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礼仪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学礼仪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学礼仪范文
翻开任何一本现代礼仪方面的教科书，你都会发现里面的主要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在参照西方实用礼仪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西方宗教和人文思想的西方礼仪，更注重外在形式的规范化和有序。这就导致很多礼仪老师以为只需要将学生的动作要领和步骤训练得规范标准即可。这其实是走入形式化教学的误区。要知道，中华民族自有的一套传统礼仪即使是到现在也仍具有现实意义和人文价值，其倡导的“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宏大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基。目前广为流行的微笑训练标准是“露出八颗牙齿”，这实际与中国传统要求的“笑不露齿”是相矛盾的。大家想想，没有来自内心的平和喜乐，只剩下考核标准的微笑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深厚国学文化的熏陶和涵养，“邯郸学步”式礼仪教学与涵养君子之风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礼学的真正目的反而被掩盖了。
一、现代礼仪教学中增添国学的意义
2013年10月教育部“1号文件”《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从方案中我们看到北京中考语文总分值由120分增加至150分，高考总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充分体现语文的基础性和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这里反映出对传统国学的重视，足以引起每位教育工作者深思。国学知识博大精深，需要我们撷取精华，将传统礼学之“魂”与现代礼仪之“形”完美结合起来，塑造中华民族自有的道德风范。
二、授课环节中增添国学魅力的操作步骤和方法
1.吟诵
教师在讲述新课之前可安排学生用3～5分钟时间吟诵一些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国学经典词句，要求他们在吟诵时态度中正平和，精气内敛，荡涤乖戾之气，涵养君子之风。如在讲述“礼”的核心和特点时可选用如下语句。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
礼者，理也。（《礼记》）
在讲述沟通技巧这一章节时，可补充一些修身养性的句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周易》）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
在讲述餐饮出行等礼仪时可选用如下语句。
食不言，寝不语。（《论语》）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礼记》）
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礼记》）
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礼记》）
吟诵便于记忆，便于理解。在吟唱朗诵的过程中反复琢磨作者的原意，体会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终有一天，心胸必会豁然开朗，与作者越千百年而相通。这不仅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有效手段，还能引发触动学生的追思情怀并深刻领略国学的魅力。
2.研典
被称作20世纪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智者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博士曾说过，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周易》亦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展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就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我们在指导学生学习过程中可恰当地节选一些通俗易懂，紧扣主题的国学小故事、趣闻、掌故等，课后还可布置相应的选读内容来加以精进和巩固。
在讲到礼仪修养的重要性时，可以将《子路见孔子》和孔子有关“文质彬彬”的描述结合起来：
子路见孔子，孔子问曰：“何好？”曰：“好长剑。”子曰：“以子之能，加之学，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有益哉？”子曰：“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何学之为？”子曰：“括而羽之，镞而厉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选自《孔子家语》）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选自《论语・雍也》）
第2篇：国学礼仪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幼儿诵读
一、幼儿诵读国学经典的价值
1.国学经典的文化价值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举世瞩目，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先人积累了大量的智慧，曾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航标中遥遥领先。然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却也有它愚昧和落后的一面，并在20世纪初的中得到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否定，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中将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思想描述为“吃人”。 传统文化经典也被国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摒弃一旁。随后很长的时间里，国人的思想一直都被追求“民主”、“自由”所主导，一直到之中的破“四旧”，传统文化被与封建礼教划上等号，国学经典也被视为封建糟粕，将其弃之尘埃。
然而，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加剧，在激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怎样保住文化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成为当下国人日渐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于是传统文化得到重新的慎思，牟钟鉴，陈光林在其主编的《儒学价值的新探索》中谈到：“传统文化和儒学有‘三性’：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时代性要转换，民族性要升华，人类性要阐扬。”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秉承理智和甚至的心态，对于违背时展的、落后的要给予改善，对于具备民族性特色，体现民族优秀文化的要给予发扬，具备人类性的更要给予积极推广。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一概视为封建、落后的糟粕，而应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与“综合创新”，既要超越传统，又要超越反传统，国学经典文化就像我们民族的血液，需要在蜕变中传承，“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1]
二.幼儿阅读国学经典的意义
2.1 国学经典的启蒙意义
国学经典文化以 “仁义忠恕孝悌礼信”的道德伦理观为核心，国学经典文本里几乎都贯穿了这样的价值观，这对于幼儿从小养成道德、诚信、孝顺、仁爱等传统美德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幼儿时期，处于人格发育的基础时期，可塑性非常强，价值观的灌输对于以后的为人处世，性格养成都非常重要，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自私、任性成为当下幼儿的代名词，而国学经典的诵读，可以塑造传统礼仪文化的语言环境，加上教师的适当引导与讲解，让国学经典文化在他们心中扎根，从中华传统文明中，汲取到正面的能量，尤其是当下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的冲击，国学经典文本的阅读与学习对于幼儿健康人格发育、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幼儿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2]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犹太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颠沛流离但最终还是复国，这离不开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外民族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海纳百川的接纳与认同，但是却有很多国人在冲击中迷失，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刻不容缓，幼儿时期是一个对周边事物建立认知的阶段，此时介入以国学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将其作为最初的价值观确立，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未来的弘扬。
三、幼儿国学经典诵读---以《弟子规》为例
国学经典作为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曾经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几千年的精神统治，对于仁爱、诚信等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伦理观的形成功不可没，但是其也有愚昧和落后的一面，因此教师在幼儿诵读的过程中要给予适当的讲解与引导，以实现在传承中创新的目的与效果，本文就以国学经典《弟子规》为例，根据笔者的课堂实践，谈一下幼儿国学经典诵读中需注意的问题。
《弟子规》原名为《蒙训文》，作者是清朝秀才李毓秀，后来经过贾存仁改编而成《弟子规》。其内容主要来源于《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文意，经过引申扩展，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进行了阐释与论述，为“弟子”们指引了为人处世之道。倡导在生活中以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为第一目标恪守各种礼仪和规范。笔者认为在阅读课对《弟子规》进行诵读教学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加深幼儿的理解
