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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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芒德尔—弗来明模型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的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尔三角”理论，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驳论”。如表1所示。

3.张锦冬.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经济学动态，2004第1期

第2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一、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是指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199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即是头一天全国18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产生的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加权平均价，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均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前一个营业日交易产生的美元加权平均价，当然这一价格也考虑到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则通过与美元的汇率换算而得到。第二，单一的汇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第三，有管理的汇率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第四，关于浮动汇率，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上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主要形成于90年代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运行及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结售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二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开始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基础。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结售汇制度使得外贸企业无条件地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外贸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后来，虽然大型外贸企业中可以持有部分外汇，但亦受到严格的限制。1996年，人民币在结售汇基础上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即在经常项目下，外贸企业的贸易用汇通过外汇银行的售汇来满足，但在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项目用汇则受到较严格的外汇审批控制。所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居民与企业均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就银行间外汇市场而言，其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汇指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结售汇市场，亦称外汇零售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企业的外汇供求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政策内均可进行买卖交易，外汇银行则实行会员制，其会员资格的获取要经过央行或外管局的审批，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二是通过中国外汇交易系统进行的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主要为银行实行结售汇的头寸买卖服务，并形成人民币汇率，这是一个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中央银行既以市场会员的身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又充当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如对外汇银行持有外汇额度作了严格的规定；只允许交易美元、日元、港元三种外币。

二、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的前提下，中国的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垄断性、交易品种单一和汇率波动空间狭小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目前名义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事实上演变为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形成机制具有以下一些缺陷。

（一）基础汇率的确定缺乏准确的依据

在中国，由于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所以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主要决定于贸易项目。因此从理论上讲（实际上亦然），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理论模型应当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是由“一价定律”的成立而推导来的，而“一价定律”在开放的经济中成立的前提是；1、对比国家都实行了同等程度的货币自由兑换，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流通是完全自由的；2、信息是完全的；3、交易成本为零；4、关税为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最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由于：1、两国的货币、商品、劳务和资本国际性流通程度差异性很大，绝非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相反存在着较高的关税和各种形式的交易壁垒，关税不为零、交易成本也不可能为零；2、在中美贸易品市场交易中，由于东西方消费偏好的差异、不完全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高的搜寻成本、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等等，其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称。所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几乎完全不能满足。由此确定的人民币基础汇率显然缺乏准确、客观的依据。

（二）实际运行中的汇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现行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基础即银行结售汇制及对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外汇银行实行的额度管理，这使得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中资企业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必须在市场上结汇，不能根据自己未来的需求和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选择适当的出售外汇时机和数量，另一方面就银行售汇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条件约束，要么存在严格管制。因此我国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供求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即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充分外汇供给和部分外汇需求相作用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在这个市场上实际上处于“强买”、“弱卖”的地位，显然由此形成的汇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三）形成汇率的外汇市场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的问题。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主体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少量资信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操作室构成。从交易额来看，中国银行是外汇的最大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外汇的最大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从交易品种上来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为主。主体构成较为单一，交易品种及交易量相对集中，使得汇率带有“官方与民间”交易的色彩。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隔离。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完善的短期货币市场和灵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证外汇交易活跃和汇率动态稳定的重要经济杠杆。而我国由于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利率、美元利率相关程度极低。

（四）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的7年多来，人民币汇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外，其余5年及当前都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左右的水平，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而由上面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超稳定状态是一种制度约束下的使然。诚然，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发展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们所追求的稳定应该是反映市场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的稳定，而绝非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在过分的静态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随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不仅丧失了汇率的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同时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致使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入市大量收购外汇形成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在欧元即将取代欧元区各国货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央行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将面临重大的汇率风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当前应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

从长远看：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真正地重归1994年初提出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要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自动调节，会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再加上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有管理浮动”就可以真正地实现。但从近期来看：汇率制度的改革宜采取循序渐进的过渡办法，即在对资本项目依旧实行管制的条件下，逐步开放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使其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意愿。当然，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并非意味着放弃对其必要的管理，相反对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要多样化，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有包括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调整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这样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自然会增强，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可望得以初步实现，待时机成熟时再取消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完全市场化。为了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选择一揽子货币定价法确定人民币基础汇率

随着入世的临近及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和人民币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外汇市场的供求会更多地体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以外的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将会由经常项目外汇收支逐步过渡到经常项目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鉴于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放弃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改为钉住美元、欧元、日元为货币篮子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定价，这样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长期动态的稳定，又有利于中国的外汇市场早日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

（二）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

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外汇市场要素不足，而外汇市场要素不足其关键又在于现行的强制性结售制和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因此，应将目前的强制结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外汇银行的额度管理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如扩大额度幅度），从而使银行、企业、居民意愿地持有外汇，做到藏汇于民。这样既可使汇率风险由不同的微观主体来承担，以分散政府外汇储备的风险；又能满足各经济主体资产组合的需要；同时中央银行可以卸下扎平市场交易的重负，专使汇率调控职能。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放宽对国内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售汇的条件和限制，从而基本实现经常项目的完全意愿结售汇。当然资本项目的意愿结售汇尚需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改进。

针对上述的结售汇制度及外汇银行额度管理的改革与完善，目前的外汇市场也应得到相应的改造，以促使其向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靠拢。一是在不改变目前外汇市场上每天以前一日市场加权平均价开盘的前提下，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从而使汇率更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有助于意愿结售的实行。二是尝试新的外汇交易方式。目前我国外汇市场主要是指以电脑自动撮合方式成交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这种交易方式效率很高。但是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后，进入原有的结售汇交易系统的交易可能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国际上通行的商业银行做市商交易制度，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更强。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即在目前开办人民币对美、港元及日元买卖的基础上，试办欧元、英镑等币种的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与此同时，尽快扩大远期外汇交易参与者的范围，视情况适时开办外汇期货、期权交易，以满足不同层次交易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四是增加市场交易主体，推广大额交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除让更多的企业、金融机构、居民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外，应着力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这样有助于避免大的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同时有效降低大企业的交易成本。

（三）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并加快实现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间的融通，以减缓外汇市场的需求波动

短期货币市场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缓冲和吸收场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要使外汇市场更活跃，外汇供求能相对平衡，除了要具备多种外汇交易的品种外，还将允许大量外汇投机交易的存在。而外汇投机交易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货币市场，其中包括资金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以及其它富有流动性的短期票据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场。当外汇供大于求时，投机者从短期货币市场获取人民币资金、购入外汇，反之，则抛出外汇；而政府则通过短期货币市场上的操作（买卖短期国库券、调节短期利率等）来影响汇率和货币流通量。因此，中国应建立一个十分发达的短期货币市场，并灵活运用短期利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市场操作，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从而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

第3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制改革;影响;贸易;未来走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我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揽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在指定范围内浮动。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如今时隔2年，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的效果已逐渐清晰。本文将分析这次汇率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有关汇率政策的选择。

一、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初探

1改革必要性

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这样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决定汇率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2改革积极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56420元，以累计升值7.22%。首先，民币升值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此时国外产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此时手中的人民币变得更“值钱”了。这样一来，我国对国外高质量的消费品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使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这会推动企业的技术经营革新,也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行业，也许到国外去建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的话，可以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形象。

（2）采用更为灵活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有较大的根据市场供求和经济融形势需要主动灵活调整汇率定价基础，从而使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但是又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这样，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是显着增强了。另外，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规范金融法规，为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作好准备。

