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故事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典哲学故事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燕出版社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陆续策划出版了《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丛书，将华夏文明的精髓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普及性解读，让平时对经典敬而远之的普通大众读者能看得懂、买得起，并能让作品立得住、传得下。目前，该系列丛书已出版第一辑30册。丛书面世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丛书是一套为全民阅读量身打造的，关于传统经典名著的大型普及性丛书，涵盖了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种种文学内容，是数十位专家学者研读国学经典的心得之作。从人文风貌，到历史典故，有故事般的叙述，有学者般的考据；以不同的角度，将华夏文明史上的种种精彩呈现，令读者在随着文字间行走的同时，审视被重述和还原的历史，聆听与感受被深藏蕴蓄的历史传奇。对原典精髓的准确把握，深入浅出的解读，明快灵动的语言，和当下生活的紧密结合，考究的插图和典雅的装帧，使这套丛书更好地体现了学术与普及、轻松与厚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化蝶逍遥游――〈庄子〉之美》《仁义的修为――体味〈孟子〉》《为贫弱者立说――大爱〈墨子〉》《人生的真经――〈西游记〉哲学》《千古谁人共此梦――诗语红楼》《梦华背后的豪杰――水浒人物志》《大江东去浪千叠――虚实三国》《身心的安适――〈菜根谭〉生活法则》《风流天下闻――唐诗故事》……煌煌数十部经典名著，部部精彩灵动，引人入胜。

《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强大的作者阵容是丛书内在品质的有力保障――黑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冬颖教授、中华书局编审陈虎博士、中国楚辞学会方铭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博导刘韶军教授、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王永宽教授、河南大学郭灿金教授……这些成名学者不仅学有专攻，学养深厚，在学界拥有一定的名气和声誉，而且均在文化普及方面卓有成就，他们轻松通俗、幽默有趣的语言风格拉近了经典和读者的距离，让经典变得生动亲切、丰润可爱，让中国的传统不只束缚于书斋，而走向更广阔的大众。

该丛书对经典的解读，绝对摈弃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式的曲解戏说，也不同于简单的翻译、注释，而是结合当下社会环境，将先圣先贤的哲思赋予鲜明的时代感和推进意义。因而图书内容不是教科书式的枯燥复述，更不是学术报告型的生硬阐明。它将华夏文明的精髓伴着深入浅出的语言娓娓道来，令读者在轻松的阅读环境里潜移默化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这套丛书不但品质优秀独特，好读，而且耐读，令人回味无穷。

《人生的真经――〈西游记〉哲学》是《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中的一本，颇具代表性。该书由《百家讲坛》主讲人张望朝先生所著。作者对《西游记》的解读摈弃了以往常见的简单阐述与评论，从与人生真知相结合的高度，将原汁原味的原著精华与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将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内容与平常人喜闻乐见的时事相结合，精彩解读《西游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不同人物关系中复杂的人性、不同情节中折射出的人生哲学，解读求取真经的真正意义。论述中没有严肃的说教，没有刻板的理论，没有学术著作中的沉重与艰涩。作者以极其轻松幽默的方式，结合当下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游刃于经典与现实之间，还原了经典作品的精髓所在，阐释了经典作品的现实意义。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专家的学识、轻松的态度、诙谐的语言，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向读者解读了《西游记》所蕴含的人生哲学，带领读者一同去探寻人生的真经。该书让人在轻松阅读之后有领悟人生真经的痛快淋漓之感。

第2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一、 中国哲学典籍的性质、范围、特点

及其英译的重要性

成中英先生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我们生为中国人，浸濡在中国民族文化生活的基本方式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进一步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的意义呢？作为一个慎思明辨的中国人，我们是无法逃避发掘及发扬自己历史智慧与民族智慧的责任。[1]（P3）可以说，中国哲学典籍承载着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 《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亦如西方的《圣经》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经典哲学著作一样，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 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2]（P3）能够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兼及儒、释、道三家。如果按照冯友兰[3]的观点，把中国哲学史大致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的话，那么，自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学时代主要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这一时期产生的经典都是元典，以儒学典籍为例，主要是《五经》《论语》《孟子》《荀子》等；而自汉代的董仲舒以来，中国哲学就进入了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不断创造新的经典。如宋明理学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问》等。这些经典首先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4]（P74），是经典作者在特定时空的产物，而经典的诠释者又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诠释必然带有时代特征。经典诠释者的历史性既能帮助诠释者更好地发掘元典隐而未发的内涵，从而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产生新的经典，但也有可能会曲解或过度诠释元典的内容，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言：“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 [5]（P31） 由此可见，如何安顿好诠释者的历史性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中国哲学典籍的特殊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和翻译方法，如崔永禄（2007）提出中国经典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一是注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二是译文要能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三是注意语言流畅，具有较大的可读性。[6]（P43～46）郭尚兴（2010）指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原则应该是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7]（P138～142）杨平（2012）认为中国哲学的译介应该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策略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等方法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8]（P77～87）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以对经典的正确解读为前提，而后才是如何把这种解读的含义更恰当地转换成英语。而在解读的过程中要以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要对关键的哲学概念或术语进行历时的考据：包括音读、训诂和名物的考辨，并且比较同一概念术语在相应体系内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诠释意义，以及同其他哲学体系内同一术语的诠释意义的差别；而思想史的诠释方法则强调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经典的具体含义。在对经典的正确解读的前提下，要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注重把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特色的概念转换成能与西方哲学文化平等对话的概念体系，使中国哲学可以早日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文化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全球文化格局。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著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