在《弟子规》的诵读课上，笔者一般会结合生活经验，有的放矢的解释相关内容，比如"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首先给幼儿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告诉他们，要尊重父母长辈，从小要有“孝”的观念，并结合一些现实情况进行讲解，比如很多幼儿都会看央视的儿童频道，央视儿童频道近几年搞的《十大孝心少年》评选活动，在幼儿及家长当中也都比较熟悉，可以结合电视节目为幼儿讲解什么是“孝行”，并与家长配合做一定以“孝”为主题的活动，比如回家给父母洗脚，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件家务等等。诵读“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的时候，则主要针对大班虚荣心萌芽的现状切入，告诉他们不攀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史上很多有作为的大人物在生活中都谦恭有礼，不比吃穿。引导幼儿从小树立简朴、自律的作风。
2. 对内容进行引申扩展，培养幼儿创新精神
前文也提到，对于国学经典我们要持批评地继承的态度，因此在给幼儿上国学诵读课时不能盲目灌输所有的传统文化观点，还是以"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懒”为例，这里面既蕴含着遵从父母的“孝行”理念，也有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的暗示，因此在幼儿诵读过程中要给予适当引导，培养幼儿的质疑与创新精神，指出对于父母的观点和行为，既要充分尊重，也要独立思考，思考父母的观点与命令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则可以引入后面的内容：“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以和顺的态度与父母沟通，反复劝谏，启发幼儿勤于思考，对书本内容也要有自己的认识与分辨，从而有辨别的汲取传统文化精髓。[3]
3. 活学活用，促进幼儿知行合一
随着诵读课的进行，幼儿对《弟子规》的认识也逐步深入，根据笔者的教学
经验，小班幼儿即可完整讲述弟子规中蕴含的1-2个故事，但是对于与实际行动的结合，还需要教师的强化与环境的渗入，比如在上其他课时，有个别幼儿不停讲话，课堂气氛一时难以安静，于是笔者严肃的说：“话说多！”其他幼儿立即齐声喊出：“不如少！”个别幼儿听到这里，知道是不好的行为，立即安静了下来。根据笔者的经验，笔者所教授的从小班开始到大班，《弟子规》诵读课都对幼儿的价值观念及行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结束语：国学经典文本的诵读，对于幼儿思想道德启蒙及华夏文明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诵读过程中需要教师适当介入与引导，让幼儿既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汲取到传统文化精髓，同时又能摒弃封建糟粕，并且做到将价值观转换为行动，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 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J].世纪中国，2004.9
第3篇：国学礼仪范文
百善孝为先
2010年初到韩国时，我已年过五旬。不过由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身体和智力水平一直保持得很好，再加上朝鲜话和韩语本是同根同源，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培训，应付异国生活已然没有太大问题。可遗憾的是，我和媳妇韩智慧在管教孙子的方面产生了矛盾。
孙子陈智敏5岁，粉雕玉琢，既会说中文又会说韩语，十分可爱。我恨不得时时刻刻都看到他，所以主动要求担负起他上下学接送的任务。可媳妇智慧却说：“妈，你学习韩语已经很辛苦，不能再加重负担。再说，没有养隔代的义务。”我在家闲得无事，不禁埋怨起她来。
更让我不舒服的是，儿媳每次接智敏回来，总是让他做这做那：盛饭擦桌洗碗烧水什么都来。我忍不住责怪她：“孩子那么小，就让他做这么多事情，受得了吗？”“妈，我是让他体会一下什么是辛苦，学会感激长辈的恩情。”餐桌上，看着儿子乐呵呵地接过孙子盛好的饭，我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媳妇知道我喜欢饭后喝杯茶，她便倒好茶，让智敏双手捧着茶杯，恭恭敬敬地给我敬茶。看着小孙子颤巍巍地端着茶杯，我的心都悬了起来：“你这个当妈的，太狠心了！就不怕孩子烫着？”“妈，您别担心，孩子慢慢会习惯的，他是在表达对长辈的感激呀！”为此，我不得不改掉饭后喝茶的习惯，对媳妇也更加不满了。
可是，媳妇依然我行我素。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时，她都深深地向我行鞠躬礼：“妈妈，我们走了。”小孙子也学着她的模样说：“奶奶，我上学去了。”母子俩晚上回来也是如此。对此，我很不习惯。更让我惊奇的是，媳妇还给智敏胸前挂上了“孝行牌”，牌的正面是父母像，背面是孝敬父母的格言与规定。每晚，她要求智敏对照“孝行牌”默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她还让智敏看账本，上面记载的都是家人给他花费的费用。这分明是在折腾我的宝贝孙子！
我的怒气与不满在一天天积攒，终于在一天晚上，看到媳妇再次“折磨”孙子时，我彻底爆发了。我把孙子一把扯到自己身后，对着媳妇一脸怒气地说：“够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有点小题大做？智敏还那么小，什么都不懂，等他长大了再教他这些都不迟。你干嘛非要把这些老思想塞进他的小脑袋？”智慧满脸委屈，泪水在眼眶打转。儿子赶紧过来解围，把我单独拉到一边，向我解释：“智敏虽然年纪小，可如果不懂基本礼仪的话，别人就会说是家长的问题，我们走出去就会很没有面子。妈，你就多担待一下吧。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那时候，你就能看到智敏的表现有多么让人喜欢了。”
到了中秋节，媳妇一早起来，和儿子、小孙子穿上韩国的民族服装，敲响了我的房门。我还没回过神，他们就跪下来行叩拜礼了。儿子诚恳地说：“今天是韩国人的‘感恩节’。妈妈养育我这么多年，感谢你给予我生命和养育之恩。”一刹那，我内心震撼至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接着，孙子又把准备好的礼物送过来。我看着孙子那张精美的卡片，歪歪斜斜写的都是感谢奶奶的话，我幸福地抱着他亲了又亲……
晚上，我躺在床上，转辗反侧难以入眠。细细想来，媳妇真的很不错，她不仅自己孝顺，还带动了儿子和小孙子。虽然我嘴里没说，心里已经慢慢接纳了这种韩式教育。
榜样是最大的力量
韩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到韩国不久后，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我也开始参加各种教会组织的活动。在一次饭局上，承办人介绍我和一个同是中国媳妇的韩国女人认识。她叫金淑娜，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做行政。她不仅外形靓丽，工作出色，家庭生活也料理得井井有条。跟她一同出席宴会的是她的一对子女，聪明伶俐又乖巧懂事。
我认为自己年龄稍长，应该大方主动地和孩子们打招呼。谁知我的主动问好令两个小朋友顿时紧张起来，虽然年龄尚幼，但他们竟对我弯腰呈九十度鞠躬回礼。后来一起赴宴的朋友告诉我，在韩国，孩子从小就进行长幼有序的道德教育，必须先由晚辈向长辈问好，表示尊敬。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两位小朋友的“见面礼”却再次让我感叹韩国家教的传统严谨。
那天，金淑娜6岁的大女儿敏淑成为了大家啧啧称赞的焦点，原因就是她大方得体的道德礼仪，毫不矫揉造作，显然是因为良好家教的结果。饭局上，敏淑时而照顾年幼的小弟弟，为他擦嘴，表现出姐姐的风范；时而又为妈妈递酒，表现出女儿的孝顺。席间我不禁打趣地问：“淑娜女士是否有点重男轻女，把照顾弟弟和体贴妈妈的活儿全让敏淑一个人承担了？”金淑娜却坦然说：“敏淑是长女，有教育弟弟的责任，有些道理由姐姐去教导，比我们大人说教有效得多；另外，敏淑的一举一动让弟弟看在眼里，才会心悦诚服，愿意模仿学习，身教是比言传更高级的家教方式。”
事后，我询问媳妇后得知，在韩国根深蒂固的教育中，认为大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无声的影响力。孝道、和谐、为他人着想成为韩国家庭教育的重点。大人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遵守秩序，都会对儿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媳妇智慧还特意讲述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在韩国，如果一对夫妻拥有未成年子女却想要离婚，他们只有在接受“子女养育指南”教育后才能进行离婚程序。“子女养育指南”是指从专家那里接受教育，学习关于离婚给子女带来的影响、稳定子女情绪的考虑事项、离婚后父母角色的分担等具体的行动指南。“这一政策的实施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离婚家庭的子女健康成长，”媳妇告诉我，“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不作出表率，就没有办法要求子女拥有良好的品德与举止。”
礼仪熏陶无处不在
在韩国三年，我不敢说韩国人的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他们良好的礼貌态度、礼仪教养确实给了我最深的震撼。
每次和韩国人打交道，发现他们无论大人小孩，在问候别人的时候一定会先鞠躬，然后才是面带微笑的问候。与人握手，一定是伸出右手，同时左手搭在右手的小手臂上，上身欠一欠。韩国人的问候无处不在，虽然只是一声简简单单的问候，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和被关心的感觉，心情也会变得很愉快。
为了更好地塑造青少年的道德品质，韩国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都开有德育课，所有的幼儿园都配有专门的礼仪室和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有的幼儿园甚至专门开辟了家政活动室，使幼儿有机会自己动手学做小点心，在教师的指导与帮助下蒸熟后，请客人品尝。
此外，韩国人从小就重视对儿童进行“孝道”的熏陶，每到寒暑假，孩子都会听“忠孝教育”讲座。韩国的每个家庭都有教育子女品德、修养的家训挂于家中的居室，韩国孩子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如果你有机会到韩国人家中做客的话，就会发现不论多小的孩子，都懂得为客人和长辈倒水时双手捧着，恭敬地奉上。而一旦哪个不尽孝者被曝光，将被社会唾弃和排斥。
一个周日，我在教堂里又碰到金淑娜，她邀请我说：“干脆到我家作客吧，离这里很近呢。”可站在她身旁的小儿子俊尚却神色紧张，局促不安，小声拉着妈妈问：“我昨晚玩过的拼图还没收拾，怎么办？”我心中暗笑，家里有两个正上幼儿园的孩子，玩具、书本难以收拾是再正常不过了，家里乱一点就乱一点，何必那么在意呢？却见金淑娜严肃地对儿子说：“昨晚已经提醒过要收拾，没有做好是你自己的责任，妈妈该做的已经做到了。所以，即使今天有客人到家中做客，妈妈也不会替你包揽收拾工作或者向客人解释。”
这在我听来，不但有些不近人情，还把小事严重化了，正打算圆场，给俊尚一个面子，谁知接下来俊尚的举动却更令我惊奇万分。这个4岁的孩子思索了大约5秒，便做出了补救的决定：他赶紧向妈妈要到了钥匙，一溜烟地跑回家，准备提前收拾房间。到了金淑娜家中后，俊尚果然在收拾乱糟糟的客厅！我诧异地盯着俊尚收拾玩具的背影，问金妈妈：“没关系么？”金淑娜笑着说：“没事，谢谢你！经过这次手忙脚乱地收拾，相信俊尚以后再也不会随处乱扔玩具，懒于整理了。”
