的调整，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特殊的风险责任都决定了须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的调整;随着海上钻井平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众多地区，其所进行的海上作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大规模的行业，其经济和法律问题也日益突出。［13］海上钻井平台一旦发生事故，产生重大的油污责任，势必面临巨额的赔偿责任，对于这样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来说，沉重的赔偿责任将使钻井平台经营人不堪重负，势必影响石油公司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势必影响海上石油工业的发展，因此，客观上需要有保险公司对该风险进行承保来分散石油公司的风险。
3．3与船舶油污相比，海上钻井平台更需要实施油污责任强制保险。
首先，船舶一旦发生油污事故，受害人可以通过扣押或者拍卖肇事船舶或者船舶所有人的其他船舶来获得赔偿，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程序来使受害人获得其诉求;然而对于海上钻井平台来说，显然扣押或者拍卖不太现实，也没有相关的法律途径予以支撑。其次，船舶在运营过程中，有船公司、船级社、港口国、船旗国和保险人等多方对其进行监控，船舶的管理制度也一般比较严格，船员也是经过主管机构培训和发证的专业人员，其应对油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海上钻井平台则不然，目前还只局限在平台内部或者公司层面的管理［14］。
3．4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
险可以拓展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更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本文2．3所分析，目前保险公司很难推出成熟的油污责任保险产品，是由于购买企业很少，保险公司不能在“大数法则”下运营该产品，很难平衡收益和支出。［15］如果在相关法律的主导下，强制污染责任人投保责任险，则扩大了投保人的基数，保险公司更容易平衡收益和支出，并且降低保险费率，使投保人、保险人、第三人以及政府达到“多赢”的局面。
3．5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可以引入保险人监督机制。
保险公司在评估前来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客户时，不仅关注保单内容本身以及费率，更加关注投保客户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理念。保险公司为了规避本身的风险，降低赔付率，会时时对投保客户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监控，还会引入第三方检验机构对海上钻井平台的等级进行评估，对于不合标准的企业会拒绝承保。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企业则会被清除出这个行业，海上石油勘探的准入条件也会因此提高，这样一来更利于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4对我国海上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建议
4．1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修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增加关于钻井平台需要投保油污责任险的条款，为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或者由国务院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者条例，对《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补充。
4．2建立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及有关具体实施办法
包括各大保险公司的钻井平台一切险和一些船东互保协会的保赔保险，同时建立钻井平台行业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16］。用利益导向和强制手段的双重方式来改观当前钻井平台企业不愿投保的局面，从而扩大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需求进而提高承保金额并且降低费率，充分实现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保险的目的，使海上钻井平台巨大风险得以较好分散。
4．3将直诉保险人这一特殊制度写入法律，从而引导保险公司行使监督权。
由保险公司委托船级社或者其他监理机构严格按照“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实施专门检验，以合理地认定投保范围、承包金额及相关费率，同时由船级社或者监理机构负责进行监督钻井平台作业期间的环境和安全监测系统的运行，乃至当事故发生后，随同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的损害鉴定和理赔工作。这样既发挥船级社和监理机构的专业之长而拓展其业务领域和范围，也使保险公司理性的发展和壮大这一新型的保险业务，从而更大程度的构筑钻井平台保险业完善而特殊的保险体系［17］。
4．4由交通部海事局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海上钻井平台进行安全检查
除了检查是否满足《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以外，还要检查是否持有有效的投保油污强制责任险的证明以及相应的财务担保证书。对于无证的作业者立即勒令停止作业并进行罚款。对于多次违规操作者立即收回作业许可证并将其划入黑名单，从而淘汰环境污染危险性高的企业。
5结语
第2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物流物流责任保险立法完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国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之一。但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前景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物流业同时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论文百事通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1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例如自己的货仓、车辆、集装箱等仓储、运输工具的毁损丢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例如因为政策原因、行市汇率变化或者由于客户破产、清算等带来的商业上的损失等。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1.2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6）从责任的对象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既包括对客户（即物流合同相对方）的法律责任，也包括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的，属于对客户的法律责任；而物流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则属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狭义上的物流责任险仅指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
2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2.1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0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对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货物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除物流责任基本险外，还有“附加盗窃责任保险”、“附加提货不着责任保险”、“附加冷藏货物责任保险”、“附加错发错运费用损失保险”、“附加流通加工、包装责任保险”以及“附加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附加险供物流企业选择投保。
上述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上述条款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它填补了我国物流企业综合责任保险的空白；其次，它覆盖了物流服务的各个环节，初步满足了我国物流企业的基本责任保险需求；第三，它简化了物流企业投保责任保险的手续，节约了保险费用，减少了索赔理赔的环节和成本；最后，它丰富了保险产品品种，有利于我国物流保险市场的开拓和发展。
2.2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物流企业认识不足等，但是“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险”外，物流服务过程中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或其他财产损失也不属于保险的范围。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其次，保费的计算不够科学合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并没有依照责任保险的传统做法，按照保险风险的类型与范围、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限额和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等来确定保险费用，而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来计收保费。一方面，这种方法不符合责任保险的通常做法，因为物流企业的收入与其责任风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会阻碍物流企业的投保，因为越是大的、经营得好的物流企业，其保费就越高，而不管其风险控制的好坏。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使得保险费用过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险种的推广。
3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与完善的几点建议
3.1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物流责任保险不仅能够转移、分散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还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介入，增强企业风险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自己的责任风险和支出，从而形成良好的经营和运行模式。
此外，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3.2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许多物流企业对物流责任保险知之甚少，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责任保险这一回事。因此，扩大对物流企业的宣传与交流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覆盖面较小，难以满足物流企业风险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认真研究现代物流业务的流程，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高低，赔偿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的高低对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有客观影响；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用和风险等级，针对物流企业的不同信用等级，其发生风险和赔付的几率等可以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当前我国调整物流责任保险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险法》：物流责任保险合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种，首先应该受到《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保险法》第50~51条对责任保险作了专门规定，这正是物流责任保险以及其他责任保险得以承认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2）《海商法》及其他运输法规：《海商法》是调整海上保险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运输责任保险应该首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则适用《保险法》的规定。除《海商法》外，《铁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开展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依据。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审理海上运输责任保险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民法通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责任保险关系作为民事关系的一种，应该受到该法的规范；此外，物流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物流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合同法》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物流服务合同和物流责任保险合同。