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著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

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What is it then of which they similarly approve？ It is， I say，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s of 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 is unchangeable 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 Logic， Truth [15]（P561） 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 School of Principle represent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15]（P563～564）。”

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 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 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

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Western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at the beginning was ‘Christianized’， and then in more recent times it has been ‘Orientalized’， but even more so it has been poeticized， mystified， and infused with mysterious perspectives.” [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论体系对元典进行诠释。既有训诂的发掘，又有义理的阐释。这和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且，安乐哲还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翻译“策略性框架”，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概念或术语的翻译，具有启发意义。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策略性框架”

安乐哲在《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中，提出了翻译中国哲学典籍的一套完整的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17]（P6）其中，阐释性的介绍是指在译文之前的序言部分，对典籍文本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特色的介绍，对文本本身的成书背景、作者及其主要哲学思想的介绍。哲学术语词汇表是该典籍中出现的关键哲学术语的中英文对照表。而自觉自?的译文主要是强调，虽然译者本意是要尽可能地从中国哲学语境出发，忠实地传达中国哲学的原始内涵，但是，由于译者自身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总会带有某种伽达默尔式的偏见，这是理解异域文化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对文献的曲解，由于缺乏自觉自明的意识，翻译者意识不到他们自身伽达默尔式的偏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辞典。辞典自身是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这样的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正如每代人都会有选择地继承先哲们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先哲，每代人都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重构世界古典哲学经典。当然我们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即使对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最浮光掠影的理解，哪怕只是谱系式的合历史主义的理解，也要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限。这种自觉自明绝对不是要曲解文献，反而恰恰是要去理解文化的基本前提。” [17]（P6）

（三）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如史柏嘉（Schaberg 2001）、郑文君（Cheang 2000）等都对安乐哲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进行了批评，但作者认为无论结果或效果如何，安乐哲的方法都是对中国哲学术语翻译的一次有益尝试，开辟了新的翻译之道。

[JP+1]安乐哲认为“现存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那些不假思索，最先跃入脑海的感觉很舒服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被大家视为最贴切的翻译，其实都是给中国哲学典籍强加上了与其文化无关的西方文化预设，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环境中相对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亦可心向往之。”[17]（P7）安乐哲拒绝使用传统的词典中的词汇表，选取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不符合西方这哲学传统的日常语言词汇，从而更好地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质。[JP]

“德”的诠释和转换，安乐哲首先认识到该词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具有表达某种事物和个人的个别特征，而带有某种本质主义的西方哲学式的词汇“virtue”不能表达此种含义，并且容易令人联想起“freedom”等词汇。而用“power”则有“强制”的意思，与儒家的德制社会理念不符，因此，安乐哲选择了用“excellence”来译“德”，较好地体现了儒家道德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关于儒学的核心概念“仁”，安乐哲和罗思文的理解是：“仁”必须先事“礼”，有威信的人必须是一个探路之人，成“仁”之路是一个把传统化为自身品质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因此，他们并未使用“humanity” 这一传统译法，因为humanity 是一个普适概念，与罗马的 humanitas 相关，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质性的对象。若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仁”的另一个传统译名 benevolence 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因此，译者们选择了 authoritative person 作为“仁”的译名。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安乐哲认为 authoritative 一词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19]（P114）

