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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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转贴于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第2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要培养小学生的对古诗文学的语感，首先要让他们能够看懂和理解古诗文，不能做到理解和融会贯通，就不可能了解古诗文的文化内涵，语感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通过带领学生通读全文，通过课后注释和字典等相关工具，掌握和理解古诗文的大致内容和涵义以及创作背景，通过内容的理解和相关背景的联想，结合字面内容的涵义，便可以呈现出对字面涵义的感受。例如：古诗文《暮江吟》中的“一道残阳铺水中”的“铺”，通过查阅字典等，可以明白其有照射的涵义，学生就可以明白这句古诗文的大致内容了，通过对内容的想象，联想着创作者创作的意境，自然而然就差生了对暮江绚丽色彩的感受，初步培养了语感。

二、强化朗读的训练，增强语感

一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古训就可以看出朗读对于语感的培养是多么重要。在理解古诗文创作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有层次，有分解的进行古诗文的朗读，可以唤醒学生对于诗人创作情感的共鸣，从切身感受诗人的内心情感，从而增强学生对古诗文的语感。在小学语文的古诗文教学过程中，语感的培养切记过于急躁，急功近利的思想反而不利于学生语感的培养，对语感培养形成一定的障碍。通过设定明确目标，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进行预感的训练，结合具有指导性的朗读，一步一个台阶，完成语感培训的目标。古诗文《静夜思》的朗读，可以通过第一次的朗读让学生了解古诗文的大致涵义，理解诗人李白当时创作的基本情感，然后进行第二遍的朗读，让学生想象李白在皓月当中的晚上，进行独自远眺的场景，体会诗人李白当时的创作背景之后，在进行第三遍富含感情的朗读，让学生体会到诗人当时的孤独情感和思乡情结，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可以配合稍显悲情的音乐辅助，来让学生融入古诗文的意境之中，真正领悟其内涵和情感，强化对古诗文的语感。

三、通过想象，丰富语感

在小学语文古诗文的语感培养过程中，想象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古诗文语感的培养与对古诗文内容的直接想象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在古诗文的阅读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形象化的思维想象，通过想象将古诗文的内容场景再现，使学生身临其境，切身感受古诗文的真实意境，对于语感的培养极其重要。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将对古诗文的理解和场景的想象通过写或画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阅读，通过对字面的理解全力的去想象，在心中形成“内心视像”，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语感的培养，还对于开发学生的想象力也是大有裨益。

四、结合生活体验，深化语感

从一句名言“语言来自于生活，产生于劳动，生活实践是语感体验的最佳途径”中可以看出生活实践才是产生语感的最佳途径。所以，在小学语文古诗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将学生语感的培养仅仅寄托在教学课堂上，也不能仅仅靠查阅字典来领悟古诗文的文化内涵，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开拓他们的视野和见识，用心去领悟对大自然的切身感受。除此之外，还要让学生融入社会，体验生活，在生活中体会人情冷暖，要求他们积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增长社会经验。在古诗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启发他们对生活的联想，唤醒他们脑海中已经存在的潜在意识，建立对古诗文情感共鸣，从而增强对古诗文语感的培养[3]。

五、运用积累，沉淀语感

在古诗文的语感培养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朗读、想象、联想以及生活体验等最为基本的形式来进行逐步的培养，但是仅仅靠感受和领悟，还是无法做到得心应手，灵活自如的运用。在情感的积累上，坚持长期的进行积累和运用，才能妙语成珠。对于语感的积累过程，也是强化训练，提高语感感悟的过程，教师要不断的创造机会，让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运用，来强化对古诗文的记忆，逐步的进行文化内涵的沉淀，增强语感的培养。

六、结束语

第3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第4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第5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英美典故具有突出的语言特色，寓意深刻。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英语典故的用词简练，意味深长。它不仅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还被誉为语言和修辞艺术的瑰宝屋。英语典故在英美文学发展史上可谓是历久弥新，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典籍、宗教文献，还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英美典故都占据着自己的一片天地，且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人们对其的喜爱程度。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典故分为以下几类：