第4篇：国学礼仪范文
〔关键词〕 中国儒学；学科；学科目录；学科特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52－08
一、引子：“学科”正名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此，在正式进入本论题的讨论之前，必须对“学科”加以“正名”。
按照《汉语大词典》的收集与梳理，古人和今人所说的“学科”，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指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宋人孙光宪（？－968）《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二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经济学等。三是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地理、生物等。四是指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对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学科”，必须说明者有以下三点：
（1）第二种和第三种“学科”，实际上是互通的、重合的（或者说大致互通、基本重合），即均按照所研究的领域或所学习（或教授）的对象来加以划分；并且，它们设立的时代背景也是基本相同的，即均借鉴自“西学”，均属“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们所对应的英语单词是“discipline”。所不同者仅仅在于，前者是基于研究的方便而加以划分，后者是基于学习（或教授）的需要而加以划分。因此，第三种“学科”，有时又叫做“科目”（subject），在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中尤其如此〔1〕。
（2）区别“术科”与“学科”（第四种），实际上极其合乎古中国的传统。众所周知，《庄子?天下》篇曾经颇为严格地区分过“道术”与“方术”，并且推崇的是“道术”而非“方术”；但事与愿违的是，世俗之人注重的是“方术”而非“道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按照庄子的这一思路，今人所习称的“学科”，实际上仅属“方术”而已。按照近人严复（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刘师培（1884－1919）、黄侃（1886－1935）等人的理解，“学”所指的是事物之原理，“术”指的是原理之使用①；易言之，“学”与“术”或“学科”与“术科”，约略近于今人所言“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3）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4）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7－208页。
（3）在以上四种“学科”中，第一种“学科”争议最大、歧义最多。在古人看来，“以《孟子》为学科”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天经地义的；简言之，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包括科举考试时代），儒家经典《五经》和《四书》等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学业科目（相关论述，详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在今人看来，皮日休（约834－902后）咸通年间（860－873）进书“请以《孟子》为学科”，几乎就是一派胡言，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此而视、如此而言，似乎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借用《荀子?非十二子》语）。因为，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孟子》为学科”是全然站不住脚的（相关论述，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关于“中国儒学”是否为“学科”的讨论，在当下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笔者才疏学浅，今不揣浅陋与固蔽，略陈管见一二，权作抛砖引玉耳！
二、“中国儒学”学科的
观存在
本部分侧重于“纵向的研究”，即以时间为序，简要梳理“中国儒学”学科的发展与演变，从而说明“中国儒学”学科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儒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中国儒学”的形成期（春秋）。在本阶段，由孔子创立了“儒家”，形成了“儒家学派”，“中国儒学”正式问世；与“中国儒学”相辅相成的，是“六艺”的经典化（教科书），是儒学教育的成功实践，等等。
根据章太炎的研究，“儒”字渊源于“需”字，“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原儒》）；根据徐中舒（1898－1991）的考察，甲骨文之“需”字即原始的“儒”字②。但是，甲骨文中已有“需”字和殷商已有“儒”家，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如果由前者而推导出后者，中间尚有太大的逻辑缺环。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商时代尚无“儒家”；充其量，当时仅有章太炎《原儒》所说的作为“术士”的“儒”，“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后来，“儒”缩小为类名之“儒”，成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来，“儒”缩小为私名之“儒”，即刘歆《七略》所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儒”③。换句话说，在孔子（前551－前479）之前已经存在“儒”者、已经有了“儒”名之称，但还没有作为学派的“儒家”。从“儒”到“儒家”学派，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由孔子完成的，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④。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相继兴起，迎来中国教育史上的“平民教育”时代（相对于“贵族教育”而言）。诚如古书所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开馆授徒，在教育对象上实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在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上，孔子所倡导和所实践的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习行并重”、“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等，至今仍然沿用不绝，并且被奉为教学的“金科玉律”。客观而言，孔子的教育实践是极其成功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儒家学派所传授的经典（教科书），也就是后来被列入经部的“六经”（又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世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教材或考试科目，可谓“渊源有自”也！
其时与儒家唱反调的有墨家，也同样的拥有其社会影响，故韩非（约前280－前233）有“世之显学，儒墨也”之谓（《韩非子?显学》）。张岱年（1909－2004）对《韩非子》此语的论断是，“其所谓‘学’，可以说即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哲学”；但他又特别提醒，“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先秦时所谓‘学’，其意义可以说与希腊所谓哲学约略相当”〔2〕。
（2）“中国儒学”的发展期（战国）。在本阶段，儒学虽然有所分化、有所演变，但总体上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
孔子去世后，作为孔门弟子的七十子散在四方，但他们多有弘扬儒学的举动。如，子夏（前507－？）为魏文侯师而教于西河，使儒学赓续传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韩非子?显学》）。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两派：一是子思、孟子一系（思孟学派），重传“道”；二是子夏、荀子一系，重传“经”。这两派虽然互有争论，但都具有“原始儒学”的共同特征：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根本的主张，也是后世“中国儒学”学科的指导原则和根本宗旨。
以上所云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说的“轴心期”（axial period）。雅斯贝尔斯指出，“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
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3〕。
（3）兴盛期（上）（两汉魏晋南北朝）。随着儒学的日益制度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儒学”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兴盛期，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儒学”的学科化特色。
秦朝以法治国、“以吏为师”，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儒学几尽灭绝，但儒学终究不绝如缕。汉兴，废除“挟书令”，儒家故书屡屡复出。汉武帝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世习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颇具政治意义与思想意义；揆诸史实，当称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为西汉置太学之始 《汉书?武帝纪》：“兴太学，修郊祀。”。其后，太学在西汉继续发展。昭、宣、元三朝，太学生人数由一百人而二百人而一千人；汉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东汉之时，太学大为发展，汉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