（3）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来中国外商投资的日益增多，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3改革消极面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韧剑，要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过大，或时机把握不当，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弊端：

（1）人民币升值应该把握一个度。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今的小幅升值显然不能反映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所体现的货币汇率低估程度，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升值预期。这种升值预期的强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些流入的热钱大都涌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中国股市屡创新高，房价不断上涨，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而且，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兼顾好上述两方面。

（2）人民币升值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人民币的升值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将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继续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再加上一些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设置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滥用反倾销手段对进口实施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出口形势会变得严峻。

三、升值压力下的汇制对贸易的影响

汇率变动与商品进出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而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把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分为对进口的影响和对出口的影响。一般意义上讲，如果本币升值，将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但本币升值后，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反之，如果本币贬值，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小，则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宏观经济学角度告诉我们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促进进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将会导致产品进口价格下跌和出口价格上涨它对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比如说一些对出口依存度较高且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行业会面临收入下降的冲击。但一方面，海外原材料等进口价格将更便宜，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从中受益，比如说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进口汽车和其他进口产品。

四、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

1汇率政策选择

(1)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优点在于可以避免美元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带给人民币的冲击，并且能够为日后最终的自由浮动奠定制度基础。缺点在于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选择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要根据全球市场的汇率变动进行频繁调整，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投资的进行。

(2)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为了在长期内尽快过渡到人民币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在中短期内我国应不断完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1)首先可以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超级秘书网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该构想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目前阶段较为现实的考虑。对中国来说,推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可促进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进一步增长,稳定区域内货币间的汇率。

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体现，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应该坚持渐进性的原则，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逐步地进行改革。就近几年的改革目标来看，我国的汇率制度还是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它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从长远来看,待到国内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尤其是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后，以及国内企业基本能够自由应对汇率风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终究会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变的，以渐进的方式改革，这也是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德·M·列维奇.国际金融市场——价格与政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冯用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汇率制度选择方向［J］.金融研究，2000，（7）.

［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第4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一、建立中央企业董事会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运作的规范受到各国公司法的重视，各国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董事会法律制度置于核心地位。从公司治理来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四个重要部分：股东的权利与利益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健全的董事会责任。①虽然在这四个部分中，只有最后一个是明确针对董事会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其他几部分是与董事会的责任紧密相关的。其中披露信息，保证信息的透明度是董事会的重要责任和义务；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是董事会的重要目标。因此，董事会法律制度的有效完善与否是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完善的董事会法律制度关系着中央企业的治理，比如事关企业运营和发展战略的制定、监督规划和政策的实施、企业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免、政府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等。完善的董事会法律制度对董事会的运行和治理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董事会需要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权利和义务，履行在企业管理、战略规划和经营等方面的职责，并且需要对失责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从实践来看，中央企业董事会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司的管理决策机构，它是连接出资人和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枢纽，即出资人对国有公司的政策决定，包括预算计划、组织调整等，是通过董事会落实到公司；另～方面，董事会又是公司从事市场化运作，排斥政府干预的重要方式，是公司独立法律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因此，合理有效的董事会法律制度构建是央企董事会有效运作的核心。央企公司治理对董事会法律制度的特殊需求，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实现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有效分离与制衡，建立国家所有市场化经营的制度。

二、中央企业董事会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2O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一直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但是到目前虽然经过公司化的探索和改造，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政企不分的状态，政府在一定层面上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企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有公司董事会法律制度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政府与董事会职能的界定不清。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国有监督管理机构委派”，②这就难免使董事会成员对国有监督管理机构产生依附性。①部分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担任，并且一般都具有行政级别，由政府组织部门定期对其进行考核和选择;现行的外部董事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控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彻底转变，对于国有独资公司来说，董事会职能没有到位，将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2.蓝事会对经理层的制衡不够。中央企业实际上处于政府夕卜部干预和经理层内部控制的双重制约之下月吏得董事会既不能独立于政府，又不能有效制衡经理层。法律制度对董事会与所有者和经理层的职权范围与边界界定不清，使董事会没有选聘经理层的权力，经理层大嘟由政府部门选聘任命，董事会对其履职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3.盖事会法律贵任追究缺位。从整体上看，现行的董事制度并没有针对董事的责任做出具体规定，特别是没有对董事:怠于行使职权的责任追究问题做出专门规定，②这是董事制度设计的一个疏漏。这一疏漏的存在意味着董事在违法、违规时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此外在执行上，董事责任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这慧未着董事不必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付出任何代价，不必因违反董事义务而承担个人责任。这些对现代公司的规范运作无疑是不利的，需要对董事责任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4.蓝事任职资格制度有待完善。董事会运行的质量如何，是衡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与否的核心环节，而董事会运行质量的剖氏，则取决于董事的素质和能力，即董事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准，拥有一定的决策和管理能力。然而，当前法律制度没有对董事的任职资格做出明确和系统的规定。

三、中央企业趁事会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明确中央企业盆事会法律制度的普遮内涵

1.蓝事会的法律性质确定。董事会的法律性质主要是车书付董事会与公司的会幸关系而言。从法律角度来看，董事会作为法人自体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其有着区别于成员的意思和利益，法人通过法人机关执行法人事务，具有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其意思表达就是法人的意思表达，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法人。这意味着董事会履行职务时，其所做的行为，一律被视为董事会的自身行为，董事会需对其行为浮硅旦法律上的后果。

2.法律制度中蓝事会权力强化。在现代公司中，董事会权力不断得到强化。从美国的公司治理来看，董事会一开始被授权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力，但随着社会生产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以及追求更高的效率，董事会做出执行公司事务决定之后，往往由董事会选聘的经理层负责具体实施。于是董事会的权力体现在公司的一切业务活动和事务是在董事会的指导下经营管理。在法律结构上，作为公司事务的决策机关，现代公司的董事会所拥有的主妻豺又力是对公司重要事务的决策权以及对一般事务执行的原则性决策权。由于董事会将本应由自己完成的执行活动交于经理层去执行，因此，董事会必然要强化付后者的监督，以确保其经营决策被妥当执行。这需要通过法律赋予董事会的职权，确保董事会履职合法，反映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必然要求，体现《公司法》按照现代社会分权与制衡原则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权力配置的理念。

3.法律制度中对蓝事会决策机制的要求。在董事会内部，在警告董事会需要做出决策，并以决策可以形成的方式组织讨论方面，董事会主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董事会的观点不统一，这种意见的不一致性通常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与是否持股无关)，这时，公司主席经常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董事可能没有投票权。有时，公司的组织条例会包含一项特别的条款，规定某个特定的董事拥有经过调整的投票权。

(二)中央企业盆事会法律制度的考虑因素

1.确保蓝事会的独立性。中央企业董事会的独立J胜是确保董事会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中央企业中，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立于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使得政府与国有公司董事会保持距离，营造一个自由的管理空间，促进央企的经营绩效;二是独立于作为内部人的经理层，通过克服内部人控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降低央企公司经营的成本。

2.强化蓝事会的专业性。在确保中央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的基础上，还要注重董事会成员的专业性，即董事会成员要具有相关的管理和经营能力，确保董事会成员做出决策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董事须以适宜的技能，谨慎和勤勉地行使他们的技能，如果疏于职守将负有责任。具有特殊技能或职业资格的董事处理与其技能或资格特别相关的事务时，要求其具有更高的标准。

