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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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家范文
陶冬 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欧洲央行于6月5日调低储蓄利率10个基点，成为世界第一个将政策利率调为负值的主要央行。此举意在改变资金的无风险回报预期，迫使滞留央行账户的银行资金重回实体经济，迫使企业寻求投资，消费者积极消费。
其实，欧洲经济目前并未滑入通缩，而且低通膨环境迄今似乎也没有直接对经济构成显而易见的威胁，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源自银行金融中介功能的丧失。促使欧洲央行此时“放水”的原因有三。
第一，债券市场资金成本的下挫，并未带来实体经济资金成本的同步下调，银行贷款利率高企，贷款意愿低下。换言之，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宽松政策救了银行，救了重债国国债，但是却没有救到银行贷款，实体经济未受惠于欧洲央行的政策，复苏自然缓慢，欧洲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美国回落的失业率（尽管有水分）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欧洲央行超低成本的流动性供应，令欧洲重债国短期内违约风险下降，海外热钱纷纷投入欧元区资产，将欧元汇率炒高。欧洲本来就缺少内需动力，高汇率又打压了出口，增长乏力愈加明显，市场火爆、经济萎靡，成了欧洲目前的一道风景线。
第三，监管加码和部分银行面临罚款，这两者均对资本金已捉襟见肘的欧洲银行构成威胁。以帮助实体经济的名义为欧洲的银行修补资产负债表，而且不至于触发市场恐慌，可谓一举两得。（6月11日）
降准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希望降准能刺激经济增长的想法不仅高估了降准对于推动信贷增长的作用，也高估了货币政策对于拉动实体经济的作用。
首先，信贷增长并不是当前制约实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虽然决策层多次要求“金融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但整体杠杆率的不断迅速上升，表明金融领域已经且仍在为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其次，一些企业的融资困难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小微企业和私营企业经常遇到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整体信贷条件不够宽松，而是因为其信贷需求往往被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项目挤出。解决小微企业和私营部门融资难问题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全面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的效果并不好，反而可能会加剧结构性失衡。
第三，企业部门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信贷供给不足，而是缺乏投资意愿或投资渠道。对许多企业而言，目前更主要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这些企业获得更多更低成本的信贷可以帮助其生存，但不太可能进一步刺激投资，政府也不应鼓励这些行业或企业再加大投资。对其他许多企业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准入门槛，决策层需要加快改革进程以消除这些准入障碍。
总之，实体经济当前的困境并非信贷供给不足，货币和信贷政策已经被充分使用，其边际效力正在递减，政府还在处理上一轮信贷高速扩张的后遗症以及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是时候让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转型来承担更大的重任而减少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了。（6月11日）
“刺激”标签不贴为宜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刺激一词近年在宏观政策讨论领域的流行度大升。出现这一现象，除了市场上总有做多与做空力量，更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演变的两方面基本特点有关。
一是美欧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后，不得不出台刺激政策。超强刺激虽使美欧经济避免金融系统休克崩盘危险，却难以彻底改变经济疲软乏力困境。在短期刺激长期化的病态政策环境下，刺激几近成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代名词。由于发达国家话语权较大，刺激随之成为国际宏观政策讨论的流行词汇。
二是中国实施罕见刺激政策。中国政府2008年底决定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国高层也曾公开采用过刺激表述。首先，应肯定在当时外部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形势下，出台较大力度扩内需促增长措施是正确的。不过，当时中国经济并未发生资产负债表危机，金融系统也无崩盘风险，是否需要像面临深度危机那样重手刺激有待探讨。由于一段时期讨论宏调政策言必称刺激，思维惯性使人们把刺激政策与稳增长甚至宏观政策等量齐观。
就稳增长政策举措而言，无论是利用多种货币市场工具保证市场足够流动性，还是定向降准及多方实施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政策，抑或加速推进税制调整减轻企业负担，又或加大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等民生项目投资――这些政策更多从经济系统内部发生调节作用，与强调外部发力干预为特点的刺激政策关联度很低。因此，从刺激政策概念含义、4万亿刺激利弊得失、新一届政府政策内涵等方面考察，“刺激”标签或许不贴为宜。（6月11日）
中国二季度增长可能升至7.5%
陆挺 美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5月份中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4.6%，创下201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起主要带动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从4月份的同比降3.1%反弹至5月份的同比增26.9%，而中央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速则从4月份的21.3%放缓至5月份的15.8%。5月份（特别是地方一级）财政支出的强劲增长，响应了最近财政部加快预算支出的要求。