不管是汉文帝时设置的“一经博士”，还是汉武帝时设置的“五经博士”，抑或是汉平帝时设置的“六经博士”、汉宣帝时设置的“十二博士”，或者说东汉初设置的“十四博士”，中央官学无一不以儒家经典为始基和皈依 于此，敬请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6－137页；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123页。。至于地方官学，亦归本于儒学。比如说，西汉初期（汉景帝末年）文翁在四川设立的郡国学（“文翁石室”），不仅是四川地区、也是当时由地方政府最早建立传播儒学的地方 参看《汉书?循吏传?文翁》和《华阳国志?蜀志》的相关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学校总的趋势是衰落了，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比如，北魏（336－534）政局比较稳定，因此学校比较发达，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和太学，教学中很重视经学。史称，“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史?儒林传》）。再如，南朝四朝，惟有宋梁比较重视教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京师开儒学馆；次年（439），又设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其时设立的专门研究儒经的“儒学”，与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等并驾齐驱（《南史?王俭传》），其“学科”的独立性非常明显；今人云，“玄、儒、文、史诸科，近似综合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4〕。史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南史?文帝纪》）。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五经》、《论语》和《千字文》等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4）兴盛期（下）（隋唐－晚清）。在本阶段，儒学仍然是中央学校（太学或国学）和地方学校（郡学以及书院等）的特别重要的教学科目，并且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必考科目。
隋朝（581－618）置国子寺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开皇十三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大业三年又改为国子监），下辖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设有律学（参看《隋书?高帝纪》、《礼仪志》、《儒林传》等）。史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 907）继承这一制度，只是改国子寺为国子监，以“（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九经”）及《国语》、《尔雅》、《说文解字》等。至于其他的教育机构，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以及在京师的专门学校广文馆、京师学等，均为《五经》研习之地，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另有崇玄学，专攻道教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而地方州（府）学的一部分以及县学都以经学为主，私学的内容也主要是经学。唐朝太学所规定学习的“九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即《礼记》、《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
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大经为分科必修科，小经为选修科。
宋朝（960－1279）实行“右文”政策，其教育分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教育沿袭唐朝，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武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十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也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宋朝的民办学校，以书院为特色。书院兼有藏书、祭祀、教学三大功能，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文史，尤其偏重义理之学和实践精神的培育。“至此，尊孔崇儒达到。儒家经典、十三经正义成为官定教材”〔5〕。
就地方民族政权而言，辽（907－1125）和金（1115－1234）的教育多仿效宋朝，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和太学，在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经、史、子及本民族语言文字等。西夏（1032－1227）立国后，在文化上番、汉兼容，以贯彻民族传统的“番学”为其底蕴，以儒学和佛学为王朝的两大思想支柱，实行“以儒治国”、“以佛统民〔6〕”。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儒学的文化思想，已较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7〕。西夏之时，除“蕃学”外，还建有“国学”（“汉学”），专门学习儒学。
元（1279－1368）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中央所设立的国子学，其教学内容是先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学《诗经》、《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周易》，以周敦颐（1017－1073）、程颐（1033－1109）、朱熹（1130－1200）说为准。
明朝（1368－1644）和清朝前期（1644－1840）的学校教育大致沿袭了唐、宋旧制，但比前代更完备。国子监（又叫国子学）仅是中央学校的名称，而不再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等。在地方教育机构中，也洋溢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其时，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崇儒尊经思想成为文教的指导方针。又，明清两朝实行八股取士；由此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亦属不可否认之列。《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云：“学者屏《六经》、《左》、《国》、《史》、《汉》于不顾，而惟程文是习。毋怪乎仿刻盛行，而学术日就于荒陋，人才日即消耗也。”
（5）衰落期（晚清以来）。在本阶段，由于西学的涌入及教育的改革，使“中国儒学”无所归依；但学脉尚存，学统可续。
晚清以来，随着“西化”潮流的盛行（向西方学习），科举被废除、读经被废止，使得“中国儒学”无所归依、无所依托。“五四”前后，自西方舶来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反传统”（主要是反传统儒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作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被否定了。至此，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言，儒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矫枉过正、否泰往复，“现代新儒学”又应运而生，并且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外两大思潮是“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就教学而言，虽然还有部分院校、部分教师讲授与儒学有关的课程，但“中国儒学”已经若存若亡。故唐君毅（1909－1978）有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之叹，余英时有中国儒学“游魂”之说。
反观历史，古有“贞下起元，往而必复”之说（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陈寅恪（1890－1969）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8〕未来的“中国儒学”，亦复如是乎？
于此，谨以四川大学为例。从1999年开始，四川大学在“历史文献学”下设立“儒学文献研究”三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从2000年开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周易讲座”、“孔子研究”两门选修课；从2003年开始，又在“专门史”下增设“中国经学史”和“儒学文献研究”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促进《儒藏》编纂与儒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加强儒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四川大学于200
05年申请“中国儒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专业代码060123），已经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
三、“中国儒学”学科的学科特征
本部分侧重于“横向的研究”，即以专题形式，探索“中国儒学”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与功能等。删繁就简，谨述以下五点：
（1）研究对象与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大致而言，“中国儒学”在知识、思想和文化上是博大而精深的，其培育目标是切实而高远的。
佛法初渐中华之时，有所谓“格义”之说〔9〕，但“先旧格义，于理多违”〔10〕。参照“西学”以剖解“国学”，实则不无“格义”之嫌。依照“西方哲学”的分析路数，“中国儒学”亦有其独到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实可谓博大而精深。因兹事体大，不便在此详述，故一笔带过。