1、基督教典《圣经》的典故英美国家中，基督教是人们普遍信仰的宗教，它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观等也深受其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教典，是西方文化形成的另一源泉，对英语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也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英美典故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典故都是从《圣经》中引用的，比如圣经中的人物或重要事件。如：forbiddenfruit禁果该英美典故出自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由于抵挡不住诱惑，偷吃禁果，最后被从伊甸园中逐出。除此外，还有大量来自于《圣经》中的典故，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如：Heapcoalsoffireonone’shead以德报怨AspoorasJob家徒四壁Juda’skiss口蜜腹剑lostsheep迷途者

2.其他来源的典故有些典故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然后被人们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约定俗成，来象征一定的人或事。英语典故有些是存在于一些书面的典籍之中，而部分则是独创的，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语言特色。这些典故，如果我们只从它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往往不能真正领悟它的内涵，我们只有结合它的来源，它的文化背景，才能对它进行准确的解读。

二、英美典故的翻译方法

浓厚的民族特质和地方气息是语言的一大特色，英美典故也不例外。因此在英美典故翻译时，必须根据其来源及文化背景，有针对性地选择翻译策略。英美文学典故常用的翻译策略有下面几种,重点讲2种：

1、套译法汉译中西方文化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典故如果不能够用直译策略翻译，如果要坚持采用直译，不可避免的将导致其真正内涵无法传达出来。但是如果这些典故与某些汉语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就可以采用套译的策略，通过其他汉语典故将其呈现出来。如：Crocodiletears假慈悲Cantheleopardchangehisspots江山易改,本性难移Somepreferturnipsandotherspears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第6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第7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论文论王士禛的悼亡文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亡儿启浑墓碣铭》是在子启浑卒后二十一年所写的碑志。时隔多年，作者依然难以忘怀，丧子之痛一直挥之不去。启浑十七岁而夭，与作者生活的时间不长，加之作者已入仕途，繁冗的公务又缩短了父子两人相处的有限时间。但是作者选择了本人印象最深的几个生活片段，略加点染就让人过目难忘。启浑生而多难“时年从宦淮浦榷署，得悬痈疾，庸医施刀针，予方以河涸额缺，愦愦听医所为，症遂不可疗，予不悟也。”由于本人疏于关爱，“愦愦听医所为”，启浑后来竟成跛子。“明年入都，从浙西李生学为文，颇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诃责之，儿不自言，其母淑人为言，予始知医所向为，悔之然无及矣。”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对儿子缺乏关爱的父亲，竟不知儿子由于本人的忽略而落下残疾。儿“颇清拔，然坐或跛倚”，努力在父亲面前坚持端正的坐姿而终不能，父只一味“诃责之”，然儿“不自言”。父的“不悟”与儿的恭顺构成比照，作者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从笔尖倾注而出。“又明年，其幼弟狮儿病亟，儿五更冒风露驰召医，躬视汤药，其孝友有过人者，儿亦不数以病告也。”想像跛儿风露之中的艰苦与爱弟的关切之情，作者不能不悲喜交集，情难自禁。启浑年少而早夭，没有大的功业与德行可言，但是这两件小事却让一个跛儿的形象感人至深。作者有自责，自悔，有对亡儿深深的愧疚，又有对生命脆弱的感受“生十七年，而芳兰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电光泡露兮，汝胡为乎来哉？”

第8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初中文言文 新课程 教学方法 教学创新

文言课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起着传承文明的作用，文言文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走进课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怕学文言文,甚至讨厌文言文。我觉得这种现状的形成，好大程度上是由于教学的乏味造成。因此，如何让初中学生“爱”上文言文，提高文言文的学习效果呢？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确立目标 ，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

对文言文中的词、句字面意思的准确理解，是文言文教学的基础和重要目标之一，但并非仅此而已，学生还要对文章进行适当的鉴赏评析。大多数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有很强的文学性，其人物的思想性格、作者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思想情感以及课文的结构、语言、意境之美，对形成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是很有影响的。如，《愚公移山》、《陋室铭》、《爱莲说》，其文学价值不言而喻。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确定教学目标，在指导学生掌握文言文基本内容的同时，还要让学生对文言作品做出适当的鉴赏、评析。体味文中之情，想象文中之景，领悟文中之道，感受文中之雅，这是文言文教学的终极目标，也是文言文教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兴趣盎然

