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技术创新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职工技术创新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由于党政部门的重视和各级工会组织的努力,全国范围内的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分析研究企业层面职工技术创新活动的机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在社会层面上进行宏观思考,使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融人社会整体运行之中,发挥其最佳功能,发挥工人阶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的主力军作用。
一、工会与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组织实施是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领导格局。工会组织实施确定了工会在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是工会工作服从服务大局和维护职工利益的统一,是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和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结合点。1.工会融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各级工会组织通过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与企业经营管理融为一体,有三个基本点:落实依靠方针,共谋企业发展,这是党委、行政和工会的共识;企业增效、实力增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职工收益增加,福利待遇提高,实现收人最大化,达到利益共赢;构成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核心作用,行政的中心作用,工会的群众性特点,实现三方优势的最佳结合。2.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是工会的重要任务,是工会组织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工人在劳动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里固然有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的社会背景,无疑也与职工文化基础差,技能单一,创新适应能力弱有关。职工技术创新活动全面提升职工的综合素质,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看意义有两点:一是维护职工的就业权。职工创新素质的提高,竞争实力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升值,可以获得劳动岗位或较优厚的待遇;二是维护职工的发展权。职工通过知识技能的积累,成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促使职工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职工技术创新活动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看,带有长久性和根本性,对此,各级工会必须有充分的认识。3.建立职工技术创新活动基金。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活动要有必要的经费投人,这是保证此项活动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要坚持荣誉称号和利益原则相统一。各级工会组织尤其是县级以上的工会都应筹划建立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基金。经费来源一是争取财政投人,二是工会按比例投人的教育经费,三是社会筹集,四是通过市场运作,把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成果推向市场。目前,国有企业工会对此普遍缺乏市场意识,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成果大多在本企业展示推广,应考虑与行政协商,把有社会价值和有重大经济效益的项目通过合作、股份、专利转让等形式进行市场运行,其利润的部分或全部纳入职工技术创新活动基金,实现良性循环。4.与工会“建家”相结合,纳人各级工会工作考核的内容。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应成为工会建设“职工之家”的重要标准,纳人工会制度创新范围。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创新结果,职工技术等级晋升人数,全员参与人数,技术创新成果转让等,应成为对相关工会组织考核的重要指标。上级工会可半年进行一次检查,年终进行评比总结,务求实效。
第2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职工创新工作室；经济技术创新
近年来，伴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和改革创新，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岗位技术能手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和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更多更好的专业技术娴熟、善于改革创新的优秀团队，需要我们在服务企业发展大局中认真开展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切实激发职工创新热情、提升创造潜能。
一、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功能与作用对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树立和培育创新理念，激发职工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主阵地。以劳动模范、首席技师、技术能手等各专业的领军人物为代表的创新工作室，可以把创新精神根植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中，让智力资源充分涌流，通过大力倡导“创新人人可为、创新就在岗位”、“敢想、敢干、敢闯、敢试”、“让智慧的脑袋鼓起财富的口袋”的理念，打破创新工作的神秘感，克服职工对创新工作的畏惧感，形成“职工创新无大小、职工创新无先后、职工创新无、职工创新无止境”的创新理念。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加强人才培养，提升职工技术技能素质的大课堂。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是深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抓手。通过充分发挥工作室“传、帮、带、培”的教育平台作用，以劳动模范、高技能人才、优秀技术人员为带头人，传技授艺，以一带十、以十带百滚动发展，全面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技能水平。
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促进技术交流，解决技术难题的助推器。创新工作室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围绕创新项目和工作现场遇到的技术难题开展技术交流、研讨、攻关，充分利用创新工作室的资源、信息、设施等条件，引导工作室主要成员，集思广益，积极研究、论证，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并不断推广和应用创新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科研生产实践的有效融合。
二、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中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
创建工作规划不清，定位不明。在创建过程中容易以传统的管理思维抓推动，将工作室创建简单地做成建阵地、搞活动，没有长期抓、抓到底、出成效的思想J识和规划定位，致使工作室偶有活动但推动慢、人员保障弱、工作效率低、作用发挥轻及成果转化阻碍多等问题出现。
规范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一是工作室主要成员的参与模式、工作时间没有规范要求；二是团队成员的职责分工、责任体系的建立没有明文规范；三是工作室运转过程中团队建设、学习培训、技术攻关、创新活动、技术交流、专利申请等方面没有制度支撑和保障；四是成果的应用转化、激励制度没有及时出台与实施。
过程管理弱化，成效不明显。在建设过程中，容易忽视过程管理，建了阵地，出了制度，却不注意过程管理和考核，导致建设工作虎头蛇尾，不出创新成果，不做技术交流，不解决实际问题，致使创新工作室建设工作成效甚微。
三、建设职工创新工作室，全面推进群众性创新工作，激发企业内生创新活力
构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推动群众性创新活动协调发展。一是建立创新工作室领导体系，使创建工作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二是建立团队工作管理体系，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与分工。三是建立人才培养管理体系，通过策划组织开展师带徒比赛、优质培训课比赛、技能大师讲坛授课等活动，切实职工的工作热情。四是建立创建活动和创新竞赛活动管理体系，评选优秀成果和优秀成员，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科学规划、逐步推进，确保建设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一是试点开展，逐步完善。活动初期，可以选择从基层单位级创新工作室建起，通过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逐步完善建设工作。二是拟定课题，规范管理。应紧紧围绕生产经营管理的难点、重点和企业发展的瓶颈，结合岗位操作、班组管理和重点科研生产任务，抓好攻关和创新项目课题的订立、审核与指导，明确攻关人员、工作程序和工作目标，增强攻关和创新项目课题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使创新成果针对性强、实施效果好。三是不断总结、深化发展。应与其它单位和行业间的工作室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内容，进一步推进建设工作。四是延伸领域，丰富内涵。应把创新工作室的目标不断向主攻目标之外的领域延伸，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以不断贴近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五是加强指导，深化过程管理。
第3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隐性技术知识 技术创新 功用
隐性技术知识的内涵及构成
技术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是指已经被获取并被编成手册、程序和规则的，易于传播和沟通的知识；隐性是指高度个体化的难以被形式化或沟通的，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包括个体拥有与组织拥有两种。分四个层次，见表1。
隐性技术知识的一般功用
隐性技术知识具有难言性、对载体的依附性、亲身体验性、经验性、垄断性与文化性等特点，依赖于个体的经验、直觉洞察力，深藏于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心智模式之中，植根于行为本身，附着在经验化的技能之中。显性知识决定组织现有资源组合、配置、开发及利用能力，隐性知识则决定着这些能力的持续。显性知识易于模仿，不能持久保持竞争优势，而隐性知识则难以模仿，可以保持持久竞争优势。隐性知识占知识总量的大部分，而显性知识只占隐性知识的一小部分。因此，隐性技术知识对组织创新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具体体现在：
隐性技术知识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支撑作用。隐性技术知识难以模仿获得，体现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很难体验到它的存在；显性知识是与隐性技术知识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模仿者只获得显性知识是不完整的知识，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某种结果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造成的，隐性技术知识常常起关键的作用，而模仿者却常忽略它，导致模仿失败。
