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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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一)“建管不分”情况仍大量存在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前期物业管理中，开发商包揽建成后的物业管理业务即所谓的“谁开发、谁管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观存在，业主将对开发商的不满直接转移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从而引发了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所做的行业调查显示，开发单位利用“建管不分”掩盖前期遗留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2．50%，认为利用“建管不分”转嫁新建项目矛盾的占41．96%，认为利用“建管不分”压低物业项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项目房屋质量问题突出的占51．85%。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明当前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业服务企业缺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2007年10月，《物业管理条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相应修改，其中一项就是将“物业管理企业”调整为“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强调物业服务企业应以服务为本位，管理只是服务的手段。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仍然有许多物业服务企业没能及时更新观念，始终把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无法达到业主的期望，引发业主的不满，最终以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弃管收场。而伴随着弃管小区长期缺少专人的管理和维护，陆续出现屋顶渗漏、上下水及供热管道腐蚀、相关线路破损、环境卫生杂乱无章、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业主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工作难
对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来说，物业服务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而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很少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不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捆绑收费情况非常普遍。业主提出异议并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经常遭遇物业服务企业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威胁。当然，物业费收缴困难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数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对物业服务企业稍有不满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拖延交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而业主一旦拒绝或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维持日常运行，引发业主更大的不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物业管理吸纳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及部队复转军人等，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是由于物业管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大量就业人员的特点，导致了物业管理行业就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员工在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往往处理问题不及时、采取的方法不得当，甚至态度恶劣，从而引发新的物业管理纠纷。另外，由于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待遇低，缺少应有的尊重，导致物业服务企业的员工队伍缺少稳定性，出现了人才难寻难留的“两难”局面，不利于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而专业的服务。
(五)社会各界缺少对物业管理行业应有的关注
物业管理行业对于维护社区安定，解决大量人员就业，实现房屋的保值和增值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物业管理行业却未获得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地位。我国各城市住宅小区都普遍存在着业主私搭乱建、任意拆改承重墙、擅自接改管线等违规装修行为，物业服务企业本身没有行政处罚权，在履行了告知、制止的义务后业主仍违规施工的，只能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而显然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必要的高效监管，也没有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应有的支持，一方面仍有大量业主违规装修，严重影响了住宅小区的整体性和房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相邻业主面对投诉其他业主违规装修的情况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也认为是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不力所致，加深了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误解;同时，《物业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保修期内房屋及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出现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但由于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往往将诸如屋顶渗漏、墙皮脱落、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开发商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并将责任归咎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只要物业服务企业不及时提供维修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使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增大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难度;另外，各新闻媒体对于物业管理行业的正面报道很少，普遍认为业主是弱势群体，一旦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出现纠纷，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将各种纠纷产生的原因直指物业服务企业，给整个物业管理行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物业服务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物业管理行业正在成长中，需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固然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各界也应该充分肯定物业服务企业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环境当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物业管理行业应由的关注和扶持，为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一)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
要从源头上避免开发商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转嫁给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彻底改变“建管不分”的局面，真正实现“建管分离”。物业管理中引入招投标是物业管理市场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开发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明确双方之间责任的划分，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得项目，通过竞争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进而逐步实现全行业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市场化的合理价格体系，减少物业管理纠纷的出现。
(二)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严把市场准入关，严肃处理没有资质等级和超越资质等级承接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及时对服务不规范、社会形象差的企业进行整顿;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业树立正确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为物业管理活动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力争让那些服务质量高、品牌形象好的物业服务企业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项目，进一步带动更多的物业服务企业不断改善服务，提高竞争力，行成良好的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同时还要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管理，建立有效的人员录用、考核机制，不断改进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为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交流的机会，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三)充分发挥业主自治作用
2007年10月正式生效的《物权法》明确提出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为业主参与物业管理区域的自治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商业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业主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很少能找到适当的途径来维权，对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共用部位用途、利用共用部位经营等侵权行为也无能为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指导住宅小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成立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充分发挥业主的自治作用，让业主参与到物业管理活动中，监督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共同维护小区的安定团结。
(四)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特色经营
