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扶贫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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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一、精准扶贫内涵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是在2013年同志到湘西进行调研工作时提出来的，是我们国家现阶段重要的扶贫发展战略，是反贫困理论的巨大创新，实施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需求，面对不同地区的贫困环境，需要采用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对扶贫对象进行精确的识别与帮扶，做好对扶贫工作项目的精确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通过市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来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生产能力，改善扶贫对象的生活水平，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走上脱贫致富的发展道路[1]。
二、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优势。武陵山位于四个省份的交接之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民族文化特色十分明显，在武陵山片区中还有许多的特色文化小镇，少数民族寨子，这些都是特色文化集群产业项目发展的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很多优秀的文化产业人才也积极投身到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项目当中，为武陵山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思路，像是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文化产业集群地区，就吸引了国内外不少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调动了其周边地区文化娱乐休闲一条龙产业发展，在湖南省地区也是全国范围内比较著名的旅游文化特色景点，为今后的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建设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使村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2]。
（二）劣势分析
1.总体发展缓慢。就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几年来取得了一些较为不错的成绩，拥有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资源，形成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产业项目，但是从总体来说，目前该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规模并不是很大，总体质量还待于进一步提升，和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比，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缺乏国际性的竞争实力，缺少高尖端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系统的文化集群运营方式，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集群产业和其他主导型发展产业相比，总体发展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2.缺乏有力的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在对武陵山片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来提高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发现，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真正开展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时，缺乏有力的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地区贫困农民的主动生产积极性不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依旧很多，影响到了整个武陵山片区的脱贫发展速度，在个别文化产业实施过程中，扶贫政策的实施不够精准，最终导致了扶贫项目资金去向不明，并没能很好地开展地区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真正的贫困农民没能获得扶贫政策的任何福利，由于武陵山地区自身的生产基础比较差，在构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项目过程中，生态破坏的比较严重，山区自然泥石流、山洪现象时常发生，武陵山片区人民的返贫率非常高，缺乏正确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在今后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3.品牌文化实力不强。虽然近几年来，武陵山片区推出了“武陵山大裂谷”和“武陵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旅游文化产业集群项目，但也只是在武陵山地区较有名气，在全国诸多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中，并没能完全发挥出武陵山地区的特色和优势，品牌文化的总体竞争实力不强，除了大裂谷和森林公园以外，并没有相应地开发其他具有武陵山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项目，要想使得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有一个长远性的发展前景，单纯依靠这两个特色产业项目是行不通的，武陵山地区作为湖南省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下的重点发展对象，关于文化产业品牌实力不高的问题，必须想办法加以解决。4.地区文化产业集群机构不完整。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武陵山文化产业园附近，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结构并不是十分完善，而是呈现出武陵山文化产业园集群发展的文化产业结构分布，也就是说，所有武陵山地区的文化产业资源都会慢慢向着文化园的发展结构靠拢，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和引导的话，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朝向武陵山文化产业园倾斜，使得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进而出现断裂式的文化产业结构，不能很好地提高武陵山片区的整体特色文化实力，造成武陵山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4]。
（三）机遇分析
在对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SWOT分析时可以了解到，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转变中，为了更好地实施武陵山地区的文化产业振兴发展计划，做好地区间的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内容的发展创新，改革传统文化产品的制造工艺，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武陵山优秀文化理念宣扬出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下，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得到了改善，为文化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文化产品消费进入到了新阶段，文化产业的社会需求也不断增多，大力发展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可以加快转变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有着生产污染小，资源消耗低的优势特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产业项目发展将成为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四）威胁分析
1.缺乏科学的融资渠道。就目前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发集群发展的现状来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挑战，区域间的品牌竞争比较激烈，如果湖南省其他地区的文化聚集区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企业来进行投资，那么对于武陵山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虽然政府部门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对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但是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就目前的融资情况来看，武陵山片区的融资渠道还不够畅通，文化产业的投资主体结构较为单一，民间借贷的安全性较差，而且武陵山片区文化企业的经营结构转变的也不合理，缺乏完善的科学融资渠道，很多经济效益比较差的文化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宣布了破产倒闭[5]。2.缺乏市场竞争服务意识。而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劣势主要是指总体的文化产业规模较小，没有形成一条特色的文化产业链，虽然基础文化产业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相应配套的文化产品生产、销售和文化服务却没能有效实施。武陵山地区文化企业深入到人民的程度比较浅，普遍存在文化感较低的现象，缺乏一个核心企业来领导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而且科学技术较为薄弱，很多文化产品的加工还停留在传统制造工艺当中，产品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还有待于提升，村民普遍缺乏创新意识，这样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市场销售情况并不是很好，不能将武陵山片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贵资源科学转变成为特色文化产业优势，不能做到物尽其材，人尽其用，创新型技术人才较为短缺，后续发展力量不足，尤其是在特色文化产业聚集区当中，人才结构失衡，政策激励制度做的不到位，最终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使得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实力开始逐渐下降[6]。
三、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战略组合分析
（一）优势—机会（SO）战略组合
SO战略组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将内部资源优势同外界的机会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创建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首先需要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确定适合武陵山区域发展的文化产业结构模式，树立人性化的文化经营理念，建立专门的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管理机构，由专业人士来负责地区的文化产业开发项目管理，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优化地区文化产业结构，加快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力度，树立可集约式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进而提高地区村民的文化产业发展下的忧患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文化产业发展目标。
（二）弱势—机会(WO)战略组合
WO战略组合方式，则是充分利用外界的机会来弥补了自身发展劣势，并将劣势逐渐发展为优势，在制定与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进一步加大地方经济的财政投入力度，使得武陵山片区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化产业园的建设和孵化项目当中，要想提高武陵山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水平单纯依靠政府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加深入性地打开各种融资渠道，促进文化产业审批制度的完善，放宽市场经济下文化企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出台一些鼓励文化产品消费的政策，激发人们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不仅可以很好地满足武陵山片区村民的文化需要，同时也能够打开文化市场，使地区文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三）优势—威胁(ST)战略组合
ST战略组合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自身的优势去缓解或减轻外界的威胁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为了让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了解到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品牌，就要进一步加大对的文化产业品牌的宣传力度，弘扬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理念，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武陵山文化产业链，形成“构建三园，发展多点”的文化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结构，促进武陵山片区全境范围内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事业单位建设以及文化旅游景点建设项目的积极推进，开展山清水秀“农家乐”形式的旅游文化建设项目，利用武陵山地区特色的山水资源来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品牌[7]。
（四）弱势—威胁（WT）战略组合
而WT战略组合的方式，指的是通过减少自身的弱势，来免去遭受外界环境威胁的一种防御战略，在建立具有武陵山地区文化产业特色的集群项目时，需要充分体现文化产业中的娱乐休闲价值，还应当体现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价值，不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遗失，进而进一步拓宽影视广播文化产业链，利用现代化新媒体技术，向全国人民传播武陵山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特色，提高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的推广作用，建立文化建设，网络营销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新颖的文化产品，来扩大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
作者:陈晓亮 赵立平 陈政 单位: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熊正贤,吴黎围.进程与展望: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30年[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03):45-55+142.