隐性技术知识可以促使组织知识总量增加。隐性技术知识贯穿于知识积累的整个过程。缺乏相关的隐性技术知识，无法获得和吸收其它的知识。而知识总量的增加，将使组织保持已有的竞争优势。
隐性技术知识是组织认知学习的基础。组织的认知学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策略或行为意义上的学习，即组织从经验中的学习，目的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策略或管理方式；二是组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学习，即知识的吸收。这两种学习都以组织的隐性技术知识为基础。组织的学习能力是开拓新的竞争优势的根本。组织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的知识存量和知识吸收能力的不同。
隐性技术知识对技术创新的功用
技术创新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首次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动态过程。从过程上看，它包括创新决策、技术成果开发、中间试验、生产、销售等阶段；从内容上看，它包括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方面；从类型上看，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几种形式。
隐性技术知识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功用是靠直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包含着发现创新问题的启发性期待，孕育着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预期和“正确的”技术创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发现和解决，预先定向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过来又融入个人或企业的知识体系，形成知识的累积性增长。专家们把经验模式铭刻在心中，可快速地发现某一个特殊问题，并选择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隐性技术为个人有意识的探索提供了可预测和期望的空间。
（一）隐性技术知识对于技术创新各阶段的重要性
隐性技术知识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新技术领域的开创阶段，重要性较高；在生长、成熟和理性化的过程中，重要性逐渐下降。根据威廉·埃伯纳西和詹姆斯·厄特巴克A-U模型所揭示的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技术创新的发展经历流动性转换专业化新一轮循环各阶段，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呈现出此起彼伏的交互关系。
在流动阶段，各竞争者对产品设计和使用特征进行大量的实验，新产品技术在这一阶段非常粗糙、昂贵和不可靠，只能在某些方面满足市场需要。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产品创新方面，隐性技术知识对产品创新的重要性较高，对工艺创新的重要性较低。
随着竞争的展开，产品的主导设计逐渐趋向明朗，重大产品创新率下降，重大工艺创新率上升，技术创新进入转换阶段。产品多样性开始让位于主导设计。当产业进入这一阶段时，价格与产品性能成为竞争的焦点，而成本的竞争则会导致生产工艺创新步伐的加快。隐性技术知识对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下降，对工艺创新的重要性提升。
当某个行业以及它的市场成熟度和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时，为了生产出高度标准化的产品，生产流程会越来越自动化、集约化、系统化和专业化。技术创新进入专业化阶段。产品与工艺创新的根本创新会逐渐下降。这一时期的产业极其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产品和工艺创新以小的渐进方式进行。隐性技术知识对产品与工艺创新的重要性双双下降。
隐性技术知识在技术创新中重要性的周期性变化在技术复杂领域体现的尤其明显。如航空工程：开始，飞机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工匠式的尝试；晚期则出现了一个交织着理论、实验技巧和数据的知识库，完善为一个系统的知识整体，完全脱离了对工匠式的隐性技术知识的依赖。
（二）隐性技术知识对技术创新研发的功用
技术创新研发指通过开发、设计、研制，把知识形态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样机或新工艺模型，并经中间试验变成可进入生产领域的产品或工艺的创造性过程。
1.隐性技术知识对技术创新中技术概念形成的功用。在技术概念形成阶段，主要是技术理念的创新，属于创造性工作。研究人员和顾客的密切交往，使公司能够及时准确地捕捉顾客的需求，提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理念。理念的形成往往是一种直觉思维过程。研究人员能直观感觉到企业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却对生产的原因说不清楚，这种知道如何去做而无法言说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是创新的源泉。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工作氛围最有利于创造性的工作。在良好的氛围里， 研发人员通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助于隐性知识的交流、利用和作用发挥。
2.隐性技术知识对新产品开发设计的功用。产品设计阶段，是研发人员将隐性知识显性化阶段，是如何将头脑中模糊的知识清晰化成产品的阶段，也是在决策方案的总体框架内把应用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具体化，根据不同功能和用户需求，确定产品的结构、材料、造型、色彩、工艺等的形式、规律，使其转变为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目的的技术经济可能性分析报告以及相应的图纸、资料等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隐性技术知识的功用体现在：
新产品开发需要主体对市场需求的敏感能力。新产品开发是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的，要求开发主体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从市场需求出发，对市场需求特别敏感，有对市场需求的理解能力。顾客对需求问题的界定往往是非常简洁或不完备的，没有确切的问题陈述，目标模糊，不知道约束条件和标准，问题的情境也比较复杂。因此，开发主体不具备对顾客需求问题的敏感能力，就不能准确深刻地理解顾客需求，就不能开发新产品，更无后续技术创新。
新产品的设计需要设计主体的经验。新产品的设计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认识活动，其根本是对物品先进行描述，然后设计成一定的形式。它通常被认为是最迷人、最富创新的部分。因为对于顾客的简洁需求，设计者往往要设计出多个方案对将要生产的物品作最终描述，还要做到设计方案易于理解。易于理解的最广泛形式是设计图纸，被设计的物品往往同以前曾设计过的有某些相似之处，设计者便可将先前设计稍加修改利用，这样设计过程中设计者经验类隐性知识就显得尤其重要。
新产品的设计需要主体的联想思维能力。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史上，曾有这样一个因类比联想导致设计创新的经典：一位美国制瓶工人偶然看到其女友穿一条膝盖上面部分比较窄的裙子，由此，他联想到玻璃瓶子，从而设计出了别开生面的可口可乐瓶。
新产品开发设计需要主体之间的协作能力。现代新产品设计的复杂性，往往需要团队工作，需要多个专家的合作设计与相互协调。现代制造业多由机器完成，这样设计可能是一串数字的形式或计算机程序，这就要求一般设计人员与电脑设计人员间相互沟通、协调。新产品的设计是设计主体创造性地把应用研究的一般成果同技术创新的特殊目标需要及具体情境有机的结合起来，创新出一种可以在小范围内直接操作的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要融合设计主体、市场销售主体和决策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协作。
新产品开发设计需要企业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就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深植于企业员工内心，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使员工紧紧地联结起来，使不同的活动融会起来。在共同愿景的感召下，研究开发人员会充分发挥创造思维，不断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三）隐性技术知识对新产品试制的功用
新产品试制是指根据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要求，把知识形态的技术变成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新产品开发设计活动结果还只是一种认识成果，它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还需经过试制阶段才能得到检验和证实。由于试制在规模上比实验室大得多，需要有扩大规模的设备及相应的人、财、物力的投入，客观上又存在技术、生产、市场以及收益等风险，试制主体的经验、方法、有效的生产经营技巧等隐性知识尤其重要。可从三个方面看：
1.样品试制。它是产品由潜在技术形态向现实技术形态转化的决定性飞跃。一般来说，样品试制是在相对严格控制的、较为纯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怎样控制生产条件，如何纯化，在这一阶段起着关键作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根据研究技术人员自己的经验来作出决定的。样品试制主体凭借其经验，总能判断出哪些是变量，哪些是常量；总能抓住那些关键因素予以重点考虑，简化或忽略那些无关因素。这种能力是个体在长期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是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
2.中间试验。样品从实验室规模发展到工业规模，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中间试验步骤，它要在放大率适当的条件下进行，但如何选择放大率就涉及到许多经验和技巧。例如在化工领域，确定放大率的一个重点就是在相互比较的试验规模间有足够大的差别，其差异应大到足以暴露出效果的变化，即希望中间试验的结果与最终工业设备上的结果相对应，但中间试验的规模太大，又会造成浪费。有经验的试验开发人员总结出的典型放大路线就是方法与技巧的完满结合。
3.生产试制。生产试制是把中试产品推广到生产过程前的过渡阶段。因为对于中试产品人们常常不考虑成本如何，而生产试制是把中试产品与生产过程中的规模大、生产成本降低和便于用户使用等结合起来，在近似于生产的环境中进行的试验研究。在新产品试制阶段，如何选择试制方法，如何运用仪器，怎样处理误差，对结果如何解释或鉴定等，都离不开试制主体的经验积累，离不开其洞察能力。此外，新产品试制有时是试制主体在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某种原型为样板进行的，也就是在保留原型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进和创新，从而制造出与原产品不同的产品。这在模仿技术创新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许多重大技术创新在开始时往往都是模仿，模仿中得到教益，进行改进。
另外，无论是在样品试制、中间试验，还是生产试制阶段中，总要不停地对样机进行调试，对产品进行修改。这样，创新主体的安装调试方面的隐性知识就非常重要。由此可见，新产品试制与开发设计同样依重于主体的隐性技术知识。
（四）隐性技术知识对装配生产阶段的功用
装配生产阶段的隐性知识主要是生产装配操作类技巧和内化在员工头脑中的生产管理类知识，是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它依赖于经验积累，具有“经验积累依赖性”，如果不通过掌握它的人对未掌握者进行“师徒式传帮带”，很难显性化。即使通过自身的生产实践和管理经验积累逐步显性化，时间也比较长，而且效率低。