由于近几周的经济数据显著好转，如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强劲的出口数据及贸易顺差，目前针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市场担忧情绪已有所缓和。政府还加强了一系列定向刺激措施，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因此，对于2014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达到7.5%（高于一季度的7.2%）的预期是有信心的，预计第二至第四季度的经济环比增速将从一季度的1.4%回升至1.8%。（6月12日）
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促市场开放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
“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减少自由裁量权，相应减少寻租、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与允许鼓励类相比，禁止限制类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此外，“负面清单”的长度应逐步缩短，要有审批时限要求、透明度要求。
今后审批制度的改革，思路也需要有根本性的转变，不应再是减少了多少项审批，而是还剩下多少审批事项，这些审批是否属于负面清单，保留的理由是什么。这项改革方向和方法都是明确的，不必再等，每个地方都可以先试点，然后大面积推开。
第2篇：经济学家范文
可惜并非所有人都可品尝收获的滋味。
近来有报道言有人状告著名空头股评家，原由是因信其言少赚了几十万(还不是亏了哦)。同样，社科院的学者们出了本《房地产蓝皮书》，断言房价三年要降50％。有网友回应：“如果专家敢把自己的房子全部卖了，等房价下跌50％再买回来，我才佩服他们!”而现实是，在随后的几个月房价令人吃惊大涨。
想到从七八年前号召大家“千万别买房，一定会降”的某经济学家，陷其忠实的拥趸于“以前咬牙还买得起，现在咬牙都买不起”的境地，实在也是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其粉丝们如果知道这发出号召的人在此期间至少买了一套别墅加一套公寓也一定是有所惊诧。
数年前调查显示，最受尊重的是科学家，股评家倒数第二，仅次于，经济学家应也在科学家之列。《迷惘的经济学家》中讲经济学家的绝大部分预言都不准确。实际上经济学家预测的准确性与股评家确有一拼。名列两个极端的原因是经济学家通常做较长期的预言。股评这个行业今天推荐，明天九点半就验证。所以千万不要问我对于近来股市的看法，答案只能是“不知道”。现在经济学家也开始受到指责，是什么模糊了最受尊重和最不受尊重的界限?因归于大众的兼容并包培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娱乐化倾向。
宋鸿兵近来出了《金权天下》，书称其“成功预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特地回翻旧书，却没找到任何预测线索，倒是无意中看到8月时宋先生接受电视专访回答“‘2009年4月会有金融危机第二波’为何没来”一问时，称是因为没算到美联储会在3月份会狂印钞票，并再次预言危机第二波确定9月来。
宋推断这次金融危机也是西方大鳄的阴谋之作，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阴谋”将西方一流金融机构一举打残。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用演义的方式普及了金融知识。可惜亥成果被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斥为“胡说八道!”这位断言“中国没有一个行业是有潜力的”郎教授在被观众问及“郎教授，你怎么赚钱?”时，回答：我不告诉你!有人模仿郎秀：各位观众请想一想，为什么生长在台湾、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郎教授总是在大陆做节目’请不要把郎教授当傻瓜。
经济学家金岩石公开“向听信8000点预测至今没有卖股票的投资者道歉”。又是次近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到有统计称金“3年预测命中27％”，基本不靠谱。金以其贯的从容和幽默回应：27％已经是很靠谱了。金学者最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论断：未来这20、30年很可能是中国超级泡沫的崛起和破灭的过程。从期限上看这倒像是经济学家说的话，超越了股评家的水平，准确与否乃是后话。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即便目前的房价真的下跌50％，还是比数年前易学者建议“别买房”时高许多。即便一个阳光般的少年终究有一天也会故去，也不代表也应该不学习、不努力、不创造。“神龟虽寿，犹有竞时”，如果万物注定要归于无，那么至少请灿烂下吧。资讯发达多样化的今天，危机虽放大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也是他们五彩斑斓的观点让我们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元。“尽信书，不如无书”，广览博征、为我所用时，记住社会“盈亏自负”、洒胡上“愿赌服输”的规则，没有人因为抱怨而成功。
第3篇：经济学家范文
中国社会不能缺少市场派经济学家，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不挨骂。理由很简单，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专业素质受诟病的典型一族。
专业素质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止一个经济学者说过，自己的唯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与社会的道义要求有万里之遥，这个转型期的社会要求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还要求他们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经济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伦理专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没。口水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学家丧失了尊严与道义，而社会丧失了经济效率的理性探讨。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不要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对此，他倒也十分坦然，达到这种境界的经济学家不多。
从实践角度来看，茅于轼先生是个身体力行的无可挑剔的穷人的经济学家。1992年开始，他联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探索中国特色。2003年，他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以后又在北京尝试为民工办理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就是茅于轼理论的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个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茅于轼的“不识时务”让人头痛之极。
