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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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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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2001年12月11日，多哈会议一声槌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由此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是否接受wto的《政府采购协议》的约束方面。实际上，在我国实际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协议》的一些主要缔约国就将签署该《协议》作为支持我国加人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确定了协议谈判的三个重要对象，即中国、中国台湾及澳大利亚。欧盟甚至提出，我国可先签署《协议》，并先享受《协议》的权利，后承担义务，即我国的供应商可先进入欧盟的采购市场，获取采购合同，到一定时间以后，再开放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我国也承诺将在入世两年后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

发达国家迫切希望我国签署《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盯住了我国数额巨大，而且前景广阔的政府采购市场。尽管我国政府采购的金额目前还很难以精确的数字来表达，但如果以一般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10%比例衡量，我国政府采购金额超过千亿美元，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相当一部分还承担着建设性支出的功能，因此，这个数额可能还要大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财政支出的结构将进一步得到调整，采购支出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如此巨大的采购市场及潜力，对那些技术先进，但国内市场饱和、经济增长率较低的西方国家无疑充满了诱惑。

一、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背景

1946年起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由于当时政府采购的市场份额和规模还不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未充分显示，因此当时制定的有关条款将其作为例外，排除在总协定约束范围之外。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定，以及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条例，在对进口国或本国产品实施时，不应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第5条规定，“不得建立或维持要求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数量规则，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产品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来源供应”。有关国民待遇的总协定第3条第4款规定：“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理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但该条第8款却又规定，“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有关政府采购供政府共用，非商业转售或非用以生产供应商销售的物品的管理法令，条例和规定，”同时指出，“本条例规定也不妨碍对国内生产者给以特殊的补贴，包括从按本条例规定征收国内税费所得的收人中以及通过政府购买本国新产品的办法，向国内生产者给予补贴。”可见总协定最初的条款中对政府采购所可能造成的贸易歧视严重估计不足，因而给各国政府在其采购活动中实行歧视做法留下了隐患及可乘之机。

由于政府采购没有包括在wto多边贸易规则之内，政府采购市场便有很大的歧视性和封闭性，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多变体制中形成了一个贸易开放的“盲区”。实际上，许多国家常常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本国政府部门或机构在采购供其自身消费的商品时必须优先购买本国产品，以限制外国货物的进口，保护本国供应商的利益。如美国的《购买美国产品法》给予本国厂商以极大的优惠，从政策上和法律上确保政府机关优先购买美国产品，歧视外国商品的进入。同时对外国政府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规定了严格的报复程序。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把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作为非关税壁垒的一种重要措施和其执行对外贸易的重要措施。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政府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到了8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成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的最大买主。据估计，国际政府采购总额每年都达数千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以上。但由于政府采购不受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的限制，也不适用其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可自由优待本国产品或某外国产品而歧视他国产品，导致大量国际贸易活动背离总协定的规则。歧视性政府采购已日益发展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严重障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政府采购协议》的签订及主要内容

（一）《政府采购协议》的签订

wto的宗旨之一是促进贸易自由化。二战后，各国急于恢复国内经济，面对美国产品的强大竞争力，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二战后各国关税总水平在不断下降，但非关税壁垒却不断增多，据统计，仅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就有1200多种，政府采购市场更是铜墙铁壁。各国都强调政府采购对民族产业支持的重要性，如日本、韩国的政府购买对汽车和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崛起就起来巨大的作用，特别在60、70年代，幼稚产业保护论和进口替代论等流行一时。由于政府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何评价第8款的政府采购规定，早就在关贸总协定引起各国争论。

在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谈判中，政府采购问题终于被纳入东京回合谈判范围，并于1976年7月成立了政府采购的分题组，专门谈判政

府采购问题。从性质上说，政府采购谈判内容带有技术性问题，具体争论的问题有：①无差别原则的例外允许的程度；②公开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多大；③适用限额如何确定；④政府采购的范围要扩大到什么程度；⑤是否同意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处理等。

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于1979年4月12日在日内瓦签订了《政府采购协议》。《协议》规定基于国家安全而采购的必要物品、或是根据维持公共秩序、卫生防疫上的需要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可以例外，可以不适用于《协议》的要求。要求各国放弃对本国供应者及产品的价格优惠，并对政府采购合同的投标与开标程序做出详细规定，以确保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不被用来偏袒和保护本国厂商及本国产品，而对外国供应者及其产品实行差别待遇。《协议》规定凡政府采购的价值达到或超过15万特别提款权的，其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应无条件地向其他缔约国的产品和供应者提供优惠待遇。此种优惠待遇不得低于向国内和任何第三国的产品和供应者所提供的待遇。采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应是性能方面的，而不是设计方面的，并应以国际标准，或公认的国家标准为依据，不得借此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为确保供应商在一个平等的水平上进行公平竞争，应采取招标的程序进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以及与政府有关的机构所采购的物品，作为《协议》以后的努力目标。该《协议》于1981年1月1日起对届时已接受或加入该<协议)的各国政府开始生效。

1987年，《协议》的缔约方对1979年《协议》做了修改。1993年，各缔约国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上，又在东京回合的基础上就《政府采购协议》达成了新的内容，新《协议》扩大了旧《协议》的适用范围。