掌握装配生产阶段隐性知识的人与新装配生产对象之间存在着技术势，即相关实践经验与新装配生产所附载的隐性知识的关连程度差异。隐性知识在此阶段的重要性主要看这种差异的程度大小。如果差异程度小，则装配者可借助自己积累的隐性知识比较顺利地完成装配生产调试，发挥工艺设备的生产效力，否则，即使技术文件中的生产操作指导书再详细，产品或零部件的装配知识、机器设备的操作维修知识再完备也难以使装配生产能力发挥到最佳状态。
（五）隐性技术知识对消化吸收和改造阶段的功用
消化吸收和改造是对隐性技术知识的深层次挖掘，该阶段的隐性知识大部分以产品设计类方法和技巧等形式存在于研发人员的头脑中、隐含在技术产品图纸和设备中；说明书中未说明的零部件、关键工艺设备的设计试制原理等。研发人员的再创新必须靠对它们的消化吸收和改造，这比其它阶段更需要相关的隐性技术知识。原研发人员在特定的研发环境中，在他们个人主体或成员之间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对所有有用的知识存量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反复提炼、创造逐渐形成了主体特有的未编码化知识，如果消化吸收和改造阶段的研发人员未有多年学习工作实践的隐性知识积累是很难消化和吸收的。这是因为双方存在技术势的势差，势差取决于对该领域前沿显性知识积累的广度、深度、关联度以及长期的思维模式、经验积累所形成的个人独特的隐性技术知识，它决定了技术吸收者能否身临其境地领悟隐性知识。
第4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岩土工程与地质灾害的内涵我国的地质工程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它是一门研究解决从规划到竣工以及工程运行后的全过程的与地质有关的工程问题的科学。工程系统中地质体和地质环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符合大系统工程学的特点，其中又分为岩土工程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两个方面，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更能深刻的体现地质工程学的特点。岩土工程是指在工程建设中，涉及岩土体的开挖和加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指人们的建设活动对自然或人为作用产生的有害地质现象进行防治，其对地质生态环境的开发和管理，更加全面和科学。
地质灾害主要产生的原因有两种，一类是自然因素产生的；另一类是人为活动引起的，两者都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都属于地质灾害[1]。
在我国主要以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较多，而且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大，占自然灾害损失总额的四分之一。因此，要想减少地质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并且要尽量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2.我国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 我国地质灾害呈现出种类多、分布广、频度高、强度大、影响面宽、损失惨重格局，一方面因为我国处在一个地质构造复杂，地球生态多变的地理环境中，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经济相对不发达，承灾能力不强。 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是地质灾害两大类，其中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质灾害是第一环境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灾害，它不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转移；由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是第二环境问题，属于人为地质灾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不合理的挖掘能源，从而增加了地质环境的压力，导致一半以上的地质灾害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
2.1自然地质灾害分析 第一，滑坡。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受到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人工切坡等因素的影响，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地或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 它的发生引发条件很多，像地震、开挖坡脚、劈山放炮、滥砍乱伐等，都会引发滑坡。其中江、河、湖的岸坡地带、地形高大的峡谷地区，地震带等地质构造之间以及暴雨多发地区都容易出现滑坡。第二，泥石流。泥石流是由于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等产生在沟谷或山坡上的一种挟带大量泥砂、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是一种高浓度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颗粒流。然而，不合理的开挖、不合理的弃土、弃渣、弃石以及滥伐乱垦等都会造成泥石流的发生[2]。 2.2人为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分析 在地质灾害中，人为进行建设的活动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且其危害性远远大于自然状态下的地质灾害。其中，诱发速度快、诱发灾害面广、灾害损失巨大是人工诱发地质灾害的三大特点。例如，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铁路、公路等工程建设的开挖，使得瓦斯爆炸、地面坍塌与沦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常发。除此之外，人工滥伐森林资源，会造成土壤侵蚀、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从而导致洪灾的加剧发生；人工爆破常常会诱发岩溶塌陷、滑坡等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引起连锁性的岩溶塌陷。（如图2.2）
图2.23.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创新研究3.1严格按照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隐蔽性、复杂性、多样性是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三大特点，其中抗滑桩体现了它的隐蔽性，抗滑桩加锚拉加挡板加冠梁体现了它的复杂性，防治滑坡可以采用桩，也可采用挡土墙体现了它的多样性，这些大多以地下工程施工为工艺特点。可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岩土工程三者具有十分相近的工艺流程、施工工序，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可以借鉴采纳。其中，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主要有：
一、《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其主要针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现行施工技术，为其提供一定的标准和规范。
二、《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其主要为各类工业与民用以及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地基与基础、深基坑、高切坡、地基处理、基础病害工程防治等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水电水利工程预应力锚索施工规范》，其主要为各类水利水电工程的土石方、地基与基础和岩土工程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使工程更加符合标准，提高工程质量。3.2制定一些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首先，做好防治工程设计。在制定防治措施的时候，要根据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的成因机制、运动模式、易发性等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定。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根据灾害发生的原因来确定主要的防治途径，这样可以不断的积累经验，实现更好的防治；另一方面，根据地质灾害是否容易发生这一特点来确定防治目标，从而制定出防治工程的强度和工程量的大小。其次，制定出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工程措施 。要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现行行业的规范以及《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技术标准及资料，制定出切实可以的防治工程措施。
3.3有针对性的选择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第一，工程防治措施 。防治地质灾害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工程防治措施，其适用条件和方式都比较广，便于实施。例如，对于大多数房后切坡造成的小型土质滑坡，可以选用滑坡后缘地表排水、前缘支挡或削方减载护坡等工程措施，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土质滑坡问题；对于中型以及更大的滑坡，应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资料选择工程防治措施，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质量，以减少灾害的再次发生。（如图3.3）
图3.3第二，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言外之意就是利用植树造林，种草护坡以及合理耕牧等方式来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应用范围广、投资成本低，能够有效的促进生态平衡，较好的改善自然环境条件，防治作用持续时间长等是生物工程的特点，这一工程措施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其效益，这样就使得防治效果不是很理想。 第三，其它防治措施。在选择防治措施时，要根据地质灾害的特点和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进行选择性。例如，在泥石流、地面塌陷比较严重的地区，可以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保持水土，减少灾害的发生和经济损失，更具有长远意义[3]。
第四，避让措施 。它包括雨天避让措施和搬迁避让措施。一方面，对灾害隐患点和变形斜坡，可以采取雨天临时避让措施，各镇根据该地的自然经济情况，在防灾预案的基础上编制安全转移预案，对于受到雨天威胁居民，可以将其进行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首先要按照就近原则进行，其次还要确保转移地不受地质灾害和其他灾害的威胁的原则进行。另一方面，对一些危险性大、危害性严重的地质灾害，其防治费用超过搬迁费用以及再建房仍然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这样的地区进行防治的成本就太高，可以采用搬迁避让措施，从而有效的解除了地质灾害的威胁。 4.结语 总而言之，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非常的艰巨，道路也相当的漫长。地质灾害的危害性大，使得人力、物力损失严重。因此，要将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不断的引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让其发挥很好的作用，使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施工技术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刘传正，地质工程勘察、检验监测及设计施工与灾害防治技术研究[J].中国科技，2010(3).