3.严格监管盖事的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责任其实就无所谓义务。当前，由于中央企业出资人一定程度上的虚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外部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当授予董事会相关职权后，需要严格监管董事会成员在履职过程中的行为，而这种监管应当以严格的法律责任为保障。董事会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这是中央企业董事会法律制度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

4.明确蓝事的胜任资格。公司的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董事资格可能比普通法的规定更为严格。大部分公司不会选择那些未成年人、精神不健全的人和那些与他们的债权人签有协议或达成和解契约的人担任公司的董事，尽管他们满足法律上对董事资格的规定。在董事的任职资格制度中，需要设定董事具备有效结合理论和实践来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的要求，既要考虑有金融、财政、经济、法学等方面知识，也要注重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

(三)确定中央企业蓝事会法律制度主要内容

1.有关董事会职权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确定董事会职权范围与边界，明确董事会与公司其他机构的法律关系，比如与股东会、监事会、党委会、经理层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需要对董事会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防止董事会的虚置和权力的滥用，实现董事会与其他机构的有效制衡。

2.有关蓝事会组织结构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确定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构成比例，比如股东董事、执行董事、外部董事、职工董事的比例结构;确定董事会各类专门委员会的设立、职权设定、履行职责的流程和反馈;董事会成员的选聘资格和程序、职权范围以及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任期和免职情形。在这部分法律制度中，特别要关注外部董事制度的法韦讹。从国内外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来看，独立董事制度在避免内部人控制、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到一些因素影响，中央个}I}外部董事的独立性还存在缺失现象，为了真正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需要制定和完善能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制度，确保其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

3.有关盖事会会议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董事会的会议类型、召集程序及召开次数;董事会成员的出席情况、董事会的决议机制，决议原则、决议的方法、决议通过的条件;董事会的决议效力，决议的执行、产生的董事会责任认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4.有关蓝事会秘书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董事会秘书的定位和职责;董事会秘书的义务，主要是董事会秘书的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会秘书的澎幸责任。

5‘有关蓝事会评价的法律制度。评价国有企业董事会的目的是使所有权实体对其任命的董事会成员的业绩有信心。这种评价为评定董事会的技能和判定任命制度是否合适提供了机会和正式途径，也为董事个人业绩的评价和继任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持续提高董事会的业绩和工作能力。该制度主要包含评价的主体、客体及方式，比如董事会的自我评价、国资委对董事会的评价、社会第三方机构的评价等，评价体系的建立，评价标准和程序的制定，评价的主要功能和效用的实现。

6、有关董事会成员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董事对公司履行受托责任，意味着他们必须真诚地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行事，在授权范围内为正当的目的行使他们的权力，并应避免在他们对公司的责任与个人利益(包括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的利益)乃至对第三方的责任之间产生(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受托义务可能适用于常常并不明显和不涉及蓄意欺骗的情况。③加强对董事会成员的责任追究，董事如因怠于行使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除了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还要负法律责任，甚至还应被终身取消其担任公司职务的资格。④该制度主要包括董事的责任追究，主要包括董事承担责任的对象，比如对公司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等，责任的类型及各自的构成要件，董事责任的免除与减轻。在以上分析的董事会法律制度的构成内容中，一些制度与普通公司董事会相同或相似，这主要是因为中央企业董事会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与普通公司董事会相同。而一些带幢是中央企业所特有的，这是考虑到对中央企业董事会法律制度进行构建，主要是针对中央企业的特殊比以及中央企业董事会运行中存在的特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因此这些布谁封七的制度需要涉及中央企业董事会的职权设定、内部组织建设、中介机制设置、责任认定等方面的内容。

第5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改；一篮子货币；配套措施

一、人民币汇改历程回顾

汇率制度的重要改革是从党的以后开始的。1978-1985年基本上是实行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4年是复归单一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是新的双重汇率；1994-2005年，汇率制度为盯住单一货币美元，非正式地与美元挂钩，汇率只能在1美元兑8.27至8.28元人民币这非常窄的范围内浮动；2005年7月21日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近来西方各国又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使中国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顺差。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基本情况，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6月21日起，结束自2008年9月雷曼危机以来一直实施的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重新启动汇改。恢复了于2005年7月开始实行“汇改”时引进并实施了大约三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10年6月重新启动的汇改也继承了BBC方式。首先，每天的浮动幅度限制与以往相同，为中间价的±0.5%，但人民币汇率在同一交易日内的实际浮动幅度比以往有所增加。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尤其是与欧元的联动性得到了加强。这种情况反映出，在作为参考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据的比重相对下降，相反，以欧元为主的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最后，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上升，但是重启汇改以来的三个月中，仅上升了1.9%，升值幅度较小。很明显，这并不是市场供求的反映，而是中国当局不断干预市场的结果。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利弊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收益

1）我国出口已经大幅反弹，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调整汇率政策、增强汇率弹性满足了国内宏观调控的需求。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这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重大收益。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速度。

2）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助于改善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贸易中，同时增进投资者的信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都提升了国际公信力。

3）人民币弹性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因为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引起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和对进出口的冲击。从长期来看有助于逐步减少欧诺个过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以来，推动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投机性资金涌入。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果大幅提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一步增大了升值压力。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且国内物价水平较高，致使我国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甚至出现负利率现象。在国内金融投资品种比较少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仍持续低迷，于是各种资金追逐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长期处于高位运行。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然而 ，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2）人民币升值会对对外贸易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萧条。

三、应对汇率改革的必要配套措施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给与需求，减轻升值压力，同时应加快推进汇率及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第一、完善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强外汇市场避险能力，建立和健全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定价机制；继续扩大外汇市场，丰富市场结构，培育多层次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外汇市场自身运行机制与监管提高其运行效率，建立央行外汇一级做市商制度，增强外汇公开市场操作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进一步拓展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愈发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怎样吸收来自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短期冲击引起的负面影响，取决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在广度和深度领域的实力。广度就需要我们放开行政障碍，从推动市场发展本身的角度来丰富市场参与者类型，由市场参与者覆盖自身风险敞口同时推动整个市场发展。深度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规模。

第四，完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同时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也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对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段都适用。一个不变的汇率机制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中国的汇率机制要与时俱进，要进一步大力增加汇率的灵活性。首先，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其次，不断引入并扩大人民币对非美元国际货币的直接交易，逐步放宽浮动区间，引导市场逐步从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向对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关注。推动我国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银行体系适度流动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金融体系继续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黄志刚.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浅析[J].商业文化.

[2]颜伟.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第6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可能三角；三元悖论；扩展三角理论；四面体假说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12504

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不可能三角”理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分析，国际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常以此为依据。在我国，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以此理论作为主要参考。为了克服传统的不可能三角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分析局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它影响因素来分析并进行了一定的扩展。

1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发展历程

1.1 米德冲突（Meada Conflic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弗里德曼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固定汇率制的弊端，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随后，米德于1951年在《国际收支》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只能主要运用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进一步影响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无法兼顾内外均衡，难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米德所分析的冲突通常是指以下两种：固定汇率下失业率上升同时经常账户逆差、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盈余并存。由于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政策制定将陷入左右为难。因此他认为，固定汇率制要求对资本进行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

1.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20世纪60年代，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有利于吸收外部冲击，而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等人则认为固定汇率制促进各国联成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最初形成，是1960年的《在固定和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一文，蒙代尔在静态条件下提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等式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等式。“蒙代尔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深远重要性：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强而有力，财政政策无能为力；固定汇率下，两个政策的效果恰好相反”。1962年，弗莱明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下国内金融政策》中，以IS-LM模型为基础，融入国际收支因素，研究了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下的实现，指出稳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该模型扩展了对不同政策效应在开放经济下的分析，说明一国宏观经济受资本流动情况和汇率制度的影响，证明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米德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1.3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

固定汇率制会使货币政策丧失自主性，无法调节对国内产出和就业，只能作为来冲销资本的流动维持汇率稳定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蒙代尔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得。据此，克鲁格曼和奥伯斯费尔德（1979）进一步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

2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内涵

“不可能三角”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即三角的三个顶点不能同时成立，如图1所示.