就培养目标而言，“中国儒学”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与“小人”相对）。于此，《论语》所论甚多，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等。 结集与完善。随着儒家典籍的文本化、经典化、集大成，儒学文献在古代目录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在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兹事体大，笔者拟另文申述。于此，谨介绍王国维（1877－1927）和谢维扬的看法，《诗》、《书》、《礼》、《乐》是“古代之公学，亦儒家之外学”，而《易》、《春秋》是“儒家之专学，亦其内学”。这六部典籍之所以被尊之为“经”，是因为“皆孔子手定” 《经学概论》，亦称《经学概论讲义》，系仓圣明智大学讲义，作于1920年春至1922年秋冬间。此书沈晦数十年，《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王国维先生全集》等均未收录。后收入以下四书：（1）《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桃源：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10月，第1－9页；（2）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5页；（3）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六卷，第311－323页；（4）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第1－9页。。其后，由六经而演变为七经、九经、十二经，最终定型为十三经；又由经而传而注疏，最终形成《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便是历史上“中国儒学”最标准的教科书（经文）和教辅材料（注疏）。清人所编《皇清经解》、《续编》，以及近年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陆续推出的《儒藏》，更是煌煌巨观、蔚为大观。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中，儒家经典一直被列为第一类；从《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莫不如是。
谢维扬先生指出，文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形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对中国早期重要的文献文本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并表现出儒学的“文献主义”的特征〔11〕；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12〕。
（3）就教学实践与教育地位而言，“中国儒学”在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通观自汉至清的教育，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均以儒家经籍为主（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主要教材），地方学校亦大致如此。中央官学的学校制度比较完备，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但以太学、国子监以及其他高等学府、各种专科学校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他们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承继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文化交流、加强古代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4）就“中国儒学”在中国之历史影响而言，毋庸置疑，“中国儒学”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并且尚在“中国佛教”和“中国道教”之上。
陈寅恪尝云：“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13〕就三教之影响而言，儒尚在
释老之上。于此，仅举二例为证。《北史?周本纪下》：“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明陶宗仪《辍耕录?三教》：“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哉！’”李学勤说，“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道，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14〕。就个人或学派而言，谨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及其“蜀学”为例。三苏蜀学虽然貌似“驳杂”，实则又有宗旨存焉。所谓“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门道德性命、经世济民之道也。所谓佛老之学，所谓纵横之学，所谓文章词赋，实则为之辅翼耳。一言以蔽之，“三苏”之于儒释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负和理论野心，即力求以儒为宗，会通三教 于此之详细论述，详见笔者以下二文：（1）《苏轼与禅师的交往及其影响——兼论苏氏蜀学与三教会通》，《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2）《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初稿载载《苏轼研究》（眉山），2010年第4期；修订稿载《存古尊经 观澜明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432－451页。。
（5）就“中国儒学”之世界影响而言，“中国儒学”在东方儒教文化圈各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地位和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不可小视的。
“中国儒学”在东方儒教文化圈的影响，早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至少在古代是如此）；只要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历史略加浏览，便会油然而生这一感受 于此，不妨翻阅以下诸书，如：（1）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郑杰雄编：《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947年，方豪（1910－1980）发表《论中西文化》。他在文中批判了只看到儒家学说民族性的片面说法，认为儒学本身也具有世界性。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日益国际化、日渐全球化的世界。在此时代大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儒学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儒学是中国切入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文化资源〔15〕。
四、可悲的现实与尴尬的现状
审视当前的“学科分类”，“中国儒学”所直面的现实是非常可悲；按照公布的“国家标准”，“中国儒学”所正视的现状是非常尴尬的。直面现实、正视现状，于此谨以二者为例，略作分疏。
国家标准gb－t13735－92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标等五个方面对学科进行分类，分成a自然科学、b农业科学、c医药科学、d工程与技术科学、f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下设一、二、三级学科，共有58个一级学科。据统计，当今自然科学学科种类总计约近万种。另一种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观层次上已发展出约550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为2969门，交叉科学学科总量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分类有多种。目前，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科划分均为13大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近年来，主要的学科分类有以下变化：
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高校一级学科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88个，二级学科（学科、专业）由原来的654种减少到381种。
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12大学科门类，72个二级学科，249个专业。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是我国27年来第四次更新学科专业目录。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从“文学”所属的“中国语言文学”（0501）、“外国语言文学”（0502）、“新闻传播学”（0503）、“艺术学”（0504）四个并列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第13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艺术学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1301）、“音乐与舞蹈学”（1302）、“戏剧与影视学”（1303）、“美术学”（1304）和“设计
学”（1305，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此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将一级学科由89个增加到110个。比如说，“历史学”（0601）门类即“一分为三”，下设三个一级学科，即“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哲学”（0101），二级学科有“中国哲学”（010102）、“宗教学”（010107）等。
不管是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还是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抑或是201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国儒学”均榜上无名。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数据代码表（2011）》中，“宗教学”（学科分类）下有“佛教”（代码zje）、“道教”（代码zjh）、“基督教”（代码zjf）、“伊斯兰教”（代码zjg）等，“哲学”（学科分类）下有“中国哲学史”（代码zxc）、“东方哲学史”（代码zxd）、“西方哲学史”（代码zxe）等，完全没有“中国儒学”的身影，甚至连带“儒”、“儒家”、“儒学”、“儒教”字样的学科都没有，而“经学”则更是踪影全无。于此，或可套用古语，“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1）古中国向有儒、释、道“三教”之说，何以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有“佛教”、“道教”而无“儒教”？就“三教”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历史影响而言，“中国儒学”尚在“中国佛教”和“中国道教”之上，其地位最为尊贵，其范围最为广泛，其影响最为深入（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学科分类体系中有“佛教”、“道教”而无“儒教”，于情于理、于史于实，这都是无法解释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或曰：“儒教”（或“儒家”）非宗教也。首先，关于儒家究竟是否为宗教（religion），在学术界争议甚大，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有的学者（如康有为、、陈汉章、贺麟、张岱年、任继愈、李申等）认为，儒家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却具有宗教的功能与作用，故可称之为“儒教” 相关讨论，可参看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其次，不管“儒教”（或“儒家”）是否为宗教，都不应该成为学科分类的根本依据或至上理据。于此，谨以佛教为例。众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宗教”。但在部分中国佛教学者看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持此说者，以欧阳竟无（1871－1943）、王恩洋（1897－1964）为典型 欧阳竟无、王恩洋二人阐述此说的论著，有《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和《佛学概论》、《唯识通论》等。相关论述，可参看：（1）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黄志强等：《近现代居士佛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末次，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后来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其中尤以道德伦理的“儒学化”最为典型〔16〕。