前两年，他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贯穿2007年与2008年初是“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而后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和“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还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这些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气继续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说，这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的执著，笔者认为这更是历史学家式的历史道义。
茅先生将市场化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反对限价房政策只是市场之树上无数果实中的一粒，反对经济适用房同样归因于此，主张高校学费上涨虽然体现出茅于轼先生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与上述稍有不同，牵涉到对于贫富区隔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公办教育的理解。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属于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建立，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之前，基本上实行的低收费政策。茅于轼先生认为是高校低收费，是穷纳税人补贴了富人，但这一理论根基的数据调研显然值得推敲。中国高校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据？所谓穷人的标准是什么？在屡屡爆出高校学费压垮学生家长新闻的今天，是否证明我国的高校平均收费已经是中产收入阶层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费，高校将这部分经费不用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购新楼、买房产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样大买股票，又该如何处置？
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作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经济学家挨骂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质疑厉以宁家族在股市上的作为让厉以宁的股市发言失去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轼的小额信贷试验有任志强等企业家捐赠的资金，但这并不是什么污点，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学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在市场与理论上的表现，确实有违起码的社会公德。
要害的问题在于，当市场派经济学家盯着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时，社会已经因为扭曲的市场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扭曲的价格而义愤填膺，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比如打压房地产市场，以降低房价。普罗大众与市场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对立来自于此前市场的扭曲。事实上，如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在教育与医疗等领域，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产生，这样的伪市场必须纠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仅不识时务，还以含糊不清的过激言论在市场理念上撒了一把盐。
第4篇：经济学家范文
国庆黄金周一过，又在媒体和微博上看到几位勤勉劝世的经济学家的身影，叙述的依然是那再简单不过的经济学理论——只要市场价格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力量会让供给和需求自动归于平衡，整个市场出清——解决春节或十一黄金周举国交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任由所有出行方式都大幅涨价，这是社会成本最低、最符合经济原理的解决方案。
“共识”变“战场”
这理论本身没有什么纰漏，接受了多年经济学教育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绝大部分人，在被经济学称为“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交易的场合，都会坦然地接受这个理论。私人产品的消费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人占有和消费该物品，必然导致其他人无法占有和消费。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购买数量，价格高了就少买，价格低了就多买。从商家的角度看，买的人多了，我就涨价，买的人少了我就降价。这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共识。
但一移到举国交通问题上，共识立即变成战场。
这些年来，我们为解决交通问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措施：高速免费、增开列车及汽车班次、错开公众出行时间、柔性劝导农民工城里过年、大力增加交通供给……这些措施中，唯独不见放任市场大规模涨价这一条。以上的这些尝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每到重要节假日，各路媒体记者就再次披挂上阵，连篇累牍报道拥堵盛况。各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报刊专栏作家，就重新消费一次这个题目，给出五花八门的治堵建议。
到今天，我们的公众和政府应该已经逐渐弄清楚一个道理了，那就是，重要节假日的全国性拥堵或许是我们这个正在膨胀的经济体自我调整的过程，短期内想找到解决方案，既无可能，亦无必要。
经济学家的涨价方案，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应用的方法，虽然，也是实际上唯一有可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价格理论是一个接近绝对真理的理论，也是所有解决方案中，社会福利最大、社会成本最小的方案。
没人理会经济学家
经济学中还有“公共产品”和“集体选择”理论。
选择什么形式、多少钱的交通方式，严格来说是一个“私人产品”市场的决策，本不应该涉及公共领域。可一旦公众认为政府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来维护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这个“私人产品”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公共领域。