综上可见，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且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责任保险法规；其次，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在其中规定物流责任保险的内容；最后，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所以我国应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时，解决物流责任保险法的完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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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赔偿，责任保险
西方保险界认为，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后来扩展到一切财产保险）；第二阶段是人寿保险；第三阶段是责任保险。保险业由承保物质利益风险，扩展到承保人身风险后，必然会扩展到承保各种法律风险，这是被西方保险业发展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同时我们还知道，责任保险在保险业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它既是法律制度走向完善的结果，又是保险业直接介入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表现。
一责任保险的产生与发展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或经过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作为承保责任的一类保险。它属于广义财产保险范畴，适用于广义财产保险的一般经营理论，但又具有自身独特内容和经营特点，从而是一类可以独立成体系的保险业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保险业务，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工业化国家迅速得到发展。1880年，英国颁布《雇主责任法》，当年即有专门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成立，承保雇主在经营过程中因过错致使雇员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1886年，英国在美国开设雇主责任保险分公司，而美国自己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则在1889年才出现。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强制手段并以法定方式承保的汽车责任保险，始于19世纪末，并与工业保险一起成为近代保险与现代保险分界的重要标志。当时的英国“法律意外保险公司”最为活跃，它签发的汽车保险单仅承保汽车对第三者的人身伤害责任，保险费每辆汽车按10—100英镑不等收取，火险则列为可以加保的附加险；到1901年，美国才开始有现代意义的汽车第三者责任险——承保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法律赔偿责任的保险。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责任保险的发展在工业化国家进入了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首先是各种运输工具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是雇主责任保险成了普及化的责任保险险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民事活动急剧增加，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人们的索赔意识不断增强，各种民事赔偿事故层出不穷，终于使责任保险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全面的、迅速的发展、在本世纪70年代天，美国的各种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就占整个非寿险业务收入的45%—50%左右，欧洲一些国家的责任保险业务收入占整个非寿险业务收入的30%以上，日本等国的责任保险业务收入也占其非寿险业务收入的25%—30%.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视发展责任保险业务。
二责任保险的基本特征
1、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基础的特征。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不仅是各种民事法律风险的客观存在和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而且还需要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中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成为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最为直接的基础，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都是在法律制度的一定规范之内，所以才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时必须承担起经济赔偿责任。在当代社会，没有环境污染防治法，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就不会对污染受害者承担什么赔偿责任；没有食品卫生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人对受害人也不会有经济赔偿责任，等等。因此，只有存在着对某种行为以法律形式确认为应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时，有关单位或个人才会想到通过保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责任保险的必要性才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只有规定对各种责任事故中致害人进行严格处罚的法律原则，即从契约责任经过疏忽责任到绝对责任原则，才会促使可能发生民事责任事故的有关各方自觉地参加各种责任保险。事实上，当今世界上责任保险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必定同时是各种民事法律制度最完备、最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它表明了责任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法律与经济法律制度。
2、责任保险补偿对象的特征。在一般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实践中，保险人补偿的对象都是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其赔款或保险金也是完全归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所有，均不会涉及到第三者。而各种责任保险却与此不同，其直接补偿对象虽然也是也保险人签订责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无损失则保险人亦无需被偿，但被保险人的利益损失又首先表现为因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第三方的利益损失为基础的，即第三方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并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赔偿时，才会产生被保险人的利益损失。因此，尽管责任保险人的赔款是支付给被保险人，但这种赔款实质上是对被保险人之外的受害方即第三者的被偿。保险人的赔款既可以直接支付给受害人，也可以在被保险人赔偿受害人之后补偿给被保险人。责任保险是由保险人直接保障被保险人利益，间接保障受害人利益的一种双重保障机制。
3、责任保险承保标的特征。一般财产保险承保的均是有实体的各种财产物资，人身保险承保的则是自然人的身体，二者均可以在承保时确定一个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人赔偿的最高限度。而责任保险承保的却是各种民事法律风险，是没有实体的标的。对每一个投保责任保险的投保人而言，其责任风险可能是数十元，也可能是数十亿元，这在事先是无法预料的，保险人对所保的各种责任风险及其可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大小也无法采用保险金额的方式来确定。但若在责任保险中没有赔偿额度的限制，保险人自身就会陷入无限的经营风险之中，因此保险人在承保责任保险时，通常对每一种责任保险业务规定若干等级的赔偿限额，由被保险人自己选择，被保险人选定的赔偿限额便是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经济赔偿责任只能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第4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1．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
关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早期曾有观点认为是被保险人将其对保险人的债权转让受害人，是一种对被保险人权利的继受。但是随着各国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不断修订，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而是根据强制保险法的规定独立取得，交通事故发生后，绝对地归属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也不受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的效力、效力变动以及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可见，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协议而排除。
2．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内容。
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实质上就是债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损失，且系由被保险人造成，则受害人可以直接向被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保险人)请求赔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给付请求权。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受害人有权就其人身或财产损失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权，要求保险人以支付保险赔偿金方式赔偿其损失。(2)给付受领权。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受害人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依据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规定，其享有接受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同时对取得保险赔偿金具有保有权。(3)债权保护请求权。这是受害人最后的保护权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一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向保险人提出行使直接请求权，而保险人不履行给付赔偿金义务或者是拒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受害人有权以向法院等方式寻求公力救济的权利。
二、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立法理由
1．法律价值的需求。
从法律价值上看，授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为了保障受害人利益。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首要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迅速及时获取赔偿，次要才是填补被保险人损害。从该立法目的出发，最佳的制度设计就是赋予受害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若不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而仍然遵循传统保险理论，由被保险人行使请求权，则无以体现首要维护受害人利益之宗旨，反倒将被保险人的利益置于受害人之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便无法得到贯彻。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或延迟向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则会影响被害人医治，甚至造成更大的损失，更有甚者以此为由和被害人讨价还价，以达到自己少付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所以，从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目的出发，必须赋予受害人能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价值。