（二）《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的宗旨和基本目标

a．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善协凋世界贸易运行的环境；

b．各国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章和程序作法均不得对国内供应商提供保护，以在国内外供应商之间实行差别待遇；

c．各国应提高政府采购法规及程序作法的透明度；

d．建立磋商、监督和争端解决的国际程序，以确保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则能得到公正、迅速和有效地执行，维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e.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财政与贸易需要应给予特别的考虑。

2、协议的适用范围

a.从采购主体而言，“协议”适用于一国政府部门、机构或其机构。各国可在加入“协议”时提交—份清单，列明本国适用“协议”的有关单位。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只有列入清单的单位才接受“协议”约束和支配，名单以外的其它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采购则不受约束。由于世界各国政府采购的领域有很大差别，签署国在适用“协议”的主体范围上各有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日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所有中央政府机关(包括司法、立法机关)、47个都道府县和12个政令制定城市政府机关以及84个特殊法人；在美国，为所有的中央政府机关、37个州政府机关以及包括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和圣劳伦斯航路开发公司在内的11个政府下属机构；在加拿大，则为所有的中央政府机关(包括部分司法机关，但不含立法机关)和9个联邦下属企业。

b．从采购对象来看，“协议”适用于以任何契约形式采购产品、建筑工程和服务(以及产品与服务的联合采购)，包括购买、租赁、分期付款购买、有无期权购买等。但“协议”不适用于基本建设工程的特许合同的采购，如bot等。

c．从采购限额上看，“协议”的适用限额规定在附件中，对各签署国中央政府而言，达到13万特别提款权以上的采购均要适用“协议”；对于地方政府和其他主体，由各签署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承诺。

d．“协议”第23条规定了“协议”的例外，即不适用于“协议”的几种情形。一是缔约方有权在采购武器、弹药或战争物资，或采购为国家安全或国防目的所需的物资等方面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缔约方政府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知识产权或为保护残疾人、慈善机构或劳改产品而采取必要措施。

3、协议的其他内容

协议还在“技术规范”、“供应商资格审查”、“招标程序”和“质疑与争端解决”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

三、协议对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的影响

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购买国货政策，把国际竞争因素引入国内政府采购市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协议》确立了由政府实体部门承担非歧视采购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和保证投标程序透明度的详细措施。然而，承担这种义务的交易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即《协议》仅适用于签字国家提交的附表上的实体部门。

由于采购授标决定具有的敏感性，许多签字国家又有传统的采购国货的政策，因此协议的执行一直不很顺利，特别是头几年，签字国向政府采购委员会申报了一系列没有按标准执行的案件。当然，有些问题通过双边协商和委员会会议的讨论后得到了解决。

目前为此，参加该协议的缔约方有，奥地利

、加拿大、欧共体、芬兰、香港、以色列、日本、挪威、新加坡、韩国、瑞典、瑞士和美国等，此外，尚有30多个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包括十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也派观察员参加《协议》委员会会议。显而易见，协议的成员国多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较强，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后，并未出现外国供应蜂拥而入的情况，在英美等经济大国，外国供应商要进入该政府采购市场也非易事，统计表明，美、日、加、西欧13万sdr(特别提款权)以上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所占的比重都不高，加拿大为20%，日本为16%，美国为9%，西欧只有1%，一些小的成员国的购买反而更加国际化，如香港政府采购市场的外国产品比例超过了90%。

四我国应对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对策

政府采购市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它的封闭是暂时的，开放则是必然趋势，当然开放必须是对等的。由于我国至今还未签署国际性或区域性的政府采购协定，我们在《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中做出了强制性购买国货的规定。在采购实践中，采购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了优先购买国货。这种局面明显地限制了跨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采购协议》是诸边协议，也就是所谓的简单复边协议，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自愿参加的，只对签字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而且各个国家在申请加入该协议时，要同参加谈判的其他方商谈，确定彼此可接受的使用国民待遇原则的实体、产品和服务清单。我国在启动gpa的谈判时，应该先选择一些国际竞争力强的部门开放，遵循渐进的原则，积累了参与国际政府采购的经验后再逐步放宽限度。在实体的选择上，则可以先选择政府机关，其它公共机构可以逐步放开。比如美国与欧盟之间迄今为止尚未就电信市场的采购问题互相开放，对于诸如纺织品、服装、鞋类、餐具和玻璃器皿等产品——其中有些产品的关税高达40%，也没有完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gpa规定价值在13万sdr或13万sdr以上的采购合同要实行国际化采购，但地方政府、政府下属机构由缔约方另行商量，所以各主要签字国承诺的政府采购合同限额各有区别。1994年12月8日瑞士加入了gpa，瑞士参加该协议的临界值如下:

货物服务工程

联邦政府188000美元263000瑞郎188000美元263000瑞郎7200000美元10070000瑞郎

州政府288000美元403000瑞郎288000美元403000瑞郎7200000美元10070000瑞郎

州政府较高的临界值是为了保持地方经济的平衡，各国地方政府、政府下属机构的限额一般都比中央政府高，服务和工程的限额又比货物高。因此，在我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时，政府采购的“门槛价”也不应该搞一刀切，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也应允许进行调整。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gpa的谈判中可充分利用协议中“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加强对民族产业的保护，可利用的条款包括：