同样，“心”被安乐哲翻译成“heart-and-mind”，保持了中国哲学中认知意义的“心”（mind）和情感意义的“心”（heart）的整体性。“礼”习惯上翻译成“ritual， rites， customs， etiquette， propriety， morals， rules of proper behavior， worship”这些翻译都只翻译出了一种含义，“what is appropriate”，而没有译出“doing what is appropriate”。这个复合的表意文字，《说文》中，被定义为“履”，意思是“踏于道上”，因为也意味着“品行”“行为”，安乐哲翻译为“ritual propriety”，强调充分参与一个由“礼”组成的社群，把各种习俗和价值个人化。同样，在安乐哲这里，“义”不是“righteousness”而是“appropriateness”“a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正”不是“rectification”“correct conduct”而是“proper conduct”；“政”不是“government”而是“governing properly”。安乐哲在翻译文本中所提供的新的术语表，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国哲学术语来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而是要把这些关键术语翻译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号，以便读者可以回到词汇表中，重新检讨这些属于本身的意思，并且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恰当运用，可见，安乐哲并没有忽略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

第3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关键词：国学经典；语文教学；渗透；策略

语文老师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国学经典作品承载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审美理想和生存智慧，既包含丰富的知识，又具有深厚的内涵，更富于审美的情趣。阅读国学经典，无论对文化学习还是心一、初中学生读经典的意义。

初中学生读经典就是让他们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借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人的素质应靠人文教育来培养。而阅读经典，应该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学时期，对于文字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理解能力，初中学生读经典，不但能培养其内涵，也可以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导向。

二、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教育的策略

（一）语文老师应该自觉研究“国学”，广泛地阅读些经史子集，作为平时语文教学有益的补充。语文老师要搞好语文教学与国学教育结合必须先从知识面上多研究传统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当代文学与语言教学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传统经典的滋养中提升人格和智慧，学习国学，传诵经典，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修炼和提升道德品质，这是国学教育的初衷和根本目标。国学修身做人的哲学讲究“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国学普及的核心内容。中学语文教学“要进行思想教育，要着重于思想感情的陶冶，道德品质的培养，使学生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初步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可见，二者非但不矛盾，而是非常契合。

（二）语文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方法。首先，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读什么书是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的学生常对漫画、杂志、故事类的书比较感兴趣，一让他们读经典，他们常会唉声叹气，说经典乏味难懂，所以应让学生从小养成读经典的习惯，把经典当作最主要的读物。其次，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兴趣，有自己的判断力，会活读就好。把阅读经典看作是一件轻松、简单、有效的事情。

第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第4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凡是经得起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最终都会成为传承文化中的经典。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方块文字中蕴涵和凝聚的,源远流长的是聚合着我们民族的宏大精神和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精髓。言简意赅，“含义深远即话少，其意无穷渊流长”。

由山湖纪人编著，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圣贤经》仿照古代蒙学经典之一《增广贤文》所编撰，据《中华韵典》依韵归类，且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它是经历不同的年代逐渐累积下来的华夏文化之精华。因此，我们在《中华圣贤经》一书中，不仅可以读到古时诸如“知己知彼”，更有现代社会流传深远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跨越时间和年代的限制，为引古通今的名言警句。与时俱进是《中华圣贤经》的一大时代特点之一。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适合某个时代的`特定环境中生发的处世哲学或奋斗精神，这让读者在体会古代文化文明智慧的同时，又不会产生与社会相去太远的疏离感。

今韵新订增广贤文《中华圣贤经》是一本秉承华夏精神文明精髓，集传统文化于一体，又契合当今精神生活所需的经典之作。

《中华圣贤经》汇集了中国数千年来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俚谚俗语。《中华圣贤经》一书中俚语较多，给人一种非常通俗的大众化之感。综观我们的社会，普通大众毕竟是占据了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群体，而智慧通常又是有大部分来自人民。俚语更加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观念。这使《中华圣贤经》更易于在人群中流传。同时，《中华圣贤经》中也有古代积累来的中华文化精粹之一成语。她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历代贤哲圣人的思想，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处世之道，正所谓“人情世故，阅人阅己”，真乃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当然其中缺不了的是中国文学中意境深远的哲理诗。《中华圣贤经》中语言形式多样，它恰恰适合了不同阶层的阅读人群。

与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些说理文不同，像《世说新语》、《菜根谭》，它们更加偏向用一则一则的小故事来阐明某一个处世哲学。而《中华圣贤经》则是各种已经经过提炼的语言的精华，它无需再从故事中思考，全书总共才3万字，旨意以精炼而简省的文字向人们传递种种可以唤起读者内含智慧的真谛，并与之共鸣。

中国对于教育小孩子有传统的蒙学。众所周知，传统的蒙学经典有如《千字文》、《三字经》等，这些都是言语精练的文章，能够在寥寥数语中点明道理，启蒙小孩儿“入世”。

第5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关键词：素材；增译；文化背景；读者接受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218-03