2．法律功能的需求。
从立法的功能上看，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是为了确保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受害人能否顺利得到赔偿，是检测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成功与否的标准。若不赋予其直接请求权，而由被保险人行使，难免存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或者将保险金据为己有之可能。2009年某市A区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中，张某驾驶一辆机动车，在一丁字路口将骑自行人李某撞到，经交警现场勘察在此起交通事故中张某应承担80%的责任，李某向张某请求支付其住院花费5000元未果，遂向法院递交诉状张某及保险人，法院以被害人无权直接保险人为理由，驳回了李某对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处张某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500元，张某以无力赔偿为由拒绝执行。后不久张某根据法院判决要求保险人根据强制保险的规定给付其保险金。待执行法官找到张某要求其履行法院判决时，张某已将此款消费，受害人因此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实施中也将背离其立法初衷，导致该制度无法发挥应有之功能。
3．法律体系上的需求。
从在法律体系上看，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可以与其他法学理论相协调。在分离原则指导下，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强制保险中，应当将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和强制责任保险合同责任区分开来，因为两者分别属于侵权和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混淆。该观点认为受害人在保险合同中处于第三人地位，因此无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否则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笔者认为，包括责任保险在内的财产保险，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情况下，本身即为利益第三人合同，被保险人并非保险合同的缔约主体，即并非该合同当事人，但却可基于保险合同主张权利承担义务，故保险制度之存在，本身即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同理，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为保障受害人利益，实现强制责任保险之功能，再度突破合同相对性而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并无不妥。以必须遵循合同相对性而反对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理由是以牺牲该制度所欲实现的价值和功能为代价，实不足取。由于合同相对性乃合同法之基本原理，突破该原理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故通过法律规定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在体系上只是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种必要限制和突破，同时体现了强制保险的“强制”色彩，两者在体系上可以共存。
三、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适用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理想状态是赋予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但由于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仅规定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和保险人可选择向受害人直接支付保险金，并无明确规定受害人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的请求权，因此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必须寻找其他法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由此可知，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可以适用《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使其直接请求权，理由如下:
1．从条款文义来看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表述是关于责任保险的一般性表述。该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方式，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情况下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请求权，第四款是规定责任保险含义。该条款内容既未体现商业责任保险的任意性特征，也未体现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性，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并不冲突。因此单纯从该条款来看，可理解为责任保险的一般条款。
2．从体系上理解
《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了“本法所称保险，是……商业保险行为”，由于商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该条款的规范意旨是指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本法所称的保险应当遵循商业交往的基本原则，坚持意思自治原则而不能强制，从而体现了保险法应归属于私法的本质属性。因此该法所指保险原则上系指商业性保险，但在法有特别规定情况下，也可理解为其他非商业保险，如该法第十一条第二款“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强制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的“必须保险”和“强制保险”均非自愿性的商业保险。并且，从保险法规定整体上来看，该法关于保险需遵循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填补损失、近因原则等规定，属于所有保险的共性特征，对强制保险也可适用。因此不能拘泥于保险法第二条“商业保险行为”表述而忽略该条文规范意旨和保险法其他可适用于所有保险的一般性规定，而将第六十五条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作狭义解释，将其界定为商业责任保险。
3．从立法史来看
在2006年国务院未出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之前，强制责任保险于法无据。故保险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必须遵循自愿保险原则，责任保险实际上只有任意责任保险一种，保险法关于责任保险规定在当时实务中仅能适用于任意责任保险(即商业责任保险)。但2006年之后我国建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此时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分为了传统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法的责任保险的外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就不能仅将责任保险狭义地理解为只能适用于商业的第三者责任险。
4．从立法目的来看
“责任保险的基本政策目标，正日益倾向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国家为了贯彻责任保险领域的政策目标，推行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责任保险为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救济，须“解决受害人和保险人之间存在的某种非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立法选择，而此种立法选择的基础只能是强制”。可见，受害人请求权的依据在于国家为实现保障受害人而实施得强制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受害人的请求权，其法理基础即是为实现保障受害人的政策目标而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进行强制规定，与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目的完全相符。因此，从立法目的可知，《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内容涵盖了强制责任保险。
5．从域外法的比较来看
通常规定保险法可适用于强制责任保险，以体现其作为保险业根本大法之地位。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适用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在该法无规定情况下，应适用《保险法》中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依据。
四、完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制度的建议
第5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建立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不是只要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选择强制而放弃自愿保险的模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一般受害人数众多，受害范围广大并且影响深远，受害人群的人身财产损失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来说很可能是天文数字，人数众多的受害群体的赔偿问题往往不止是一般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时赔付损失既是受害人利益的保障，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较而言，自愿原则是充分尊重主体的自由和权利的体现，是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强制污染企业和保险公司订立合同，主体自我选择的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一味地让各方承受不利益，相反，它不仅能为污染企业分担环境风险，而且能为保险公司扩大市场需求，即受强制缔约的双方仍然能从该种强制中获益，所以，综合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是一种可以为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权利冲突处理抉择。
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优势
(一)受害人方面
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给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赔偿。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损害之巨往往超越其他一般损害，污染企业很难或根本无力承担损害责任，加上环境损害潜伏期一般比较长，难以判断其与企业污染行为的因果关系，企业推脱责任等原因，受害人在遭受人身财产损失之后很可能索赔无果，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通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会比向企业主张更加迅速有效，这样，环境污染事件中最棘手也是最首要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二)污染企业方面