[2]徐丽媛.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刘伟.恩施州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4]徐子龙.湘西武陵山文化产业园发展战略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张小静.武陵山片区开发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调控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第2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摘要】旅游扶贫现已涉及政府角色、地方参与和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扶贫的学术文献，对其采用NoteExpress、Nvivo 10和爬虫软件，分析当前旅游扶贫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总结出旅游扶贫关键词共线网络结构图，并指出潜在研究的一些领域。
【关键词】旅游扶贫；综述；网络结构图
相对于传统扶贫而言，旅游扶贫开展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提出采用旅游进行扶贫的相关政策，90年代初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扶贫”这一说法。1999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旅游扶贫（PPT）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形式的有助于减少贫困的“旅游寻求”。学术界对于旅游扶贫的概念讨论基本趋于一致，我国也将构建“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提上议程。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2012―2016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梳理，来探讨中国旅游扶贫的研究趋势希望对以后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方法
P者以“旅游+扶贫”或“贫困”或“穷人”为关键字，发表区间限定2012.1.1―2016.12.31，在知网、万方、维普三大数据库中对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用NoteExpress软件筛除重复文章，经统计发现国内旅游扶贫研究检索结果达到2447条，发表文章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英文文献以“tourism”+“China OR Chinese”+ “poverty OR poor people OR PPT”或“poverty reduction”或“On Tourism Assisting the Poor”为关键字在主题、标题和摘要等进行不同排列，在EBSCOhost和谷歌学术中检索，同法筛除重复文章，经统计国外学者对中国旅游扶贫在此期间达到323篇，且近5年来成果量趋于平稳。
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从国内研究成果出版年份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家对扶贫开发问题的重视，并注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学术界对于旅游扶贫的关注度逐年攀升，2016年的文献数量已经达到1217篇，是2012年的文献数量的快5倍之多。国外研究成果一直保持在每年65左右，其中成果较高的两年为2013年―2014年，均为70篇以上。从研究成果来源出版物看，学术成果以期刊占比最多，其中政策研究类的有369篇，占比最大；其次是硕士论文占总数的12%。国外研究成果基本全部为期刊文章，仅有少数图书涉及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模式等问题。
笔者采用Nvivo 10软件对筛选出的全部国内文献中的9788个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其中国内文献关键词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以及节点聚类分析如图1所示。结果得到旅游扶贫出现的频次最高为210次，主要关注的区域词频为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区，最为显著的旅游扶贫模式是乡村旅游出现次数分别为76次，精准扶贫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出现频次为57次。在2012年―2016年间国内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东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这与国外相关文献研究趋势相一致。
三、研究范围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其范围主要有旅游扶贫的特定地区、模式、绩效、利益相关者研究以及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国内旅游扶贫研究成果变在2012年―2016年的研究趋势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深化，出现了精准化旅游扶贫，旅游扶贫中出现的环境及旅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等问题开始成为新的关注点；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比较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分析法等得到了广泛运用。旅游扶贫的特定地区主要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旅游扶贫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该区域。近5年来针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模式等的对比研究，逐渐呈现上升趋势。从旅游扶贫的模式研究方面来看，综合各学者的观点，笔者将其概括为“公司+农户”模式、股份制模式、移民迁置模式、个体农庄模式。从旅游扶贫的绩效研究来看，主要分为4个方向：一是旅游扶贫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并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不受破坏；二是旅游业能否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四是改变农民的收入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在旅游扶贫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方面，主要集中点在政府、企业和东道地居民三方。同时又相当一批学者在关注社区参与在旅游扶贫中的重要性。在开发过程的问题方面，存在投入不够、模式单一、农民参与程度较低、资源保护意识淡薄以及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分配矛盾以及文化原真性的破坏等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2012年―2016年我国旅游扶贫的相关文献以定量研究为主，对于旅游扶贫特定地区旅游扶贫的思路、模式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观点趋于一致。研究中不仅注关注经济增长，而且贫困地区居民受益情况、贫困地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及旅游开发对环境破坏程度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者针对旅游扶贫绩效研究选择的主题不同，量化标准各异，因而绩效评价的有效性值得商榷。相比较而言，国外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较为成熟，为旅游扶贫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其社区参与旅游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有效地促进东道地经济发展，成为扶贫的有效手段，但其可持续性需要在合理的规划下才能成功。就研究方法来看，旅游扶贫定量研究方法多，定性研究方法碍于语言等条件的限制采用较少。
参考文献：
[1]Zeng B，Ryan C.Assisting the poor in China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A review of research[J].Tourism Management，2012，33（2）：239248
第3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常态化；对策建议
一、十堰市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开展现状调研
十堰较其他地市州有丰富的高校资源，省属2本院校两所、省属3本独立院校四所、省属高职院校一所，7所高校近10余万师生，十堰高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积极的参与并助力十堰市精准扶贫发展战略。以2016年高校暑期社会实践为例，十堰市4所高校共组建10余支精准扶贫专项志愿服务队，涉及精准扶贫内容的志愿队达40余支，他们走进村镇，走进百姓家，调研、访谈、开展结合专业特色的力所能及的慰问活动，将收集到的数据科学分析，通过调研报告、撰写论文、实时新媒体跟踪报道等多样形式向相关部门提供数据，向外界传递消息，同时通过走访慰问，支教支医支农。湖北医药学院彩虹灾害医学救援志愿服务队育蕊小分队连续3年开展关心帮助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也结合精准扶贫，到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向官山镇土台村捐赠图书100余册，与该村留守儿童同吃同住，支教并普及常见病预防和相关急救知识。同时对十堰市四所高校为研究参考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了解十堰市四所高校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和优势志愿服务项目，调研数据显示十堰市高校师生志愿者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的兴趣度和热情很高，与此同时十堰市各高校也依托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持肯定态度并大力支持。但通过调研也发现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中存在的普遍困难和短板，最显著的短板是各校资源尚未整合，存在队伍很多，优势队伍很少，规模不大，常态化不够，对辐射地区的实际帮扶作用有待提供。此外，各自为阵，没有牵头，导致志愿服务项目重复率高，没有将各高校的专业化功能发挥出来。通过此次调研建议团市委应该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特点，成规模，成常态，成品牌的助力十堰精准扶贫。
二、高校志愿服务常态化助力十堰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
（一）资源整合，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完善高校志愿者信息管理机制。畅通志愿者精准扶贫服务渠道，由团市委有效整合志愿者资源，提高高校志愿者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注册、申报、分类、审批制度，统计服务时长，反馈志愿者服务质量，有针对性地精准扶贫志愿的招募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志愿者服务信息，有针对性地合理分配志愿者资源或发起符合高校志愿者专业特点的精准扶贫志愿活动，广泛吸纳社会公益组织和校友资源定期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志愿服务，进一步丰富管理手段与宣传载体，营造充满活力、卓有成效的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文化。
（二）知创合一，打造专业化精准扶贫品牌活动，建立高校志愿者项目管理机制。高校志愿者管理与活拥淖ㄒ祷是高校志愿者服务常态化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创建专业化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和科研项目，将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广泛发动专业教师的力量，做好需求评估和调研、战略规划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对志愿者岗位进行岗位描述、广告宣传，制定招募战略、提取志愿者数据库信息。
（三）开设微课堂培训平台，加强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培训机制。自主化的碎片化课程培训方式，逐渐受到学生的欢迎，依托微信平台，开设微课堂，学生可以运用零散时间阅读、观看、传播精准扶贫志愿培训的内容。首先，志愿者招募与培训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实现线上互动交流。其次，在培训方面，应以提升服务质量为终极目标推进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发展，与精准扶贫服务对象充分沟通，掌握服务需求，制订志愿服务培训计划，包括志愿者价值观、礼仪、应急事件处理、医学知识、法务知识、精准扶贫知识等内容。
（四）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拓展社会化、多渠道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众筹和共建机制。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工作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还应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创造更广阔的舞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挂牌授旗的形式与精准扶贫地区的城乡社区、福利院、敬老院、少管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念馆以及博物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共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基地。
参考文献：
[1]赵雪.大学生志愿者管理长效机制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3）.