1、加强诵读——学生学好文言文的一把金钥匙

我们可以尝试多种朗读方式，如师生配对朗读、分角色朗读、分组齐读、男女赛读等，形式多样才能让学生产生浓厚兴趣。

2、精心导入——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文言文教学可根据不同的课文运用不同的导入方法，可以介绍作者，写作背景，引用诗词、格言警句，描绘情景、渲染气氛，也可简述与课文有关的故事、趣闻等。

3、多种感官并用——利用多媒体课件，激发学生兴趣

在教学时，运用多媒体来辅助教学，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因为多媒体教学，能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可以一改传统沉闷的课堂氛围，同时也使学生的兴趣大增。

4、百花齐放——开展竞赛、表演、辩论等多种活动，引发兴趣

①背诵一直是文言文教学的一个难点，特别是新教材中背诵量加大了，怎么办？我采取了定时背诵、限遍背诵、小组抢背、背诵接力、男女对抗、个人抽签、默写比赛等等，这样学生不仅能背、识记的效果也特别好。

②教授《陈太丘与友期》一文时，我让学生分角色表演，这样把文中的父亲、儿子、友人三者的关系分辨得清清楚楚，同时我又让学生评定友人和元方各自的做法。有的说：元方是不讲礼貌的孩子，因为他在友人面前是晚辈，他既然不理睬友人，就是不对，有的说友人更错，因为他不守信用，还当子骂父，更是无礼。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学生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了自主合作，积极探究的学习方式，拓展了思维空间，训练了思维

三、精彩阅读，体味文言文的美

语文学习是以认知基础上的体验、感悟、熏陶为主的，阅读仍是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却每每发现学生与文言文文本之间缺乏对话，学生“活生生的体验”及“自我的精神体验”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属于学生自己的、自由的体验被简单乏味的所谓讲解翻译所代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空间被极大地限制在课内有限的选文中。因此，文言文教学须对学生的情感体验予以充分关注，让学生尝试发掘文言文的美点，加强朗读指导，促进学生从文字浅层到内涵的理解认识转化。

1、听读探寻美。

教材配套的朗读磁带效果较好，课堂上可采取这种配乐听读，特别是教学那些短小优美的抒情小品，更是适宜。以《陋室铭》为例，在幽雅的古乐曲中，声情并茂的朗读，聆听此铭，更觉情与景会，事与心谐。听着听着，不觉此室之陋，但觉此室之雅。眼前浮现：环境之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人文之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心境之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全文抒发了作者旷达致远，不同流俗的可贵气质。为了强化这种感受，可重复播放，并让学生闭上眼睛，默默地体会，调动起自己的情感体验与想像，与作者“心灵沟通”。

2、议读体验美。

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读并相互讨论来感受美点。具体可用说、读、论、评等方法。如上《口技》，告诉学生描写的方式有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两种，引导学生初步体会对口技表演的精彩描写，由于文字浅显，完全可采用“说、读、论、评”方法。第一阶段：要求学生把自己认为精彩的文字找出来并把阅读的初步感受告诉同桌，然后同桌之间进行讨论交流；第二阶段：由每个讨论小组推荐一至二名学生上台陈述小组的审美体验结果；第三阶段：学生审美信息评述。由教师对学生的观点、看法进行讲评，或由学生进行评点。在这里，教师的评讲尤为重要。它对学生的审美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课堂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自主阅读、自主鉴赏、自主审美活动。

四、温故知新，保证学习质量

不管怎么说，教学还是要保证质量的。要想使知识在头脑中长期保存，必须经过学习和复习，重复学习的次数越多，记得越牢。因此，要严格做好文言文的复习。教师可以采取背诵——默写——翻译——提问——自测五个步骤进行，比如复习《爱莲说》，首先不定期抽查背诵，尔后让学生默写含有难解字的句子或关键性的段落，如“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等，然后抽取一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句子或段落让学生翻译，然后对学生进行提问，最后，让学生自己出一份试题进行自测。利用这种方法，学生反复学习又不至于机械重复，既牢固了知识，又提高了他们的记忆力。

