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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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公务员考试网权威2016年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集三维之力 建美丽乡村，更多2016年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相关信息请访问公务员考试网。 广大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并且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渴望，因此各地政府应让美丽乡村建设提上日程，对农村环境“洗脸”、农民素质“洗礼”、农业产业“洗牌”，促进乡村文明程度的提高，让农民切身感受到了美丽乡村建设所带来的实惠，当好美丽乡村的践行者和建设成果的维护者。

注重融入机制建设，实施农村环境“洗脸”，打造宜居乡村。干净整洁的卫生条件是美丽乡村必备条件,以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五化”为重点，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整治三堆和卫生死角，治理乱堆乱搭乱建等影响村容村貌行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如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必然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建设美丽乡村必然要求村庄环境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为此，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每个自然村都有最基本环保设施，提高农村垃圾收集率;建立村庄环境卫生巡查和评比制度，加强工作督查和通报并严格奖惩，要求村民管好自家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并为村级保洁员提供工资保障，建立健全村级保洁员各项规章制度。

注重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文化内涵建设，实施素质“洗礼”，打造美德乡村。美丽乡村建设，追求的不仅是农村居住环境的优化，更主要是塑造美的心灵，建设农民精神家园。应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贯穿美丽乡村建设的一条红线，教育宣传引导农民理解、接受核心价值观，并不断转化成为自觉追求和行动。善于发现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精心打造“最美品牌”，大力实施“四德工程”，突出典型引领，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层层开展四德典型评选，善行义举四德榜建设，实现了村居和学校全覆盖，营造了“学好人、做好人”的良好风尚，加强“新农村新生活”培训，向善向美的强大正能量，让美德在人人心里落地生根。美丽乡村不要千人一面，还要通过内涵建设来体现本地的特色，努力打造出品牌和特色。结合各乡村地理区位、民风民俗等，充分挖掘特色人文元素，进行个性化塑造，保留了传统民俗活动的生活土壤，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美丽乡村真正让人流连忘返。

注重融入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实施农业产业“洗牌”，打造生态乡村。美丽乡村建设不只是外在美，更要美在发展上，经济指数要有循序渐进的变化，这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多渠道推动农民增收，消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果品深加工企业，发展旅游服务业提高农民的从业人数。果品业、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等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既培育了农民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又为美丽乡村建设积累了丰厚资金，注入可持续发展的血液。

建设美丽乡村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特别是对那些保留美好乡村记忆的人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寄托，为让梦想早一步照进现实，应整合资源和力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创建，开展“美丽乡村”帮扶共建工作，全力打造“最美乡村”，让更多农民真正养成美的德行、得到美的享受、过上美的生活，用无数的美丽乡村共筑美丽中国。

第2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高职院校虽属于高校系列，但教师的综合素质、学生的整体素质与其他的高校是有实质的差别。面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却使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计划、统一的要求、统一的考核标准等。而我们教师的实际教学处理能力有限，及部分教师对高校教学的盲目崇拜与模仿。使我们的教学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部分课程内容较为深奥、难懂，学生不易理解，在学生现有的认知结构下，难以内化。虽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系统性，但在一些方面缺乏生活性和时代性，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对于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惑，难以有效的解答；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当前的社会实际相矛盾。相当一些大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从一年级至三年级呈递减状态。譬如：在教授《毛》课时，沿用了高校侧重理论教学讲授的模式，注重理论的深度、难度的讲解，与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水平相脱节，难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再就是教学方法单一。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课堂讲授，忽视实践教学，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有些教师不能根据学生的特点与需要进行教学，做不到因材施教，造成学生不愿意学习，甚至厌学的情况，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不足的一个方面。

二、社会不良行为风气的影响――你讲你的，我信我的

在教学中，我们致力于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其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动，多种价值观念冲突的情势下，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与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一部分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扭曲，形成老师你讲你的，我信我的。

三、网络信息的不准确性影响了学生的“判断力”和“辨别力”

调查显示，大学生已然成为网民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价值取向等汇集，使一些虚假信息隐蔽在包罗万象的信息中。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中的一个敏感和脆弱时期，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自我统驭能力还不强，主观控制能力较为薄落，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这些不良的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冲击很大，一旦他们不能正确辨别网络信息，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进而出现思想上的混乱，从而造成道德人格上的缺失。

所以，网络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同感。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对外来思想缺乏“判断力”和“辨别力”。

四、个别教师缺乏人格魅力、职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而教师的榜样作用源自于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调查得知，现有的教师不能以自己优良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吸引学生。部分教师教学热情低下，心态冷漠，对社会现实不满，甚至有些人社会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这些现象，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高职院校教师尽管有自己的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不求上进，缺乏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的弱项，因此对于思想活跃的学生，存在着明显的“代沟”，有的学生甚至认为教师太“OUT”了，对于社会中的一些情况不了解，闭门造车，对社会不良现象不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和剖析。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五、教学方式老化，实践课落不到实处

虽然近些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改革教学方式，其中许多高校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有效的教学方法，现代化教育手段得到了初步的运用，但是仍然有一些老师中存在着教学方式单一及缺乏创新的问题。另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过多注重课堂教学，忽视了实践环节，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生所接受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深化和提高，否则这些知识难以被学生自觉地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当然，客观条件也不许。

六、考核方式单一、机械化

高职院校的很多模式，就是一个中学的升级版。在绝大部分学校还一直沿用中学一样的考核方式。这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相背离。于是就出现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的怪现象：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生在台下窃窃私语，甚至呼呼大睡。考试之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把书本上的知识强背一番，就能及格，也就算是完成了学习这门课程的任务。这样的考试表面上看学生取得了好的分数成绩，但是实际上其教学效果甚微。学生既不能深刻理解教材知识也不能掌握理论，更不会运用理论去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高分的学生，有可能并不信仰，也有可能做出违背社会公德的事情；而真正信仰的、道德品质好的学生却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高分。有的同学几次补考，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思想品德不好。这样的考核导向，一定会抑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体现。