第4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旅游；贫困地区；四川秦巴山区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贫困是中国和谐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其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日渐显著，旅游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秦巴山区基础设施滞后，经济发展缓慢，公共服务薄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不完善，文化体育设施缺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弱，连片贫困突出。但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受人类经济活动影响小，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旅游扶贫开发具有无可比拟的实施优势。《四川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关于秦巴山区扶贫的政策，将旅游发展与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并制定《秦巴山区（四川部分）旅游产业扶贫规划》。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业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旅游扶贫”不等同一般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开发”（周歆红，2002）[1]。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郭清霞，2003）[2]。旅游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其效果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依赖于贫困地区的自我寻求发展（韦力等，2005）[3]。PPT（Pro-Poor Tourism）将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直接联系起来（Ashley， C.， Boyd， C.， & Goodwin， H. 2000）[4]。毛焱，梁滨（2009）对PPT与旅游扶贫进行了对比研究 [5]。ST-EP （Sofield， Bauer， De Lacy，Lipman， &Daugherty， 2004； WTO， 2002） [6-7]和PPT都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途径。王铁（2008）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8]。
陈琴等（2011）将旅游扶贫模式分为BOT模式[9-10]、RHB模式（李永文等，2004）[11]、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温彦平，2000；郭清霞等，2005）[12-13]等类型。高舜礼（1997）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扶贫的经验，指出了旅游扶贫急需解决的问题[14]。李佳等（2009）探析了青海三江源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15]。张遵东等（2011）认为政府行为、旅游企业经营水平、社区参与、利益分配机制是其发展扶贫旅游的途径[16]。范俊等（2011）从目标系统、动力系统、决策系统、保障系统、执行系统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构建了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系统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分析框架[17]。
马征杰（2010）以陕南汉中为例，分析了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现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18]。陈丽群（2008）对利用陕南秦巴山区林业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进行探讨[19]。总体而言，关于扶贫旅游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广度，但对于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缺乏系统的研究及具体的解决方案、机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设计等，整个旅游扶贫目标不够明确，对贫困人口的关注仍然不足。
二 研究区域概况
四川秦巴山区主要包括川东北地区的5市、28县（市、区）及1174个乡（镇），面积约64067.78km2。地理坐标：东经105°27～108°31，北纬30°01～33°51，它是四川五大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图1）。
四川秦巴山区五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11年，四川秦巴山区5市共实现GDP3448.15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16.40%，同比增长15.32%，人均GDP仅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国的62.87%和46.86%；国土面积占全省的13.21%和全国的0.67%，而财政收入却仅分别为全省、全国的7.03%与0.14%；农民年均纯收入分别为90.92%与79.86%。该区域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数量都明显偏低。2011年，旅游总收入341.91亿元，相当于当地GDP的10.42%。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13.96%；旅游人数达5773.77万人次，占全省旅游总人数的16.42%。
三 对旅游扶贫的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源组合优势。旅游资源类型较多、分布广泛，主题众多，特色突出，融自然生态、农业观光、民族民俗文化、人文历史景观等为一体。各类旅游资源空间组合优势明显，具有整体打造及连片开发的潜力。
2.旅游区位优势。地处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武汉五大都市辐射的交汇中心，系川陕渝旅游金三角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旅游东环线所在区域，四川省新五大旅游板块之一，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3.交通便捷优势。区内国道318、212、210线和GZ40线纵横，成南、广绵、南广、达渝、南渝高速公路以及襄渝、包成、成达及兰渝铁路交错。随着嘉陵江渠化工程的相继竣工，将形成公路、铁路、航空、航运四位一体的动态交通体系。
4.产业基础优势。四川秦巴山区系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川陕甘渝结合部的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位于川陕渝结合部经济发展的金三角，以及成都、重庆2小时经济圈。
（二）劣势分析
1.资源整合不足，旅游精品缺乏。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资源丰富，但挖掘整合不足，缺乏强吸引力的旅游精品，难以形成合力。目前以观光旅游开发为主，休闲旅游尚处浅层次，产品类型单一。
2.文化挖掘不足，旅游宣传不力。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有着深厚的积淀，但缺少内涵丰富、生动鲜活的展示形式，缺乏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旅游宣传促销形式单一，形象不鲜明。
3.品牌效应不强，产业链条疲软。区内旅游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经济总量不足，产业规模小，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至今未能在全国形成旅游品牌，产业链打造力量不强。
4.旅游设施滞后，旅游人才匮乏。旅游设施规划、建设滞后，缺乏星级酒店，游览接待设施发展滞后。创新服务型及管理旅游人才非常欠缺，复合性旅游人才的匮乏在一定程度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5.旅游意识较弱，体制有待完善。对旅游业的认识程度仍参差不齐，尤其是对旅游业的经济先导作用认识不足。旅游大产业观念尚未真正确立，旅游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存在不同部门规划脱节、重复规划、重复建设等现象。
（三）机会分析
1.旅游政策支持机遇。国务院提出把“秦巴山-六盘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全国西部大开发规划和未来十年扶贫开发纲要的重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四川省秦巴山区（四川部分）旅游产业扶贫规划》等政策性文件均为四川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川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川东北五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文化相通。随着川东北商交会等活动的举办，各市打破区域界限，共同整合区域资源要素，优势互补，川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旅游产业开发带来重大的战略新机遇。
3.旅游市场潜力机遇。四川秦巴山区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及旅游区位优势，依靠成都、西安、重庆等巨大的都市客源市场及四川过境旅游市场。打造特色品牌、大力拓展市场，将完成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
（四）挑战分析
1.区内趋同性旅游产品竞争。区内旅游资源分布密集，新开发的景点和旅游项目较多，市场分割厉害、竞争激烈。传统行政区划的分割，导致各市县旅游发展联动程度不足，难以形成大市场需要的多元化、多层次跨区域旅游产品体系。
2.旅游客源市场需求不足。区内本地客源旅游消费整体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匀，内需拉动不足；区外及国际客源由于线路空间行程较长，对四川秦巴山区产品形象认知程度浅，以及受假期时间限制，限制了客源市场数量、结构的优化。
3.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压力大。农业产业等核心资源所依托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此保护要求较高。随着旅游者的进入，带来的环境问题，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文化遗迹的破坏可能会加剧。
4.民族文化同质性矛盾显现。外来文化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对当地民族文化容易造成冲击影响，使传统习俗的传承出现断裂，容易丧失本土民族文化自身原始独特的本色，增大了本土文化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难度。
四、旅游扶贫战略选择
（一）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五市依照战略、产业、体制、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发展差异的特点，就旅游等产业具体内容进行相互合作；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依靠市场力量，把握整体布局，统筹谋划，创造旅游经济与其他产业经济平等协调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制度框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内经济进步。