图1 不可能三角它形象地说明了在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有三种选择：

（1）保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汇率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自由出入的国际资金导致国际收支不稳定，如果货币当局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并不对此进行干预，本币汇率将随着资金供求情况频繁波动。通过汇率调整以改善国际收支由此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然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心危机的存在，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反而导致危机恶化，政府的最后会选择实行资本管制以稳定经济形势。

（2）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汇率贬值无效时，资本管制成了唯一选择。这多见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稳定的对外经济，另一方面是则是资本管制监管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管理自由流动的资本。

（3）维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抵消一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导致本国货币丧失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很难做到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经济进行调控，最多是发生投机冲击时在短期内被动调整利率以维护汇率固定。事实上，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将被被迫放弃。

“不可能三角理论”清晰地阐释了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也没有表述中间汇率制度的影响。在“不可能三角”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形成利差的唯一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利差是普遍存在的。

3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扩展

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由此得出的“不可能角”理论仍被公认为是较好的分析工具，因而国际上长期以来将“不可能三角”理论引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但由于理论自身的遗漏和局限性，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其它影响因素来对其进行扩展。其中主要有克鲁格曼和弗兰科尔（1999）的三元悖论、易纲和汤弦（2001）的扩展三角理论、豪斯曼（2001）等将一国本币国际借债能力的引入以及沈国兵和史晋川（2002）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四面体假说等，下文将对以上理论进行分析。

3.1 三元悖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鲁格曼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他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中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论述，指出一国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大金融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

这一原则可以用图2来直观表示。“三元悖论”是指的是其中的灰色三角区域。资本完全流动同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丧失完全独立；若坚持货币政策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维持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即灰色三角形的三角只能择其二。它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高度抽象概括。

图2 三元悖论然而，实际经济中几乎不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制度的完全固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是相对的，很难保证完全独立；有些国家实行的是介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体制；资本也存在既非完全管制也非自由流动的状态。正如弗兰科尔（1999）所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国的政策选择通常是处于介于各种极端情况之间，这也正是“三元悖论”的局限。

3.2 扩展三角理论

对于许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而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尚且不构成问题，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更为合适。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国内学者尝试在“不可能三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来具体分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易纲和汤弦（2001）在《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中提出的扩展三角理论。

假定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一方面不能通过对冲来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使投机攻击缺乏有力的杠杆，同时资本流动程度是外生的，由国内金融体系成熟度决定。他们进一步扩展不可能三角，构造了一个指标体系，提出x+y+m=2公式。其中x代表汇率，y代表货币政策，m代表资本流动状态。每个点（x，y，m）到三边（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距离分别为（1-x，1-y，1-m）。三个变量取值区间为[0，1]。X、Y、Z从0到1分别表示从完全自由浮动到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货币联盟到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从资本完全管制到资本自由流动，x、y和m箭头分别表示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性增加的方向。如图3所示：

图3 扩展三角可见，x，y，m中，任意两个为1，另一个就必为0，每个变量在0到1之间取值所对应的政策组合被称为中间汇率制。这样就为分析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和弗兰科尔的“半独立、半稳定”的观点（即（x，y，m）=（1/2，1/2，1）这一类的情况）提供了形式化的工具。在扩展三角中，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以下几种：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管制+汇率固定、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限浮动、货币政策不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汇率固定、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汇率有限浮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限浮动。

这一分析框架把前人的角点解扩展为所有可能的组合，说明了中间汇率制度存在的可能性。这不仅为我国研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分析未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当资本流动规模比较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经济个体不能通过对冲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投机攻击也缺乏有效的放大杠杆，政府可选择中间制度解。而随着资本流动规模逐渐增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中间汇率制度试图为公众提供免费的汇率风险保险而导致公众的道德风险行为，这很可能成为货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当效率的要求使各国趋向于资本完全流动时，汇率制度将趋向货币联盟的形式或更加灵活，最终角点解制度将占优势，完全浮动将与货币联盟并存，而货币联盟对外又完全浮动。

扩展三角理论虽然将不可能三角模型形式化，但也只是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一种特例，没有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用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债能力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汇率浮动方式。

3.3 本币国际借债能力的引入

长期以来，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多是局限于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制度的固定与否三者组合的框架里，并没有过多的突破。

豪斯曼等指出，被归类为浮动汇率制度或宽幅汇率带的国家在管理汇率政策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在国际储备的水平、汇市干预的倾向和为应对冲击所允许的汇率灵活性上。他们记录这些差异，探索汇率变动到价格的传递以及在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的后果并由此联想到一个国家本国货币的国际借款能力，发现它和浮动汇率模式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他们采集38个国家的样本（12个工业国家和26个发展中国家），发现这些国家持有的储备水平差异很大的差异，第三世界国家浮动的储备非常低的水平，允许储备或利率水平相对高的汇率波动，新兴国家则在相反的极端，而其他工业国家处于中间位置。他们分析，不需要管理汇率的国家并不需要大量储备，而需要对汇率水平进行管理的国家则需要大量的储备来支持汇率政策。可以以本币进行国际借款的国家倾向于保持规模较小的储备，并且能容忍较高的利率变动波动，而不以本币进行国际借债的浮动汇率制国家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大规模的储备，并且对于汇率所能容忍的波动则比前者要小得多。

虽然豪斯曼等在论文中将国家本国货币的国际借款能力纳入考虑的重点不是为了解决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汇率制度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是着重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管理，但他们的这一发现的确为“不可能三角”理论的突破性扩展——引入第四个重要变量——本币国际借债能力，起到了关键的启示作用。

3.4 四面体假说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沈国兵和史晋川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中，将本币国际借债能力引入易纲的扩展三角模型基础，将不可能三角模型拓展为四面体假说，并且进一步认为，不可能三角是四面体假说的一个特例。

他们假定汇率浮动方式主要取决于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借债能力，而不是汇率传递水平，那么一般而言，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越强，允许汇率变动程度越高。此外，他们修正补充了两种反常情况：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很强，却保持汇率固定，如EMU和货币局；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很弱，却不得不让汇率自由浮动，如新兴市场发生危机时。因此，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与汇率变动程度就不再是简单地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由此排除本币国际借债能力与汇率变动程度之间可能的内生性。同样，本币的国际借债能力与货币政策依附程度、资本控制程度也密切关联。当本币具有完全国际借债能力时，货币政策依附程度最小、资本控制程度最小；当本币具有不完全国际借债能力时，二者变得复杂，货币政策可完全独立、有限独立或不独立，资本可有限流动或管制，这也排除了三者之间可能的内生性。他们用这四个变量构筑的四面体如图4所示。