对污染企业而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是重要的分险途径。企业的生产经营伴随着诸多风险，环境污染风险是其中之一。不论环境污染是突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其带来的损害责任都是巨大的，企业承担污染责任的后果往往就是破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不公平的，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实现有效分险的效果。此外，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够使企业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改善我国的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普遍意识不强的现状，只有这样，作为防控风险最主要主体的污染企业才更有可能注意加强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积极投入到环境污染风险控制中，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三)保险公司方面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为其提供了新的经营领域。在很多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领域，由于国内环境风险意识不强，投保此类险种的企业数量少，使得相关市场需求小，保险公司便没有研究环境问题、开发相应保险类型的动力，强制投保则能刚性地扩大市场需要，开发维持新的险种领域。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一保险业务的发达能满足保险公司营利性的要求。
(四)政府方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当受害人向污染企业无法寻求到救济时，转而向政府求助，政府为避免产生社会矛盾，介入并成为了最后的责任人，但迫于财政负担、应急能力有限等因素，赔偿可能难以实现。而且，如果每次事件都要政府来承担也是不可行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能够给政府提供解决之道，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
(五)社会发展方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具有正当性且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纵向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多是在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发展绿色经济日益受到重视，直至今天，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环境污染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企业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环境保护，但是也有很多环境事件是在按照规定办事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难以避免的。宏观来看，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由全社会共享的，那么，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害也应当由全社会来承担。再则，环境损害的影响巨大深远，是关涉社会公众利益的大事，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通过大数法则将风险强制性地进行分摊十分必要，保护广大受害群众的同时，也更加符合社会利益。
三、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的困难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行牵涉多方主体的利益，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现阶段，我国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困难存在于各个方面。
(一)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
交强险的推行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指导下进行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展开也必须找到其正当性的法律基础，拥有专门立法规范的具体指导。现行立法中，《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均没有专门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做出规定的，当然，这也是出于这一制度还处于初步阶段的原因，2013年《意见》已经开始作出立法尝试，但其效力等级不高，有待于后续立法的继续跟进。
(二)投保人不愿投保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推行无疑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必须承受保费压力，这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尤其环境风险的发生几率不高，而且很多环境事件的潜伏期很长，或许会在企业终止之后才显现出来，当事故没有发生时，企业很可能会认为这笔支出是不值得的。这也有环境风险意识淡薄的原因。很多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时根本不会考虑环境污染问题，直至损害发生必须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之时，才会明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也有部分企业在生产经营之中已经意识到了环境风险的存在，只是出于防控成本等原因而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任由环境污染的发生，这些都是制约了环境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发展。
(三)保险人不愿意承保
保险公司是实现环境风险分担的重要环节，其承担此项重大责任存在很多困难。首先，现阶段的投保企业数量十分有限，依靠保费收入来进行赔付是无法达到保护受害人利益目的的，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风险只是单纯地从投保企业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而无法真正实现大数法则下的集众人之力分担风险的效果。此外，如同交强险中，保险公司实行的是不盈不亏经营，一方面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一方面又不能从保费收取中盈利，只能自己承担损失。这种不合理体现的是强制责任保险公益性和私益性的冲突，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问题。其次，现阶段保险公司还不具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服务能力。在风险管理方面，保险公司有义务加强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技术性检查和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还要定期查找环境风险和事故隐患，提出整改意见，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来搜集信息、了解投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风险、研究风险对策，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行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在实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中应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1.应当积极促进专门立法。
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必须由法律或行政法规来创设，并按照规定实行，这样强制保险才具有其正当性基础。此外，我国的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制度都已成体系并有综合性的立法，环境立法先行，就必须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从合同主体、各方权利义务、违反义务的后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使得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行有法可依。
2.投保人方面。
应当完善有关投保企业的环境责任的制度，严格执行承担环境责任的规定，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也应加强宣传，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意见》中有关投保企业的规定比较可取，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审批等与企业投保挂钩，对抱着侥幸心理的企业起到了督促投保的作用，而针对已经投保的企业则规定政策支持，正反两方面着手，实现强制投保。应当将这些规定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以便更好地落实。
3.保险人方面。
第6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一)责任保险市场的风险环境。风险环境是影响责任保险需求的首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不断增加，所面临的事故风险也就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是各类事故和民事法律责任纠纷案件的高发期。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3天发生一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个月发生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每年因事故造成70多万人伤残，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每年发生的侵权案件约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
(二)责任保险市场的经济环境。保险业的发展又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责任保险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责任保险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国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人均C－DP将达到1900美元，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保险业超过30％的年均增速，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责任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日趋下降，与责任保险发展较为密切的第二、三产业，如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煤炭、建筑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而这些领域正是安全隐患较大，是责任事故的高发区，相反经营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却较弱，一旦发生事故，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责任保险在这些领域应该大有作为。
(三)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死由命、息事宁人”等观念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的主动维权意识较弱，遇到侵权事件发生时抱着能忍则忍的态度，放弃索赔，而致害人一方则以种种借口减轻经济赔偿甚至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责任保险认知程度较低，保险意识不强也是现阶段存在的客观事实。但随着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由责任风险所引起的投诉和纠纷不断增加。公民维权、索赔意识的增强将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环境要素
责任保险与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一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有利于公众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从而刺激责任保险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与完善同步。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是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历史。国际司法界和保险界一般都认为，归责原则基本上经历了合同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三个阶段：