（二）多极化发展战略
加快把旅游产业嵌入四川秦巴山区，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产业，依托剑门蜀道、华蓥山等核心景区的建设，推动旅游业向农林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文化产业、建筑业等相关要素产业综合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延长产业链及其生命周期，产生经济增长中心，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三）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把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两者有机统一于四川秦巴山区旅游扶贫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和有利于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要求，实行非均衡推进，以广元、南充、广安、巴中、达州等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为中心，依托各市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荐紧密结合，促进区域、城乡、产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跨越式发展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竞争优势不明显的条件下，依托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凭借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利用区域区际市场需求，大力培育旅游业等新型产业，实施旅游产业倍增计划，发挥旅游的产业牵引作用，利用后发优势，缩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梯度推移战略
四川秦巴山区发展不平衡，形成经济技术梯度，并产生技术经济推移的动力，形成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产业应在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优先发展，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产业结构升级应逐步有次序地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五、结论及讨论
旅游扶贫战略是在一些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有益探索。综合四川秦巴山区自然社会经济现状，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四川秦巴山区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采取经济协调发展、多极化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跨越式发展和梯度推移等五大战略思想，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和旅游产业扶贫机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旅游产业扶贫与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在战略实施以及在具体路径培育方面，如将贫困人口纳入四川秦巴山区扶贫旅游发展实现机制当中、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及发展机会、消除或减少贫困人口参与的障碍成为后续研究中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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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体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接轨，学校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背离，教育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农村基础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学生从小生活条件优越，缺乏吃苦精神，对老边穷地区及贫困农村的教育现状缺乏认知及奉献精神，毕业后普遍不愿意到农村贫困落后地区任教；同时本专业教育教学局限于课堂和书本，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对农村教育实际情况估计不足，缺少农村实践教学经验，而教学实践工作一直是师范类院校的工作重点，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高等师范院校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具体表现：首先，教育实习课时的安排较少，缺少系统指导性时间；其次，课时安排过于集中，接近于毕业学期，学生缺乏自我精雕细刻的心态；再者，实习地点分布面社会性较强，流于形式较多，实习学生上讲台实践的机会少，缺少技能培养实践真正的机会；这些都是走向教育岗位的不良隐患；在教学实践上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实习教学的作用，既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又能对实习学校带来新的活力和理念；在践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师范教育下乡去”的倡议引领下，通化师范学院组织实施顶岗实习的活动，主要把师范学生培养放到实践中，全面促进学生专业技能、思想素质和教学能力.
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尤其是基层农村合格师资的短缺，直接制约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基本质量，使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吉林省基础教育师资短缺的矛盾，现阶段主要集中在基层农村，而不是城镇，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矛盾的焦点仍然是农村合格师资的短缺.而像我院这样层次的地方师范院校，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任教，使农村教育师资短缺的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农村希望小学教师凸显老龄化、缺少专业性；个别学校教师身兼数职，不仅担任班主任，还要承担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的教学；近几年，教学负担很重，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虽然有特岗教师的“三支一服”的大学生加入，在偏远地区仍面临着教师年龄结构性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的矛盾；制约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农村希望小学师资队伍的现状仍是顶岗实习支教活动的立足点切入点.针对查找到的问题，学院借鉴陶行知“实践教育理论精髓，坚持“师范教育下乡去”的方向，把办学指导思想确立为：“培养师范生具有应用型、实践性人才，具有初等学校教师应有的专业知识、综合文化素养和熟练地教师技能，愿意到艰苦的农村地区献身，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培养合格教师和高素质人才”，全方位启动了高校实践教学的综合改革.
学院在积极深化校内教学改革、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组织本科生用四个学期在校学习，打扎实自身学科的理论知识，利用一年里上半年到贫困地区顶岗支教兼实习.下半年里把支教过程中的问题带回学校消化提高.学院以期通过探索师范教育的创新模式，破解长期困扰高校办学与社会实际结合不紧密、为地方基础教育发展服务贡献不大的难题.顶岗实习支教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启了农村学校因师资短缺造成的学科开设不全的局面，为农村教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参加顶岗实习支教的学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不论是意志品德、教学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为将来走向教师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习生与奋战在农村教学一线的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实习生从农村教师身上学到了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和严谨谦虚的工作作风，农村教师身处偏僻的农村，实习生为他们带去了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法及年轻人特有的朝气，给农村孩子送去了新的知识，开拓了新的视野，有效的提高了自身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充实了课堂内容.学院于2009年开始，启动本科生扶贫顶岗实习支教，每年组织两批，每批50余人，农村学校扶贫顶岗实习支教，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国家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通化师范学院十年来开展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在深化师范院校教学改革、帮助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收到了较好成效，初步实现了开展扶贫顶岗实习支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表现在：受援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多数受援学校都反映，过去一些偏远山区学校连具有初中学历的代教都难以请到，不少学校连语文、数学、外语等规定课程都开设不全，音、体、美教学更是近乎空白，根本谈不上提高教学质量.通化师范学院长期真心扶贫支教，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学生到岗后克服了贫困农村生活清苦等一系列困难，安心工作，敬业奉献，热血青年那种可贵的精神风貌激活了基层教育，直接提升了当地基础教育水平，带动了全县的教育教学改革，乃至干部群众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校风校貌和村风村貌都发生了喜人变化.广大农民群众这一最实在的群体，脱贫致富和望子成龙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由于切身感受到了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带来的积极变化，因此对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十分欢迎，纷纷把自己辍学的孩子送回到了学校.每当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学生离村返校时，干部群众依依不舍地送别，强烈要求再多派些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学生，顶岗实习支教的教学时间加长，以保证课程的完整性.