我们的民众和政府一向坚定地认为，春节期间全家团聚和黄金周期间全家出游，是一种体现合家团圆、欢乐祥和与国泰民安的重要基本价值。
这样一来，能不能按照意愿出行变成了比交通供求是否平衡更重要的议题，这个私人问题也就转化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在 “集体选择”的大框架下，每个公众追求的是个人或家庭的价值最大化，政治家追求的是更高的支持度。遇到公共决策，人们有强烈的“免费搭车”倾向，也就是希望在决策中，别人多承担支出，而自己少负担支出。
即使经济学家们不停地警告：任何免费或价格压制政策，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将远远大于个人所得到的有限的好处，任何看上去免费的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转移负担，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免费。
这就不难理解目前问题的症结了：公众希望更多个人福利和免费项目，至于这种政策的社会成本由谁负担，不是他们要担心的问题；决策者希望看到和谐平和的社会局面，至于政策是不是符合经济学原理，并不重要；媒体拍到了举国拥堵的新闻照片，抢了头版，博了眼球，记录出发时的狂欢盛况，而不必管几天后的归程是否顺利；经济学家坚持工具理性，执着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依然活在熟读精典和不谙世事的快乐中，自我消化着各种误解和攻击，说不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第5篇：经济学家范文
最近中国股市的表现激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热议。这些争议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假设，即股市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一国经济的运行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值得强调的是，股市上涨并非永远都是一件好事，做出“股市上涨就是好事，股市下跌就是坏事”这样的假设也并不符合经济学常识。在我们看来，人们更应当乐于见到股票根据经济基本面而被合理定价。相反，如果股价偏离基本面太多则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泡沫中走向繁荣的股市并不被人们看好，对过热后的估值纠正反而应当感到庆幸。尽管如此，“上涨喜闻乐见，下跌人见人厌”的简化特征在一个严格政策导向的市场往往十分深入人心，并且进一步裹挟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经常采取限制“裸卖空”的措施，也就是在股价下跌途中，不允许投资者卖空他并不实际持有的股票。可是，基于对维护股市上涨的期望，限制投资者融资买入股票的政策却十分少见。我们实际上可以将融资买入资产的行为视作对现金的裸卖空。因此，在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市场下跌的情况中，资产相对于现金是更受到看跌保护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与其说悲观的经济预期导致了股市下跌，不如说股市下跌是对过度乐观的经济预期的纠偏。
股市与经济的相关性是很有限的。总的来说，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当中大型企业约占到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40%，可能占到私人领域就业的30%。大多数经济活动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而政府部门的作用也很明显。在发达经济体当中，上市公司只占到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占到就业的五分之一。
G7国家最近经历的两次衰退是对前述现象很好地实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本质上是中小企业的衰退。大型企业虽然同样经历了这场衰退，但是它们从政府得到了无论速度还是力度都远远超出小企业所得到的政策扶持。而在2001年的衰退中，则是一场大型企业的危机。在这一经济低迷阶段，小企业反而活得还算滋润。因此，从定义上讲，有人会认为这一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衰退。所以，进入本世纪以来，凭借大型企业的状况来评判经济表现，很可能会得到扭曲的结论。
股票市场和该国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会由于全球化而不那么紧密了。大型上市公司逐渐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业务为公司贡献越来越多的利润，甚至常常占到主要的份额。与此同时，公司的运营和成本也逐渐地发生在海外。这些公司在何地选择上市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巧合而已。
这意味着股市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被淡化。我们可以举例说股票市场反映出全球经济变动的一部分特征，但如果将股市和本国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则是危险的。
那么股市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就毫无预测作用可言了吗？也并非如此。股票属于一类资产，它们是家庭部门财富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事关金融稳定。财富效应会影响到消费开支，进而影响到经济活动。消费者往往对损失有很强的厌恶情绪，损失带来的负面效用要超出同样金额的盈利带来的正面效用。所以，当股价经历了一轮牛熊又回到原点后，投资者最终对生活水平的预期是下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股市目前发生的剧烈波动的后果：尽管市场仍在超出行情起点时的点位运行，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不会表现出负面情绪。
我们并不应该忽略股市涨跌，而是应该理性看待其经济意义。作为整个经济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对股市的影响同等重要。而除了股市之外，投资者应当寻找更好的指标去预测宏观经济。
第6篇：经济学家范文
确实,比克鲁格曼年轻3岁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并重点关注中国经济以来,他不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国的声名之旺,极可能已超出克鲁格曼在美国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2004年的“郎顾之争”一役,是将郎咸平登上公众人物之巅的直接推手。虽然,在顾雏军出狱喊冤之后,格林柯尔这个独立案例尚存一定的争议性,但是,在2004年“国退民进”狂热之时,面对国有资产贱卖、权钱交易横行的乱象,郎咸平能够用专业的财务分析方法,透过国企改革个案的详细解剖,从而引发全民性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应该说,郎咸平此举,无论是对于国企改革技术环节的修正、还是对于更广泛层面公平正义的呼吁,其时均堪称居功至伟。
