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内涵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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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在西方，所谓“参与式”教学又称“合作式”教学或“协助式”教学，其核心问题在于感性、主体性、身体、对话、日常生活。早在古希腊时期，教育家苏格拉底用“助产术”的引导方式教育青年，即为通过平等对话提出问题，使人陷入思考、参与、反思和探求之中，最终积极主动地在合作的基础上使问题得以解决。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方式及论著可谓为参与式教学法的最初成果。1779年，美国总统华盛顿提出大学要进行课程改革、实行选课制，这成为学生参与课程体系设置的新举措。1795年，德国美学家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提出“游戏说”，即是对学生进行参与式教学的美育原则，因为游戏体验本身就有主体的参与价值,“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在参与式教学法中，教学活动即是游戏，由此可见，旅游美学就是这样一门“游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更适合参与式教学法的实践与推广。20世纪以来，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指出参与重于说教。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发展了情境教学法，最终目在于引导学生参与到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去。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兴趣的秘密何在》中强调人人希望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其中，人是具象的、实体的、存在的，“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彼得•克莱恩将学习分为接触、综合分析与实际参与等三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参与式教学法正式源自英国。21世纪至今，英国剑桥教育集团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大卫•斯茂菲尔德《学习环境的变革》推崇“为孩子建设学校”的教育理念。英国彼得•泰勒《如何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参与式课程开发指南》侧重于参与式教学法的教师培训。美国学者布鲁克斯《建构主义课堂教学案例》号召现代教师应该成为创设环境吸引学生参与的建构主义教师。美国坎贝尔《多元智力教与学的策略》及拉泽尔《多元智能教学的艺术———八种教学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美国兰格、科尔顿与戈夫《学生学习合作分析：促进教学相长》建构教学中的参与、合作、探究文化。
二、参与式教学法理念的哲学界定
目前，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国际上普遍推崇的一种教学方式，广泛应用于教学、培训和研讨中。参与式教学法（ParticipatoryTeachingMethod）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参与式”是英国社会学家在国外开展国际援研究时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学理论，即只有当地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援助项目中，援助项目才能取得成功。此理论争相被教育工作者引进教育教学领域中，逐渐形成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学习者的广泛参与，实践与他人平等对话、交往、合作及创造，特别强调在“主动学”、“做中学”、“体验中学”、“学中合作与创造”。从词源学上讲，名词“参与”（Participatory）的词源是由动词“参与”（participate）+名词后缀-ory组成，1833年开始通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cy）1965年被证实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来自学生的抗议。因此，“参与”（participate）成为人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的表征。参与式教学法首先涉及人的问题。参与式教学法是学生感性认知、主动合作、交流和对话、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教学理念，“一旦他们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目标也就与别人的目标一致起来。”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者以人本主义的生命平等观，引导学者发现成功的途径，提高学者的批判意识，发展学者的自主坚强能力，帮助学者实现自我价值；学者在平等的合作丰富个人日常生活体验，产生新思想。此外，参与式教学法还给学者带来与他人交流的愉悦，引发他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注，促进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凡是能够最大限度让参与者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来，任何有效的方法都可视作参与式教学方法。
三、参与式教学法的哲学基本问题
参与就是教与学的主体主动地走入、介入、投入、融入在交往、行动、思考、体验与创造的状态之中，参与始终渗透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参与式教学法涵盖的哲学基本问题主要有五个层面。
1.感性问题。
感性即感性的人的活动，表示知觉到和感觉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在感性的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学习就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所以，教学的起点始于人的感性活动，最终达成改造世界的目的。现行教学方法大多有些本末倒置，参与式教学方法就是要将“倒立”的教学理念再“倒立”回去。
2.主体性问题。
现代哲学回归到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与生活世界，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主体性原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用语，所指的是“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其形式是独立自足的，这种独立自足只能实现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之中。因此，主体性问题即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仅指涉教师，更指向学生。纵观中国教育史，从最初以学生群体为重心，到教师的个体淹没了学生的个体，不仅是教育的失败，而且是人性的回落，即包括教育如何关注师生关系的问题，又包括教师怎样看待学生的问题，是否将学生看作是与教师一样的、平等的、自自的人的问题。无可质疑，学生与教师都是教育教学的主体。
3.身体的实践问题。
人本主义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身体也是学习的载体，学习不仅需要大脑思考，首先需要身体的参与。因此，参与式教学法首先关注的是教育主体的身体问题，保证自由平等的实践活动得以真正展开，“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也不奢望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积极的身体参与能够给学习者更多的创造空间，让他们主动探索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像中国传统教学那样完全忽视学习者的身体，将学习者的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填满，最终使学习者成为“北京烤鸭”。
4.对话问题。