(1)．“协议”的适用范围。在谈判发展中国家适用本“协议”的范围时，应适当考虑上述所列目标；发达国家在拟定适用本“协议”的范围时，应尽量列入购买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利益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实体。

(2)．例外条款。发展中国家可在适当考虑上述目标的情况下，同参加谈判的其他方商谈、确定彼此可接受的作为适用国民待遇原则例外的实体、产品或服务清单；在参加上述所提及的区域或全球安排时，也可通过谈判将其适用范围中的某些实体、产品或服务作为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在“协议”生效后，发展中缔约方可按“协议”第24条第6款的规定修改其适用范围；或可要求政府采购委员会允许将其适用范围中的某些实体、产品或服务作为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还可根据它们参与的发展中国家间区域或全球安排，要求委员会允许将其适用范围中的某些属于上述安排范围中的实体、产品或服务作为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

第3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府采购财政支出问题对策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广泛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产物，其实质在于把市场竞争机制和财政支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实行政府采购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如表1所示)，年均资金节约率达到10%以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支撑点，但是在收到良好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和完善。

一、政府采购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违规审批现象时有发生。政府采购必须坚持以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为主，并且通用类项目应当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现实中，有些单位一味强调特殊性，有些采用改变项目名称等手段，想方设法规避公开招标和集中采购，一些部门游离于监管部门的控制而自行采购或变相自行采购，既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影响了“制度效益”的实现，也损害了政府采购的公信力和本应达到的社会经济效果。

2.机构缺乏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有的政府采购机构组织开标、评标却无监督人员监标；有的机构把自身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对采购程序等有关规定能松则松、能宽则宽；有的采购机构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把关意识，对有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现象，放任自流。

3.照顾人情关系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设定特别参数，倾向性十分明显，变相指定中标人，有的采购人与供应商私下通谋，采取种种方式规避法律，帮助陪标、窜标和围标；有的采购人代表在参与综合评审活动中，不讲原则，故意照顾人情关系，导致评标结果不公平。

4.个别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政府采购的一个亮点就是引入专家评审机制。评审专家的工作质量不仅关系到整个采购过程的合法性，也关系到整个采购项目质量和价格的先进合理公平公正。有的评审专家对项目的技术要求等方面的内容不熟悉，无法合理评价投标文件；有的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匆匆完成评标，评标质量不能令人信服；有的专家不能坚持独立评审，过分迁就采购人和采购机构的意见；有的专家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不熟悉，对评标程序、评标内容、评审规则缺乏了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裁量；有的专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动与采购人和供应商联系，为采购人“包装”替供应商“代言”，直接影响了公平、公正原则。

5.对供应商质疑投诉处理不当。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深入推进，供应商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质疑和投诉不断出现。有的政府采购机构和采购人对供应商质疑消极应对，敷衍塞责；有的屡找借口，推托责任；有的置之不理，将矛盾上交。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政府采购管理者及参与人在审批、组织和评审政府采购项目时，把关不严、执法不力、利益驱动、责任意识淡漠。

6.政府采购欠缺节制意识。采购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动机，也没有机制对采购效益做出规范化的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参与监督的意识很强，不仅有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法律保障，更关键的是这种监督得以贯彻的直接后果促成了政府的自我节制意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政府采购节制意识的提高，采购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只有在尊重社会公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实。

二、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与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立法，建立有效的异议、申诉和救济机制，健全政府采购管理模式。从国际立法来看，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质疑、申诉和救济机制，是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采购制度有效运行和实现政府采购目标的重要保证。应允许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磋商、仲裁、司法或行政等手段维权，保证采购实体、供货商、承包商或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同时，制定出台有关分散采购管理办法、部门集中采购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机构监督考核办法、供应商质疑处理办法、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等，最大限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尽可能地减少权力寻租。

2.重视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目录确定了政府采购实施的项目范围，是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所在，是政府采购审批管理和操作执行的依据，直接影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拟定政府采购目录时要广泛征求政府采购参与人的意见，凝聚大家的智慧，科学划分通用项目与专用项目的内容，合理确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货物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充分体现出政府采购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人为因素。同时，要推行采购方式审批责任追究制，不断规范财政部门的审批行为。

3.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管。集中采购机构要依法采购、注重规则，其它采购机构要合法经营、诚信服务。严格对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督考核，要从工作业绩、制度建设、人员素质等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方面进行量化评价。从现代政府采购团队文化建设的角度，结合诚信原则，使服务变成品牌，变成展示政府采购形象的载体，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为加快财政支出改革服务。