不可否认,2004年郎咸平的一战成名,有其自身专业学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出生、求学美国、辗转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与内地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学术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时更为独立、亦近乎没有任何利益羁绊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国企改革乱象—“郎旋风”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一度压得国内经济学家“万马齐喑”,郎咸平亦因此获得“郎监管”的美誉。
不得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精力充沛、天分极高之人,在名扬海内之后,其身份逐渐演化为财经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演讲家,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均做得风生水起,由其担任主持人(或嘉宾主持)的财经郎闲评、财经郎眼等节目,均在不同时期成为风靡全国的财经节目,而以一年数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更是从未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与此同时,其每场高达25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更可与当红娱乐明星相媲美,而将国内经济学家映衬得暗淡无光。
可是,从来“两全其美”对于世人是一种奢侈,对于郎咸平亦是如此。与其曝光在镁光灯下的频率近乎成正比,学界对其异议亦“贬声”日起,攻其哗众取宠者有之,议其财迷心窍者有之,斥其阴谋论者更有之。
尽管,在学界对其贬声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但是,客观而言,纵观郎咸平近年来的学者之路,在其畅销书著作等身之时,专业的学术论文却日渐乏善可陈,能够证明其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著。而如果细究其近年来的文章(或演讲),无论是其指点宏观经济、金融业,还是其纵论地产业、制造业,在遵循同一条“危机临近”的线索之下,几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阴谋论”过多而建设性近无。
在学界对郎咸平非议日增之时,近两年的两件事,亦让大众对其极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专访陷入“红十字会风波”中的郭美美母女,并在节目过程中有为对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楼盘玺源台邀其所作的讲座中,慷慨表态“中国楼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发“中国楼市离崩盘已经不远”的“宏论”,仅一月时间,前后判若两人,必然令人殊为难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从纯粹学者到兼职明星的转换之旅,而这样的异变,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市场化”,又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因为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们而言,郎咸平的异变,可谓是得不偿失。
也许,与国内经济学家过于“忧庙堂之所忧”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贵之所在。但是,其过于附和民意(甚至民意),而失之于学者应有的严谨和理性,必然令其在声名日增之时,非议与不解尾随相伴。
第7篇：经济学家范文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也引起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这次正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大谈特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30年之时，突然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严重下滑。他们对此预期失误，此前也没有积极地去研究相关的调整政策的最好时机。
经济学家的任务不在于当“喜鹊”，而是当“乌鸦”。他们应该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经济，甚至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日常生活中，如果经济学家能挑出各种“骨头”，积极提出各种可以采取的相应对策，那么对中国经济的讨论也会更健康。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艘高速行驶的万吨巨轮，经济学家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随时指出高速航行中各种可能的暗礁和问题。这种预警可以使整个航行更安全。当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而事实上航行又遇到全球经济下行问题时，难免就受到指责，发生经济学家们的危机。（据梁小民 文）
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失落
中国无疑处在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现象倒是相当有趣，即政治权威的失落。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程度不等地经历过政治权威的失落。还有一些形式上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则其民众在特殊的政治动员之下，表面上显出特别的政治热情。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避免这样权威低落的规律，但现实情况是，政治动员和学习运动的效果日见其低，反映的是权威影响力的下降。从长远来看，恐怕也难以避免上面说到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当人们对于政治权威的话语不感兴趣、觉得无所谓时，我们的权威们是否应该认真地反省一下呢？是用过时的动员和学习方式使大家敷衍，“认认真真走过场”，还是以开放的、竞争的、有道义吸引力的方式来吸引人们接受政治新思维，进行体制改革呢？（据顾肃 文）
数码时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科技突破一样，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是，知识界对这场文化范式转换造成的文化衰落却一直存在忧虑。