第5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本刊特约记者王云玲)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影响,使得中国纺织工业进入经济大变局之中。虽然2009年行业经济稳步回升,但受国内外经济格局与政策环境新变化的影响,2010年纺织工业仍需要继续努力,争取进一步向好的走势发展。产业的外部环境因素是难以改变的,但自身的发展路线是可控的和可选择的。只有紧紧围绕调整产品结构与技术创新,才是行业走出困境的最好出路。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中国结构调整不期而遇,使中国纺织工业遭受严重冲击,并在今年年初到达谷底。其影响主要表现为:纺织工业国际市场萎缩,国内竞争加剧,亏损企业增多,利润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从业人数减少,企业停产关闭增多。要想尽快摆脱危机影响,产品创新是关键,也是纺织工业整个创新驱动的聚焦点,产品创新必须和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需要转变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通过技术升级和工艺改造来控制成本,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
在湖北黄石锦绣纺织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总资产1.6亿元人民币,工厂占地5.9万平方米,从业人员600余人,拥有精梳毛纺织设备8000锭,剑杆织机52台,以从事高档西服和时装面料生产为主,集产品设计、染色、纺织、后整理及西裤加工于一体。公司从创建以来,连续引进了日本、德国、意大利及法国等国的世界一流生产设备,工艺和技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公司可年产180万米高品质精纺呢绒,年加工高档西裤25万条,在国内已较有规模。在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引进了武汉科技学院副校长徐卫林2009年研发的新技术“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并在徐校长的技术理论基础上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使该技术在应用中更适合锦绣生产的需要。
锦绣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戴旭峰认为,徐卫林教授的“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是适用于多种纤维纺纱的新型技术,它缩短了纺纱加工流程,降低了能源消耗,拓宽了原材料的再利用渠道。公司在引进该技术后结合实际生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技术进行了产业化处理:一是粗纱和长丝喂入系统。为了合理利用空间,实现粗纱和长丝合理排布,改造细纱机粗纱架,实现粗纱和长丝主动喂入。二是粗纱、长丝运行路线。粗纱、长丝运行过程中,防止粗纱与粗纱、长丝与长丝、粗纱与长丝打绞断头,一锭喂入两根粗纱,在中罗拉和后罗拉给两根粗纱定位,一般间隔距离为8―10mm,在前罗拉使用特殊的集合器,确保两根粗纱在牵伸区内平行运行。 三是粗纱、长丝准确定位系统。由于粗纱位置相对固定,从长丝喂入开始定位,在前皮辊的上方装上特殊的导纱轮,可以根据要求调整长丝与粗纱须条的相对位置。四是长丝张力控制系统。对喂入长丝张力进行控制,确保同一机台长丝的张力稳定和相对一致,并能根据需要进行调节。五是牵伸装置的改造。由于粗纱条重也有极限要求,要实现超高支纱牵伸技术要求,必须提高牵伸倍数,将原有的牵伸倍数提高一倍。六是导纱钩改造。降低导纱钩到加捻三角区处形成的小气圈直径,有利于纱线捻度上传。总之,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原料组合和前处理、纺纱、织布、染整、服装加工以及装备改造等环节,是整个产业链的集成创新,打破了传统极限纱支的概念。原来的极限纺纱都是运用优质原料纺制而成,而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却可以运用普通原料轻易地实现超高支纺纱。该项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毛纺面料300公支的极限纺,在工艺上实现了技术价值的最大化。
戴旭峰还说,自耿学刚先生出任公司总经理以来,在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对车间的照明系统、空调运转方式、以及部分设备的电器控制都进行节能改造,并积极响应国家环保号召,对原污水处理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安装了当地首套污水排放远程监控系统,排放指标优于太湖标准, 40%中水回用,分离出的污泥直接送到锅炉焚烧。不仅杜绝了污泥的二次污染,而且将废弃物有效地利用。一系列的工艺改造和技术升级,使公司在同等生产条件下,燃煤用量下降了30%以上,煤单耗由原来的4.8公斤/米下降到现在的3.9公斤/米。加上新技术的应用,能源一项就比普通的环锭纺节约15%,原料成本也节约了40%。一整套的节能处理和新技术的引进增强了公司的免疫力,这也是公司能在大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从容应对并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6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公共空间 艺术机构 在地影响力 观众拓展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色的发展趋势
1、典型公共空间共生性的可能：政府、社会力量（艺术机构）共力关联。公共空间，根据众多学者及基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常态的公共空间多指我们能够看到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如街道小区、公园等，从另外一个创意拓展层面，往往透过商业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公众日常消费境遇下的空间，如娱乐场所、剧场剧院等，包括本文所提到的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民间文化活动所需场地。
随着政府管理方式向治理的转变，社会治理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市场竞争、有机结合、多元共治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公共空间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模式的可行性在于：地方政府的切实重视和主导作用，服务者的主动开拓与创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是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关键因素。
2、国外典型公共空间创新模式剖析。典型的公共空间，其功能应当概括为“观、演、憩”三部分。
对于“观”，传统意义上多为群众在一定空间内单向观看艺术群体的表演行为；“演”则意味着演员可以尽情在空间内进行自我情感及社会意义的内外阐释。而从现代观者角度而言，不论是剧场，还是新近缔造的公共演出空间，均应可以关注“憩”这个功能在剧场中的体现。
进一步阐释“憩”，在观众层面，应为主动发生状态，因为人们来到剧院等公共空间，是为了抛开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与烦恼，这种动力自然多来自人的内心深处，因此，更多具有主观性质。
从“观、演、憩”到“憩”的营造，紧接着就是“憩”空间的营造了。在国外传统认知中，是将公共空间单独作为观众走进演出的一个“通道”，是物理层面的物质过程环节；而作为艺术机构、艺术表演工作室提供演出内容层面，也是单独成为舞台的物质过程环节。
而在Rem’s Type看来，这样的体系似乎可以更加得以“融合”：空间与表演过程将观众、艺术机构、舞台“挤压”，成为相互关系的一个进阶。相比于传统演绎空间模式，进阶模式增进了空间与表演过程中的“重叠”部分，意味着作为一场公共空间的演出，空间与表演、观众是有着相互作用的，而不再仅仅是观众被动作用于空间、表演。
在传统观众、舞台、空间中，三者相互关系是相互割裂的，板块明细，作用则不再交叠，产生的效果持续减弱，不利于实践作用、理论分析指导；而在Rem’s Type模型进阶中，观众、舞台、空间在艺术机构的“影响”下，每一部分之间开始有了连接，甚至从不同的角度均有了可行性的关联与发展，限制性小了，多重交叠的作用则大了。
3、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模式”构建路径的提出。对比左右两种模式，不难看出Rem’s Type模型是传统模型进阶与发展。在传统模式下，公共空间、舞台与艺术机构只有少量交叠，观众接触艺术的途径较为单一，而通过Rem’s Type模型的构建，观众、空间与表演之间层层融合，艺术可以带入公园、社区等场所，观众可以通过更多重的渠道包括工作坊、剧场外的休息区域来直接融入艺术空间。
通过国外传统演绎空间及Rem’s Type模型进阶分析，可以发现：Rem’s Type模型进阶虽然已经将观众、空间、表演进行了关系更进一步的阐述。但是，以下问题依旧没有具体说明：
艺术机构作为表演方面的提供者，并未明确指出其主动性及在地影响力，也就是说推动力量不明确；
Rem’s Type模型进阶很巧妙将观众、表演、空间三者关系在认知空间中进行“交叠”，可是却没有明确指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途径，在各类实践策划、活动中依旧缺乏方法论，则无法说明其可行性；
Rem’s Type模型进阶未能指出观众、表演、空间，甚至也未能指出相关联主体的推动力是何种因素，仅仅是按照各个部分等份的境况，在实践之中我们并不能有的放矢，在模式普适性上缺乏能动性。
“公共空间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模式”，作为地点的公共空间与作为主体的艺术机构之间，通过 “创新机制”进行连接；而作为对象的民众与作为主体的艺术机构之间通过 “辐射机制”进行连接，这其中包括大型的公共艺术机构例如国家剧院团、演出机构与相对小型的个体艺术机构及艺术家。因此，可以看出，本文力求通过艺术机构影响力模式可行性分析：创新机制、辐射机制的路径搭建，借助艺术机构资源整合，推动民众、公共空间融合，拓宽艺术参与者融入程度，实现多元艺术机构影响力的普适性。
鉴于本文在观众、表演、空间三者上作出了传统意义上“观、演、憩”到“憩”的营造上的创新，在此将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模式动态化升级：如果说上文所提到的公共空间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模式图是静态的关系陈列，那么艺术机构在地影响力指针模式图则以指针围绕轴心运动的原理，象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艺术机构的牵引下，公共空间和观众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近，甚至重合，观众进入艺术空间，而艺术空间包容观众。
二、“艺术机构影响力”创新机制：艺术机构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创新路径能够将相对独立的艺术机构与零散而缺少规划的公共空间有机的衔接。北京地区的艺术机构数量繁多，然而大部分机构一直遵循单一的艺术呈现模式，认为美术馆就是进行美术作品展览交流的地方、剧场就是维持观演关系的最佳场所。
1、参与者专业技能的提升。通过参与融入相关艺术活动，最直观的影响即为参与者专业技能的提升。这里的参与者包括来自社会的普通民众以及组织引导艺术活动的艺术机构以及艺术家。观众进入公共艺术空间，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多方位感官互动，捕捉到艺术的呈现，在观看展览、演出、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提升对艺术作品、表现形式的认识、从而或多或少的提升专业技能，就像是通过授课，学生会获得知识，提升能力一样。
作为提供空间、专业引导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来说，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受众，探寻艺术拓展的方向。频繁的与活动接受者接触，实际上也是在磨合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本身，通过系列活动，具有普适性的创新路径得以修正与验证，为艺术机构未来发展提供指引，也为艺术家个人发展奠定更为接地气的理论应证。
2、艺术家影响力辐射效应的可行性。在此中，艺术家的影响力是可以长线辐射的。艺术机构在某个艺术空间的艺术活动通过有针对性的调整，可以适应并复制到多个不同空间。如金羽翼流动美术馆项目，就是将自闭症儿童的绘画作品展注入到购物中心、车展、企业、学校中来，形成其独特的可复制的流动品牌。
艺术家在这类艺术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影响深远。在吕易生老师的艺术教育课堂上，获收益的不只是课堂中的中小学生，还有倾听学习其理论的艺术家与老师们，这些推广者像种子一样播洒开来，将舞蹈普及教育的理念影响全国，甚至更广。
三、“艺术机构影响力”辐射机制：艺术机构影响力的普适性
对于公共空间艺术机构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在创新方法论上面，更多也应当侧重传播力度，而不论是小型个体艺术机构，或者国家公共艺术机构，都应当在创新的基础上，发挥其辐射机制艺术机构影响力的普适性。
第7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公司治理;所有权结构
一个企业要想维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采取卓有成效的创新手段，确保企业能够不断的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是企业保证处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工作情况下。现阶段我国的一些出口商品，大部分还是处在低附加值的层次，并且不能充分的掌握商品的核心价值，由此可见，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发展技术创新这一技术手段。企业创新意识的发展迄今为止，依然紧密的依托于一定的企业制度框架的构建，然而公司治理机制作为企业内部的有力决定机制，才是能够保证企业有效运行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决策机制。由此可见，企业的技术创新必然会受公司的治理方式影响。因此，将公司的治理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视角，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对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
一、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内容概述
(一)公司治理的内容分析
公司治理的本质内容概括来说可以认为是企业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的一种行为。而从狭义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公司的治理内容指的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制衡的行为，并且能够解决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一些问题。从广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公司治理指的是企业协调公司和其他利益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制度。
(二)技术创新概念分析以及其发展的特点分析
技术创新可以归纳总结为通过集成和综合知识等手段针对新产品及新流程进行创新活动，由此可见，技术的创新一方面需要员工进行长时间的、集体性的学习，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具备资源的长期投入能力。分析技术创新的概念，针对技术创新的发展，总结下来，一共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以下三个：