素材理论是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提出的，米克・巴尔认为叙事作品分为“故事、文本、素材”三方面。素材的引入充分考虑了语境，强调了读者参与，体现了读者的想象力。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从素材角度考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在根据故事需要，把隐含的素材从幕后推到前台，即增译技巧。从米克・巴尔素材角度分析增译策略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增译，对拓展和深化翻译研究领域有一定意义。

一、米克・巴尔素材理论

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发或经历的事件[1]。阅读过程中读者首先看的是文本，而不是素材，素材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这种解释受到故事发展的影响。

素材是小说创作的基础，涉及在时间与逻辑上与生活现实相符的一系列事件，然而小说中的故事不可能，也没必要与素材完全相同。小说故事由事件组成，而小说中的事件是对素材中事件的选择，然后作者按照某一主题在时间和逻辑上对选择的事件进行整合。读者阅读过程中，素材的可选择性和可推测性为读者的想象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读者可以根据故事提供的事件及其时间和因果关系，推理出素材中可能有而小说中没有选择的事件[2]。翻译中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开始其翻译行为，译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推测素材，会把自己根据故事推理出来的却没选入小说事件的素材从后台推向前台，在翻译中通过增译法表现出来，从而丰富了小说情节，更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米克・巴尔引入素材理论是后经典叙事学关注作品与读者关系的体现。叙事学20世纪60年产生于法国，在以茨韦坦・托多罗夫和热拉尔・热奈为代表人物的经典叙事学阶段，叙事学一直深受结构主义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研究中，伴随着广泛的文化研究，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变，更加注重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注重读者对作品的阐释和构建等。人们已经倾向于摈弃传统叙事学研究中将叙述文本视为一个封闭体系的模式，而按照认识论的标准重新界定叙述性，并超越形式叙事学而进入语用学、接受理论领域，强调读者和语境的重要作用，以及读者的接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试图构建出一种有机的阅读状况[3]，这在翻译中则体现为对读者作用的重视。从米克・巴尔素材理论下分析翻译策略，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使译作更利于读者接受。

二、增译概念

翻译是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其首要标准是忠实，然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目的语读者往往对源语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翻译中词字上完全对应的话，目的语读者理解译文很可能会遇到障碍。所以，为了目的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根据读者理解能力适当增加信息。

然而增译并不是译者随意增加信息，增译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原文中隐含的在译文里补充进去，以更准确清楚地传达原文信息；另一种是出于句法上的考虑，把原文中省略的句子成分补充进去，使译文的句子有完整的意思。增译、略译取决于语境[4]。其实我们所说的“增”、“略”只是基于表面现象，而本质上既无增亦无减，而是对原文的“信”。要做到对原文的“信”，就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很可能在翻译中造成译文读者的困惑，因此译文中有必要增加信息，从而真实地再现源语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东西方属于不同语境文化，总体来说西方是低语境文化，而东方是高语境文化。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传递，或内化于交际者的思维记忆深处，显性的语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人们对交际环境的种种微妙之处较为敏感。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大量的信息由显性的语码负载，隐性的环境传递出相对少量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习惯借助言语的力量来交际。鉴于这种差别，高语境文化中不言而明的东西在低语境文化中可能真的就让人不知所云，因此，这种情况下，要适当增译信息，以避免在阅读中给目的语读者造成困惑和误解。

三、米克・巴尔素材理论下的增译策略

米克・巴尔素材理论下的增译策略，即根据故事发展需要把原文中隐含的、而没被采用的素材从幕后推到前台，提供给译文读者更丰富翔实的素材而便于读者理解接受。素材是行为者所经历或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原作作者针对一个主题，对一系列相关素材进行选择，组成小说故事，而译者作为读者对文本进行解释时，根据需要会对素材进行再次选择，但仍是围绕一个主题，因此此时译者的增译并不是随意增加信息，而是从目的语读者接受出发，深入考虑语境，将原作信息更准确地传达出来。本文从写作背景和读者接受两个角度，结合《三国演义》罗幕士和泰勒两个英译本中的实例分析米克・巴尔素材理论下的增译策略。