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淡薄而且知识贫乏。著名作家Susan Jacoby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所丧失，年轻一代的“数码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来对抗文化的衰败。（据刘擎 文）
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
由于经济建设长期以来是我国的中心任务，因此许多人误将国家建设类比为企业经营。然而，企业与国家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以给企业所有者赚钱为最高目的的，后者是以维护国民利益为最高目的的。前者的目的是单纯的经济目的，而后者的目的是为民众各种利益提供服务的综合目的。国民的利益并不只是拥有财富，国民需要安全环境、需要权力，需要国际尊严、需要维护民族价值观，需要保护传统文化向后代的传递。其中许多利益都不是用钱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实力又是由国家各种能力构成的。我国提高综合实力需要的是增强国家能力而非单纯地增加国家财富。（据阎学通 文）
亚洲共同市场的愿景
亚洲国家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以与其他发达经济“脱钩”。如果能建立跨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其好处当然显而易见，亚洲生产潜力、消费潜力自不用说，它无疑已经是世界的生产制造基地。除了工业革命和规则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之外，亚洲生产潜力相对容易发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铁的纪律”就能组织好大规模生产。特别是受儒家“顺从”文化影响深远的东南亚社会，把人当作生产组织中的“一颗螺丝钉”也能接受。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能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据陈志武 文）
双周聚焦
公选干部面试家属引热议
日前，广东廉江市公推竞选出了1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任职人选，在面试环节，回答提问的，包括竞选者的配偶、父母及单位代表。
支持者：弥补考试选拔不足。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的品质和道德水平。在这些方面加强了解，与个人考试成绩相补充，有利于更全面地考察选拔合格干部。
反对者：家属回答难以客观。在面试台前，绝大多数参与公推的竞选人家属出于本性，都会对亲人不吝赞美之辞。通过家属来考察候选人，显得过于理想化。公推干部掺杂家庭因素，与科学选才原则格格不入。
点评：考察官员应当有一个更长的阶段，更多的以公众为主体。
“符合规定”提拔的局长
今年3月因三鹿奶粉事件受到记大过行政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最近又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一职。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鲍俊凯的任命是在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之前研究决定的。该同志因工作需要，未能及时赴任，于2008年12月到任，该任用符合法律法规。
观点一：公务员法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官员在升迁之后因旧职被问责。这不能不说是公务员法的一个遗憾和漏洞。
观点二：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结果必然使问责成为政府与媒体间的捉迷藏。
点评：建立问责官员复出任用的科学机制势在必行。
万人放弃高考背后
今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湖北也约有2.6万名学生弃考。导致上万名农村学生弃考的原因，是不是“读书无用论”那么简单？弃考是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观点一：弃考是就业寒冬的连锁反应。当前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8篇：经济学家范文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严格来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利益、另一种力量，另一种话语及另一种模式。同时，也不宜对反全球化做标签式的解读，反全球化就一定是坏东西，反全球化就一定意味着是全球化的倒退。实际上，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或者说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纠偏与调整，是为了推进更好、更公平的全球化。
譬如1999年WTO西雅图抗议运动中，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者达5万之多，2001年热那亚八国首脑峰会期间多达12万人参与反全球化抗议，但抗议参与者本身就是来自全球。因此，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强烈抗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鸿沟、弊端与社会问题，倡导公平、正义与平等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若用笔者提出过的竞合主义理论，反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利益竞合、权力竞合与话语（身份）竞合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体中“自我”与 “他者”也是竞合关系。若当这种竞合关系破裂，彼此无法相互理解，无法很好地正视或融入“他者”的身份、话语及存在的话，弱势一方势必用极端暴力表达其身份、话语及存在。不公正的全球化产生的愤怒者及移民潮等导致英国脱欧、美国对外政策转向，恰恰证明“双层竞合”的合理性。
颇值得回味的是，15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过“工人无祖国”，而今天的世界现实是：不是工人无祖国，而是跨国公司与那些不愿意打领带的精英阶层（men who don't wear ties）无祖国，是全球资本与政治精英的联合统治的确立。这种统治带来不平等、剥削与压迫，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更隐蔽，更严重，这就决定了反全球化浪潮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更艰巨，时间更漫长，斗争更激烈。在此形势下，这些矛盾与冲突还会进一步地蔓延与激化，从短期，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全球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更可怕的是，社会骚动、地区混乱、地缘战争，甚至我们不愿意看到、无法面对的种族屠杀与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都有可能发生。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准确判断。