（2）“儒学”在古代中国一直绵延不绝，“经学”直至晚清一直传承有序，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详见上文）。揆理度情，“儒学”和“经学”，既是哲学亦非哲学。退一步而言，既然在“哲学”门类下设有“中国哲学史”，何以不能设立“中国儒学史”或“中国经学史”？
其实，如果抽去了“中国儒学”或“中国经学”（一种假设），“中国哲学史”便无由作为“学科”之一而存在。于此，谨以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为例，对此略做说明。1930年代初，冯友兰（1895－1990）以其上下册《中国哲学史》而享誉学林（陈寅恪、金岳霖的三份审查报告便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哲学史》分为上下二册，但实际上就是二编：上册为第一编，名之曰“子学时代”；共计十五章，上起先秦（实自孔子始），下迄《淮南子》。下册为第二编，名之曰“经学时代”；共计十六章，上起董仲舒（约前179－约前104），下迄廖平（1852－1932）。冯友兰明言，“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古代哲学，大部在旧所谓诸子之学之内。故在中国哲学史中，上古时代可谓为子学时代”〔17〕；“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中古近古时代之哲学，大部分
于其时之经学及佛学中求之”〔18〕。
或曰：可以“中国哲学史”包之，不必单独设立“中国儒学史”或“中国经学史”。答曰：非也，不可也。诚如前文所言，“佛教”、“道教”业已自“中国哲学”中抽出而单独列入“宗教学”，“儒学”、“经学”何以不能单独列入“中国儒学”？ 源，中国时下之学科建设，当上溯至晚清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正式出炉，“它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有关全国学制规范的计划书”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3页。说明：本段此下之文字，参考该书而成（第33－40页），但出处则不尽相同。，是为“壬寅学制”。诚如张百熙（1847－1907）所说，这份章程是他参照欧美、日本分科、选科之说而制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中国之传统。遗憾的是，这份章程在颁布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施行。一年后，张百熙奉慈禧之命会同荣庆（1859－1917）、张之洞（1837－1909）修改前议（张之洞居于关键性的主导位置），重新拟就《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行全国，成为1912年以前兴办学堂的根本大法，是为“癸卯学制”。该章程除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外，另将大学改立为八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原来附入“文学科”的“经学门”独立出来，成为第一科“经学科大学”，下设11门：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其尊经的用意至为明显”。但是，该章程却遭到王国维的激烈非议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载《教育世界》第118、119号，1906年2－3月。后收入以下三书：（1）《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2）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32－40页；（3）王国维著、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第94－98页。。可是，王国维毕竟人微言轻。刘龙心说，“（该章程）至少在学科建置上已粗具近代学科体制的模型，即使是民国以后大学的分科形态亦不出此一规则之外，传统四部分类的概念，至此亦逐渐消融于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之中”。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教育机构中，不时可见“儒学”、“经学”科目的开设。其典型者，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四大导师”领衔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唐文治（1865－1954）领导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有章太炎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苏州），有马一浮（1883－1967）苦苦支撑的复性书院，等等。再以鄙人所供职的四川大学为例，作为其前身的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公立四川大学等，在晚清民国时期便开设了经学、儒学、理学等课程（科目）；直至1950年代初高校改革、院系调整以后，这些课程（科目）才被取消 于此，可参看以下著作和论文：（1）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2）舒大刚：《百年学府开新运 再向儒林续逸篇——记四川大学的儒学教育》，《儒藏论坛》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3）彭华：《谢无量年谱》（附：论著提要），《儒藏论坛》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或曰：那早已是“老黄历”了，如何翻得？答曰：非也。举例来说，“社会学”、“人类学”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被取消，但现在不也照样恢复了吗？在“法学”门类下，赫然就有一级学科“社会学”（0303）；在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赫然就有二级学科“社会学”（030301）、“人类学”（030303）。试问：何以厚此而薄彼耶？
五、简短的结语与殷切的期望
总之，纵观“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直至晚清废除科举、取消读经，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改革取缔儒学、废弃经学，直至目前旧话重提、学科再建，历史的书页已然整整翻过了二千五百余年。自晚清以来，“中国儒学”和“中国经学”虽然曾经一度若存若亡、黯然沈晦，但尚可谓绵绵缗缗、不绝如缕 四川大学蒙默教授在重新编辑蒙文通（1894－1968）《经学抉原》时，于此深有感触，“经之为学，与世相忘久也。自清末以来，经学已渐若存若亡，迄于今日，近百年矣”（《重编前言》，《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1页）。。
不管是就教学之内容而言，还是就教材之编写而言，抑或是就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中国与世界）等而言，作为学科之一的“中国儒学”，毫无疑问都是自成系统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换言之，将“中国儒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但有其历史依据，也有其学理依据，并且有其现实需要。
因此，我们殷切地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儒学”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如此，则愿望足矣，心愿了矣！此乃“中国儒学”之大幸，亦“中华文化”之大幸！
〔参考文献〕
〔1〕〔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m〕.石孝殊等译.北京、香港：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4.482.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
〔3〕〔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14.
〔4〕〔5〕李定开，谭佛佑主编.中国教育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59－160,223.
〔6〕史金波.西夏学与国学〔a〕.李晋有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c〕.成都：巴蜀书社，1997.35.
〔7〕张迎胜.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论〔j〕.宁夏大学学报，1995,(2).
〔8〕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9〕〔10〕〔梁〕慧皎.高僧传：卷四〔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152,195.
〔11〕谢维扬.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6）.
〔12〕谢维扬.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j〕.上海大学学报，2011，（2）.
〔1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c〕.北京：三联书店，2001.283.
〔14〕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a〕.中国古代文明研究〔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3.
〔15〕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255－262.
〔16〕彭华.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j〕.西华大学学报，2010，（2）.