（一）考虑写作背景

翻译说到底是对原著作者的心迹跟踪[5]，而作者的心迹是基于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下产生的，即语境。语境范围相当广泛，至少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6]不同于经典叙事学仅关注叙事语境，后经典叙事学在关注叙事语境的同时关注社会历史语境，更注重从文本外因素对文本进行解读。后经典叙事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突破了文本本身，结合多种因素对文本进行解读，译者将原作从酝酿到问世的全过程考虑在内，充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对原作进行解读，而不是凭译者自己的主管臆测或构想来演绎原作，解释者必须将自己置于原著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之中，并孕育一种以己之所见所得感应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译者作为特殊的解释者，不能把文本孤立来看，而要充分考虑原作的社会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中西文化差异，挖掘社会历史背景大素材，并在译文中针对中西文化差异将必要的隐含的素材从幕后推到前台。

（二）注重读者阐释和接受

就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对比，后经典叙事学在着眼点上从作品本身转移到了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文本的真正意义不是作者的愿意或其最初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之中，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过程。这在后经典叙事学中体现了对读者的关照。读者结合作品背景和自己的认知体验，对原作进行阐释解读，这一过程正是读者充分运用想象挖掘原文隐含素材的过程。然而读者阐释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误解。如前文所述，东西方属于不同的语境文化。由于受中国传统的“中庸”观念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以含蓄为美，直白地、详细地叙事不符合传统的中国审美习惯。将这种哲学观念运用到美学领域，就意味着重要的不在于艺术家能表现得多么细致详尽，而是通过细节能暗示出多少启示。这是中国高语境文化的典型特征，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比较直接，注重表现，并没有那么多的话中话、言外意，处于低语境文化中。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适当增补信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原文。

例一：操笑曰：“在家做的好大事！”的玄德面如土色。（第二十一回）

Version one， A smiling Cao Cao greeted Xuande. “That’s quite a project you have under way at home，” he said in a tone that turned Xuande’s face pale as dust. （by Moss Roberts）

Version two， When he arrived Ts’ao met him and laughingly said， “That’s a big business you have in hand at home.” This remark made Liu pei turn the colour of clay. （by C.H. Brewitt-Taylor）

汉献帝认刘备为皇叔，刘备担心曹操为此视他为威胁，而存心迫害，因此刘备在住处开园种菜，留给外人其不留心天下事、与世无争的表象，而避免曹操迫害。但实际上刘备这时秘密参与了国舅董承的除曹计划。因此曹操探望刘备，笑着说“在家做的好大事”，刘备的第一反应是董承的除曹计划已泄露，他和国舅等同谋都已败露，曹操为此而来兴兵问罪，因此才得面如土色。此句的“笑曰”是翻译的关键。明显曹操此处的“笑曰”不是和颜悦色、开玩笑的笑，否则刘备也不会得面如土色。译本二忠实地把“笑”字译了出来，但试想如果曹操笑得和蔼可亲的话，刘备自然不会联想到谋划反曹的事败露，就算有所怀疑，但也不至于会“turn the colour of clay”，因此译文二没能确切指明前后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导致读者不解。然而译文一中译者从深处挖掘了当时场景中的隐含素材，即曹操说话时的语气。语气不对，笑得阴险，才导致了刘备得面如土色，因此译文一增加的“said in a tone”清楚点明了曹操的笑曰和刘备的面如土色的因果关系，让让读者一目了然。“said in a tone”原文并未点明，而是译者根据语境对隐含的素材的挖掘，通过翻译时的增译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例二：玄德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第十一回）

Version one， Looking serious but apparently pleased， Xuande replied， “So the governor of Beihai knows there’s a Liu Bei in this world？” （by Moss Roberts）

Version two， Liu Yuan-te smiled， saying， “And does he know of my existence？” （by C.H. Brewitt-Taylor）

孔融被曹操所困，差太史慈向刘备求救。刘备此时羽翼未丰，少有人知晓，因此孔融向其求救，着实让刘备受宠若惊。根据当时语境，刘备心中应是暗喜他的名号竟还能被远在北海的孔融所知，但久经世故的刘备又不会没一点涵养地将内心所思所想表露于外，因此故作镇静而“敛容”。对源语读者来说“敛容”的奥秘不言自明，但西方人比较直接，不太擅长捕捉弦外之音，若按原文将“敛容”译为“looking serious”，则会使目的语读者感到前后矛盾，既然刘备“looking serious”，貌似不悦，又怎答应了救助素昧平生的他人。因此翻译中有必要对隐含的素材进行挖掘，从而准确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作信息。译文一准确地把握了中西文化差异，充分考虑到语境，构想刘备当时反应，而增加了“but apparently pleased”，使刘备貌似严肃但实际暗喜的隐含与文外的素材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同时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含蓄而不外露。相比之下，译文二将“敛容”译为“smiled”一词，没准确地把刘备当时的内心活动表现出来，更没能向西方读者展现出中国言行措辞中的含蓄文化。

综上，米克・巴尔素材理论下的增译策略是在叙事学的视角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增译，从文化背景、读者接受等方面对原文中隐含的素材进行挖掘，而在译文中有选择地进行增补，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接受原文，同时对深化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以及增译策略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意义。

――――――――――

参考文献：

〔1〕米克・巴尔.叙述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吕敏宏.葛浩文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谭君强.发展与共存：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7（2）.