第一是合同责任原则。最初的产品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是以合同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受害者只有与生产者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才能就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害，对生产者或销售者提出请求赔偿的诉讼，否则无权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是过失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原则，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并不需要合同责任原则的契约关系。第三是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绝对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致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只要有损害的结果发生，并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过错，致害人也要承担责任。严格责任原则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归责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害方无须承担举证责任。比较过失责任原则而言，严格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二)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法律的发展与完善同步。从责任保险的发展看，法律制度的变迁引发了符合时代潮流和市场需求的责任保险产品的变更创新，如：由于英国在1880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而有了专业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的产生；英国的《1930年道路交通法》催生了强制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等；产品质量法的颁布也造就了产品责任保险，进而推广到食品和药品领域，以致到几乎所有工业制造产品领域，其他各种法律的颁布产生了药剂师、会计师、律师责任保险等等专业人士的职业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新险种的开发至今仍然活力无限。
关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各种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目前正处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废止、修订了大量不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法律文件，陆续颁布实施或修正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各种侵权行为的审理有法可依、赔偿标准更清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责任保险也将成为政府部门运用商业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责任保险发展的趋势
(一)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务的发展趋势。首先，经济的发展必定促使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史表明，责任保险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大量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工业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致人损害等事故必将随之增多，加之技术成果应用的大众化，使普通民众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纠纷的大量涌现，必将促使社会各界转而求助责任保险以转嫁其责任风险，从而促进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责任保险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管理功能，使得许多国家认识并开始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责任保险的发展问题，这无疑为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
(二)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产生之本意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第三人利益而为损害赔偿所造成的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保护受害人权益思想的发展，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新的建构体系正在逐渐展现。表现在：第一，在诸多领域责任保险由“自愿责任保险”向“强制责任保险”方向发展；第二，在所承保被保险人的行为方面，由承保被保险人“过失行为责任”逐渐走向承保被保险人的“无过失行为责任”的方向；第三，在责任保险的功能方面，逐渐由“填补被保险人因赔偿第三人所受之损失”转向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目的的方向。
四、我国责任保险现状及滞后原因分析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尽管近年来责任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商业保险中所占比例较低，其保险品种、技术含量、偿付能力、服务水平都与保险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需要认真反思。
1、我国责任保险投保率极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根据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34.8亿元，占全国财产总保费的4％左右，相比国际上责任保险占财产业务总量的1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甚至高达30％以上，像英国、德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0％左右；美国的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竟占到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与国外相比，显然我国责任保险的差距还很大。
2、责任保险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责任保险产品少，承保范围窄，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在4％的责任保险业务中。绝大部分是产品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而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公众责任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则少之又少。责任保险的投保率虽低，然而，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触目惊心。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中石油付出了3000多万元的责任赔偿；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密云县政府的财政也付出了几百万元的赔偿。然而，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故中，由于责任方存在侥幸心理，投保不积极，保险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损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补偿，最终只能由政府善后处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3、外资抢占中国市场。在国内责任保险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在保险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推广还没有积极性的时候，外资保险公司已开始抢滩中国市场。我国在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已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丰富，直接结果就是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相较于国内保险公司具有更多的风险控制经验和更成熟的保险产品。因此，给国内各保险公司以极大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滞后的原因。我国责任保险滞后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所致。
第一，公众的保险和维权意识较弱。由于我国现阶段保险知识仍未完全普及，很多人尚未形成主动的保险消费意识；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对可能发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第二，责任保险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虽然市场中的责任保险产品为数不少，也不乏新型险种，但很多险种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先天不足”，如费率科学性问题、市场不完善、险种设计问题，产品的种种缺陷使责任险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三，缺少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持。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民法体系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现行的《民法通则》对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文解释及表述不够系统和完善；其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侵权法体系，如《产品责任法》、《劳工赔偿法》《隐私法》等法律的缺失，无法对于某些本来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实现法律的硬约束。
五、发展和完善我国责任保险的对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法律环境。当前，各项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的法律不断完备，是发展我国责任保险的重要前提，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我国的民法体系还处于初建阶段，诸如产品责任、雇主责任等与现行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增加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险业应切实从市场需要人手，并作好前期的数据搜集，特别要调研司法案例中侵权案件的种类和赔偿额，研究和探讨产品费率、承保面、责任范围，以此保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引进较为成熟的险种，并加以改造。
3、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现阶段，在公众对于责任保险的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有必要将一些责任风险事故频发、损害大、影响大的领域涉及到的责任保险通过立法或制度形式强制实行。如在煤矿、公共场所等高危行业和人群聚集的场所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强制企业或行业投保，使得一旦发生大的灾难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分散损失，既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能力，也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需要构建专业化经营模式。责任保险虽属于财产保险的种类之一，但不同于狭义上的财产保险产品，其风险性质决定了其从费率的制定到赔偿方式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较其更为复杂。所以，财产保险公司如果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在增加了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经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在已经成立的专业责任保险公司的基础上，鼓励建立更多的专门经营责任保险的保险企业，专业经营责任保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5、积极寻求再保险市场的支持。责任保险具有涉及面广、运作复杂、风险大等特点。根据发达国家发展责任保险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健全，保险公司为了协调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赢利性目的，可能会承保一些高风险责任保险。对此，可以探索建立国内责任保险再保体系，或者与国际一流的再保公司建立再保渠道，在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分保机制，有效化解责任保险的经营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以确保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屏.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供求环境分析[J].时代经贸，2007，(5).