第5篇：国学礼仪范文
这节历史课是以分小组展示形式进行的。走进教室，只见教室里设立了许多个“小摊”，每个“小摊”由2～3个学生负责，展示这学期学习的某一个知识点。全班有20多个学生，因此设立了10个左右小摊。
我先走到“书法”小摊前。只见背后的墙上贴着数十幅学生们自己写的书法。要知道全班小朋友都没有中文基础，包括老师也是不会中文的美国本土老师。这些书法全是靠他们自己查资料琢磨出来的。他们的书法都统一选择了“山”“水”两个字。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书法模仿了六种不同字体，写得像模像样，颇为有趣。接下来我走到“四大发明”小摊。只见学生们在一块木板上刻出“牛年大吉”四个字。而与这块木板相对的，有四块小木板，分别刻着“牛”“年”“大”“吉”四个字。这是在展示“活字印刷”的概念。
旁边一个小摊一堆学生围着看。走近一看，是在鸡蛋盒子里养的蚕。原来因为要学习关于中同丝绸的内容，小朋友们从这学期开学起，就在教室里养起丫蚕宝宝。此时蚕已经吐丝结茧了。听说蚕卵还是老师千里迢迢从华人较多的加州邮购来的。
而让我最惊讶也最喜欢的，是“兵马俑”小摊。摊上除了有兵马俑的彩图、文字介绍以外，竟然还陈列着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20多个“兵马俑”。老师告诉我这些兵马俑是小朋友们用了很多节课的时间做成的，经过了塑形、上浆、晒干、上色等许多步骤。有的兵马俑站着，有的单膝跪下，有像怪物一样的马，有的马还拖着车，充满稚气和想象力。学生在向我介绍时，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做这些小人真不容易，这个过程更帮助他们理解了兵马俑的伟大。
除了兵马俑，学生们还用泥烧制r青铜器。其巾有司母戊大方鼎、编钟的模型。
第6篇：国学礼仪范文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作为突破口，从而将教师的要求转化为学生自己的内在要求，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将学生由被动地位转化为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一、激发兴趣，培养参与热情学习兴趣是学生在心理上对学习活动产生爱好、追求和向往的倾向，是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直接动力。兴趣是学习的先导，有兴趣才会入迷，入迷才能钻得进去，学习才会卓有成效。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好之”、“乐之”，方能有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方能以学为乐，欲罢不能。学生只有对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浓厚兴趣，才能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学习任务。否则，就很困难了。事实上，导致政治学业不良的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爱因斯坦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人对客观事物的爱与热忱产生。”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昭示我们：培养兴趣是教师的一大重任。
我在教学中试着从多方面，采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1．“点化”旧知识，进入参与角色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给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的知识是教学的最高技巧所在。”其实，这最高技巧就是教师要善于“点化”旧知识，从而启发学生对旧知识进行演绎、归纳、分析而获得新知识。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即是这个道理。
“点化”旧知识是很容易激发起学生参与兴趣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学生正处在由经验型的抽象逻辑思维向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过渡阶段，所以，只要合理地利用大脑中已储存的知识经验进行逻辑推理、分析，是不需要意志努力就能在课堂中进入角色的。第二，这些旧知识形式多样，有寓言故事、有成语、有谚语、有画面……很容易动员起学生各方面的感官，使学生乐于参与。第三，旧知识勾起了学生的回忆、思考，启动了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在课堂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参与角色。比如在讲“社会的客观性”这一知识点时，首先会涉及到社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学生答不出来。我便提示学生回忆客观唯心主义关于神创论的“六日工程”情景，再回答人类和人类社会哪个先产生？利用社会的含义，学生得出了人类和社会的产生是同一过程的结论。而关于“人类的起源”这一问题，在讲自然界的客观性时已论述过。在教学中，我还由“揠苗助长”的寓言演绎得出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原理。这样，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事实证明，只要一提及这些旧知识，学生就一触即发，然后再加上教师“点铁成金”的“点化”，他们就十分惊奇。这兴奋，这惊奇，足以激发他们参与学习的兴趣。
2．运用情趣性教学法
我称之为“糖衣片”式教学法，是以事明理，寓理于趣的教学形式或方法，它让理论回“娘家”，从而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它的特点在于：采用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即以情趣为“糖衣”，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原本觉得艰涩的抽象概念和原理，以促进他们思维的活跃和觉悟的提高。这种方法寓教于乐，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利于改革空洞说教式的教学积弊。我在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时，先出示了一幅题为“差距”的漫画，映入学生眼帘的是南北半球大小悬殊的奇怪的地球仪，一下子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的问题后，又挂出第二幅题为“大吃大喝”的漫画。通过对漫画的欣赏分析，学生在热烈的议论中掌握了有关新殖民主义的知识，直到下课后，依旧兴趣盎然。
二、探求新知识，培养参与勇气中学生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自我显示欲望，常常梦想一鸣惊人，而这种欲望往往与本人的能力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由此而导致严重的自卑心理和闭锁心理的产生。这种闭锁心理、自卑心理集中表现在课堂上就是：只要老师提问，一个个都敛声屏气，生怕老师“请”到自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创设一个宽松的氛围，使学生无所顾忌，大胆参与。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的：“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
要使学生大胆参与，教师首先要以自身的勇敢精神熏陶和感染学生，且应把自己看成是课堂教学活动的活跃“分子”，态度和蔼，情绪饱满，感情真挚，用自己的热情、执著精神去感召学生。我在讲现实中之所以存在“不等价交换、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原因”时，先讲了洪水中的地主用金条向佃户换糠窝头的故事，娓娓道来，结果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学生们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此时，趋势分析其他问题，一气呵成，使学生轻松地理解并掌握了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其实，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做也是消除畏惧心理的重要手段。俗话说的“闷得慌”、“静得怕人”等，都说明了课堂上是不能沉默的，愈是沉默，学生愈是害怕老师提问自己。只有当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有亲身体会，有话可说时，他们才会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我在教学中是这样做的：
1．质疑问难，诱发创造力
心理学家把发现疑难看成是“思维的路标”，学贵质疑。一方面是生质疑，师解疑。我注重指导学生课前预习自学，这是疑问产生的土壤，学生质疑的基础。我印了质疑单发给学生，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又授予其方法，这样学生质疑的质量较高。有的追根问源，有的辐射探究，有的从理论和实际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中提出问题，等等。教师对这些质疑单要认真分析，挖掘疑源，将其纳入备课的主要内容。再在教学中巧施良策，明理解疑，学生就十分感兴趣。实践表明，让学生提问就是让学生参与了备课和课堂教学，增加了一次参与的机会，也是帮助教师发现问题，教学相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教师巧设疑问，让学生参与思考、释疑，在“疑”的探究中培养能力，发挥创造思维。而平淡的讲解或一看就明白的问题，会使思维疲软、兴趣减弱，冲淡教学效果。我在讲“生活消费要与国情相适应”知识点时，要求学生不看书，不受课本束缚，而是谈自己的消费观，结果大家畅所欲言，在谈话式的教学中学生明白了自己不成熟的消费行为和观念，从而树立了科学的消费观。
2．组织讨论或辩论
每个人都有说的机会，从而实现自我显示的欲望。在讲“共同富裕”时，有学生提出现实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重的问题，我组织了正反方的辩论，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并在争鸣中明理，用理论和实践说明了问题。
三、运用新知识，升华参与意识“运用新知识”，巩固提高，是最简捷的培养学生参与意识的手段。抓住这一契机，让学生梳理知识，从更高层次上领会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以能力为核心的目标，是升华参与意识的极好方法。而要提高运用的效果，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知识。
1．精心设计课堂练习
教师在课堂上单纯的讲解，即唱“独角戏”，看上去不乏精彩之处，但它不能使学生从多方面参与教学，相反使得学生对基础知识理解不深，掌握不牢，灵活运用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题能力也得不到培养和提高。为了全方位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我贯彻精讲多练、讲练结合、以练习为主线的原则，做到每课都有随堂同步练习。我精心编出题型多样、难度适中的练习题，学生练得有兴趣，从练习中找到了知识的“源”和“流”，体验到了“现买现卖”的乐趣。再加上适时地点拨，又提高了学生的审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2．课外作业形象化
第7篇：国学礼仪范文
关键词:中学地理 方法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地理这门学科,与其他各科联系较紧密,地理课是中学生认识地理环境、形成地理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一门必修课程,对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中很多学生普遍感觉到地理非常难学,针对这一现象,我从教学过程和对学生的了解中不断总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学习中要取得成功,不能仅仅靠能力和勤奋,学生在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培养主动学习的技能和习惯的基础上,更要有有效的学习方法。