1、投资的专一性
投资的专一性指的是投资和技术创新过程的积累性和集体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每项技术的发展都同参与者们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效果息息相关，要想产生创新性专业技能，必须重视投资的专一性。
2、技术创新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
创造任何一个创新产品，都必须经历一个积极探索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资金和人力，除此之外，还会同非常多的环节和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论怎样，最终是否能够产生新产品，并不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定论，因此说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技术创新成果的未来回报具有非常大的不可预见性
之所以说，技术创新的成果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是因为就算在创新的过程中，企业采取了最新的知识、最新的产品或者是最新的技术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改革，最终也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关于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一些理论依据分析
一些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公司和公司相互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而技术的创新不过就是一些利益追求者要求取得最大化利益而已。然而，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有偏差的。实际上，公司的内部结构以及组织上不是完全相同的。
(一)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内容概述
“股东利益至上”的看法是建立在委托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点，具体指的是股东通过促使经理层工作，来确保以最大化股东财富的形式经营公司，关于这个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那些能够提升公司绩效的行为都隶属于股东对经营的行为和决策的控制力范围，并且，股东作为唯一一个在无任何确定收益的情况下还对公司进行积极投资的群体，公司的其他成员则全都是受雇于股东名下的。由此可见，对于这个理论，总结下来，其认为只有股东才是一个企业收益权利的实际拥有者，而其他的赞助者都不是必要存在的。而理论相关者理论占据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支持，该理论将公司看成是大量利益相关者的集合，这个理论总结下来，我们可以看出，其认为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财产来源并不仅限于股东投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和股东投入的实物资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不论股东还是其他员工，这些人都在企业上下了赌注，因此，针对公司中的技术创新发展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可能影响创新过程发展的所有因素。
(二)不完全契约框架
在合同不完善的情况下，面临创新产权分配问题时，消费者扮演的是创新成本承担者的角色，往往是消费者使得创新的产品商业化。在这样的经营模式的影响下，消费者和研究机构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大大减小套牢问题的出现，并且，只有当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相当的时候，才能维持创新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三方拥有者必须是不对产品产生任何贡献的普通投资方。并且，对于技术创新的发展来说，一个公司的技术是在创新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因此，失败的创新过程是通过哪一个公司可能会变得不必要，基于这种理论，过去参与过投资的人可能会主张进行索取，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会对技术创新的发展进程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组织控制理论内容概述
“组织控制理论”是由那些关注创新过程中基础性组织条件的外国学者们提出的，这些人认为一个企业要想进行技术创新，必须拥有以下三个条件：(1)战略性控制，这一社会条件指的是，针对投资策略公司必须能够对物力和人力资源进行分配；(2)组织整合，这一社会条件指的是，公司必须能够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起团队成员对技术创新的积极态度；(3)资金支持，这一社会条件指的是，公司在资金投入方面，必须能够持续的进行资金的投入，直到看到经济回报。
三、三大因素对公司治理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三大要素指的是：第一要素指的是公司对所有权、剩余收益权以及经营权的分配权力。这个要素从本质上分析来说，指的是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一个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决定着该公司的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控制能力以及该公司的决策者对投资的热情；第二个要素指的是筹资方式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的筹资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机制，而这些管理机制强烈的影响着公司的投资决策能力；第三种要素是关于人力资源的要素，出于传统原因，公司在治理的过程中，往往都忽视了这个要素，但实际上，人力资源这一要素是公司在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
(一)企业所有权结构分析
企业的资源配置结构是由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来决定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对技术创新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传统层面来说，财产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对公司的机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针对如何处理所有权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两种方式作为处理手段：(1)第一种手段是基于委托理论提出的一种方法，该种理论认为企业将所有权进行集中之后，可以加大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进而有可能降低与技术创新产生的相关费用；(2)第二种手段是面对在不完全契约建设情况下，强调公司多元所有权结构和不同的执行方式之间的联系。
(二)筹资方式对于技术创新支出的影响作用分析
针对技术创新的发展，企业是否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得资金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决定因素。作为具有可选择的性金融工具，债务筹资和股权筹资还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从一方面来说，发行新股可能会导致股东监管力度的降低；但另一方面来说，发行债券又可能会导致股东承担过度的风险，分析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股东面对着可能成功的项目，都是可以获得收益的，而债权人却独自承担着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损失。
(三)人力资源
企业的特定技能可以归纳总结为创新产品的基本输入，但是不管是从公司治理理论还是从公司技术创新理论出发，我们发现，这些理论的内容都很少涉及到人力资源的投资问题。因此，按照目前的理论来说，一个员工在接受一个公司的技能培训后，很可能会跳槽去了其他公司，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那么该员工进行的技能培训对提高生产率不会产生任何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现象还会造成该员工在新公司不能得到与之前培训相匹配的薪水。因此，这种情况有机会造成雇主事后调低薪水。而如果员工在之前就预期到了这种行为，那么在其学习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避免学习关于特地公司的技能，因为其在后期的回报是不可预知的。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这种现象更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四、对于基本建议的分析
总结之前的论述和分析，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可以从以下几点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完善：
(一)改善之前的所有权结构
不同的股东对待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适度的进行股权集中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来说，具备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会有一定数量的股东在获取企业长期利益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积极的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进行投资。但是，如果股权过度集中，企业则会出现片面追求稳定的情况，就会阻碍创新的发展；而当股权又处于过度分散状态时，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企业决策效率低下的现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很多上市公司还是国有股在绝对控股，这种局面，阻碍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利于公司开展技术创新。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股权结构，使得机构的投资者拥有一定的公司治理能力，并能够积极的参与公司管理的长期投资项目，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
(二)提高员工的参与管理程度
分析一些企业在发展特定人力资源的时候，出现的各种协调失败的问题，我们发现可以通过改变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达到提高员工在进行公司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的效果。具体措施可以通过组织员工参与管理，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提升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信任度的作用，并且可以使员工在管理的过程中积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企业必须重点开发人力资源，大力的鼓励员工进行再深造，并积极为员工提供培训机会，通过这种形式，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更优秀的人力资源。并且切实的实行员工的持股计划，真正的使得员工利益同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促使员工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技术创新中去。
(三)完善激励约束的机制
经营者对于技术创新的态度对于技术创新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企业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经营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有着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在面对技术创新的时候，有效的激励政策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还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将短期激励同长期激励相结合，采取多种激励手段搭配使用，达到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
(四)改善外部环境
创新的环境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来说有着不能忽视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创造出一个适合企业发展、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目前来说，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向技术创新进行转变，所以，政府更应该在政策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便利。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只有技术创新的成果受到合理的保护，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当前市场的情况瞬息万变，企业要想在严峻的市场竞争机制中维持不变的竞争力度，需要不断的进行技术上的创新，而技术创新同公司治理息息相关，本文详细的阐述了，目前企业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强化措施，能够有效的维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力度，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的扩展新的经营领域，占领新的市场，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作者:傅凌玲 单位:玉林师范学院法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董红星.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一个文献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12期