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开展的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显示，物业服务企业经营效益情况不容乐观。仍有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保本或微利企业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势必导致物业服务企业很难留住高层次专业人才，无法保证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利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方面，应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杜绝物价持续上涨、物业费永恒不变的现象。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组织小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就物业管理服务与收费标准展开积极探讨，依据实际市场情况动态处理相关问题，真正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物业管理活动中来;另一方面，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特色经营服务，并对物业管理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物业服务企业的负担，稳定好物业管理从业人员队伍。
(五)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地位
物业服务企业在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物业区域内公共秩序的维护、市政设施的配合管理、物业的装修管理等，其内容带有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通过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区内开展宣传教育、安全防火、治安防范、环境卫生、园区绿化、房屋维修养护等工作，有效填补了政府对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以外的社区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空白，完善和发展了城市管理功能。尤其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更要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实施物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帮助业主在日程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节能环保的理念，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中水循环利用等节能环保措施，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专业化中的重大作用。
三、结语
第2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马克思地租理论
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乡村并入了城市的之中，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快速向前迈进。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趋势看，我国已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原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兴城市陆续的形成和出现。农村城镇化则是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然而在推进城乡—体化进程中，原有的郊区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去土地的农业人口数量日益增多，而实际征地过程中，政府往往并未遵循马克思地租理论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生活堪忧。
一、马克思地租理论
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地租由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构成。地租是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的产物，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是地租存在的前提。
1、级差地租理论
马克思地租理论认为，级差地租的具体表现即为资本主义农业中租地农业资本家经营面积相同而质量不同的土地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数量不同级差地租有两种形式：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是由雇佣工人在肥沃程度较高或位置较好的土地上创造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同样条件下，依靠对同一块土地连续追加投资而形成不同劳动生产率，由此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而转化的地租即为级差地租Ⅱ。对土地投资方法的差异使得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从本质上看，它们由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级差地租Ⅱ要以级差地租Ⅰ为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认为，引起级差地租发生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因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土地地理位置的优劣和在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而形成的不同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自然方面的原因；另—个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即在土地有限的基础上形成的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垄断。同所有资本家一样，农业资本家只有在能够获得平均利润的前提下，才会对农业投资。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本主义土地经营权的垄断，优、中等地的数量有限，必然会有一部分资本家必须耕种劣等地。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种植优、中等地的资本家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其个别生产价格会低于劣等地个别生产价格，但是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必须由劣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来决定，因为种植劣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获得平均利润。因此这样经营优、中等地的资本家除了能获得平均利润之外，还能获得长期的、稳定的超额利润，构成级差地租，其源泉是来自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剥削劳动的结果。
2、绝对地租理论
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垄断所取得的地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土地所有权归私人拥有，因此所有的土地包括最坏的土地都必须向所有者缴纳一定的地租。地租的产生以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上，级差地租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其生产价格产生的差额，因此可以看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是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
从本质上讲，绝对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以垄断土地所有权为前提获得，它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形成了地租。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的本质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内的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或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会按他们的不同的平均构成，生产出不等量的剩余价值”。
二、从马克思地租理论角度看我国农民失地问题的现状及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不断推进，我国已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原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城市陆续形成和出现。农村城镇化则是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也凸显出来，伴随着城市不断想农村扩张，原有的郊区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地农民只能涌入城市寻求生存的空间，同时给城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担。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现代工业的大机器生产与农业落后的小规模经营）的客观存在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所造成的困境，割裂城乡关系，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我们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以及失去土地的农业人口的生存和生活所面对的问题。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使用权掌握在农民手中，管理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既统又分的双层经营方式。但这种经营方式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拥有，土地使用者就必须把自己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所获得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上缴给国家或集体。这种方式利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扩大其自，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发展。但由此却带来另一难题：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农民既失去了土地这一就业、生活、养老的依靠，又不能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失地农民问题成为了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按照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土地价格是出租土地资本化的收入，包括了两大部分即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以及经过长期的农业利用后土地已有的劳动积累以及农民为改良土地而投入的劳动和资金的价值。由于我国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所以土地的经营者只能得到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主要应归土地所有者即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政府征用农民耕地的补偿中应该包含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个部分，然而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存在着随意规定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甚至是私自降低征地标准等现象。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地租理论中的土地价格理论，而且严重损害了广大失地农民的权益，影响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失地农民享受绝对地租权益遭侵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土地得到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城市化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征用过程中，城市土地使用者在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获得超额利润后，这部分超额利润应该交予土地的所有者。但实际征地中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无法获得这部分超额利润，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其次，级差地租的分配未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在我国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地理位置的优劣是判断土地价值的重要因素。被征收的土地级差地租在征地前和征地后产生两次增值。但在我国实际征地过程中，征地前因城市化发展级差地租的增值以及征地之后进行经营规划后的级差地租的增值这两次增值大部分都归于国家所有，农民在丧失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后却没有能获得其应得的利益。