第6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贫困 连片特困地区 模糊集 模糊贫困指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84-04
一、研究背景
按2011年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人），我国仍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扶贫对象规模大;脱贫人口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扶贫成效;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贫困程度深，生存条件差，成了扶贫开发中最难攻坚的难题，这也是今后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在各种资源都相对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贫困，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提高扶贫效率，就必须对贫困群体进行准确识别。首先，哪些人属于贫困人口，即用什么标准来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进行区分;另外，贫困程度有多深，是属于“维持生存”、“基本需求”还是“相对遗缺”。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贫困判别工具主要是贫困线，通过“收入核准”来对贫困进行判别，当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这条线时，即被认为是贫困的，从而能获得各种政策扶持或社会的帮助。“贫困线”识别方法因为其具有易于理解也便于操作的优点被广泛使用，但是该方法过分窄化了贫困的内涵。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低下，还涉及许多其他维度;另外，该方法过分地明晰了贫与非贫的界限，而忽视了位于贫困线上但紧邻贫困线的“边缘群体”的利益，假设贫困线为500元，收入为501元和499元的人其实在生活状态上是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收入为499元的人由于被确定为贫困人口，将可以享受来自政府或社会的各种救济，而收入为501元的人是否就真的不贫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对“贫困线”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确定贫困人口并确定其贫困程度是扶贫工作中的关键一步，对于贫困人口的判断失误将直接导致扶贫救助资源的浪费，而且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排挤在外，严重损害扶贫工作的绩效。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尝试用模糊集的方法来对农户的贫困程度进行测量，然后对不同贫困程度的人口进行划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贫困线识别工具的不足。
二、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度量模型构建
模糊集理论被广泛的应用于贫困度量问题中，它将一条贫困线的标准换成了一段范围下的贫困。Cerioli和Zani（1990）构建了一个模糊理论模型来对贫困进行多维的分析，后来Cheli和Lemmi（1995）对该模型进行了发展和改进，形成了TFR（Totally Fuzzy Relative）方法，它是在给定样本变量的情况下，根据为每个变量所定义的隶属函数来直接获得被剥夺指标，用其所得到的值来反映个体相对被剥夺的程度，而不再使用上限和下限的取值来确定某个个体是否属于贫困。因此，改方法不仅是完全模糊的，而且是相对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个体，其被剥夺的程度仅和它在这一项中位于整个样本上的分布有关，而且在贫困分析中，每一个贫困维度的重要性是由所观测的在这一维度上贫困特征发生的频率决定的。
（一）贫困的模糊性
贫困的模糊性首先表现在贫困的概念就是具有模糊性的。对于什么是贫困，不同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人们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依据此观点，有两点是不能明确进行界定的，首先是“基本可行能力”，究竟什么样的能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基本的，对基本可行能力和非基本可性能力如何进行明确地区分;另外，是“收入的低下”，如何才能把收入定义为“低”呢？假如以1000元为界限，低于1000元收入被认为是低收入，那么1元和999元的状态是一样吗？显而易见，从其他角度进行定义的贫困的概念也会遇到类似的难题。
其次，贫困的模糊性还通过衡量指标的模糊性表现出来。对贫困的度量指标经历了由单维到多维的转变，比如用“每月工资收入高低”来衡量“某个人的劳动能力”，假设把每月工资3000元定为最佳状态，如果某人每月工资2500元，是否就能完全认为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呢？也就是不能用3000元把是否有劳动能力进行完全的区分。
（二）模糊集的确定――贫困度量指标维度
许多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通过对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消费）进行分析，从而来判断是否贫困，这种方式具有易于量化、易于理解、易于操作等的优点。然而，本文更倾向于采用多维的方式来对家庭贫困进行分析，在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考虑到本论文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各方面的情况，特选取家庭人口、家庭财产和家庭生产生活条件三个方面来对家庭贫困状况进行研究。
家庭人口维度方面，通过主要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人口负担系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中是否有身体不健康者以及享受社会保障人数比例等来进行具体说明。此处没有考虑家中正在上学的人数情况，主要是因为有可能和劳动力人口负担系数有些许重复。
家庭财产维度方面，主要通过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有无常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家用电器以及住房结构安全程度等来进行说明。由于南方夏天天气炎热，在忽视质量好坏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拥有至少一台电风扇，因此，这里将不考虑是否拥有这种家电的情况。
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主要通过人均耕地面积、有无安全卫生厕所以及生活燃料情况等来进行说明。无可否认，现今通过务农获得的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仍很大，耕地作为其最重要的资源，往往对一个家庭的境况起决定作用。
（三）隶属函数和权重函数的确定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对不同变量类型确定适合的隶属函数，我们有必要对模糊集变量的具体类型进行区分，在此根据Miceli（1998）对变量类型的划分，把上述指标变量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二值变量。二值变量是根据拥有或不拥有某个耐用品的属性来进行界定的。如果拥有这类物品，则被假定为不容易出现贫困状况，而如果不拥有此类物品，则认为出现贫困的风险较高。该类变量只能取0和1的值，0表示出现贫困状况的可能性较低，而1则表示出现贫困的可能性较高。
该类变量的隶属函数表示如下：
xij=up（xj（i））
如果xij=0，表示第i个家庭拥有j物品
xij=1，表示第i个家庭不拥有j物品式（1）
例如，xij代表“常用通讯工具”这个变量时，当“拥有”时，隶属度为0，反之为1;但是对于如“健康状况”变量是，当“有时”，隶属度为1，反之为0。
2.离散变量。像所有其他离散变量一样，该类变量在一定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可能的值，比如：性别、教育等，它们在给定的时间里，有明确的离散的动点值。定义此类变量的隶属函数如下：
Up1 当xij≤xmin，j 当xmin，j
xmin，j和xmax，j分别表示第j个维度的两个极限值，如果值小于xmin，j，则该个体被认为在该指标上是极端贫困的，同样，如果大于xmax，j，则认为在指标j上是完全不贫困的，同时也可介于xmin，j和xmax，j之间。
例如对于“生活燃料情况”这个变量，可以把其分为四等，xj1和xjk分别表示电和柴草，用电表示贫困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生活燃料主要为柴草的家庭则贫困的可能性很大。
3.连续变量。如果某个变量的分布函数没有固定的、不连续的值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该变量是连续的，比如：收入或消费就是非常明显的连续变量。定义此类隶属函数如下：
Up1 当0
当指标值小余最低域值xmin，j时，隶属度为1，表示这项指标描述的状态不好，非常贫困;当指标值大于最高域值xmax，j时，表示这项指标描述的状态非常好，属于非贫困;当介于这二者之间时，反应的状态是不好也不坏，属于不同程度的贫困，并且指标值与贫困程度呈正相关，例如收入指标、人均耕地面积指标等。
另外，对于指标值越高反而越贫困的状况可以定义如下隶属函数：
Up0 当0
在对个体贫困程度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接下来采用Cheli和Lemmi（1995）的方法来权重进行确定。指标权重的赋予应该视其在整体中的状况来决定，比如，对于“家用电器”的指标，如果所调查的样本都拥有常用的家用电器，也就是隶属函数的平均值趋向于0，则赋予其较高的权重，反之则应该给予更少的关注。因为，如果样本中的大多数家庭在这个维度上都不贫困，而仅仅个别家庭表现出了贫困，那么这些表现为贫困家庭的贫困指数就要相对较高。也就是对隶属度值较大的指标赋予较低的权重，对隶属度值较小的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其表达式为：
wj=ln 式（4）
同样，up（xij）表示i个家庭在第j项指标的隶属度值。
（四）模糊贫困指数的构建
在确定了权重函数的基础上，结合隶属函数，就可以得到每个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其形式表示如下：
f（xi）= （i=1，2，・・・n） 式（5）
其中，f（xi）为i家庭的贫困指数，u（xij）为i家庭j指标的隶属度，wj为j指标的权重。
三、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贫困程度度量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包括71个县（市、区），涉及3600多万人口，是少数民族聚居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2014年，该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499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1%，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301.8万人，贫困发生率11.21%，比全国高7.41个百分点。片区71个县（市、区）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3个省级重点县，部分家庭存在就医难、上学难、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困难。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每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和权重如下表所示：
结合每个指标的隶属度和对应的权重，运用公式（5）计算各个家庭的模糊贫困指数。
例如，对于家庭1来说，其各指标的隶属度如下表所示：