第8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8）01-0115-08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行业异质性；工业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约束；技术进步；环境保护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依靠工业扩张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却日益趋紧。目前，加强环境规制、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是支持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工业高质量发展又依托于技术创新。由于各行业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创新活动不同，行业异质性问题突出，这决定了在不同类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因此，如何在不同行业背景下实施合理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加强工业技术创新是政府及工业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从行业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在Griliches-Jaffe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期获得针对性的结论，为实现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一、相关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已作了一定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MichealPorter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尽管环境规制会导致治污成本增加，但合理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在弥补环境成本、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绩效，继而提高企业竞争力〔1〕。对于“波特假说”的成立与否，国外学者对此已有大量研究，并持有不同意见。部分学者的研究支持“波特假说”，如Lan-jouw，Mody，Murty和Kumar，他们认为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2～3〕。另一些学者的结论则不支持“波特假说”，如Jaffe，Palmer，Cesaroni和Arduini，他们认为环境规制同技术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4～5〕。
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定的前提。有些学者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展开研究，如王国印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波特假说”成立，经济较落后的中部地区不支持“波特假说”，并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负面影响〔6〕；沈能等的研究结果与王国印等的结果一致，并且在此结论的基础上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7〕。有些学者从时期差异的角度展开研究，赵红等的研究成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中长期满足“波特假说”〔8〕；李阳等应用面板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存在长期促进效应，其结果同赵红等一致，但同时存在行业异质性〔9〕；蒋伏心等采用两步GMM法发现环境规制同技术创新之间呈动态“U”型关系，在长期情况下也符合“波特假说”〔10〕。另外一些学者从行业异质性的角度展开研究，如王锋正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R&D效率的影响主要源于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规制〔11〕；然而任胜钢等的研究结果则不相同，他们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中、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作用，然而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12〕。
从以上文献梳理结果来看，目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地域差异性、时期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学者们在地域差异性、时期差异性上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在行业差异性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将工业行业分类为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基于Griliches-Jaffe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行业间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行业分类
考虑到2012年前后工业行业分类和命名存在差異，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统计口径，选取2009～2015年41个工业行业中3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其中，由于“B11开采辅助活动”“B12其他采矿业”“C41其他制造业”“C42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D4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缺失过多，“C40仪器仪表制造业”2010年后行业分类发生变化，故从样本中移除。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整合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整合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各工业行业分类采用李玲等的方法计算各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并按照污染物排放强度将行业分为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13〕。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1）计算各行业单位收入污染物排放量：
（3）将上述各污染物标准化值进行等权加和平均，计算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平均得分：
（4）将平均得分汇总，得到各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γ。
根据上述方法，使用201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各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并按照γ值将各工业行业分为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若γ≤0.0828，行业为清洁型行业，若γ>0.0828则该行业为污染型行业（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根据2010～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整理。
（二）模型设计
Griliches提出Jaffe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在Jaffe的知识生产体系中，知识生产是一种多投入的知识产出的过程，其关键是知识创新〔14〕。借鉴常规C-D生产函数，得出知识生产函数如下所示：
因问题探讨需要，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在知识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规制变量（ER）以及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改进后的函数两边取对数得：
根据前文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非线性分布，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此处采用Hansen创建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15〕。其基本形式为：
（三）变量界定
1.被解釋变量
技术创新（cre）。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其所发表的专利数量上，考虑不同年份政府政策、授权标准的差异性，许多受政策或社会环境等影响未被授权的专利也会被利用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故本文选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ER）。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指标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衡量：一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衡量，如张中元和赵国庆等使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16〕；二是根据污染物处理费用进行衡量，如张成等使用工业污染总投资与主营业务成本、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17〕；三是采用GDP/Energy指标进行衡量，如SoniaBenkheder使用GDP/Energy（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衡量环境规制，他认为该指标能够很好地衡量政府环境规制的真实效果〔18〕；四是采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衡量，如傅京燕和李丽莎将废水、废气、废渣数据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再分别赋予其权重测量环境规制强度〔19〕；五是通过计算单位污染物治理投入进行衡量，如王勇等基于单位污染物所需治理投入的思想，构建了新的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衡量〔20〕。
上述前两种指标均存在单一化缺点，第三种指标不适用于分行业研究，由于2011年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已不再对分行业“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SO2排放达标量”进行统计，导致数据缺失，因而也不采用第四种方法。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本文借鉴第五种方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3.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投入。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研发过程中的资金投入（K）以及人力投入（L），资金投入是研发过程的基础，人力投入是研发过程的关键。本文选取“R&D内部经费投入”、“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来衡量资金投入以及人力投入。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Schumpeter提出的“熊彼特假说”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创新能力也随之增强〔21〕。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与工业企业单位总数的比值衡量企业规模。
所用数据均来自2010～2016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计量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朱平芳等构造的R&D价格指数，对“R&D经费内部支出”进行平减，其公式如下：R&D价格指数=0.55×消费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2〕。式中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进行平减。
三、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3.0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确定了门槛个数，进而确定具体的模型形式。本文分别从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假设条件出发，以环境规制（ER）为门槛变量和解释变量，技术创新（cre）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进行门槛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清洁型行业分别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污染型行业分别在5%、1%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文运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两个门槛值γ1和γ2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为了得到更加精确、客观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考虑了异方差的稳健标准方法对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3和表4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在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中，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呈相同的变化趋势。对清洁型行业而言，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第一个门槛值0.223时，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数（-1.115）；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第一个门槛值0.223但小于第二个门槛值0.257时，影响系数变大但仍为负数（-0.769）；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0.257时，影响系数继续变大并由负数转变为正数（0.778）。对污染型行业而言，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第一个门槛值0.326时，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数（-0.857）；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第一个门槛值0.326但小于第二个门槛值0.828时，影响系数变大但仍为负数（-0.553）；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0.828时，影响系数继续变大并由负数转变为正数（0.808）。由此可以看出，在两类企业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均先呈折线，后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对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此时“波特假说”成立。