[2]江生忠.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06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杨艳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第7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一、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赔偿风险，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利益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该险种自2000年全面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青睐，相反医院普遍对其反应冷淡，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面临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中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等问题。例如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计551家。2003年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院不足20家，其中部分医疗机构具有很高的赔付率。即使在我国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深圳，在1999年—2003年的四年间，医疗责任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200多万元，投保医疗机构比例不足5%，这与深圳保险市场接近20%的年保费增长率是极不协调的。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也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到充分弥补，从而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问题证明：完全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种新的医疗损害赔偿给付机制和保险制度，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符合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维护和实现患者利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医疗责任保险却面临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医疗机构赔偿能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险制度予以解决。事实表明，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自我积累不足，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发生医疗事故后这部分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通过责任保险制度来实现医疗损害的赔偿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已推行多年，但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机会主义选择而拒绝投保，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无法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立，患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仍面临索赔艰难、损害难以得到弥补的困境。
基于医疗损害赔偿风险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损害赔偿无法兑现的现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机构投保的法定义务，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防范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散医院赔偿风险、降低赔偿压力的需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现行医疗损害赔偿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弊端是：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高度集中，从而承受较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尤其是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疗机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为此，应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实现损害赔偿的转移，即把集中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
尽管如此，不少医院和医生对医疗责任保险缺乏认识和了解。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医疗责任保险的存在；有的医院尽管对医疗责任保险比较感兴趣，但仍持观望态度，或者因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而对医疗赔偿风险抱侥幸的态度，或者是基于短期内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拒绝投保。在自愿投保不积极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手段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健全医院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强制投保是解决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当前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从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与医疗责任保险自身不足有关系，但是医疗机构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不少医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为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过硬，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因而也就缺乏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内在动力。其次，在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医疗诉讼败诉概率小、赔偿金额低的情况下，医院普遍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存在侥幸心理，从而缺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力。最后，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错位也抑制了对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很多医院不仅希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而且希望实现医疗纠纷的转移，使自身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明显，医院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期望存在错位，实际上超出了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功能。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逐步予以解决，但这种模式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故发展缓慢而缺乏效率。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因此，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国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法定保险，强制医疗机构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愿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四)强制医疗责任保险适应了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客观化、损害赔偿分担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可见，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弥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即如何实现将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风险通过一定的途径由多数人承担。对于高度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赔偿风险全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无疑会提高医院的经营风险和医生的职业风险，对于医疗机构及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的风险分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损害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但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仅仅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医疗赔偿风险，不仅会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损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会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和矛盾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二、发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构想
第8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专利权；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近年来，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特别是出口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我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市场。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在不断遭遇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又面临着上述发达国家另一种更具威慑力的贸易壁垒——专利壁垒，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专利壁垒是指专利权人依其专利权，对进入其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以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司法机构或专利管理机构，阻止该外国产品的进入，或向该外国产品的出口商或制造商征收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其结果是，要么该产品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要么该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该产品退出国际市场。如何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不仅是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及早采取对策解决的问题，也是保险业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保险这一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的有效机制，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化解专利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巩固和提高竞争力，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将这种风险纳入了保险人的承保责任范围——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险保障。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那么，在我国的责任保险中是否可以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保险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若按“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只要是专利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似乎保险人都应予承保；若按“合同的约定”解释，保险人可以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列为不保事项。但从保险制度提供被保险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偶发事故的发生所遭遇的损失，可经由保险人补偿损失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来看，如果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造成损害发生，如故意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则保险人并无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这是维护保险制度不可缺少的。因此，如果被保险人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而导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应被列为除外不保事项。
各种必要费用属于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范围。《保险法》第5l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仲裁或诉讼费用是指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因仲裁、诉讼而产生的费用，这一费用的计算比较简单。所谓“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一般包括以下费用：
(一)请求确认救济的费用
“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确认救济的请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即将面临诉讼；(2)经保险人同意；(3)经合理谨慎的专利律师事先出具意见书，认定该确认救济行为是基于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而进行的；(4)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请求确认救济。若符合上述条件，请求确认救济行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其他抗辩费用
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下列情况所产生的抗辩，保险人须赔偿该抗辩费用：(1)符合承保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2)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所作的“停止侵权”的请求，并且该请求已经以书面通知了保险人。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又规定，在损害赔偿或停止侵害的请求结果确定之前，保险人对抗辩费用不负责赔偿。这一点对可能拖延多年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被保险人不利。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保证避免损害在各国保险法上被视为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之一。这一点通常包括在被保险人的保证条款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基于其与保险标的距离最近、最了解标的的性质和特点，其进行的避免损害行为最为有效，能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