把上述相关变量值代入式中，可计算家庭1的模糊贫困指数为0.51，其他家庭可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计算。
本文主要借鉴Besma Belhadj将贫困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类的研究方法来对所所调查农户的贫困程度进行判别。
在调查的372户家庭中，有30户属于高度贫困家庭，其模糊贫困指数平均为0.78，占总户数的比重为8%。通过对比分析问卷，可以知道该类家庭之所以贫困程度最深，其共同的特点主要有：首先人口维度方面，家里都有身体常年生病的成员，他们在此项指标的平均隶属度在0.73左右，常言说“穷人不生病犹如走大运”，生病的成员不仅不能够为家庭创造收入，而且还必须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为其治病，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这其中有8户是孤寡老人家庭，家里除了生病的老人外，再无任何其他人，平时的生活主要靠邻居和政府的救济。另外，在体现家庭财产维度的一些指标方面，如常用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电器设备等方面隶属程度也都体现在0.6―0.8之间，此类家庭几乎不拥有最起码的一些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用品，而且生活用水还是池塘水。最后，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在所有指标中，隶属度值最大的是“住房结构安全程度”指标，甚至达到了0.87，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目前居住的还是木房，而且由于常年未翻修，现已破烂不堪;甚至基本上不带厕所，而且生活燃料主要为柴草。
中度贫困：模糊指数介于0.3―0.7之间的家庭有287户，所占比重为77.4%。属于该类贫困家庭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在人口维度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指标是“人口知识素质”方面，其中有31.6%的家庭隶属度值都是0.7以上，意味着家里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部分仅仅为初中或以下。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会直接影响其自身的技能，技能的低下导致其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而随着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革新，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则较难找到立足之地。另外，文化程度的低下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落后，该地区很大部分的农户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意冒险外出经商，而且面对贫困的现状，往往是坐等着国家的救济，把吃救济、拿补贴视为理所当然。在“人口负担系数”方面，其中37.5%的家庭在该指标的隶属度在0.55以上，意味着家里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个小孩还处于求学的阶段。虽然目前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通过跟农户的交谈可以发现，虽然学校免除了学杂费，但每年的花销仍不少于2000元左右，一般农村目前有两个小孩同时上学的情况是相当普遍，这对于单靠务农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无疑仍是较沉重的负担。在家庭财产维度方面，这部分家庭基本处于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不算富裕。如“常用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常用通讯工具”等指标，普遍的表现是都拥有此类家用物品，但是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要，谈不上追求生活品质。在生产生活条件维度的“收入来源类型”指标中，其中35.3%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务农，26.5%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这说明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不具备抵抗致贫风险的能力。
轻度贫困：模糊指数介于0―0.3之间的家庭有55户，所占比重为14.8%。属于该类家庭最主要的共同特征表现在家庭人口维度方面，“人口负担系数”隶属度明显低于前两种情况，普遍保持在0.2―0.3之间，可以知道，该类家庭基本已经度过了小孩上学的阶段，而且家里收入来源的类型主要是父母在家务农，子女毕业后留在其他城市工作。这就造成了和其他家庭相比，不但少了教育的开支，而且还因为具有较高的素质、技能等，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务工人员。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口抽样调查分析，该地区的中度贫困人口占主要部分，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应把有限的扶贫资源用在这部分最需要的地方。由于造成该部分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问题，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问题时有发生，针对此类情况，除了必须加强政府对农村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扶持力度，家庭还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增加收入，尽早脱贫，改变“等、要、靠”的思想。另外，该地区还有少部分的高度贫困家庭，几乎完全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依靠国家、社会或他人的救助。面对该部分老龄、孤寡老人家庭，可以由当地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照顾，尽量保障其基本的生活。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科研项目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的海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MK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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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一、深入分析班导师制度,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
由于辅导员工作的重点在于学生的日常管理,而基础课教师侧重于课程的教学,他们所带学生人数多、专业情况复杂,所以深入地、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难度较大。因此,“班导师制”应运而生。“班导师制”有如下优点:
1.班导师进行思想导向的形式更加灵活,它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制约;
2.由于管理人数较少,班导师更能了解学生的思想和性格,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新生进行引导;
3.班导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指导学生的学习,起到“解惑”的作用;
4.班导师以自己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培养学生的精英意识,起到“传道”的作用。
二、准确认识学生群体特征,合理构建班导师工作目标
1.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一般来说,班导师应重点关注家庭背景优越和极差这两端的学生,特别是后者。家庭较差的学生极易在心理上出现问题,因为这些学生不仅是“经济上弱者”,而且更是“心理上弱者”。因此,班导师,不仅要重视这些学生的经济扶贫工作,更要重视对他们心理上的“扶贫”。
2.学生群体的个性特征,而进入大学后,社会性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生摆脱以往的应试学习,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空间。在社交中,学生的个性在受到外界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他人。因此,班导师一方面要注意周围环境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一些学生的消极个性对群体或其他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规范班导师管理制度,有效实施重点教育工作
1.班导师的选择
(1)班导师要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事业心。
(2)班导师的选择要以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为主。
(3)班导师最好选择高学历的教师。
(4)班导师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2.制定明确的班导师管理制度
制定明确的聘用标准及聘用条件、评优原则等,并形成书面材料,作为班导师工作的准则,此文件的及时颁布与有效实施大大促进了我院班导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班导师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3.与班导师拉近情感,培养全员育人意识
辅导员与班导师进行沟通,仅仅用权力和领导身份指挥导班导师工作是不可取的,利用有效的方式与各位班导师拉近感情交朋友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辅导员应该抓住日常工作中与班导师接触的每一次机会,及时了解班导师的具体工作情况,灌输全员育人思想,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帮助和分配工作任务。
4.实事求是,方法灵活,完成学院任务
班级管理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侯,作为辅导员一定要尽快与班导师进行沟通,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此时,辅导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碍于班导师面子将问题置之不理。当然,在与班导师沟通时可以采用灵活的方法,完成既定目标。
5.班导师之间的经验交流
大学生自己独特的思想特征往往会与年老的教师形成代沟,为了消除师生间沟通的障碍,班导师一般都由年轻教师担任,但年轻教师担任班导师不像年长教师那样富有经验。所以,年轻的班导师多向有多年学生工作经验的老教师进行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思维的碰撞也会有利于各班导师的工作的完善。
6.辅导员与班导师之间定期交流
辅导员和班导师的及时的沟通,一方面有利于学院任务的向下传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出现问题的及时反馈。我院每学期会召开辅导员与班导师的交流会,以便调整学院整体发展方向。
7.兼顾全局,严抓重点
为您提供免费的论文,毕业论文服务,希望加强和完善班导师管理制度建设述论]能给您带来帮助，学习是学生的本职,班导师必须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尤其是在大一期间,帮助学生打下一个扎实的学习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整个班级的学风的建立,需要班级每个同学都要将学习重视起来。班导师不仅要及时向学生灌输学习的思想,也必须严抓个别学生的成绩,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8.提前计划,及时沟通,适时总结