图4 四面体假说C、M、K、E四个面分别代表本币无借债能力、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制。A1、A2、A3、A4四个角分别表示四种不同的汇率制度组合。O点到四个面垂直距离分别为Cb，Ms，Kc和Ev分别衡量本币国际借债能力、货币政策依附程度、资本控制程度和汇率变动程度。令四面体高为1，则有：0≤Cb，Ms，Kc，Ev≤1；Cb+Ms+Kc+Ev=1。当Cb=0，即本币无借债能力时，得到Ms+Kc+Ev=1，四面体就退化为底面C，所得组合与“不可能三角”完全一致，故称后者是四面体所有可能组合的一个子集。当Cb>0时，组合拓展为：本币完全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完全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这些组合在实践中是存在的，平面的三角模型无法确切地加以归类，而在四面体模型中它们得以确切解释。

随着新变量的引入，模型和组合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他们预测，在诸多因素的选择以及自身变化和相互作用之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的动态的转换过程。

4 总结与启示

从最初的米德冲突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再到不可能三角，随后扩展到三元悖论、扩展三角和引入了新变量的四面体假说，这些理论在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为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以及政策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提供了经典的分析依据和基础。我国1994年至2005年采取“货币政策独立+固定汇率+资本管制”的组合；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实现了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并增强汇率弹性和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到2010年新汇改，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增强。由此看出，我国汇率政策都是在此框架下制定的。作为一个大国，我国是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故主要问题即为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二者择其一，从长期看来，货币政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组合将是最终选择。

实现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不可能三角理论及其扩展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原理与框架还是为我国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不应该局限于理论本身，而更应该做出发展，寻求改变和突破并加以灵活应用。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逐步稳健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最终实现预期的汇率自由浮动与资本自由流动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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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rankel J，Anddrew R.The endogeneity of theoptimom currency area criterion[J].Economic Journa，1999.

第7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汇率制度；经济发展；内部均衡；外部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04-05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深化，汇率制度在促进贸易快速发展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收支失衡，协调这种矛盾关系到国际间的长期交往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我国汇率制定改革的绩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文献综述

Mussa(1986)最早研究了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他发现，在固定名义汇率和可变动名义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实际汇率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别。Calvo (1986)对拉美国家的名义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做了描述性说明。Baxter and Stockman(1989)开创了实证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先河，比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重要经济总量的时间级数后发现，在灵活汇率制度下,除了实际汇率具有更大的可变性之外,关键的宏观经济总量和不同汇率制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Edison and Melvin(1990)研究发现，用经验主义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绩效比较，最终证明没有结论。Little，Corden，Cooper and Rajapatirana(1993)以1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某些国家低通货膨胀与钉住汇率有关。Flood and Rose(1995)研究表明，除了实际汇率行为的差异之外，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的差异不存在相关关系。Mundell(1995) 检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发现在固定汇率制度盛行的早期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Edward(1996)实证分析得出，钉住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较小。Ghosh，Gulde，Ostry and Wolf(1997)根据1960-1997年间约140个国家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按实际情况把汇率制度分为9种，研究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波动性也较小，钉住制汇率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要稍低些，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率稍高。Ghosh等人(2000)还发现，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货币局和自由浮动优于“软”钉住国家。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0)，考察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150多个国家的情形，构筑了事实分类法LYS数据库，分析发现，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国家。在人均增长率方面，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增长率低，波动率也高。Corker(2000)通过对东欧五国的研究发现，一国一揽子政策的一致性对于宏观经济绩效非常重要，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Bailliu(2000)认为，灵活汇率安排只在资本流动相对开放的国家与更高的增长相关，汇率制度变化是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汇率灵活性本身不足以促进中期经济增长。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Wolf(2001)研究发现，法定分类和实际分类下，钉住汇率都显示出最低通胀和货币增长率，但是，汇率固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非线性。

Goldstein and Tuner(1996)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问题，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下降，因此，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Bordo and Schwartz(1997)认为，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危机反映了经济基本面与钉住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Eichengreen and Rose (1998)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保持汇率驻锚的目标可以制约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复无常的政策选择，把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内冲击降到最低程度。Velasco and Lespends(1999)发现，发展中国家美元债务的大量存在需要选择固定汇率制度。Eichengreen and Arteta(2000)研究得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Domac and Peria (2000)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汇率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Calvo and Reinh-art(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强调了汇率固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Chang and Velasco(2000)研究指出，即使某一金融体系在其他方面来说有效率，但如果该体系中流动性不足，则钉住汇率制可能会促进金融恐慌。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研究结果表明角点解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

0bstfeld and Rogoff (2000)指出，钉住汇率制会阻止顺周期调节，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当发生对生产率的冲击时，汇率钉住不允许实际工资发生调节，从而不允许产出进行相应的调节。Moreno(2000)研究发现，东亚国家中钉住汇率制不能带来明显的公信力和宏观纪律的好处。同时钉住制下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之后，两者的差别显著缩小。Reinhart-Rogoff (2002)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流动程度的不同，把所选择的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后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Brooks and Oomes(2003)认为中间汇率制度比起两极汇率制度更能表现出明显的持久力。对于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或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能够表现出较低的通货膨胀不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代价。对于发达国家，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能提供更高的发展速度而不需要更多的信用成本。Genberg and Swobada(2004)在“害怕固定”的假设下，证明相对于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他们的汇率频率分配性质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研究。陈平、王曦(2002)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态势后面的微观行为原因，建立了我国的外汇需求和供给函数，研究发现现行汇率制度构成了对汇率政策的严重制约，调节国际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的运用，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余波(2002)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他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分析政策选择，证明了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唯一的均衡，存在效率问题，需要制度创新。唐建华(2003)回顾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变量以及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李静萍(2004)重点阐释了不同分类法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的不同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基于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的状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研究很少。本文通过研究汇率制度变迁对内外部经济均衡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汇率制度变迁产生的经济绩效，从中得到启示。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变迁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演变。

1981年，外汇体制改革迈步，尝试双重汇率制度，即复合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仍沿用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保持1美元兑1.50元人民币；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按1：2.80元人民币的水平结算，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制转向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幅度很小。

1985年，实行单一汇率，取消了内部贸易结算价，将官方汇率调为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之后连续多次下调。这期间名义上实行单一汇率，实际上是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中央银行对官方汇率部分直接控制，对调剂价进行管理，因此，人民币实际是进入到了管理浮动汇率制。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力度加大，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将外汇调剂价和官方汇率牌价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统一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在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制度，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调控。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被视为BBC(band, basket, crawling；浮动区间+篮子货币+爬行盯住)的规则，确定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超过千分之三，但中心汇率(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汇率)不公布，给中央银行留下了缓冲余地。事实证明，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决策完全正确。2007年4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73：1，人民币累计升值约5.9%。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解析，汇率制度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政府推动改革阶段和市场推动改革阶段。1980--2004年，是政府主导的汇率制度变迁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动改革僵化的汇率制度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通过两方面推进，一方面，逐步放松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降低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整体呈现持续贬值趋势，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增加外汇积累。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变迁，实现了稳定外汇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非常成功。2005―2007年，是市场推动的汇率变迁阶段。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

我们将汇率改革后的实际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作比较。

（一）对1981-198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1年实行复合汇率制度，较高的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也给国家造成了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逐步调低了对外公布的官方汇率，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造成了1983年开始人民币逐渐高估。这时期的汇率高估导致了贸易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1983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出现负增长，贸易顺差从1982年的30.3亿美元减少到8.4亿美元，1984年出现12.7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说明内部结算价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贸易的迅速发展，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的就业体制僵化，加上“”十年城镇积累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到1983年有所缓解，说明本币适度贬值和钉住汇率制度缓解了失业压力。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年均值2.92%，经济增长率年均值9.6%。因此，汇率制度在促进内部宏观经济均衡目标的实现上产生了作用。