参与式教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和对话关系应存在于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使教与学筑成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强权的关系，主要涉及对话与交往的合法有效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教育分为经院式、师徒式与苏格拉底式，“从教育的意义上看，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平等地位。教学双方均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育方式，只能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感到自己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知。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这是苏格拉底的‘催产式’的教育原则。”这种教育原则的前提源于对话，只有在对话交往中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人生于社会之中，这是人的宿命。现在，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外，更主要的是基于一切人的利益考虑。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只能基于这样的理解：平等地关注所有人的利益。”
5.日常生活问题。
第2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异化”（德文“die 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和“Alienare”，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的支配等意思。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其含义是指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控制）主体本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后来，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揭示了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在中国的传播，异化这个概念在我国有近百年正确使用的历史，主要在学术界。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异化”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学上异化的概念；三是在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使用很少见，第二种的使用主要在哲学的意义上，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常见的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普及了。而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的异化一词的概念，多数既不是应用哲学原理，也没有按照词典中的解释使用，而是把异化简单地当作某种事物本身的“异常变化”或“变质”。
例如，《新京报》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评论文章《消费者“被消费”异化了3・15》，讲的是一些维权网站兜售消费者的投诉信息，使得3・15变成了某些人谋利的工具；《东方早报》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评论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国式异化”》，说的是在母国行为良好的外国公司，到了中国却变得行为不端；《新民晚报》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谁把传统节日异化成了“吃奢侈”》，说的是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新闻实践》2010年第11期杂志封面的文题《记者人脉――思维的异化及影响》、《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园安保异化成了“圈养教育”》、《北京晨报》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评论文章《“少儿不宜”异化》等等，说的都是某种概念、行为或现象发生了变化，或“异常变化”或“变质”。
按照汉语的写作和缩写规范，不能简单地将“异常变化”缩写成“异化”来使用，在语法和习惯上都说不通。况且，很多作者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不是因为错误地缩写，而是望文生义，提笔就使用这个以前连《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的词汇。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的，特别是近几年，网络文学和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很多词有了新的含义，也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规范的工具书，其每一次的修订，增收新词和旧词新义是重点之一。大众传媒使用新词或对原词的理解增添新义，都要遵循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要领，不能望文生义，制造不符合词汇组合规范的词汇，或随意对已有的词汇平添与原词义相去甚远的内涵。大众传媒每时每刻面向公众，词汇的正确使用与否，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传媒乱用词汇，会造成公众对词汇的认知混乱，因而传媒使用词汇要谨慎，要遵循语言文字规范，不能想当然地生造出某个词的“新义”而搅乱视听。
除了乱用异化概念外，我国传媒对其他一些词汇的乱用也很多，例如“博弈”这个古老的中国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福布斯・纳什的理论在中国借用了博弈这个词以后，博弈特指一种矛盾形态（囚徒困境），而我国现在传媒上博弈一词满天飞，等同于矛盾、斗争，好像换一个词汇就有新的内涵，其实完全没新义，反而把博弈的当代科学内涵给搅乱了。传播学界也有人在词语上跟风，写出惊人的“传播即博弈”的论文。如果学术研究是这样通过玩弄词句完成的，学术就完结了。
第3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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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学科建设是本科院校专业教学建设的核心内容。但近年来，在新建本科院校中普遍存在忽视学科建设的倾向，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笔者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指出学科建设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并扼要阐述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
对于一所本科院校来说，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就没有一流的教学质量。但在新建本科院校中，普遍存在学科意识不强的倾向，这导致新建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至今依然十分薄弱。以下就忽视学科建设的原因加以分析，并就为什么要开展学科建设和如何开展学科建设阐述个人见解。
一、导致忽视学科建设的主要原因
1.把学科建设等同于科学研究，认为是研究型大学的事。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恰恰相反，是从研究到科学再到学科的形成。科学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与宗教相对称，从哲学分离而来。即由古典哲学划分为自然哲学和伦理哲学两部分，而后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自然科学，从伦理哲学中分离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形成过程中继承和包含了伦理哲学部分）。总之，科学属于哲学范畴，其构成要素是思维和方法。而学科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范畴，特指学校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而搭建的平台，学科的构成要素是学者、学术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凡是具有相同观念、方法和主要研究目标的事物构成一个集群，形成同一学科。因此，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特有的，是承载大学基本职能的平台，它不仅是基本的学术组织，更是开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实体。