再次，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违背土地价格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土地价格理论，土地的价格是由地租决定的，土地的所有者卖出的不仅是土地本身还包括其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市场上，政府利用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低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城市的土地使用者，农民获得的补偿大大低于其应得的金额。失去了土地之后的农民生活堪忧。
种种问题的存在导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利益收到了极大的侵害。土地被征用后，由于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广大农民也失去了获得级差地租的权利，加之在征地过程中补偿偏低，农民生活很难得到保障。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必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启示
第一，明确土地产权问题，维护失地农民利益。按照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绝对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级差地租的产生是因为对经营权的垄断。在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造成了地方政府垄断经营，绝对地租流入了地方政府的口袋。土地被征用后的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绝对地租，而且还失去了获得级差地租的权利。针对这种现象，要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首要必须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以便广大土地所有权主体能在实际操作中有效行使相关权能，维护自身利益。
第二，完善征用耕地补偿办法，提高补偿安置标准。在耕地征用过程中要按照“既确保失地农民不因失地而影响原有生活水平，又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提高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保障失地农民在安置上和生活上的需要。
第三，努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是多数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保障。要解决好农民失地后的生存发展问题，一方面要参照土地的市场价值制定合理的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另一方面还要拓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失地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待遇。
第四，做好失业农民就业培训工作，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由于务农是我国多数农民唯一的生活技能，因此必须做好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着重培养职业技术、岗位技能等，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同时也要鼓励、支持、引导失地农民自谋职业，为失地农民创业、再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
第3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
第4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
第5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但在具体推进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匹配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整体规模和承载能力，人往哪里走？成本有多高？钱从何处来？这三组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成为政策设计时必然面对的挑战。深入探讨和系统考量这三大难题，对于设计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实现的可行路径，形成以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契机的户籍―土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来制造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转移，企业区位选择的重新布局可能会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那么作为生产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劳动者这一要素是否也会在同期逐渐向地区转移？他们在不同类型城市选择时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动趋向不同带来的分布格局差异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而相关政策理应在充分认识这一劳动力迁移实际下因势利导，相机抉择，而不仅仅是按照理论知识或者西方经验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财政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财政资源的浪费和城市布局规划目标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扩散而国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倾斜，那么业已存在差距的继续拉大会形成对农民工逆向拉力，使农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财力和经济要素的双重制约而举步维艰。因此掌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是保证政府规划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农民工择业流动的现象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农村迁移人口的分布趋势，了解农民工区域选择的真实需求，确定城镇化改革最为迫切的目标区域，并针对性的制定对应城市形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进城农民工区位选择和集聚趋势是统筹城镇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难点问题二――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那么为农民工提供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测算出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掌握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能够更清晰判断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态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的放矢为中国未来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建议，尤其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户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对城乡统筹中权益分配和要素流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进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是这些人口却没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与户籍相关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维持了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从而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和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障碍，理应成为当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着力点（陶然，徐志刚，2011）。而作为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在农民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叶建亮，2006）。
然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虑城市规模，财政负担等多种情况下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成本，显化进城落户配套公共品的真实价值，以往公共成本测算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货币价格计算，通过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民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费用为项目算出农民工的综合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但是通过对其测算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在全面性和精确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考虑到公共品是非市场交易的物品，其市场价值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如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图书馆和公园等文化休闲设施，这些项目理应构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加总中体现，如何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品项目计算中不遗漏不缺失？其次，各个地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和产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比并无法准确反映城市间公共品的真实价值差异，如何能够将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标准参照体系中统一表达？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据公共服务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那就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在上述基础上测算出每一个公共品项目的市场成本，从而灵活叠加给出对应户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随着而来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体公共品供给和单一项目对农民工体现的隐含市场价值能否量化测出？城市间公共品能否测算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显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场价值，估测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所以测算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公共品市场价值将成为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财政决策关注的重点。
四、难点问题三――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考虑到2.3亿农民工群体规模和相对有限财政转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除了理顺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外，能否通过设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为农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场途径？