1.更新观念是学好地理的关键
地理学科是集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于一体的一门综合学科。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在高考文综试卷里,地理是最难的一门,它要求学生必须理解地理原理,然后学会应用地理原理解决地理问题。从高考的角度讲,地理的学习方法和答题方法本身就比较复杂。高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与初中的区域地理联系十分紧密。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从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努力,按计划加强地理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2.读图、用图是学好地理的基本技能
地图是地理学科的第二语言,是地理信息的浓缩和直观表达,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学会读图、用图是学习地理的基本技能。在地理的学习中,要做到左图右书,注意随时运用地图,查阅地图,善于从地图中发现地理知识,寻找地理规律。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一定要多看地图,多记地图,多画地图,形成脑中的概念地图,尤其要注意对各种变式地图的掌握,这样会使地理的学习越来越轻松。
3.科学记忆是学好地理的基础
地理教材中有许多地名、数据、物名等,要把它们准确记住确实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去科学的记忆,就会既准确又省时。
3.1调动感官记忆。课堂是地理学习的主战场,在课堂上要做到眼看、耳听、口诵、手写、脑想,这样课堂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使记忆效果最佳。
3.2趣味记忆。地理中有些知识可以用谐音来帮助记忆。有些知识可以用记歌词的方式来辅助记忆。
3.3理解记忆。地理学的知识,即使是地理事实和现象,大多也是可以通过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来记住的,关键的概念和基本原理更要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既准确又牢固。
3.4对比记忆。抓住地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对比记忆也是一种高效的记忆方法。
3.5重复记忆。首先要做到课前预习、课堂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课后复习巩固。其次是要重复记忆,加强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重复,必须遵循循序渐进、遗忘曲线的基本规律。
4.练习巩固是学好地理的试金石
地理课堂效率的高低与否只有通过练习才能得以检验。我们经常说“熟能生巧”,要通过练习巩固我们学到的知识,平时的练习题要有所取舍,有些偏题、旧题、难题不要刻意去深究,不要搞题海战术,练习有助于我们在考试做题时很快地找到入手途径的那些习题。练习不仅要及时,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练习(下转第132页)(上接第131页)过程中,学生还要学会不断总结答题规律和答题技巧。
5.观察生活是学好地理的必要条件
地理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要学好地理,不仅学好书本知识,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特别注意联系生活、生产实际,在生活中学习地理,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如果同学们在生活中留意观察这些问题,将地理知识和地理原理运用到社会生产和实践活动中去,使所用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深化,那就可以达到知识的灵活运用了。
此外,高中学生还应从心理上重视地理,注重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树立坚定的信念及良好的意志,使自己争取做到事半功倍。
第8篇：国学礼仪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传统医学； 医学伦理观 ； 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 “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 “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 。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第9篇：国学礼仪范文
关键词：泰勒 科学管理原理 中国企业 建议
泰勒作为一名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长期观察工人工作的时间、动作，发现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于是他试图创造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力图改进管理，提高效率。因此，可以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来源于实践并应用于实践。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诞生是人类管理学科的一次质的飞跃，对西方各国的工业生产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使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其原理的很多方面在对于管理并不完善的中国企业来说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浅析科学管理原理的主要理论
1.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工具
科学管理原理是来源于实践的，它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工人工作的情况，发现工人在工作中出现的“磨洋工”现象的原因。泰勒对工人工作的时间、动作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制定出科学的工作方法，并完善了工作所使用的工具，然后使以后的工作方法和使用的工具都形成标准化，这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2.科学的挑选工人
将最适合的工人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由以前的工人挑选工作变为现在的工作挑选工人，做到人尽其才，进行适当的培训，使工人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3.将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
泰勒的管理体制中出现了传统生产活动中没有的管理人员、事件测评人员、教师、任务管理人员等，他们和工人互相沟通来共同分担工作责任，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样就解决了工人承担过多责任的问题。
4.将于工人之间的监督关系转变为协作关系
泰勒认为雇主和员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主与员工之间对立关系持否定态度，科学的管理是要确保雇主和工人事业的高度繁荣，应该是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劳资双方关系的改进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5.注重激励对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影响
泰勒发现，如果说一次酬金要等到一个多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发到工人手中，那么没有人会保持工作的积极性，他指出，要有效激励工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在工作完成之后及时进行激励。而且他认为激励的手段可以多样化，福利和晋升等都可以作为激励的一方面。
二、科学管理对我国企业发展的意义
1.推进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和标准化
科学的、标准的生产流程是产品质量的最有力保障，这正是科学管理的核心思想之一。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在追求企业数量的同时更需要追求企业的质量，创造出世界名牌，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毕业借助科学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全面推进生产流畅的标准化和科学化。
2.有效的员工培训
泰勒在100年前就提出了需要对工人进行科学的培训，这种思想在西方企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在中国的企业里，员工的培训工作做得仍然很不到位，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即便是将培训列入企业日常工作中去的部分企业，其培训的效果也让人难以恭维，这样就是我们的企业缺少与西方大企业竞争的实力。
3.丰富多样的激励手段
泰勒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实际上就是一种激励，在我国的一些成功的企业，激励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就整体来看，我国企业的激励状况却不容乐观，具体存在以下几点缺陷：一是，激励手段单一；二是，激励的资金落实时间过长，泰勒在100年前就提出激励的及时性，而在许多中国企业现在仍然难以实现；三是，激励的不恰当性，要在合适的时间给予合适的对象和适合的激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有正确执行企业的激励，才会最大程度地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劳资矛盾。
4.将合适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上
泰勒提出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应分离，在10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思想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在企业的内部要有明确的分工，不能让生产技术专业的人员去管理公司的财务，同样也不能让人力资源专业的人员去知道产品的生产。然而缺乏明确的分工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企业仍然屡见不鲜，比如，对于矿山类企业来讲，给企业创造利润的单位就是采矿单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要想晋升高管层就一定要在采矿单位工作过，这就出现了采矿专业的人才去管理财务和人力这样的不合理情况。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要有明确的分工，将合适的人才放到适合的岗位。
参考文献：
[1]泰罗著,蔡国上译.科学管理原理〔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
[2][美]彼得・W・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周三多，陈传明，鲁明鸿.《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