2.少数“权威”的误导，使部分新建本科院校模糊了学科和专业的区别。有少数专家在一些新建本科院校评建工作会上指出新建本科院校的主要工作是抓专业建设，使得一些新建本科院校误认为教学型本科院校没有学科建设的任务。实际上，本科院校专业建设的核心是学科建设。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中国高教研究会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中国高教研究》，自2006年起专门增设了“评估与学科建设”栏目，学科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外，新建本科院校大都是从专科升格建立，在建校之初的教育观念大讨论中，曾充分论证了本科与专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其本质区别在于本科是学科建设，专科是专业建设，这是由学科与专业的不同内涵决定的。但近年来，由于某些舆论的误导，使上述概念又变得模糊起来。为此，有必要再次对学科与专业的概念做出简要阐述。
学科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人们会把某些具有内在联系的相关事物或现象归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信息群，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并把这一特定的领域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就形成了学科。因此，学科是按科学分类得出的具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有三个基本特征：学术性、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专业是一种课程的组织形式。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本科专业目录时（以下简称“98目录”）指出：“专业设置是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标志。”专业的基本特征是：职业性和组织建构性。可以看出，专业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而设置的课程组合，专业可以由一个学科组成，也可以跨几个学科。而学科是专业建设的基础和平台，学科建设支撑了专业建设，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专业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学科的交叉与发展或新兴学科的涌现又不断托起新的专业，甚至产生新的行业和新的产业（例如专家已把信息科学所带动的信息产业称为第四产业）。由此可见，专科学校强化专业建设，其本质是架构建设，其内涵是课程建设（理论课、实践课）；而本科学校强化学科建设，实质上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专业建设。
3.专业快速扩张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使新建本科院校形成重专业、轻学科的氛围。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扩大本科专业数量，尽快做大规模的任务。因此，往往是只要有几个专业课教师就考虑办新专业。不仅忽略了是否有社会人才的需求，更没有考虑一个本科专业的设置是否需要相关学科支撑。这使得一些院校新办专业的目标定位模糊，内涵杂乱无章，知识体系不完整，成了一堆课程的大拼盘。由于缺少学科意识，很难认真分析研究某一专业人才所必需的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因而不可能科学合理地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实际上，除少数基础学科专业外，绝大多数应用类专业都包含两个以上主干学科。比如按教育部98目录规定，经济学门类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业主干学科是经济学和统计学；教育学门类的学前教育专业，主干学科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工学门类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主干学科是化学和化学工程与技术，等等。综上所述，学科知识反映的正是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核心知识。虽然各学科彼此相对独立，但为了实现某一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融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认识不到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学科建设对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意义，仅仅就专业而抓专业，是很难提高教学质量的。
二、学科建设在本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科院校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归根结底是因为学科建设在本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
1.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前面已经讲了学科与专业的关系，教育部98目录对所有本科专业都规定了主干学科、主干课程和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实际上正是强调了每个本科专业的核心知识（课程）和关键能力。本科的专业教育，正是将专业主干学科的系统知识按照人才培养的不同规格要求，划分成若干部分，以课程为载体传授给学生的。因此，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有利于把握核心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突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点和主干。
2.学科建设不仅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而且追求知识的创新性，这有利于本科人才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本科人才与专科人才在培养模式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单纯要求学生“思考什么”，这正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培养创新思维和掌握创新方法，这两者都离不开教师的引领和示范。教师在学科建设中对知识系统性、完整性的把握，以及不断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学生的启迪和引导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3.学科建设不仅强调广泛开展学术研究，而且强调学术应用和成果转化，有利于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学科建设的内涵是学术研究和应用，不仅对教师提出较高要求，而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这必然有效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实践证明，凡是有研究项目的教师，带项目指导学生做的毕业论文（设计），在论文质量和学生能力培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4.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利于形成人才培养优势和特色。学科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学科结构整体优化，进而促进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这就要求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基础学科、主干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使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自然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协调发展，形成学科的集群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