（二）1985-1993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5、1986、1989和1990年，人民币汇率先后4次大幅度贬值，分别达12.5%、13.6%、21.2%和9.8%。汇率低估平均值为12.53%，人民币一直处于低估状态。1991年4月9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年汇率贬值10%，低估幅度一度增加，到1993年高达19.3%。

人民币几次大幅度贬值应该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显著，但是，经济绩效并不明显。原因是，当商品换汇成本降低从亏损转为盈利时，外贸部门竞相提高收购价格，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另一方面，汇率大幅度贬值不同程度提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对于高价进平价出的商品，财政“补贴”增加了负担；对于高进高出的商品，加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8%。这次汇率低估尽管没有彻底扭转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但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贸易逆差的确减小了，出口增幅高达35.85%，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但受到当时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制约，效果未能充分展示，但进出口额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奥肯定律描述了就业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在短缺时代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系数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然而，与理论研究相反，这期间我国平均失业率为2.23%。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最严重，人民币经历了5次较大幅度的变动，小幅波动更为频繁。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1993、1994两年通货膨胀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21.7%，表明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易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在促进我国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三）1994-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名义汇率大幅度贬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提高。当年人民币高估13.0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我国物价出现负增长，使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汇率持续高估。2001年，经济开放度提高，随着物价上升，实际汇率有所回升。由于美元自2001年之后持续贬值，从2002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由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随之贬值。

这一阶段，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1994年贸易顺差461.7亿元，出口增幅高达97.2%；1995年顺差持续增长到1403.7亿；1996年贸易顺差为1019亿元；1998年扩大到3605.5亿元；1999年贸易顺差趋势开始逐渐缩小，直至2001年下降到1864.9亿元；2002年再次扩大为2517.6亿元；2004年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2005年顺差1039.55亿美元；2006年顺差1174.7亿美元。此次汇率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长期贸易顺差，稳定的汇价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汇率制度的改革绩效比较显著。

1995-2005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在7%-10%，从汇率对经济增长的绩效看，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Wolf的结论较为一致，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密切关联。1998年以后，国内需求疲软的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稳定出口预期，有助于稳定外商的预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1993年相比增幅达64.8%。FDI的乘数效应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技术外溢”刺激促进了技术提高。

四、宏观经济发展外部经济的均衡

宏观经济外部均衡体现为国际收支自主易均衡，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差额应能相互抵消。国际收支与汇率存在双向的关系，一国国际收支差额既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又会影响到外汇供求关系和汇率的变化。一方面，当一国处于国际收支顺差时，会造成本币对外币升值；另一方面，汇率变化也会影响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

（一）1985-1993年的外部均衡状况

这9年期间我国经常项目出现顺差的年份只有3年，资本项目却保留着较低的顺差，因此，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处于略有盈余阶段。由此可以发现，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利于对外贸易，却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阶段，国际收支总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只有1990、1991年达到3%、5.2%，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在促进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绩效比较显著。

（二）1994-2005年外部均衡状况

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来，除了1998年出现较小的资本项目逆差外，国际收支一直保持“双顺差”，2004、2005年国际收支经顺差为1793亿美元、223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达10.84%和10.01%。一方面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着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另一发面，持续的“双顺差”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贸易磨擦增加，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来看，资本项目下引进外资的效果显著。从1993年以来，连续多年吸收外资排名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我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位，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1980-1999年的20年里，中国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是外商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

从外汇储备来看，截至2007年初，外汇储备己超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保证了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同时，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较高成本。

内外均衡的统一是我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汇率改革的方向和长期目标。从实际来看，目前的外部失衡已较明显。伴随着“双顺差”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面临愈来愈大的升值压力。然而，长期的严重外部失衡似乎并未对内部均衡形成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保持了低通胀、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需要看到，在外部非均衡状态下的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压力逐步增大。

五、几点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官方汇率与内部贸易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度，对出口缺乏足够的激励。“外汇指标”的低价格鼓励了用汇的冲动，这种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阶段，虽然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但经济绩效并不显著的原因，是国内贸易出口主要依赖简单加工“三来一补”小项目，没有形成大量出口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内地农村大规模廉价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得到配置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阶段，本币汇率的贬值鼓励了出口。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环境下，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比较显著。所以，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需要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的适应。相应的，外汇储备高居下的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一定要循序渐进，给予目前已经形成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一定的转型时间和空间，否则，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刚性转型和大量失业。

第三，钉住汇率制度能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钉住汇率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经济内部发展目标，但不能协调外部均衡目标。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减少失业人数，在促进国内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第四，在经济开放不断加大的环境下，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从国内经济和国际间经济协调的双重视角慎重决策。如果我国对外经济长期非均衡的现状不能缓解，国家之间的摩擦无疑将堆积加重。从长期审视，我国均衡汇率终将逐步形成，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是实现贸易国家之间的“双赢”，即实现国家经济绩效和国际经济绩效的协调同步，否则，难以实现开放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Mussa，Michael，Nominal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Behavior of Real Exchange Rates，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Vol. 25，pp.117~213，1986.

[2]Calvo，Guillermo and Carmen Reinhart，Fear of Float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momics，Vol.117，No.2，pp.379~408，2002.

[3]Baxter，Marianne and Alan Stockman，Business Cycle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3，377~400，1989.

[4]Edison，Hali，and Michael Melvin，The Determinant and Implications of an Exchange Rate

System，in Monetary Policy for a Volatile Global Economy，ed. By William S. Haraf ，and

Thomas D. Willet，The AEI Press，Washington D.C，1990.

[5]I. M. D. Little，Richard N. Cooper，W. Max Corden and Sarath Rajapatirana，Boom, Crisis, and Adjustment: The Macroeconomic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 1994-02-24.

[6]陈平，王曦.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J]. 经济研究，2002(6): 23-31

[7]余波. 开放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安排：效率分析与制度取向[J]. 财经论丛，2001(7): 49-55

[8]唐建华.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争论、发展趋势及其经济绩效比较[J].金融研究，2003(3): 71-79

第8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外汇汇率的波动，也会给金融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本文就汇率变动形成的风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给出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以期降低汇率波动给贸易造成的风险，减少损失。

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一般是用交易双方均认可的货币来计价。目前约70%的国际贸易以美元来计价。这就需要考虑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了。由于汇率波动频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就需要较为准确地估算费用和盈利，避免汇率变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汇率风险。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宏观角度看，汇率变动使贸易收支差额从国际收支差额发生变化。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升值态势，一度突破6.8元大关。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汇率变动的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从目前形势看:

1.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自2003年初起日本在七国会议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后，以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各种形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充斥于世界市场的中国产品对许多国家的工业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它们认为这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表现，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低估，使中国贸易收支持续表现为顺差，因此人民币应该升值，从而通过升值来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

2.美元贬值动力尚存

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近年来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3.我国的汇率改革还不完善，汇率浮动仍显刚性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较之前已有所增强，但与完全浮动相比仍显刚性。汇率制度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境内，央行为维持外汇市场均衡，必须不断进行外汇干预，大量买进外汇资产，进而导致外汇储备相应快速增长。面对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进行冲销干预，而在冲销干预下货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利率有上升压力而其预期却不上升，利率一汇率内在传导的机制被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所隔断。正是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这种矛盾冲突。造成200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持续过热，货币供应量超标，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在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上形成，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但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汇头寸市场，还有一部分外汇供求关系还不能在外汇市场上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企业在结汇时出现汇率风险，因此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就成为我们研讨的重心。笔者认为合理规避外汇风险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协调进行，以减少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