学习语文，就是为了让学生接触语文，走进语文，而学习文言文更需要我们教师引导学生与之对话，与之交流，尽可能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空间，让学生领悟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我们只有解除束缚，大胆创新，才能使文言文教学教得新、教得好、教出灵性，让文言文“活”出价值，“活”出精彩。

参考文献：

[1]《兴趣——化解文言文教学的难点》

[2]《谈文言文教学的课堂效率问题》

第9篇：古文学论文范文

一、商周巫祝时代的养生实践与“寿”观念

在“养生”一词出现之前养生学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国古代之养生观念则出现更早。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大家族，而且是生命智慧最高的一族。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保障，是人类的朋友，同时它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抗争中发现了不少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人体生命的运动变化规律，通过祖先不断总结出的这些宝贵的生存经验，终于成为了一门特殊的养生经验和学术。例如在《易经》中就有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载 。古人因此发现和总结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阴阳八卦学说，并领悟出了不少养生之理。到我国商周时期，祖先们对养生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国早期的养生文化中，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叫做“寿”的健康观念，这种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洪范》中论述“五福”之说中有：“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终命。”寿，即日长寿是古人认为最重要的健康活动，被安排在了首位。古代的“寿”限指120岁，其中“寿康宁、考终命”等都是健康长寿的意思。此时期的养生观念还包括对疾病的认识，《尚书》中还提出了“六极”观念：“一日凶短折；二日疾；三日忧；四日贫；五日恶；六日弱。”六极中有四极即凶短折、疾、忧、弱与长寿有关。由此可见，商周时人们已对长寿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时的人们认为，健康之本在于寿，始终是把长寿放在养生与健康的首位。在一本西汉人辑录的殷人著作中如《伊尹子》：“凡是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心，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可见养生的根本在于“天年”即长寿。我国商周时期人们早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养生知识，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养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百家论道的春秋战国之养生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与思想发展史上的兴旺时期。诸子百家根据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及其惯常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生活理念，做学问与分析事物习惯于用近身的事物作比较和比喻，因此分析中经常引用生理或医理作比喻，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学术间彼此交叉、互相渗透，这种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也大体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人和社会、自然等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人的生命运动和自然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而推论出了如“无为”“虚静”“纯任自然”的人生观；而以阴阳五行学派为代表则提倡“制天”或“盗天”以用之；诸子百家中以政治礼学为追求的和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则以“仁”和“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实现人之社会价值的追求，注重人类社会道德与内心的修养等；仁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均衡”的思想。中医学之强调的平衡(阴阳)意识多是受到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其它如法家、墨家、兵家、数术神仙家等，其或法于道，或儒，或阴阳，而强调术或道的治身或胜天的思想，又以人身的生命运动为“养形”“全生”之道。而从养形发展成为导引之术，而医家多从上述诸家中间杂而出，春秋时期的医学流行大体与诸子百家的发展相始终。这一时期的养生观念仍然是注重内心气质的培养，由于受道家“虚静”思想的影响，因而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意识与健康观念(养生观)也开始趋向内化，并逐渐成为了一种较内向的民族性格且影响至今。以下就几种较著名的学派观点分述如下——首先，谈一点老子养生观。老子认为要想维持生命的长久，或维护国家的安定，都离不开“啬”这个原则。而“啬”的根本则是老子再三强调的“无为”，并进一步指出要想做到“无为”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让人们尽量使心灵虚寂，坚守清静，并抛去“五色”“五味 ‘五音”，他的最高理念是：“死而不亡者寿”，体现了其思想上的消极和保守。另外，老子思想中也存在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意识。他认为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且并不孤立。老子的生活观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即“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指出事物强盛就会衰老，这是违反道的原则的，凡是不合乎“道”的东西，按照“天意”必然很快消亡。他的“道”中强调“去甚”“去奢”“去泰”，即指去掉那些极端、奢侈、过分的东西，达到“返朴归真”复归于道的作用。作为老子道学继承者的庄子，其思想比较老子则更为消极。提出了“死生，命也”的宿命观念，接着引出了庄子著名的聚散理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庄子最著名的观点则是“通天下一气耳”，把生死看成是天地问的气化过程。庄子的这种观点，成了传统的医学气功起源的依据。以春秋老庄道学发展起来的道教，一方面继承了老庄原始道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加以改造，作为老庄后学其养生思想保存在《庄子外篇》等文献中。道教养生又分为养身养形派和以修养内心为主的性命双修派等，而各派间又多彼此对立。传统的气功导引通常属于后派，而本派对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道教提倡的养生和修养境界是，形体健全，精神充足，天人合一，同时提出了一种“至人”的理念。所谓“至人”指“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御风振海而不能惊”。又如“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执，行乎万物之上而不要”。这种标准对于自然人来说显然是过高了，这便又引出了道教的“玄”来(清王夫之《老子衍》)。这也便是老庄之学与现代科学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在实践传统养生术时容易出现误区的根源。而伪“气功”则多是利用古人认识上的不足或缺陷来作为自身宣传的“理论指导”或附会。道家最原始的著作乃是老子《道德经》，现代中医学家们公认 是奠定中国养生理论的经典之一。后世医家或宗教家多对此书加以注释阐发，而其中有些是科学的，而有些则是曲解附会之言。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教养生家葛洪就是这一学术的集大成者，今日流传的传统养生理论中有不少是经葛洪阐发附会而出。