七、课程设置边缘化及某些内容本身的不足

高职院校以培养技术性的人才为目标，个别的领导及一些教师认为思想政治课可有可无，在课程设置上，能挤就挤，逐渐使其边缘化。加之，思想政治课程中内容有脱离实际的情况。教学内容和当前学生的需要和期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改革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但是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存在滞后性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在教学中根据实践的发展予以补充和完善。然而在当前的部分教师中，对教学内容仍只是一味灌输，不能把教材内容自然地转化为学生喜爱的、真心接受的、为学生所真切需要的生动知识，这就加剧了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认同。

八、学生思想认识的不到位，能动性差

第3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疆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双语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而采取何种方式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则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新疆作为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学习,造就了新疆双语的历史传统。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双语教育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自治区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来加强双语教育的实施力度,相关学者也对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总体状况来看,关于高校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力度不够,特别是有关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教学问题仍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调研,从双语教学的模式、教材和教师等几个方面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双语教学专门是针对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而言的,即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作为教学媒介的教学活动。

关于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澄清。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在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所推行的是汉语教学,而不是双语教学。否认当前汉语教学是双语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否认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教学存在的事实和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当前我们所说的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现在的汉语教学其实是双语教学推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少数民族在掌握母语基础上,精通汉语,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因此,现阶段的汉语教学其实是对双语教学发展的一种肯定,属于双语教育体系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现在的汉语教学并非完全否定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单纯的汉语教学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所以,在新疆高校中,有些大学把少数民族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比例限制在30%以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完全式的汉语教学在当前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双语形式依然是客观存在的。

最后,我区的双语教育相关政策也在积极支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教师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等方面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也精通自己的民族语言,能够更好地和学生进行交流,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因此,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教学的现实角度还是相关政策措施的角度来看,双语教学在高校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双语教学其实也就否认了汉语教学存在的基础。

(二)关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存在着很大的认识问题。

在学校开展双语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像这一问题不需要回答,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但是我在实际教学和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学校一味强调在少数民族班级开展汉语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能力及文化差异性,这大大降低了课堂的实际授课效果。

就“双语教学”本身而言,它是一种语言的学习过程,指少数民族在掌握母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汉语,最终达到培养“民汉兼通”的高层次、双语型人才的目的。但是针对具体的课程而言,“双语教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学习,其本身目的是为了达到真正的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如果一味强调汉语授课而忽略课堂的教学效果,这种双语教育也是失败的。

按照《双语教育概论》一书中的定义,“‘双语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双语教学则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与学的统一活动”[1]。从上述概念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双语教学是针对使用两种语言而展开的一种教学活动,其真正目的是为实现最终的教学目的而服务的。在双语教学过程中使用哪种语言作为第一语言是依据学生实际对语言的掌握情况而定的。目的决定手段和方式,而不是本末倒置。

(三)双语教学模式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由于我国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双语现象在我国早就已经存在,但是关于双语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很晚。

目前,从双语教学在各国实施的具体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浸润式教学模式(Immersion Program),指使用一种非学生母语的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浸润式教学模式又可分:(1)沉浸式(Immersion),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模式。第二语言不仅是学习的内容,而且是学习的工具。学生在校的全部或部分时间内沉浸在第二语言的环境中。这种模式旨在使母语不是第二语言的学生能在较短时间里掌握第二语言,同时也学习和掌握其他学科知识。(2)双向沉浸式(Two-way Immersion),指把两种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学生编排在一个班共同进行学习,参与各种活动,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获得双语能力。(3)结构型沉浸式(Structure Immersion),指以学科双语教学为基础,利用第二语言教授学校开设的几门学科,通过学科内容的学习来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2.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即学生刚入校时使用母语教学,然后逐渐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的教学,有的学科仍使用母语教学。

3.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指学生入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2]

目前在新疆高校所推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双语教学模式基本上属于第一种,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些学校管理层和教学的实际执行者――教师之间并没有就实行哪一种教学模式形成共识,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关于教学模式就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这大大影响了实际的教学效果。

(四)双语的师资问题。

双语教学成败的关键是师资。虽然自我区推进双语教学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于双语型合格教师的培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缺乏合格的双语型教师仍然是困扰双语教学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更显突出,有些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汉教师的比例严重失调,中、青、老教师的结构层次、学历层次也有待提高。而承担双语教学的少数民族教师在这一方面更显突出(参见表一和表二)。

表 一

表 二

(五)教材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方面的双语型教材和教辅材料编写和编译严重滞后,甚至是空白。现在在新疆高校中所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全部是国家统编教材,课程内容是全汉文编写,对于使用第二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很不利于自学能力的培养。因为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学习,它还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过程,不理解一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就很难对这一种语言所代表的语意做出正确的解释。如对哲学中的“物质”一词,学生如果只从字面意思去解释,就大大偏离了哲学中“物质”一词的真正含意。还有就是关于少数民族人物的汉语音译问题,如在地方性课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中的“阿古柏”这一人物名称翻译,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看到这一汉语音译根本不知道所指何人,但是如果用维语正确发音,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熟悉的历史人物。因此编写符合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辅材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推进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教学效果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认为主要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加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教学的实效性。

(一)教学模式的选择应该依据学生的实际语言接受能力。

在调查过程中,当我们问“高校政治理论课汉语授课过程中,您认为最适合民考学生的授课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67%的学生选择了以“汉语为主,但专用名词和一些概念用维文解释”,仅仅只有14%的学生选择了“100%汉语授课”。当同样的问题问及一线的教师的时候,82%的教师选择了“汉语为主,但专用名词和一些概念用少数民族语言解释”这一模式。