每名班导师每学期初有一份工作计划,期末有一份工作总结;每个月与所指导的学生至少见面2次;每学期同所指导每一个学生有一次以上单独谈话,并作记录。要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每学期期末上交谈话记录和工作总结。
9.树立班导师人格魅力
一个人对他人的影响力包括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而作为班导师而言,他的权力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要求班导师注重培养和发挥自己的非权力影响作用。在非权力影响中,班导师的人格影响力是巨大的。为此,要求班导师应当作到以下几点:(1)形成良好的心态。(2)培育高尚的情操。(3)培养探索的精神。
10.提倡班导师参加班级活动
有利于言传身教如果班导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太少了,就很难达到管理的效果。所以,学院提倡班导师参加班级的活动,增进班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了解,培养学生对班导师的信任。
第8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居民；贫困；健康；循环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扶贫解困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近年来，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逐渐减缓下来，甚至有所反弹，我国的反贫困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贫困人口主体的致贫原因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缺失，更表现在因病致贫、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缺少必要的生存环境。疾病使农村居民面临沉重的医疗负担，其导致的医疗支出增加是农村居民致贫的重要因素。健康的缺失，造成的不仅仅是收入贫困，更降低了获取收入的能力。因此，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贫困的关系在当下中国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水平的低下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造成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并进一步制约着健康水平的提高，最终形成由于健康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健康贫困”（樊桦，2001）。王国祥（2007）、汪燕敏（2009）分别实证分析了健康对个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从绝对、相对贫困指标都表明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洪秋妹（2010）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健康冲击对静态和动态贫困的负向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4、2006年共两期的面板数据，并将样本限制于18-60岁的农村居民。
对于贫困，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作为是否贫困的参考标准，并按照居民最终消费支出PPP和农村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折算到2006年和2004年的收入水平，贫困赋值1，不贫困赋值0。
对于健康，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作为衡量。CHNS调查问卷中询问“与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怎样”，对于“非常好、好、一般、差”这四个选项我们分别赋值4、3、2、1。
除了被解释变量外，我们还包括了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性别、婚姻、医疗卫生环境等控制变量。
三、模型和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面板模型：
其中，P为是否贫困；H为自评健康；X为其他控制变量
对于方程的估计，我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由于本文方程（1）中的家庭规模、家庭负担系数，方程（2）中的个人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均是其各自的前定变量。因此，方程组可识别。
四、结论
农村居民贫困与健康的双向关系。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自评健康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将下降0.13，农村居民从不贫困陷入贫困将使自评健康下降0.30个等级，其贫困和健康之间形成了循环关系。
影响农村居民贫困与否的其他因素。教育对于反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婚姻状况与个人贫困与否负相关；家庭规模和家庭负担系数越大，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将会提高。
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其他因素。受教育程度与健康之间正相关；性别对健康影响显著，女性健康状况比男性差；生活环境、医疗卫生条件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有影响。
参考文献：
[1]樊桦，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6）
[2]洪秋妹，健康冲击对农户贫困影响的分析――兼论健康风险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汪燕敏，居民健康对我国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J].卫生软科学，2009（3）
[4]王国祥，健康投资及其与农村贫困关系的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9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
摘要：论文主要以人口素质的几大构成指标为理论主线，以人口素质对海南农村贫困家庭的具体影响为研究对象，深刻分析了提高农村贫困家庭人口素质的迫切性。
关键词 ：人口素质；农村贫困家庭；影响
一、人口素质的概念
迄今为止,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概念的界定，国内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指出:人口质量是人体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这一定义与中国《人口学词典》关于“人口质量”概念的界定一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经常被广泛引用。另外，人口学家梁中堂教授和前苏联学者巴兹勒夫对人口素质概念的界定相同，认为人口素质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等，他们两个对人口素质概念的界定相同。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人口素质即人口质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口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人口素质的高低与人口的组合结构有关，一般来说，科学合理的人口组合结构会产生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同时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力也较强，这些观点得到了国内其他人口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和借鉴。
通过梳理学术界关于“人口素质”概念的阐述，笔者认为人口素质亦称“人口质量”，是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质与量的统一体。作为量的规定性的人口，主要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性别比例及其他可用数量来衡量的特征。作为质的规定性的人口，主要是指人口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一般有人口的身体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及经营管理素质等指标构成。人口素质由个体素质和社会素质构成，个体素质是指个人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不同的个体素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综合形成社会人口素质。个体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及职业构成等因素影响着社会人口素质的形构成，社会人口综合素质又反作用于个体人口素质的形成，良好的社会人口素质有利于个体人口素质的提升，起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作用，低劣的社会人口素质阻碍着个体人口素质的提高，有着“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破坏作用。
二、人口素质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具体影响
1.身体素质差加重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
身体素质好是脱贫致富的必备条件。海南农村贫困人口家庭健康问题非常突出。以琼海市农村贫困人口为例，从户主的健康状况来看，老弱病残问题突出。有半数以上的贫困家庭的户主有小病或慢性病，有7.4%的贫困家庭的户主是残疾。农村贫困家庭的年龄明显老化，10.7%贫困户的户主年龄超过65岁。大多贫困户都是老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缺乏劳动力人口，经济收入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不利于贫困农户增强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也很难抓住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家庭经济收入就会减少，很难脱贫。身体素质差还会减少家庭其他成员的教育,从而长期影响到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变，并且可能会使贫困家庭陷入“健康不良——贫困——缩减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素质降低——贫困——健康不良”的健康贫困陷阱。①
2.科技文化素质弱限制了农村贫困