4.强化对评审专家的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一是要把好“入门关”，既要大胆引进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又要慎之又慎，努力在政府采购专家的引进机制上下功夫，力争做到引进与需求一致，道德审查与专业审查并重，破格与资格并举，特别要重视对专家实践经验的审查。二是要把好“监督关”，要制定科学严格的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专家评审工作信息反馈制度和诚信制度，把专家的评审行为置于各方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专家清正廉洁和客观公正的思想意识。三是要把好“审验关”，要制定监督考核办法，充分利用对专家资格核验复审的时机，从职业道德规范、专业水平、执业能力、遵纪守法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建立起评审专家的优胜劣汰、动态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5.加强采购队伍建设，提高采购从业人员的采购执行能力。实现政府采购人员的专业化，将政府采购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正常开展，使政府采购工作真正成为体现效率和效益的阳光工程。所有政府采购管理者和参与人，应注重公正道义素养、专业权威素养、信息吸纳素养和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配合意识、自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6.重视监督检查。强化职能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有效监督的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培育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使纳税人积极监督政府采购行为。来自纳税人的监督针对性强、效率高，能有效节约政府组织监督的制度成本，也是实现政府采购经济目标和效益目标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第4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从1995年开始试点的政府采购制度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这一年，据我国财政部统计，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了预定目标，达到1659.4亿元，比2002年增加650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政府采购法实施的第二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2000亿元，2005年的既定目标是2500亿元。

政府采购问题多多

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发展，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争议也普遍增多，法律和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例如：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但由于所处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层次较低，且与法律规定内容相冲突，实际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下位法与上位法相矛盾的规范普遍存在，造成当事人不知依据何部法律提出诉讼；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却无相应的监管和制约机制；采购主体所选择的采购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的违法现象随处可见；采购监管机关与政府采购中心职能不分，虽名义上脱钩，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采购公司几乎享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随意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许多供应商敢怒而不敢言；采购主体确定中标或成交结果带有巨大的主观任意性，虽然有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法律虽赋予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多元救济途径，但相关的救济渠道并不畅通；全国各地财政执法部门对于政府采购与相关法律等专业方面的知识普遍欠缺，从而导致实际的执法案例也是五花八门，造成当事人无所适从的局面。

缘何诉讼少之又少

然而，尽管政府采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涉政府采购的诉讼却少之又少。原因何在？有专家分析存在五大因素，即：政府采购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前置程序限制了供应商多元救济权、供应商畏惧采购主体进行打击报复、供应商自身存在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政府采购法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位。

首先，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所控制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由于这些证据都在采购主体内部，不在第三者手中，变更和毁灭相当方便，而且不易被他人所察觉。这对于供应商或其律师收集证据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侵权的采购主体也不会如实承认其实施侵权行为或主动披露侵权证据。而判断采购活动是否合法，有无侵害供应商的合法权益，首先必须审查采购过程中的原始证据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全部为采购主体所控制，供应商及其律师无法进行查阅和复制，而采购主体对己不利的证据，肯定不会主动向质疑供应商提供。这样一来，受到侵权的供应商往往只是在主观上感觉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采购主体的侵害，但却无法发现或获得受到“伤害”的证据线索，也无法或很难获取具有证明力的有效证据，只能徘徊在法院的大门之外。

其次，自政府采购法实施后，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即政府采购救济机制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财政部门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因为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人或采购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答复意见，就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从而限制当事人诉讼。

第三，供应商畏惧采购主体进行打击报复。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作为民事主体，在采购活动中的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但采购主体尤其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社会中介采购机构，由于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过程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采购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时，供应商只能忍气吞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供应商道出了难言之隐。他说，实践中，采购主体的每次政府采购活动，在符合条件的三五家供应商之间进行，倘若供应商不符合条件，采购主体或者供应商帮助找几家合格的供应商来陪一下标。虽然政府采购的信息是公开的，参加的供应商也是无数的，但能够中标、成交的只有这三五家供应商中的一位。其他的供应商，基本上都是属于绿叶，用来衬托的。只要供应商不打破游戏规则，在三五家固定供应商之间，采购主体又是经常性会给予轮标机会的。这次给三五家中之一机会，下回再来轮流。这种情形常常发生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也就是采购主体之一。这些采购主体常年在三五家之内的供应商之间轮换着给予中标、成交机会，社会上的其他供应商，有些是知情的，有些是不知情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常年不断地在陪标，有些始终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有的供应商参与多了，持之以恒，几个月下来，也就渐渐地摸索出政府采购的规律和其中的奥妙，也就渐渐地跟进，之后与采购主体慢慢地有了些“感情”，也成为其中固定的三五家供应商，之后，中标、成交的机会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了。有的供应商参加了几次，一直未能如愿以偿，想打官司，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证明采购主体的违法行为。也有的一些供应商却永远也无法领悟采购过程中的“操作规程”，最终只能远离政府采购的交易市场。而熟悉政府采购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商，尽管有时感觉自己非常冤枉，想讨个说法，但又惟恐失去更多的中标机会，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如若不然，采购主体一旦打击报复，则将永远也进入不了政府采购市场。

第5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第6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财政是代表政府经营所辖区域内国有钱、财、物的一种管理活动，从这一点讲，财政不仅要守财，更重要的是要生财，要用资本运作的方法经营财政。“经营财政”从理论上讲，就是把政府的资产、资源当作资本来进行市场运作，通过营运来实现国有资产、资源的转换和增值，实现财政增收、资本裂变的财政行为。通俗点说，是让一切国有资产、资源在市场化的运转中实现保值、增值。“经营财政”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不单指经营国有资产资源，更包括经营财政资金、政策，让公共财政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整个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让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和“小马拉大车”，无限放大资金使用功效。