因此,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最终实现教学目的,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二)以语言进行分级教学是新疆高校汉语教学最现实和有效的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最终达成的教学效果之间成正比关系。学生汉语言能力越强,对课程的理解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

从每个高校的实际情况看,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后都经历了一年的预科学习,加强专业汉语的语言能力,但是一年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学生专业课的汉语言问题?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从总体情况来看,每所大学由于学生的生源地不同,学生之间在汉语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们随机对新疆的一些高校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调查中得知:汉语水平(HSK)六级的占26%,七级占31%,八级占21%,九级占9%,十级仅有3%,并且有4%在六级水平以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一的部分学生在汉语的实际交流和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现在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都实行大班合堂上课的模式,使得教学过程中这一问题更显突出。

美国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家Krashen教授提出的“输入假设理论”,特别强调语言习得时的可理解性输入,并提出“i+1”的公式(i为学习着的现有水平,1为略高于i的水平),“i+1”之间的差距是学习者学习的动力。即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学习者要能理解略高于他的水平的输入语,如果学习者现有水平为i,那么教材提供的输入只能是i+1,如果输入内容太难,那么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将会受到挫伤,最终收效甚微。如果输入内容能为学生所理解,并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和思考,学生的学习动力将会增强,自信心将会上升,渐渐地会形成积极的态度。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考虑,在此我提出“以语言进行分级教学”的模式,也就是说,对进入大学的学生进行语言能力测试,以语言测试的结果作为分班教学的依据。这样就可以实现学生的语言过渡,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做到有的放矢,最终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双语型教师的培养力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提高和改进教学质量的主要条件。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的师资队伍来看,依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型教师的培养力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历层次,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完善教师队伍的考核机制,实施教师“准入”制度,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双语型教师队伍。

(四)编写符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辅材料。

《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通知》指出:“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材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教学资源,它是学生获取知识、提高自身修养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教材的选择直接关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在教材建设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编写与教材配套的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背景的教辅材料。

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全国通用的版本,但是这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受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在教材理解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应当编写符合教学大纲和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教辅材料,加强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能力和掌握能力。

第二,对个别难以理解的词汇应该加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相应解释和标注,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基于新疆特殊的文化背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接受能力和文化迁移效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W・F.麦凯,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第4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乡村治理 公共服务 政府主导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社会公平的关照。受制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在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通过为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以缩小城乡差距是现阶段乡村治理的重点。

    一、乡村治理的涵义

    关于乡村治理的涵义,张润泽,杨华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综合治理,它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元素都统摄进来,以更广泛、更宏大的视野观察农村生活,而不囿于单纯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这个词有两个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强调地方自主性,一是强调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能力。”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的基本含义就是是对乡村进行治理,以达到乡村社会善治的目的,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

    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广大农村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乡政”指的是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这种乡政村治模式一头牵着国家,一头牵着社会,在乡镇一级上既有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嵌入,同时也体现社会的自治和民主。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础,乡镇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导力量。

    在治理主体问题上,学者一般都认为有多个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权威机构都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治理理论的框架内,各主体的积极参与、协调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治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多个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定位,多主体的治理结构可能出现责任模糊,缺乏权威等问题。实践中,社会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单一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同时鉴于我国的其他治理主体发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较弱小,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权力基础都较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职责。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资源的政府,在其他主体功能不全的情况下如果将自己的责任推给市场或者社会,可能导致更大的“政府失灵”,这对乡村治理来说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职能

    现阶段,政府主体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其职责在于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论普遍流行,要求政府进行职能转变的今天,分权、放权、市场化、缩小政府规模等词汇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让出权力,良好的治理就随之而来,但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

    首先,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在于“还权赋能”。将权力还给社会不仅要求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还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权力范围,归还企业、地方、社会的权力,变统治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因此,职能转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够的时候,片面地放权给社会是不合实际的。其次,在社会转型期,强大政府对政治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现今,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分化、利益冲突明显,各种社会力量登上舞台争取利益,释放政治参与热情,只有强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体系才能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村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时代,政府的重点放在了为农民提供服务、促进农村发展上,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现阶段,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发育尚不完全,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还不能“缺位”。我们在需要一个“小政府”的时候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施和保障

    公共服务有助于经济增长。迟福林指出,公共产品短缺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直接受制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产品短缺使多数人的实际福利不能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制约了消费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制约了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制约了人力资本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趋势,应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各层级的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上存在角色差异,中央政府是宏观制度框架的供给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乡镇政府是落实公共服务的主体。中央政府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主要通过重大政策和制度来实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相应缩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层乡镇政府则主要负责执行。保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切实履行需要提供相应的财力加以保障。在基层财政没有独立财政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担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担不同责任。

    三、建立多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事务多,需求多样,客观需要多主体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协调合作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和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应该依据各自的资源状况、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同层次、内容承担相应的供给责任。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引导者,而不是直接的生产者和包揽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会的公共服务,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对整体性的公共服务进行安排,如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事务安排。二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服务标准、质量要求、收费标准、公共服务资格认证、登记制度审计制度和公众投诉等作出制度安排。”三是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府际间责任和资金分担机制。多主体积极参与则是动员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群众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吸收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以弥补政府或者市场作为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可能带来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满足公众需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主体和其他主体是协调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导地位,要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现状,政府应先从以下方面着手。

    1.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中,呈现出明显的非均等化,这种不均等表现为地域性差异和城乡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高,而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明显好于农村地区。这种差异带来了相对的剥夺感,也未达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重要的是要把新农村的各项建设建立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之上,强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2.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社会组织、自治组织最贴近人民的需求,能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政府要为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他们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和政策引导,保证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政府可通过制定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提供合法性,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给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帮助社会组织的能力发展,扶持它们在公共服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各种社会组织中,要特别注重农民自组织自我服务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鼓励农民自由地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才是农村治理发展的前途所在。

    3.关注农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存在重视短期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忽视长期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硬件多,软件少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容易得到满足,而在教育、医疗、科技应用、市场信息提供等方面获得较难,出现了供需不协调的状况。其原因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自上而下的决策没有同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相结合,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能力,发挥基层组织同群众紧密相连的纽带关系,同社会组织力量和市场力量实现信息共享,把准农民需求的脉搏,统筹安排资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务。

第5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 “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农户”模式、“公司+ 农户”模式、“公司+ 社区+ 农户”的模式、“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 发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边界模糊、 价值衡量不准确、 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郑群明，钟林生.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 旅游学刊，2004，（4）.