另有同时早期道教传人葛玄，亦是注释阐发《道德经》较出色之人。例如老子“上善若水”一句曾被葛玄注解为“善者谓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则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列万神”。又如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葛玄又注解为“谓脑中元气化为精也”。加之别家的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亦被注解为“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它们虽背离老子本意，却都创造了新意。又如“深根固蒂”被注解为“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 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等，这些不仅是古代的养生之说，而且是我国最早的导引与运气疗法(气功)的论述。古代的道教传人借用先秦圣贤的言论，加上自己的故意曲解和有些任意发挥，发挥中又不断补充一些当时的医学之说，不断使得导引与运气理论逐渐完善起来。可以说，所谓“气功”的渊源其与先秦道家最深。由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盛，也使得导引与运气学说兴盛起来，到了唐朝达到了一个，因此出现了《神气养形论》一书，该书反复强调神气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时的运气养生家认为，只要神与气保持不失，形才能得到涵养；形得到涵养，就能长生。这时作者还提出了“服气”和“胎息”之法，并把服气之学形容为“殊乖真人之妙旨，盖是古来之末事”。此后的许多养生家或其著作皆习惯于在书前冠以“老子”或“太上老君”的称谓，以加强其书的权威性。许多古现代医家皆重老庄，是因为老庄思想深藏着养生之旨，且论述精辟含蓄，很适合人们发挥。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医家或史家都认为，道家思想尤其老子《道德经》完善了我国的养生理论，并且成为秦汉以来养生学的理论渊源之一。道家思想与道德经在古代学术中的地位，即使学术正统的儒家或佛教也常引用其语，特别是唐宋以后，三教合一，理学兴起，几乎所有养生著作都以老庄为出典。其次来谈儒家思想的有关养生理念。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最大学派。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在整个封建时代极受尊崇。《论语》是儒家经典，按照传统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融汇了许多生理和生活常识。比如《论语 •乡党》中既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君赐腥，必熟而荐之”等。而孔子学说多选于饮食和养生的礼仪或礼节，而食理又多用于政治或群社礼仪的分析，这亦是古人的思维习惯。再次则是孔子的“仁”的理念。孔子之仁，即可认为是政治核心，同时在生活或养生之理中又是提供给人们的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人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饮食方面，处处都应以“礼”自持，有礼才能饮食有节，欲望有度，才能健康长寿。因此，孔子养生观则是如同政治追求一样，亦是围绕“仁”来展开的。同时，孔子养生观又是一种把个人的政治修养同人体的生理需求相和谐一致的一种朴素辨证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在生命科学与医学模式发生转变的今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和心身医学倍受当代人青睐，重提孔子“仁”理养生观更具有维护人体健康的现实意义。而孔子之“仁”的核心则是使人达到一种人性的“中和”和“致中和”的思想境界，即要求人们在饮食起居劳逸等方面能有一个合适的度，也就是要求人们对待身体要节制有节不放纵，孔子的这种加强内心修养的生活方式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巨大。围绕着“仁”，孔子养生观还包括如：“疾杀”思想0，从而引出了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极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极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从上述论述中可知，孔子的养生观念是因人而异的，他比较重视个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提出，把人类的身心状态与生理健康相联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因此指出，人类要想健康长寿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他认为“仁”的追求也是达到健康状态的核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孟子》中的许多篇章都蕴涵了养生思想。从孟子的政治思想看，是一种“平治天下”的“用事”思想，其思想核心为“心”和“气”的统一，如“心之官则思”，“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意思是说，心身通过气的作用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心为主导。