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所以呈这种关系，笔者认为可能是以下原因：企业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压力下，首先会从环境污染的末端出发，增加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以满足政府对污染物排放的要求，这一行为对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产生挤出作用。随着资金投入的减少，企业的技术创新受到抑制。从回归结果上看，在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型行业中，资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的，并且系数都较大，即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大，企业的总成本不断增加，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会尝试从污染治理的技术出发，通过治污技术的创新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从而降低总成本。此时，该行为对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的挤出作用将会减小，但对技术创新仍有抑制作用。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继续提高，当其超过“U”型曲线“拐点”时，无法接受过高环境规制的小规模企业会逐渐退出市场，留下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行业整体规模扩大，市场集中度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回归结果显示，在清洁型行业中行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在污染型行业中行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虽不显著，但系数仍为正数，说明行业规模的扩大，整体上会促进技术创新。不仅如此，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治污技术创新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这将会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倒逼机制”，使得企业将目光转向通过生产技术的创新来降低污染整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获取更多利润。
（2）在清洁型行业与污染型行业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第二个门槛值存在明显差异，即其“U”型曲线拐点存在较大差异。清洁型行业中“U”型曲线拐点处的环境规制强度为0.257，而污染型行业为0.828。这说明了清洁型行业较污染型行业更早跨越“拐点”，即清洁型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规制提高的反应速度比污染型行业快。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1）在一个行业中，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大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技术调节成本的大小。当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时，固定资产比（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越大，通过生产技术调节来降低污染的成本越高，对环境规制容忍度就越高，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越强〔23〕。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2015年各清洁型行业的平均固定资产总额约为6465亿元，各污染型行业的平均固定资产总额约为13931亿元，污染型行业的固定资产总额约为清洁型行业固定资产总额的2倍多。图1为两类行业的固定资产比，结果显示除个别行业外，污染型行业的固定资产比明显高于清洁型行业。在清洁型行业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小，技术调节成本较小、设备更新相对较易，因此当面图1清洁型行业与污染型行业固定资产比对不断提高的环境规制时，企业能够较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在污染型行业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大，技术调节成本也较大，企业面对不断提高的环境规制要求时会优先从治污投资出发增加治污成本，从而挤占创新投入，因此污染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较慢。（2）从各行业特性出发，以生产资料制造业、设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组成的清洁型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以石油、金属、化工等重工业组成的污染型行业污染排放量大但治污能力强。因此当面临环境规制加强时，污染型行业能承受的强度较大并倾向于治污技术的创新，而清洁型行业则倾向于通过生产技术的创新来减少污染排放。
（3）根据门槛检验结果，本文以2015年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为判断标准，将研究的34个行业按照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分组（见表5）。在低、中规制组中，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负相关；高规制组中，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呈正相关。由表5可看出，按照环境规制强度分组，清洁型行业与污染型行业的分布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截至2015年，清洁型行业集中分布在高规制组，而污染型行业集中分布在低规制和中规制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9～2015年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U”型关系，政府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使其尽早跨越拐点，在控制环境污染的同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双赢”。
第9篇：职工技术创新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实证研究
1文献综述
自主创新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驱动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对科技投入呈喷发式增长，但效果却不明显。资料显示，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都依靠进口［1］。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如何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是经济新常态下迫切需要攻克的难题。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通过治理结构变革来推动技术创新，必然对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它是增进企业活力、改善绩效的重要途径［3］。我国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任海云(2010)收集了2004—2008年A股主板676个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了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且有一定制衡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R＆D投入，机构投资者与R＆D投入正相关，但国有股与R＆D投入负相关［4］。冯根福和温军(2008)以中国2005—2007年3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股权结构的基础上，还考虑了高管持股比例和董事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国有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制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5］。陈隆等(2005)以2003年7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实证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负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呈现U型关系，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资产负债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6］。公司外部治理结构。谢言等(2010)则利用2007—2008年270家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外部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商业联系和政治联系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发现商业联系和自主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治联系与自主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知识创造发挥了中介作用［7］。罗明新等(2013)考察了高管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创新［8］。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基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开展研究的，即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引导股东、董事会、经理层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效地配置创新资源，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但可能是由于样本选取时期和实证方法不同，结论并未统一。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2015年2月总理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在新背景下，如何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为此，本文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公司内部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再次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假设的提出
2．1股权结构与技术创新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基础，它决定了公司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分配，也影响着公司的技术创新决策。股权结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只考虑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股权集中度。虽然技术创新非常重要，但需要很高的研发经费投入，结果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创新失败，研发投入就构成企业沉没成本;即使创新成功，其收益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且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如果详细披露技术创新项目情况，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传递了一种重要信号，因此技术创新天然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公司高管构建自己商业帝国的天堂。在分散的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考虑到监督成本，不愿监督高管的经营行为，特别是专业性强的创新行为，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因此分散的股权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高管的创新行为，使他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出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考虑，大股东将会拿出切实行动，确保创新项目的有效投入和顺利产出，因此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为此提出假设H1: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股权制衡。自从LaPorta等(1999)发现大股东持股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分散的股权结构后［9］，公司治理焦点便从第一类委托问题转到第二类委托问题，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或高管人员的任命，主要是由最大股东控制，大股东甚至有可能与高管合谋将上市公司资源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企业中去，也有可能利用技术创新项目的不确定性进行各种利益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以获取控制权收益。宋小保和刘星(2007)构造了实物期权模型分析了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面对不确定性的技术创新，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大股东有更强的动力侵占中小股东利益［10］。为此，“股权制衡理论”认为，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能有效抑制大股东侵害，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因此提出假设H2:股权制衡有利于技术创新。
2．2董事会与技术创新
年内三会召开次数。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是股东的业务执行机关，监事会是股东监督机构，它们都代表股东的利益，出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肯定鼓励企业进行各种技术创新。因此提出假设H3:年内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国外许多研究都认为外部独立董事能有效预防内部人控制问题［11］，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里至少包含1/3的独立董事。国内学者也赞成利用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扩大董事会的视野，以发现前景良好的技术创新项目，因此提出假设H4: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