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为标志，从美欧开始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反主流、反建制世界性浪潮。新一轮来势汹汹的反全球化浪潮与20世纪民族主义何其相似。上一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单向“征服”为主的全球化成功催生出了帝国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国家梦，从而把自己埋葬。正是民族主义“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版图”，并使“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上得以消解”。同样，这一轮全球化也制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反全球化！从这个方面看，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亦会从根本上改写未来的国际格局。
总体上看，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根本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资本、技术为谁服务，决定权在于政治。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一种隐形、冠冕堂皇的腐败与掠夺，实现“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在于保障民权，需要更严格、更新形式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至于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对过去全球化调整及纠偏何时为止，笔者认为，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精英们的共识与行动。
再进一步地看，不管经济学家如何自圆其说，仅从经济谈经济任何国家均是没有出路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有任何偏见，而是他们与资本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是资本的代言人。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发达国家立法与司法必须分开，部门立法必然严重不公，必须禁止。
第9篇：经济学家范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旗下《金融与发展》杂志通过咨询国际上各领域的经济学家和期刊编辑，选出了25位45岁以下已经颇有理论建树的经济学家，他们被称作“新世代”经济学家，在未来数十年中他们会深远影响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理解方式。
这些青年经济学家平均年龄在30―45岁之间，他们的研究与关注领域覆盖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各个方面。从研究领域来看，获得最多关注的是当前最棘手的不平等问题。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为未来做出预言，断言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将会持续恶化。这本书的全球蹿红使“不平等”这一古老议题重回舆论的消费场。出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塞斯（Emmanuel Saez）则使用理论和实证方法来研究收入不平等和税收政策。哈佛大学的罗兰・菲尔（Roland Fryer）通过新经济理论发展和随机试验的时间，调查了经济差距方面的现象。而哈吉・切提（Raj Chetty）则更加偏重于研究如何改善政府在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如税收政策、失业保险、教育和机会平等领域。
从这25位“新世代”经济学家的出身看来，美国籍和法国籍经济学家占绝大多数，亚裔和非裔的面孔也频繁出现，他们的研究领域往往与自身经验紧密相连。巴基斯坦裔美国人阿蒂夫・米安（Atif Mian）是广受好评的《债务屋》一书的合著者，他研究金融与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联系，以强有力的新数据为基础，描述了债务如何引发大萧条并持续威胁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非裔美国人罗兰・菲尔（Roland Fryer）在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之前，在麦当劳打过工，从收银机中盗取过现金，贩卖过仿冒钱包，并从达拉斯向得州倒卖过大麻。由于自身的种族背景，菲尔的研究始终围绕着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
“新世代”经济学家不仅满足于回答“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他们更进一步地钻研“怎么办”。印度裔美国人哈吉・切提今年35岁，29岁成为哈佛经济系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列为全球8位顶级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切提的父亲是1980年代印度总理的经济顾问，母亲是专攻肺病研究的医生，两个姐妹都是生物医药研究者。从自身的教育和家庭出发，切提注意到了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代际遗传性”：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孩子进入社会中上层的几率正在降低，而在越好的城市，社会阶层流动性明显更高。切提没有止步于研究这一现象本身，“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这个结果对于我们的公共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发问是切提最为关心的。他向政府建议，在保持地区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地方税支出将极大促进贫穷孩子长大后改善其收入流动性的可能，同时针对穷人的所得税减免能够增强其后代在经济收入上的流动性。这并不是切提第一次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他也的确获得了来自决策者的认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便引用了切提的研究来说明，教师这一角色在孩子的成长与成年后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中的重要性，为自己的教育改革提供证据。
“让经济学模型更好地解释世界，而不是根据经济学模型去改造世界。”切提相信，如果将理论模型和现实世界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能有助于形成更好的经济政策，而更好的经济政策将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