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依照专利法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必然是保险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同时，被保险人还应履行保险合同中其他可能的避免损害的义务。因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通常应履行以下避免损害的义务。
(一)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判断一项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其主要标准是，确认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是否相同。依多数国家专利法，下列四种情况构成侵权：(1)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完全相同；(2)争议产品除了包涵专利产品的全部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又增加了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元件；(3)将专利产品中的一项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均等物置入争议产品中，其他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两者完全相同；(4)争议产品中缺少专利产品中的一项非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但两者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完全相同。但下列两种情况则不构成侵权：一是争议产品中至少有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二是争议产品中缺少一项以上的专利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由此可知，被保险人要想不构成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必须保证其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能被置换成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的元件。这就是被保险人的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违反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保险人又将“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延伸到“专利文献查阅义务”，即在研发工作开始时查阅专利文献，以确定其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因为以此为起点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上述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因此，只要被保险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即使未达到避免损害的效果，其费用也应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相反，如果专利侵权损害与被保险人的上述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时，保险人可不负赔偿责任。
(二)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规避专利设计是指，为避免侵害某一专利权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持续性、创新性的设计活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这种活动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行为，受专利制度所保护。本来是否进行规避专利设计并非专利法上的法定义务，但合理且适当的规避设计确实能起到避免侵权的效果，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的规避设计的建议”作为必要前提，赋予被保险人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在美国，被保险人欲进行规避专利设计以避免故意侵权，则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要出于善意。这种善意的证据是设计者内部的研发纪录和专利律师的意见书；(2)规避设计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这种合理程序是：专利检索、解读申请专利范围、进行规避设计、专利律师评估、客观自我评估。如果做到了上述两点，但其结果仍然是规避失败，构成侵权，只要当时出具意见书的是合理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原则上该专利侵权的责任仍属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确认救济
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也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做出使专利无效的建议”为前提条件，赋予被保险人确认救济的义务。被保险人因进行确认救济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情况下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利法，通常都规定哪些情况是不授予专利权的。另外，各国专利法也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因此，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向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提出争议专利存在不得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主张该专利无效。这一行为一般称之为对专利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该专利将被视为无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假如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对争议专利提起确认诉讼等挑战仅是挑战者自己的一种合法权利。挑战成功了，则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侵权损害；挑战失败了，其后果由挑战者自己承担。然而，一旦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对争议专利的挑战与上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被保险人挑战失败了，不仅使其本身增加财务负担，而且可能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因为保险人赔偿责任还包括相关费用。因此，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被保险人自身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使还必须考虑其对保险人的影响。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必须征得专利律师的同意。
那么，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是否应先通知保险人?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可能引起或扩大损害的主观危险行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37条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似乎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但被保险人的挑战行为实质上也是以避免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国家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导致危险增加时，无须通知保险人。这一点，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范。因此，未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引起争论。
在专利实务中，有些企业可能收到专利权人发来的专利侵权警告，其内容之一就是，专利权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如提讼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即将面临侵权诉讼。此时，若被保险人主动向专利发起挑战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甚至扩大损害，其结果还可能增加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当面临侵权诉讼时，被保险人有权采取法律行为，但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双方必须协商一致：被保险人所采取的各种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必须是合理谨慎的。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据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挑战专利有效性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保险人负担，即使未达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效果。至于被保险人是否也如同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的那样，必须征得保险人同意并与之达成共识，我国《保险法》同样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此应注意，对被保险人而言，即使其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是在取得了专利律师的意见书之后进行的，也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已经遵守了其与保险人的限制约定。这是由于专利律师良莠不齐，对于策略的选择未必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因此，瑞土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所采取的挑战专利有效性等行为，必须是经过一位相当谨慎，而且熟悉被保险人所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建议而进行的。换言之，若被保险人所进行的专利有效性挑战，不能被视为经过相当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的建议进行的，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当面临诉讼时，被保险人的法律行为不够合理或谨慎、未取得保险人同意或未与保险人达成共识，也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四)取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他人可主动与专利权人联系，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的授予，即使在即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也可以如此。即使存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主动请求专利权人授予其专利实施权这也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并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说明这是合理谨慎的策略选择。因为这对保险人而言，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遭受专利侵权指控，进而减少或避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专利实施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侵权，则被保险人必须保证获得的专利实施权足够充分，以确保日后不会受到侵权损害赔偿的指控和请求。如果由于资金的不足，或对自己的产品与专利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而未能获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从而导致虽然获得授权，但仍然在未来造成侵害专利权。其后果是，不仅被保险人得不偿失，也可能会导致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专利律师基于善意，以意见书的形式认为被保险人应该以授权、交叉授权或受让等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则被保险人有义务取得专利实施权，以防止发生专利侵权；并且被保险人取得的专利实施权应保证足以使此后的行为可以免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指控和请求。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使同一项专利在不同的国家也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要使自己的产品在所有具有同样专利的国家都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则被保险人必须向所有具有该项专利的国家的专利权人请求授予实施权。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被保险人的使用费支出。因此，在专利实施权授予中，被保险人往往会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以减少使用费支出。当然，被保险人应事先考虑其产品不在哪些国家制造、销售或使用，然后再考虑不请求这些国家的专利实施权授予。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为了节省使用费支出，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最终导致在这些国家发生专利侵权，此时，保险人可援引上述充分取得专利授权义务的规定，主张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其义务，该专利侵权不属承保责任范围。
四、被保险人减轻损害的义务
第9篇：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专利权；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损害赔偿
近年来，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特别是出口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我国出口产品最主要的市场。然而，我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在不断遭遇传统的贸易壁垒的同时，又面临着上述发达国家另一种更具威慑力的贸易壁垒——专利壁垒，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一种贸易壁垒，专利壁垒是指专利权人依其专利权，对进入其本国市场的外国产品以侵犯其专利权为由，向司法机构或专利管理机构，阻止该外国产品的进入，或向该外国产品的出口商或制造商征收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其结果是，要么该产品无法进入他国市场，要么该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该产品退出国际市场。如何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不仅是生产企业、出口商应及早采取对策解决的问题，也是保险业应予以思考的问题。如何充分利用保险这一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的有效机制，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化解专利壁垒所带来的风险，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巩固和提高竞争力，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将这种风险纳入了保险人的承保责任范围——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险保障。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那么，在我国的责任保险中是否可以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保险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若按“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释，只要是专利法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似乎保险人都应予承保；若按“合同的约定”解释，保险人可以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排除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列为不保事项。但从保险制度提供被保险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料的偶发事故的发生所遭遇的损失，可经由保险人补偿损失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来看，如果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造成损害发生，如故意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则保险人并无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这是维护保险制度不可缺少的。因此，如果被保险人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而导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应被列为除外不保事项。