[2]方文华，王力峰.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

[3]王琼英.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J]. 农村经济，2006，（11）.

[4]于笑云.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问题的探讨[J]. 贵林林业科技，2007，（2）.

[5]周丽洁.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探讨[J]. 生产力研究，2009，（21）.

[6]郭凌.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概念辨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4）.

[7]向富华.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7）.

[8]廖珍杰，张丽娟.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学理论，2009.

[9]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 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障碍及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旅游地为对象. 云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础研究项目“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管理问题研究 ――以云南旅游地为例”阶段性成果（2009ZC058M）.

[10]徐燕.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农业与技术，2011，（5）.

[11]王敏娴.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10.

[12]黎平. 试论山区旅游的社区参与[J].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2005，（3）.

[13]彭敏，付华. 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07，（1）.

[14] 陈丽华，董恒年.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5]李玉新. 基于和谐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8，（8）.

[16]樊忠涛. 基于创新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广西农业科学，2010，41（2）：194―196.

[17]张文磊.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与构建[J]. 特区经济，2012.

[18]保继刚，孙九霞. 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 规划师论坛，2003年，（7）.

[19]梁军，郑硕飞.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实证研究――以井陉县于家村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1）：9232―9233，9281.

[20]何喜刚，高亚芳.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开发研究，2009，（6）.

[21]明跃玲. 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2]周杰，陈志永. 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到“共同治理”――对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典型模式的剖析与比较[J]. 广角，2012.

[23]焦慧元. 秦皇岛市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 2012年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课题编号：201206219）.

[24]陈岚雪，唐雪琼.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机制研究――以咪依噜风情谷为例[J]. 绿色科技，2012，（4）.

[25]汪芳，郝小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J]. 旅游学刊，2008，（8）.

[26]笪玲，张述林.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09，（6）.

[27]代则光，洪名勇.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09，（11）.

[28]徐福英. 产权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5）.

[29]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11）.

[30]曹兴平. 文化绘图： 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J]. 旅游学刊，2012，（12）.

第6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环境伦理;乡村旅游;信阳

[中图分类号] F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5-59-4

Environmental Ethic Construction of the Suburb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in Hudian Town of Xinyang City

Zhou Jin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Henan 464000）

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current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in Hudian town of Xinyang city in Henan province was analyzed.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thic， it proposed some targeted 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ethic， and it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the suburb rural tourism.

key words：environmental ethic， rural tourism， Xinyang

1 环境伦理观内涵及运用

环境伦理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使人们在切身行动中明白在自然中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实质上是为人确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也承认人类的道德人的责任和对自然的保护作用，以及人类在社会中环境行为的道德规范[1]。所以要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使旅游活动中参与的所有人具有环境伦理意识的基本素质，然后在行为中通过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承担各自的责任。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6年至2014年“环境伦理”相关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近几年研究“环境伦理”基本理论的论文数量比重较大，说明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有关“环境伦理”应用类学术论文并不是很多，各个研究领域的涉入并不是很深入，相应的实践研究成果也不是很丰富。这说明环境伦理的实践应用将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点。

2 信阳胡店乡村旅游问题分析

胡店位于信阳市郊，其乡村旅游雏形很早就已呈现。2008年“石榴文化节”的举办标志着该区乡村旅游正式对外开放。随着政府的投入，旅游市场规模初步扩大，发展的积极态势呈现[2]。但在对该区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势必影响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1 旅游参与者环保意识不强，旅游资源破坏严重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胡店“中华石榴城”周边的经营实体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促使其发展规模迅速膨胀，接踵而来的就是旅游垃圾、经营垃圾、生活垃圾等的处理问题。特别是在“石榴美食一条街”的特色饭庄区，经营垃圾、生活垃圾没有很好处理，产生的废物、粪便一般是直接往屋后的坑里倒，不加任何处理。

游客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对景区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随地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景区优美自然风光的保持[3]。

胡店居民是当地乡村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和游客参与程度基本一样。胡店居民素质和游客相比更是不高。他们小农意识浓厚，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对自身行为约束力弱，主人翁意识不强，又受长期卫生基础设施欠缺的影响，以致不注意周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水源保护不够，对林木的任意采伐不觉得有问题，认为当地林木够多，不用珍惜，考虑不够长远。同时，对当地经营者的不合理经营方式没有发挥主人翁精神予以制止，觉得和自身关系不大。

2.2 旅游参与部门不能与时俱进，影响旅游发展

2.2.1 组织部门投资不够，配套设施不齐全

“石榴文化节”的举办为胡店乡村旅游打开了局面[4]。管理部门和开发部门根据胡店乡自身优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资。但长远来看，这种投资对该区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是不足，周边乡村的道路、停车场地、垃圾处理、公共厕所、住宿餐饮、通信设施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

到胡店游玩的游客多为周边城区的居民，出游形式多样，出行路线不固定，交通工具多样化，常以自驾游、自助游形式出现，随时随地停靠观赏美景。例如，不算宽阔的乡村公路，在旅游旺季停车位不足、交通拥堵、意外事故处理无保障等等现象频发，给旅游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2.2.2 旅游产品开发不够，资源浪费严重