二、解决“钱从那里来”的初步想法

（一）拓宽财力渠道，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将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和政府性债务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管理，统筹安排运用，统一监管和资金调度，增强政府统筹能力。

二是积极推进跨类别、跨部门和部门内的财政性资金大范围整合。将同一使用方向的预算内、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基金等整合到一起，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的同一类资金整合到一起，形成合力，集中用于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解决重点问题。

三是适度经营财政专户资金。要用经营的理念指导国库改革、促进财政专户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可以在确保专户支出的前提下，采取财政专户资金存款银行招、投标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以实现国库闲置资金余额最小化，投资收益最大化。

四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健全公共支出制度，按照公共财政和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清理和逐步剔除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和不符合统筹发展方向的支出，盘活资金存量，用好资金增量，坚决砍掉那些无明确用途和明显效果或作用不大的资金项目，集财力办大事。

五是既要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贷资金，又要有防范财政风险的意识，积极稳妥地利用银行信贷资金，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补充地方政府对项目投资财力的不足，壮大地方经济。

六是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管理机制。要按照改革要求抓紧研究建立绩效评价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对“大事”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项目执行单位进行奖惩，促进财政资金绩效水平的提高。

七是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构建乡镇（街道）财政自我发展、自求平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要针对事业经费中“人头费”支出比重大、真正用于统筹发展支出比重小的现状，完善“增人不增补助，减人不减补助”的机制，鼓励乡镇（街道）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成本。通过财政经费“倒逼”机制，逐步解决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增长过快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把财政的钱实实在在地用于促进统筹发展和为老百姓服务。（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建立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新体系

一是彻底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管理体制。首先将目前各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所有权属变更，统一变更为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有；其次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变更后由其统一所有的存量资产进行统一配置；最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托或成立资产经营公司，对搬迁后以及目前闲置的资产统一进行出租、出售经营，经营收益直接上缴财政专户。

二是用市场经济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集聚、重组和运营，充分利用产权市场盘活和优化资产，通过存量吸引增量，使国有资产充分运作起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程大、耗资多，单靠财政投入显然独臂难支、难以为继，只有采用资本营运保值增值、滚动发展的办法，才能使有限的资金实现效益最大化。政府对需要财政性资金投入的项目，应尽可能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通过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政府在项目建设初期投入一定财力，待时机成熟后通过转让股份成功退出。投资公司不能仅以融资为目的，而应以融资为手段，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以投资参股、授权经营等形式参与相关项目建设，并通过“投入——运营——增值——退出——再投入”的运作方式，变一次性投入为循环投入，扩大政府资金的滚动放大效应。

二、充分挖掘政府资源潜力，抓住新的收入增长点

政府资源是政府直接掌握的最大财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政府资源能够快速有效的转变为财政收入。

一是加强政府对城市土地供应的调控，全面建立起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由政府统一规划、征用、开发和出让，并加强和规范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把土地收益真正集中到政府手中。

二是盘活城市无形资产，如对城市出租汽车经营权、重要公共建筑物冠名权、城市道路及路牌冠名权、重要公共场所广告权等通过转让、拍卖、租赁等形式，公开推向社会，实行有形化运行，开发城市资源的潜在价值。

三是对全市矿产资源进行全面摸底调查，拿出矿产资源使用规划，统一事权、统一管理，规范拍卖程序，缩短转让期限，提高拍卖价格。

三、发挥财税政策杠杆效应，聚集社会资金

一是要把各类经济扶持政策整合起来，建立绩效评估体系，讲投入产出比，算政策效益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政府先行投入启动资金或以财政贴息、担保等办法，带动民间投资，实现“政府资金搭台、民间资金唱戏”，提高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振兴和发展。

二是清理和规范部分财税优惠政策。要对先行的税收优惠措施进行合理性论证分析，取消一些无效的优惠项目。对合理的减免优惠应尽量法制化、规范化，避免随意性。

财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要有强大稳固的财政作保障。面对宏观调控的日益趋紧，面对严峻的土地政策，要保障今后五年发展的资金需求，我们财政部门必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统筹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增强我市财政实力，建立“大财政”格局，做好“经营财政”这篇文章，为打造“富裕阳光之城”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

【摘要】财政是代表政府经营所辖区域内国有钱、财、物的一种管理活动，财政不仅要守财，更重要的是要生财。笔者结合自己在财政工作的实际，就如何有效运用“经营财政”理念，通过对各类政府财力资源的综合运用和合理安排，扩大资金运筹总量，切实解决“钱从那里来”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政经营财政财政收入

参考文献：

[1]王文婷.完善财政资金管理的具体对策.财政监督，2006，08.