〔4〕冷慧玲.试论语境与英汉翻译中增略译的互动关系[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第6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作者：冯国超 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43098

版次：1

装帧：平装

纸张：胶版纸

印刷时间：2007-09-01

页数：296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读真正的论语，真正值得读的论语。一部值得你终生典藏，能让你一生受用的经典力作。首次为《论语》配上200余幅精美图片，使阅读《论语》成为一种享受。文中配图严谨，与文字一一对应，使图文之间互相启发，充满趣味性。集众家之大成，译文精致、流畅，注释准确、客观，导读极具启发性。

作者冯国超，1965年10月出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及宗教学研究方面稿件的编辑工作。

《论语译注》

作 者：杨伯峻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I S B N： 9787101054194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9月第12次

开 本：16 开

定 价：26 元

内容简介：“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至今，无论在士人当中还是在老百姓中间，《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典，其论证的主张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里去。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向以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著称，是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但因其一直以繁体字本行世，也给不少读者带来了不便。为此，编者这次改用简体字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因为改用简体字，原来的个别注释不再适用，编者作了相应的调整。繁体字本中的《试论孔子》、《导言》、《论语词典》等，是杨伯峻先生的研究心得，欲深入学习、研究《论语》或古代汉语的读者，可参阅繁体字《论语译注》。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

丛书名：我们的经典

作 者：李零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8-3-1

ISBN：9787108028716

内容简介：本书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在这本书里，作者是把《论语》拆开来读：上篇讲人物，纵着读;下篇讲思想，横着读。作者叫“《论语》纵横读”。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

作者李零，生于1948年，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

《论语入门》

作者：黄|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8月1日）

平装： 311页

开本： 32开

ISBN： 9787532544554， 7532544559

内容简介：本书对《论语》的解说平实而亲切，力求在忠实原貌的前提下，又能结合现实人生加以发挥，使人领悟到经典的魅力与价值。该书由三大块组成：背景辞典;原著助读，包括基本概念与范畴解读与文本赏析;原著选（全）编，内容有原文、注释与翻译。本书的特点是形式独特、新颖，阐发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丰富的现实意涵，适合各种读者阅读。

《论语别裁》

作 者：南怀瑾

ISBN：7309032438

页 数：933

定 价：42.00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

装 帧：平装

开 本：32开

内容简介：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成的《论语别裁》，是一本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书中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述。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义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阐发。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这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别具一格的。

《不读论语枉少年》

作 者：谢然 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2-1

ISBN：9787550703346

版 次：1

页 数：219

印刷时间：2011-12-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包 装：平装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90后小作家对儒家经典《论语》的另类且幽默、现实而深刻的解读。作者从传统经典的眼光来猛烈批判现实，又从当下的眼光来深刻解读传统经典。

这本书告诉你，读《论语》很有趣，很好玩，孔子是个可爱的普通的神奇的智慧的老头子，《论语》是一本值得所有少年认真品读、用心玩读的书，是一本可以当作小说来追读的书.是一本长得最不像经典的经典。

这本书告诉你，读经典，其实可以读得很轻松，可以读得很平静，可以读得很幽默，可以风吹哪页读哪页。

这94篇内容相关又各自独立的篇章，能解读这个小作家不凡智慧的来源.

《论语今读》

作者：李泽厚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次：1

装帧：平装

纸张：胶版纸

印刷时间：2004-03-01

页数：538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论语今读》完成于1989―1994年期间，为李泽厚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先后对二十篇《论语》逐一读解。其书的体例分为译、注、记。译章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采用直译，对于专有词汇如“君子”、“小人”则一律不译，而重要的词汇如“仁”“礼”“义”则有专章说明;注则参考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陈树德的《论语集释》等多家注，力求精简全面;记是作者的评论、札记和解说。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无一定之规，明白透彻，文体活泼。