2．3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由于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导致股东和高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问题的存在，需要一定的手段实现股东与人的激励相容。主要的方式是授予高管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消除技术创新不确定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党印和鲁桐(2014)构造了多任务情况下的“股东经理模型”和“动态最优创新投资模型”，发现经理是股东时最有利于技术创新［12］，为此本文考虑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认为，技术创新费用当期投入，收益延期体现，会影响当年企业绩效。而高管货币薪酬是参考公司上年业绩确定下年发放标准的，对于风险厌恶型高管，当然不支持具有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的技术创新项目，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5:高管货币薪酬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但当高管拥有公司股份时，高管不再发生短视行为，而是着眼于公司的长远战略目标，支持进行技术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6: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3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3．1样本收集和指标选取
3．1．1样本收集
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4．0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库。首先选取全部上市公司，然后删除含有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删除金融和保险行业，剔除st、pt公司，删除相关指标缺失的公司，最终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
3．1．2指标选取
技术创新。测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用技术创新投入表示，如用科技人员投入、企业研发经费或研发强度表示。另一种是用企业创新产出表示，如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率或专利数量表示，本文用研发强度=研发经费/营业总收入×100%表示。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一般用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本文用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股权制衡一般用Z指数(公司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第2大股东持股比例)、S指数(第2大股东至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H指数(前几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表示，本文用Z指数表示。董事会。参考大部分文献的做法，选取独立董事比例和年内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三会召开的次数作为董事会代表股东的监督机制。高管激励。选取高管货币薪酬(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和高管股权激励(全部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激励高管的指标。控制变量。因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性、高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因此对当期财务现金充足性要求很高，所以把杠杆比例作为控制指标之一，并用资产负债率代表。企业成长性越好，未来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实力越强，因此把成长性作为第2个控制指标，用净资产增长率(net-growth)表示。自1942年熊彼特指出大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后，企业规模便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把规模作为第3个控制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表示。以证监会2001年行业分类为标准，把行业作为第4个控制变量。由于有72个行业，所以实证结果没有汇报它。上述指标的基本统计量见表1。从表1看，研发强度的平均值为0．59%，25%、50%、75%的分位数和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为119.8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两级分化情况严重，且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2．06%，表明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但股权制衡平均值为3．51倍，中位数为2．31倍，说明一股独大现象很普遍。独立董事占比在33%左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年内三会平均召开7．55次，中位数为3．25次。前3名高管平均货币薪酬43．58万元，中位数35．28万元，因此高管货币薪酬很高。全部高管持股比例平均值为23．84%，中位数为14.30%，说明我国日益注重对高管的股权激励问题。
3．2实证分析
表2为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因Hausman检验全部为负值，以及F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不为零，所以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表示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说明股权越集中，股东愈加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投入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假设H1得到满足，这与任海云(2010)的研究一致［4］。模型(2)发现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Z指数，它是逆指标，该值越大表明股权制衡能力越弱，因此我们认为假设H2得到满足。但是结合股权集中度，我们认为，虽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利于技术创新，但也不能出现“一股独大”情况，“一股独大”的大股东会通过技术创新项目的关联交易转移企业资源，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从而损害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模型(3)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与假设H4相反;模型(4)表明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与假设H3也不一致，但与陈隆等(2005)的研究结果相同［6］，与冯根福和温军(2008)的研究结果相反［5］。原因可能与我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制度缺陷有关。首先看监事会，它由股东代表和职工监事组成，其人选和报酬均由控股股东或高管决定，因此指望下级监督上级的违法行为只能事实上被空泛化和形式化。再看独立董事，要求他们在公司战略、运作、资源、经营标准以及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我国独立董事多由大股东向股东大会推荐，由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一般为大股东或高管的熟人或朋友，因此人选不独立;其次独立董事津贴由董事会制定议案，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因此很多独立董事成为“花瓶董事”、“人情董事”、“挂名董事”也就情有可原了。最后看股东大会，它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但中小股东从监督成本和收益角度考虑，大部分采取了搭便车行为，放弃了监督的权利。因此，可能是这三会存在的制度缺陷，导致独立董事比例和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模型(5)和模型(6)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假设H5相反，与假设H6一致。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高管的激励机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高管货币薪酬是参照市场经济国家高管工资水平和上年业绩定价，其结果不但远远高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而且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15年3月17日全球性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调查显示，中国高管员工薪酬差已经扩大至7.8倍［13］;其次是对高管实行股权期权激励的公司越来越多，表1显示平均值为23．84%。因此在这么高强度的激励制度下，高管有必要重视公司的长远发展，主动进行技术创新。
4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年内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必须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意识。自主创新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缺乏技术创新意识，研发投入较低。技术创新投入固然有风险，收益也有不确定性，但这仅是借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企业高管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意识，只注重眼前利润，不愿或者不全力以赴地进行技术创新。华为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标杆，2014年10月9日，华为以第94名进入Inter-brand在纽约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这是中国大陆首个进入Interbrandtop100榜单的企业。当然，仅仅依靠高管个人进行创新还远远不够，必须营造万众创新的文化氛围，我国企业要好好学习华为全体员工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文化，切实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占领技术发展制高点，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根本在于股东层面。虽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但也要警惕“一股独大”的股东利用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构造个人的商业帝国，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因此要采取适度制衡、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其次是董事会层面，我国虽然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建了一套权利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机制，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独立董事不独立、职工监事不敢监事等问题，还需对三会进行完善。最后是高管的激励机制。基于技术创新的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不仅需要货币薪酬的短期激励，也需要股权期权的长期激励。华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98．6%的股票都归“奋斗者”所有，任正非只占1．4%，这种激励模式促使华为员工主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各种研发活动，从而保持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我国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日益与国际接轨，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这虽然有利于技术创新，但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高强度的高管激励机制没有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不是激励机制没有惠泽关键岗位员工所致?到底是什么粘住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翅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试点员工持股制度能破解这个难题吗?这将是后续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我国力争十年成制造强国［N］．华商报，2015-05-20(A1)．
［3］盛晓娟，陶秋燕，鲍新中．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27(2):24-28．
［4］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5):126-135．
［5］冯根福，温军．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7):91-101．
［6］陈隆，张宗益，杨雪松．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05，25(9):137-141．
［7］谢言，高山行，江旭．外部社会联系能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一项基于知识创造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5):777-784．
［8］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6):938-947．
［10］宋小保，刘星．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投资选择的影响分析［J］．管理科学，2007(1):59-63．
［12］党印，鲁桐．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两个基本模型［J］．财经科学，2014(7):7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