家庭增收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移剩余的劳动力是农村贫困家庭增加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摘掉贫困帽的重要途径，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直接受劳动者自身综合素质的影响。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近年来，海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任务非常艰巨。2009年，海南农村仅有7%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比全国平均比例要低12.1个百分点。而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已经达到了55.8％，河南是30.1％，四川是34.4％。由于海南当地农民的技术技能素质适应不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海南的一些工厂企业如药品制造企业、采石厂、海汽等公司需要从内地招揽员工。调查中发现，琼海不少贫困家庭的户主或子女在内地沿海一带务工，由于文化素质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大多数劳动力只能从事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的行业。有些出去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适应不了外部环境。由于缺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技能，满怀希望进城寻找打工赚钱机会的农民工面对一些企业的加薪招工，只能望洋兴叹。
3.政治文化素质低削弱了农村贫困
家庭成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农民的政治文化素养的高低与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制约，边远乡村的农民对于参与民主活动的观念比较淡漠，对民主的需求也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在调查中发现：25%的农村贫困人口对村委会选举活动不感兴趣，只要自己能成为扶贫对象，认为选谁都一样。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当生活上有困难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矛盾时，领导干部能公正解决，维护好自身的权益，从不积极主动去参与村委会的选举活动。课题组成员在重点访谈中发现：贫困家庭人口的参政意识远远低于非贫困家庭的参政意识，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对村委会选举活动较感兴趣，有较强的知政、参政、议政需求。
4.思想道德素质落后阻碍了农村贫困家庭脱贫的步伐
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阻碍了脱贫致富的步伐。美国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指出“: 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 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②一般来说，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也比较落后。海南农村贫困家庭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他们的生育行为，不生出男孩绝不终止生育,这些思想和行为深深影响着家庭生活经济状况。会山镇是琼海市的重点扶贫对象，近年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贫政策，会山镇居民的收入已接近琼海市居民人均收入8000元左右，照理来说早已摘掉贫困的帽子，实际上，会山镇仍是扶贫的重点对象之一，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思想传统落后，认为读书无用，送子女上学还比不上修套房子实在，没有好好利用手里剩余的资金去投资增值。抓不住促进个人发展和创收的机会，就很难带来个人财富的增加。虽然近几年来，琼海市政府在扶贫方面采取了很多优惠的扶贫政策，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投资不少，但最终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
三、提高农村贫困家庭人口素质的迫切性
1.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海南农村贫困家庭经济增收问题的根本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要素具有非同质性,素质低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素质高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条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重要。③海南省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大省，充分发挥“无病区”和绿色热带农产品的优势，必然会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历来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社会效益高的战略产业，它的发展繁荣既要受到来自自然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海南岛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之一，每次天灾都会给海南岛的农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和自身素质的制约，至今，在海南农村贫困山区，农民的观念以至行为模式，仍没有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农民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意识明显欠缺，吸收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有限，大多只能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埋头苦干而非巧干，缺乏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和适应市场的能力，通常勤劳不能致富、增产不能增收甚至血本无归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收入低影响到贫困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的消费支出还停留在满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方面，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农民增收，缩小村民贫富差距的突破口。
2.提高人口素质是推进海南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民的住房有了翻新，道路有了拓宽，收入有了增加、环境有了绿化，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综合素质要有新的变化。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来，海南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广大农民群众的素质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素质现状还满足不了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素质需求。在海南农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不仅对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困难，而且给有限的生存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农民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在海南中西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农民仍持有保守、落后的生产生育观念，“等、靠、要”等消极、懒惰思想严重，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较浓；心理失衡、仇富情绪仍然存在。
政府必须制定提高贫困农民素质的举措,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长处,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不是成为间接的、被动的接受者，在主观上做到“我想富起来”“我会富起来”“我有办法有能力富起来”。这样建设的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的新农村。
3.提高人口素质是加快海南农村贫
困地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几年来，海南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产业结构层次低，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力还不足，缺乏高素质人才，城镇化水平为50.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区人口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乡镇普遍规模偏小，平均镇区人口仅为1.12万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农民文化层次不高,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增强增收能力机会较少。海南未来城镇化的推进必须摒弃传统的“快速、集中、粗放”的方式，坚持走“集约型、智能化、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贯彻实施海南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重大战略措施的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素质。
4.提高人口素质是释放海南农村贫困地区内需潜力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社会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在内涵、结构与规模上发生深刻的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④在这个特定社会发展背景下，海南省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谈到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 年的增长前景。有效释放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不仅对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亦将起到重要作用。释放海南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内需发展的红利，必须促进老百姓就业，提高经济收入，而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是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必然要求。
引文注释
①曹燕.中国农村公共健康投资研究[N].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120.
②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4.
③金兆怀，冯靖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素质提高问题的思考[J].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0次会议论文集(第三册)，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