第7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本辑三篇文章，一是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学术理念、研究路径的阐释，一是对于写作中心学术活动的学术论评，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学论坛“故事与经典”学术讨论会纪要。（本专辑主持人 李俊国）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正因如此，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提炼、解读、阐释，成为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实际的具体的路径。像“经验与原创”（实际上，更接近于张炜一类创作的，应为“游荡与抵抗”）、“革命or游戏”；像“边缘与颓废”、“故事与审美”；当然，还有像王朔、刘震云一路的“日常与荒诞”等等，都是用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特殊话语和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和“实际路径”的发现与寻找，或许是比较切实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理路。因为，这一类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既是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揭示，也是文学审美和文化情态的概括，当然更是“当代的”、“中国的”、“文学经典”的多种形态和多种品性的形象指认和有效阐释。相信，假以时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当作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会出现一系列的坚实的学术成果。当然，中心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我们一直期望国内外学术专家的共同参与，协同研究。

第8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关键词：诵读经典；人格；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26-0073-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26.045

经典美文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运用经典诵读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内涵。学生的语言要想变得丰富，平时就应该引导学生多积累，要是一个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喜欢阅读，其语言必然匮乏。《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学生低年级的时候要注重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一些好的名言警句以及好词佳句记录下来，这样就会使学生在日后的写作过程中能够正确的运用，也能够对其他的课文有更深的理解。”故而，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将经典诵读有机引入语文课堂，主动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知识。

什么是“经典诵读”呢？即指在人生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心灵最清澈时的年龄阶段诵读、熟背经典美文、唐宋诗词，以达到文化熏陶、智能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积淀的大国，在灿若星河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不可枚数的文化巨匠，他们用思想和智慧凝聚成一部部不朽的经典，弘扬和传承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精髓，为我们留下了熠熠生辉的精神瑰宝。这些经典，蕴含了古人洞察天地、感悟自然的心得和处世为人的哲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诵读这些经典诗文，对于拓宽学生的眼界和胸怀、提升其气质和品格具有深远影响。

一、诵读经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中国文化经典博大精深，是民族精神的教科书，学生诵读经典，能加深其对祖国源远流长文化的认识，体验和感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小学生的记忆力正处于训练、养成阶段，座椅很合适“熟读”成诵。时间长了，相信他们势必会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而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源流关系。培养语感是小学阅读之关键。比如诵读历史故事，可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民族之源远流长，体会中华文明之灿烂辉煌，了解中华文明对全世界的深刻影响，进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诵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篇章，可以让学生体会古人的“仁爱”思想；诵读《老子》《庄子》，又可让学生体会古人的博学和深邃；诵读唐诗宋词，可让学生在体悟古人忧国忧民情感的同时，感受祖国语言的无穷魅力。通过诵读经典，可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学生对人生进行定位，建立个人理想信念、人生价值与社会的联系，从小树立要通过从事某种事业为祖国、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思想，明白奉献社会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职责，懂得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这既是国家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二、诵读经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古人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在儿童天性未污染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待其长大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和优秀品质须在幼小时培养。纵观历史上圣贤伟人的成长历程，哪一个不是历尽艰辛、饱经磨难？孔老夫子自幼失怙，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教育成人，最终成为至圣先师；文天祥从小刻苦研读，历经艰辛，最终高中状元，成为国家栋梁，舍身救国的美誉流传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更加富裕，多种因素造成一些学生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选择经典名篇让学生诵读，引导学生与历史文化名人对话交流，从字里行间体会古人的成长历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感染与熏陶，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培养学生敢于成功不骄傲、面对挫折不气馁、适度表现不自负、学会宽容不嫉妒的优秀品质，从而形成健全人格，树立坚定信念，立志做一个追求真善美、具有高尚品格的人。

三、诵读经典，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长久的感悟和熏陶中逐步形成的。一方面伴随着对语言文字的学习、推敲、运用，学生的思想情操、审美情趣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修炼，而且在无形中提高了语文素养；另一方面诵读经典不仅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还能丰富人的内心世界，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实践证明，诵读经典可以对培养学生的品德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学生在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中逐渐感悟“做人”的道理，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四、诵读经典，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经典诗文所具有的大境界、高品位，无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还是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类似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再者，传统的经典诗文，穿越时空，却历久弥新，其语言表达上的独特魅力，让学生在朗诵中既能感受其语言之美，又能受到美的熏陶、感染，审美情趣自然会生成。随着新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和推进，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不是复古，而是一种真正有效的教育手段。诵读经典，以多种形式引领儿童在轻松愉悦、和谐温馨的氛围下唱念背诵，在不知不觉中识字、拓展知识、陶冶情操，以中国文化宝典开启学生的纯洁心灵、开发学生的心智，让学生从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完美人格，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育人工程。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古代的圣贤品格必将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复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在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中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第9篇：经典哲学故事范文