各种必要费用属于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范围。《保险法》第5l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仲裁或诉讼费用是指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因仲裁、诉讼而产生的费用，这一费用的计算比较简单。所谓“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一般包括以下费用：
(一)请求确认救济的费用
“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确认救济的请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即将面临诉讼；(2)经保险人同意；(3)经合理谨慎的专利律师事先出具意见书，认定该确认救济行为是基于专利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而进行的；(4)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请求确认救济。若符合上述条件，请求确认救济行为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
(二)其他抗辩费用
依照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下列情况所产生的抗辩，保险人须赔偿该抗辩费用：(1)符合承保协议的“损害赔偿”请求；(2)第一次向被保险人所作的“停止侵权”的请求，并且该请求已经以书面通知了保险人。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又规定，在损害赔偿或停止侵害的请求结果确定之前，保险人对抗辩费用不负责赔偿。这一点对可能拖延多年的专利侵权诉讼的被保险人不利。
三、被保险人避免损害的义务
保证避免损害在各国保险法上被视为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之一。这一点通常包括在被保险人的保证条款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被保险人基于其与保险标的距离最近、最了解标的的性质和特点，其进行的避免损害行为最为有效，能充分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
就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依照专利法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必然是保险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同时，被保险人还应履行保险合同中其他可能的避免损害的义务。因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通常应履行以下避免损害的义务。
(一)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判断一项产品是否构成侵权，其主要标准是，确认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是否相同。依多数国家专利法，下列四种情况构成侵权：(1)争议产品与专利产品在必要技术的构成元件上完全相同；(2)争议产品除了包涵专利产品的全部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又增加了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元件；(3)将专利产品中的一项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均等物置入争议产品中，其他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两者完全相同；(4)争议产品中缺少专利产品中的一项非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但两者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完全相同。但下列两种情况则不构成侵权：一是争议产品中至少有一项以上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二是争议产品中缺少一项以上的专利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由此可知，被保险人要想不构成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必须保证其产品中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能被置换成与专利产品的必要技术构成元件不同的元件。这就是被保险人的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否则即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违反保险中被保险人应履行的义务。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保险人又将“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延伸到“专利文献查阅义务”，即在研发工作开始时查阅专利文献，以确定其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专利权。因为以此为起点才有可能更好地履行专利元件可置换性义务。
上述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鼓励被保险人尽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发挥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作用。因此，只要被保险人尽最大努力做到了，即使未达到避免损害的效果，其费用也应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相反，如果专利侵权损害与被保险人的上述义务的违反存在因果关系时，保险人可不负赔偿责任。
(二)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规避专利设计是指，为避免侵害某一专利权所进行的一种具有持续性、创新性的设计活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这种活动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行为，受专利制度所保护。本来是否进行规避专利设计并非专利法上的法定义务，但合理且适当的规避设计确实能起到避免侵权的效果，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的规避设计的建议”作为必要前提，赋予被保险人规避专利设计义务。
在美国，被保险人欲进行规避专利设计以避免故意侵权，则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1)要出于善意。这种善意的证据是设计者内部的研发纪录和专利律师的意见书；(2)规避设计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这种合理程序是：专利检索、解读申请专利范围、进行规避设计、专利律师评估、客观自我评估。如果做到了上述两点，但其结果仍然是规避失败，构成侵权，只要当时出具意见书的是合理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原则上该专利侵权的责任仍属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三)确认救济
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确认救济是指被保险人向法院、专利管理机构或向专利权人请求确认专利权无效、不可执行或未受侵害的行为。瑞士再保示范合同也以“合理谨慎、熟悉被保险人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做出使专利无效的建议”为前提条件，赋予被保险人确认救济的义务。被保险人因进行确认救济所产生的相关费用，通常情况下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根据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专利法，通常都规定哪些情况是不授予专利权的。另外，各国专利法也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因此，作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向法院或专利管理机构提出争议专利存在不得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主张该专利无效。这一行为一般称之为对专利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该专利将被视为无效，自然也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假如不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对争议专利提起确认诉讼等挑战仅是挑战者自己的一种合法权利。挑战成功了，则有可能避免或减轻侵权损害；挑战失败了，其后果由挑战者自己承担。然而，一旦涉及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对争议专利的挑战与上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被保险人挑战失败了，不仅使其本身增加财务负担，而且可能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因为保险人赔偿责任还包括相关费用。因此，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被保险人自身权利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使还必须考虑其对保险人的影响。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必须征得专利律师的同意。
那么，被保险人在挑战专利有效性之前，是否应先通知保险人?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可能引起或扩大损害的主观危险行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37条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规定，似乎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但被保险人的挑战行为实质上也是以避免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国家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导致危险增加时，无须通知保险人。这一点，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范。因此，未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可能会引起争论。
在专利实务中，有些企业可能收到专利权人发来的专利侵权警告，其内容之一就是，专利权人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如提讼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即将面临侵权诉讼。此时，若被保险人主动向专利发起挑战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甚至扩大损害，其结果还可能增加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当面临侵权诉讼时，被保险人有权采取法律行为，但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双方必须协商一致：被保险人所采取的各种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必须是合理谨慎的。
我国《保险法》第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据此，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挑战专利有效性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保险人负担，即使未达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效果。至于被保险人是否也如同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的那样，必须征得保险人同意并与之达成共识，我国《保险法》同样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此应注意，对被保险人而言，即使其挑战专利有效性的行为是在取得了专利律师的意见书之后进行的，也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已经遵守了其与保险人的限制约定。这是由于专利律师良莠不齐，对于策略的选择未必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因此，瑞土再保示范合同规定，被保险人所采取的挑战专利有效性等行为，必须是经过一位相当谨慎，而且熟悉被保险人所从事的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所作建议而进行的。换言之，若被保险人所进行的专利有效性挑战，不能被视为经过相当谨慎且熟悉该项商业模式的专利律师的建议进行的，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当面临诉讼时，被保险人的法律行为不够合理或谨慎、未取得保险人同意或未与保险人达成共识，也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四)取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他人可主动与专利权人联系，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的授予，即使在即将面临专利侵权诉讼时也可以如此。即使存在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主动请求专利权人授予其专利实施权这也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并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说明这是合理谨慎的策略选择。因为这对保险人而言，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遭受专利侵权指控，进而减少或避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专利实施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侵权，则被保险人必须保证获得的专利实施权足够充分，以确保日后不会受到侵权损害赔偿的指控和请求。如果由于资金的不足，或对自己的产品与专利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而未能获得充分的专利实施权，从而导致虽然获得授权，但仍然在未来造成侵害专利权。其后果是，不仅被保险人得不偿失，也可能会导致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此，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的专利律师基于善意，以意见书的形式认为被保险人应该以授权、交叉授权或受让等方式取得专利实施权，则被保险人有义务取得专利实施权，以防止发生专利侵权；并且被保险人取得的专利实施权应保证足以使此后的行为可以免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指控和请求。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使同一项专利在不同的国家也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要使自己的产品在所有具有同样专利的国家都不会发生侵权问题，则被保险人必须向所有具有该项专利的国家的专利权人请求授予实施权。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被保险人的使用费支出。因此，在专利实施权授予中，被保险人往往会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以减少使用费支出。当然，被保险人应事先考虑其产品不在哪些国家制造、销售或使用，然后再考虑不请求这些国家的专利实施权授予。但瑞士再保示范合同规定，如果被保险人为了节省使用费支出，减少一些国家的专利授权，最终导致在这些国家发生专利侵权，此时，保险人可援引上述充分取得专利授权义务的规定，主张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其义务，该专利侵权不属承保责任范围。
四、被保险人减轻损害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