宏观方面规避风险的措施应“长短”结合。

1.短期措施—主要目标是使汇率维持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波动

一是继续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并公布货币篮子的组成。从而给市场一个明确的货币汇率变动规则。将对货币的升值预期转移到对篮子中主货币的贬值预期上。

二是适时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区间。这需要迅速对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与居民和企业的交易制度、银行的外汇头寸管理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

三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有效干预，使汇率反复进行窄幅震荡。这种方式虽然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长久之计，而且其实际效果需要视市场心理而定。

四是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这是一种改革期间的不得已的方式。

2.中长期措施—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

一是可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

二是自律突出在控制与调节。市场价格规律预示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不可持续，我国自律的重点在于市场规律的认定和选择，而不是简单对应国际舆论。这需要我们用自我控制和调节得到验证与掌控。自律的结果是化解自我的风险压力，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作为。而从自律角度反思，我国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不是在释放和化解，相反矛盾和压力在逐渐上升，我们需要考虑和改变我们的对策和策略，主动掌握我们自己需要的价格与价值。

三是加强汇率波动理论的研究，加强对汇率的检测，建立完善的汇率预警机制，定期预警信息，加强对企业的引导。

微观方面规避的措施要从加强管理入手。

1.增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技能

培养和引进懂专业、懂技术、懂工具的财务人员，加大有关信息的投入，使之能够在外部咨询的基础上对汇率做出独立的判断，能够识别风险点，并运用有关工具管理风险。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方法管理风险。

2.选择合理的避险工具和产品

第9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第一部分实证分析原有的利率平价模型对中国不适用。第二部分引进制度摩擦系数集中分析了利率平价模型在中国的发展阶段。第三部分，分析当前制度下金融风险是如何积聚的，金融市场的开放会放大这种风险;第四部分是对市场开放条件下利率汇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利率汇率机制——利率平价是一个独特的机制，它造成了中国当前金融风险的积聚，而金融风险释放的途径在于金融市场本身的完善，实现利率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平价过程。

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和1996年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中国的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无到有。加入WTO后，中国最终将开放金融市场，这意味着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从而对经济平衡造成影响。

本文在借鉴易纲、范敏、张萍、杨威等学者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利率平价模型对中国的契合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原有的利率平价模型对中国并不适用，因为该模型的前提在中国不存在（利率管制；资本账户不开放）。本文放宽前提，引入制度摩擦系数，提出了适合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利率平价模型，并分析指出，当前制度前提下，利率平价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风险积聚的过程，金融市场开放后风险还会放大。风险的释放需要完善的金融体制，要想在金融市场开放后让利率汇率机制发挥作用，缓冲风险，必须提供一个利率汇率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

一 中国“利率汇率联动”的实证检验①

(一)中国汇率与利率变动的相关性检验

魏巍贤检验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利率和汇率数据，其研究表明：汇率对利差的弹性为0.4468，即人民币对美元每变动1%，大约有0.45%应归因于利率差。其相关系数也较高，为0.822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对利率变动与结售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外利差与贸易项目下结汇率之间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67），且利差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结汇率提高2.2个百分点。可见，中外利差越大，短期资本通过经常项目下流入国内越多。2.中外利差与贸易项目下售汇率之间相关度低一些（相关系数为-0.54），且为负相关，中外利差每增加一个百分点，1个月后售汇率降低约2.16个百分点，故中外利差愈大，滞留在国内的短期资本愈多。

总之，在现有体制下，利率变动对汇率有潜在的正向影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率变动对汇率的直接影响会日益显著。

(二)我国利率和汇率变动对利率平价模型的契合性检验

给出了1980—2001年中美两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美国为联邦基金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情况。1986年以前，R$ ＞ RRMB ，根据利率平价，这预示着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实际上人民币却贬值了。1987—1993年，R$ ＜ RRMB，人民币应该贬值，人民币在此期间的确在贬值，与利率平价的预测相符。1994—1998年，R$ ＜ RRMB，且两者的差距前期在加大，利率平价理论预示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贬值，但人民币名义汇率1994年升值1.3%，1995年升值3%，1996-1999年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势头，与利率平价的预测正好相反。1999－2001年，R$ ＞ RRMB，两者的差距在前期很大，达到了4.25个百分点，后期差距缩小直至发生逆转——美元利率（1.75％）略低于人民币利率（2.25％），按照利率平价，预示着人民币汇率将由前期的大幅升值转向后期的大幅贬值。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三年的人民币汇率分别为：8.2783、8.2784和8.2770。经过以上对我国20年的利率和汇率变动数据考察可知，总体而言，利率平价的预测与我国的实际形势并不契合。

利率平价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均衡的市场利率加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假定这两个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在考虑了利息收益和汇率变动的收益后，两种货币存款的实际回报率应该相同。但是，中国现行体制下不能满足这一基本条件，中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利率是管制的，基本不由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缺乏弹性，浮动范围较小；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在这些制度性条件约束下，利率平价在中国的解释能力不强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理论上看，许多结论的成立需要种种假定条件，如果现实中某些条件不满足，则汇率与利率的某种特定关系不会存在，或以变形的方式存在。相关性检验证明，汇率与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存在，只是由于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使之可能发生了变形。那么能不能把制度性因素引入，找出变形的利率平价模型，并以此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呢？

二 利率平价模型在中国的发展

制度摩擦系数指由制度性因素所产生的对利率平价的摩擦系数，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市场缺陷（即期外汇市场无效率、没有远期外汇市场）等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摩擦系数，记为K。

当前条件下，汇率变动应等于两国利率之差加（减）交易成本C与制度摩擦系数K：

=R-RF±(C+K)

(2.1)

其中，R为国内利率，RF为国外利率，E为即期汇率，A 为预期汇率或远期汇率，“＋”号表示达到无利可套前国际套利资本流向为内流；“－”表示达到套利平价前国际套利资本流向为外流。

（2.1）式移项得：

R-R=±(C+K)

（2.2）

（2.2）式是广义的利率平价模型，也是利率平价模型在我国的表述。更准确地说，由于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因此，（2.2）式中的A将不能代表远期汇率F，只代表预期汇率EE。于是，利率平价模型在中国的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

R-R=±(C+K)

（2.3）

此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变形表达式。

1994年以前，由于中国实行全面的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价，国际套利活动基本无法进行，故系数K趋于无穷大。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由于外汇管制政策的不完善，以及执行管制政策的力度不足，国际套利短期资本的流动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套利活动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主要有以下四种渠道：1.混入经常项目办理结售汇；2.利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漏洞实现人民币的兑换；3.直接通过外汇指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实现国际短期资本进出，一般采取私下议定汇率，境内收付人民币资金，境外收付外汇的办法；4.通过外汇黑市实现国际短期资本进出。国际短期资本在中国的流动规模数据无法获得，但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净误差与遗漏”数据中可窥一斑。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产生的“制度漏出效应”（即套利资本流动的多渠道实现），直接导致了系数K的变形，变形后的K记为K1。此变形表现在两个方面：1.资本流动的有限性。国际套利资本流动从基本无法进行到有限流动；2.交易成本的增加。国际套利资本寻找制度的漏洞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会增加其交易成本。也就是说，K1身兼两项职能：既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又要保证套利资本的有限性。那么，（2.3）式就化为：