5.以学科建设为载体，有利于强化本科院校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本科院校系、部、教研室设置以学科为基础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因为学科的核心要素是学者、学术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这必然构成一个集合体，由这三者的集合构成本科学校建设的基本学术单元，有利于强化学校的学术研究实体，打造优势学科，为整个学校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加强学科建设有利于搭建校际交流合作的平台。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只有学科才有可能构成符合逻辑的子系统。因为学科是具有相同观念、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学术集群，大学之间，大学与社会之间，都是以这样的子系统交流合作的。
总之，在国际范围内，用学科建设水平来衡量高等教育本科的办学水平已形成广泛的共识，同时，不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也是提升办学层次的重要标志。
三、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建设处在起步阶段，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应首先抓好以下四项内容：第一，组建学术团队——往往是逐渐整合形成的。第二，凝练学术研究方向。要做到四个结合，即办学历史、办学定位、学者兴趣和地方需求的结合。第三，制定学科建设规划。结合人才培养目标，重点考虑学科结构的逐步优化，引领人才培养形成优势特色，统筹兼顾，系统思考。第四，建设学科物质平台。要分清主次，遴选重点，加大投入，逐步积累。
上述四个方面的建设，实际上是在积极开展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进程中逐步完成的。而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说，学术研究起步比较困难。如何克服这一困难，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起来并逐步深入呢？根据笔者所在学校的经验，一方面要抓住每一次机会，积极申报项目；另一方面可以从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起步，要求教师把每一次指导学生论文都当做项目申报的预备工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
［参考文献］
第5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女娲，神话，精神
女娲神话研究的精髓在于女娲精神：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无所畏惧的包容精神；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无私无畏，坚忍不拔、冲锋陷阵、顽强搏击的拼搏精神。这些高贵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源，是人类至为宝贵的财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
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的先民们曾做过种种臆测。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女娲造人的神话了。《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演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洹人也。”泥土捏人的神话产生于原始人类与泥土密切接触的社会背景，也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但女娲造人的行为确实是惊人的创举。这不是一般的创造，创造的是人类本身，是宇宙天地间前所未有的惊人之举。在人民对人产生之谜未解之时，人类就通过女娲的双手作出了最根本的创造。她的创造完全超越自我，使沉寂的宇宙活了起来，一种灵性从此在无限永久无限开阔的时间空间中持续不断地运动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致后来出现了另一个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唐代李冗《独异志》：“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哲学论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由女娲独立创造的人类的独创性到两性关系的出现，可见此时人们已渐渐脱离原始的胚胎，正逐步迈进科学的轨道，虽为神话，但已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女娲时代的创造精神渐显平淡。
二、博大宽厚的包容精神
在中国哲学中，“地”一向是作为宽容博大的象征。女娲精神与“地”具有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地的象征。《抱朴子·释滞》说：“女娲地出”；《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补天故事，也不仅与“天”有关系，同时与“地”也有密切关联。古人还通过这个神话来说明中国“地”势的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例如《论衡·谈天》：“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之言也。”《路史·后纪二》罗苹注：“世遂有（女娲）炼石成霞、地势北高南下之说。”其实，“补天”本身已表明她是象征“地”的，因为地与“天”正相对、互“补”。《列子·汤问》中载：“……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就是对我国地势认识的很好说明。至于“抟土作人”的神话，也是把造人跟“土”联系在一起的。女娲从事的补天载地的工作，不是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疗救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共工和颛顼为着争当天子的一己之私，竟然不惜一切代价，撞坏天地。女娲对这件事并不是首先对他们作挞伐，而是像母亲及时补救不懂事的小孩子闯下的大祸一样，挺身而出，消灾避患，终使地平天正。天可以补，地可以立。还有什么样的灾害不可以抚平？可见，女娲有极广大的神通，故无所畏惧，无所忧虑。因无所畏惧哲学论文，故能厚德载物，无限包容。总之，中国哲学传统中大无畏精神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正是女娲精神的胎传。
三、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
上文谈到女娲造人引出生命诞生的源头，女娲补天却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除了创造生命还有对人类生存的无限关怀。《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为人民平息灾难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后有女娲兄妹成婚再造人类的传说，因此被后世祀为生殖之神、送子娘娘等都源起于女娲造人神话。《路史·后纪二》：“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楳（高媒）之神。”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吕氏春秋·仲春纪》：“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高诱注：“《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论儒、道，始终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周易》讲“生生之谓易”，是这种生命哲学在轴心时期的确立；而这种生命精神，早已由女娲精神加以象征。如果像尼采所说，日神形象的诞生是“作为诱使人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1]那么，女娲形象的诞生就是使群体生命存在得以延续下去的生命精神的象征。
四、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
“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传统，而女娲精神就是其早期神话体现。女娲补天之前，天地之间的环境十分糟糕，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不和谐使得人不堪命，民不聊生。作为拥有无限智慧和神力的神，她没有去推翻已有的世界，而是朝着符合人类生存的方向进行补缀和修葺，以协调世界与人类的关系。天还是原来的天，不同的是补缀了一块色彩绚丽的“五色石”，使其更加美丽，增加了数根用代表力量的“鳌足”做成的天柱，使其更加稳当；地还是原来的地，只是没有了“”的肆虐，猛兽的祸患。世界环境更符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女娲她没有彻头彻尾的改换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局部的改变和提升来拯救世界，也拯救人类，使人类与环境最终达到和谐。女娲的这种“和合精神”，还表现在关于女娲发明音乐的神话传说之中。众所周知哲学论文，按照传统理解，“乐者和也”，“乐以和同”。《世本·作篇》载：“女娲作笙簧”，又据补注本《世本·帝系篇》：“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又《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惟作笙簧。”另据《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南康记》：“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彩绘，……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诸天音乐”，乃是一种西方式的和合精神；而中国哲学的“和同论”，则是一种中国式的和合精神。这种和合精神，也是始于女娲精神，是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根源。