定量分析与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场成本价值是系统性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为实施改革拓展筹资融资渠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激励去切实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外来劳动力吸纳主体，很多城市存在着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城市户口（陈锡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担在农村人口转移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支出规模和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财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外来人口创造的税收已通过增值税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仅浙江省2011年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达3000多亿。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去为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流动人口构建覆盖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拿什么来交换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实到农村，能应对城市资本的核心筹码就是拥有的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增值收益，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理应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结合各地市情，差异化的以农地调整中土地资源的增值收益权利交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可能为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障碍，引导城乡发展一体化重要提供财政保障。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因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效机制仍未形成，农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盖体系排斥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56
[2]叶建亮.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经济研究， 2006（11）：27―36
第6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利率风险
1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回顾
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或货币当局放松对利率的直接管制,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根据各种市场因素主要是资金供求关系,通过一定的定价机制自主地确定资金价格。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主要基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我国利率市场化实质性改革始于1996年。1996年6月1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开放,拉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1997年6月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可用其持有的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在银行间进行回购和现券买卖。这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成立。1998年后逐渐实现了金融债、国债的市场化发行。2000年9月21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2005年3月16日,人民银行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并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国向利率市场化之路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到2008年4月,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及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最关键的一步是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把货币资金的定价权交给市场交易主体，这也是当前
(3)加快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银行为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体金融理财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是银行争夺客户资源,拓展赢利渠道,提高品牌忠诚度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第7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关键词：推拉理论 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因素
山东省是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农民增收、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是加速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但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1.山东省城市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
1.1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特点
1.1.1 发展平稳增长，质量提升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速度平稳增长，城市化质量全面提升。2004年城市化水平为32.21%，2005年城市化水平为34.15%，较上一年度上升了1.94个百分点；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达到40.08%。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1.1.2 东西部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山东省有17个地级市，虽然地域差异较小，但是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差异性上。据调查，菏泽、滨州、聊城、德州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属于初步发展时期；潍坊、威海、烟台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在40%-50%之间，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青岛城市化水平发展较快，且城市化水平最高，为62.71%。由此可见东部城市化水平明显要高于西部地区。
另外, 2007年8月份，山东省提出了构建“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即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将用“一体”带动“两翼”，“两翼”支撑“一体”，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山东省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未来城市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整体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偏低，发展较慢；局部上，西部地区的城市基本上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处于城市化成熟期，西部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城市。山东省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个人口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阻碍了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因而山东省城市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
1.2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标志。山东省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山东省于2004年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以来，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3%左右，净增人口达500多万，并呈现出“双驼峰”的特点，其中农村人口的年净增量约在50万人左右。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
据统计，2010年底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为3474.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为1984.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6.8%，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资源为1506.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3.2%。我们对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计，得出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000万人。
要实现山东省这1000万左右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必须综合探究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2.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分析
2.1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首先是由博格(D.J.Bogue)在1961年世界人口大会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对比而言，迁入地“拉”的力量占有主导地位。
2.2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原因的同时，也在不断利用中国经验丰富推拉理论。纵观山东省近几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经济虽然也有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这就导致许多农民为追求较好的生活而纷纷进城务工。总体上来说，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有两大方面因素。
2.2.1推力因素
（1）农业投入少，农民收入低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因素。山东省由于对农业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业科技力量也相对落后。据农业部调查显示，山东省农业生产扣除成本后，只处于微利或者保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农民放弃从事农业劳动，进城打工，弱化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消化吸收能力。
（2）人多地少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间接因素。山东省多为低山丘陵，又是人口大省，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少。随着城市化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最近几年山东省耕地面积总体在减少，但是总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这样一增一减的反差造成了人均耕地面积不断持续下降，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