孟子有关运气理论如“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还提倡，修身应从养心、养气二途下手。并认为人的生命受之于天，天与人的关系体现为“性”，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在孟子眼中的道则指，凡是循行而行，就符合天赋于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本规律，这也是儒家提倡的修身之道。其与道家的区别在于，道家之道在于人所看不见的“内心”追求，而儒家之道则在于人所共知的事物中探索。所以儒家认为“性”乃与人的内心密切相关，养心要在于“率性”或修性；儒家认为天的本性是诚，所以应思诚，时时处处事事思诚，才能体现出天赋于人的本性，使它达到“中和”的高级境界。这种境界亦即前文“疾杀”思想所述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故而，孔子的养生之道则提倡“自省”和“慎独”，从而引申出“寡欲”的概念，而这一点似与道家相通，这本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本有相通之处，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于是，孔孟便从生理养身中的“寡欲”中引申出来人类政治修养上的忧患意识，这便是儒学成为中国人的头等学术的非常可贵之处。而孔子是从修身到正心，再到去忿恐，最后到忧患。而孟子把它描述得更加细致如“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接下去孟子又进而描述养气之理，他把养气分成二个步骤，其一是“求放心”与“存夜气”，其二为“思诚”与“养浩然之气”。到了南宋朱熹理学时代，儒学传人又从“浩然之气”中引申出“义”和“道”的概念，发挥出“义理”与“天道”之说，从而思诚发展为“至诚”，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而此时朱熹所提倡的正是让人之心灵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养气之说也已被朱熹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宋明理学为了培育人类的良好的政治素养，而偏偏却走到了它的反面，反而禁锢了正常人性的伸展。这也便是理学被现代之人认为是极端之学与多多误会的根源。但是，南宋人所进行的哲学的论证过程，由于同样蕴涵了中国人传统的医学与技术的思辩思维，养生修身之理也蕴涵其中，加之那种与中医医理相关联的细致入微的哲理分析过程，又不能不使后人慨叹，我们又怎能因其个别推论结果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科学的成就呢?这也应是我们对待朱熹理学的正确态度。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养生观还有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苟子，在《苟子》中，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即后人总结的人定胜天，而养生观则是“治气养生”“治气养心”，主张“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强调人的外部改变要靠内部来起作用。对于治气养心，苟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唳，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险犏小则廓之以广大 ”(《荀子•不苟》)从中引申出能虚能静的“虚壹而静”的医学气功理念。通常我们在评价苟子的哲学成就时说，在于他改造了早期儒学的天命观，首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后天思想，这本身是一种进步意识。而他这种进步思想的基础或来源即是对当时的人体生理和医学的分析中得来的，其内容含有非常的唯我主义思想，例如苟子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曾讲了下面一番话：“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人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行，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天德。”这里的变和至诚又来源于对老庄思想的吸收。从而把孔孟的“仁礼”变成了至诚的“实在之礼”，并提出了“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他把礼的社会价值看得更高，还把礼当成了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苟子认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 ”，在后更客观地把礼描绘成“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强调了人在礼中的位置。使人处处以礼制心，达到“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的境界，反过来又使医家从中感悟出适合导引与养气的灵感和道理，达到“虚壹”的境界。