女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今天人类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部分的女娲精神，仍然可以供鉴并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陈世珍.众神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李军.论民族精神在女娲形象中的孕育[J].文学教育（上），2009，02：107-109．
[3]徐丽云.女娲精神的失落与启示[J].大众文艺，2010，17：83-84．
[4]殷满堂.女娲神话的象征意义及其当下启示[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9，04（8）：22-28．
第6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
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
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
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
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传承、开发中所利用和学习。目前，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黎锦装饰艺术”专业，我们可以更好的将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黎锦专业学生的理论与艺术修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为黎锦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有利于保持海南民族特色，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弘扬民族文化艺术。
作为从事海南本土高校教育的专业美术研究工作者，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研究那些相对主流的文化艺术上，而更应该义不容辞的立足本土，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投身到海南黎锦技艺的研究和开发中来，继承和弘扬黎锦文化，建设良好的人文环境，打造海南文化名片，让海南黎锦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当中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晨,林开耀.黎锦[M].苏州大学出版社.
第7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气说 风格 清浊 人文
曹丕作为王侯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首领，与建安七子交往甚密，他在《与吴质书》中写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他们关系亲密，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曹丕深受曹操“人为贵”思想的影响，提出“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秋湖行》），在这种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曹丕对作家的批评，以诚恳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评判，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文气说”思想内涵丰富，涉及到文学的本体、作品的风格及作家的人生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下面，试从以上三个方面谈谈曹丕的“文气说”。
一、曹丕“文气说”的独特内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是这样论述“文气”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曹丕认为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每个作家身上体现出的“气”，也各不相同，用音乐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别，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这里的“气”究竟有什么内涵呢？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体，提出了“元气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气而致。汉代时，哲学家们将人的品性与“气”结合起来，认为人的性格是由所禀受的气决定的。汉末魏初所盛行的人物品评活动也较多地从“气”的角度谈论人的品性。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他所谓的“气”，主要偏重从气质着眼，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相统一，但着重强调的是后者。其实，这里的“气”既指作家的天赋，也指作家后天的才能，它们是统一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常把后天才能看作天赋的转换，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此处的“气”就是天赋和后天才能的相统一的表现，由于每位作家气质各不相同，故创作风格也迥异，如“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所以，曹丕提倡的“气”的内涵是指作家特有的个性气质，包括作家的后天才能，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作品的风格。但是，他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清浊异体，非后天所能勉强。这过分强调了天赋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后天因素对作家的重要影响，故这一观点表现出较浓的唯心主义色彩。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诗言志”的观念。儒家“诗言志”的内涵主要是通过诗人之笔，表现圣人之“志”，表面看来是诗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实际则是抽象的政教义理。别林斯基说过：“诗作品的独创性不过是作者的个性中的独立性的反映而已。”[3]没有了作家独特个性的表现，作品就丧失了灵魂，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曹丕“文气说”将“气”概括为作家所特有的个性气质，故打破了“诗言志”的传统，通过确立“气”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将作家的个性、气质、才情、禀赋看作文学的核心与中介，完成了对“诗言志”的扬弃与超越，是文学真正觉醒的标志。
二、曹丕“文气说”的审美风格