胡店主要旅游产品是当地初具规模的特色石榴园，为游客提供观赏、采摘等场所。石榴园存在明显的淡旺季特征，导致该地乡村旅游季节性较强。赏花于春季，纳凉于夏季，采摘于秋季。旺季时人满为患，淡季时无生意上门，资产的闲置浪费严重。究其原因，当地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旅游资源没有深度挖掘，人文环境资源没有展现。旅游活动主要停留在采摘、体验、观光等物质欲望浅层面上，缺乏精神需求[5]。当前，在中华石榴城也有石榴诗词等石碑标志，但只是形式文化，不能深入人心。很多游客在采摘、赏花之余也只有玩玩牌、聊聊天而已，娱乐休闲类项目不丰富，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少年儿童求知、求真、求趣的需求。

2.2.3 经营管理理念滞后，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不少乡村旅游经营者对乡村旅游的理论内涵、本质属性等没有深入的探究，在开发经营中首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对生态旅游环境的营建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不足，甚至在开发初期就造成环境的破坏。经营胡店石榴庄园的是当地石榴种植户，在资源的投资开发上，理念不能与时俱进，重建设轻环境营造的现象严重。经营模式也是以一方经营模式为主，相对单调，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另外，经营者服务意识不强，细节之处考虑不到，直接影响游客重游心情。

3 胡店乡村旅游环境伦理构建

3.1 对旅游活动参与者进行环境伦理素质教育

对旅游活动的参与者进行环境伦理的基本理论教育，使他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树立环境伦理意识。

3.1.1 确立乡村旅游的环境伦理教育对象

胡店乡村旅游的环境伦理教育对象主要有：旅游管理者、旅游组织者、旅游开发者、旅游者及胡店居民。他们是否具备环境伦理理念，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能否遵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管理者，主要是县（乡）一级的旅游管理部门，有胡店乡政府、平桥区政府以及平桥区旅游局等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具有环境伦理意识才能在政策把握和问题处理上做出符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处理意见。

组织者，主要是一些旅行社管理人员及导游。目前胡店乡村旅游多为周末游、自助游等形式，旅行社参与的并不多。此类环境伦理主体不多但很重要，他们具有导引作用。

开发者，有胡店石榴庄园和玉泉山庄的开发者以及其他从业服务人员。庄园和山庄的开发者是原来的石榴种植户。从业人员主要是本地的居民。周边的农家乐饭庄经营者大多为个体农户，多属家族生意，老、中、青、少都有，各种环境伦理素质均不是很高。

旅游者，他们是以信阳市及其他八县区的城市居民为主的散客和随旅游团而来的省内外游客。他们是旅游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

居民，可分为旅游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直接参与者主要是在景区内从业的服务人员。间接参与者指景区周边居民、旅游业的受益者。

通过以上对胡店乡旅游参与者的具体分析，胡店乡居民在本乡旅游活动中是主要的参与者。可以分析出环境伦理具体教育对象具体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旅行社从业人员、旅游者、胡店居民。

3.1.2 确定当地环境伦理教育的方式及内容

不同的教育对象适应不同的环境伦理教育方式。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此类人员，他们文化素质较高，为民服务意识较强。并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现代化的办公配套设施，报纸信息、网络信息普及，每周都有政治理论学习机会。目前，他们环境危机感比较强，接受环境伦理心理适应度很高，一般的宣传教育方式都适应，例如宣传教育和培养等。具体内容主要有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环保责任感和危机感;提高其环保政策法规水平及科学决策能力。

旅行社从业人员：旅行社管理人员和导游素质较高，工作中是以旅行社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来进行管理、策划的，具有一定的功利心态。针对他们的教育方式有：下达具体政策法规、奖惩制度等措施与日常理论学习相结合。主要使其掌握环保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要加强事业心和责任心，提高责任感，从而引导游客规范旅游行为。

旅游者：大多是城市居民，具备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他们自身修养的表现。对他们的环境伦理影响主要是导游的讲解和旅游地环境保护政策宣传册、宣传标语、警示牌甚至是旅游地从业人员的宣传。例如，在胡店石榴广场设立专门教育区域，强化旅游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从而引导游客的旅游消费行为，使其在旅游活动中以减少资源浪费、保护旅游地文明和文化为主，使自身旅游消费行为适合环境道德规范。

胡店居民：胡店居民的教育是整个旅游地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这基本上决定该地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成败。笔者对胡店乡人口情况作了基本调查：2006年男女比例是53.5%、46.5%;2007年男女比例是53.9%、46.1%;2008年男女比例是53.6%、46.4%;2009年男女比例是52.8%、47.2%;男女平均比例：53.45%、46.55%。胡店乡96%以上居民在辖区的18个村，只有少数在镇上。同时，数据显示该乡女性劳动力比例不低，并且参与该区旅游活动的女性居多，大多负责卫生保持、饮食打杂等工作。这样，女性教育在胡店环境伦理教育中比重较大。考虑女性接受知识特点，在村镇居民的环境伦理教育中形式要多样，内容要丰富，最好从正反两方面开展环境伦理教育活动。主要教育形式有：广播、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的宣传;环保民间团体开展公益活动等类型的环境教育;以村委会为单位成立环境保护业余学校等。要使村民树立节约土地、保护林木和水利设施的观念，改变只顾当前利益的狭隘意识，让他们知道当地环境资源对他们的意义，环保对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功用，从而激发当地居民自愿参加环保活动，规范自己行为。

3.2 规范乡村旅游活动参与部门的行为

在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旅游参与主体要正确处理好不同的利益关系，在旅游活动中遵循符合环境伦理要求的行为规范，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在旅游活动中指导人们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将破坏和污染扼杀于源头，政府管理部门和开发经营部门的行为规范尤为重要。

3.2.1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指导下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规范