三、《易经》为本的传统医学和传统养生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本著作即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本书中的理论来源一部分为远古时代的医疗实践与前述之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而另一部分更重要之则是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之说。我国的传统医学从来非常重视养生，这也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上的一个显著区别。东方医学从先秦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创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全方位的诊疗方法，其特色除前人公认的有名的“望 •闻•问 •切”的诊断方法外，还应包括中医学之“预•识•食•养•药•针”等整体型的医疗手段，并经长期的医学实践而形成了整体的医学理论体系。而作为西方医学则只重人体局部生理的探讨，虽然西方医学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学，也曾遇到同我国先秦时代类似的文化繁荣时期，也曾有过哲学派别的论战，古希腊的智慧之士也尝试过把古代哲学上的整体观念应用于他们的早期技术与科学实践，但是在医学发展上的道路毕竟走了一条与东方不同的路线。而作为西医的特点正如有关医史学者提出的是“找病灶”似的诊断方法，西方医学始终遵循一条西方特色的实验唯物主义思想在发展。由于这种哲学思想对技术发展的依赖性较强，所以也使得西方医学按照自己的特色，追寻着技术与机械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西方的“文艺复兴”所掀起的产业革命热浪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不仅使科学而且也使医学从此有了伟大的进步。应当说，两种医学都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虽然其理论体系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间的成就也不尽一样，但是那种互相诋毁的“门派之争”其实是两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双方间的误解，即要想认识某种医学的本质，首先应从它的文化人手，在比较彼此技术优劣的同时也应先比较它们的文化，从文化差异中再来认识彼此技术上的差异，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国的阴阳五行文化对祖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本论述医学诊断和理论的中医典籍，通过上古与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之学，开始以脏腑经络和五运六气等形式或思想论述了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之学，初步架构了一个有关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而我国阴阳五行之学最早的来源则是传说和流行于西周初年的八卦术，八卦曾经是我国上古时的一种运算法和记录法，它曾首次在世界上采用二进制运算。并把自然界的众多事物按照其特有的规则加以排列，用以发现自然界诸事物间的某些规律，并借以推演或创新与其它物品间的规律，最终求得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其中八卦的演算过程中，通常是人类不断积累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验”或臆造是并存的，这也是八卦术在当代科学进步与各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里所受到误解的根源之一。阴阳五行之学与八卦术不仅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古代巫师的推演事物的手段，很容易被社会中之伪“医学”或伪“气功”所利用。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科学事业的指导者之一的于光远教授在 1999年5月16日西安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医界内部常有一些比较熟悉中医但对科学思想准备不足的人，他们时常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医科学化的言论，给中医规划工作造成困难。”近年来伪“医学”伪“气功”泛滥，亦是我国之医学科普教育不得力所致。然而，八卦术作为古代的“技术”学术比较于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尽管有其落后与不足，但是就其合理的内容来说也应待之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的评判，武断或片面地视其为历史遗留下的巫蛊迷信恐怕是不足取的。而对于那些读了一点洋文的人，自以为了解了西方文化，因此而鄙薄祖宗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更应当耐下心来虚心地学习一点东方的和西方的文化，然后再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答案。八卦术的集大成者传说是周文王所作，春秋末年孔子在整理上古典籍时把其定为儒家的经书之一，称为《易经》，也叫做《周易》。《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者，规律也。”这短短一句话却说出了自然界的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且蕴涵了朴素的辨证思维，因而才引出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奇妙的创新和组合。我国传统中医学的成就就是这种创新和组合之一，中医的医理也是从中创新而出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说：阴阳是天地之间的规律，万物的纲纪。“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是本文开篇所论的古代的人地关系，据现代科学证明所论至今依然是科学的。《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了我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成熟或定型，从此中医学就在《易经》等其它古代思辩学说指导下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充实和提高。

四、古代医学养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