曹丕的“文气说”把作家气质和作品风格分为“清”、“浊”两大类，对六朝有很大影响。当时人认为，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的区分，清为贵，浊为下，故才性也有昏明的不同。如东晋葛洪说过：“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 （《抱朴子・尚博》），这里的“清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在作品中风格特点的体现。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的“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4]，是指作品高爽的风力;“夫翟备色而Q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4]，用雉鸡的“肌丰力沉”来形容文风的凝滞沉浊，缺乏骨力。钟嵘《诗品序》说，诗歌评论就要“辨彰浊清，掎摭利病”。因此，曹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用 “清浊”作为审美标准来划分文学风格的第一人。他的这一做法丰富了古代美学的风格理论，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曹丕提倡哪一类创作风格呢？我们从《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出。“应`和而不壮”指应`的作品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壮而不密”指刘桢的作品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孔融作品风韵气度高雅超俗，因而曹丕说他人不可企及;“徐干时有齐气”，指徐干作品时有齐人舒缓的习气。由此看来，曹丕推崇的是气势遒劲刚健的创作风格，他称赞 “清气”而轻视“浊气”。南朝刘勰把建安文学崇尚遒劲刚健的创作特征，放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中分析，认为建安文人由于时代动荡，因而作品慷慨、激昂、多气。刘勰仅指出了建安风骨形成的外在原因，现今看来，建安文人推崇的遒劲刚健，是一种崇高的审美追求。曹操与建安文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寿短的时代，面对短促多艰的人生，建安文人描绘出惊心动魄的画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我们还听到建安文人这样的感慨：“人亦有言，忧令我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短歌行》）。建安文人面对诸多坎坷，他们慨然悲歌，积极争斗，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后人对曹操和建安文人的创作多评价为“梗概多气”，这种“气”是弱小无助的主体对强大狂暴的客体的抗争，表现出冲突的阳刚美，令人回味无穷。因此，曹丕所说的 “气”，从审美风格来说，它主要指遒劲刚健的气骨，曹操和建安文人所表现出的阳刚之美，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审美理想，表现了建安文学所追求的积极向上、激昂奋发的新境界，这是时代动荡对建安文人影响的必然。
三、曹丕“文气说”的人文观照
曹丕在“文气说”中还提到，文章是作家生命之气的显现。对每个人来说，生死属于自然规律。动荡的社会，流行的疾疫，生死已成为建安文人最为迫切的问题，在有限的岁月里，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有时间的限制和期限;只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相传，永久延续，没有穷期。所以，他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作延续自身生命价值的载体。这一观念的提出，促使建安文学走向自觉，。此外，曹丕所说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是把自己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以凸显自己独特的情感。曹丕以此为前提，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让人们重视文章的功用性，并鼓励作家们要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总的来说，曹丕把文章看作作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要求作家“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发愤写作，以传名于后世。这不仅说明了建安文人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理解已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范畴，展现了曹丕对文学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传承使命的由衷关切。至此，用文学“立言”传道传世，已逐渐成为文人和文学的一种自觉，文学已经从哲学、政治、历史的“纠缠”中破蛹而出。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不仅揭示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本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论述了“文气”的清浊，以及他所提倡的遒劲刚健之骨气，并把人生问题与“文气”相结合，开启了自觉为文的时代。这就使曹丕的文学主体论，具有了本体论色彩。曹丕的“文气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崭新时代，在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第8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关键词： 刘再复；红学研究；悟证法；述评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刘再复先生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红楼梦》是从‘存在’层面的提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刘再复由此加以联系比较，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尽管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差悬殊，但正如其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一样，最后的归宿均为坟墓。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思考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对必有一死这一无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生这一人生命题。不过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有巨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在死亡面前仅有赴死的悲壮，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哲学，而曹氏则全然不同，《红楼梦》一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一个个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伤，尤其是对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虽均有赴死无畏的勇气，但却是悲愤盈胸，而见到他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肝肠寸断，悲恸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挥慧剑斩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面对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与无限眷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读不出珍惜，更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与曹雪芹虽同为面对死亡，循着“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个认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一个创造的哲学是存在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应该说一为绝情主义哲学，一为伤感主义哲学。刘再复先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来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从而赋予存在与死亡这一人生命题以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索，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贴近《红楼梦》被文学形式所遮蔽的哲学内涵，令我们完全有可能探寻《红楼梦》人物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显然，这不仅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梦》哲学意蕴的细致探析，更是对《红楼梦》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第9篇：哲学内涵论文范文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