旅游管理者主要指当地政府极其下属机关部门。我国目前仍处于依靠政府强制命令的方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阶段。管理部门作为环境伦理的主体，为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主要职责就是制定环境制度相关的法规、条约，并进行政策引导，加强监管和资金投入。

第一，制定环境政策，加强监管。政府管理部门要解放思想、转换思路，深刻认识，正确理解旅游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条约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使各种政策条文落实到实处，不要成为一纸公文。作为上级管理部门，同时要对该区环境质量、环境承载力、旅游产品模式等做动态监控，对环境的利用情况随时反馈给旅游开发经营者，让他们了解本区环境利用状况，适当调整自己的经营方案。

第二，加大资金投入。乡村旅游作为本区的新生力量，发展刚起步，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政策上的扶持，还需要资金的支持。对一些公共配套设施进行建设、修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壮大乡村旅游。

第三，制定奖惩措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前，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一些法规政策没有落到实处，一些监督、奖惩机制还不够完善。下一步就要针对当地乡村旅游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可以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责任到人。设立景区考察站对景区定期进行评估，考察指标优良的景点要经济奖励，不合格的要惩罚。严肃处理工作中的违规实例，杜绝一切非伦理现象的发生。政府部门不能因当前仅有的经济利益，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

第四，发展政府职能，协调各部门关系。旅游业的收入分属于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交通、餐饮服务等部门和集体。其中旅行社、交通等部门和旅游者只是竭力利用旅游资源，以自己利益为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应措施，使他们各负其责，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旅游规划及发展的综合协调、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各部门涉及旅游方面的工作，要事先征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另外，教育生态化方面也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参与。它可以通过组织编写环境伦理方面的出版物、宣传材料或影视材料，加强宣传教育队伍基本建设等途径来保障环境伦理教育的进行。

3.2.2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指导下旅游开发经营部门的行为规范

旅游开发经营部门受政府调控，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主体。或者说环境问题的出现一大部分是开发者的非伦理行为造成的，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了解和掌握环境伦理思想，以一种长远的眼光看待开发活动，并在开发中实施与行动，是旅游目的地开发和管理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一，保持景区生态化建设。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要本着“保护第一，开发建设第二”的原则。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注意建设应与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协调。

旅游设施要选在乡村旅游区域外面，这就减少了对风景特色的破坏，同时也保护了风景区的现有质量。要限制修道路，尽可能减少对当地现有环境的干扰破坏。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做到最小，并减少建筑材料用量和能源消耗。增建建筑色彩、体量风格应与周围环境和村落整体气氛协调一致。建筑材料应以土、木、石、竹等乡土材料为主。要考虑其成本（不同材料在其生产过程中会消耗不同的能源，生产成本不同。）、对环境的影响（要避免使用在制作加工过程中会生产大量的CO2或放射出潜在有毒物质的材料，还应减少不可更新资源材料的消耗。）及耐久性（某些材料比较耐久，最初买时可能投入较多，但由于维修保养费用低，仍可达到节约的目的。）等因素。避免使用不可回收使用的一次性产品和塑料容器。

第二，挖掘乡村资源内涵，弘扬特色文化。乡村旅游要“洋”，洋不过国外;“豪华”又比不过高级饭店，它应本着“人无我有”的宗旨，发挥自身的“农”“土”优势。“农村风光”“农舍民情”“农家饭菜”及“农事活动”，实现产品的特色化，把现代化的服务和设施与农村古朴民居、民风、民俗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开发的重点与难点。

胡店除了石榴以外还有花生、瓜菜、生猪、渔业等特色农业，可以从它们入手，扩大产品类型。一些鱼塘周边有瓜田，可以在鱼塘旁边建农家饭庄，以垂钓、采摘、吃地锅饭为主吸引游客。胡店的石榴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除了刻碑、写诗以外，还应开展一些文化节目。另外，石榴的加工产品也应该作为胡店的特色，把石榴茶、石榴酒的药用宣传给游客，打出旅游纪念品特色。在宣扬农业科教作用方面，这里的石榴研究所、试验田、资源库也有很大的科教意义，值得进一步向游客开放。

第三，卫生系统构建。目前，乡村旅游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侵蚀，最重要的一项是景区内污染物带来的环境破坏。

据统计，在我国北方的观赏型旅游区，旅游者产生的主要污染物量为粪便约400g/（人.日）、BOD约40g/（人.日）、氨氮约7g/（人.日）、悬浮固体约60g/（人.日）以及垃圾约200g/（人.日）等。其实，全国绝大多数旅游地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都超出旅游区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所以必须对污染物进行人工处理，并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增设有机垃圾垃圾桶，对无机垃圾定点收集，统一覆土掩埋。在景区内主干道上设置充足的生态厕所。

另外，旅行社管理人员也应该根据旅游地的承载量对游客路线的安排做及时地调整，从控制客流量来调节旅游地环境的压力。

4 结语

针对信阳城郊胡店乡村旅游环境伦理构建，我们可以得出，运用环境伦理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提高当地乡村旅游参与者的环境伦理素质。根据其自身特点选择不同方式进行环境伦理教育。其次要对乡村旅游参与部门的具体行为进行环境伦理规范。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旅游法律法规，制定各种实施细则和办法，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并且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参与部门在具体工作中要运用环境伦理理念进行合理决策和规划，控制合理的客流量，使旅游活动顺畅持续。

参考文献：

[1] 李梅.促进信阳旅游业再上台阶的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12）：105-106.

[2] 王利红.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2008-05.

[3] 李友亮.信阳旅游业振兴思考[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56-58.