第7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3、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近几年有止跌上升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急剧下降阶段，从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普遍实现，农业持续大发展，国家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第二阶段：1985—1991年缓慢上升阶段，1991年达到10.26%。第三阶段：1991—2006年缓慢下降阶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趋势。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滥，国家发行国债加大对长江和淮河的投资。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农业连续多年滑坡，国家重视“三农问题”。

4、从合法合规性来看，相关支农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实

从国内的法律来看，《农业法》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实。1993年《农业法》施行以来的有关情况见图1和图4。从图4可知，实施《农业法》以来，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总体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实现，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法定要求，特别是1999年财政支农增长幅度为负，所占比例竟高达64.3%；只有5年达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仅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实现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江与淮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特殊情况，国家通过发行大量国债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长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资；2004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弹，且财政支农增长幅度的稳定性也差一些。总体来看，《农业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实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从国际惯例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措施远远没有达到WTO协议的规定。在WTO协议框架下，“黄箱”的支持比例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我们国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没有很好利用“黄箱政策”的条款，更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绿箱政策”。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其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协议根本不限制“绿箱政策”。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完全不用担心与国际规则相矛盾，应大胆根据我国的农业实际需要和财力来安排支农资金。

二、结构：明显不尽合理，亟需较大改善

1、从内部结构来看，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明显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农一级结构及二级结构都明显不合理，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结构的基本情况见图5。

财政支农最大的一项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两个部分结构也极不合理，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比重大，增长速度很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如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等支出比重较小，增长缓慢。

财政支农第二大项是农业建设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又占绝大多数，而用于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投资非常少，所占财政支农比例大致为10%。“七五”时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59.6%，“八五”时期为63.1%，“九五”时期为63.4%，实际上这些投资是全社会都收益，与农业直接生产关系不大。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绝对数额很小，所占比例过低。2000—2006年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增长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亿元，此期间农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项费用仅为0.26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会更少。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一般是60%～80%，而我国目前不足40%。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支持力度。

2、从变化趋势来看，财政支农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完善

我国财政支农的结构变化见表1。从表1可知，我国支援农村支出及事业费规模急剧扩大，但其比例增加更为迅速，从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继续稳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达66%。但农业建设基本支出比例却从50年代的49%减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仅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逐步上升，从“六五”时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时期的63.4%，上升幅度惊人。而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与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农村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基本演变是：1950—1962年没有，1963—1967年有一点，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渐增多，1950—2006年总共才171.4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1950—1980年期间，由于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较大、比例较高，农村救济费用规模增大但是比例减少，1984—2005年则没有，2006年突增330.88亿元。总之，从纵向的各个时期相比，财政支农结构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但是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财政支农的结构性问题容易被规模不断增大所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引起人们和国家的足够重视，这恰恰是严重影响财政支农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充分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依照《农业法》的要求，应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结合国际惯例，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在国家财力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支农幅度并保证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据市场原则创新财政支农方式，采用补助、贴息、担保、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效应、杠杆效应、放大效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形成支农资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第8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AOI；作物识别；像素

1概述

借助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化，能快速识别出植物，判断其覆盖率，并确定其位置，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不仅能能降低投入，而且对我国温室精确种植和设施农业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实际价值。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性能价格比的提高，特别是近十年来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取得植物特征并作进一步分析已经变得切实可行[1]。

本文针对温室大棚采集的杂草图像进行研究，实现了一种快速植物特征提取与识别算法，能够满足实时地为后续变量控制提供信号的要求，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图像处理

2.1图像分割

利用CCD彩色摄像机获取的图像，通过图像采集卡将获取的图像以真彩色24位位图的格式存储。真彩色24位位图在存储格式上是以3个字节表示图像中的一个像素点。这三个字节分别存储像素点的R、G、B颜色分量值。三个值根据RGB颜色坐标系统（见图1）合成这个像素点的颜色值。目的一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量，二是为了减少图像解压缩的过程，加快处理速度。

图像分割是由图像处理到图像分析的关键步骤，也是一种基本的计算机视觉技术。随后的图像处理，诸如特征提取和对象识别，都依赖于图像分割的质量。图像分割就是指把图像分成各具特性的区域并提取感兴趣目标的技术和过程[2]。尽管人们在图像分割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由于没有通用的分割理论，现己提出的分割算法大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并没有一种适合所有图像的通用分割算法[3]。这里的图像分割，主要是指去除

植物图像中的土壤背景及作物残茬。为了有效的将叶面与背景区分，要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选择和变换，得到

最能反映分类本质的特征。在此所说的图像特征，指的是图像中各个点的特征，而不是整个图像的整体特征。

对于彩色图像分割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彩色图像所包含的丰富的色彩信息，选择适当的特征，使目标和背景能依据特征上的差别进行区分，利用这个颜色特征将彩色图像转变成灰度图像，再确定阈值将灰度图像二值化。

2.2RGB和HSI坐标系统

数字图像处理中，常用的颜色坐标系统有RGB和HSI坐标系统（坐标系统图如图1、图2）。RGB颜色坐标系统以红R、绿G、蓝B三种颜色为基色，其它颜色由这三种基色加权混合而成。HSI坐标系统中H表示色调（Hue），S表示饱和度（Saturation），I表示密度，对应图像的亮度（Intensity）。面向硬件设备（如彩色显示器和打印机等）的最常用彩色坐标系统是RGB坐标系统，而面向彩色处理的最常用颜色坐标系统是HSI坐标系统，HSI坐标系统有两个特点：其一，I分量与图像的彩色信息无关；其二，H和S分量与人感受颜色的方式是紧密相连的。这些特点使得HSI坐标系统非常适合于借助人的视觉系统来感知彩色特性的图像处理算法[4]。