关键词：皮埃尔·梅尔维尔；风格；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140-01

一战后的法国电影沉寂在“优质传统”氛围中，仍有一些导演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便是其中之一。他导演的《独行杀手》这部电影讲述了杀手杰夫在一次任务中被女钢琴师识破身份，但女钢琴师并未指证，而受到警察怀疑的杰夫又被雇主出卖。在杀掉雇主，也就是女钢琴师的情人后，杰夫却在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死在女钢琴师面前。《独行杀手》作为梅尔维尔黑的经典作品，以冷静克制的电影语言，将杀手这一犯罪形象完美的诠释出来。

一、孤独与宿命主题

《独行杀手》开始于一个寂静清冷的长镜头，在这个幽寂、简洁而冷静的场景中，杰夫漠然的躺在床上一语不发，只有笼中的鸟偶尔发出细微的啁啾提醒时间的流动。而影片在开始近十分钟的段落中都处于类似的失语状态，而这种缺乏交流的自闭状态，便是杀手杰夫生活的世界，机械、冷漠、克制而优雅。近乎哲学化的视觉语言下，包裹的是一个近乎哲学的命题，关于存在，关于宿命。

在梅尔维尔电影中有一个一贯的主题——人类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往往是宿命的。《独行杀手》中这种将个人放置在空旷的环境中镜头比比皆是，如寡言少语的人物对白，独来独往的人物行动。而人类的孤独往往还来自于背叛。杰夫在遭到警察的怀疑后，很快被雇主出卖遗弃，即使他从未和中间人或者雇主有任何的友情，但背叛却是轻而易举的表明人类之间的无法信任。

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宿命的安排。这种宿命悲观的思想其实来自于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失望的世界之中，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独行杀手”杰夫之所以成为经典电影中的经典人物而恒久不衰的原因，他不单单是一个孤傲冷峻的杀手，他还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符号化叙事

暗夜；雨天；烟；风雨衣；独行者。这些黑里的典型符号，被梅尔维尔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只是把美国导演惯于延宕的部分削减成尖锐，把神经质、情绪化表情、愤世嫉俗的腔调过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事件和行动。

相比较美国黑中的人物形象，梅尔维尔电影中的人物与其说是罪犯、悍匪、杀手，倒不如说是一个优雅的绅士。从本片的叙事中，不管是杰夫的风衣还是礼帽，还是房间内的鸟笼，以及面无表情的表演和冷静从容的行事，都体现出法国人独有的细致和优雅。这些充斥在电影中的符号，从叙事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风格化的标识。

从电影语言的运用来看，梅尔维尔擅长在影像的叙事中用镜头、光线、色调、线条等因素的符号化运用使电影营造出一种节制的诗意的张力。《独行杀手》中的灰暗色调，流畅沉着的场面调度，阿兰·德隆的风衣、礼帽和手枪，他在无表情的表演中突出的孤绝和冷峭，已经与故事无关，其自身已与孤独相互映照，成为孤独的最好的写真。这些随处可见到符号与电影的主题、精神内涵相辅相成，从内到里，构建出梅尔维尔的电影世界和哲学思考。

三、黑的美学风格

黑这一概念最先被法国人所提出，主要指美国40年代出现的犯罪电影，这类电影往往调子阴郁、情绪悲观、表现愤世嫉俗和人性危机。梅尔维尔的出色之处，并非在于他对好莱坞黑元素的驾轻就熟，而是建立具有强烈自我标识的美学风格。

梅尔维尔在《独行杀手》营造出一种克制的氛围，与不动声色、冷静及内敛的叙事态度相辅相成，甚至在关键情节的处理上也是不紧不慢，与好莱坞电影多用背景音乐来煽情和快速剪接形成鲜明对比。此外，电影中杀人场面总是一枪毙命，简洁、自然且安静。梅尔维尔真正关心的是危险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人在破釜沉舟之时爆发的勇气及无法逃避的自我毁灭的命运。

梅尔维尔十分注重细节。他作品中的人物，永远是生活在外部世界的，进行着权利和财富的角逐。蓝灰的色调，暗淡的光线，言简意赅的对白与节制低调的音乐，这都使《独行杀手》体现出梅尔维尔的“作者”印记，以及法国文化传统的细致与优雅。

《独行杀手》作为梅尔维尔黑的经典作品，以其黑的外貌，包裹着法国人的精神内涵，并将梅尔维尔的理念、思考融入其中，塑造出阿兰德龙这一电影史上的经典杀手形象。而梅尔维尔这位孤独的独行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抱负——成为不朽，然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