（3）乡镇企业吸纳力下降也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加快，乡镇企业技术不断更新。这一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技术工人要求较高。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促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
2.2.2 拉力因素
（1）城市工资报酬高。近年来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尽管农民在城市工作的工资很低，甚至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农业收入还是很高的。劳务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可见，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
（2）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山东省是人口大省，人多地少，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不断缩减，造成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闲置，城市为其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山东省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在农闲时进城务工，可以有较高的收入，这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
（3）城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严重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利益差别。近年来虽然农民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另外，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齐全，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子女教育环境优越，这些方面都远远优越于农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也成为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
3.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3.1规划城乡建设，加速小城镇化发展
作为“乡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小城镇，为促进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其一，小城镇接近农民的居住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不但能够为其提供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且从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来说，也比向大城市转移小得多。其二，小城镇能够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把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紧密结合，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3.2发展第三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
目前，山东省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较好。应该利用现有的制造业基地，如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由其而延伸出来的相关服务业，如咨询服务、汽车服务等；同时加强旅游业发展，山东省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沿海风光资源等等。第三产业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强劲的后续动力，促进城市化发展，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3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山东省应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切实做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大力提高劳动人员的技能和素质，从源头上解决山东省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刘春涛.山东省城市化发展战略及配套政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C],2009-05-18
[2]高强,张艳.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的问题及对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J],2008-11-10
[3]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J],2006-05-20
[4]程国栋.农民进城务工新动向经济学透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5-06-30
[5]赫宝祺.“推力―拉力”作用下的农民工流动.《长春市委党校学报》[J],2010-06-20
[6]张心淼.中国人才区域流动问题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D],2010-05-01
[7]杨红彦.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考与对策.《兰州大学硕士论文》[D]2009-04-01
[8]杨瑞文.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小康科技》[N],2006-09-10
作者简介：
第8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小城市 房地产市场 发展潜力
一、引言
做好房地产开发工作不但能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还可以扩大内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还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协调作用。下面就先对中小城市的特点进行分析，然后再对其房地产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在中小城市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能巩固对其有利因素进行充分利用，扬长避短，最大化地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中小城市的特点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大多数都承载着一定的城市功能。一个城市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能够满足城市或者周边地区的某种需求，有支柱产业以及自己的城市特点。其中包括城市功能，例如山西大同具有发达的采煤业，就为资源性城市。（2）城市发展迅速。中小城市多数处于城市扩建期，旧城改造以及拆迁等，也进一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3）周围农村和城郊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性持续加大。（4）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人口逐渐增多，其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5）政府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占有城市规划制定权和指挥权。
三、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分析。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在宏观调控的逐渐影响下，居民的置房需求会进一步得到释放。一方面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生育高峰，造成现今社会上25-34岁以及35-4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占有很大比例，这些人正处于消费和投资阶段，特别是25-34岁阶段的人员，正准备组建家庭，具有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口的住房问题，必然会带来房地产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对市场经济控制力的增强，吸引了一大批国外企业来我国设立区域总部或者研发中心，这些企业的聚集，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的到来；另外，城市的不断扩建，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旧城的改造，被拆迁的居民的刚性居住需求以及商业圈的不断扩张，则就又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通道；我国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但提高，其家庭结构不断缩小，但是其购房需求却在加大。现在的人们结婚之后，就想单住，还有一些“丁克”家庭也呈增长趋势，这些都会引起住房需求的增加。
（二）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分析。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需求，所以说中小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需求比较小。如果从建筑形态来看的话，中小城市的住宅项目大多数还是多层楼板，高层以及小高层最近才刚刚被人们所接受，就中等城市来说，南北通透、采光条件比较好的板楼依然是市场上最热销的住宅；如果从户型来看的话，中小城市还是以二居和三居为主，其中二居室大面积通常是在80～100平方米，三居室的面积通常是在110～130平方米。中小城市的居民大多想的是一步到位，即购买一次房子，生儿育女，最后知道子女长大成人，都要在这栋房子里完成，所以其购买大多在一百平方米左右。但是现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置业周期也在不断的缩短，有很多家庭的置业周期已经是6～8年，有的更短；如果从价格方面来看的话，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则具有稳中有升、趋于平稳的特点。一个楼盘从开盘到销售，其房价的涨幅都不大，更多的时候是处于平稳状态。甚至有些项目从头到尾都不用进行价格调整。中小城市客户购买房子首要考虑的就是价格问题，其次才是交通、地段、物业等其他因素。由于中小城市的地域小，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只要进行一些低成本的直接面向客户的宣传推广就非常有效，但是中小城市更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中小城市的期房没有现房好卖。总体来说，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建设项目只要能够和城市的特点相符合，其发展还是很可观的。
（三）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目前来说，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基于主要有：农村人口不断城市化，其购房需求在不断增加；政策方面具有一系列的优惠，例如土地政策、人文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综合成本比较低，其中包括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建安成本、人力成本等；机会成本小，有些政府部门的集体订购，就可以直接消耗1/3以上；市场竞争力小，有助于开发商建立自己的市场等。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市场容量小；客户消费能力低；政策变化比较大；区域风俗习惯比较强等。
四、结语
总体来说，只要抓好时机，认准市场，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减少风险，抓好机遇，一方面要算准建设周期，最好在一届领导任期内完成，另一方面就要充分做市场调查，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人文环境，做好产品定位以及户型设计，最好还要进行适当的推广宣传，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口碑相传的效果要远远优于广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洪波.我国东部中小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房地产发展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07，5.