图1RGB颜色坐标系统图2HSI颜色坐标系统

从RGB坐标系统到HSI坐标系统的转换公式如下：

在RGB颜色坐标系统中，如果不考虑光照强度，而只对色度感兴趣，则只要知道R、G、B的相对值即可。相对值r、g、b称为色度坐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Rn、Gn、Bn分别是规范到0～l之间的RGB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的Rm、Gm、Bm分别是RGB颜色坐标系中的最大分量值。不同的彩色显示系统有不同的取值范围，例如，一个24位的真彩色显示系统中，Rm=Gm=Bm，此时r、g、b可按下式计算

（4）

2.3统计实验

物体的颜色是由它的反射光谱特性和光源特性所决定的。由于有生命的杂草的反射光谱特性不同于无生命的土壤背景，因而两者在颜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亮度上差别不明显。对不同土壤、土壤残留物以及各种光照条件下的用于识别杂草颜色指数所做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况下，植物图像的背景即土壤有较大的r、b值，而其g值却总小于植物本身的g值，这里r、g、b是归一化的颜色分量，其计算公式如（4）。通过研究利用r－b、g－b、（g－b）/|r－g|和（2g－r－b）等指标来区别植物与非植物背景是非常有效的。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AOI（Areaofinterest，感兴趣区域）测试工具对大量的包含各种类型的杂草图像进行颜色特征的分析，采集了不同土壤、作物残留物以及各种光照条件下温室大棚内的杂草图像。统计研究上述四种归一化颜色特征参数的均值和标准偏差，以及(2G－R－B)颜色特征参数和H、S、I值的均值和标准偏差。统计的结果如下表1、表2、表3、表4。为了便于计算，作了如下规定：为了避免分母为零的情况发生，规定在（－0.01，0.01）之间的（r－g）值为0.01；有些叶子像素的g值远大于r值，从而导致

（g－b）/|r－g|很小，为避免这种情况，当（r－g）小于－0.08时，（r－g）的值设置为0.01。（注：“残茬土壤”为含有作物残茬的土壤）

2.4结果分析

由表l和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r、g、b三个分量值，干土大于湿土，这是因为干土的反射率高于湿土的反射率，土壤湿度越大，则r、g、b值越低。

（2）在相同的土壤湿度下，由于有麦茬等覆盖物的区域的反射率低于没有覆盖物的区域，因此，其色度坐标r、g、b较小，麦茬覆盖率越高，则该区域的r、g、b分量值就越低。

（3）土壤、麦茬等非植物背景的红色分量占主导地位，而植物部分的绿色分量g占主导地位，从而为植物与非植物背景的识别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4）植物部分的（g－b）的值比非植物部分稍高，而非植物部分的（r－g）的值稍高于植物部分，但差别都不明显，而且偏差相对较大，不太适合于背景分割。

（5）植物部分的（g－b）/|r－g|值高于非植物部分，且差别比较明显，所以（g－b）/|r－g|值也是背景分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颜色参数。但是（g－b）/|r－g|的值计算比较麻烦，尤其是当（r－g）的值较小时，（g－b）/|r－g|就会变得很大，从而导致其偏差较大，不利于背景分割。

（6）植物部分的过绿特征（ExcessGreen，2g－r－b）大于土壤等非植物部分，非植物部分的过绿特征值一般小于等于零，而植物部分的过绿特征值一般大于等于0.20，且过绿特征的偏差都相对较小。因此，过绿特征是杂草图像中用于背景分离的很好的阈值参数[5]。

由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7）没有归一化的RGB值的偏差较大，主要是因为光照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

（8）对于没有归一化的过绿特征（2G－R－B）而言，植物部分的值远大于零，而非植物部分的值在零附近。虽然植物部分与非植物部分的过绿特征的偏差都相对较大，但是两部分的过绿特征值相距甚远，几乎没有重叠现象，故由没有归一化的RGB值所产生的过绿特征同样可用于杂草图像的背景分割，并且计算简单，处理速度快。但光照强度的变化不宜过大。

由表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9）植物部分的饱和度稍高于非植物部分，而且饱和度的偏差相对较大，两部分的饱和度值交迭严重，故饱和度在杂草识别中没有可以利用的信息。

（10）植物部分的亮度稍高于非植物部分，但差别甚微，而且相对偏差很大，不能用于杂草识别中的背景分割。

（11）植物部分的色度值远远高于非植物部分，土壤湿度增加时，其色度值略有增加，但幅度不大，而且色度的标准偏差相对很小，非植物部分与植物部分的色度范围几乎不存在重叠现象，故色度也是可以用于杂草背景分割的参数。