第7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第8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一、遇龙河景区概况

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大榕树附近的工农桥与金宝河汇合成田家河，由书童山入漓江，全长四十多公里。遇龙河沿河人文景观荟萃，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树绿柳翠，峰青路白，瑰丽多姿。遇龙河景区水程15公里，流经白沙、阳朔、高田等3个乡镇6个村委36个自然村，有28道堰坝，景点百余处。

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到遇龙河游玩，遇龙河上的竹筏休闲游成了深受旅客欢迎的项目，遇龙河景区也成了中外游客休闲游览的最佳目的地。竹筏休闲游项目的火热及其投资少易操作，吸引了大量沿岸村民投入到这一旅游项目开发中，纷纷在沿岸建设简易码头，添置竹筏，开始揽客经营，竹筏休闲游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一些人为了扩大经营，随意乱建简陋码头，严重破坏沿岸自然环境。一些村民还相互争抢码头，谁的势力大，谁点的码头就多。为了争夺游客，各个码头不仅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甚至还拉伙打架，一些业主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防身工具。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简易码头和竹筏，缺乏正规培训和管理的筏工，也给游客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整治这一混乱状态，促进景区旅游的有序发展，2007年8月，阳朔县委、政府本着“保景富民”的原则，组建了由政府主导的阳朔溯源遇龙河漂游有限公司（简称溯源公司）。规定公司负责景区的开发建设和旅游管理，实行统一票价，综合调度，整体促销，同时一律取缔私人码头，兴建大型现代化码头，完善道路和各种基础设施。

二、遇龙河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实践

政府成立溯源公司，整治景区的混乱状态，达到“保景富民”，愿望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公司对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却碰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原占有码头的少数人因利益受到损害，强烈反对取缔私人码头，甚至煽动村民抵制、围攻公司工作人员。沿岸村民由于存在各种顾虑，加上少数人的挑唆，也不积极与公司鉴定协议，使景区整治面临很大困难，公司运营难以顺利开展。面临对这一困局，公司必须想办法对景区具有的各种治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各种治理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统一经营管理目标。

作为治理主体的溯源公司，手中掌握的治理资源主要有：（1）政策资源。公司由政府主导，依据政府文件成立，享有政府赋予的对景区进行经营管理的各种政策资源。（2）经济资源。公司经营景区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能够把经济收入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和村民的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还可以用于景区的投资开发。（3）景区旅游资源。公司依据政府规定统一对景区旅游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拥有旅游项目的经营权、定价权、收益权。但光有这些治理资源还不行，还必须与景区村庄拥有的人力资源、乡村干部资源（村民骨干资源）以及体现在村民身上的信任、支持、情感等精神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良好治理。溯源公司原先碰到的工作困难，就是由于没有对这些治理资源进行整合造成的。认识到问题所在后，溯源公司改变工作思路，先把乡村干部资源整合利用起来，让村两委干部参与协调、管理筏工和景区各种事宜，发挥村两委干部拥有丰富群众基础，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优势，让他们耐心向村民讲解公司统一管理的好处，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带头鉴定协议，发挥示范作表率作用，以“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村民骨干—农户”的工作链去团结带动广大的村民，让广大村民理解、拥护、支持景区的管理工作。同时，溯源公司还利用经济资源的优势，去整合沿岸村庄的人力资源和村民的精神资源。公司招聘大量的沿岸村民做筏工，让他们取得工资收入，并规定筏工工资占营业额的25%，每位村民可享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占营业额的10%。公司还主动将一些码头的基础设施给当地村委负责组织实施，景区内的11个码头建设及景区的美化绿化事宜，大都由当地村民承揽完成，让几百万元的工程投资转化成村民的承包收入。为了增进村民对公司的感情，溯源公司每年还为每一位筏工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并免费对筏工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吸收残疾人作为景区保洁员，安排特困村民、贫困党员在景区工作，每逢传统节日，公司都会拿出几万元钱进行走访慰问。免费提供绿化苗给沿岸村民自行栽种，自行管护，让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溯源公司的付出赢得了沿岸村民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也有效地整合了景区的各种治理资源，实现了景区旅游蓬勃发展与村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双赢。

溯源公司运营以来，沿岸每位村民每年获得资源保护补助费少则400元，多则700元，2011年溯源公司分配给沿岸村民的资源保护补助费便达900万元。公司拥有的两千多名筏工，全部是沿岸村民，一位筏工的年收入至少可达3万元。当地村民还开办起农家旅馆和农家饭馆，收入节节攀升，有的收入可达10万元。沿岸村民尝到了景区管理带来的甜头，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规范化的管理也使景区愈发红火，游客数量的迅速上升，同时景区安全事故发生率为零，公司经营步入了良性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几点思考

1、景区治理必须重视治理资源的整合

溯源公司在对遇龙河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时，虽然手中有政策，有经济实力，甚至有安排村民就业的岗位，有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但村民就是不买帐，不愿意跟公司鉴协议，不积极支持公司的统一管理。这充分说明，在村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个人利益日趋关注的今天，仅靠政策和经济资源，已难以实现对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景区进行有效治理。景区治理，已经不能公司自己说了算，必须有村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第一论文dyl w.net]才行。村民不愿意鉴定协议，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利益问题，还有对公司的信任问题、情感问题、权利实现问题等等。仅靠政府强制和经济利诱，解决不了村民的这些问题，必须应用其他手段，运用其他治理资源才能解决。溯源公司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启用乡村干部资源，让村干部去说服教育村民，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收到了成效。再通过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关照村庄弱势群体等工作，让村民看到了公司的诚意，也获得了实在的经济收益，最终获得村民的支持，实现景区的治理。在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独立化、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2、治理资源整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信任、经济利益、情感等问题