R-R=±C1

（2.4）

其中，C1 = C + K1。

经过对制度摩擦系数K的分析，适用于我国的利率平价模型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 ，1994年以前。利率平价模型表现为：R-R=±(C+K)。在此阶段，系数K趋于无穷大，国际套利资本基本不流动，利率平价模型不可能成立，无法用利率平价来预测汇率变动。

第二阶段，1994年到中国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利率平价模型表现为：R-R=±C1。其中C1 = C + K1。在此阶段，系数K转变为K1，交易成本上又增加了制度成本，国际套利资本具有有限流动性，利率平价模型可能成立，只是其达到平价的过程拉长，利率平价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

第三阶段，中国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即利率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以及具备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等。利率平价的模型表达式将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相同，即：R-R=±C。在此阶段，系数K趋于0，可以忽略，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利率平价模型成立，利率平价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将更强。

三　当前金融风险的积聚与金融市场开放后风险的放大

（一）当前制度环境下金融风险的积聚

1. 利息计算的非分段性和利率的管制保证了套利资本利差收益的稳定。《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储蓄存款、单位存款从1993年起，遇利率调整不实行分段计息。国际套利中的利率风险由于此项规定的实行几乎被完全消除了。利率的管制使得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变动不能自动调整资本的价格——利率，客观上延缓了利率平价的过程。

2. 汇率的单一钉住制减少了国际套利的汇率风险。我们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单一钉住制”，主要就两方面而言：一是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运行情况；二是中央银行的目标与手段。1995年以来，人民币与央行所关注的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围绕着1：8.30仅有微小变动，而与其他货币上下浮动幅度则相当大，所以可以说人民币“钉住”了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保持币值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似乎成了这个市场惟一的“造市者”（Market Maker）。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相应承担了较多的隐性义务，内定波动幅度——央行规定日波动范围保持在交易基准价上下0.3%的幅度内，并酌情入市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不变或在极小幅度内变动。实际上只盯住和管理美元汇价，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则通过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套算得出。

“单一钉住制”使预期汇率的可确定性增强，减少了国际套利的汇率变动风险，国际套利者不必再为规避风险而付出成本和代价，有利于国际套利的进行。

3. 国际套利资本的有限流动性拉长了利率平价的过程。1996年12月1日，中国宣布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然实行管制。再加上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尚未真正对外开放，仅有B股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且规模尚小，并刚刚允许符合一定要求的外资企业发行A、B股票，因此，国际套利资本进出的流动性是有限的。资本流动量的降低必然推迟达到利率平价的时间，拉长利率平价过程。

总之，汇率的单一钉住制减少了国际套利的汇率风险；利率管制和利息计算的非分段性使国际套利的收益率高且稳定，几无风险；再加上套利资本的有限流动性拉长了利率平价的过程，就会使国际套利资本持续流出或流入，其结果必然是影响了中国正常的金融秩序，积累了金融风险。

（二）中国未来金融市场（主要指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加大金融风险

1996年以来，中国每年引进外资约40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外资输入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平均估计为364.91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60%左右。可见，在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之时就存在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

开放资本账户后，促进资本流入规模增加的因素很多，比如中外利差因素、经济增长预期因素、产业转移因素以及投机因素等等。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入会导致国内货币供应增加，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最主要的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金融市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引致国际游资的冲击。“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在“21世纪的中国及世界”国际论坛上提醒说，“中国已经下大力气，为入世做准备，但就其金融体系而言，中国还未准备好。”

虽然开放资本账户后逃避管制寻求流动便利的动机消失，但因资本外流成本降低、规避国内风险、对外投资等原因引起的资本外流会大大增加。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出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从而损害经济持续增长；还会使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货币贬值预期增强，从而容易引起全面抛售，出现金融恐慌。

四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的汇率利率联动机制

加入WTO加快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将增强利率—汇率机制在调节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平衡中的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经济金融受国际经济波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

（一）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对汇率利率联动机制的限制

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下，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对汇率—利率机制影响较大。

1. 选择固定汇率制。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利率汇率的联动作用会受到限制。在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通过买入外币卖出人民币以冲销外币供给增大对汇率的冲击，但人民币投放增加又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资本大量流出的情况下，资本项目下的逆差会造成本币贬值的压力，为维护汇率稳定，需要减少外汇储备，同时也造成国内货币供应减少，从而使利率上升而投资增长下降，严重的会导致经济衰退。

另外，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可能选择固定汇率制。因为，按照“蒙代尔三角”难题，如果中国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选择固定汇率制，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然也就不会选择固定汇率制。

2. 选择浮动汇率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率－汇率的联动作用增强。汇率的灵活性越大，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越大，抑制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能力越强。但是汇率经常浮动会增大汇兑风险和加大对冲成本，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也会加重市场预期的不稳定性，更大的问题在于实行浮动汇率制要求政府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短期内中国还不可能选择浮动汇率制。

（二）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下汇率利率联动的制度保证

由于当前制度条件下的风险积聚和资本项目放开后风险的扩大，因此，迫切需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过程中建立增强汇率利率联动机制的制度保证。

1. 分步骤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可以先考虑放开人民币对港元以及台币的自由兑换，因为港澳台资本一直是大陆“外资”的主流，人民币、港元、台币同属于“大中华经济圈”，汇率的波动相对容易协调和监管。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先扩大对港币的自由兑换，在成功的基础上扩大到台币、澳门元，逐步对资本项目下的所有外币实行可自由兑换。目前，内地准许携带少量人民币现钞出境，逐渐在香港形成了一个人民币现钞兑换市场，中央银行可以透过该市场了解人民币需求情况，又可适当地进行干预，增加干预的经验。

2. 实现利率自由化。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较少（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招标发行利率等由市场决定），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之间的传导受阻。

中国利率自由化的改革可以参照以下顺序进行，第一，在本外币利率改革过程中，先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后逐步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第二，在改革高度集中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先完全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后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决定利率的自主权。第三，在改革存、贷款利率中，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

3. 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中国1994年开始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失为一个最优的制度选择，只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浮动不足而管理有余，几乎等同于固定汇率制。而与资本自由流动相结合的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受到货币投机者冲击，近年来泰铢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等国际金融危机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在汇率的改革方面，首先要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强调管理而忽视浮动只能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而不能发挥市场的作用，因此，要加大汇率变动的弹性。其次要改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不仅使汇率风险集中在央行，而且阻碍了外汇市场的发展。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允许中资企业和个人适当持有外汇，将有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外汇风险。

4. 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做准备。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以金融市场的机制健全、高效率、高透明度为前提的，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那么开放带来的只能是风险而不会是机遇。

有必要建立一个十分发达的、吸收短期资本流动的短期货币市场。既允许大量外汇投机的存在，又能灵活地运用短期利率进行货币市场操作，通过提高利率（贴现率）或发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如国库券），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从而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

有必要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以生成远期汇率，同时为中央银行进行市场干预提供中介，增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连接和沟通。

五 几点结论

汇率利率联动机制——“利率平价”将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相伴而行，共同发展，共同完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利率平价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固定汇率、利率管制和资本的有限流动拉长了利率平价过程，造成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或流出，积累了金融风险。金融市场的开放会放大这种风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下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金融风险释放的途径在于金融市场本身的完善。应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实现利率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平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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