3结论

综上所述，（2g－r－b）、（2G－R－B）、色度H三种颜色特征值都为杂草与土壤背景提供了足够的对比度，有利于杂草图像的背景分割。本文在图像处理试验中发现，对于由没有归一化的RGB分量所产生的过绿特征（2G－R－B），在室内光照强度相对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在杂草与土壤背景之间的反差很大，因而可以用于杂草图像的背景分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图像由彩色图像转成灰度图像的处理效果比采用（2g－r－b）颜色特征值的处理效果更好，结合计算机系统中采用的真彩色24位bmp图像文件格式考虑，采用（2G－R－B）颜色特征值计算简单，处理速度快，可以很好的将彩色图像转成灰度图，并且为下一步的图像分割作好了准备。

本系统软件通过提取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R、G、B三个分量值计算出（2G－R－B）颜色特征值，将彩色图像转变成灰度图像显示，因而可以利用图像的（2G－R－B）颜色特征值进行下一步灰度图像的阈值分割。

参考文献：

[1]应义斌，饶秀勤.机器视觉技术在农产品品质自动识别中的应用[J].农业工程学报，2000，16(1)：4～17.

[2]何东健，杨青等.实用图像处理技术[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3]FuKS，MuiJK.Asurveyonimagesegmentation[J].PatternRecog，1981,13(2):3～16.

第9篇：财政研究论文范文

第一，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的机构属性有所不同。事物的属性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性。在我国名目繁多的社会组织机构中，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机构属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严格讲应属于准行政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性事业单位。准行政组织是指，不具备国家行政机关性质而实际承担着某些行政管理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即由政府设立，虽不属于行政系列但拥有行政职能，经由政府授权，实际承担一定行政管理职责的公共机构。从国外情况来看，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属于政府行为，集中采购机构也基本是准行政组织。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是由中编办批准成立的中央政府的集中采购机构，为中央政府采购的执行机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依法执行公务。2003年6月，经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和中编办批准，采购中心列入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虽然属于事业单位，但其基本管理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并无原则性区别。可见，采购中心应属于准行政组织的范畴。而社会中介机构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利性组织，并不具有准行政组织的属性。

另外，从法律基础的角度来考察，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的机构属性也有很大差别。我国的法人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政府法人四大类。每一类法人的设立、运行、管理都是依据不同的法律基础。行政性事业单位属于事业法人，绝大多数社会中介机构属于企业法人，两者的法律基础完全不同，因而不能等同视之。

第二，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所行使的职能不同。集中采购机构作为一种准行政组织，与一般的事业单位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一般事业单位行使的主要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职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2003］74号）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职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集中采购机构要接受委托，认真组织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项目采购，制订集中采购操作规程，负责集中采购业务人员的培训。”《政府采购法》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交由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这是带有法律强制性的，采购人对此没有选择权，不能擅自将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办理。集中采购机构要认真履行其职能，研究制定集中采购操作规程，抓紧建立政府采购运行网络系统，并加强集中采购业务人员的培训，为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提高采购质量和服务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而社会中介机构与采购人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民事主体关系，委托行为的展开完全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并通过签订的民事合同来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此外，集中采购机构的集中采购活动不仅包括组织招投标，还包括前期采购需求计划的汇总整合、采购方案的统一制定以及后期采购合同的督促履行、采购效益的评估分析等一系列环节。这些职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环环紧扣，为充分发挥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社会中介机构不具备这样的职能，它只需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人的身份办理招标业务，通过合法规范的程序为其采购到所需的货物、服务或工程。

第三，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政府集中采购是深化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有效规范采购人的行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在我国推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意义重大。《政府采购法》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由该机构具体办理集中采购事宜。集中采购机构的服务对象是本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它的设立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2003]74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集中采购机构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集中采购机构在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而社会中介机构面向的是社会上各类市场主体，除了公共部门以外，更多的是为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其行为准则主要是参与市场活动，遵守市场活动的基本规则。可见，社会中介机构不具备象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那样的功能和作用，在这方面，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

与此相联系，集中采购的优势还体现在规模效应上。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各部门上报的政府采购需求计划汇总，分门别类地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政府采购方案，化分散零星采购为集中批量采购，减少了采购数量，降低了采购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也是一般的社会中介机构所不具备的。

同时，实行政府集中采购还可以引导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社会商业行为。政府集中采购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供应商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的同时也对它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政府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可以产生强烈的市场竞争导向作用，它可以使真正具有实力，能够提供优质产品、工程和服务的供应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广大供应商来讲，为了不断增强竞争实力，就必需树立质量意识，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完善售后服务，抓住时机，苦练内功，实现自身的发展，逐渐在政府采购市场中赢得一定份额。这样的良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遏制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未能执行环境及劳动保护的产品流入市场，从而极大地改善我国的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秩序。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打破政府采购非关税壁垒是必然趋势。面对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国际政府采购市场，供应商在增强自身竞争实力的同时，还要熟悉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的具体情况。集中采购机构通过规范的招标活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模式，引导国内供应商逐渐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与国际知名企业竞争的同时，不断推动企业的自我发展。

此外，实行集中采购制度有助于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据有关专家测算，政府公共部门的消费约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1/4.在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范和监督制约机制，难免会出现钱权交易。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立使监督对象相对集中，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采购程序、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有效地规范采购行为，抑制政府采购活动中腐败现象的发生。虽然社会中介机构对规范市场行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对抑制政府内部的权力寻租很难发挥集中采购机构那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