治理资源整合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涉及到人的思想认识、心理情感、经济利益、相互信任等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资源手段，并运用恰当的方式与策略去，解决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愿合作问题。因为“治理更主要的是引导、协调、控制，而不是单向性的统治和管理，更主要的是比较、选择、决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静态关系。”[1] 溯源公司在进行治理资源整合时，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村庄干部资源入手，运用村干部与乡村群众关系密切、相互熟悉的社会资源，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充分认识到景区统一经营管理的好处，通过村干部带头鉴定合同给群众起示范表率作用。为了解决村民对公司的情感、信任问题，公司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建设，让村民参与公司监督，招收沿岸村民到公司作筏工，并给他们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免费进行操作技能培训，给沿岸群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关心沿河的弱势群体，每逢传统节日公司还走访慰问，给每个村子资金进行村道硬化建设等等。公司的这些善意行为，赢得了村民的普遍信任和积极支持，公司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村民素质和主人翁意识大幅提高。沿岸村民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主动将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留下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用于硬化村道和建设文化设施，村委党员还到遇龙河边进行义务植树。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过程，其实就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是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正如德·茹弗内尔说，共同体意即“信任的制度化”。[2] 如果“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3]

3、资源整合既要满足村民眼前的利益需求，又要为村民长远发展着想

在遇龙河旅游发展之初，随着竹筏休闲游项目的慢慢兴起，沿岸许多村民已经从旅游中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尝到了旅游经济的甜头，对竹筏休闲游项目及景区旅游开发寄于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由此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变原来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经济期望与要求比竹筏休闲游项目兴起之前，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而就在这时，由于旅游秩序混乱的原因，政府要组建溯源公司对景区实施统一管理，把竹筏休闲游项目全部收归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溯源公司提出的鉴定协议，接受统一管理的要求，他们自然会顾虑担心，十分的不情愿。要消除这些顾虑和担心，就必须让村民看到希望，并采取行动缩小这种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快地让村民现实经济利益，改善村民眼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溯源公司让村民承包码头工程，到公司作筏工，给予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在让村民快速取得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又让沿岸全体村民共享公司收益，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随公司旅游发展而致富，从而赢得村民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真正使遇龙河这一完全开放式的景区得到良好治理，既解决了村民面临的问题，又实现了景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73）

第9篇：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农村职业教育是推进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要获得农村职业教育的突破性进展，可以从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中理解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迫切性；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寻找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理性支撑；从现代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中获得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借鉴和启迪；从对农村职业教育现实价值的挖掘中端正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认识；从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中寻找发展的着力点。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农村职业教育是指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对农村广大预备就业的人员进行从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其根本任务是培养新一代劳动者，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增强农村吸收科学技术的能力，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既包括农村青少年的职业准备教育、又包括农村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岗位技术培训和转业转岗培训的教育，是层次多重、内容丰富的教育。在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一项重要而基础性的工作，如何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从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中理解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迫切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指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实行自己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主要指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

在此背景之下，农村职业教育以其基础特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因为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目标，无一离得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实现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的目标，生产发展就成为第一要务，要获得农村生产发展，核心因素是农民，是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而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正是教育的本体功能的体现，同时，人作为劳动者的行为规范、劳动能力的提升、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善等，都与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农村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依然离不开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在其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农村人居环境的优化、乡风的文明建设，都要以农民素质的提升、观念的改变为基础，而这些都离不了农村职业教育这一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新农村建设推进的迫切要求。

二、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寻找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理性支撑

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来的。他对“人力资本”概念作了如下描述：“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等综合能力和素质就叫人力资本”。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迁移与流动资本。人力资本和其他非人力资本一样，都是一种生产要素，都是促进经济和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将所有在人身上所进行的旨在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投资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提高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重视和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和动力之源，进而强调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性。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在政策上的核心主张就是必须加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口整体素质、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由此看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投资，是提高生产率、经济效益和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理应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举措。具体说来，人力资本理论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强调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利益的提高；强调了必须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把农村的人口负担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看成是一种资本，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其价值，因此大众性应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特性，它排斥传统的精英教育，而是强调农村职业教育的“人人成功”的目标。

三、从现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获得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借鉴和启迪

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但由于连年的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当时农村的状况可以说是破败不堪。因此，农村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思考。陶行知首当其冲，身体力行投入到乡村教育中，他认为乡村教育在于“培养农人和农人的小孩子，把乡村创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乡村教育要让“荒山成林，叫瘠地长出五谷”；晏阳初也一向认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一切问题解决都取决于农村。他认为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唯有从平民教育入手，特别是把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广大贫苦农民的教育上，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国家的基础；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是人类谋求生存和改革社会的根本手段，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对于农民职业教育问题，他认为解决农民生计问题必须从治穷开始，由职业教育入手，使农民致富；梁漱溟认为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改造中国社会，只能靠“理性”，通过“乡治”即乡村建设的途径来实现。他所谓的乡村建设，是以乡村教育为中心，谋求乡村之自治与乡村社会之发达，完成民族之自学和乡村之文明。

这些现代教育家们正确地认识到，农村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的真正发展，难以实现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农村的建设不是单项的、孤立的，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在这个复杂的工程中，教育既是工具或手段，也是一个过程。这些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对于推进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端正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的态度，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紧迫而关键的问题来对待；其次，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要多形式，多规模，多层次，多渠道，机动灵活，办出特色，拿出先贤们胆略和勇气，探索和创造适合当今中国农村发展所需要的农村职业教育。

四、从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价值挖掘中端正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认识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迫切需要大批有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要求农民具有市场意识、科技意识、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这些都对农民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普通教育无法独立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将文化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在增进农民知识、品德和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农民某个领域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传授，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才能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农村各项建设中来。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较低，技能缺乏，外出劳务人员人都集中于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相比不仅工资收入相对较低，同时职业岗位也缺乏稳定，难以实现深层次的转移。因此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就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体现。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在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农村职业教育不仅培养了现代农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而且研究、引进、开发和应用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知识，并为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造就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四，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环境的构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民进行先进思想的灌输与教育，将城市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传播到农村，能够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讲科学，讲文明，指导他们懂技术、懂经营，组织农民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活动，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文明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好处，从而革新他们的落后观念，改变农民的各种陈规陋习，这些都将有利于谐社会环境的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