[2]宋锋.中小城市房地产发展问题探析[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2007，5.
第9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地区；低碳理念；社区；规划
引言
快速城市化地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区域，其发展往往带有开拓性、实验性和示范性[1]。该地区土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敏感，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迅速扩张的城市空间，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为了避免出现建设与生态对立的城市发展局面，生态的低碳理念开始进入规划师们的视野，如何将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成为了当前的首要问题。
1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界定
1.1快速城市地区
对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界定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指标和方法体系。依据相关研究，可从城市化主题相关的统计资料遴选重要指标对快速城市地区进行界定[2]。
（1）城市化水平：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现状城市化应该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大致在30%～60%。
（2）城市化水平年增长率：年均增长率处于1%～3%，在城市化水平处于较高阶段时期，依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3）GDP增长率：快速的经济发展才能支撑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建设。快速城市化地区的GDP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年均10%以上，人均GDP增长速度在10%左右。
2低碳理念与低碳社区
2.1低碳理念
“低碳”，狭义上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而从广义理解，它已衍生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言经济理念，涉及到广泛的产业领域和管理领域[4]。
2.2低碳社区
“低碳社区”是社区在低碳理念下的新定义，是指在社区内除了将所有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降到最低外，甚至通过生态绿化等措施，达到碳零排放的目标。全球各地已出现了不少低碳社区，典型的有英国的贝丁顿、德国的弗邦社区和中国的长辛店低碳社区。
3低碳社区规划实践―常宁低碳社区规划
3.1常宁新城概况
西安长安常宁新城是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安区位按照“一城多心”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在原常宁组团基础上成立的综合性开发区。常宁组团规划面积17.3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13.39平方公里，公园绿地越3.99平方公里，总体规划定位为现代山水田园新城，是西安城乡统筹展示区和传统文化展示区。
3.2常宁低碳社区实践
3.2.1规划设计
（1）优化空间形态，合理控制能耗
规划从周边环境入手，结合总体规划空间布局，从组织基地的空间形态、建筑布局角度出发，优化了此次规划的空间布局，并细化用地性质，便于规划实施。
（2）合理建筑布局，完善日照环境
在建筑布局方面，首先满足建筑日照的要求，然后尽量采用紧凑错列的布局方式，以较少建筑散热总面积，建筑多以联排式布局，增大建筑触阳面。
（3）完善空间布局，倡导绿色交通
规划根据低碳基本布局尺度来划分合理的街坊空间，形成社区基本道路网络骨架，并创造绿色走廊来营造适宜不经的社区空间。最后，引入TND模式（传统邻里开发模式），落实公共配套设施的分布，形成以步行优先的5分钟邻里社区。
3.2.2生态技术
（1）绿色建筑
常宁低碳社区在建筑技术上除了使用低能耗的建筑材料外，主要以新风微循环技术为主，在节能的前提下，以有效的通风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提高舒适度。
（2）绿色交通
提倡以绿色交通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与土地利用紧密结合，提升公共交通和慢通的出行比例。具体表现为绿色能源公交、立体停车等。
（3）绿色市政
方案主要使用LID（低冲击开发）市政设施，包括：都市自然排水系统、雨水花园、生态滞留草沟、可渗透路面等。并且，社区内垃圾一律采用分类处理机制，形成社区材料循环使用机制。
3.2.3规划实施
具体的低碳指标体系见下表。
表2 常宁社区低碳技术指标体系表
4结语
快速城市化地区是我过城市建设活动开展的主要区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生态低碳意识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接受。低碳社区模式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践行先驱，必将受到各方面的政策支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典型低碳社区的研究，总结出了比较适合快速城市化地区进行低碳社区建设的规划策略，指导低碳社区科学有序的进行，推动我国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吴新纪，张伟，胡海波等.快速城市化地区县级城市总体规划方法研究[J].城市规划.2005（12）.
[2]陈至辰.快速城市化地区干线公路交通改善方案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